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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乐的理想
二、理想与兴趣
三、理想的素质
四、高尚的信仰
五、知识与价值
一、快乐的理想
大家都知道威尔斯写过一本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在这本小说中，机器的主人能到过去和未来旅行，能让他看见自己过去和未来是怎样的。然而人们却常常想不到在今天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斯所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到过纽约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等于看见了未来，因为如果欧洲度过了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当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过去，在印度更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
西方文明包括南北美洲、除俄国之外的欧洲和隶属英国的自治领土。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点在美国最为明显而且最为进步。我们惯常把进步看作是人人所承认的，总要毫不犹豫地假定过去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是趋向变好，而且今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信念以沉重的打击，因此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内也不会回到那种时代。在英国，加在这种乐观主义之上的打击相比之下要小些，在美国那就更小。
正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的文明是根据耶稣以前500年就已盛行的孔子的学说而建立的。孔子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性上是前进的，正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民所达到的幸福的程度，是衰败的今天既称赞又难以实现的。当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但实际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孔子像古代其他大师一样，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不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方面，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至今日，他的品德一直刻印在中国文明之页。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战争的国家，经过300多年，他们建立了现在版图上的这个国家，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内存在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相比。中国尽管遭到过外族的入侵，蒙古和满洲人建立过朝代，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传统思想以及同它一起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只是到了今天，由于同西方和西方化了的日本相接触，这种传统思想才开始衰败起来。
一个具有如此卓绝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加以研究。它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在一起。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的伦理学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它并不使一般人感到太高，以致实行不了。在本质上，孔子的学说很像存在于欧洲18世纪“绅士”的陈旧理想。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能说明这一点：《论语·八佾》中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像每一个道德说教者所要做的，孔子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方面的问题，但他绝不强迫人去做任何违反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论语·子路》中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取其中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原则怎么样？”他回答道：“那么，你对于善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原则是由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提倡的，道家学说比孔子学说更类似于基督教的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变诚实。即使某个人是不好的，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危害。”老子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训里有些话惊人地相似。例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被看作国家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点。道教虽然保存下来了，但主要作为法术流传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它的学说，对于统治这个帝国的有经验的人来说似乎是虚无缥缈的，而孔子的学说明显地被看作可以避免社会阻力、巩固统治的工具。老子宣传一种无为的学说，在《道德经》中，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那些自制、仁爱和礼让的格言，如果把它们与更为强调的善结合起来，这正是明智的统治者所做的。在中国绝不会像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那样，同时存在两种伦理体系，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企图如此去做，而且也希望别人也如此去做。但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基督教伦理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对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说，是太好了，以至于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种是我们宣传但不实行的，一种是我们实行的但口头上很少宣传的。基督教像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亚洲。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它也强调个人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特点的来世学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抵抗的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了强有力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来解释，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与君主”，受到大大的欢迎。今天，在竞争的工业制度影响之下，稍微谈到不抵抗学说也会受到藐视，所有的人都被期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之外都是软弱和愚蠢的。
中国人既不采用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用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在实践上，这类情况是很少出现的。而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并不称赞战争中或事业上的战胜者。首先，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赞的是学问，而不是别的；其次，与学问常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称赞文雅和礼貌。在古代，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予考试竞争中得胜的人。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取士制度，因此在过去两千年中，在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例外，他的每代家长都封有爵位。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人才开始懂得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比起从前的道德说教更实用的东西。年轻的中国人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而且可能很难再对老的传统抱有足够的尊敬。然而，大多数现代的人，除少数例外，仍保留着中庸、礼让和一种温和的气质。这些品质再经过几十年西方化和日本的影响是否还能保留下来，是值得怀疑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和我们西方的主要差别：他们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别人的权力和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太懒散也太好脾气了。但是，说他们懒，这只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他们不像俄国人那样的懒，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愿意努力工作。雇主会看出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但他们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因为不工作就会感到厌烦，也不是因为要满足自己好动而工作。当满足了生活所需，他们就以此为乐，不再想通过艰苦工作来改善生活了。他们具有极大的享受清闲娱乐的能力————看戏、清谈、鉴赏古代艺术品或在优美的环境中散步。按照我们的想法，这种消磨人生时光的方式，有点儿太轻松乏味了，我们更敬重那种整天跑办公室的人，即使他在办公室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害的。
也许居住在东方的白种人，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从我认识中国之后，我就把懒散大体看作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品质之一。我们虽然可以靠奋发的精神去完成某些事情，但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完成的这些事情究竟是否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已经表现出惊人的技术，其中一部分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过奢侈生活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残杀活动。我们已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其部分是服务于教育、卫生和其他有用的事，而其余部分则是服务于战争。在今天的英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儿才用于有用的事情。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国家收入用项的比例情况比英国更糟。我们已有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好的警察制度，它的部分职能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而部分职能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的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为止，绝没有这些事情。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同普通西方人的实际眼光相比，人们立即会发现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成就某种有用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他们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讨论，第二点也许同样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汉学家基尔士教授在吉福尔特讲演“孔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最后曾说，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原罪学说。我们生来全都是带着罪恶的，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这种罪恶只适用于白种人，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和祖宗正在地狱中受惩罚，他们就会大怒了。孔子教导说，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他们后来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和恶习的影响。这种和传统的西方正统教义的区别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看作是道德的先知先觉者，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愉快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概念中，有一种适合爱管闲事的活动范围，这种态度就来自原罪概念。它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也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这种因循的标准，大多数人实行起来太困难了。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这里，道德训诫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尊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要有礼貌。这些不是很难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所能做的。总的来看，中国人的这些道德标准，也许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所不能做的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诉诸证据和理由。而在我们西方人中间，不同意见很快会变成“原则”问题：每一边都认为对方是罪恶的，而且认为稍有让步就等于参加了对方的犯罪活动。这就使得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而且实际上很容易使用武力。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有人认真听他们的，就连他们的士兵也这样。他们打仗也几乎是不流血的，因此，他们造成的危害也比我们知道的西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战争要小得多。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尽力做他们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当官的和他们的军队不存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的调节来处理。互让被人们看作是基本原则，因为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这是必要的。关于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感到可笑，但它是中国人最宝贵的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更少具有残忍性。
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好战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这样，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喜欢战争和尚武，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他们的国家独立，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模仿我们的恶行。不过，我们别以这种模仿将会成为一种进步的话来奉承我们自己了。
二、理想与兴趣
在这里，我不准备考察那些生活赖以建立的巨大兴趣，而想探讨那些充实闲暇时间，并给予人在完成严肃的事务之后以娱乐的兴趣。
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妻儿、工作和经济状况是他殚精竭虑的主要内容。即便他有种种婚外恋，这些桃色事件本身大概不会使他牵肠挂肚，而它们对他家庭生活的影响则会让他焦虑不安。此处，我不认为与工作紧密相关的兴趣是闲情逸致。
以科学家为例，他必须紧随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对这类研究，若遇到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东西，他的感情便是热烈和鲜明的，不过，要是他浏览本行以外的另一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心情就大不相同了：不用专家的眼光，也不那么挑剔了，而且更无偏见了。即使他得用心追随作者的思想，他的阅读依然是一种放松，因为这与他的职责毫不相干。如果这本书使他感兴趣，那么这样的兴趣也属于闲情逸致，因为这一兴趣是不能移至与他自己课题相关的书本上去的。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便是这类处于人们生活主要活动之外的兴趣。
忧伤、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和自己生活没有利害关系的东西不能产生兴趣。结果便是清醒的头脑总是在思考某些问题，它们或许都包含了焦虑和担忧的成分。除了在睡眠中，清醒的头脑永远不能歇下来，而让下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怒以及丧失平衡感。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也是疲劳的结果。
当一个人感到越来越疲乏，他对外界的兴趣便渐渐丧失，而当它们渐渐消失时，他便失去了它们原先给予的宽慰，结果他变得愈加疲乏。这一恶性的循环十分容易造成人的精神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令人有愉悦感，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行动。决断事情和实践意愿，都是十分令人疲倦的，特别是在仓促而又无意识帮助的时候。凡是那些在作出重大的决定之前得先“睡一觉”的人，真是对极了。不过，下意识的精神活动不仅仅发生在睡眠之中，而且也发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别处的时候。凡在工作之后便能将其忘却，并在第二天来到之前不再想起它的人，比那种在工作前后总是为它操心的人，能更出色地做好工作。
而且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尚有多种兴趣，那么在应该工作的时候忘记它，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没有其他兴趣爱好的人，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兴趣绝不可以再度运用那些已让整天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的官能。
它们不该包含意志和当机立断的本领，它们也不该像赌博那样涉及任何经济因素，而且它们一般也不可使人过度兴奋，造成感情疲倦，使意识和下意识都不得安宁，许许多多的娱乐活动都具备这些条件。看比赛、上戏院、打高尔夫球，如此看来都是无可非议的。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读些与其职业活动无关的书籍也是一件好事。不管有多大的烦恼事，它不该使你在醒着的全部时间内绞尽脑汁。
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间存在着一大差异。总的来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忘记他们的工作。对于操持家务的女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不能变动工作地点，而男人离开工作场所后便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情绪。不过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在这方面和男人的差别，几乎同在家工作的女人一样。她们感到很难对没有实用意义的事情发生兴趣，她们的目标控制着她们的思想和活动，她们难得迷恋完全不费心神的闲情逸致。
我并不否认有例外，但此处我说的却是一般的情况。例如，在一所女人学校里，若无男人在场，那些女教员们的晚间话题总离不开本行，而在男人学校里，男教员们就两样了。对女人来说，这一特点表明女人比男人更真心诚意，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真诚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会提高其工作的质量。相反，它会造成视野狭窄，往往导致狂热和盲信。
一切闲情逸致，除了具有放松意义外，尚有多种功效。
首先，它有助于人们保持均衡协调的意识。我们十分容易沉溺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一种工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全部人类活动中这仅仅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丝毫的影响。应有一幅与必要的活动相一致的真实宇宙图。人生在世，俯仰之间，而在这生命的瞬间，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有所涉猎，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事情。浪费求知的机会，就好比是上戏院而不听戏。世界之大，无所不容，悲哀与欢乐交集，英雄和小人同台，千姿百态，令人诧为奇事。那些对这等景象不能产生兴趣的人，也就放弃了人生所给予的一种特权。
再者，这种均衡协调的意识是极有价值的，而且有时也能予人某种安慰。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隅，对于我们生死之间的一刹那，我们都容易变得过分激动，过分紧张，过分重视。这种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激动和过高的评价，毫无可取之处。那的确能使我们工作更勤奋，但却不能使我们工作更出色。以善为结果的少量工作，远胜于以恶为结局的大量工作，虽然主张狂热生活的信徒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凡是异常关切自己工作的人，始终具有堕入狂热和盲信的危险，这一危险主要存在于下述情形中：人们为了一两件要事而忘了其余的一切，并且以为在追求这一两件事情的时候，对于其他事情的附带性损害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种狂热盲信的脾气，最好的预防莫如对人的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宽广的概念。在上述情形中，这似乎是个很大的概念，但除此特殊作用以外，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偏重于某些技能的训练，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了解世界，以便极大地扩展人类的思维和灵魂。假如你迷上了政治斗争，你就会为了自己党派的胜利而拼命卖力，这当然也不坏。然而在斗争的途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例如，你会发现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凌辱别的国家。
如果你的灵魂视野局限于现在，或者你已接受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用这些令人怀疑的手段。依靠这些手段，你将在目前的计划中获得胜利，而未来的后果可能是惨败。反之，你头脑里总陈列着人类以往的历史，人类对野蛮缓慢而又不完全的摆脱，以及人类的全部生命和星球年龄相比之下的短促，等等。
如果这些想法成了你的思维习惯，那么你将会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其重要性绝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这样的危险：重新退回到黑暗中去。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你在眼前的目标上失败，你便能承受得了，因为你感到失败只不过是暂时的，这样你就不愿搬用那些可耻的武器。
在你目前的活动之外，你应当具有某些遥远的、慢慢会变得清晰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你不是孤单的个人，而是引领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队人马中的一员。倘若你具备了这一观点，那么某种巨大的幸福便永远伴随着你，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生命将变成与各时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仅是件不足挂齿的小插曲。
倘若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规划高等教育的话，我将试图废除陈旧的正统宗教，建立一种难以称作是宗教的东西，因为它仅仅注重已确知的事实。我将试图让青年人清楚地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未来极可能比其过去更为长久，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之渺小，意识到这星球上的生活实在不过是一桩短暂的小事。
在陈述这些强调个人之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将提出另一组事实，使青年人从内心感到个人能够达到的那种伟大，认识到在这深邃广袤的星空中，我们尚不知道还有什么同等价值的东西。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很久前就已论述了人类的束缚和人类的自由，然而他的形式和语言使其思想难以为一般人所领悟，但我想转述的要旨和他所说的并无不同之处。
一个人一旦领悟了造成伟大灵魂的东西之后，如果依旧猥琐悭吝，依旧追求私利，依旧为渺小的不幸所烦恼，依旧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绝不会是幸福的。凡能具备伟大灵魂的人，会敞开其心胸，让宇宙间每一处的风自由吹入。
在人类的局限之内，他将尽可能真切地认识自己、生命和世界。在意识到人类生命的短暂急促和微不足道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知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价值都凝聚在个人心中。而且他将看到，凡是心灵反映着世界的人就和世界一样伟大。在摆脱了任由命运左右着的恐惧之后，他将体验到一种深沉的快乐，而且在经历了外部生活的一切变化和盛衰之后，他在心灵深处依然是个幸福的人。
且不谈这些范围宽大的思考，让我们回到更贴近的题目上来，即闲情逸致的价值，那么还有一种观点使它们对幸福极有益处。即使在最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会节外生枝。
类似的观点可用于某些不可救药的悲伤，如至爱者的死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沉溺于极度悲哀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悲痛是免不了的，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加以限制。有些人好从厄运中榨取最后一滴不幸以满足其感伤情绪。
当然我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每个人都应不遗余力地逃避这种命运，应寻求某些消遣，不管如何琐碎，只要它本身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那些我所认为是有害或使人堕落的消遣，包括酗酒和服用毒品，它们以毁灭思想为目的。适当的方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眼下不幸的渠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关注极少数的兴趣，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
当厄运降临时还能承受得住，其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培养了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地方，这地方将唤起别的联想和情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情绪。
一个具有充分活力和热情的人，在每次打击之后便能对人生和世界再度发生兴趣，因此他战胜了一切不幸，对于他，人生与世界绝不会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一次打击就是一场毁灭。被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击倒，这不是感觉敏锐，而应被视作活力的缺乏。我们一切的情感都听凭死神的主宰，它可以随时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活绝不可以具有狭隘的强烈情感和兴趣，因为它使我们全部的人生意义和目的完全听凭意外事故的支配。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一个明智地追求幸福的人，除了其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还会尽力培养一些闲趣。
三、理想的素质
近代文明国家都承认教育是必要的，可是这个论题仍常常是那些判断足以服人心的人们争论的题目。反对教育的人说，教育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因此反对教育。所以在采纳这些人的意见之前，我们应该决定我们希望教育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意见存在分歧，因为关于人类幸福的概念，也有种种的解释。不过有一个性质上的大差别，较诸其他任何争论，都更为深刻，即是有一派人，对于教育，根本是就其对于个人心理的关系立论，另一派人，则就教育对于社会的关系观察，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假定教育的职责，不仅在预防那些足以妨碍生长的东西，尤应有相当的训练，但随之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教育应该训练良好的个人呢，还是训练良好的公民呢？我们可以说，良好公民与良好个人之间，并无冲突，尤其黑格尔之徒也必这样主张。因为良好的个人，即谋全体福利的人，而全体的幸福，则由诸个人的幸福组合而成。这个题目，因是一种最后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我未曾准备加以攻击或维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把儿童看作个人所得的教育结果和把儿童看作未来公民所得的教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就表面上观察，个人精神的培养和有用公民创造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就公民的效用这一点而论，歌德当然不及詹姆士·瓦特，但其个人却不能不认为较为优秀。在事实上，真有一种个人的善，与社会的一小部分善有区别。不过关于个人的善的成分，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于那些见解和我不同的人，我不愿和他们辩论。不过不论采取什么见解，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的教养与公民的训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个人的善的成分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将提出自己的解答，但我绝无意要他人赞同我。
第一点，个人也和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应该反映出世界来。为什么呢？我只承认知识和理性乃是人类光荣的品德，凭借这些特性，我便喜欢上了牛顿。一个人若深思熟虑或潜心探求空间的深度、太阳和行星的进化、人类历史等问题，仿佛暗箱照相机内部发生奇妙的变化一样，则他所做的事显然是人类的，最能增加自然界的大观，甚至如近世物理学所说，空间的深度和“时间的边远”不过是数学家方程式中的系数，我也不放弃我的主张。因为那个人若发现了多星的太空和宇宙过去的年龄，则他越发值得羡佩。在知识方面，他虽然有损失，但在想象上有所收获了。
不过人类的知识部分虽是人类优越的基础，却绝不是其全体。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反映世界，还应该用情绪来反映。例如，一个人对于一种对象，都有一种相当的特殊情绪，在单纯的认识过程中，也会感觉一种欣喜。不过知识与情绪二者，仍不能说可以组成一个完人。在这种流动的世界中，人类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原因，他们自觉是变化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在运用意志，觉得有力。要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完人，必须把他的知、情、意三者尽力扩张。依照传统的神学，权力、智慧和爱，即是三位一体的属性，一种各具一种，所以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在他自己的想象中自认为是“神”了。
照这样看法，我们是把人当作一种个体，和佛教中的苦行僧、基督教圣徒及一切神秘主义者对于人的看法一样。如上面所说，完人中知情的原因，实在都不是社会性的，要经过意志及权力的运用，我们所说的那种完人才成为社会中的有用分子。但即使如此，这种意志所能给予个人的地位，仍不过是一种指导者的地位。一个人若单就其个人来看，其意志仿佛神的意志一样，诸事都听其自然。可是一个公民的态度，则与此大不相同。他知道自己的意志，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意志，他得用种种方法，和同一社会中其他冲突的意志相调和。前述的个人，乃是自己存在的，公民则被他的同类所环绕。除了鲁滨孙漂流孤岛外，事实上，我们都是公民，对于这种事实，教育应该顾及。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假若我们认识了我们个人的一切潜能，然后又忠实地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后来我们不是可以成为一种较优良的公民吗？公民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他是合作的，无论事实上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所以一个人若愿意合作，除非他是有异常权力的人，他总得寻求某种预有的目的，以便与他人合作。只有那种异常伟大的人，才会独自想出一种目的让他人合作，并诱劝人们来赞同他。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人。例如毕达哥拉斯就以为几何是应当研究的，一直到现在，学校的学生研究几何时都在诅咒他。但这种孤独的创造式的公民毕竟是少有的，也不是养成公民的教育所要造就的人。政府所认可的公民，乃是赞美现状、努力拥护政府的人。可是奇怪的是，政府拼命培养这种人，而不培养其他各种公民。历史上的英雄，恰恰是那种图谋推翻现状的人。美国人都赞美华盛顿和杰弗逊，可是赞成华盛顿政治主张的人，却被他们放在牢狱中监禁起来。英国人都赞美包底霞，可是她若生在现代的印度，他们也必像罗马人一样处理她。西方一切国家都赞美基督，可是基督若生在现代，则也是苏格兰警察署的嫌疑犯。在美国也必因他不愿意当兵，不认为他是美国公民。由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把培养公民当作教育理想，实在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理想仅仅是做臣民，则其中便不能含有创造性，而是愿意服从威权。而这种威权，不论其为政治的威权，还是民主政治的威权，都和伟大人物所必具的特征相反，再若运用过度，且足以妨碍普通人无法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伟大。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反抗。反抗本身并不见得比服从好，因为反抗的决定，同样要靠我们自身以外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抗不论应该赞同或应该贬抑，都是决定于一个人所反抗的东西，但总得有可以反抗的机会，刻板的一致的教育所造成的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已。而比反抗或服从更为重要的，就是应该有一种开创新方向的能力，如毕达哥拉斯发明几何研究便是一例。
公民训练与个性教育的争论，不论在教育、政治、伦理以及形而上学上，都是重要的。在教育方面，情形比实际简单，在相当程度内，可以离开理论来考虑。全社会青年的教育，即是一种枉耗资金的事业，大体上应由国家筹款办理。此外其他机关有意来教育青年的，便是教会。国家的教育目的，当然是培养公民。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目的大受传统削减。中世纪的教育，即是僧侣的教育。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现在，教育只是士君子的教育。在势利的民主主义势力之下，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像一个士君子。许多对于公民无用的东西，都当教材，目的都是使学生变成温文尔雅之人。此外，教育上还有一些成分，是来自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目的是使人理解上帝的道理。文雅与似神，乃是个人的品德，并非公民的品德。整个的基督教，实是一种个人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系创自毫无政治权力之人。它根本的目的，只在探求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基督教虽也谈人对社会的关系，但它承认这种关系是发生于个人的素养，并非发生于法律及社会制度。
基督教现有的政治元素，是随君士坦丁而来的。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徒的责任就在于反抗国家，可是自他以后，基督徒的责任却在于服从国家。不过基督教的发源，是在反抗政府，所以它的教义，始终在唤醒原始的反抗态度。例如清洁派、阿尔比宗派（改革派）及崇尚灵魂的富兰亚派曾用种种方法否认权威，以维持其内心的光明。新教开始也曾反抗权威及至取得政权之后，还要求神权之运用，殊无理由可言。结果，新教基于内心的逻辑，承认异教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天主教在理论上绝未采取的，只不过为了暂时的方便，勉强承认而已。在这一点上，天主教是代表罗马教皇的传统，而新教则回到基督信徒和神父的个人主义时代。
一切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心政治的，一类是关心个人灵魂的。儒教乃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孔子周游列国，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游说造成良好政治的种种方法。佛教则不然，佛教虽然起始于一种王子的宗教，但终究是非政治的。不过我也不是说佛教向来始终如此。在西藏的佛教就和罗马教皇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在日本我遇见的高僧，就使我想起英国的副主教来。不过佛教徒在其较富于宗教性的时候，确实把他自己看作孤独的人。反之，伊斯兰教自始就是一种政治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把他自己当成人间的统治者，就是一直到大战发生时止，继承他做教主的人也是如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代表的差别，就在于伊斯兰教主是世间的权威和出世的权威结合在一起。在伊斯兰教徒眼中，这两种权威并无分别。可是基督教却不然，因为是非政治的宗教，却产生两种敌对的政治家来，教皇与皇帝。教皇之所以不要求世间的权力，是因为世间的统治是不重要的。
上面对于宗教发展史的鸟瞰，可以指出现代着重培养个人教育上的成分，大部分是传统的产物，且渐渐将被公民教育所代替。良好的公民教育，固能保存个人教育上最优良的成分。不过假若公民教育目光短浅，必导致阻碍个人的发展，强迫个人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公民教育的理想，假若目光偏狭，其中必定还有危险的存在，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制定国家教育制度的人，假若对于良好公民的理想，持一种偏狭的看法，必导致受教育的人的堕落。只有受过博大的个人教育的人，才能知道哪种个人教育对于公民有所助益。不幸今日这类人渐被淘汰，而代之以仅有办事才能的人，甚或代之以贪图私利的政治家。
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的的教育，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形式，或是谋拥护现有的制度，或是谋推翻现有的制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之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所以现代教育的目的，差不多都在拥护现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宗教及中产阶级的影响，致使只要是社会党有势力的地方，教育的大部分仍然是反动的。在法国革命及俄国革命以前，教育虽未普及，但大体上也是反政府的。在美国目前较落后的地方，也有相似的趋势。国立大学所教的学说，乃是那些纳税人所厌憎的。农民们自然以为担负费用的人应该吹奏出调子来，但他们既不会了解吹奏者，又不知道他所吹奏的调子是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稍有点儿为难。不过纵然有这些例外，我们仍可以说，近代的教育是要成为一种反动的势力，对于保守的政府则拥护，政府进步时则反对。更不幸的是现在学校及大学中所着重的公民教育，其成分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提倡最多的，乃是那种稍具军事性质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仅顾某一地方的人的生活，而反对其他各地的人的生活，且愿意用武力来增加某一地方的人的利益。在国内，普通的公民教育都在维持传统的公民的不公平。例如当工人总罢工的时候，大多数小资产阶级青年人的行为都是一种骗子的行为，可是他们仍以为他们是爱国的。他们之中，差不多无人受过合理的教育，只对罢工者略表同情。只要有不公平的事实存在，就会依靠立法和立宪的理想来维持。现在世界各国教育家仿佛生来就是怯懦的，不论在他们的收入上还是势利行为上，都是有钱人的附和者。因为这两种原因，所以他们的教学，都把法律和宪法看得过分重要，殊不知这两种东西，历来施用的结果就是导致现在社会受了麻醉无法发展。因为要反抗这种过分的重视，所以那些图谋根本改造世界的人，便不得不革命，但革命者对于社会责任所持的概念，也容易和主持法律秩序者的思想一样狭隘，最后终归是危险的。
不过也有几方面，改革论者所施的教育似乎较现状论者所施的教育要好一些。出于动物的习惯本能，一个人往往喜欢依旧行事，如一匹马喜欢走常走的路上一样。保守主义，绝不需要高等的心理作用。可是改革论者则不然，他必得具备相当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对于现存事物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要能根据价值的立足点，批评现状，因为他不能不知道现状也有主张维持者，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可以有两种观点。再则，他对于现状暴虐下的牺牲者，不能不表示同情，也不必造出种种理由来证明那些容易防止的灾害不应该防止。所以同情与智慧，在不满意现状的教育之下所受的压制，较在维持现状的教育之下要少一些。
不过这点也有相当限制。对于现状的不满，可以发生于两种不同的原因：或由于对不幸者表示同情；或由于对幸福者表示怨恨。若发生于后者，则其同情亦属有限，和保守主义者一般无二。可是正统论这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主张，总是智慧的坟墓。而在这一点上，改革者的正统论，并不见得胜于反动者的正统论。
个人教育与偏狭的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冲突，是在对于可疑问题的科学态度方面。科学已经造就了一种技术，实是一种发现技术，即改变的技术。泛言之，大凡有科学结构的心，都容易做发现的工作，绝不使人坚决相信当时科学的教义。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却无发现的能力，因为他尊敬比他年长、比他更好的人。他敬重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却畏惧一切叛逆的学说。所以近代国家若要建立于科学之上，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冲突的。科学即权力的源泉，尤其是政府权威的源泉。科学进步，又全赖科学家的心理保持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科学状态的精神，既不是怀疑的，也不是武断的。怀疑论者承认真理不可发现；武断论者则承认真理已经发现；科学家则承认不论他所研究的事件是什么，真理虽未发现，然而终可发现。但即使说真理可以发现，也只是说，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就毅然置信，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发现就是最后的、绝对的，而不过是一种近似的东西，仍待将来的修正。最终缺少的，即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以科学家的信仰都是尝试的、非武断的。但这些信仰若是他自己研究所得，则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即是说，这些信仰是靠他自己由观察和推论所确定的事实，并不靠社会认为良好公民所必须置信的。科学精神与国家对科学的应用问题之间的这种冲突，常常易使科学进步陷于停滞，因为科学技术将逐渐用以灌输正统理论及轻信态度。即无此种现象，则对于科学有相当才能的儿童，不应常加以公民的训练，而准其特别思想。
整个的真理概念，是否无法和寻常的公民理想相调和，自然也可以如实验主义者所说，传统的真理概念并无实效。所谓真理，不过是方便人们相信的东西。若如此说，则真理便可由条例规定。如汉特觉得相信利真特皇子肥胖很不方便，因为这种意见会使他坐牢，所以利真特皇子便是瘦小的。在这类情形中，即不易承认实验主义者的哲学。我们不能不相信，在利真特皇子肥胖的命题中，有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自然，我也可以想出许多相反的理论来避免这结论。但“肥胖”一词乃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基督学校前任校长和两个现代著名的作家午餐同座时，说他有一种异常的瘦小感觉。若和得奖的猪比较，利真特皇子也是瘦小的。所以若要汉特的说法正确，便不得不说利真特皇子属于男子的1％最胖者，或类似的说法。也可以说：利真特皇子身重对于身高的比例，不超过瘦皇帝的一切男性臣属体比例1％这种说法，自然不无可疑，不过若把1％改为2％必十分正确。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因为便于相信，所以是对的，或说了犯罪，所以是错的。上面所举的例子，是百余年前的事情，不会再引起政治的情感。不过类似的事件，在今日仍为政府所关怀，仍有许多命题为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所不能否认，但又为不愿坐牢者所不愿说。现代的一切政府都采用精明的方法来遮盖他们认为不应当的真理，对于传播所谓有害于民众的知识的人，则施以种种惩罚。尤其对于所谓谋乱及淫秽的知识更加仇视。此类例证我也不愿列举。因为我若列举出来，我不啻把自己陷于法律禁止之中，我又何必呢！
由上述理由，可见公民教育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拥护社会团结说的教育的议论，势力却颇为不小。
文明生活的愉快全有赖于合作，工业社会的每一增进即需合作程度的提高。例如中国，除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对于繁荣及高等文化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又如拉丁美洲，自从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因为人民持一种无政府的倾向，所以仍在落后之中。合众国现在所感受的最大危险，是由于大多数人民缺乏明确的公民意识。这绝不能说是由于公民教育的失败，反之，美国的全部教育机关，从公立学校乃至大学都已着重公民的训练，教育青年人知道公民的责任。可是纵然有这种教育的努力，通常的美国人，因为传统的开辟精神或因祖籍是欧洲人的缘故，总缺少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本能的社会意识。美国人除非获得了这种意识，不然，全部工业制度必有崩溃的危险。
除去这种现在一切国家教育企图获得的国内的团结外，国际的团结也是必要的。因为要世界人民认识了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单位以后，我们的科学文明才能存在。我以为欲图科学文明存在，最小限度的条件是：应设置一种世界的教育制度，以培养对世界国家的忠诚态度。这种制度，当然必会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培养一些浅薄的人，反对个人的发展。但若我们不愿见世界的混乱和文明的死亡，则代价并不算高。近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较之过去时代的社会，更为团结坚固。但欲图成功，必使个人的公民意识增加。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虽然不会引起现代人民对于国家的那种忠诚的最坏特征，但也可以使理智及艺术的冲动不能充分发展。不过我认为最近的将来急切需要明确的是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世界真是成为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单位后，个人教育才能复兴。不过在那种时代到来以前，我们的全部文明仍在危险境地之中。就某种观点而言，我以为个人教育，是一种比公民教育更为精细的东西，但由政治方面考察，就其对于时代的需要的关系而论，恐怕公民教育仍要优先。
四、高尚的信仰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同自然对立的。人的思想和身体的行动也遵循那些说明星球和原子运动的同样规律，物质世界比起人类来是巨大的。在天上和地下，在巨大和微小之间，科学似乎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般都认为宇宙在空间的延伸是有限的，认为光行几亿年可围绕它遨游一圈。一般也认为物质是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而电子和质子又有一定的大小，它们在世界上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它们的变化也许不像一贯的看法那样是连续的，而是由于永远不小于最小冲量的冲动作用而跳跃地发生的，这些变化的规律显然可以被人概括为少数普遍适用的原则，用这些原则就能说明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只要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任何短暂的片段。
物理学就这样日益趋向大功告成而令人兴味索然的阶段。有了支配电子和质子运动的规律，剩下的便只有地理了————那是说明在世界史某些阶段中，特殊事例分布情况的大集锦。需要用来确定世界历史的地理事例的总数可能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讲，这些事例可能记载在一本大书中以保存于萨默塞特故宫另附计算机，只要转动手柄就可让调查者查到记载以外的其他时代的史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乏味、更与未完成的发现所给人的那种强烈喜悦截然不同的事了。这倒有点像攀登崇山峻岭，结果上到高山之巅却一无所获，只发现一所卖啤酒的餐馆坐落在云雾缭绕之中，但用无线电装备着一样。也许在古代埃及的文士阿梅斯时代，九九表也是激动人心的东西。
在这个本身并不令人神往的物质世界中，人也是一部分。人体，像其他物质一样，也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些电子和质子也像构成动物或植物一部分的电子和质子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律。有些人硬说不能把生理学降低到物理学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论点没有多大说服力，因此，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这一看法似乎还是稳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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