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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因此，亲爱的基督朋友们，你们又如何？
但是没有多少人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为幸福所必需。当然，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具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输到青年头脑中，使他们本能上同周围到处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相适应。但是对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接受的。
比方说，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己为一种敌对态度所包围，它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事物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经典的书，其他孩子就瞧不起他，老师则说这种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对艺术发生兴趣，他的同辈人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汉气概，年长一些的则认为他不正经。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体面，只要他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还会说他父亲干的那一行对他来说才真正合适。要是他稍稍显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倾向，他就很可能碰上大麻烦。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对大多数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男女来说，青春期成了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更为普通的同伴来说，则是一个高兴快活欢乐的时期，但是前者希望学习更为正经、严肃的东西，而这一切在他们所生长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兄长或是同代人身上都无法寻到。
当这类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他们很幸运，那么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使他们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侣伴。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总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来束缚自己。
不过如果他的工作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更狭小的环境里，尤其是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当一个这样的医生或律师，他或许会发现，在自己整个一生里，都不得不对自己天天见面的那些人隐匿自己真正的兴趣和信念。
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区，无论是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个人。他们从书本上知道，在别的地方，他们会不再感到孤独，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到那里去生活，只是难得有机会同人进行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气质上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稍微弱些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消除。只有这样，具有聪明才智的少数人才能够互相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交活动中得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有的人显然对舆论很害怕，有的人则对此漠然置之。对前者来说，舆论总是显得更为恐怖专横。一只狗在人们对它表示害怕而不是轻蔑时，它会叫得更凶狠，也更容易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一特点。要是你显示出害怕他们，你等于给了别人捕猎追获的机会，而要是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不加干涉。
当然，我不是在提倡极端的蔑视挑战的态度。要是你在英格兰大伦敦皇家自治市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在俄罗斯保持在肯辛顿作为传统接受的观点，你得自己为这一后果负责。我考虑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缓和与传统习俗相对的过失行为，诸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参加某一教派，或是不去读某些智慧之书。
这类过失，如果是情绪轻松地、漫不经心地去做，不是带着挑衅，而是自发随意去做的话，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会得到容忍的。渐渐地它就可能取得被默认的精神病患者这样一种地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难以原谅了。这多半成了某种好心肠与友善态度的问题。
保守的人为人们与传统的决裂所激怒，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判。如果一个不因循守旧的人能够以友好轻松的态度，向他们、向即使是最愚笨的人说清楚，他并不准备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兴趣见解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他们的缺乏同情使得这种人很不安，并且采取一种好斗的态度，尽管表面上他们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所处的群体传统习惯不协调的人，往往显得很尖锐、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是这些人，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并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的群体中，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个性：他们从原来的严肃、羞怯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充满自信；从固执、刚愎变得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环境不协调的年轻人，应该积极去选择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伴友提供了机会，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损失一大笔收入。由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常常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们会很容易想象，自己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不少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的社会经历。
在目前心理分析很盛行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这么假定，任何年轻人，如果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原因一定在于他的某种心理失调。我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举例来说，我们假设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他们同情的唯一原因便是知识问题。当然，一个人与周围的环境失去和谐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并不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蠢、偏见和残忍时，与它的不和谐倒是一大长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存在上述情况。
伽利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具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如此，以为将社会意识大大发展，让那些人对由他们的思想意识所激怒的社会敌视态度表示恐惧，这是不可取的。值得去做的是：寻找出一些方法来，使得这种敌视尽可能削弱，尽可能失去其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见于青年人身上。要是一个人一旦处于合适的职业岗位和合适的环境中，他多半可以逃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尚年轻、他的长处还未经过考验时，他往往处于那些无知者的掌握中。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当他们知道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有广泛阅历的人懂得还要多时，不禁勃然大怒。许多最终逃出了这种无知独裁的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和长期压抑后，他们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伤。
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终究会成功的。根据这种观点，许多人以为对年轻人才能有的迫害不会造成多大危害。但是无论如何，绝没有理由接受这种观点，这无疑等于说谋杀终将暴露。显然，我们知道的谋杀案都已经被发现了，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谋杀案人们从来都没听说过呢？
同样的情况是，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逆境后才取得成功的，但是也有许许多多的天才是在青年时期凋萎消失的。
此外，这不仅是个天才问题，还是一个才能问题，这对社会也是同样需要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个出头冒尖的问题，还是一个既出头冒尖但又不受失望、能量不遭削弱损伤的问题。基于以上种种理由，不应该对青年的发展横加阻拦。
理想的情况是，老年人应该尊重青年人的希望与追求，但要求青年人去尊重老年人的希望与追求，这是不足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上述任一情况下，是青年一代，而不是老一辈的生活需要关注。当青年人企图去干涉长辈的生活，如反对丧失配偶的父母再婚，这同老一辈企图去干涉青年人的生活一样是错误的。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到了不惑之年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有必要，还有犯错误的权利。
如果劝告年轻人在任何大事上都应屈从老一辈的压力，这是不对的。比方说，你是个青年人，很想学习舞台表演，父母表示反对的理由是：做演员不光彩，或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他们可能会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你就范：他们会说，如果你不听他们的劝告，就把你赶出去；他们说你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后悔的；他们会举例来说明，哪些年轻人因为匆忙草率做出自己的选择，结果落得个不幸的下场。他们认为舞台演出并不适合你的职业，这当然可能是对的，或许你没有表演才能或音色不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不久就会从演员身上发现这一点，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另择职业。
父母的意见不应成为自己放弃努力的主要理由。如果不管他们怎么说，你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转变想法，而且这种转变比你或他们自己料想的来得还要快些。
如果你听到那些内行的人不支持你这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种内行的意见对初学者来说是值得听取的。
我觉得，一般说来，除了专家们的意见以外，人们对他人的意见是过于专注了，而且无论事大事小都这样。在不受饥饿、不犯法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重舆论意见，但是除此以外，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专横独断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在各方面影响人的幸福。
我们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喜好兴趣大相径庭，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想法，以为能赢得邻居的尊敬，就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的宴会。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是去办个图书馆，比起前者，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
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在一种更为混乱的情况下被置于其控制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不偏不倚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男女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屈从，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更加丰富多彩。当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到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因为他们已不是我已经见过的人的翻版了。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特权，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允许其做出各种怪僻反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一致性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人们有意去做出什么怪僻行为来，这同因循守旧一样是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他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让其自然流露出来。
由于交通工具的创造发明，人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与自己的近邻来往了。那些拥有汽车的人可以把方圆20英里内的任何人看作自己的邻居。因此他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自己的朋友。
在一个人口聚居的地区，一个人如果在20平方英里内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那一定是很不幸的。在人口密集的中心，一个人应该熟悉自己的隔壁邻居的观念已经消失，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已经成了一种愚昧的观念，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已经没有必要依靠近邻了。
现在根据人的志趣爱好而不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择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志趣、见解相同者交往增进了人的幸福。可以预见，社会交往有可能进一步朝着这些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还在困扰着人们的孤独会逐渐失去。无疑，这一定会增进他们的幸福，但是这对那些通过摆布他人来得到快乐的因循守旧者来说，这样做肯定会削弱其虐待狂的快乐。不过，我想这种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去关心或者保护。
对舆论的恐惧，同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它阻碍人的发展。只要这种恐惧心理很强烈，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功，更不可能取得精神自由，而真正的幸福即源于这种自由，因为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自于自己的冲动刺激，而不是出于碰巧成为我们邻居、亲戚等人一时的趣味爱好时，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新闻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对行巫者的搜捕是一样令人可怕的。
当报纸找一个或许与人无害的人做替罪羊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默默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完善，这种社会迫害新形式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这对作为其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桩靠蔑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管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原则怎么看，我认为应该制定出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任何使无辜者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予以禁止，即使他们偶然做了或说了某事，也不允许恶意地渲染、公开而使他们蒙受毁誉。
然而，根治这种邪恶的唯一办法是：公众方面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增强容忍态度的最好办法在于使这样一类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把对人类同伴的痛苦折磨作为自己的主要快乐。
六、犯罪心理
说到犯罪感，我们在第一节里已进行了一些讨论，不过现在我们需要作更进一步的充分探讨，因为它是成年人生活不幸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传统的宗教的犯罪心理说，现代心理学家是不可能接受的。在每个人受到诱惑去做出罪恶的行为时，良心便会显露出来，而在他犯下这一罪过后，他就可能经历这样两种痛苦的情感：一种叫作后悔，那是没有用处的；另一种叫作忏悔，它可以消除人的罪过感。
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许多失去了信仰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依然接受那些多少有些变化的正统的犯罪观。今天，部分由于心理分析的发明，情况则正相反，不仅非正统的人拒绝接受旧的犯罪观，甚至许多依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良心不再是神秘的了，而在过去，正因为它神秘，还可以被认为是上帝的声音。在世界各地，良心所禁止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它和各地的习俗是相通的。
那么，当一个人的良心刺激他时，实际究竟发生什么情况呢？
事实上，“良心”这个词，包含好几层不同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担心被发现的恐惧。你如果问问别人，这个人有时做的事如果被发现的话就会受到惩罚，那你就会发现：在马上有可能被人发现时，他就忏悔自己的罪过。我并不是说这种做法也适用于惯窃犯，惯窃犯把蹲监狱视作必不可少的职业冒险。但是这对受人尊敬的初犯却是适用的，比如，一位银行经理，在一阵紧张刺激下侵吞了公款，或是一位牧师，在热情的冲动下做出了某一不轨行为。这种人在他们的罪行很少有可能被人发现时，是会把它忘却的，但是这些罪行被发现，或者极有可能被人发现时，他们便会希望自己更守道德，这种想法会使他们清楚地感到自己罪恶的严重性。
与这种想法密切相连的是担心变成害群之马被驱逐出去的恐惧。一个人玩牌时做了手脚，或是未能偿还赌债，在这一切被发现时，他本身已无理由来对大家的裁决表示反对。在这一点上，他不像宗教改革者、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家等，他们的坚定信念是，不管他们目前的命运如何，未来是属于他们的，现在他们受折磨，将来一定会得到荣誉、报偿。这些人尽管受到人们的普遍敌视，但是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但是，一个完全接受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在其行为与此相悖，因而失去其社会地位时，会遭受极大的不幸。面对这一灾难的恐惧，或灾难降临时的痛苦感受，会很容易使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
但是，犯罪感的最主要形式埋在更深处。其根源在于无意识层次，而且不因为对他人的反对意见的恐惧而显露于有意识层次。在有意识层次，某些行为没有明显的反省原因而被标为罪恶。当一个人做出这些行动时，他感到不安，却不知道。他希望自己成为这样一种人：能够摆脱自己所相信的那种罪恶。他只对那些他相信心灵上纯洁的人表示道德上的敬仰。他或多或少带着悔恨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圣人。真的，他的关于神圣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他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种犯罪感，觉得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是与他无缘的，对他来说，最辉煌的时刻不过是去做伤感的忏悔的时候。
实际上这一切事例的根源在于他6岁前从母亲或保姆那里受到的道德教育。在这以前他已经懂得了：骂人是邪恶的；除了使用那种女人腔的语言，不应该讲别的话；只有坏人才喝酒；吸烟和最高尚的美德是不相容的；一个人应该永远不撒谎；任何一种对性的兴趣是令人憎恶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母亲的看法，相信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旨意。
对他来说，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受到母亲的抚爱，或者如果她淡漠疏忽的话，那就是保姆的抚爱，而且这只有在他没有做出罪恶行为去违犯道德准则时才能享受到。因此，他学会了把模模糊糊觉得可怕的事情同他母亲或保姆反对的行为连在一起。渐渐长大以后，他忘记了这一道德准则是来自哪里，原来对不服从这一准则的惩罚又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抛弃这一道德准则，也没有停止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违犯了这一准则，那他就会遇到可怕的事情。
婴儿期的道德伦理教育大多缺乏理性基础，因此就难以运用到普通人的普通行为上去。例如，一个讲“粗话”的人，从理性的观点看，就不比一个不讲粗话的人更坏些。然而实际上，任何一个想象去当圣人的人都会认为禁绝骂人习惯是极重要的，但是从理智的角度看，却是很愚蠢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饮酒和吸烟。谈到饮酒，在南方一些国家并不存在这种观念，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上帝和他的门徒是喝酒的。至于说到吸烟，人们更容易采取一种反对的立场，因为大圣人在世时，香烟还不知为何物。但是，这一点上也不可能去进行理性的争辩。说圣人们都不会去吸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归根结底，圣人是不会为了快活享乐而去做某件事的。
在一般道德中的这一禁欲主义因素几乎潜入了人的无意识之中，但它以各种方式起作用，使得我们的道德准则缺乏理性。在理性的伦理道德中，只要同时不给自己或别人带来痛苦，给予任何人，即使是给自己带来快乐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我们摒弃了禁欲主义，那么理想的、有道德的人，应是这样一种人：他会去享受各种美好的事物，只要它们不带来消极的后果。
我们再来看说谎。我不否认世界上人们撒的谎是太多了，如果大家讲真话，那对我们都会更有好处。但是我确实否认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常的这一看法。有一次我在乡间散步时，一只已经精疲力竭的狐狸依然挣扎着向前奔跑。几分钟以后，我见到了猎手，他们问我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我说看见过。他们又问我它朝哪个方向逃走了，我指了另一条路。我想要是我说了实话，也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在性方面，早期的道德教育带来了危害。要是一个孩子由严厉的父母亲或保姆施以传统的教育，那么等他到6岁时，就已牢固地树立了犯罪和性器官的联系观念，这一切在他以后一生中是很难完全摆脱的。当然，这一情绪又受到奥狄帕司情结（恋母情结）的强化，因为儿童期最爱戴的女人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可能与她发生任何自由的性关系的。
其结果是，许多成年男子便认为女人因为性而堕落，他们不能尊重自己的妻子，除非她们对性交表示厌恶。但是一个男人要是他的妻子对性生活态度冷淡，他就会受本能驱使，到别处去寻求本能的满足。然而，即使他一时得到了本能的满足，这一满足也会受到犯罪感的腐蚀，因此，他不可能从同一个女人的任何关系中（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婚外关系）得到幸福。
在女人方面，如果她同样受过所谓“贞节”的严厉教育，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她在与丈夫的性关系中，本能地采取退缩态度，害怕从这当中得到任何快乐。不过，今天较之50年前，女人方面这种情况要少多了。我应指出，目前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男人的性生活比起女人来，更多地受到犯罪感的扭曲和毒害。
现在人们对年幼儿童的传统的性教育带来的危害，开始有了较为广泛的认识。正确的方法很简单：在一个孩子未到青春期之前，不要向他或她进行任何性道德教育，而且注意避免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在自然的身体机能方面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地方。随着时间的到来，在给予这方面的伦理教育时要注意符合理性，在谈及的每一点上都应有充分明确的理由。不过本书中我不打算谈教育问题。
在人的有意识意志由于疲劳、疾病、饮酒或其他一些原因而受到削弱时，犯罪感变得尤为突出。这时人的感觉可以看作是更高的自我的显示。“魔鬼生了病，魔鬼也会成为圣人”。但是以为在这些虚弱的时刻比起人在强健的时刻来，人有更深刻的洞察力，那是荒谬的。人在虚弱的时刻，是很难抵制婴儿时受到的教育暗示的，但是也没有理由表明，在成年人身体的官能得到充分发挥时，这类暗示就一定比那些信仰更占上风。相反，在一个人精力充沛的时候，运用自己的全部理智而获得的那些信仰，应该成为他任何时候都予以接受的准绳。
克服婴儿期无意识层次的那类暗示是可能的，甚至可以通过运用正确的技巧来改变无意识的内容。无论何时，在你开始对某一行为感到后悔时，你就应该检查一下产生后悔产生的原因，使自己明白这一切的荒唐所在。让你自己的有意识信仰鲜明突出，让它们在你的潜意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足以对付你在孩提时代母亲或保姆留给你的那些印象。
不要为理性时刻与非理性时刻之间的交替感到满足。认真审视非理性意识，绝不拜倒在它的脚下，勿让它左右你自己。无论何时，在认识到它将愚昧的思想或情感注入你的深层意识时，那就把这一切连根拔起，审查并拒绝它。不要让自己一直当个摇摆不定的生物，一半由理智、一半由婴儿期的愚昧所制约。
不要因为对那些控制着你儿童期发展的那些人的记忆印象采取不敬态度而感到害怕。他们在那时对你来说可能显得强大、聪明，这只是因为你还软弱、愚昧，现在你已经摆脱了这两者，该是你来检查他们表面的力量和智慧，考虑他们是否依然值得你尊敬的时候了，而这种尊敬本来是由于习惯的力量你才向他们表示出来的。
你应该严肃地问自己，传统上给予年轻人的那种道德教育是否会使这世界变得更美好。请思考一下，那些地道的迷信思想有多少进入传统的、有道德的人的性格中，再想一想，所有那些假想的道德危险由那些极为愚昧的禁令所防范时，一个成人面临的真正的道德危险实际上却没有引起注意。
一般人受到引诱的有害的行为究竟是什么？经商中那些未受到惩罚的欺诈诳骗行为、对雇员的粗暴态度、对妻子儿女的残暴行为、对竞争对手的刻毒用心，以及政治冲突中的残忍行为，通过这些罪恶行径，一个人在他周围的生活圈子里播下了痛苦的种子，在毁灭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跨了一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在患病时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失去神祇庇护的被驱逐的恶人。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在噩梦中看见自己的母亲那申斥责备的眼光。
为什么他的潜意识中的道德观点和理智相距如此遥远呢？这是因为那些抚育他的童年的人所信仰的伦理观念是愚昧的；因为这不是来自个人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责任的研究；因为这是由那些无理性的清规戒律拼凑而成的；还因为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些病态因素，它们正来自于困扰着垂死的罗马帝国的那些精神疾病。
我们名义上的道德观念是由牧师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女人形成的。现在该是让在正常的生活中发挥着正常作用的人们开始学会抵制这一病态的荒谬信念了。
但是这样的反抗要取得成功，要使个人获得幸福，使一个人一直遵循着一种准则生活，而不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那他就需要更深刻地思考和体会他的理智告诉他的一切。大多数人在他们表面上摆脱了儿童时代的迷信观念后，便以为一切都完事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迷信思想依然在潜行。
在我们认识到一个理性的信念时，需要对它进行认真思考，观察它的后果，寻找出自己头脑里可能存在的与这一新的信念不一致的任何其他信仰。当犯罪感变得强烈起来时，这是时常会发生的，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启示和向更为高级的事物的呼唤，而是看作一种疾病、一个弱点，当然除去一种例外，即它是由理性的伦理观所谴责的行为激起。
即使在人违反了自己的理性准则时，我也怀疑犯罪感是否就是一种使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最佳方法。在犯罪感中有那么一种卑下的、缺乏自我尊重的成分。一个人是不会因为失去自尊而走上正确道路的。理性的人会把自己的不良行为同别人的不良行为一样对待，看作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行为，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加以避免：一是充分认识到这一行为的不可取；一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规避这类行为的环境条件。
事实上，犯罪感还不能导致人走向完美的生活，恰恰相反，它使人不幸福，使人自觉卑下。正因为不幸福，他便可能向他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样做又阻碍他去享受人际关系中的那种快乐、幸福。自觉卑下，他便会对那些比自己强的人产生忌恨，他会发现很难去敬重别人，却很容易产生妒忌心，他会变成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会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独。大方豁达的态度不仅给他人带来幸福，而且也是自身幸福的一个主要源泉，因为这样做使自己为人们所接受、欢迎。
但是对一个受犯罪感折磨的人来说，是极少可能去采取这一态度的。它是人的自信和自我依靠的结果，也需要人的心理的整合，我这么说是指人的本性的各个层次，如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次等共同起协调作用，而不是相互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中。要取得这样一种和谐，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明智的教育来做到，但在教育本身不明智时，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种方法是心理分析学家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除非在更严重的情况下，需由专家来协助治疗。
当一个人的人格分裂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削弱人的幸福和效率了。为使一个人的人格各部分之间产生协调而花费时间是值得的。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就需要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进行自我检查。我认为这绝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这样做会强化人的自我关注，而这正是需要治疗的疾患，因为和谐的人格是外向型的。
我的建议是：一个人应该明确肯定自己理性上应该相信什么，绝不让相反的、非理性的信仰不受到质问而进入自己的头脑，甚至左右自己，哪怕时间再短也不允许。这是在人受到引诱返回到婴儿期状态时，同自己展开推理的问题，只要这种推理强而有力，其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因此花费的时间是很少的。
找出最大限度减少仇恨和妒忌心的方法，无疑是理性心理学的任务之一。但是如果认为在削弱这些热情的同时，也削弱了理性并未加以否定的这些热情的力量，那是一个错误。在热烈的爱情、父母情爱、友谊、仁爱、对科学或艺术的献身精神等方面，理性是绝不会去加以削弱抑制的。理性的人在自己具有这些情感时，他会很高兴于此，而绝不会去削弱这些情感的力量。在这类热情中，完全没有什么非理性的成分，而许多非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热情则是最微弱的。
没有人需要担心因为自己变得富于理性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单调枯燥。相反，由于理性主要是由内在的和谐组成的，具备了理性的人，在对世界的观察，在运用自己的力量取得外部目标方面，比起那些一直受到内心冲突折磨的人要自由得多。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禁锢起来更令人呆板迟钝了，也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能量转向外部世界更使人振奋高兴了。
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恰当地以自我为中心，而犯罪意识就是这种不明智地把注意力贯注到自我身上去的一种做法。对那些还从来没有越过由这一错误的道德观引起的悲观情绪的人来说，理性似乎是不需要的。但是对那些曾经患有此种疾病的人来说，理性是必要条件。或许这种疾病是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
我认为，一个依靠理性而超越了这一阶段的人，比起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疾病或是经过治疗的人，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我们这一时代里对理性的普遍憎恨多半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没有把理性的运用看作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一个自我分裂的人寻求兴奋和玩乐，他需要强烈的热情，并不是出于健全的理性，而是因为这么做使他在短时间里忘却了自己，暂时中止了痛苦的思维。对他来说，任何热情都是一种麻醉，既然他找不到根本的幸福，那么，任何对痛苦的摆脱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麻醉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症状。只要没有这种疾患，那么最大的幸福便来自人体官能的最充分发挥。
在心灵处于最活跃的时刻，在极少有事物被遗忘时，人才能经历最强烈的欢乐。这一点确实是幸福最好的试金石，无论哪一种麻醉形式的幸福都是虚假骗人的、难以令人满足的，真正使人满足的幸福是由人体官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充分认识而获得的。
七、虐待倾向
虐待是更为极端的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有的人假想别人企图把自己杀死或监禁起来，或是欲施于其他形式的严重伤害。希望保护自己免受假想迫害者的伤害，这种愿望常常使得他们做出暴力行为，因而不得不对这种人的自由加以限制。同其他形式的精神病一样，这不过是一种臆想的夸张，在一般正常人当中也并不少见。我不打算讨论那些极端的症状，这是精神病医生的任务。
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它们常常是人们不幸的原因，而且还没有发展到产生明确的精神病症状。因此仍可以由患者自己来治疗，只要他能够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认识到其根源在于其自身，而不在于假想中的他人的敌视和冷酷。
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种人，男女都有，根据他自己的述说，他永远是别人忘恩负义、冷酷阴险、背信弃义的牺牲者，这一种人常常善于言辞，从他相识不久的人那里汲取同情。常常有这种情况，就他讲的每一件事情单独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他抱怨的那些厄运有时确会发生，但最后引起听者怀疑的是，他遇到的坏人和恶棍如此之多，这促成了他的倒霉厄运。
根据概率理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各种人，在其生命旅程中受到的厄运应该是大体相等的。要是一个人根据他自己说的，在他生活的环境周围到处都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么很可能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或者他总是想象那些他实际并未遭受的伤害，或是他无意识中的行为激起了别人难以遏制的愤怒。有经验的人因此便会怀疑这种人。根据他们的诉说，常常是受到周围人的虐待，很可能是由于他们缺乏同情心，使这些不幸的人认为人人都在反对他们。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同情心的表达和缺乏都会加剧这一问题。
有虐待狂倾向的人，当他发现一个悲惨故事被人相信时，便会添油加醋，到后来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当他发现别人不相信他的话时，他便把这个作为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又一个证明。
这种疾患只能通过理解来治疗，治疗要有效，必须把这种理解传达给病者。我写本节的目的是提出一些一般的反省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个人可以诊断自己身上的虐待狂因素，在发现之后予以消除。这是争取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要是我们以为他人都在虐待自己，那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
非理性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的态度。很少有人会对自己相识的人，有时甚至是朋友，不在背后讲些闲话的，然而当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语时便会义愤填膺、怒气冲冲。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正像他们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样，人家也在背后议论他们。这还算是一种比较轻微的形式，如再加以夸大发展便导致虐待狂倾向。
我们希望人人都像我们对待自己一样，对我们抱着温暖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些。而我们之所以没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很了不起，而别人的优点呢，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看得到。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得自己有99次克制住没说出对他的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第100次时，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你自以为是地吐出了对他的真实想法。
你以为这就是对自己长时间克制的报偿吗？然而从他的角度看，你的行为同你眼中他的行为完全一样。你那么多次没有讲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100次那回你讲出口的话。要是我们都具有这种神奇的魔力，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在想什么，我想第一个影响便是几乎一切友谊都将终结。不过，第二个影响倒可能是积极的，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使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应该学会相互去爱，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把自己蒙蔽起来，说我们原本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尽善尽美。
我们知道自己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他们是同我们一样可以被人接受的。然而，在我们发现他们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却觉得难以容忍。我们期望他们这么认为，我们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没有缺点的。在我们被迫承认自己有缺点时，就往往把这一点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感到不必要的烦恼。
虐待狂的根源始终在于对自己优点的过分夸大。就虐待狂的问题可以提出了四条普遍的准则，如果这些准则的真实性得到充分认识，它们将是预防虐待狂的有效手段。
第一条：要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是始终如你想的那样绝对无私。
第二条：切勿过高估计自己的优点；
第三条：不要指望别人会同你一样对自己那么感兴趣。
第四条：不要假想大多数人存心盯着你，专门想来迫害你。
下面我就这四条依次稍加说明。
对那些慈善家和行政官员来说，对自己的动机持怀疑态度是尤其必要的。这种人对世界或其某一部分应如何发展都自有一套设想，他们觉得要实现这一设想，将对人类或某一地区的人类赐予恩惠。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受到他们行动影响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权力保留他们对世界发展的观点。一个担任官职的人虽然很自信他的设想是正确的，任何别的相反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证明他客观上是正确的。
此外，他的信念很可能常常是一种烟幕，遮掩了他在考虑实际以他为中心的变革时所得到的快乐。除了对权力的爱以外，还有一种动机，就是满足虚荣心。那些代表品行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选民的冷言冷语大感震惊，他们认为他不过是追求在其名字后面写上委员这一荣耀而已。在竞争结束，有时间静下来思考时，他会发现或许这些喜欢讥讽人的选民是对的。
理想主义使简单的动机披上奇怪的伪装，因此某些讥诮讽刺的艺术并没有对我们这些热心公益的人造成什么妨碍。传统的道德观所灌输的利他主义是人性很难去做到的，那些以此美德为荣的人常常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一难以企及的理想。那些高尚人物的绝大多数行为是有自尊动机的，这并不值得使人遗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一个人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使别人吃饱饭，而忘记了自己的饮食，那是要死亡的。当然，他的摄取食物可能仅仅为了使自己获得足够力量再次投入反对邪恶的斗争中去。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怀着这种动机吃下去的食物能否得到充分消化，因为唾液的分泌由此而得不到足够的刺激。所以一个人在吃饭时，最好是出于对食物的喜好，而不是把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只是当作受到为公众利益服务欲望的激励而已。
在饮食方面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方面。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只有在某种热情的激励下才能做得好，而没有某种自尊的动机是很难产生热情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觉得在自尊动机里，应该包括同生物上与个人有联系的那些人相关的动机，诸如保护妻儿免受敌人攻击的行动。这种程度的利他主义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传统道德所灌输的利他主义却不属于此，而且实际上极少可能达到。
因此，那些希望对自己的完美道德品行有高度评价的人应该使自己认识到，他们自以为已经达到的那种程度的无私，实际上极少可能真正达到。因此，这种对圣洁无私的努力追求同某种形式的自我欺骗结合起来以后，很容易导致虐待狂的形成。
四条准则中的第二条，即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优点。从道德方面来说，我们前面的讨论已就此做了分析说明。但是除了道德品质以外，其他方面的优点也同样不应估计过高。
那个剧本创作从未成功的剧作家，应该冷静下来考虑这一假设，即这些剧本都写得不好，他不应该认为这结论靠不住而拒绝承认。如果他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那就应该像归纳哲学家那样，坦然地接受它。的确，历史上有过这种情况，即某人的功绩优点未得到承认。但是比较起世人公认的缺点来，前一种现象要远远少得多。如果某人是时代尚未承认的天才，那么，他不顾世人承认与否，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是很正确的。相反，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为虚荣心所驱使的人，他最好不要再坚持下去。如果一个人为创造未被承认的杰作而苦恼不安时，那是无法判断他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的。
如果你属于前一类，那么你的坚持颇具英雄色彩；如果属于后者，就不免荒唐可笑了。另外有一种测试办法，在你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而你的朋友则对此表示怀疑时，不妨试一下，虽然它可能不完全有效，但确有相当的价值。
方法是这样的：你是出于为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的强烈行动而创作，还是仅仅为赢得人们的欢呼鼓掌的欲望所激励？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希望得到人们喝彩欢呼的强烈愿望一般也存在，但那是占第二位的，艺术家首先希望的是创作出某一件艺术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受到欢迎，但是即使这种欢迎没有出现，也并不会改变他的艺术风格。其次，那种把渴望得到欢迎作为首要动机的人，内心并没有表现出某种特别的艺术表现的强烈愿望，因此对他来说，去从事另一完全不同的工作也无所谓。
无论你在生活中从事什么工作，如果你发现别人对你的能力的评价没有像自己评价的那么高，请不要太自信一定是他们错了。要是你这么认为，你很快会陷入这一联想中，以为有一种阴谋在阻止对自己成就的承认，这种想法往往成为生活不幸的源泉。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了不起，一时间可能会使人更感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有尽头的，过了这一点，幸福的生活就又成为可能了。
我们的第三条准则是，不要对别人期望过高。以前，患病的母亲常常希望自己的女儿中至少有一个会彻底牺牲她自己来陪伴护理自己，甚至不顾女儿即将结婚。这一期望于人的利他主义是违背理性的，因为利他主义者的损失比利己主义者所得的要大得多。在和别人，即使是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一切交往中，也应认识到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生活的，触及的是他们的自我，而不是从你的角度、从触及你的自我角度来看待生活。不应该期望任何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而改变他的生活。
有时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有强烈的感情，甚至认为做出巨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这种牺牲不值得，那就不应去做，因为没有人会为此而受到责备。人们对别人的行为的抱怨，不过是对这个人自我的过分膨胀和贪得无厌做出的合理反应而已。
我们提到的第四条准则是：要认识到，比起你自己来，人家考虑你的时间总要少一些。神经错乱的虐待狂的牺牲者想象，各种各样的人，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去捉弄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职业和爱好的。同样，神经较为健全的虐待狂的牺牲者则以为一切行动都同自己有关，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当然，这种想法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如果他确实是伟人，这或许是真的。
有好多年，英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为了遏制拿破仑。但是一个小人物以为人们一直在关注他，那他就变得有点儿精神错乱了。比方说，你在一次宴会上做演说，报纸上登出了其他几位演说者的照片，可是并没有你的照片，这该怎么解释？显然并不是其他演说者显得比你更重要，一定是报纸的编辑得到了指令，有意将你略去。为什么他们竟然发出这种指令？显然他们惧怕你，是因为你的地位更显赫。如此这般一想，你的照片漏登这件事倒不是一种轻视怠慢，而成了隐隐恭维。
但是这类自我欺骗是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幸福的。在你的心底里，你会明白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而为了尽可能掩盖这一切，你还会做出越来越多的离奇假设来。到后来，企图相信这一切的紧张情绪变得极其强烈，而且由于这些假设里包括这种信念，即你成了被普遍敌视的对象。它们只会起到防卫自尊心的作用，因为它们使你产生非常痛苦的情感，使你感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以自我欺骗为基础的满足是不牢固的，无论事实多么令人不快，最好还是坚决地、勇敢地正视它、逐渐适应它，在这基础上再着手建立自己的生活。
八、以善作恶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哲学家，名叫杰里米·边沁，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人。记得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时我还是个孩子。从尊敬的美国天主教宣教士悉尼·史密的一篇文章中我知道，边沁认为人们应该用他们死去的祖母来做汤吃。这种做法无论从烹饪的观点还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当然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对边沁没有好感。但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边沁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句轻率的谎言，那是有身份的人为维护道德而存心说的。同时我还发现，真正击中边沁要害的罪名是：他把“好人”定义为就是做好事的人。对于这个定义，公正的读者不难看出，它会破坏一切真正的道德。康德的观点比这要高明得多，他的定义是：凡出于对受益者的爱而产生的仁慈行为不是道德的行为，只有由道德法则支配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显然，道德法则同样也会引起不仁慈的行为的，我们知道，德行的实践应是他自身的酬谢。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对施行道德行为的人容忍，就是对他自身的惩罚，因此，康德是一个比边沁更伟大的道德学家，并受到所有自诩是为了道德本身而爱道德的人的拥护。
边沁的确实践了自己关于好人的定义：他做了很多好事。19世纪当中的40年代是英国迅速发展的时期，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是如此。这个时期出现了改革运动，它使英国国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表，而不像以前那样是贵族的代表。这个运动是英国走向民主政治最艰难的一步，紧跟着其他重要的改革，例如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等也都迅速地得到发展。这个时期对小偷小摸的惩罚是绞死，然而不久，死罪只限于那些犯谋杀和严重叛逆罪的人了。曾使食物昂贵，以致使人民严重贫困的有关英国国内外谷类贸易法，在1846年被废除了。1870年实行了强迫教育制。现在人们普遍诋毁维多利亚的时代，然而，我倒希望今天能有那时记录下来的一半好处也就行了。这几十年中英国取得的进步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边沁的影响。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20世纪后半期，生活在英国的人如果不是生活在英国，那会更幸福。边沁关于好人的定义是十分浅薄的，然后他就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活动的准则。今天，在开明的时代里，我们都能看出这种观点多么荒谬，但它却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检查一下否定像边沁这样低贱的功利主义的理由。
我们全都明白，平时我们所说的“好人”是什么含义。理想的好人是不喝酒、不吸烟、不说秽话，在同男人见面谈话时如同和妇女谈话一样，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对一切问题持公正态度的。好人对犯罪具有正常的厌恶，并且知道申斥罪恶是我们的艰难义务。好人对错误的思想更为厌恶，并且认为当权者的本分是保护民众，好人对本身的职业是勤勉的，在职业本分之外，他还花费很多时间做好事：他可能去鼓励爱国热情和军事训练；他可能去促进无产阶级劳动者和他们子女的勤劳、节俭和德行，并告诉他们说，在这些方面疏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可能去做一个大学的评议员，阻止聘任有危险思想的教授这种决断失当的事情。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最要紧的是，他的“道德”必须是无可非议的。
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上述所说的“好人”，一般说来，是否比“坏人”会做出更多的好事。所谓“坏人”，我指的是恰好同我们上面描述的好人相对的人。因此，所谓坏人就是指爱喝酒、爱吸烟的人；是指当有人踩了他的脚趾他就破口大骂的人，他所说的话我们并不都能说出口；他常常把晴朗的星期天花费在郊游上，而不去做礼拜；他的意见有些也是有危险性的；例如他也许会这样想，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去从事和平的准备，而不是战争的准备；对于错误的行为，他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他认为说教和监禁不能治疗犯罪，就如同不能修补一条坏轮胎一样；对于错误的思想，他更是任性，他认为所谓“错误的思想”就是思想本身，而所谓“正确的思想”就像鹦鹉学舌；他在工作时间之外所从事的活动可能只是享乐，甚至更坏，是对可以防止的作恶激起不满，这种作恶本来是不妨碍有权人的安乐的，所以他们不加阻止；还有一点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道德”问题上，他不能像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那样细心地掩饰他的过失，他为自己辩护靠的是固执的争论，即诚实的人比假装好人的样子要更好。凡具有上述各方面中任何一种或几种情况的人，就会被平常有身份的公民看作是不好的，而且不允许这样的人去担任任何有权力的职位，像法官、行政长官或学校里的教师。因为这样的职位只能由“好人”担任。
上述种种情形多少带有点现代化。它存在于英国是在克伦威尔时代清教徒当政之时，后来又随着清教徒转到了美国。直到法国大革命时，它在英国重新得势，因为它被人们看作是反对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主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激进主义）的最好工具。华兹华斯的一生就说明了这种变迁。在年轻时，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并到法国去写下了许多好诗，还养了一个私生女儿，此时他是一个“坏人”。后来他变成“好人”，遗弃了他的女儿，采取了正确的原则，写下了坏诗。19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柯勒律治经历了同样的变迁：当他是一个坏诗人时，他写了“忽必烈汗”；当他写神学时，他已变成好诗人了。
很难想到当一个诗人写好诗时，他就是好人的例子。但丁由于颠覆性的宣传而被放逐；莎士比亚由于写了十四行诗，美国移民局官员不允许他在纽约登陆。作为“好人”的根本一条是要拥护政府，所以，英国诗人密尔顿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是好人，而在这前后则是坏人；但正是在这前后他写诗的。事实上，他的诗大多是在他惊险地逃脱被看作是一个激进派而判处绞刑之后写的。英国玄学派诗人散文作家多恩，也是在成为圣保罗学院院长之后而成为有德行的人，但他的诗都是在这之前写的，而且正由于这些诗，他的任命引起人们的非议。英国诗人、批评家写有许多歌颂自由的诗篇的斯温伯恩，年轻时是坏人，当时他写了“日出之前歌”赞颂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在他年老时，他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写下了疯狂攻击有荷兰血统的南非波尔人为反对别人侵略、维护自己自由的诗。上述例子足以说明，现在流行的德行标准同好诗的产生是对立的。
就其他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伽利略和达尔文是上面所说的坏人；斯宾诺莎直到死后100年，一直被看作是可怕的坏人；笛卡尔由于唯恐受迫害而逃往国外。文艺复兴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坏人。至于对较低贱的人来说，可以说凡反对可阻止死亡的人必然是坏人。我住在伦敦的一角，那里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却很穷。那里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而富人靠着贿赂和恐吓控制着地方政权。他们使用权力削减用于婴儿保健和居民健康的经费，并用不足标准的费用聘请一个医生，条件是让他只把一半时间用于工作。在那里谁也得不到这些重要地方长官的尊敬，除非他承认富人的精美午餐比穷人孩子的生命更重要。类似这种情况，就我所知道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样。这就说明了我们可以简化关于所谓好人的条件：一个好人就是拥护掌握权力的人，他的意见和活动都是为了取悦于他们的。
一个典型的善人是乔治三世。英国政治家当皮特请他去解放天主教徒时他不答应，理由是这样做将违背加冕礼时许下的誓言。他理所当然地回绝了有关解放天主教徒是做好事这种理由的迷惑。然而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做了好事，而在理论上这是否“正确”。他对政治的干预主要是对唤起美洲独立要求的旧制度负责任。但他的干预常常是为最高尚的动机所驱使。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例。他是一个宗教观念很深的人，直到他下台之前，他还真挚地相信上帝站在他一边，而且据我所知他完全摆脱了个人的恶行。然而，就他所加害于人类的灾难来说，在今天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在政治家中，好人有他们的用处，这主要就是制造烟幕，以便使别人能在其背后进行他们的活动，而不致让人怀疑。好人是绝不会怀疑他的朋友搞背后活动的：这正是好人之所以好的一面。好人也绝不会被别人怀疑利用他的好名声去掩护坏人的：这正是好人有用的一面。很清楚，这两种特点结合起来会使好人特别受欢迎。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心胸狭隘的民众反对把公共财产转到有资格的富人手中，就需要好人。我曾听说距今不远有一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好人，他就被人利用去达到这个目的。在英国，怀特卡·莱特在享有很高名声时，被一些无可指责的贵族包围，他的品德使他们不能了解他的打算，或者他也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他的打算。
好人的另一个用处，便是能用诽谤中伤把任何不受欢迎的人赶出政治舞台。99％的人是违背这种道德律的，但一般说来这件事不会公布于众。当99个人中有一个人这样做时，那100个人中唯一真正无罪的人会表现出真正的恐怖，而其他98个人将被迫跟着这样，以免被怀疑。因此，当任何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冒险投身于政治之中，那些仍保留旧信念的人，只需要跟踪此人的私人活动，直到发现一些问题，如果把这种问题公布出来，那就将毁灭此人的政治生涯。这之后他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是公布这些事实，使他在群众的谩骂声中渐渐消失；第二是用揭发出来的事实诽谤他，迫使他退回到私生活中去；第三是用勒诈的手段为他们自身求得一份满意的收入。这三条中前两条是保护社会的，而第三条是保护那些保护社会的人。因此，这三条都是可称赞的，而且只有在有好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立。
让我们研究一下像性病这类的问题。大家知道，这种病几乎全都可以靠适当的预防来防止，但是由于好人的活动，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尽量减少了传播，而且在应用其预防措施时又被设置了种种障碍。因此，罪恶仍受到其“固有的”惩罚，儿童仍由于其父亲的罪恶而被人们嘲笑，这同《圣经》的信条正好一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将是多么可怕！因为，如果罪恶不被惩罚，那就可能会有人堕落到胡说世上不再有罪恶的地步；而如果惩罚不会降落在无罪的人身上，那就看不出它是如此可怕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好人，他们使得自然所规定的那些因果报应的严厉法则，在今天无知的时代里仍然起作用，尽管同科学家轻率获得的不虔诚的知识不一致。所有思想正确的人都知道，一种坏的行为就是坏的，完全不必考虑这种行为是否会使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受苦。但是，由于人们并不是全都能够受纯粹的道德律所指引，所以为了获得美德，认为痛苦是由罪恶引起的这种说法就很值得称赞。一定不能让人们知道逃避因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惩罚方式，而这些惩罚方式在前科学时代那是被认为必须拿来惩罚犯罪行为的。当我想起没有一批好人如此仁慈地替我们做这种防止危险知识的灌输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多少有关保持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健康的知识时，我真为之不寒而栗。
好人有用的另一种途径，是使自己被杀害。德国得以侵占中国山东省的利益，就是由于碰到两个传教士在那里被人杀害了这种好运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国皇储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位大公是一个好人。我们应该如何感激他啊！如果他不是如此，我们就不可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也就不能由于有了民主而感到安全，军国主义也就不能被推翻，我们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俄国享有军事专制制度。
说得严重点，今天被社会上普遍承认的“善”的标准，不是那种使这个世界成为幸福之地的标准。原因很复杂，其中首要的就是因袭传统，其次就是社会上统治阶级不公平的权力。原始道德似乎出自于戒律观念。这就是说，就其起源来看，它完全是迷信的，而且是根据用魔术手段制造出一些灾害作为虚构的理由，禁止人们去做某种完全无害的行为。按照这种方式，后来就产生出种种禁令，直到人们忘却了得出这些禁令的虚构理由，这类禁令也就一直在人们的感情中保持着权威。今天有很大一部分道德仍是属于这一类的：某种行为使人产生恐怖情绪，完全不管这些行为是否产生坏的影响。人们曾经认为，被谋杀者的血力求报仇，而且可能不仅施于犯罪的人，也施于对这个犯罪的人表示仁慈的任何人。关于谋杀禁条的迷信性质可由下列事实看出，即血的罪恶可以用一种仪式祭礼来洗涤，这在最初就是使谋杀者化装起来，使被杀者的鬼魂不认识他。至少英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弗雷泽爵士的理论就是如此。当我们把今天忏悔说成是洗去旧恶时，我们就是应用一种暗喻。这种暗喻来自很久以前，人们实际上使用冲洗的方法来洗去血的污染。像“犯罪”和“罪恶”这些概念有一种感情上的背景，这就是同远古时这种根源有着紧密联系。
今天流行的伦理学是一种迷信和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谋杀是一种古代罪名，因为我们是通过时代久远的一种恐怖的迷雾来看待它的。伪造签字是一种现代罪名，因此我们是合乎理性地看待它的。我们惩罚伪造签字的人，但我们并不把他看作是谋杀者之外的奇怪的人。不管我们在理论上可能持何种观点，但在社会实践上，我们仍然认为，德行在于不去做什么，而不是去做什么。凡是不去做标上“罪恶”记号的行动的人就是好人，即使他永远也不去做任何有益于增进别人幸福的事。当然，这还不是新约福音书中教诲的态度：“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样一条积极的训诫。但是，在一切信奉基督教的社会中，遵从这条训诫的人受着虐待，他们至少在受穷，常常受监禁，有时不免一死。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公正，而那些靠不公正而得到好处的人却处在掌管赏罚的地位。对那些为社会不平等发明出巧妙论证的人，他们给以奖赏；对那些试图纠正这种不平等的人，他们给以惩罚。我不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中，纯真地爱他邻人的人能始终不受污辱。
那些为传统道德辩护的人，有时也承认它并不完善，但他们认为对传统道德的任何批评都会使它全部崩溃。其实如果这种批评是建立在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基础上，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这种批评是以一时的高兴为目的，那就不一样了。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边沁，他主张道德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按照这条原则行动的人，要比那种仅仅服从因袭训诫的人生活得更艰苦。他必然会使自己成为为被压迫者而奋斗的人并因此而招致大人物的敌视。他将会把有权力的人想要掩盖的事实揭发出来，他将会抗拒把同情和需要它的人们分隔开来的种种骗人的计谋。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会导致纯真道德的瓦解。官方的道德常常是压制的和否定的：它只会说“你不行”，而不去研究一下不为法律禁止的活动的效果。所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大师对这种道德都进行过抗议，但都没有结果。他们的信徒不愿听他们最明白的声明。因此，从他们的方法中不能产生改良。
我认为希望更多的还是来自理性和科学的进步。现在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在仇恨和不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绝不会是一个最适合产生幸福的世界。上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这个教训告诉了少数人，如果结果不分胜负，那它就会把这个教训告诉更多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热爱生活、为成长而高兴和为肯定的成就而高兴的基础上的道德，而不需建立在压制和禁止基础上的道德。一个人，如果当别人幸福时，他是幸福的、胸襟宽阔的、慷慨的和高兴的，那么他就是“好人”，而且别人一些小过失就会被他看作无足轻重的。但是，对于那种靠残酷和剥削手段而发财的人，我们将以看待一个“不道德的”人的眼光去看待他，即使他经常去做礼拜或把财产用于公众事业。为了做到这一点，只需要对群众灌输一种对伦理问题的合理态度。在今天，理性的力量已被认为是很小的，但我依然自认为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理性主义者。理性也许是一种微小的力量，但它是永恒的，而且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而非理性的力量则毁灭于相互无益的争斗之中。因此，非理性的每一次喧闹其结果都是增强理性的朋友的力量，并重新表明只有他们才是人类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