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释名、内容、论述之方式及本书之限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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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大率不出“悟此良知或心性之本体即工夫”，及“由工夫以悟本体”二流。此二流之别，亦并可说为学者入门下手工夫之先后次第之别，更无不可通之矛盾。大率浙中之王龙溪，泰州王心斋、罗近溪，皆属悟本体即工夫之一流。浙中之钱绪山，江右聂双江、罗念庵，则由工夫以悟本体之一流。又大率言由工夫以悟本体者，在江右之传，恒于致知之外，兼重“格物”或“敬”之义，以通于朱子；而言悟本体即工夫者，如泰州亦自另有其格物之义。至于东林学派，乃更重格物以明善之义，以补王学专言致知之失，更求会通朱子阳明之教。东林学派既讲求自家性命，亦关心天下世道，而重明是非、尚节义。刘蕺山既感晚明王学之弊，亦以东林人虽多君子，而其是非未必皆能本于好恶之正，而倡诚其一己之好恶之诚意之学。此即一摄动察于于穆不已之心性之本体之自存，以成一慎独而致中即致和之圣学。蕺山既谓宋五子及阳明之学，皆谓其得其统于濂溪，更本濂溪之承太极而立人极之旨，以作人极图为人谱，归宗于立人极。而宋明理学之传由濂溪以至蕺山，其终始相生，如一圆之象，于是乎见矣。

    至于明末之王船山，则上承张横渠言客观之天道，而重论民族历史文化，更还重易与春秋二经之义。遂颇同于宋初儒者之尊尚此二经，及本春秋别夷夏之旨者。此又为一终始相生如一圆之象。上之一圆，如宋明儒学之内城之圆，此则如外郭之圆。姑为此二喻，读者读全书后自可见得。至于与船山并世之黄梨洲、顾亭林，则上接阳明朱子之学之流，下开清儒之学。此顾黄王与其后之学者，皆不同于宋明理学之儒，只重天理、性理、义理者。乃转而重言天下事势之理、古今文物之理；亦不专言内圣之学，而志在于外王之事功。沿此而有清代之颜李之重六艺、清代学者之重文字、器物之理、史学与经世之学。此则非吾书所详及。唯综论之于最后之二章，以见宋明儒学之流委。此即本书之内容之大旨也。

    三 论述方式

    至于就此书之论述方式而说，亦与原道篇之为“即哲学史以论哲学”之方式无殊。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者，即就哲学义理之表现于哲人之言之历史秩序，以见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不同形态，而合以论述此哲学义理之流行之谓。既曰流行，则先后必有所异，亦必相续无间，以成其流，而其流亦当有其共同之所向。唯此宋明儒除专门之著外，其所传之语录、书信，亦皆其心血所在，志业所存，而初无组织。故如何选取其要语，连属为论，大可人各不同。又此宋明诸儒，于先秦经传既所同习，于儒者相传之义理，亦共许者多，其论学所用之名辞，复大率相类；故于其所陈之说，多初看亦似皆相差不远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而人于诸家思想面目，亦最易混同而观。今欲于同中辨异，其事不易。而自另一面言，则宋明儒者之并世而生，共坐论道，或以书信讲学，又时有口舌笔墨之辩争。其所以辩争，盖多由诸儒之气质有殊，观点有别，所欲救正之学者之病、时风之弊，有所不同，而立言遂不欲雷同，而必“通其变，使民不倦”。此未必皆碍其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今欲于言之异者，会其旨之同，其事亦难。依吾平日之见，尝以为凡哲人之所见之异者，皆由哲学义理之世界，原有千门万户，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间，周旋进退，还当相遇；则千门万户，亦应有其通。故今本历史秩序，以论此宋明儒学中哲学义理之流行，亦当观其义理流行之方向，如何分开而齐出，又如何聚合而相交会；不先存增益减损之见，以于同观异，于异见同，方得其通。然后得于此哲学义理之流行，见古今慧命之相续。故此观同异之事，宜当循诸儒思想之先后衍生，而次第形成之序，由原至流，再穷流竟委，以观之。如专于其流之既分异之已成处，加以对比平观，则将只见思想义理形态之相对成别，以为方以智之论述，其极固可至于在义理之世界，见天开图画；然尚未必能见其义理形态之相摄之通，而为圆而神之论述，以极至于在义理之世界，如闻天音天乐之流行也。此二境固皆未及企及。然吾于此宋明儒之学，以先有平生涵濡浸润之功，于论述之际，多顺笔直书，不假一意安排，亦不须多言帮补，而时有王维诗所谓“遥爱林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湾通”之感。此则略得由方之异，以得圆之通之意。故吾望读吾书者，亦须顺文而读，以得此义理之流行之趣。至于体之于身心，见之于行事，固治宋明儒学之最后之目标。依吾所见，此宋明儒诸贤之言，皆可分别对不同之气质之人，于其工夫之不同阶段，当机得其受用。更以世风之偏尚、学敝之所在，种种不同；其语皆足补偏救弊以为廉顽立懦、兴教成化之资。吾对其言，亦如颜回于孔子之言，初无所不悦。读者若唯以求受用、应用为归，则其单文只句，亦有可终身受用不尽，应用无穷者。庄子言“焦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固无取乎多言。此则宜随意直读宋明儒之书，亦不必将其遗言，编列为系统，如练兵排队，翻成冒渎之罪，亦非必读吾之此书。吾书固亦不免将昔贤之言，编列排队之罪也。原此吾之书之所以著，对吾之一己而言，乃由吾既尝观义理之世界之门户之不同，又欲出入其中，冀得其通，更守其至约；亦使吾之心，得多所上契于昔贤之心，更无今古之隔。对当世之学风言，则吾之原道篇与此书之所以著，唯意在展示中国哲学义理流行之不息，以使人对此中国之绿野神州上下数千年之哲学之慧命相续，由古至今未尝断，有如实之观解，以助成其亦将不息不已于未来世，而永无断绝之深信。此亦即吾书之论述之方式，必不安于只为一机械排比之卤莽灭裂之论，而必勉求如上所述之故也。

    至于吾书之限极，则吾亦自知之。此论述之方式之本身，即为一限极。吾有所论述，亦必有所不论述，此亦成吾书之限极。此皆显然易见。若克实言之，则吾之论述宋明儒之每家之学，皆只提示吾所视为有较特殊之承先启后之哲学意义者为止。然一家之学，固不以此而止也。又对此特殊义，吾亦多只略引其一二言为据，未尝于其言加以尽举。再则吾于原道篇末，尝谓宋以后之儒者为守道明道而立教，遂有种种儒学内部之辩，亦与佛教及耶稣教士有种种之辩。然今兹此书，则只略及朱陆之间、阳明与朱子间、阳明与同时之学者间、王门诸子之间之辩，及东林、蕺山、船山对王学之评论。其余则未能一一加以详析。对儒与佛耶二教间之辩，及佛道二教自身之发展，及其内部之辩，更未能及。又吾书对各家思想之师友渊原，与时代问题之关系，亦几全无所论述。此则由吾书原不全同世之哲学史，唯重在即哲学史以见哲学义理之故。至于吾书之论述未当之处，为吾书之限极所在，又更不待言。要之，学问无穷，义理无穷，论述之方式亦无穷。庄子齐物论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则论止于其所不论，亦至矣。至于读者，若谓此吾二书已所论太多，正当求约，以化繁为简，则吾此书更有后序一篇，以言将此书与原论之其余五卷所述，及一切学术义理化繁为简之道，亦可并此序，加以合观，以为守约之资。癸丑四月唐君毅自序于南海香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