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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这二十年里，我之所以能摆脱内心的忧虑和不祥的预感，最主要是因为我爱上了伊迪丝·芬奇而且她也爱上了我。她是露西·唐纳利的密友，我和露西在本世纪初就很熟悉，而且，就像我三四十年代在美期间时常与伊迪丝见面一样，我好几次访问美国时也时常与露西见面。露西是布林·莫尔学院的教授，伊迪丝也在那里任教。自从我娶了布林·莫尔学院院长的表妹之后，我就一直与该学院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它是我被纽约市立学院解聘以后第一个打破我在美国所受的联合抵制的学校。该校哲学系的保尔·韦斯写信请我去那里作一系列演讲，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当我撰写《西方哲学史》时，布林·莫尔学院当局慷慨地让我使用他们那个极好的图书馆。195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露西已经去世，伊迪丝已搬到纽约，我在那里又遇见了她。
我们的友谊迅速成熟，不久我们就再也忍受不了大西洋的阻隔。她移居于伦敦，由于我就住在里士满，我们经常见面。结果，那段时间愉快极了。里士满公园充满了回忆，有许多是对童年时代的回忆。讲叙童年往事，件件历历在目，我似乎觉得自己又完全回到了过去，而且从叙旧中得到一种清新而愉快的舒缓感。我沉浸在回忆的快乐中，几乎忘却了核危险。当我穿过里士满公园和克佑花园在彭布罗克邸园的院子里散步时，我就回想起从前我在那里所发生的所有各种事情。彭布罗克邸园外面有一处泉水，就在那儿，我家为了使我不怕水而雇来的那个男仆，抓住我的两个脚后跟，将我提溜起来，让我的头浸在水里。与所有现代的看法相反，这种方法十分有效：只用了一次，我就再也不怕水了。
我和伊迪丝各自都有些家族传说可讲叙。我的家族传说肇始于亨利八世，他是我的家族的始祖的保护人，我的家族的那位始祖当时就站在他的山上守望着安妮·博林在伦敦塔被处死的信号。接着是关于我祖父在1815年的演说的传说；相传，他在那次演说中（滑铁卢战役之前）曾力陈不应当反对拿破仑。再接下去就是他对厄尔巴的访问；访问中拿破仑和蔼可亲，而且还拧了一下他的耳朵。此后，我的家族传说有一个相当大的间隔，直到有一次伊朗国王在作国事访问时在里士满公园遇到下雨，只好到彭布罗克邸园去避雨。我祖父（有人这样告诉我）为邸园屋子狭小而表示歉意，伊朗国王却回答说：“屋子是小了点，但里面却住着一位伟人。”从彭布罗克邸园看出去，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到泰晤士河河谷，而我祖母则认为，这一景观被一支突兀的工厂烟囱破坏了。当有人问她这支烟囱时，她总是微笑着回答：“噢，那不是工厂的烟囱，那是米德尔塞克斯郡烈士纪念碑。”
伊迪丝的家族传说，当我听了之后，我觉得似乎要浪漫得多：她的一位祖先大约在1640年左右被北美印第安人绞死或带走；她父亲及其家族曾历经艰险，她的父亲小时候曾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他一家人曾在科罗拉多过过一种拓荒的生活，但时间不长；她家的顶楼上堆满了马鞍和添鞍，当年她的家族成员们就坐在这些马鞍和添鞍上从新英格兰来到费城的国会；她还讲叙了她的家族成员曾在乱石嶙峋的溪流中划独木舟和游泳，而那附近就是在马萨诸塞州迪尔菲尔德的那次大屠杀中被印第安人掳走的尤妮斯·威廉斯被害之处的故事。这也许是费尼莫尔·库珀注25小说中的一章。在南北战争中，伊迪丝家的上代人分属南北两方。其中有兄弟俩，一个（南军的将军）最后不得不向他那已当了北军将军的兄弟缴械投降。她自己是在纽约市出生长大的，根据她的回忆，那个时候的纽约市似乎很像我青年时代的纽约，有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汉萨姆马车注26，没有汽车。
所有这些回忆，不管多么令人愉快，都只是些蛋糕糖衣上的阿拉伯式花饰。很快，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传说添加到家族传说集成。一天早晨，当我们正在克佑花园散步时，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由于离我们很远，所以看过去是两个很小的身影。突然，其中一个人跳起来，飞快地跑向我们；当他跑到我们面前时，他就跪下来吻我的手。我不禁愕然，而且局促不安得想不出说什么好，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又被他的激情所感动，伊迪丝也一样，不过当她镇静下来后，她弄清楚了他是个德国人，住在英国，他是在为某件事情感激我；我们始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我们不仅在里士满附近和在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在公园里、在星期日的伦敦城注27，作长时间或长距离的散步，而且有时还开车到较远的地方去散步。有一次，我们在朴次茅斯公路上出了车祸。在我们全然无错的情况下，我们被一辆农场的货车撞上了，我们的车子被撞得七零八落。幸亏当时有许多目击者为我们的无辜做证。我们虽然惊魂未定，但还是接受了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的邀请，搭他的车到吉尔福德，再从那里坐出租车到布莱克唐去作我们预定好了的散步。在那里我想起了我儿时的一些英勇行为。我两岁时，我的家人在一个夏日假期中租借了丁尼生注28的房子，我的长辈们让我站在荒野中，以一种令人心碎的尖锐声音吟诵：
噢，我的表妹，薄命啊!
噢，我的艾米，不再属于我!
噢，这凄凄凉凉的荒野啊!
噢，这贫瘠不毛的河岸!
我们还常去看戏，不管是新戏还是老戏都看。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在摄政王公园上演的《辛白林》注29 、乌斯季诺夫的《五个上校》，和《小茅舍》。我的堂兄莫德·罗素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为庆祝鲍里斯·安瑞普设计的国立美术馆拼花地板铺装竣工而举行的宴会。我的那幅召唤井里的真理的画像和我同时代的一些人的画像一起陈列在那里。雅各布·爱泼斯坦注30 要求为我雕一座胸像，我便高高兴兴地坐在他面前让他先塑泥模，这座雕像现在我还保存着。
这些细小的经历回想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每件事都沐浴在彼此发现和两心相悦的灿烂光辉中。幸福快乐使我们暂时忘记了可怕的外部世界，而只考虑我们自己和对方。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十分相爱，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品味和感情非常投合，我们的兴趣也基本上一致。伊迪丝没有哲学或数学方面的知识；有些她懂的东西我却一无所知。但我们对人和世界的态度则是相似的。那时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关系越来越感到满意，这种满意感似乎无限地增长，成了一种持久而又稳固的幸福，这种满意感乃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因此，我下面所讲的事情大多可以被认为有她的参与。
我们第一次远行是到枫丹白露，当时唯一使我们想起国际纷争的是穆萨德克企图垄断波斯湾的石油。除此之外，我们的幸福快乐几乎就像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所能有的那么恬谧。阳光明媚，气候温煦。我们吃了大量的欧洲草莓和鲜奶油。我们到巴黎去旅行。在那儿，未曾想到法国广播电台为酬谢我过去所提供的服务，给了我一大笔现金。我们用这笔钱在森林餐厅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午餐会，还办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在那儿，我们游览了杜伊勒利花园，参观了巴黎圣母院。我们没有去参观枫丹白露的城堡。我们常常开怀大笑————有时根本不为什么就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去巴黎度了几次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那一次，那次我们决定将整个假期全用于游览观光。我们俩都曾在巴黎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从未参观过任何一个应当去看看的景点。乘坐客轮游塞纳河，参观各种各样的教堂和画廊，逛花鸟市场，是令人愉快的。但我们也曾有过挫折：有一天，我们到圣女小教堂去，发现里面挤满了正在听导游讲解那座教堂的美妙之处的冰岛人。他们一见到我，就不再听导游的讲解，而把我当作最重要的一“景”，将我团团围住。我对圣女小教堂的记忆，现在多少有点混淆不清了。我们退到法院对面我们特别喜欢的那家餐馆的露台上。第二天我们去我们俩都喜爱的沙特尔。但是，哎呀，我们发现它————在其可能的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旅游者的麦加，到处都是明信片和纪念品。
1952年春天我们访问了希腊，在那儿，我们先在雅典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用十天左右的时间驱车周游伯罗奔尼撒半岛。像所有来希腊的游客一样，我们一到雅典就立即出发去卫城。我们犯了个错误，原想抄近路，结果却走到了卫城的背后。所以，为了到达那里，我们只好沿着羊肠小道攀登峭壁，穿越有刺的铁丝网。我们抵达时，虽已气喘吁吁，且身上多处被刮破，但不无胜利的喜悦。后来我们又常去那里，走的都是人们比较常走的路线。月光下的卫城非常美，而且也非常静；直到突然，我听到我旁边有个声音说：“你是——罗——素——先——生，对吧?”，每个音节都发怪异的重音。说话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旅伴。
山顶上仍是白雪皑皑，而山谷里却到处都是开花的果树。孩子们在田野里嬉戏，人们似乎都很快乐。甚至连驴看上去也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唯一阴暗的地方是斯巴达，它位于散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之气的泰耶图斯山脚下，阴沉而又压抑。到了阿卡迪亚，我的心情便豁然开朗。这个地方非常淳朴可爱，好像出自西德尼注31的想象似的。在梯林斯，古城堡的看护人对把古城堡修复得很糟糕这件事耿耿于怀。当问到这令人遗憾的修复是什么时候进行的，他回答说：“是在迈锡尼时代。”我对德尔斐完全无动于衷，但埃皮扎夫罗斯却是温柔可爱的。说来也奇怪，我们到达那里后不久就来了一客车德国人，他们居然没有打破那里的沉寂。当我们正坐在剧院里做梦时，突然有一个清脆美妙的声音飞升而起，在我们的上空回荡。原来这些德国人当中有一位歌剧女主角，她也像我们一样，被这个地方的魔力所迷惑。总的说来，我们的这些旅伴并没有打扰我们。但是美国军队却使我们不得安宁。到处都是他们的卡车，尤其是在雅典；城市因他们这些大兵不管不顾、过于自信的叫喊和查问而变得嘈杂。反之，我们顺便遇见或看到的希腊人，则显得温文尔雅、乐观开朗、聪颖明智。在雅典的公园里，希腊人跟他们的孩子玩的那种快乐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以前从未到过希腊，我发现我所见到的一切非常有趣。然而，有一个方面，却使我感到惊讶。在对有口皆碑的那些伟大的固体成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发现自己已在一个属于希腊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的那个时代的小教堂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觉得在这个小教堂里比在帕台农神庙或异教时代的任何其他希腊建筑物里更自在。当时我就体会到，基督教观点对我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它影响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感情。在我看来，古希腊人与现代世界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古希腊人没有罪恶感；而我有些惊讶地体验到，我自己，虽然不是在信仰上，而是在感情上，受这种罪恶感强烈的影响。不过，古希腊的某些东西的确使我深受感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奥林波斯山上美丽而富有同情心的赫耳墨斯。
1953年，我和伊迪丝在苏格兰度过了三个星期。途中我们去看了看坐落在瓦伊河河谷山坡上的那所我曾生于该处的宅子。它从前叫作雷文斯克罗夫特，现在叫作克莱顿宅第。宅子本身没倒还在，但庭院在战争期间被搞得一塌糊涂。按照我父母亲生前的嘱咐，他们被安葬在宅子旁边的树林里，但后来根据家族的意愿，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族墓地中。途中我们还去了博罗山谷中的西托勒，1893年我曾作为一个读书会的会员在那里度过了五个星期。那个读书会仍然有人记得，而且在来宾留言簿上有我曾告诉过伊迪丝而她却不相信的一件事的证据，那件事是：曾经服侍过我们的“胡椒”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位“蜂蜜”先生。到达圣菲伦斯（我们的目的地）时，我告诉接待员说，自1878年以后我就没有去过那儿。她睁大眼睛，然后说：“但那时候你肯定还是个很小的小男孩。”我还记得上次访问时在圣菲伦斯所看到的各种地标，例如横跨在河上的那座木桥、旅馆旁边那幢叫作“尼什”的房子，以及我曾将其想象成祈祷书中所提到的“太阳晒干的地方”之一的那个礁石林立的海湾。由于我自1878年以后没有去过那儿，我的记忆之精确便得到了证实。我们多次驱车出游，有时只是沿着大车道行驶；我们还多次在荒野上散步，那片荒野至今仍然令我们难以忘怀。有一天下午，当我们爬到一座小山顶上时，一只母鹿和它的幼鹿出现在山顶上，它们快步向我们跑来；下山的路上，在一个荒凉的山中小湖的岸边，一只高傲而又非常温顺的戴胜鸟飞落在树枝上，俯视着我们。我们驱车回圣菲伦斯时路过幽暗的格伦科注32峡谷，那里非常阴森可怕，好像刚刚发生过大屠杀似的。
两年后，我们又去了一次圣菲伦斯。但是，这一次我们所拥有的逍遥自在的时间要少得多。我们不得不中途在格拉斯哥停下，因为我要发表一篇支持罗瑟格伦担任工党候选人的演说，他曾为世界政府孜孜不倦地工作。我们的情绪受下面这件事情的影响而多少有所低落：我感到自己的喉咙越来越不舒服，无法正常吞咽，我打趣说，我的这个毛病是我努力“吞”下政客们的见解造成的。然而远比这更令人烦恼的是，我的大儿子病得很重。在这整个所谓的“假期”中，我们老是在为他担忧。我们还担心他的三个小孩，他们那时多多少少是由我们照顾的，后来就几乎全由我们照顾了。
彼得离开我后，我继续住在费斯廷约格，在那儿的一所房子里愉快地工作，那所房子坐落在小山顶上，从那儿鸟瞰山谷，犹如一幅古老的、根据启示录刻成的伊甸园版画。我只是偶尔上伦敦；我上伦敦时，有时就到里士满去看我的儿子及其家人。他们住在里士满公园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对于他们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那房子确实太小。我儿子告诉我说，他想放弃他的工作，专心于写作。虽然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还是有点同情他。我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资助他们在伦敦购置一处他们自己的住宅，而我又住在北威尔士。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里士满买一所房子，我从费斯廷约格搬到里士满，与我的儿子及其家人住在一起。
回到里士满（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产生一种有点像幽灵一样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难以相信自己仍以肉身存在。彭布罗克邸园过去曾是一所漂亮的房子，而此时按文职官员的命令，它正遭到毁损。当他们得知（在有人告诉他们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它曾是名人的府邸时，他们便决定要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它的历史影响。它的一半被改成公园管理员的公寓，另一半被改成一个茶室。里士满公园为纵横交错的带刺铁丝网所分割，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把从里士满公园所能得到的乐趣减少到最低限度。注33
我曾隐隐约约地希望自己能以某种方式租下彭布罗克邸园，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安顿在那里。由于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便买下里士满公园附近的一所相当大的房子，把底下两层交给我儿子一家使用，而上面两层则留给我自己住。这个安排在一段时间内大体上还是不错的，尽管两个家庭住得太近的话几乎总是会发生一些龃龉。我们在那里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两家分开过，各自有自己的客人，而当我们想要聚一聚时我们就聚集在一起。但这也使得生活非常充实，家人来来往往，我的工作，还有川流不息的来访者。
来访者中有艾伦和玛丽·伍德夫妇，他们来看我是因为艾伦·伍德想写一本关于我的哲学研究工作的书。不久，他决定先写一本我的传记。在为撰写该传记而作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们夫妇俩经常见面，并且开始非常喜欢他们，信赖他们。然而，与某些来访者的会晤却是奇特的。一位从美国来的先生，原来他说来喝午茶，结果来的时候还带了美国的那位麦卡锡的一个情妇，她吹捧麦卡锡的德行。我很生气。还有一次，一个印度人带了他的女儿一起来。他一定要他的女儿为我跳舞，同时由他来为她伴奏。那时我刚出院不久，而且也不太乐意将我们客厅里的所有家具都统统往后退；当她旋转着跳跃起来时，整所房子直发颤，要是换一个场合，我可能会认为她跳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次住院成了我已经提到过的“传说”之一。有一天上午，我和我的太太在里士满公园做了长时间的散步，午饭后，她回到了自己的起居室，她的起居室就在我的起居室楼上。突然我出现在她的起居室里，说我感到病了。当然，把她吓了一跳。那是女王加冕典礼之前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虽然我太太试图找一位邻居以及我们自己在里士满和伦敦的医生，但是一个都找不到。最后，她拨打999，里士满警方非常友善、极其努力地前来救助。他们派来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医生，这是他们当时唯一所能找到的一位医生。到警方终于设法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医生时，我已经全身发紫了。那时已经会集了五位医生，其中一位著名的专家告诉我太太说，我恐怕只能活两小时。我被抬上一辆救护车，迅速送往医院，到了医院他们给我输氧，我又活了过来。
在里士满的那段愉快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阴郁的时刻。1953年圣诞节，我正等着再度进医院去做一个大手术，而我的太太和家里的人全都得了流行性感冒病倒了。我的儿子和儿媳认定，就像我儿媳所说，他们“对孩子感到厌烦了”。他们同我和孩子们一起吃过圣诞节晚餐之后，带着剩下的食物走了，但是留下了孩子，而且一去不返。我们虽然喜欢这些孩子，但是被这一新的责任吓坏了，因为它给我们愉快而且已经非常充实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们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回来尽自己的职责，但当我儿子病倒了时，我们只好放弃这一希望，而为孩子们的教育和假期作长期安排。另外，经济上的负担很重，而且令人相当烦恼：我过去已经从我的那张一万一千多一点英镑的诺贝尔奖金支票中提取了一万英镑给了我的第三任太太，而且我当时还得付给她和我的第二任太太赡养费，以及为我的小儿子支付教育和度假费用。除此之外，我大儿子的病开销也很大；而且他多年疏忽未交的所得税，现在得由我来补交。抚养和教育他的三个孩子这一前景，不管它多么愉快，都呈现出种种问题。
我出院后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但是到了5月份，我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了。我在国际笔会做了一次纪念赫尔曼·乌尔德的演讲，题为《作为一种艺术的历史》。后来国际笔会的秘书请我们去吃晚饭，而我则喜欢纵情谈论自己的文学好恶。具体说来，我最讨厌的是华兹华斯注34。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有些作品很优秀————事实上，我对此也很赞赏和喜爱————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太乏味，浮华、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遗憾的是，我有轻而易举就能记住拙劣诗句的窍门，因此我几乎能使任何一个拥护华兹华斯的人感到困窘。
不久后，我们从苏格兰回里士满，途中在北威尔士停留。我们的朋友鲁珀特和伊丽莎白·克劳谢-威廉斯夫妇已经在那里找了一所叫作“普拉斯·彭林”的房子，他们认为它可以作为我们和孩子们愉快地度假的房子。它小而简朴，但有一个可爱的花园、一个小果园和一些漂亮的山毛榉树。最重要的是，它周围的视野非常开阔，向南可以看到海，向西可以看到波马多克和卡那封山，向北沿着格拉斯林山谷往上，可以看到斯诺登山。我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可以看到山谷那边雪莱曾经住过的房子。我想，“普拉斯·彭林”的主人之所以同意将它租给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也是一位雪莱的爱好者，而且对我想要写一篇《粗野之人雪莱》（与“无用的天使”相反）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后来，我在雪莱故居“坦·y·拉利特”遇见一个人，他说他曾是一个食人生番————我所遇到过的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食人生番。在粗野之人雪莱的故居遇见他似乎是恰当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普拉斯·彭林”似乎是孩子们度假的理想地方，尤其是因为附近住有他们父母的朋友，他们父母的这些朋友他们早已认识，而且也有和他们同龄的孩子。我们认为，这是个替代里士满的电影院和“帐篷”的好去处。我们尽快把它租了下来。
但是这一切只是日常背景，和对乃是我主要兴趣之所在的国际事务的黑暗世界的摆脱。虽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受到好评，它的出版也未能平息我的焦虑不安。我觉得自己必须设法使世人了解那些他们正盲目地迎面朝之奔去的危险。我想，如果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重述《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的部分内容，它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影响。然而，我的这一构想受到了挫折，英国广播公司拒绝重述任何已经出版过的东西。因此，我又开始工作，为人类再谱写一首新的挽歌。
甚至在那时，即在反核毁灭斗争的那段相当早的日子里，在我看来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自己已经用那么多不同的方式说过的东西。我的广播讲话的第一稿是个贫血的作品，话都说得没有力度。我立即把它扔了，作好准备，决定说出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前景究竟有多可怕。结果写出来的讲稿则浓缩了我过去说过的一切。它的内容非常紧凑，我过去就这个问题所说过的一切，至少在实质上，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但是英国广播公司仍有异议，怕我会使许多听众感到厌烦和恐惧。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要我和一个年轻而又快乐的、能够抵消我那些可怕的预言的足球运动员举行一场辩论。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轻浮无聊的，而且很清楚地表明英国广播公司当局对我为什么会感到绝望完全不了解。我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在12月单独作一次广播讲话。我已经说过，在这次讲话中，我讲述了我所有的恐惧以及产生这些恐惧的原因。这篇当时叫作《人类的危机》的广播讲话，以下面这段话结束：“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就有幸福、知识和智慧方面持续不断的进步。难道我们会因为我们无法忘却我们的争吵而选择死亡?我作为人类的一员，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的人性，忘掉其他一切。如果你能这样做，那么就有路通向新的天堂；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在你面前只有全人类的死亡。”
这次广播讲话既有私人效果，又有公众效果。私人效果是暂时减轻了我个人的焦虑，并且给了我一种我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恰当表述的感觉。公众效果则更显著。我接到了不计其数的要我去作演讲或撰文的信件和邀请，远远超过我所能应付的。而且我还听说了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令人颇为忧郁：有一位巴特西郡政会委员来看我，告诉我巴特西郡政会颁布了该地区全体居民在遭受核攻击时都要遵守的一些规定。一听到警报声，他们就必须马上跑到巴特西公园去挤公共汽车。希望这些公共汽车能把他们迅速送到乡下安全的地方。
几乎所有我所知道的对这次广播讲话的反应全都是严肃而又令人鼓舞的。但是我的有些演说也曾出现过闹剧性的插曲。其中有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沾沾自喜：有一个人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我看起来像一只猴子；对此，我回答说：“那你将有幸听到你祖先的声音。”
我曾获得皮尔斯百科全书授予的上一年度卓越成就奖。前一年，该奖授给了一个跑一英里不到四分钟的年轻人。那个奖杯我现在还保存着，奖杯上写有：“指明通往和平之路的伯特兰·罗素。1955年。”
1955年4月为纪念1943年2月在华沙遇难的犹太人而举行的那次集会，是我发表过演说的那些最令人难忘的集会之一。音乐悲怆凄美，与会者的感情如此深挚，以至使得这次集会非常感人。我的演说和会场的音乐都录制了唱片。
最早对我的观点表现出明显兴趣的团体有世界议会法学者联合会和也许更加认真的议会制世界政府协会，我和他们都曾有过多次会晤。他们打算于1955年4月在罗马举行联合会议，邀请我在会上讲话。说来也奇怪，我们下榻的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我第一次去罗马时和莫德姨妈一起住过的那家旅馆。那是一家冷清而简陋的旅馆，已经不再为客人提供膳食，但它位于旧城的一个景物宜人地区。当时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城里四处闲逛、沿着台伯河散步、到平乔山去品尝别处没有供应的膳食，都是一大乐趣。我觉得罗马会议非常感人，而且也很有意思。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众议院和其他地方的集会上的讲话似乎打动了人们的心。我的每次讲话，都有来自不同民族的听众。有一次散会后，一个男人拦住了我，原来是因为他不会说英语，听不懂我的话，急得他几乎要哭了。他恳求我将我所说的翻译成世界语。哎呀，这我可办不到。我还喜欢会见文学界和政界的一些友好的知名人士，我对他们的著作早就很感兴趣，但以前却没有机会与他们讨论一些问题。
我原本希望在从罗马北上的途中到塞蒂纳诺去拜访一下伯纳德·贝伦森。但由于工作上的压力而没能去成。后来，我听说他对我的变卦很不高兴，尤其是，他说，在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他就觉得我傲慢而且不友好。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对他一向十分友好，而且我觉得我对他一点也不傲慢。不过他所提到的上一次见面，对我来说，是个多少有点尴尬的场合。他的太太玛丽邀请我与他们共进午餐，我就去了。早在我和她的妹妹艾丽丝分手的时候，她给我写过一封尖酸刻薄的信，说他们再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后来过了许多年，她邀请我去共进午餐。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因为我从来就不希望我们的友谊出现任何破裂，但是我感到有一点尴尬和难为情，因为我不能完全忘掉她以前的那封信。伯纳德·贝伦森显然从不知道这封信的事，要不然就是忘了。我本人觉得那次午餐弥合了以前的裂痕，当他要我再去塔蒂街1号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很想再去。
在我评估我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反响和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的同时，我已认识到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宣传的论点是国与国之间需要合作。我想到也许可以起草一份许多很有名而且受人尊敬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家都愿意签名的、要求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的声明。不过，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我曾写信给爱因斯坦，想听听他对这样一个计划的看法。他很热情地回了信，但是他说，因为他身体不太好，而且他目前已承担的任务都很难按时完成，所以他本人除了把他认为会赞同的一些科学家的名单寄给我之外，帮不了什么忙。不过他还是请求我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并要我亲自起草声明。我这样做了，以我的圣诞节广播讲话《人类的危机》为基础起草了声明。在我跟议会法学者们一道去罗马之前不久，我列了一份东西方科学家的名单，并且都给他们写了信，信中附有那份声明。当然，为了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我也给他寄去了那份声明，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还不知道他对那份声明有什么看法，他愿不愿意在那份声明上签名。正当我们从罗马飞往巴黎（世界政府协会打算再在巴黎进一步举行会议）的途中，机长宣布了爱因斯坦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心里非常难过，这不仅是由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且还因为我明白，我的计划会因没有他的支持而流产。但是，当我到达巴黎的旅馆时，我就收到他的一封同意签名的来信。这是他的社会生活中最后的行为之一。
当我在巴黎时，我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就我的计划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他热烈欢迎这一计划，并且赞同那份声明，只是对其中的一个词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写道，“怕的是，如果大量使用原子弹，那么就会导致普遍的死亡————只有幸运的少数人是突然死亡，而大多数人则慢慢地被疾病和蜕变折磨而死”。他不喜欢我把少数人称作是“幸运的”。他说：“死亡不是幸运的事情。”他也许是对的。反话，若在国际上采用，则需慎重对待。总之，我同意将它删去。我回到英国后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后来才知道他病了。我也未能劝使其他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回信。我曾写信给一位中国科学家，却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想可能是我把地址写错了。爱因斯坦曾劝我谋取尼尔斯·玻尔注35的帮助，他认为玻尔肯定会赞同我的计划和声明。但是尽管我一再写信和打电报，却好几个星期都得不到他的回音。后来来了一封短信，说他不想与我的计划或声明有任何关系。俄国的院士们对西方仍心存疑虑，也拒绝签名，尽管他们写信来对这一计划表示了一些赞许。在通了几封信之后，奥托·哈恩注36教授拒绝签名，据我了解，这是因为他当时正在为即将发表的科学家们的《梅劳宣言》工作。这个宣言已经在起草，但在我看来似乎因为它只是让西方科学家签名而显得有点无力。幸亏在梅劳宣言上签名的其他科学家同意我的看法，在两份宣言上都签了名。我个人最感到失望的是，我未能得到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我的母校三一学院院长艾德里安勋爵的签名。我知道他同意我的广播讲话中的那些原则，它们也是我希望他签名的那份宣言的原则。他自己也公开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而且我很高兴地知道三一学院想把《人类的危机》的手稿收藏在其图书馆里。但当我跟他讨论了我的声明或宣言之后，我想我明白了他不愿意签名的原因。我问：“是因为它太善辩了，对吧?”他说：“是的。”不过，在我写信去的那些科学家当中有许多人立即热情地同意签名；而且有一位科学家，莱纳斯·泡令注37，他只是间接地听说了这一计划，便提出他也要签名，对此我欣然同意。
当我回顾这段时间时，我不明白那些日日夜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完成我所做的一切。去罗马和巴黎然后又回到苏格兰、家庭的烦恼、安排去北威尔士度假事宜、信件、讨论、来访者，以及演讲。我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章。我经常与一位美国人，R.C.马什，会晤和通信，他当时正在收集和编辑我早期的一些论文，这本论文集第二年出版，书名为《逻辑与知识》。而我当时也在撰写《记忆中的肖像》一书，准备在1956年出版。1955年1月，我在英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关于J.S.穆勒的演说，这篇演说稿相当难写。我过去曾经常常谈到穆勒。但这次演说中却有一个我所珍爱的短语：在谈到命题都有一个主词和一个宾词这一事实时，我说这导致了“三千年的重大错误”。这次演说受到了最令人满意的喝彩。听众站了起来，挥拳，鼓掌。
到了6月，我写给科学家的信有一些仍然没有回音。我觉得无论如何得制订一个如何发表这一宣言的具体计划。在我看来，似乎应当为它举行一个戏剧性的发布仪式，以便引起人们对它、它的内容以及支持它的那些人的显赫的关注。在摒弃了许多计划之后，我决定征求专家的意见。我认识《观察家》的主编但不熟，我相信他是个思想开明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事实证明，他当时确实如此。他召集同事们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除了公布那篇宣言是由一些不同意识形态的著名科学家撰写和签名的这一事实之外，还需要做点别的。他们建议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在会上宣读这个文件并回答有关的问题。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一些。他们表示愿意筹备这次记者招待会并为其筹措资金，条件是不能在事前让大家知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最后决定记者招待会将在（1955年）7月9日举行。一个星期之前在卡克斯顿会馆订了一个房间。给报刊主编、外国报刊代表，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和外国电台、电视台驻伦敦代表送去了请柬。请柬上只是说请他们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要公布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事情。反应令人振奋，房间不得不改为会馆里最大的一间。
那是可怕的一个星期。整天电话铃和门铃响个不停。记者和电台导播想要知道这个重要的新闻究竟是什么。显然，每个人都希望抢先获得这个新闻。《工人日报》有个人每天三次打电话来说他们报社没有收到请柬。每天告诉他们三遍已经邀请了他们。但他们似乎过去被人冷落惯了，总是不相信。毕竟，这个宣言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合作，虽然这不能告诉他们。这一阵子忙乱的负担全都落在我太太和管家身上。记者招待会的组织者不许我露面，也不许我接电话，除非是家人打来的电话。我们谁也不能离开这所房子。那个星期我一直坐在我书房的椅子上试图看书。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有时还忧郁地嘟哝：“这快要成为湿爆竹了。”我记得那个星期一直下雨，而且很冷。
这件事情最糟的一个方面是，在此前不久我收到约里奥-居里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恐怕最终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名。我弄不懂他为什么改变主意。我请求他来伦敦讨论这件事，但是他病得太重了。我一直与E.H.S.伯霍普博士保持着联系，以便使宣言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冒犯那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家。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在记者招待会预定要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比卡尔先生从巴黎赶来与我和伯霍普讨论约里奥-居里的反对问题。从那时起比卡尔先生取代了约里奥-居里在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的地位。他们在晚上11点30分抵达。午夜后，我们达成了协议。宣言只能保持爱因斯坦签名时的样子，不能再改，况且要想征得其他签名者的同意修改宣言已为时太晚，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因此，我建议把约里奥-居里的反对意见以脚注的形式加在必要的地方，并由我在第二天上午宣读宣言文本时将他的反对意见也一并读出。我是在处理一位美国科学家的反对意见时突然想出这个方法的。约里奥-居里的使者最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代表约里奥-居里在宣言上签了名，因为他已得到授权，可以在达成协议后代为签名。
让我伤脑筋的另一个困难是物色一位不仅会给记者招待会增光而且还能帮我回答那些肯定会被问到的技术问题的会议主席。我所邀请的每一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承担这项工作。我承认，我怀疑他们的拒绝是由于怯懦。凡参与这个宣言或其发布仪式的人都冒着遭受非难的危险，这种非难，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使他们受到伤害或成为笑柄，对于后者他们或许甚至更为介意。或者，他们的拒绝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喜欢记者招待会的那种有意的、戏剧的性质。最后，我听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教授挺有同情心。他当时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圣巴塞洛缪医院附属医学院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原子科学家协会的执行副会长。他勇敢而且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主席，而且到时候还表现得非常圆熟。从那次幸运的见面的时候起，我常常很融洽地与罗特布拉特教授一起工作，我非常敬佩他。 在勇敢、正直，和放弃他自己的专业（不过，他在专业上仍然是出类拔萃的）而致力于同核危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祸害作斗争的那种完全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几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如果有朝一日这些祸害被根除了，国际事务走上了正轨，他真的应该在群英榜上名列前茅。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支持我的其他人当中有艾伦·伍德和玛丽·伍德。为了使这次记者招待会能顺利进行，他们与《观察家》的肯尼思·哈里斯一起，承担了各种繁重而又烦人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结果，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确进行得很顺利。会馆里不仅挤满了人，而且还塞满了各种录音和录像设备。我宣读宣言和签名者名单，说明宣言产生的原因和经过。然后，我在罗特布拉特的帮助下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当然，记者的心里对爱因斯坦的签名寄达的那种戏剧性方式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那份宣言就被称为《爱因斯坦-罗素宣言》（或《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记者招待会刚开始时，新闻界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冷漠和某种不加掩饰的敌意。随着会议的继续，记者们似乎变得同情，甚至赞同，只有一个美国记者是例外，他觉得我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所说的某些话乃是对他的国家的当众侮辱。两个半小时后，记者招待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和在大家对呼吁科学家们举行一次会议的结果寄予很大希望的情形下结束。
然而，当记者招待会已全部结束，我们回到米尔班克的那套公寓度周末时，反省开始了。我回想起了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我在介绍签名者时说罗特布拉特是利物浦人。虽然他本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错误，但我还是感到羞愧。这件事情在我心中膨胀开来，成了一个硕大的疙瘩。由于这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我甚至不好意思提起。当我们为了想看看晚报是否登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而走到议会大厦外面的阅报栏前，发现这则消息是以通栏大字标题登出时，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但是更糟的还在后头。我听说，在签名者的名单中我把马克斯·玻恩注38的名字给漏了，甚至还说他拒绝签名。事实刚好相反。他不仅签了名，而且还非常热心，帮了我许多忙。这是我的一个严重大错，对此我一直感到后悔不已。到我知道自己错了时已经来不及更正了，虽然我当时立即采取，而且后来也一直在采取，一切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加以纠正。玻恩教授本人宽宏大量，继续与我保持友好的通信联系。像对其他大多数签名者来说一样，那份宣言的努力完成比个人感情更重要。
有关世界各地对那份宣言的发布作广泛的新闻报道的消息，继续源源而来。其中大多数是赞同的消息。我的情绪好起来了。但我暂时不可能再做点什么以推进反对核军备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我必须用接下去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处理家里的事情。在宣言发布之前的那个可怕的星期里，打进来的电话如果不是关于那个话题的，那就是来告诉我关于我大儿子病情的最令人苦恼的消息的。接下去的几个星期我得一门心思处理那件事，并且把我的家搬到北威尔士的新居去度夏。我们不在时，北威尔士的那所房子已在鲁珀特和伊丽莎白·克劳谢-威廉斯夫妇友好的赞助下粉刷和整修过了。除了从上一个房客的家产中买下了一些家具以外，6月底他们又花了五个下午的时间在伦敦添置了一些必要的新家具。因此，几乎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去那里为尽快地接三个孙子孙女过来作准备。我很高兴逃离伦敦。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我是一个城里人，但实际上，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乡下度过的，而且我觉得在乡下比在我到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快乐得多。但是，刚把孩子和那个在里士满照顾了他们多年的保姆安顿好，我又得到巴黎去参加另一次世界政府会议。这次会议在大学生居住区举行，会开得很有意思。还有各种各样与会议有关的宴会，有些是正式的，有些不那么正式。有一次是在法国外交部举行的。有一次，在伟大的女装设计师斯基亚帕雷利家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我走出房子来到花园，很快就被一群妇女围住了。她们认为妇女应该专门为反对核战争做点事情，希望我支持她们的计划。无论是谁，如果他尽其所能反对核战争，我都完全支持，但是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男女两性不应当一起来反对核战争。根据我的经验，父亲完全和母亲一样关心其子女的幸福。我太太当时正站在花园上方的阳台上。突然她听到我提高嗓门儿，以极度痛苦的声调大声地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是个母亲!”她立即派了一个人来为我解围。
这次巴黎会议于7月底结束后，我们回到里士满去参加另一个大会。议会制世界政府协会在6月份就计划召开一个由东西方科学家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大会。如果弄得好的话，这个大会在8月初就能召开。他们和我一样，认为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一起工作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我参加了他们的协商会，并准备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言。从莫斯科科学院来了三位俄国人，还有来自世界许多地区的其他人，尤其是科学家。俄国人由托普切夫院士领队，后来我常与他见面，对他越来越尊敬，而且非常喜欢他。这是战后俄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参加西方会议，我们全都非常希望把会开好。会开得基本上还算顺利。但是在第二天快要结束时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俄国人曾一度无法与他们的西方同行达成协议。大会组织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出面斡旋一下。很幸运，协议达成了。于是在最后的那次会议上我就能够宣读一致通过的大会决议。总的来说，这次大会是个合作的好兆头。由于事情终于按照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向前发展，我就可以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威尔士去度几星期真正的假。
当然，即便在度假期间也不是所有的工作全都停了下来。我同罗特布拉特教授和鲍威尔注39教授早已在考虑如何落实呼吁举行一次科学家会议来商讨所有与核危机有关的问题的那份科学家宣言。约里奥-居里教授本人病得很重，无法积极参与我们的计划，他在远方鼓励我们。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把握，相信能够把一批优秀的东西方科学家召集在一起。
在起草那份宣言的初期，我就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印度科学家和印度政府的支持。在1955年2月尼赫鲁刚开始访问伦敦时，我的希望高涨。尼赫鲁本人似乎非常有同情心。我曾与他共进过午餐，并且在各种会议和接见中与他谈过话。他非常友好。但是当我在尼赫鲁的访问接近尾声，会见印度主要官方科学家巴巴博士时，我被浇了一盆冷水。他对任何这一类宣言都深表怀疑，更不要说对将来我想要举行的任何这一类会议了。显然，我不可能从印度官方的科学界得到任何鼓励。然而，在那份宣言成功地发布以后，尼赫鲁比较友好的态度占了上风。由于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和帮助，第一次东西方科学家会议拟于1957年1月在新德里举行。
整个1956年的初期，我们都在尽可能地完善我们的会议计划。到这一年的年中，我们已以我的名义给大约六十位科学家发出了邀请。但是对我来说，1956年则是零敲碎打的一年，主要是忙于广播讲话和写文章。旧友新交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令我感到愉悦。我们决定卖掉里士满的房子，永久迁居北威尔士。然而，我们保留了米尔班克的那套公寓作为在伦敦的落脚点，那里可以看到我所喜欢的河流美景。后来，为了米尔班克的现代化，我们只好搬出那套公寓。在政治上，我参加了无数与各种事务有关的会议，有些与塞浦路斯的动乱有关，有些与世界政府有关。（2月份，世界政府协会在下议院设宴招待我。我一直感到没有把握，不清楚宴会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已被宣布是为我举行的宴会。不管怎么说，宴会上有些人的讲话会使我感到飘飘然，只要我能相信它们的话。）我尤其关心营救被关押在美国的莫顿·索贝尔的运动。
在1951年卢森堡受审和被处死（我很想说这是暗杀）时，说起来很不好意思，我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不太经意，只是略微知道一点。现在，1956年3月，我的表妹玛格丽特·劳埃德带莫顿·索贝尔的母亲索贝尔太太来见我。索贝尔已被美国政府从墨西哥绑架去接受与卢森堡一案有关的审讯。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作伪证者的证言，他被判处30年徒刑，当时他已服了5年刑。他的家人正在设法博得人们对他的支持，而他的母亲则来英国寻求帮助。美国有几位名人已经为他仗义执言，但是没用。无论是这里还是在美国，人们对他的困境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似乎都一无所知。我记得我曾与一位不但有名而且备受称赞的联邦法院法官谈过这个案子。他声称对莫顿·索贝尔的案子完全不知情，而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深感震惊。但我注意到他后来并没有勉力去查明事实真相，更不用说采取什么行动加以补救了。在我看来，这是个极其荒谬的案子，我同意尽我所能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伦敦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来做这件事，他们同意帮助我。我给报社写信，并写文章谈论此事。在我的那些信当中有一封含有这样一个短语：“一群被吓得够戗的作伪证者”，这个短语很中我的意，然而却惹恼了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美国人和其他地方人愤怒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否认我的指控，愤怒地责问我怎么可以如此大胆，竟敢对美国司法表示怀疑。有几封信是来自与我观点相同的人，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伦敦团体的成员，虽然就我所知，英国没有一个人公开支持我的观点。我被普遍而且往往是恶毒地指责为反美，如同我对任何美国人或任何美国的事物作不利的批评时往往会受到的指责一样。我不知道原因，因为我在那个国家几度长期居留过，在那里有许多朋友，而且还经常对许多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表示钦佩。此外，我还娶了两个美国人。然而————十年之后，人们终于普遍认为对莫顿·索贝尔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1962——1963年上诉法院公开宣判这个案子。在宣读法官的裁决时，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说索贝尔一案不值得重新审理。在请教索贝尔的辩护律师对于我对裁决的解释的意见时，他们告诉我说：“虽然不完全像你想的那么露骨，但确实是非常糟糕。”辩护律师们论证说：“埃塞尔·卢森堡在受审期间被剥夺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这一点在随后的最高法院一个判决————通常被称为‘格鲁内瓦尔德’判决————中完全得到了证实。这个判决指出，埃塞尔·卢森堡有权得到重新审理；而且，由于她的无辜可以证实她的丈夫和索贝尔的无辜，因此他们也有权得到重新审理……。可惜卢森堡夫妇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索贝尔应该在法庭上时来运转。”尽管他的家人为使他获得自由坚持进行长期、勇敢的斗争，但莫顿·索贝尔还是被关在监狱里。
1947年年初我在上院曾说过，在美国“任何拥护联合国的人都被称为危险的‘赤色分子’”。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共态度使我感到担忧，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自认为思想开明的团体采取这种态度。因此，1953年年初我觉得必须退出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我仍然是国际文化自由大会的名誉主席。三年后，有人给我寄来一本书的校样，该书叫作《司法公正吗?卢森堡-索贝尔案》，作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马尔科姆·夏普。这本书使我，而且我认为也使任何一个人，非常清楚地看出，那是一个误判。我在报刊上谴责对卢森堡夫妇和索贝尔所使用的那种歇斯底里和警察国家的手段。鉴于这几年所增加的证据，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反应似乎比那个时候甚至更为荒谬。该委员会声称：“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联邦调查局在卢森堡一案中犯有暴行或雇用凶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支持你认为索贝尔是一个无辜者，是政治歇斯底里的受害者的指控。你的关于索贝尔或卢森堡夫妇是根据作伪证者（不管他们是否被吓得够戗）的证言被判刑的论点，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你对美国司法程序的评论，你在联邦调查局的方法与纳粹德国或斯大林时期俄国的警察手段之间所作的类比，已构成对自由民主事业的重大伤害。”在得知美国分会只赞成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不赞成在其他地方争取文化自由之后，我辞掉了国际文化自由大会名誉主席的职务。
但是在1956年夏天，就拟议中的科学家会议而言，事情似乎朝着我们那个方向发展。后来，10月份世界上突然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是匈牙利叛乱和对它的镇压注40；第二件是苏伊士运河事件。关于后者，正像我公开所说的那样，我感到震惊，并且对我们政府的军事和其他方面的阴谋感到厌恶。我欢迎盖茨克尔注41的演说，尽管它枯燥无味而且来得晚了，因为它或多或少正式说出了一些应该说的话。由于这次入侵苏伊士的不明智的行动，英国必然会失去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损失几乎是无法弥补的。无论如何，要让当时必须绕道的西方与会者于1957年1月到达印度，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拟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问题是这项工作该如何完成，这样的会议应当在什么地方举行，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筹措资金。我觉得毫无疑问，这个会议不应当受任何一个已成立的团体的信条的约束，它应当完全是中立而且独立的；其他参与拟订计划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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