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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赖关系
二、依恋与兴趣
三、爱的态度
四、爱与催眠
一、依赖关系
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放弃的本我的贯注。这些最早的认同作用总是完成自我的一个特殊职能，且以超我的形式和其他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更能经受住认同作用的影响。超我把它在自我中或有关自我的特殊地位归功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即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最重要的对象结合到自我当中去。超我和后来的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青春期之后，完全成熟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它服从于后来的每一种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俄狄浦斯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则受它的支配。就像儿童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最初的对象————贯注，派生于俄狄浦斯情结，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这种派生，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中，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
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于理论探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关系。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并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挑战和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观点。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人不仅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每一种应该引起的，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假如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丢掉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去掉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负罪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忍受病痛的惩罚。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结论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负罪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负罪感只表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精神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症来说是毫无助益的。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极多的情况下，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应该加以考虑。事实上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症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负罪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
对正常的、有意识的负罪感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应该把它归于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发出的自我谴责的表现。可以推测，神经症中这么有名的自卑感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负罪感密切相关。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负罪感有过强的意识；自我理想在神经症里面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负罪感竭力地表现自己，但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抗地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一直瞒着自我的过程的影响。要发现真正引起负罪感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由此可以证明，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对意识控制的印象甚至更加强烈。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我们理解这种差异。问题在于，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还不清楚为什么负罪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的确，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在相关病例中，负罪感是无潜意识的。
在歇斯底里症和某种歇斯底里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情况。负罪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歇斯底里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批判威胁说，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的行动。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负罪感负责。一般说来，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反向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是自我在这里满足于和负罪感有关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负罪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紧密相连。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想象的要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想象的要更道德，那么，精神分析就要对论断的前半句负责，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会提出异议。
这种潜意识负罪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是个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人们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罪感。因此，负罪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愧疚感，固定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言语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言语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的回答虽然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但是，人们也不可能对此提出怀疑，即超我和自我一样，是从听觉印象中获得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言语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但是，超我的贯注能量并非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而是起源于本我。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因此就是：超我主要是怎样作为一种负罪感来表现自己，另外，又是怎样发展到这种对自我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地步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的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此人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亡本能的一种纯培养。事实上，假如自我不及时转成躁狂症以免受暴政统治的话，它就常常成功地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的良心谴责，也同样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但对这里的情况我们更不清楚。出乎意料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不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它好像能避免自杀的危险，而且比歇斯底里症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遭危险。我们会发现，保证自我安全就是保留了对象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生殖器组织的退行，就可能把爱的冲动转变成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其目的在于毁灭对象，或至少看起来具有这个目的。这些倾向尚未被自我采纳，自我用反相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些倾向，本能则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热情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由于在这两方面都孤立无援，自我同样白白地防御凶恶的本我的煽动，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的责备。但它至少成功地控制了这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第一个结果便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人机体内危险的死亡本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成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掉过头来朝向外部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无疑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内部的工作。那么，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亡本能的一个集结点的呢？
从道德观上看，对本我的本能的控制可以说是完全非道德的，对自我的本能的控制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对超我的本能的控制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一个人可能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出人意料的是，一个人愈是控制他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就在其自我理想中愈残暴，就愈有攻击性。而日常的观点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我理想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愈控制他的攻击性，他的自我理想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愈强烈。这就像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通常的道德品行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属性。的确，无情地实施惩罚的那个更高级的存在的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若不引入一个新的假设，我就无法继续考虑这些问题。据我们所知，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每一种这类认同作用本质上都是失性欲化的，或是升华了的。现在看来，好像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同时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解离。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性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倾向于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理想————它的独裁的“你必须……”所展示的一般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强迫性神经症。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把爱变成攻击性虽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超出本我，扩展到了超我，超我现在增加了对清白的自我的残暴统治。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和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一样，通过认同作用占有了力比多的自我便受到超我的惩罚。超我是用以前曾和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性来惩罚自我的。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点趋向清晰，它的各种关系也变得日渐明了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弱点。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通过引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保持了一种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当然，后一职能与其说是事实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就行动而论，自我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之前都会犹豫不决。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本我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转变成自我结构。在超我的帮助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还不清楚，但是它利用了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借以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的引导。对许多心理活动来说，它所走的后一条路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我从接受本能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到抑制它们，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确，它有一部分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相作用。精神分析是使自我把它对本我的统治向前更推进一步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其他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做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面临三种不同的危险。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因为焦虑是一种从危险中退缩的表示，所以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应的三种焦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要求去做，并通过肌肉的活动，使世界适应本我的要求。实际上它的行为就像用分析进行治疗的医生一样，由于它适应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个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它不仅是本我的伙伴，而且是向主人求爱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甚至当它事实上仍然冷酷无情时，它也假装出本我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它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若可能，它也会给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
自我对两类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正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亡本能掌握力比多是个帮助，但这样做会给它带来成为死亡本能的对象和灭亡的对象的危险。为了能以这种方式给以帮助，它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这样，自我就成为爱欲的代表，并且从那时起就要求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但是，既然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对超我中攻击性本能的解释，那么，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则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在受到超我的攻击之苦，甚至屈从于这种攻击的情况下，自我所遭受的命运就像原生动物被自己创造的裂变物所毁灭一样。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在超我中起作用的道德品行似乎是同一种裂变物。
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其中有自我的存在，和超我有关的关系或许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同样危险的过程中收回自己的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惧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不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都无法详加说明，一方面，我们只知道它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但无法用精神分析来把握，自我只是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说明，在自我害怕超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我害怕的是良心。后来成为自我理想的更优越的存在曾用阉割来威胁自我，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是后来对良心的恐惧所聚焦的核心。正是这种恐惧作为良心的恐惧而被保留下来。
“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言过其实的警句几乎毫无意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把害怕死亡和害怕外界对象（现实性焦虑）及神经症的力比多焦虑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这给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消极内容的抽象概念，对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潜意识有关的东西。看来害怕死亡的机制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它的自恋力比多贯注，就是放弃自身，正如在自我感觉焦虑的另一些情况下，自我放弃某个外部对象那样。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与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和焦虑得到发展的其他情境完全相似，这就是说，作为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作为一种内部的过程。
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有一种解释：自我之所以放弃自己，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受到超我的仇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因此，在自我看来，活着就意味着被爱————为超我所爱。这里，超我又一次作为本我的代表而出现。超我实现的是保护和拯救的功能，这是和早期由父亲实现，而后来则由天意或命运实现的功能相同的。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真正的极端危险中，而它认为自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脱离这种危险时，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发现自己被一切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另外，这种情境又和出生时所经历的第一次很大的焦虑状态，以及婴幼儿时期那种渴望的焦虑————由于和起保护作用的母亲相分离而引起的焦虑，是一样的。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把对死亡的恐惧，像对良心的恐惧一样，视为对阉割恐惧的一种发展。负罪感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使我们可以想象，通常的神经症焦虑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往往被自我与超我之间产生的焦虑所强化。
我们最终再回到本我上来。本我没有办法向自我表示爱或恨，也还不能说它想要什么，因为它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志。爱欲和死亡的本能在本我内部进行着斗争，我们已经发现一组本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抵御另一组本能的。我们可以把本我描述给受那些缄默的、却受强大的死亡本能支配的爱欲，死亡本能渴望处于平静状态，而且让爱欲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也处于平静状态（受快乐原则的怂恿）。但是，或许这样就会低估爱欲所起的作用。
二、依恋与兴趣
现在，让我们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会保持。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会产生很大的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并且仅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九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经常都会被证明为是不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经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其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物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上。
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一个理由，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致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还包括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利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不允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结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爱恋关系，也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愈强烈，对来自对象的失望和挫折就愈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
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这种特性，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虽然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它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但却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这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解剖学上的差别（两性间的）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缺失一根阴jing负责，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也要“有像那样的东西”，认为自己成为受害者，这种忌妒与羡慕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忌妒与羡慕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jing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jing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jing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形。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jing的忌妒与羡慕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忌妒和羡慕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就可以以此为男女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忌妒和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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