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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知识的误解
二、学问与政治
三、学问与学者
四、学问的三种病症
五、求知与学问
六、学问与品性
七、习惯与教育
八、读书与学问
九、社会知识与智慧
一、对知识的误解
我常听神学家说，知识这一类东西需要大加限制与注意才可接受。希望得到过多的知识，是人类坠落的原始的诱惑与罪恶。知识本身也有点和蛇相像，它“咬着”人的痛处，能使人的痛处肿胀。“知识足以长傲。”所罗门有过这样的意见：“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另一处，他说：“因为有智慧，就有烦愁；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圣保罗也给过我们警告：“我们不要因虚空的学问而被掠夺了。”经验指示有学问的人怎样才是大异端者，学问发达的时代往往都是倾向于无神论的，人们研究怎样刺激“自然”的原因的探讨，减损对于上帝，即初级的原因的依赖。
要明了上面这种意见的愚昧与错误以及在论据上的误解，好像这些人并没有观察或考虑到那使人堕落的，不是关于自然与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倚仗知识的光明，人在世界上见到各种生物时，就能依其性质，各个予以名称。诱惑人类的却是辨别善与恶的那种骄傲的知识，有了它，人类就想自己制定生活的规律，不再依赖上帝。知识无论怎样多，也不能使人的心灵膨胀，因为除了上帝与思想中的上帝以外，没有事物能够充满，更不用说膨胀人的灵魂了。所以所罗门说到在知识获取上最为重要的两种器官————耳与目的时候，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如果是没有满盈的话，那么容者是大于他所容的了。关于知识本身与人的心灵————对于后者，各种器官不过是报告者————所罗门在为各种行为与目的定了它们适当的时期以后，他也用这样的字句来说明，而且是这样的结论：“上帝使万物各于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世界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人都不能知道。”这很显然是说上帝把人的心灵做成镜子一样，能够接受宇宙全体的影像，并且这种接受，如同眼睛喜欢接受光明。它不但喜欢看种种的物类与时令的转变，并且还要进一步看出从这种种变动中可以绝无错误地看到的规律。人之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规律，是因为有种种的障碍，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不完美、知识传授的不得法，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因为这个世界的表面没有哪一部分是不允许人去研究与发现的，并且对于有些地方，所罗门还能如他所说那样判断：“人的心灵如同上帝的灯一样，用它可以去搜检各种秘密的内情。”如果人的心灵的容量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知识的比例与分量如何大，显然是没有一点可以使它肿胀或超过了它正当的限度。但是知识的性质是这样的，不论它的分量是多少，如果服用的时候不加以适当的消解剂，它的表面总是有一点毒素或有害的性质，那么吃了这种毒素的结果就是气胀或肿大。这种可以使知识有这样特效的解毒剂就是博爱精神，所罗门这样说：“知识叫人自大，但是爱心是能够造成人的德行的……我若能说各种人和天使说的话，却没有爱，那也不过就如同响着的铙钹。”这句话不是说谁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说如果离开了爱而无涉于人类的福利，那他只有虚空与无价值的光荣而没有切实的好处。至于论到所罗门关于著书与读书过多和精神因知识的满溢而不安的那些意见，与圣保罗所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为虚空的学问所诱惑了。”我们只要明白在什么地方可以划清人类知识真正的界限，而不至于这样的缩小了它的范围致使它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这类界线，共有三种：第一，我们不要这样高估了有知识的幸福，致使我们忘记了道德；第二，我们应用知识时，一定要使我们获得安息与满足，而不是厌恶与懊恨；第三，我们并不想借研究自然而达到上帝的神秘。关于第一点，所罗门在同一本书中发表了他很好的意见，他说：“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里看着的，而愚昧人只在黑暗中摸索。但我知道这两种人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关于第二点，除完全出于偶然外，决无因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的烦恼与不幸，因为各种知识与知识引发的好奇心都能使我们得到一种愉快的心情。可是人用他们的知识来制成的结论，应用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当他们有了脆弱的恐惧或广大的愿望的时候，这就有了上面所说的心理上的顾虑与烦扰了。在那时知识已经不是“纯粹的”光明了————赫拉克利图关于这点曾说过“干的（纯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灵魂，”而不是已变为湿的“掺杂的”，或是被浸渍了的、被浸渍于各种病症的湿气中的光明。至于第三点应该稍加论列，不可略过，如有人以为对凡可以感知与有实质的物加以观察与思考，便可得到这种光明，而且因此就能够明了上帝的性质与意志，那么他真是被虚夸的学问掠夺了。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与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与工作方面都是可以产生知识的，如属于上帝方面，那就不能产生完全的知识，只能产生惊异了。因此，柏拉图学派中某人其意在调和希腊的哲学与摩西的著作时说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阳，它可以烛照天地，同时它却隐蔽住了星光；同样，人的官能能够发现自然之物，但是把那神圣遮蔽了。”所以其结果是有很多大学问家，当他们要想以官能这样的蜡制的羽翼探索上帝的神秘时，他们已都属于异端了。至于说到知识太多了就会叫人倾向无神论，与不了解次级的原因将使人更专一的信任，那为初级原因的上帝那些话，我们先要同约伯一样地发问：“你们是因要见上帝而为他撒谎，和一个人为要见他人而为他撒谎一样吗？”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级的原因外，显然更别无他法。如果要想叫人信为不然，那无非是欺骗，仿佛这样就可以对上帝表示一种好感似的。也就是对于创造真实的上帝，来贡献谎言这种不清洁的牺牲。但是，少量或肤浅的一点学问可使人心偏于无神论而再向前进，又能将他的心引回到宗教这是经过证明的事实与根据经验的结论。当人开始研究学问的时候，他的心看到了与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级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隐晦，可是当他继续前进，去寻求各种原因的互相依赖时，按照诗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链的最高层，是一定附着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脚上的。最后一句话，凡人不要因他对节制的意义了解不充分，或是误用了中和，认为是在上帝的训示《圣经》或对“自然”的神学或科学中研究得太深，他们却应该在这两者中试求无止境的进步，只需留意把二者都应用于慈爱而不是夸大，应用于实用而不是铺张，最后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几种研究混杂或淆乱了。
二、学问与政治
学问在政治家那里受到了不公正地评价，他们认为学问足以软化人的心理，使他们过于谨慎与寡断或是太严格地遵守规则与真理，使他们过于固执与自信，使他们的志向过于远大或怀有更多奢望。
至于说学问可以使人喜欢闲逸与隐退并使他们懒惰，这种看法是缺乏依据的。反过来说，除了有学问的人，再没有别人喜欢为工作而工作，这种断言是不错的，因为他人或为利益而爱工作，如佣工者爱工作是为了工资；或是因为光荣，有事做使他们被人看重，并可以重振将要低落的名誉；或是因为做事使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利得与给他们酬恩报怨的机会；或是因为做事可以运用他们所自矜的一种能力，因此叫他们高兴并对自己重视；或是因为做事可以对他们别的目的有所补益。如同人说不真实的勇敢一样，有些人的勇敢是表现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们的意愿是这样的。只有有学问的人喜欢工作，是因为工作是合于自然的动作，是因为工作宜于心理的健康同运动宜于身体的健康一样，是以这种动作的本身为愉悦而不是因为他可以获得利益。所以在所有人里面，他们是最不倦怠的。
如果有人勤于诵习而怠于事务，那是源于身体衰弱或精神软弱而不是源于学问。如森立卡所说的“有些人在暗处生活得太久了，他们一到了光亮里面就感觉到困难”。有这样脾气的人往往专心于学问，但绝不是学问使人有了这种脾气。
如果说学问占用了太多的余暇，我的回答是：忙碌的人，在他等着事情到来的时候，无疑也有好些空闲的时间。问题是怎样利用这种余暇：用于娱乐，还是用于研究。德摩斯尼的敌对者厄斯启尼是一个喜爱娱乐的人，他嘲笑狄氏，说：“他的演说带着灯油气。”狄氏回答他说：“的确，你和我在灯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人不必恐怕学问驱除了事务，因为它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至于为怠惰与娱乐所乘，使事务学问二者都受到损失。
再说学问可以从根本上伤害法律与政府的尊重的这些意见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谤言。若说一种盲目的服从习惯要比彻底了解的责任靠得住，那就是说一个被人领着的瞎子行走比一个健康的人拿着灯走还要稳当。学问使人的心理平和、宽大，容易驾驭与管理，而愚昧使他们粗暴、拗戾与易生反抗，这是无可辩论的，历史上的证据都足以证明。因为最野蛮、粗鄙、与没有学术的时代也就是骚动叛乱与变动最多的时代。
至于论到检学者凯图的见解，他对学问的诬蔑，后来是受到了与他的过错同类的惩处。他过了六十年反为一种极度的愿望所驱使重入学校，学习希腊文字，目的是要看希腊人的著作，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从前对于希腊学术的非议是故示郑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见。至于论到希腊人的诗句，虽然他乐于把统治帝国的技术归于罗马人，而把臣伏的技术传与其他的民族来与世界挑战，就是说罗马人并没有能够在他那种技术达到高度以前，先达到了这样的帝国的高度。因为在最初的两个执政时代，那时统治的技术达到了最大的完备，同时就生活着人所熟知的最好的诗人马罗、最好的历史作家李维、最好的考古家法罗、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说家西塞罗。至于论到苏格拉底，我们却应该记着他被迫害的时候，是在那统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杀与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在这种政治革命刚完成的时候，被他们认作罪人的苏格拉底也就被他们造成了英雄，使他追忆上神圣与人类的荣誉（按：此为培根误记，苏氏虽为三十僭主所传召而受了斥责，但其受审判与被处死刑在恢复民治以后），他那在当时被称为使人行为堕落的见解，到后来却被认为是心灵与行为的良药，直到如今。让这件事情就作为对那些在一种任意的严格或假饰的郑重中，擅自将咎责加于学问的政治家的答复吧。但是这种反驳在现时没有需要，因为两位有学问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与殿下，如双子座里的凯斯忒与坡拉克那两颗很光亮与有最良好势力的星星，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在国内有地位与权力者引起对学问的爱好与尊重。
学问所受到贬抑的第三种：那是学问家自身使学问受到贬抑，也就是平常黏附得最紧的那种不信誉。这种不信誉是因为他们处境的艰苦，或因为他们的性情与行为，或因为他们研究的性质。上面列举的第一种非他们的力量所能左右，第二种也出于偶然，只有第三种是应当加以讨论的。但是因我们并不是真实地衡量，却只是说一般人的评判与意见，我们稍说一点前两者，也不是不当因学问家的处境而使学问受到的贬抑，或是因为他们的贫乏，或因为他们生活的隐退与职业的卑下。
论到物质上的缺乏与学问家大都出身贫穷，并且因他们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货利与孳息，以致不能与他人同样地易于富饶。我们大可把揄扬贫穷这个题目委给乞食僧去讨论，对于他们，马基弗利极为推崇说：“如果没有乞食僧贫苦的高名与对于他的敬意来抵消僧侣与高等教士们富羡与侈汰的恶名，那么宗教团体早已经消灭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学问的贫穷来维持着生活的洁净与高尚，那么君王们的幸福与安逸，也早已变成粗鄙与野蛮了。可是，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来自见解平正的罗马，在几个时期内，境遇的贫乏是何等为人所敬重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李维在他的绪论里说：“如果我没有为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爱恋所迷误的话，那就没有比罗马更伟大、更崇信宗教、更富于良好的榜样的国家，也没有贪婪与奢侈这样不容易侵入，或是贫寒与节俭这样郑重与历久的为人所尊敬的国家。”在罗马颓衰以后，我们也还看到那自任为恺撒战胜后的顾问者，在他们重新整理国家的时候，以削除对于财富的重视为所有方策中的最有效力者：“在财富不为人所重视和行政长官的职责与其他为一般企图之目的物不能以金钱买得时，这种弊端自然都全部消灭。”现在结束这个论题，有人很正确地说过“惭色是德行的颜色”，即使有时它是出于罪恶，同样，我们也可以很适当地说：“贫困是德行的命运”，即使有时他是因为政治的不良或意外的事由。所罗门觉得金钱可以用在学问上，而学问不可以用去博得金钱，确凿地在他的意见与教训中说过：“那赶着求富的人是不会无罪的”；“买真实，但是不可将它卖去，对于智慧与知识，也是一样”。至于论到学者生活的隐退与卑下，一种不受嗜欲与懒惰所累的私人生活，比政治生活来得安全、自由、快乐与有尊严，至少比后者远于耻辱（因为凡是与他接触的都是好好的对待他的），是常为人所称扬的。他是这样的易于博得人们的同情与赞许。我只需再重申这样一句：为国家所遗忘了而不炫耀于人眼前的学者，却似朱尼阿出殡时的凯修斯与布鲁忒斯的遗像，塔西托对于他们没有同许多人的像同在行列中，这样说“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比所有看得见的像更显得光亮”。
三、学问与学者
论到职业卑微，那最为人所轻视的是儿童管理，往往属于学者。因为这种年龄最没有权力，凡与此有关的事都受到了轻视。我们看到人将何物置于新器，与将何物架置于幼小植物的四周，要比置于旧器与长成植物的四周更为慎重，就可以明白这种谤言不当了。所以各物在最幼弱时期，都常会得到最好的用具与辅助。你愿意听那些希伯来教师的话吗？“你们的少年人会见到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得到异梦”，他们的意思是说少年是很有价值的年龄，因为要比梦接近于上帝的真相。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不论学者“教师”的生活状况在戏场上遭到了怎样的轻侮，如同把他们演成虐政的模仿者，与近代的松懈或怠慢对于学校教师选择的不注意。但是以往最好的时代的智慧，却总是在恰当地控诉着国家过于留情于法令而没有太注意到教育。古代教训里这种好的部分，近来被耶稣会的学校稍微恢复了一点。虽然关于他们的迷信，我可以说“他们越好，就是越坏”，但是关于这点和涉及人的学问与道德事项的其他几点，可以说，同阿偈西劳对他的敌人法纳倍叟说的一样：“你这样的好，我想你在我们这一边了。”这是论到因学者的处境而生出的不荣誉的几点。
至于说到学者们的行为，那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事。他们和在其他的职业里一样，具有各种的性格。但是说学术的研究对于他们研究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这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话。
在注意与无偏倚地考察下，我却不能找出可以从学者行为上发生的不荣誉的事，没有因他们有了学问也必然就有那种不荣誉，除非是下面所说的这种过失。鉴于他们在书籍上读到的时代常比他们身处的时代好，所教的责任比实行的责任好，他们有时太想把一切臻于完善，把腐败的行为变做纯正的教训与过于崇高的榜样，但是在这些地方，他们自己中间也有着足够的警示。梭隆在有人问他是否已为他的人民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时，是这样有智慧地回答的：“是的，我已经给了他们可以接受得了。”柏拉图觉得他的本心不能赞同国人的腐败行为，谢绝担任公职的时候说：“人是应把他的国人当作父母一样看待，就是说只能用卑和的劝告，而不能用强力的争持。”恺撒的顾问在他的警告中说：“不要想把各事恢复到因行为堕落得久了而为人所轻视的原始制度。”西塞罗致书于他的友人爱第克的时候，在凯图二世身上立即看出了这种错误，“凯图的意见甚好，但有时使国家受到不利，因为他说话像他是生在柏拉图的民治国中而不是在罗马平民的渣滓中。”在他说上面那句话的时候，西塞罗是同时在辩解与申说哲学家的持论太过，他们在教训上太严格：“这种德行的教导者似乎把责任的标准定得比自然所能支持的还要高，因为要使我们力求达到理想的标准时，可以达到适当的标准。”但是他也可以说，“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所说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过失，虽然没有到这样极端的程度。
还有一种类似的过失，也为学者所常有的：就是他们把国家或主人翁的生存、利益与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还要重要。德摩斯尼对雅典的民众这样说：“如果你们去注意一下，你们就可以晓得我对你们的劝告，并不是我因此在你们中间显得伟大而你们却在希腊人中变得渺小，是我提出了有时不利而你们遵依了总是有利的。”同样，辛尼加把“尼禄当国的最初五年”做成了有学问的统治者，永久光荣的纪念，他在政迹上变为极端的腐败以后，还是至诚与忠实地贡献着良好与无所顾忌的劝告。这是因为学问使人确实明白了他们身体的脆弱、命运的无定和灵魂与职责的崇重，所以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幸运为他们生命与职务的真正或正当的目的，而愿以这种词句报告上帝，与在上帝之下的他们的主人翁：“你看，我为你获得了利益。”而不是“你看，我为自己获得了利益”。反之，较为腐败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学问确立于责任的爱好及了解中，也从没有向外注意到一般的利益，就把所有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关系上看，把他们置于世界的中心，仿佛各方面的线路都集中于他们的命运中。在各种风浪中，从不管国家那只船是怎样，只要他们能够在自己命运的那只小船里救出了自己就已足够了，但是感到责任的分量与知道自私之界限的人，他们即使受着危险也能不失他们的地位与责任。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变乱而依然无恙，那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争斗的双方对于正直都能尊重，并不因为他们行为善于趋避。这种学问赋予人对责任之敏捷的感知与切实的进行，不论怎样受着命运的压迫与有多少人在他们腐败心理的深处怎样嫌恶他，总还可以受到一种表面的赞许，因此用不到许多的反证或辩护。还有一种学者所常有的短处，就是他们有时对于某种人不能适应。这种缺乏，由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他们广大的心胸不能专用在一个人的秉性与习惯之细密的观察或研究上。伊壁鸠鲁说的“我们彼此都是足够大的一个剧场来容纳对方”是恋爱者的话而不是有智慧人的话。但是我承认凡是不能把心的视力缩小，同把他放射与扩大一样的人，都是缺少一种重大的官能。那第二种原因，却不是因为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因为一个人对于他人的观察是有他的界限的。只要对于他有了充分地了解，可使我们不至于得罪了他，或是能够给他忠实的劝告，或是对他有合理的提防与注意，那就不应该再前进了。如果因想要知道可以怎样左右他、指挥他或是支配他而去窥探他人，这用心就是双重与分歧的，而不是诚意与坦白的了。在友谊上既失了正道，对于君上或长官又失了本分。东方的习俗，对于君上不许注视，虽在外表的礼节上甚为野蛮，但这种教训是好的，因为人不应该用狡诈的窥伺来透入那《圣经》称为不可窥测的君主的内心。
此外，还有一种常在学者身上发现的过失，就是他们在行为上常不能合礼与审慎而在小节上常多过失，因此使小人用他们小处的缺陷来评判他们的大处。不过这种推断常能误人。我可以指示他们去看忒密斯托克里所说的那句话。他这样的自夸固然是骄矜与无礼，但是用来说一般的情形，是适当与合理的。在他被邀请弹奏一种弦乐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能拨弄弦线，但是能够把一个小城造成大国。无疑，有许多人在统治与政策这类的事务上颇有见的，而于微细的事情上存有缺陷。我还可以再叫他们去看柏拉图说他的授业恩师苏格拉底的话。他把苏格拉底比作药铺里装药的瓦罐，外面描绘着猢狲、枭鸟与怪异的形象，里面却装着特效与名贵的药液与药剂。他承认若依着外表来判断，他并不是没有表面的放浪与缺陷，但是在内里却充满了极好的品行与能力。这上面是说学者的行为这一点。
但是，同时我并不赞许有些学者受到了污辱的那种卑贱行径，例如罗马季年那些依附于巨室而实际已变为食客的哲学家。琉欣这样可笑地描写着那个贵妇人带了同车而一定要他抱着小狗的哲学家。贵妇的侍童看他这样的愿意，但是笨拙地抱着那狗，嘲笑他说，他很怀疑可以从画廊派的哲学家变为犬儒派。许多并非不学的人，污辱与误用了他们的心志与笔墨，同杜巴达说的那样，把海邱巴变做了海仑那，浮斯丁那变做了琉克理细阿这种卑下的谄谀。在所有其他事上，极度地贬低了学问的价值与尊重，至于近代将著作献于他们的支持者的这种习惯，也不足称许。因为著作，如果想不辜负这个名称，是除了真实与理智外不应该再有支持者的。古代的习惯，是只把著作献给与个人平等的朋友，或是把他们的名字作为书名。如果献于君上与贵人，那么一定要那人与书的主题确实相称。可是这种办法，与其说是可以辩护，不如说是可以非议。
我并不是说我不以学者的适应贵显为然。旦奥泽尼在人家嘲弄着问他“何以总是哲学家跟着富人而不是富人跟着哲学家”的时候，他有着很好的回答，他庄重而锋利地回答说：“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缺少何物而富人们却不知道。”亚列斯德保对于旦奥尼修斯有所陈请而不见听受，就匍匐于他的脚下，旦奥尼修斯这才停住了听他的陈诉并且允许了他的请求。后来有人为哲学感到屈辱，责备亚列斯德保说他以私人的事求跪于王者的脚边，使哲学这种高尚的职业受到了污辱。他回答说，这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旦奥尼修斯的，因为他把耳朵生在脚上。他的不肯与亚得里安皇帝以口舌争胜，也只能算谨慎而不能算是弱点，他这样辩解着说：“对指挥着三十个军团的人让步就是理智。”这种适应与俯屈到必要的地步，是不可咎责的，因为他们表面虽有点卑屈，可是在正当的判断上，他们只能算是对事势，而不是对人的屈服。
现在我要来说夹在学者研究中的那些错误与虚诞，这是与本论有最重要与最正当的关系的。我的目的不是要笼统地为这种错误辩护，而是要加以批评并把它们分别开来，对好而正常的予以辩论，使它不至于为不正当的所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喜欢用腐败与堕落来诽谤那维持着本来的状态与性质而不失坠的。但是我无意于此时去正确地考虑那些较为隐秘，而为世俗评判所不及的学问上的错误与障碍。
有三种研究上的虚诞是使学问最受毁谤的。因为凡是虚伪或琐屑，既非其实，又无用处的东西，我们是确认为虚诞的。而轻信与过细的人，我们也以为是虚诞的，过细或是在材料上，或在文字上。所以在思考和经验上，我们发现了学问的三种病症：第一，怪诞的学问；第二，争辩的学问；第三，细琐的学问。即虚诞的意想，虚诞的论难与虚诞的矫饰。现在我先说最后的一项。马丁路德受到一种较高的指责，但是运用着他的理智，发觉他所担任的反对罗马教皇与教会的堕落习惯的工作是何等重大，并且发觉他自己的孤立，不能在同时代人的意见中得到一点辅助是被迫着去唤起古人，叫过去的时代来为他声援，合成了一党与现代对抗。因此在图书馆中久已无人过问的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古代作家，都重新很普遍地为人所诵习与讨论。为求更完全地了解这种作家，与更有利地主张与实行他们的教训，结果是不能不对他们所用的原文详加研究。因这种研究，再生出了对他们文体与诗句的欣赏和那一类文章的崇尚。提倡这种古旧而看来似乎新颖见解的人，对经院学派的敌视与反对，更推广与促进了这种古文诗的爱好，因为经院学派大都是立于与他们相反的地位，他们的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风与形式，他们随意创造学术上的新名词来表现他们的意思与避免语言的纠缠，绝不顾及文句是否纯正、是否合乎规律。还有，那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于平民方面，为劝诱他们起见，辩才与说话的变化是当然最为人重视与需要的，因为这是达到一般民众智力的最相宜与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这四种原因，对于古代大作家的爱好，对于经院学派的厌恶，语言文字的认真研究，与宣讲的效力，联合起来就引起了一种对语言的便捷与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就在此时开始。但是不久就流于过度，因为人们渐渐对文字的搜求比材料更加注意，他们驰骛于词语的简练、句读的琢磨、节奏的谐美与辞藻的繁饰，更甚于材料的重要、题目的价值、议论的健全、想象的生动与见解的深刻。在那时候，葡萄牙的奥莎利斯的流畅而空疏的文笔就渐渐为世所重。在那时候，年迈的司忒缪斯对于雄辩家西塞罗与修辞学家海莫泽尼和他自己的论句法与模拟和这一类的著作，是这样无限制与用功。在那时候，图桥的卡雨与亚香，以几乎要与西塞罗与德摩斯尼抗衡的演讲与著作的声名，诱使了所有勤学的青年来钻研这种矫饰与优美的学问。在那时候，伊拉士莫乘机对他们发出了嘲笑的回声：“我在西塞罗的诵读上浪费掉了十年的光阴。”而得到了一个用希腊文的回答：“你这驴子。”在那时候，经院学派的学问是极端地被人轻视而认为鄙野的。总结地说，那时候全部的倾向是对文字的流利而不是对于材料的重要。
四、学问的三种病症
只研究文字而不研究材料，这是学问的第一个病症。虽然我仅举出了几个近代的例子，但这是从古至今多少总有的一种通病。这种病症怎样会不影响到学问失去信仰呢？对于俗人的智力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这种学者的著作，如同看到了一张君主的授权证，或是饰以绘画的书上的第一个字母一样，那上边虽然加着许多的花饰，细看来还不就只是一个字母？据我看来那种疯狂是这种虚诞的一个象征或写真，因为文字不过是材料的影像。
可是，哲学本身很隐晦，加了那使人容易感觉与欣赏的一种修辞的衣装，是不可轻率斥为不当的。这里我们有着色诺芬、西塞罗、辛尼加、布虚塔克这些卓越的榜样，就连柏拉图也是这样。这种衣装有着很大的用处。固然于钻研真理与深入哲学是一种障碍，因为他使人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在我们得出适当的结论以前，已把更进一步去探讨的志愿削减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在公共的事业上应用这种知识，如同在会商、建议、劝诱、讲论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这一派的作家已经把他所需要的知识预备得足够了。不过这种学问的装饰要是太过了，就应该被轻视，如同赫邱里在神庙里看见维纳斯女神的爱人爱多匿的雕像的时候以轻蔑的口吻说“你不是神”一样，学问上的赫邱里的追从者，也就是说，那些较为认真与努力的真理研究者都轻视那种确实没有神的资格的矫饰的。这上面说的是学问的第一种病症。
学问的第二种病症，其性质却比第一种还要坏。因为材料的实质要比文字的优美来得重要，所以反过来说，虚诞的材料比虚诞的文字还要坏。在这里我们觉得圣保罗的指责，不但在他的时代是对的，就是对于他以后的时代，也具有预言的性质，不但关于神学是如此，就是一切学问也无不如此。他说：“避掉那些不神圣的新名词和谬称为学问的言论。”他在这句话里指出了这种意想的与虚伪的学问两种标识：一种是名词新奇，一种是议论武断。后面这一种必然要生出反对，因此就有了问题与争论。如同自然中有许多坚实的物体会腐烂而生虫，良好与确实的学问当然也会腐化而分解为许多精微、无用、不健全与同虫一样蠕动的问题。固然它们确有一种精神上的活力，但是毫无实体上的可靠与性质上的优点。这种退化的学问，在经院学派中确是最有势力的。这派的学者有着锐利与强健的智慧，他们的智慧被关锁于几家的著作中同他们的身体关锁于寺院与学校中一样，没有多少历史的知识，他们仅就在无多的材料的分量与无限的智慧的激动中，给出了我们可以在他们书里看到的那种大费经营的学问。因为人的心智，如用在实物上是依着了材料工作，当然得受着材料的限制，但是如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如同蜘蛛结网一样，那就没有穷尽，只会得生出一张张学问的蛛网，它们的丝与工作的细固是可爱，但是没有一点实质和用处。
这种无益的精细有两种：或是在他们论题的本身上，如果那仅是一个不能产生结果的揣度或辩论或是在他们治学的方法上，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每个论题都要提出辩驳，再对每个辩驳都提出解答。这种解答大半都不是将错误驳倒而是另建一个论题。一切科学的力量都同《伊索寓言》里说的老人的一捆柴一样，是都在那捆上的。因为一种科学里面各部分的调和，每一部分都支持着其他部分，并且应该为一切次要的非难的真正与简括地驳斥与镇服。反过来说，如果你把每个命题逐一提出，如同捆中的柴枝一样，你就可以随意同它们争辩，使它们弯曲、断折。如同人说辛尼加那样，“他以口舌的微妙来把事实的重量破散了”，人也可以很正确地说经院学派，“他们以所提问题的琐细来破碎了科学的坚实与连贯”。因为人在宽大的室内点起一个大灯，或在一个分枝的烛架上点满了蜡烛，不是要比拿着一支小烛到每个角上去照探来得更好吗？他们的方法不是以辩论、权威、比较来证明的真实证据，却是每个小节诡辩，与异议的辩驳与解答。大都是一个问题刚解决又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同刚才所说的比喻那样，你把蜡烛点在一角的时候，其他的角上都黑暗了。希腊寓言仿佛就是这种哲学或学问的一个活脱脱的影像，他的上截是个美女，而他的下体却四面环生着怒吼的怪物。经院派的概论有一会儿工夫是好而包含甚广的，但是当你研究他们的区别与判断，那不是一个可以孕育人生的实用与利益的，而仅是怪异的争论与喧闹的发问。之所以这种学问是不能免于嫌恶的，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争论是容易把真理轻视的，迷失了道路而不会再相会合的。在他们看到关于细节与无用或无关紧要的事的争论时，他们很容易引用锡拉古王旦奥尼修斯的判断，“那种都是没有事做的老人们的话”。
如果这种经院派学者在他们对真理热心的寻求与智慧的不倦的运用上加以诵习与思考，他们一定可使各种学问与知识得到巨大的进步。但是照他们的样子，他们确是工作辛苦。在研究思索神圣的真理上，他们的自矜偏向着离去上帝的语言而消失于他们自己创见的混乱中；在研究思索自然上，他们也总是离开了上帝的工作而尊奉着他们自己的心理，几个崇信的作家或原理不平的镜面向他们映照出误人与失真的影像。这是学问的第二种病症。
学问的第三种病症是欺诈或不真实。这是所有各种病症中最坏的病症，它毁灭了知识的要素，那就是真实的表现：因为存在的真实与知觉的真实是合一的，它们的差别就像直接的光线与反射的光线一样细小。这种病症的坏处分为两类：就是喜欢欺人与容易受欺————欺诈与轻信。虽然这两种坏处的性质似乎不同，一个由于狡诈，一个由于简单，但是它们的大部分仍是会合在一起的，如同“贺雷斯的”诗句上说的：“避掉多问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多说的人。”凡是喜欢多问的也是喜欢多说的，同样的理由，一个轻信的人也就是欺人的人。我们在谣言的传播上可以看出，凡是容易听信谣言的人，也是容易在谣言上添加他自己的材料的人。这种情形，塔西托在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是很聪明地看到了，他说：“凡是容易造谣的人，也是容易相信的人。”像欺人与容易受欺就是这样密切的联系着的。
这种轻信，照着历史学者或律师们的说法，可以分为两类：实事的信受与技术或意见上的事件的信受。关于第一类，我们在宗教史上就看到了这种错误的经历与不利。宗教史太容易接受与记录殉教者，隐居的修士或沙漠中的僧侣与其他圣徒的奇迹的传说与故事和他们的遗物种类中的神品、祠与神像。这种传说，虽然因为一般人的愚昧迷信的真诚与部分人的策略上的利用，把他们当作无非是神圣的诗咏而流行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当迷雾渐渐地消散后，他们也就将它当作无非是老妇的诡谈、教士的伪诈、鬼神的幻象与反基督者谓为“恶魔”的标记，使宗教遭受了很多的谤言与不利。
同样，在自然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出没有用那该用的选择与判断，如在普林尼、卡台奴、爱尔培都，与许多阿拉伯人著作里，我们看见都是充满了不可信的事，有一大部分不但未经证实，并且都是靠不住的，因此使自然科学对人们大失所望。在这些地方，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忠实是值得注意的。他尽力与审慎地编成了一部生物史，很少有虚幻或想象的材料混入，而把他所认为应该记录的各种异常的故事另外编成了书，很明白地让人看出了事实，在那上面可以观察和研究不可信的，不可与不甚可信的事相混而使他减少了力量，而同时也不可把稀有的事与看上去似乎不可信的传说抹杀了使它们无闻于后世。
至于对技术与意见的轻于接受也有两种：就是对于各种技术的本身崇信太过与对于某种技术中几个作家崇信太过。技术本身与人的意见相比与他的理智更接近的有三种：占星术、自然的魔术与炼金术。这几种技术的目的或假托，都是高尚的。因为占星术自称能找出天体与地球的相应与关联。自然的魔术自称能把自然科学从理想的变化中引回到工作的伟大上。炼金术自称能把在自然状态中合为一体的物体里面的不同部分分离开来。但是达到这种目的的路径与方法在理论与实行上，都是充满了错误与虚幻的，这种技术中有名的专家常用隐晦的词句来掩护着这类虚幻，并用口授与那一类的秘密方法来拯救这种作伪的信用。但是炼金术应该有同《伊索寓言》中的农夫所种类似的权利，农夫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有金子埋在葡萄藤底下。他的儿子们把整个葡萄园掘遍了也找不到一点金子。但是葡萄根边的泥土掘松了，第二年葡萄的收成极好。同样，因为要想炼成金子，所以也得到了许多好处，很有效果的发明与实验，同时找到了自然的秘密以提供给人们使用。
至于对科学著作者的过分信任，使他们成为绝对的权威而不是贡献意见的参与者，科学受到的损害是无限的，因为这是使他们不能发展或进步的主要原因。在技术上，最初的发明者知之甚少，时间久了，才渐渐增进与完成，而在科学上，最初的作者所见特远，时间久了，反而失坠与歧误。如驾驶术、印刷术等这一类的技术，起初都是很粗略的，等时间久了，才能够得到适应与改进，但是相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克利图、希波革拉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的哲学与科学最初却是最为炳盛，时间久了，反而退转与变坏。这里面的缘故不过如此，起初是有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用在一个题目上，到了后来，却是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都去用在另一个人的智慧上，而且把这个人的工作弄坏的时候，比他发明的时候更多。如同水不能上升到比它源头更高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知识，排斥了对他审查的自由，因此不能再上到比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更高的地位。虽然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还得要下面的这一句来加以补充，“在我们学习了后我们应该判断”，因为学徒对于师长只应暂时信任和把他们的判断悬系着到他们受完了教导以后，而不是绝对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永远受其束缚。结束这一点，除下面这层意思外，不必再说别的了，就是说让著名的作者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但是不可让时间夺去了他所应得的，应该一步一步地前进去发现真理。
五、求知与学问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你处世行事时，正确地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办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求知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求知是自欺欺人，完全照书本条条框框办事会变成偏执的书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实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可能学到。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有的知识只需浅尝，有的知识只要粗知。只有少数专业的知识需要深入钻研，仔细揣摩。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中梗概即可，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细读、反复地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即可了。但这只限于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好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
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做笔记则能使知识精确。
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愿做笔记，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只愿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清醒。如果有人不愿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识，他就必定很狡黠才能掩饰他的无知。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可以研习经院哲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烦琐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学；等等。这种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
六、学问与品性
现在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谙练讲讲学问在个人的品性与行为上的影响。包含在下面所引的诗里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无疑的，文艺忠实的研习可化人性为柔和与仁慈。”他可以祛除人心的凶暴与粗野，但是我们应该注重忠实这个词，因为少量的肤浅知识颇有相反的结果。它暗示各种疑点与困难与使心灵熟悉于权衡双方的理由，摈弃心中最早发生的意念与不接受未经考虑的事情，祛除了各种浮躁、鲁莽与傲慢。他祛除了对任何事物的虚矫爱慕，那个一切弱点的根苗。所有为人爱慕，都是为了他们的新奇或伟大。对于新奇，凡曾深究学问或经过深刻的思考之人，他们心里都刻着这一句话，“世上没有新的东西”。看木偶戏的人，凡曾探首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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