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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厌烦与兴奋
二、妒忌与艳羡
三、怀疑与信任
四、理性与理智
五、舆论与恐惧
六、犯罪心理
七、虐待倾向
八、以善作恶
一、厌烦与兴奋
厌烦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相信，它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起推进作用的一个巨大动力，今天更是如此。
厌烦似乎是唯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情绪。被捕获的动物确实也会变得烦躁不安、上下踱步、张口打哈欠，但从性质上来说，我认为它们的体验是不可能同人类的厌烦类比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在警惕敌方、寻找食物，或是两者兼有，有时它们在求偶，有时在设法保持温暖。但是即使在它们不快活的时候，我想它们并没有觉得厌烦。可能类人猿在这方面以及其他不少方面同我们相似，但是我从来没和它们一起生活过，因此没有机会做这一实验。
厌烦的基本要点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状况进行对比。厌烦的另一要点是：人的官能不能处于繁忙紧张状态。从企图危害你性命的敌人身边逃跑，我想这是使人难堪的，但这绝不是厌烦。一个人在被处死时是不会感到厌烦的，除非他有那种近乎超人的勇气。同样，没有人在做首次演说时会打呵欠，唯一的例外是已故的德文郡公爵，他却因此而受到贵族的尊敬。
从根本上说来，厌烦是一种受到挫折的欲望，那些期望发生的事件本身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它们只要使厌倦无聊的牺牲者知道这一天和别的一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反面，一言以蔽之，不是愉快，而是兴奋。
追求兴奋的欲望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心灵之中，尤其是男性。我想，比起以后的各个时代来，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更容易得到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战争是令人兴奋的，求爱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野蛮人会在一个女人身边还睡着她的丈夫时设法和她通奸，尽管他知道，只要这个丈夫醒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情境，我想是不会令人厌烦的。但是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单调枯燥了。当然贵族例外，他们仍然处在而且一直停留在狩猎时代。
我们听到过很多对机械生产劳动沉闷单调的抱怨，不过我想用旧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劳动是最枯燥乏味的。真的，同大多数慈善家的观点相反，机器时代大大减少了整个世界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厌烦的总量。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里并不孤独，夜晚的时光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消磨度过，而这在旧式的乡村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看中、下等阶级生活的变化吧。从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和女儿拾掇妥当后，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始“大团圆”的欢乐时光。这就是说，一家之长去睡觉了，妻子忙着编织，女儿们宁愿自己要么死去，要么神游江巴克图。她们不许看书，不许离开屋子，因为当时流行的做法是，这个时候应该由父亲与她们说话，而这对一家人来说都应是一种快乐。要是运气好，她们最终也结了婚，于是便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们的青年时代同自己所经历的一样沉闷无趣。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处女，最后当个老奶奶的侍女、仆佣————这种命运正像野蛮人施加于其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可怕。
在我们评判100年前的世界时，应该记住这一厌烦的重负，历史越往前移，厌烦的压力也就越重。
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冬天的单调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了他们些许光明，那堆柴火的烟雾弥漫了唯一的单间，室内依然寒冷透骨。外面的道路实际上根本不能通行，因此他们几乎见不到来自邻村的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行巫者这种习俗。这后来成了冬天晚上唯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经历的厌烦要少得多，但是我们更害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是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对兴奋的积极强烈的追求而予以避免。
姑娘们现在大多自己谋生，多半缘于此，她们能够在晚上去寻找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那一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时光。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在美国，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他们家里都有了收音机。年轻的男女们相见约会比起以前来方便多了，每一个家庭女佣可以期望一星期至少有一次兴奋的社交聚会，而这足以使18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家玛》中的主人公期待不已了。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向另一处，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带到哪里，狂舞乱跳，饮酒作乐，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希望到了新的地方会有更多的乐趣。
那些不得不靠挣钱谋生的人，在劳动时间里只好忍受厌烦的折磨，而那些有足够的钱财以免受劳动之苦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像其他理想一样，比起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假设来，那是更难获得的。与欢乐的前一天晚上比较起来，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人至20岁时想到，到了30岁生命即将完结。我已经58岁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
或许把人的生命资本当作货币资本来花是不明智的。或许一定量的厌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的确，各个民族只要有机会，都会显示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枯燥生活的方法，因此，除非政府加以干预，他们便会喝得烂醉如泥。
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种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要比无所事事好一些。因此，厌烦对道德家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人类所犯的罪恶中，至少有一半是出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不过，我们不应该把厌烦完全看作是邪恶的。
厌烦有两种，一种是产出型的，另一种是愚滞型的。产出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愚滞型则是由于缺少活动所引起的。
我并不是说毒品对人的生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例如，有时候，一个明智的医生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而且我想这种情况比禁烟主义者假设的要多得多。但是对毒品的迷醉与狂热，甚至为不加约束的本能冲动所控制，这是绝不应该的。而适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在一定限度内，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一种过于充满兴奋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竭，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得到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那种快乐的战栗狂喜。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有着过分嗜好的人一样，到头来，对足以使任何人窒息的一定数量的胡椒，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要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限度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健康，而且会削弱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用兴奋代替广泛的机体满足，如同用机灵代替智慧，惊诧代替美感。
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于身心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就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幸福，一定程度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传授给年轻人。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厌烦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对着刚刚摆到他面前的《旧约全书》手稿，不难想象他会发表出什么评论来，比方说《创世纪》吧————“我的天，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长串人名，而且你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产生什么兴趣。你的故事嘛，我承认，开头还不错，所以起先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真是想把一切统统倒给读者。把要点留下来，水分给我挤掉，篇幅好好削一削，再把手稿带来给我看看”。
现代的出版商是会这么说的，因为他知道当代的读者对厌烦的恐惧。还有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证明是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么一种看法。不只圣贤之书是这样，所有那些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的章节。要是一本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些伟人们的生平，除了某些辉煌的时刻以外，也并不总是那么绚丽夺目的。
苏格拉底可以时而出席一场宴会，在喝下去的毒酒开始发作前，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他一生中，大半时间还是静悄悄地和凶悍泼辣的妻子黏西比一起生活，下午出去散散步，或许在路上遇见几个朋友。据说康德在其一生中，从未离开柯尼斯堡10英里远。达尔文呢，在周游世界以后，余生就是在他自己家里度过的。马克思则掀动了几次革命，尔后在不列颠博物馆度过了他的一生。
总之，可以发现，伟人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平静安逸地生活，他们追求的快乐，并不是那种在外人看来兴奋激动的快乐。不通过坚持不懈的劳动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这种劳动如此艰苦，如此使人全神贯注，使人不再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劳心劳力的娱乐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加入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活动。
对或多或少有些单调的生活的忍受能力，应该从儿童期就开始培养。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提供了过多消极的娱乐活动，诸如电影、戏剧、味美的食物等。他们没有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除了某些很少的例外，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生活的重要性。孩子们需要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获得。
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付出体力代价的快乐活动，诸如看戏等，应该尽量减少为好。这种兴奋究其本质而言犹如毒品，兴奋越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但在兴奋期间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则是违反人的本能的。
一个小孩就像一株植物一样，让他不受干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觉印象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乏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
我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长处，我只是说，某些美好的事物只有在伴以一定程度的单调时才有可能获得。
一个孩子或青年，在他具有某一严肃的创造性目标时，他就会甘于忍受巨大的厌烦，他发现这是走向成功所必需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过的是放荡享乐的生活，那他的头脑就不会自然产生这类创造性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想的总是下一个快活享乐，而不是距离尚为遥远的成功。
基于以上理由，一代不能忍受厌烦的人将是不成气候的人。这样的一代人适当地与缓慢的自然发展过程分离开来，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都渐渐消亡，犹如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一样凋谢枯萎。
我并不喜欢用玄乎隐秘的语言，但是这里如果我不用听上去有些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要说的意思。不管我们怎么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生物，我们的生命就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动植物一样，我们也从它身上汲取营养。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天和冬天同春天和夏天一样重要，休憩和运动一样重要。对儿童来说，比成人更为重要的是，同地球生命的潮涨潮落保持某种联系。通过无数世代，人的躯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在复活节里也体现了这一点。
我见过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回，他第一次被带到葱绿的乡间去散步，时间是冬天，一切都湿漉漉，道路泥泞难行。在成人眼中并没有什么可引人注目的，但是在孩童的眼里却闪现出奇异欣喜的光彩，他在潮湿的土地上跪了下去，把脸埋到青草里，嘴中发出快乐高兴的咿呀叫声。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欢乐是原始的、质朴的，又是广泛的。那种得到满足的机体的需要如此的强烈。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很少是精神完全健全的。
有许多快乐，我们拿赌博作为一个例子吧，它本身没有和大地的联系因素。这一类快乐一旦停止下来，就会使人感觉无聊不满，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这种快乐带给我们的是不能称作幸福的。另外，那些把我们和大地的生命联结起来的快乐里，则有着使人得到极大满足的东西。在它们停止以后，它们带来的幸福依然存在，尽管其强烈程度比起那些更令人兴奋的放荡胡闹来要低些。这中间的区分差别，可以从最简单的到最文明的长长一串行业。我刚才提到的两岁幼儿便显示了他与大地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最原始的形式。但是在高一级的形式上，同样的情况则可以见诸诗歌。
使得莎士比亚的抒情诗如此卓越感人的，便是因为诗中充满了使两岁的幼儿拥抱草地的同样一种欢乐。请读一下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致云雀》中的第一句“听，听，云雀”或是“来到金黄的沙滩上”，你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显示出来的感情，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或者，我们再来看看爱情和纯粹的性爱之间的差别。爱情是这样一种体验，它使我们整个身心得到复苏和新生，恰像植物在久旱之后感受雨露滋润一样。但是没有爱情的性交全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在瞬间的肉体快感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厌恶，以及生命的空虚这类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属于此。
当代的城市人所遭受的那样一种厌烦，是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的。这种分离使得生活变得灼热、无聊而又干枯，犹如沙漠之中的朝圣远行。在那些富裕有钱、可以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他们所遭受的那种特别难以忍受的厌烦，正像它看上去显得很荒谬一样，是由于他们对厌烦的恐惧而产生的。在逃避产出型的厌烦时，他们成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的牺牲品。
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幸福才能得以存在。
二、妒忌与艳羡
除了忧虑之外，使人不幸福的主要的潜在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妒忌了。我觉得妒忌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儿童还不满1岁就有了这种心理，因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极为慎重地对待这一问题。
对一个幼儿冷落，而对另一个幼儿表示出一点点的偏爱，这即刻就会被前一个幼儿观察到并引起憎恨。一个家庭里如果有几个孩子，那就必须对每个孩子都绝对公正，不偏不倚，而且始终如一。但是儿童在表露自己的妒忌和猜忌情感方面，比成年人稍稍公开一些。这种情绪实际上在成人中一样普遍。就以我家的女佣为例吧，我记得我们曾有一个女佣，因为怀了孕，我们便让她别去提重物了，这么一来，立刻便有所反应：哪一个女佣都不愿去提重物，结果需要去提重物时，都得我们自己动手。
妒忌是民主的基础。赫拉克利特曾经声称，希腊城市以弗所的公民们都该被吊死，因为他们说过：“我们当中谁都不许出人头地。”可以肯定，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运动，几乎完全是由这种热情所激起的。现代民主的兴起也是这样。确实有那么一种理想主义理论，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我个人也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理想主义的理论并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变革，而当巨大变革发生时，那些为之辩护的理论一直是热情的伪装形式。那种给予民主理论推动力的热情，无疑就是妒忌的热情。
试读一下18世纪曾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雅各宾政变期间被捕并被处决的罗兰夫人的回忆录吧，她常常以忠于人民的高贵妇人的形象出现。你会发现，使她成为强烈的民主分子的是这么一种切身的体验：有一次她去访问一座贵族别墅时，却被带到了仆人的房里。
在一般的体面妇女中，妒忌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你乘坐地铁，一位衣着入时的女人正巧沿着车厢走过，这时你看看旁边那些女人的神色吧。你会看见，每一个女人，或许除了那几个穿着更为时髦的以外，都会带着恶意的眼光看她，会绞尽脑汁去贬损她。对传播流言蜚语的爱好就是这种普遍的恶意的表现：只要是关于别的女人的坏话，即便没有丝毫根据，也会马上被人相信。
一种高尚的伦理道德也起了同样的作用：那些有可能作恶来违反此道德的人受到妒忌，并且对他的罪恶进行惩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这一特别的美德本身就是一种酬劳和奖励。
然而，同样的情况在男人身上也时有所见，不同之处在于，女人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而男人一般只对与自己同行业的人有这种情感。你是否曾经冒失地在一位艺术家面前称赞另一位艺术家？你有没有在一位政治家面前称赞同一党派的另一位政治家？你有没有向一位埃及学家夸奖另一位埃及学家？如果你这么做过，那么十有八九，你会引起那种猜忌的心理的爆发。
在17世纪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和17世纪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惠更斯的通信中，有好几封信对传闻牛顿患精神病一事表示悲叹。他们互相这么写道：“无与伦比的天才牛顿先生竟然因为理智的丧失而变得糊涂起来，岂不有点可悲？”这两位颇有名望的学者，在一封接一封的来往信件中，显然是带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掉下几滴眼泪的。事实上，他们假意悲叹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只不过是牛顿的几个古怪的行为引起了这样一些谣言和猜测。
在普通的人性特点中，妒忌是最为可叹可悲的。不仅妒忌者希望别人遭受不幸，只要不受惩罚并付之于行动，而且他自己也因为妒忌而受到不幸。他不是从自己拥有的一切里汲取快乐，而是从他人拥有的东西中汲取痛苦。只要他能够，就设法去剥夺他人的优点长处，这在他看来如此值得去干，犹如自己得到了这些优点长处。如果任这种“热情”肆意泛滥，那么它对任何美德，甚至对最有用的特殊技巧的发挥都是致命伤害。
为什么一个医生该坐着汽车去看病人，而一个工人只能走着去上班？为什么科学研究者可以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度过时光，而别人却要受着大自然的日晒雨淋？为什么一个掌握具有重大价值的非凡才能的人，就可以免去他日常繁杂的家务劳动？对这类问题，妒忌并没有提供答案。
不过，幸好人性中有一种有价值的热情，即羡慕的情绪。无论谁要增进人的幸福，就必须增进羡慕情绪，减少妒忌情绪。
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好妒忌呢？对圣人来说，可以用无私精神来治疗，尽管在圣人身上，对其他圣人表示出妒忌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怀疑1世纪初基督教隐修士圣西门·斯提莱特创立了一种奇特的苦修方式，在特拉尼撒筑一高柱，居其顶端思念上帝历时约30年，后人称其为“柱头修士”，当他要是知道另有一个圣人在一条更窄的柱头上站立时间更为长久时，他是否会觉得很愉快。不过，我们不去说圣人吧，对于普通人来说，治疗妒忌的唯一方法即在于幸福，但困难也正在于：妒忌本身就是幸福的一大障碍。
我认为人在童年时代遭遇的不幸大大刺激了妒忌心的形成，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宠爱，便形成了妒忌的习惯，待他走上社会，他就去寻找那些把自己作为牺牲对象的不公正现象，只要这类现象一发生，他就立即察觉到，如果没有，他也会想象出它们的存在来。这种人必然是不幸福的，而且为朋友们所讨嫌，因为他们不可能一直记住去避免做出那种被假想的怠慢行为来。开始时他认为没有人喜欢自己，到后来他以自己的行为使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变成真的了。
儿童时代的另一个不幸是：孩子虽有父母但得不到父母情感，这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虽然自己家里没有受到过分宠爱的兄弟姐妹，但小孩会发现别人家的孩子比自己受到父母更多的爱。这会引起他仇恨别的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他便会认为自己成了《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庶子、被遗弃的以实玛利。
有几种幸福是人天生应得的权利，要是剥夺了这些幸福，人几乎必然变得乖戾易怒。
但是妒忌者可能会这么说：“告诉我幸福是治愈妒忌的疗法又有何用？只要我继续有妒忌心，我就不会找到幸福，而你们还告诉我，在我找到幸福之前，我是不会抛弃妒忌意识的。”但是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符合逻辑的。只要认识到自己身上妒忌情绪产生的原因，就是在治疗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根据比较来思考的习惯，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当任何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都应该尽情去享受，而不要停下来去这么想：同别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比较起来，自己的事儿并不怎么叫人快乐。“是呀”，妒忌者说道，“今天天气很好，春天来到了，鸟儿在歌唱，鲜花在开放，但是我知道，西西里的春天要比这儿美丽一千倍，赫利孔山丛林里的鸟儿唱得更动听，沙伦的玫瑰比我家花园里的玫瑰更鲜艳。”当他这么去想时，太阳失去了光芒，鸟儿的歌唱变成了无意义的鸣叫，鲜花似乎都不值得一看。
他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快乐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是的”，他会对自己说，“我心中的姑娘是可爱的，我爱她，她也爱我，可是希巴女王一定绝艳美丽得多！哎，要是我有所罗门那样的机会该多好啊！”所有这类比较都是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无论是把希巴女王还是隔壁邻居当作我们不满的原因，两者都是无益的。
对贤人而言，并不因为别人拥有我所没有的，我自己拥有的东西就不值得享受了。实际上，妒忌既是道德上的又是理智上的一种缺陷，它永远看不见事物本身，只看见事物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我挣的工资已经足够花了，我本应感到满足，不过我听说另外有个人，我知道他一点都不比我高明到哪里，而挣的工资却是我的两倍，如果我是个妒忌心很重的人，刹那间我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满足感便消失了，我开始为一种不公正感所左右。
治疗这一切的有效办法是心理修养，培养不去想无益的事情的习惯。说到底，又有什么比幸福更值得妒忌？要是我能治好自己的妒忌心，我就会得到幸福，就会为人所妒忌了。那个工资是我两倍的人，必定会受到这种思想的折磨，想到另外有人挣的工资是他的两倍，如此等等。要是你渴望荣耀，你可能会妒忌拿破仑。但是拿破仑妒忌恺撒，恺撒妒忌亚历山大大帝，而亚历山大，我敢说，则妒忌实际并无其人的海格力斯。
因此，仅仅通过成功并不能摆脱妒忌心，在历史上或传说中总会有人比你取得更大的成就。你可以通过享受自己得到的快乐，通过去做自己要完成的事，通过避免和自己想象中的、可能是相当不真实的、所谓比自己更幸运的人去作比较，以此来摆脱和消除妒忌心。
不必要的谦虚和妒忌大有关系。谦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就我看来，我很怀疑谦虚更为极端的形式是否值得这样去看。羞怯的人需要别人的一再安抚和保证，而且常常不敢接受他们本来有能力去完成的任务。羞怯的人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些与自己经常相处交往的人。因此，他们尤其容易产生妒忌心，并由妒忌心导致不幸和敌意。就我来说，我认为抚养一个孩子，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个好孩子很重要。
我不相信哪一只孔雀会去妒忌另一只孔雀的羽尾，因为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羽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在每只孔雀认为自己比其他伙伴更美丽时，就没有这种压抑的必要了。每一只孔雀都想在这一竞争中赢得第一名，而且因为每只雄孔雀都尊重自己的雌孔雀，所以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妒忌当然是与竞争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对自己认为不可企及的福运是不会去妒忌的。在社会等级森严的时代，最下等的阶级不会去妒忌上层阶级，因为穷富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由上帝规定的。乞丐不会去妒忌百万富翁，尽管他们会妒忌那些运道稍微好些的乞丐。
现代世界中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以及民主和社会主义平等学说等，大大扩展了妒忌的范围。从现在来看，这是一种邪恶，但是为了达到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这种邪恶暂且必须忍受。当对不平等进行理性的思考时，除非它们是基于成绩优点之上，否则便被视为不公平。一旦它们被视为不公平，除了把这种不公平消除，对由此而引起的妒忌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妒忌心起着奇特作用的时代。穷人妒忌富人，穷国妒忌富国，女人妒忌男人，守贞操的女人妒忌虽然不守贞操，但未因此而受到惩罚的女人。
一方面，妒忌确是导致不同国家、民族、阶级，不同性别之间公正关系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同样确定的是，这样一种作为妒忌结果的公正很可能是一种最坏的公正，这种公正与其说增加了不幸者的快乐，不如说是减少了幸运者的欢乐。在个人生活中起着破坏作用的热情，在公共生活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因此，别以为从妒忌这样的邪恶中会产生出好的结果来。那些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希望我们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的人，应该去寻求其他的力量而不是以妒忌心来促成这些变革的发生。
所有的坏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另一个的原因，疲劳尤其是常常引起妒忌心的一个原因。当一个人对自己要去做的事感到力不从心时，他便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便极可能以对那些工作较为轻松的人产生妒忌的形式出现。
因此，减少妒忌心的方法之一是减少人的疲劳。但最主要的是，要去寻得一个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的生活。纯粹是职业性的妒忌，多有性方面的原因。一个在婚姻或子女抚养方面颇为幸福的人，是不怎么会因为别人更有钱、事业上更成功而去妒忌的，只要他自己有足够的钱，能够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抚养孩子就行了。
人的幸福究其实质而言是很简单的，简单到连那些老于世故的人都不能承认自己究竟缺少些什么。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对每一个衣着入时的女人产生妒忌心的女人，可以肯定她们在生活中并不幸福。在西方各国，尤其在妇女中，生活幸福的人是很少的。在这一方面，文明似乎走上了歧途。要减少妒忌心理，必须找出能弥补这种状况的办法来，要是找不到这样的办法，那么我们的文明就会处于由仇恨走向毁灭的危险之中。
从前，人们只妒忌自己的邻居，他们对其他的人几乎一无所知。现在通过教育和新闻传播等间接手段，他们对人类社会各等级的人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尽管其中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一个都不认识。通过电影，他们了解了富人是怎么生活的；通过报纸，他们知道了别的民族或国家的种种弱点；通过宣传，他们了解到与自己肤色不同的种族人们的凶残行为：黄种人仇恨白人，白人憎恨黑人等。你或许会说，这一切仇恨都是由宣传煽动起来的，但是这种解释只说到问题的表面。
为什么宣传在激起人们的仇恨时比激发人们的友好感情更易成功？原因很清楚，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的心灵更趋向于仇恨而不是友谊。它之所以趋向于仇恨，是因为它感到不满，因为它深深地、或许甚至是无意识中感到自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感到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得到了大自然给予人的欢乐。现代人的生活中享受到的快乐，总起来肯定要比原始社会时多得多，所以人们对可能得到的快乐的追求意识也就更为强烈了。
无论你何时带孩子到动物园去，都会发现类人猿的眼睛里，在它们没有表演体操动作或是嗑坚果时，会显出一种奇特的紧张、悲哀。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它们感到自己本来应该成为人的，但是没能发现如何成为人的秘密。在进化的道路上它们迷失了方向，它们的堂弟妹赶了上去，它们自己却落到了后边。
与这种紧张、烦恼同样的情绪，似乎进入了文明人的灵魂。他知道还有比自己更优越的事物，而且几乎就在自己的掌握中，但是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或是怎样去发现它。绝望之中，他向自己的同伴发起怒来，但是同伴和他一样感到失落和不幸。我们已经达到进化史上的又一个阶段，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必须迅速穿越过去，否则，大多数人就会在路上死去，其他人则会在怀疑和恐惧中迷失方向。
因此尽管妒忌是邪恶的，其作用也是可怕的，但它并不完全是个魔鬼。它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茫茫黑夜中跋涉者的痛苦，他们或许是在走向更好的安憩之处，或许只是走向死亡和毁灭。在这绝望之中要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文明人必须像开阔自己的视野一样开阔自己的心胸。人类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并且通过这样做来获得人的自由。
三、怀疑与信任
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我想提出一种恐怕在表面上看来甚为荒谬的和破坏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当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说明某个命题是真的时，要相信它就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当然，应该承认，如果这样的看法为人们所普遍接受，那就将改变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时下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与之相抵触。我知道更为严重的是，它会使那些机敏的人、作家、主教以及那些依靠命运多舛者的苦盼苦望为生的人减少收入。所以，我的意见不免要遭到种种诘难。尽管如此，但我认为能够给我的表面上荒谬的见解找出证据并公之于众。
我要为自己做些辩解，免得人们认为我好走极端。我是一个英国辉格党人，具有英国人的调和折中的性格。曾有一个关于希腊哲学家、怀疑主义创始人毕洛的故事。他认为我们永远没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某一种行为方式会比另一种更聪明。在他年轻时，有一天下午他外出散步，看见他的哲学老师（毕洛曾师从于他）正掉进了一条灌水渠里，水没头顶而无法出来。毕洛盯着他的老师看了好一会儿，却继续散步，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认为救了他的老师便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后来，一些不那么相信怀疑主义的人将那位哲学教师救了上来，并责备毕洛太无情了。然而，这位老师由于忠实于自己的怀疑原则，却称赞毕洛言行一致。我主张的并不是毕洛那种过头的怀疑主义，因为我即便不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相信常识。我还准备认可科学上所有已经确定的成果，不在于认为它们是必定正确的，而在于它们有可能为理性行为提供根据。如果有人宣称某时某刻有月食，我认为那就值得留心观察它是否会发生。然而毕洛就不会这样想。基于此，我认为我主张采取一种中间立场是正确的。
对于许多事情，研究它们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上面提到的月食发生的时间就是一个例子，也还有许多事情则情况相反。即使专家们的意见都一致了，他们也还可能会搞错。20年前，爱因斯坦关于在引力作用下光的折射率的观点为所有专家所否定，但它却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怎么说，在专家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他们的观点比与其相反的观点更有可能被非专家的人当作正确的观点所接受。我主张的怀疑主义总的来说只是下列三点：①当专家们意见一致时，与其相反的意见依旧具有不确定性；②当专家们意见不一致时，非专家的人不能认为哪一种意见具有确定性；③当所有专家都认为一种肯定的意见缺乏充分的理由时，一般人还可以暂不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命题看来好像是很温和的，然而，如果人们都接受了，那将使人类的生活发生空前的变革。
人们的意见都包括在这三种类型之中。当某个意见具有理论根据时，人们往往乐于把这些根据提出来并期待它们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感情用事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他们心平气和地坚持意见并冷静地陈述他们的理由。那些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坚持的意见，常常缺乏充分的理由。事实上，情感是一种尺度。它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以理服人的能力。政治观点以及宗教观点几乎总具有情感的色彩。除中国之外，每个人必须在政治以及宗教方面持有坚定的观点，否则便被视为可怜虫。所以人们憎恨怀疑论者，远甚于憎恨同自己意见相悖的具有强烈激情的拥护者。人们认为，对实际生活的要求需要对这类问题持某种意见，而且假如我们变得稍稍理性些的话，社会的存在将成为不可能。然而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我将努力说清楚为什么我有此想法。
以1920年后的失业问题为例：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工会捣乱所致；另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欧洲大陆上的混乱造成的；第三派意见在承认上述两种原因起了一些作用的同时，将问题主要归咎于英国银行力图提高英镑币值的政策。据我所知，在第三派中包括大多数专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政治家是不会对无助于党派之争的观点感兴趣的，而一般人则倾向于把不幸归咎于他们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因此，人们往往支持或反对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政策。而少数有理性的人的话却不为人们倾听，因为他们不迁就任何人的感情。如果他们要争取同盟者，就必须说服人，使其相信英国银行是很坏的。如果想争取工党，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工联主义的敌人；如果想争取伦敦的主教，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不道德的”。这样，人们才会跟着认为银行关于货币的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我要大着胆子提出一个一般人以为难以用冷静的头脑去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婚姻的习俗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除了本国的以外，其他的一切婚姻习俗都是不道德的。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要替他们的放荡生活作辩护。在印度，寡妇的再婚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一件十分可怕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离婚被认为是邪恶的，然而夫妇间的某些不忠却受到宽容，至少在男人方面是这样。在美国，离婚并不难，但一夫一妻制之外的男女关系却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伊斯兰教徒相信一夫多妻制，而我们认为这是堕落。人们以极端热忱的态度坚持着各自的看法，并对违背它的人施以无情的讨伐。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却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是极小的尝试，表明他自己国家的习俗比起别的国家的习俗更有益于人类的幸福。
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论著，例如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我们便会感到置身于一种同流行的成见完全不同的气氛之中。我们会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习俗，其中有很多我们会认为是违背人类本性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一夫一妻制理解为是男人强加于女人身上的一种习俗，但对于西藏流行的一妻多夫习俗，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去西藏旅行的人回来告诉我们，那里的家庭生活至少像我们欧洲家庭生活一样的和睦。稍稍阅读这方面的材料，肯定会使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人很快变成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因为看来没有什么证据能使我们说：这种婚姻习俗比那种婚姻习俗更好或更坏。几乎所有的习俗都包含着对当地道德习惯触犯者的不可容忍和残酷惩罚，除此之外，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看来，道德上的罪恶是地域性的。按照这个看法，只要向前再走一步就会得出结论说：“罪恶”的概念是虚幻的，因此按照习俗所进行的残酷惩罚也是不必要的。正是这个结论使许多人不高兴，因为自以为带着善意的良心强加于人正是道德家高兴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虚构出地狱来的原因。
在狂热地信仰一些令人质疑的事物方面，民族主义当然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想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如果现在要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每个有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都要做出许多客观陈述。然而如果这发生在战争期间，他一定会被送进交战国任何一方的监狱中去。在平时说出这种情况只不过被看作是一种莽撞行为，而在战时，这就是犯罪。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含有极端信仰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其虚伪性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只有那些都具有民族偏见的人才去相信这些制度。而如果以理性去考察那些制度，就如同以理性去考察宗教信条一样，都被视为邪恶。当人们被问道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抱怀疑主义算是罪恶时，唯一的答复就是：神话能帮助我们打胜仗，所以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只能被人杀，而不去杀人。靠大量诋毁外国人以保全自己是可耻的，据我所知这个观点，除了公谊会教徒之外，至今在职业的道德家中还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者。如果有人说一个理性的民族将能找到完全避免战争的良方，那么，他将以受到辱骂作为回报。
理性的怀疑主义传播开来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人类的事情源于情感，情感产生出伴随的神话系统。一个遭受了某种侮辱的人会臆想一种说法，说他是英国国王，而且对他未能因这种崇高地位而领受应得的尊敬编造出种种巧妙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幻想并不能得到他的亲朋好友的同情，相反地，他们却把他关了起来。然而如果此人不是说有关自己的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说到他的国家、他的阶级或他的主义如何伟大，那他就会赢得一大群附和者，甚至因此而成为政治或宗教领袖；即使在公正的局外人看来，他的观点就如同在疯人院发现的那些夸大狂所说的话一样荒诞。一种团体的疯狂性就是这样产生的，它遵循着和个人的疯狂性一样的规律。人们都知道，同一个自认为是英国国王的人争论是危险的，但当他被隔离起来后，也就被压服了。当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幻想时，如果它的自负受到非难，它的愤怒无异于一个发疯的人，此时除了战争之外就无法使它屈服于理性之下。
智力因素在人类行为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在心理学家中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最明显的是下列两个问题：①信仰作为人类行为的起因，究竟有多大作用？②信仰在多大程度上是从逻辑充分的证据中推演出来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作这样的推演？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心理学家们有一个一致的做法，即尽少地提及智力因素，甚至比一般人提到的还要少。但在这个大范围内，却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依次就这两个问题讨论一下。
（1）信仰作为人类行为的起因，究竟有多大作用？我们不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以我们以一个凡人的普通一天来作例子。他早晨起床，这多半是由于习惯的作用，而不是任何信仰干预的结果。他吃早饭、赶火车、读报纸、上班，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依习惯行事，这是由于在过去他形成了这些习惯。但在职业的选择上，至少信仰起着一定的作用，当时，他可能相信他选择的职业是符合他的意愿的。在大多数人那里，信仰对于职业的最初选择是起着一定作用的，而且在此后因这种选择而发生的一切也都受其影响。
在工作中，如果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就可以继续依照习惯从事，无须有主动的意志，也无须信仰的明显干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这些法则只是他的习惯，就如同打网球的人要遵守规则一样。它们是年轻时候学到的，不是来自同真理相符的智力信念，而是来自于取悦老师，就像一条狗学会坐在它的后腿上乞食一样。我不是说一切教育都是属这种类型的，但读书、写字和做算术这三种学习，大体上也确实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是一个股东或总裁，那么在他的生活中，他可能会应召去做出一些难度颇大的决策。在作决策的过程中，信仰也许起着一定的作用。他相信有些东西将要涨价，有些东西将要跌价，相信某某人是一个信誉很好的人，某某人已濒临破产。他就根据这些信念采取行动。正因为他依据信念而不仅仅依据习惯去应召行事，他才会被认为比一个职员能干得多，也因此他才能赚得更多的薪俸，当然这要以他的信念是否正确作为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信念尽管对于我们的行为直接负有的责任只是一小部分，但它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一般做法，特别是宗教信仰和政治行动，它们同信念是紧密相连的。
（2）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两个方面：实际上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证据？信仰依赖于证据，其可能或人们希望的程度有多大？
前一方面，信仰对证据的依赖程度比信仰者所设想的要低得多。举一个近乎理性的例子，即一个城市里富豪的货币投资。人们经常会发现，他对于法国法郎是涨是跌这个问题的看法依赖于他的政治上的好恶倾向，而且由于他如此坚持这种看法，以致他不惜拿金钱去冒险。在破产的问题上，常常可以发现感情因素乃是陷于破产的基本原因。政治见解很少依赖于证据，除非对于社会公仆来说，而他们又是被禁止谈论政治见解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25年前发生的税率改革争论中，大多数工厂主支持增加他们收入的主张，并且表明他们的意见是真正依据于证据的。然而，他们所说的很少有人认为确实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弗洛伊德学派使我们习惯于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为一种在实际上完全是非理性的决定或意见，创造出一种合乎理性的根据来。然而在这里，特别是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存在的是一种正好相反的所谓“非理性化”的过程。一个精明的人多少会下意识地从自私的观点把关于一个问题的赞成和反对意见总括起来。等到他借助无意识，得到一种可靠利己的决定后，他就会提出或到别人那里采用一套娓娓动听的论调，以表明他是如何为追求公共的利益而做出个人的最大牺牲。谁如果相信这些论调代表他的真正理性，那就说明他完全不能鉴别证据，因为他所声言的公共利益并没有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产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此人显现出比他实际情况更少的理性，更奇妙的是，他的非理性部分是有意识的，而理性部分却是无意识的。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获得如此成功。
看来我说的这些好像有点儿离题了，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无意识的理性，即所谓的精明，同意识的种种变化区别开来。我们平常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并不影响无意识，所以精明不能靠现今的教育手段来传授，道德也同样如此。除非仅是习惯性的道德，我们似乎也不能靠现今的种种方法来传授道德。无论如何，我从未见到过那些经常受到告诫的人会得到任何仁慈的影响。因此，按照我们现今的方式，任何审慎的改良都应该靠着智慧的方法来获得。我们虽然不知道如何教人精明或具有美德，但我们知道在一定限度内如何教人有理性，唯一必要的就是在一切方面彻底改变教育当局的措施。
目前看来创造理性比创造美德更容易————这里我们所说的“理性”，意指我们心中能预见我们行为结果的一种科学的习惯。
后一方面，这一点将我引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人们的行动能够或应该合乎理性到什么程度？让我们首先说说“应该”。在我心目中，理性应局限于明确的范围之内。生命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分常常由于理性的介入而被损害。莱布尼茨年老时曾写信对人说，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开口要一位女士嫁给他，那是当他50岁时，“幸运得很”，他接着说，“这位女士要求我给她一点时间考虑。这同样使我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便取消了这个提议”。无可怀疑，他的行为是很理性的，但我不能说我很赞成这种行为。
莎士比亚把“疯子、情人和诗人”相提并论，称为“全都是幻想”。而问题在于要保留情人和诗人，去掉疯子。举一个例子来说，1919年我曾在伦敦著名剧团老维克剧院看演出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的女人》，其中有一场难以忍受的悲惨场面，那就是希腊人因为担心阿斯脱安纳斯成为赫克托耳第二而把他杀死。剧院中没有人看到这里不为之而落泪，但都不相信剧中的希腊人会残忍到如此程度，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那些掉泪的人本身正在实践着一种欧里庇得斯的想象力从未思及的残忍：他们刚刚投票选举的政府在停战后延长对德国的封锁，而且强行封锁俄国。众所周知，这种封锁致使无数儿童死亡，但他们都觉得消灭敌国的人口是合乎他们愿望的。这些儿童也像阿斯脱安纳斯一样，长大之后也许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与自己为敌。诗人欧里庇得斯唤醒了观众幻想中的情人，然而一出剧院门口就忘记了情人和诗人，具有杀人狂样子的疯子却控制着这些政治行动。
是否能够保留情人和诗人而去掉疯子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三者以不同的程度存在着。它们之间是否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致一个受到控制，而其余两者就要被消灭呢？我不相信这样。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力量，它定会在行动中得到发泄，也可能按个人情况在艺术中、在爱和恨中得到发泄。尊严、节制和例行公事已经扼杀了我们的艺术冲动，并禁锢了我们的爱，使它不再是丰富的、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相反地却必然成为不愉快的和偷偷摸摸的。控制已施予本应得到自由的事情上去了，而妒忌、残忍和憎恨几乎同整个主教团的祝福一样普遍地蔓延着。我们身体上本能的器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有助于延长我们自己及后代之生命；一是促使我们假定的对手缩短生命。前者包括快乐、爱情以及在心理学上爱的衍生————艺术；后者包括竞争、爱国心和战争。世俗的道德尽其所能压抑前者、助长后者，真正的道德所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同那些所爱的人相处，完全可以依本能行事，而跟那些所恨的人相处，则应该受理性的节制，不可为所欲为。在当代世界中，我们实际上所恨的人都是相距遥远的人群，特别是其他国家的人。我们抽象地想象他们而且自我欺骗地相信，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或高尚动机。有大规模的怀疑主义才能够揭开把我们同真理隔开的帷幕。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能开始去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这种道德不再基于妒忌和束缚，而是基于对圆满生活的愿望和一种理想的实现。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就曾部分地实现过。如果人们学会了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他人的痛苦，它就能在明天实现。这不是一种苛刻到不可能的道德，然而确立了这种道德，我们就能把尘世变成天堂。
四、理性与理智
习惯上我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认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必是一个希望人们具有理性的人。但是，如今理性已经受了许多严厉的攻击，以致难以弄清楚人们说到它指的是什么，或者即使弄清了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它是否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某种东西。理性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即理论的和实践的。什么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意见？什么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行为？实用主义强调意见的非理性，心理分析学派强调的是行为的非理性。受这两派学说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人们向往的理性，这种观点使得人们的意见和行为在它面前趋于一致。由此引起的结果似乎是，如果你和我各持己见，用不着诉诸争辩，也用不着去找一个公正的局外人裁决。唯一可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财力和武力强弱，用辞藻、广告或战争等手段来决一胜负。我相信这样一种看法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最终将危及文明。因此，我将竭力表明理性这一理想丝毫没有受那些危及它的意见所影响，它仍然保留着它所具有的指导思想和人生的全部意义。
在阐述理性之前，我想仅把它定义为在达到一种信仰时所考虑一切有关证据的习惯，当不能获得确定性时，一个有理性的人特别注意的是那种具有最大或必然性的意见，而将其他具有较小或偶然性的意见存于心中作为假设，以待今后获得新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可以的。当然，这就假定我们在多数场合下可以凭借一种客观的方法去确定事实和可能性。这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有许多人认为，智力的唯一功用是促使个体欲望和需要得到满足。柏列伯士教科书委员会在他们编写的《心理学大纲》中说：“在所有事物中间，智力是一种偏私的工具，它的功用足以保障那些有利于个人或氏族的行动得以实施，那些利益较少的行动得以禁止。”
但是，就是这些作者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本书中也陈述了下列的话：“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区别，后者的依据仅仅是愿望和传说；而前者却是根据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这似乎同前面我们所引证的有关智力的说法不一致。的确如此，除非他们说这句话的含意是向人们暗示，他们采取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并不是由于智力。然而无论如何，由于他们承认“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必然承认具有客观意义的合乎理性的意见是可能的。
那些鼓吹反理性主义观点的作者，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观点中的错误就不那么容易被识破。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的意见如要证实是真实的，就必须与之相一致。对于他们来说，意见只是生存竞争中的武器，那些能帮助人们生存下去的意见就被称为“真实的”。这个观点在公元六世纪时就流行于日本，当时佛教也刚刚传入。那时日本朝廷由于怀疑这种新宗教的真理性，于是就命令一位大臣先信仰它以进行试验。如果这位大臣确实比其他人更幸福走运，那么这种宗教就会被推行全国。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采用的对一切宗教争论的方法。然而，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人宣布说改信犹太人的信仰，虽然看来犹太人的信仰要比任何其他人的信仰能更快地使人繁荣幸福。
有些人认为，心理分析学派曾表明我们的信仰不可能是有理性的，因为许多人所怀的信念是稀奇古怪的，而且近乎是精神错乱的根源。我对心理分析学派抱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我相信它有很大用处。但在一般人的心中对主要引起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研究兴趣的目的已经淡忘。他们的方法最初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是一种医治歇斯底里和各种精神错乱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分析被证明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治疗战争神经病的方法。里弗斯的“本能和无意识”对恐怖不能直接痛快地得到发泄而产生的病症作了细致的分析。当然，这些影响中大部分是非理智的，其中包括各种瘫痪症和各种明显属于躯体失调的症状。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症状，但正是这种智力上的混乱引起了这个问题。心理分析学者发现，患精神错乱的人的许多幻觉都是由于本能障碍引起的，因此能以纯粹心理上的方法来治疗，这就是使患者回忆起过去被抑制的记忆。这种治疗方法和产生这种治疗方法的见解，都是预先假定患者原有一种精神正常的状况，但患者已经不是这种状况，现在就是要使他意识到这一切有关的事实，包括那些他极想忘掉的事实。这正好同那种不肯探索和思考、默认无理性的人相反，这些人只知道心理分析学说揭示了非理性信仰的盛行，却忘记或不知道它的目的是运用一种明显是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去减弱它。一种极类似的方法也能治疗那些没被人们看作是精神错乱的非理性状况，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一个没有他们那种幻觉的医生的治疗。然而，那些总统、国务委员和知名人士都很难接受这种治疗，所以他们的病状无可医治。
至此，我们只讨论了理性的理论方面。现在我们应考虑一下理性的实践方面，相比之下这更难讨论。有关实践问题的意见分歧，不外乎由下列两方面造成：第一，是由于争论者之间欲望上的差别造成的；第二，是由于对用来实现他们欲望的手段的评价上的差别造成的。第二方面的差别本来是属于理论方面的，但其产生的结果却是属于实践方面的。例如，有些权威人士认为，我们国家的第一防线应当是兵舰，而另外一些权威人士则认为应当是飞机，按说这里并不存在目标上的分歧，而仅仅是手段上的差异。因此，这种争论能以纯粹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因为引起分歧的不同意见只是有关现在或未来的事实问题。
这类问题可以应用理性的理论方面来解决，尽管事实上也包含着实际问题。但是，在许多表面上可以归入理论方面的问题中，有一种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复杂情况。一个想以某种方式进行活动的人，他首先要说服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或活动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即使他认为没有理由使自己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他没有这种愿望的话，他便会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去判断有关事实问题和或然性问题，而这种方式对于想法相反的人来说是不会运用的。例如，那些有志于政治的人总会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政党领导人绝不会像对立政党政治家那样犯奸诈的欺骗罪。那些乐于管理的人认为，人们像一群羊一样被管是好事；那些爱抽烟的人会说，烟草能镇静神经；那些爱喝酒的人会说，酒能激发智慧。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偏见，会使人难免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即使是一篇有关酒对神经系统作用的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一般说来也会因为作者本人是否是一个戒酒主义者的内在因素而受到影响。无论作者本人是不是戒酒主义者，他总会以一种能证明自己做法是正确的倾向去看待事实。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中，这种考虑更为重要。大多数人认为，在形成自己政治见解时，是为公共福利的欲望所激励，然而事实上90%人的政治见解可以通过他的生活方式显示出来。由此使得有人主张，并且更多的人在实际上相信，在这一类的问题中，不可能存在客观的方法，除了具有对立倾向的阶级之间的输赢之争外没有别的方法。
然而，正是在这类问题中，心理分析是特别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察觉到从未意识到的偏颇，给人们提供一种像别人看待我们一样看待自己的专门方法，并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观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公正。这种方法如果同科学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得到普及，它能帮助人们比现在更合乎理性地对待有关事实的信念以及有关任何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的信念。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意见分歧，那么其他方面的分歧也一定能够得到和解与协调。
实践方面的理性可以定义为时刻铭记我们所有相关的欲望，而不只是某种在某一时刻表现的最强烈的欲望。像上述理性一样，因为它也是一个程度问题。完全的理性无疑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把某些人划归于精神病人，那么很明显，我们就会认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理性。我相信今日世界上一切实实在在的进步，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都是由于理性的增长。在我看来，宣传那种利他主义的道德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只能对那些早已具有利他主义欲望的人产生魅力。而加强理性宣传与此不同，因为理性大体上能帮助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无论这些欲望是怎样的。一个人的理性增长，同他的智力活跃程度和对他欲望的支配情况成正比。我相信，以我们的智力来支配我们的活动，这终究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有它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继续下去，因为科学的进步在不断更新我们自由处置的相互残杀的工具。教育、报纸、政治和宗教，一句话，今天世界上一切有力的工具都在非理性的一边，它们掌握在那些阿谀“平民国王”以便把他引入迷途的人手中。对此的补救方法绝不在于任何英雄创举，而在于我们对同胞和对整个世界抱有比较公正和平衡的见解。为了消除我们今天世界正在遭受的种种苦难，我们只有依靠正在广为传播的智慧。
五、舆论与恐惧
总的来说，很少有人会是幸福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全体居民分成道德观和信仰极不相同的群体。这种情况始于宗教改革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从再早一些的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自此以后，分化更为显著。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仅在神学，而且在许多更为具体的事情上都产生了分歧。贵族所允许从事的各种活动，却是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还有那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他们不承认宗教仪式的礼拜。
在整个欧洲大陆，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明显地分化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各种派别。
在欧洲国家分化更是多种多样。在有的群体里，艺术得到尊重；在别的群体里，只要是现代的都被视为邪恶。在有的群体里，对英帝国的忠诚是最高尚的道德；在别的群体里则被看作不道德甚至是一种愚蠢。保守型的人认为通奸是极其邪恶的罪行，但是现在有许多人则觉得这虽然不值得赞扬，是可以原谅的。在天主教里，离婚是绝对被禁止的，但在大多数非天主教派里则把离婚看作是婚姻生活的一种必要的缓解手段。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差异，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会发现，生活于某一群体中时，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驱逐者；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接受。许许多多的不幸，尤其是青年人的不幸即由此而产生。
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触到某些新思想，但是却发现这些思想在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诅咒。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把自己所熟悉的唯一环境当作整个世界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群体中，他们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不敢申言的观点会被当作普通常识被接受。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是在青年时期，而且也使人面对敌对环境，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一不必要的任务消耗浪费了巨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他们的逻辑推理，99％的人会产生胆怯心理，不敢去接受这些思想。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爱》的作者勃朗特姊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未遇到过任何同她们意气相合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艾米莉。她很勇敢，具有高尚的气质，这影响了夏洛蒂，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她的世界观大体上依然属于家庭教师这一类。
布莱克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精神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但也同她一样，他的勇气足以抵挡其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和评论家们的错误。
他对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我曾经知道的唯一那个人，
他几乎没有使我呕吐。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又是犹太人。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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