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之儒学发展之方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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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宋儒之经学与义理之学

    中国学术，历南北朝至隋唐之佛学之大盛，中国政治，历晚唐五代之乱、北方夷狄之患；而有宋代之儒学之复兴，以树华夏文教之统之一大运动。由宋至明，历六百年之久，而宋终之于元，明终亡于清。此整个言之，似仍为一大悲剧。然自其中之学者所表现之明道、守道、辨道、殉道之精神，及其由此精神而有之对中国学术之发明言，则又精光四溢，通于千百世之上，亦通于千百世之下，而无所谓悲剧者也。

    大率吾人本哲学观点，以论宋明儒之学者，宜以周濂溪为始。其故在濂溪乃以立人极为宗，而直承易传中庸之旨，以上希孔颜之学，为后世所共推尊。然欲言宋学之渊原，则与其前或与濂溪并世之儒者之学，亦不可一笔抹杀。而由学术史之眼光观之，宋代之儒学，亦次第发展而成。此亦当先加以通观也。

    宋学之初起，乃是以经学开其先。在经学之中，则先是春秋与易之见重，然后及于诗书之经学；再及于易传、中庸、大学，及孟子、论语等汉唐人所谓五经之传记；终乃归至于重此传记之书，过于重五经。此则始于周张之重易传、中庸，二程之重编大学、并重论孟。伊川遂言“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遗书二十五）；乃有朱子之编订论、孟、大学、中庸，为四书。后之学者重四书，而忽五经，更不重汉人唐人之注疏。直至明末清初，如顾亭林等，乃再重之。至宋学初起时所推尊之先贤，则初为唐之韩愈、文中子，更上及于扬雄。司马光、邵康节尤尊扬雄。邵康节以皇、帝、王、霸言政，以秦汉以来之政，皆承五霸而来。苏轼乃讥扬雄为以艰深文浅陋。张横渠理窟自道篇，乃以扬雄王通不见道，韩愈只尚闲言辞。二程更贬汉唐儒者，谓荀扬非韩愈所谓大醇“而是大驳”（遗书十六），又谓“韩愈之学华，华则涉道浅”（二程遗书六）程子于文中子之“古之学者聚道”之言，则谓“道如何聚得?”（遗书十七）程子于扬雄则讥其“规模狭窄，言性已错，更何所得?”（遗书一）由此而程子遂直以颜曾思孟，为孔学正宗。朱子既承程子，而推尊颜曾思孟，更以汉唐之政，为牵补过日。乃为永康永嘉之叶适陈亮所不满，谓孔子之道不应单属曾子之传（叶适习学记言），两千年之间亦不应有眼皆盲（陈亮与朱子书）云云。然此朱子之论，亦由宋初之重汉唐儒者之论，逐渐演变而致。至于宋代儒者之论哲学义理，则自始不愿自附于佛。然与道家之学术之流，又初颇相接近，然后渐归于纯正之儒学之传。若自宋儒所论之哲学义理而言之，则初重：观乎历史，观乎天地；然后有邵康节之“观乎天地，以见圣人”（皇极经世卷五，尝本此扬雄法言语，以言欲知仲尼，当知天地）；更有二程之“观乎圣人，以见天地”（二程遗书外书十一）；朱陆之特重“观乎心性，以见圣人”。今若专以宋明儒所重之心性之学言之，则始于疑荀子之言性恶，然初仍信扬雄善恶混，与告子之性无善恶之论。后乃及于信孟子之性善之论。于此心性之说明，则初未将心性与气情欲等分别而论。程朱乃别此心之性于情，以理言性。陆象山更于此心言本心。明之王阳明，乃于本心中指出良知。至刘蕺山，又于良知中指出至善之意根。此整个言之，乃于此心性之义，次第加以抉择、拣别，以向于精微。下文即拟本此上所述数端，加以交织而论，以先通观宋明儒学之发展。

    于宋代儒学，宋元学案盖本朱子言程伊川有“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及黄东发日抄论宋学渊源于三先生之论（参考宋元学案之东发学案）；故首列三先生之三学案，即安定（胡安定）学案、泰山（孙明复）学案、徂徕（石介）学案。此三先生，乃在野而讲学于下者。次为高平、庐陵两学案，述欧阳修、范仲淹之学。此乃取于欧、范在朝，能奖励人才，端正学风。于苏氏之学及王荆公之新学，则列于卷末，视同杂学。然苏东坡兄弟与王荊公，固皆受知于欧阳修者也。宋元学案在庐陵学案之后，有涑水学案，与百源学案，述司马光、邵康节之学。司马光邵康节，乃朱子所推尊之六先生之二。此诸人中，司马光、苏东坡兄弟，及王荊公，皆与周张二程并世。宋元学案述胡安定之讲学重经术，故录其说论语春秋之语数则，更记其著有易书与中庸书。今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倪天隐周易口义，即谓是记安定所讲者；又有安定所著之洪范口义，然非讲书经全书云云。宋元学案于胡安定弟子徐积，更特录其辨荀子性恶之文。至孙明复讲学泰山，则著春秋尊王发微。石介从之游，而辟佛为夷狄之教，又极尊韩愈孟子之辟异端，并称文中子与扬雄。此即证吾上所谓宋学之起，乃由春秋易之经学而起，于昔贤则由推尊韩愈、文中子、扬雄而始，于心性之论，则由斥荀子性恶之论而始也。

    此宋学之始于讲春秋与易，亦犹汉代经学之以易与春秋为大宗。然由汉至晋，讲春秋者，有三传之家之分。三传中之公羊学，虽有内诸夏外夷狄之义，然亦有由夷狄进至于爵之义。左传中虽有“义深君父”之旨，而杜预亦言“弒君称君，君无道也”。唐啖助、赵匡讲春秋，乃废传尊经。孙明复之春秋尊王发微，则专重尊王攘夷之义，谓春秋自隐公始者，“以天下不复有王也”。故又谓春秋之书，乃圣人诛罪贬恶之书。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中有王得臣，谓孙明复之春秋书，以“凡经所书，皆变古乱常，则书”。故曰“春秋之书，有贬无褒”云云。朱子谓孙明复书“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此即见其书乃依一极严格之政治上之理想主义而作。其重尊王之义，乃重“天子之有道”，使夷狄不得乱华夏。此犹今所谓文化的民族主义之精神。孙之弟子石介继之，而辟佛为夷狄之教，兼斥信佛之文学家杨亿之“淫巧浮伪之辞”（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此石介之言，更为峻厉。孙明复、石介之学术造诣，较胡安定为如何，盖亦难言。宋人之为春秋学者，后之胡安国，当更为大宗。然在宋学草创之时代，则盖必当有如孙明复、石介之坚苦刚介，而无所假借，重辨是非之精神，以导夫先路。宋代之史学中，如欧阳修之为新五代史、新唐书，皆寓褒贬。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始于春秋以后事，亦意谓春秋以后之治乱之事，足资今世之治之鉴。此皆未尝无春秋辨是非之精神之贯注。以整个之学术而论，宋人之史学，自亦有迈越前代者在，而溯其原始，则亦可说即在此宋初三先生之春秋学也。

    宋元学案载胡安定亦讲中庸与易，不知其如何讲法。然安定盖以其为人师而见称，未必于经学特有所宗主发明。宋人之言易者，欧阳修有易童子问一书，于易传之文，有所解释。然欧阳修不视易传为孔子之书，并以为易传之文，多“自相牴牾”，“自相乖戾”，“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曲为牵合而不能通”。邵康节之取陈搏、穆修、李之才之所传之学，以成其易学，则更大别于汉人所传之易学。此外，则司马光亦有易说之书，然又仿太玄为潜虚。此与南宋蔡沈之洪范皇极、明黄道周之易象正等，皆各自成一套之象数之学，以观天地之变易。宋儒之能实得易传之意，以论易道易理，而不拘拘于易之象数，亦不另造一套象数论以代之者，则为濂溪与横渠之会通中庸与易传所成之易学。凡此宋人之易学，皆可谓继宋人之春秋学与史学而兴。由宋人之易学，多自成一家言，则其易学之为经学，亦同时为子学也。

    宋人之经学，乃先重春秋、易之学，而渐及于诗、书、礼之学。欧阳修修史，而未讲春秋经，于易传亦有疑。然尝为毛诗本义。欧阳修原为文章之家，其论及诗之经学固宜。欧阳修所拔取之苏氏兄弟中，则苏轼尝为易作传，乃一任己意为之。朱子尝斥之为杂学。然东坡又为书传，朱子尝以为书传中最好者。苏辙尝为诗集传，其疑诗小序，在朱子之先。后吕祖谦更为书说。至邵康节之皇极经世，乃平列易、春秋、诗、书四者，为圣经。康节于经，最重易，次为春秋，然其皇极之名，则固取诸书经也。周濂溪、张横渠及二程，则虽仍重易，然其言亦多征引诗书之语。濂溪本书经之“思曰睿”言学圣工夫。明道则谓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为格言（遗书二言），然明道则深契于诗经“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之言，及书经言人心道心之语。周张二程，又皆重礼乐。濂溪之通书，横渠之正蒙，并有论礼乐之章。明道未为经注。伊川易传亦未成书。二人亦皆无意为经学家，亦不同于康节、横渠、濂溪之各自著书，如诸子之成一家言者。明道伊川唯以口讲兴教，重下学上达之功，尤重兴礼乐之化。故伊川为明道行状（伊川文集卷七）谓明道之学，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更谓其学与明道同，后人求其学，即可求之于其所为之明道行状云云（二程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故二程语录中多言及礼乐者，如谓“理义以养心，礼乐以养其血气”（遗书外书七）。明道并尝欲为乐书。朱子尝疑其此书如何可作。程子于诗书易春秋四经，则尝言“诗书易，圣人之道备矣，春秋圣人之用”（遗书外书九及遗书二上）。此无异谓诗书易之学，当为春秋之学之本。其时之王安石，为三经新义，有诗书礼，更无易与春秋；传其尝以春秋为断烂朝报云。此皆可见宋代之经学，先重在春秋、易，而后乃渐重诗、书、礼也。盖春秋重辨史事之是非，易重天人之道，而诗之言志，书之纪言，礼主行，乐主声，则皆切于人之性情与生活者。书经之二帝三王之道统之传，则为理学家之言圣贤心法或内圣之学所重，亦为永嘉永康之言事功与外王之学者之所重。至于对经之传记，则欧阳修、苏东坡、周濂溪、张横渠皆重易传。濂溪、横渠更以中庸、易传合参。此皆要在言天人之道。明道伊川乃重大学、论语、孟子。伊川更明言“先读论语、孟子……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二程遗书十五）。南宋之陆象山，则特重孟子。朱子则尤重大学与论语，故其语类中以论语、大学之问答为最多。孟子重心性。大学之教，重格当前之物，而致其知。论语则重在日常生活中之言行上指点。此皆正较易传、中庸之言天人之道，偏自广大高明处去说者，尤切近人之心知性情与生活。后王阳明言良知之是是非非，亦原是人人当下所可自得，而切近于其日常生活之学。宋明儒于五经，由重易、春秋，而重诗、书、礼，于传记，由重易傅、中庸，而重大学、孟子、论语。此即由重历史是非之评判，天道人道之互参，而趋向于以人之性情与生活，为学问之中心。然阳明之学亦自有其高明之一面，而王门诸子更多喜向上推说。至晚明之王船山，则又再大重易传、中庸之书，及易与春秋二经之旨，以论天人之道，古今历史之变。此则又如再回到宋初之重易与春秋之学之精神矣。

    二 欧阳修之本论，王安石、苏东坡之性论

    欧阳修既擅文史，亦论及中华文教之复兴之道，及人性之问题。欧阳修为本论（文集卷十七），论佛之所以入中国，由中国之“王政阙、礼义废”，“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故今唯有“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又谓“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故谓“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其本论下更谓“今佛之教，患深势盛，难与敌，非驯致而为之，莫能也”。此即谓只如石介之论，不足以辟佛。唯有反求诸己，以自补阙修废，乃能自然胜佛。此正为后之宋儒所以竭力于发明儒学之故。故程子亦谓“释氏盛……自难与之力争，唯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不必与彼争”（遗书二上）。欧阳修之此文，亦可谓开风气于先者也。

    欧阳修于本论下，并论及荀子性恶之说，自谓初信其说，“及见世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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