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作缘起、本篇大意与未及之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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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缘起

    本篇诸文，大皆吾十余年来，所已分别发表，略经修改，重加编订而成。故有一贯之宗趣，合具一规模，而初无全盘计划，以形成一完整无漏之系统。然溯吾个人动念写此书诸文，则可谓远始于约三十年前。时吾初于母校中开设一课，名中国哲学问题，并发有若干讲义。当时即欲就中国哲学诸问题，分别加以论述，意在以哲学义理发展之线索为本，而以历史资料，为之佐证。然继感一家思想之各方面，颇难分别孤立而论，遂弃置其事。数年后，改教中国哲学史，觉断代分家讲述，果顺而易行。亦尝应当时之教育部之约，写一通俗之中国哲学史，约十五六万言。顾其中宋明儒学一部，初只占三四万言，觉其分量太轻，逾二年乃加以扩充。不意宋明儒学一部，又达三十余万言，与其他部分，比例不能相称。其中之王船山一篇，更独占十余万言，尤为凸出。吾学问兴趣，既时在转变进步之中，旋即于旧稿之率尔操觚，不能当意，故除已发表之小部分外，余皆等诸废纸。近二十年来，任教中国哲学史一课，其讲授内容，不仅轻重详略之间，年有不同；而觉今是而昨非者，亦不可胜数；乃不更以写一教科用书，为当务之急。唯时感中国哲学之中，环绕于一名之诸家义理，多宜先分别其方面、种类与层次，加以说明；而其中若干数千年聚讼之问题，尤待于重加清理。说明与清理之道，一方固当本诸文献之考订及名辞之诂训，一方亦当克就义理之本身，以疏通其滞碍，而实见其归趣。义理之滞碍不除，归趣未见，名辞之诂训，将隔塞难通，而文献之考证，亦不免唐劳寡功。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核为义理之原，今则当补之以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义理亦考核之原矣。然义理之为物，初无古今中外之隔，而自有其永恒性与普遍性。今果如中国哲学义理之为义理而说之，亦时须旁通于世界之哲学义理，与人类心思所能有、当有之哲学义理以为言，方能极义理之致。然虽曰旁通，吾人又不能徒取他方之哲学义理，或个人心思所及之义理，为预定之型模；而宰割昔贤之言，加以炮制，以为填充；使中国哲学徒为他方哲学之附庸，或吾一人之哲学之注脚。欲去此中之弊，唯有即本文献，以探一问题之原始，与哲学名辞义训之原始；亦进而引绎其涵义，观其涵义之演变；并缘之以见思想义理之次第孳生之原；则既有本于文献，而义理之抒发，又非一名之原始义训及文献之所能限。过此以往，若谈纯粹哲学，又尽可离考订训诂之业以别行，虽徒取他方之哲学义理，或个人心思所及之义理以为论，自亦无伤。然缘中国哲学史中之名辞，而说明其义理，清理其问题，则又舍此上之途莫由。循此途以多从事于下学而上达之功，亦较写一教科用书之哲学史，更为当务之急；抑必先有此，而后之为哲学史者，乃更有所取资。此即吾之所以弃置哲学史之业，而本书诸文之所以得次第写出，若还契于吾三十年前之愿也。

    此依名辞与问题为中心，以贯论中国哲学，亦自有其困难。即哲学名辞之涵义，有广有狭，问题所关涉，又可大可小。自其狭且小者言之，则凡有一哲学命题之处，即有其所用之名辞与一串问题。一一论之，非一人之力。又一名与他名之义相涵，一问题与他问题相生，殊难斩截划分；则如对每一名义、每一问题，皆通全部哲学史而论，纵横错综，必将不胜其重复。此则唯有就吾所视为其名之涵义最广，问题之关涉最大者，择出若干，暂加孤立；而或通全史以为论，或选数家之言，以至一家之言以为论；于其义之相涉入者，则详略互见；而要以既见中国之哲学义理，依其有不同之方面、种类、层次，而有不同之形态，实丰富而多端；而又合之足见一整个中国哲学之面目以为准。则吾此书之不能成一完备无漏之系统，固势所必然，而吾亦初未尝有一全盘之计划，然后写此书也。

    吾书既欲见中国哲学义理有不同之形态，实丰富而多端，而又欲其合之足以见整个中国哲学之面目，故吾之说明中国哲学义理之道，既在察其问题之原，名辞义训之原，思想义理次第孳生之原；而吾于昔贤之言，亦常略迹原心，于诸家言之异义者，乐推原其本旨所存，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盖既见其不悖无碍之处，则整个之中国哲学面目，自得而见。世有交迕而相碍之枝叶，而观枝叶之发端于本干，则初皆并萌而齐茁。世有相激相荡之二流，而观二流之导源于异地，则初皆自涓涓而始流。万物既生而相争相杀，然一一溯其方生之际，则初皆原于天地之化几，亦并育而不相害。百家异道，若难并存，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往而不返，乃各至一空谷，互不闻足音；异说相纠，而思想之途，乃壅塞而难进。然若能一一探异说之义理之原，如其所歧，而知其所以歧，则歧者既未尝非道，道未尝不并行，即皆可通之于大道，而歧者亦不歧矣。故吾人果能运其神明之知，以彻于异说之义理所以歧之原，则纠结无不可解；而人之思想，自无壅塞之虞，可顺进而前行矣。“原”之时义大矣哉。今吾书于中国诸先哲之言，若果有能见其丰富而多端，而实不相为碍之处，可合以略见一整个中国哲学之面目者，其故无他，即不忘“原”之一言而已矣。

    二 本篇大意

    吾写作此篇之诸文，首成原理及原心四章，今标理与心之名。首二章为原理者，乃以哲学皆明义理，中国哲学之义理固有种种。此文即就其要者分之为六：即物理、名理或玄理、空理、性理、文理与事理。知理之有此六者，即知清儒与今之学者之唯重物理与事理者，盖不免有昧于义理天地之广大。理之有此六者，初可由先秦诸子用此理之一字之义训而见，更可由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中，各时代所著重之义理之不同而见。至于此导论篇中，第三四章为原心者，则由于人之知义理必本于理性的心知，而理性的心知，又原有种种。此二章论孟墨庄荀之言心，即意在标示四种形态之理性的心知，此即知类知故的知识心、虚灵明觉心、德性心、与知历史文化之统类之心。知物理事理，要在知识心；知玄理空理，要在虚灵明觉心；知性理，要在德性心；知人文之理，要在知历史文化之统类之心。此为吾原理、原心二文之内在的相契应处。然此二文之说六理四心，亦只是粗略如此说。如纯哲学的讨论何以可开吾人之一心为多心之故、此中之多心与多种之理之错综关系、以及既开一心为多、分理为多，又如何言心之统一、理之统一，与心与理之统一等，则此二文虽有所暗示，而未能详及也。

    按西方之近世哲学多自知识论入，然其古典哲学则或自理体Logos与理性的心灵Rational Soul论起，此书之导论篇始于理与心，亦相类似。

    本篇第五至第十一章今标以名辩与致知。此所涉及者，略同他方哲学所谓逻辑，语意学与知识论之问题。对此一方面之哲学，似非中国哲学之所长。然待于作进一步之考察者，亦当不少。本编诸文，前二篇为荀子正名与先秦名学之三宗，及墨子小取篇之论辩。此二文重在指出中国先秦名辩之学，世所视为属于纯逻辑上推论之术者，吾今观之，实多属于论“语意之相互了解”之问题者。故吾之解释荀子正名、墨辩小取二文之文句，亦颇有异于前人。此中，吾既谓小取篇之论辩，在求通人己之是非；又谓荀子论正名，重在名定而实辨，以归在道行而志通；如更合本篇第七八两章论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与孟墨庄荀之论辩以观；即可见中国名辩之学或语言之哲学，乃纯以成就人己心意之交通为归，此实一伦理精神之表现；而超语言界之“默”，又为限制语言界，亦补足语言界之所不及，以助成此心意之交通者。现代西方哲学重语言之分析，有如近代西方哲学之始于重知识。自康德起而作知识之批判，定知识之外限；则今后必有一哲学兴起，以作语言之批判，以定语言之外限者。则超语言之默之意义，自当逐渐为人所认识；而中国先哲于此，实先有其大慧。人必习此大慧，然后可自由运用语言，而辩才无碍。此则儒佛道三教同有之境界，非今世论语言哲学者之所及。然此一境界之本身，又如何亦能在语言界中说之，仍有其种种义理层次、语言层次之问题，亦非此篇诸文之所能尽及者也。

    本篇中第十、第十一章，乃始于考订大学之文句，以论中国格物致知思想之发展，藉以说明中国哲学对于德性之知与知识之知之关系问题之发展与变迁。吾此所重订大学章句，尝经友人牟宗三先生之印可，及蔡仁厚君于孔孟学报，为之证义。或足结束八百年来学者，对此问题之纷纷聚讼，亦未可知。望读者平心察之，不吝指教。又此一考订，果可成立，亦复证明一种考订方法之有效。此方法即“一方要先看义理之所安，以最少对原本之牵动，以重订哲学文献章句；一方亦为对昔贤之所订者之误，加以指出后，再对其所以误之原中，发现一思想史上之价值，”之方法。又此文下篇，论中国格物致知思想之发展，直述至当代之熊十力、牟宗三二先生之说。再合此文之结论所陈：即可在原则上将西方传来之一切知识论之说与科学思想，皆全部化为中国之格物致知之思想之发展中，本当有之一章；而亦隶属于中国学术之大流中，未尝溢乎其外者矣。

    本篇第十二至十八章，名天道与天命，略同西方之所谓形上学之问题。其中论老子之道之六义一篇，只表示一就各方面看道一名之涵义之态度与方法。对老子之道，是否必须如此讲，吾以后亦更有其他补充之想法。老子之书，文约义丰，古今中外之人，皆可有其异释；有如摩尼宝珠，观者皆可自见其像于其中，盖无定论之可期。然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存此一无定论可期之书于天地间，自亦无碍；观者之自见其像，而姑各自视为定论，亦可不相为碍。唯论之者，总应自觉其如何论之方式，所论之方面，与论列之程序，不能任情联想，汗漫无边；方可于论列之后，使读者于某一种思想之形态，跃然若见；则纵非老子之真，亦为天地间之一可能有之老学。吾之此文，亦尝自勉于斯，故并存之于此。

    本篇原太极之三章，始自评论朱陆二贤对周子太极图说本身之论争。此论争初乃及于此文之是否真周子所著，与太极一名之诂训二问题。故此论争，即一朱陆对此文之考证与训诂之争。吾今之评论此一论争，即无异重考证此二贤之考证，重训诂此二贤之所训诂。此即见考证训诂之事，亦恒有待于反复重勘，不必一定而永定者。然依吾之文，以观朱陆二贤之所考证与所训诂之不同，则正由于二贤所见之哲学义理之不同。是见欲判二贤之考证训诂之得失，正有待于先明二贤所见之哲学义理。是又义理明而后训诂考证之得失可得而明之例也。

    此原太极之三章，由朱陆之辩周子太极图说始，而及于周子用太极一名之本义，与张横渠、邵康节、二程言太极理气之论，更推扩至太极一名在中国哲学史中之七涵义之分辨，以及朱子言理为太极之思想，言理与心之关系之思想；再及于陆王以降以心为太极，王船山以气言太极之思想；即合以为中国太极思想之历史线索之综论。此中之太极、理、气之诸名，代表中国形上学之诸究极的普遍概念，正类似上帝，理型、心、质料之为西方形上学诸究极的普遍概念，其涵义皆幽深玄远，而牵涉至广。其言之难于妥善，亦相类。盖唯有多方解释，而更解释其所以如此解释之故，方可使人逐渐心领而神会。此中吾人之解释，因此诸概念之为究极普遍的概念，亦势必多少引入纯哲学义理讨论之域，而非中国哲学范围之所能限。然本文三篇，缘太极以述中国哲学之言天道，归在：连于人之本心以为论；与下文三篇，述中国哲学中之言命，归在：连于人之所以受命者以为论；即合以见中国形上学思想之重彻上彻下，彻内彻外，而不同于西方形上学思想之多为以下缘上，以内缘外之形态者。故人亦不可以吾人尝多少引入纯哲学义理之讨论之域，而谓其非中国形上学之特性所在也。

    本篇最后一文三章，述中国哲学之天命观，此中所谓天，或指天帝、或指形上道体、或指人所在之世界、或指人之性理本心之自身。此中所谓命，则就此种种义之天，对人所降之命令，所施之规定而言。此文因端绪较繁，故在结论中，姑造作上命、下命、中命、内命、外命之五命之名，以统中国思想中自古及今言命之诸说。合此五命以观人，人乃自见其为一位于五命之中心之存在；而前三章所言之天道，遂有如散为五命以下临，以环绕于人之四周者。唯天之命，于穆不已，人之所以受命于天之道，亦以所受之命有种种，而有种种。然要之可合以见人居天地间，其责之至重且大；而中国哲学之恒归在视人为天地之心之义，亦理有固然者矣。

    此上诸文，早者成于十三年前，最迟者亦成于二年前，尝分别发表于新亚学报、新亚学术年刊、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刊及清华学报。二年前吾尝念：将此诸文分为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三方面，与西方哲学之论理性的心灵、知识、与形上实在之三方面、约略相当，足以彰显“中国哲学自有其各方面之义理，亦有其内在之一套问题，初具一独立自足性，亦不碍其可旁通于世界之哲学”之面目。当时即拟加以整理，修改付印，以补吾于哲学概论一书，初欲东西哲学并重，终对中国哲学所论犹略之过；兼以证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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