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在1944年上半年，横渡大西洋是件复杂的事。彼得和康拉德乘坐的是速度很快但极不舒服的“玛丽皇后”号，船上挤满了小孩和他们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抱怨所有别人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甲板上追逐打闹，随时都有掉下海里的危险，因而给大人造成极大的麻烦。但这一切我是到了英国才知道的。至于我嘛，我被送上了一艘由护卫舰和飞机护航、以自行车速度威风凛凛地前进的大船。我随身带着我的《西方哲学史》手稿，那些倒霉的审查员只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部手稿，唯恐其中有什么对敌有用的情报资料。不过，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哲学知识对德国人是不可能有用的，并且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书。说实话，对此我觉得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保密的。不许我将起航的时间或从什么港口起航告诉我的朋友。最后我发现自己乘坐的是一艘“自由”轮，这次航行是它的处女航。船长是个生性乐天的人，他老是安慰我说，“自由”轮在处女航中断裂成两段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不用说，船是美国的，船长是英国人。有一位高级船员真心实意地赞许我。他就是轮机长。他读过《相对论入门》，但对该书作者却一无所知。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他谈起了这本小书的价值，当我说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时，他高兴得不得了。另外有位乘客，是一个商人，船上的高级船员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觉得他这么年轻，应该去打仗。不过，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三星期。船上的长官们认为，在我们驶近爱尔兰海岸之前，不会有遭受潜艇袭击的危险，但过后他们却命令我们穿着外裤睡觉。不过，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旅程结束的前几天，盟军便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西欧，我们是从无线电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几乎全船的人都可以来听无线电广播。我从无线电中听到“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注1的英译。这句话的英译是：“好啦，朋友们，就这么干吧!”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把我们卸在福斯湾北岸的一个小港埠。我们艰难地走到了一个最近的城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战争时期的不列颠。就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来说，镇上全是波兰士兵和苏格兰姑娘，波兰士兵很英武，苏格兰姑娘则非常妩媚动人。我乘夜车去伦敦，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我一度无从知道彼得和康拉德的情况。最后，在疯狂地打了许多电话和电报后，我终于得知他们同彼得的母亲一起住在锡德茅斯，康拉德得了肺炎。于是，我立即赶去那儿。令我宽慰的是，他正在迅速康复。我们坐在海滩上，谛听瑟堡那边传来海军的隆隆炮声。
在此之前，三一学院曾邀我去作为期五年的讲学，我已接受了邀请。这项邀请还附带以下优厚条件：兼任大学评议员，并有在学院里获得几间住房的权利。于是，我就去剑桥。到了那里，我发现住房非常令人愉悦，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草地滚木球场，在那绿茵茵的草坪上开满了鲜花。看到剑桥之美毫无衰减，令人欣慰。我还发觉，“大庭院”的祥和恬静使人的心境产生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宁帖。但彼得和康拉德住的问题仍未解决。当时剑桥人满为患。起初，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住所是寄宿舍里的几间脏兮兮的房间。他们住在那里可怜兮兮的，吃不饱饭，而我在学院里却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我一知道我将因起诉巴恩斯注2而得到一笔钱时，便立即在剑桥买了一所房子。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一些时候。
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一天，以及随后举行大选的那段时间，我们就是住在那所房子里。我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一书，大部分也是在那里写的。我本来可以在剑桥过得很愉快，但剑桥的那些女士们认为我们是不应该受到尊重的。我在北威尔士的费斯廷约格买了一所风景非常优美的小房子。后来我们在伦敦租了一套公寓房。虽然我花了许多时间到欧洲大陆去讲学，但这些年我并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当1949年我的妻子决定她不再需要我时，我们的婚姻就结束了。
整个40年代和50年代初，在核问题上，我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困惑焦虑状态。在我看来，一场核战争显然会毁灭人类文明。同样明显的是，除非东、西双方的政策都有所改变，否则核战争肯定迟早总要发生。从20年代初起，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危险。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几个博学的物理学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但大多数人，不仅是大多数普通人，而且甚至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不会发生原子战争，因而总是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调说：“哎呀，人们绝不会那么愚蠢。”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使科学家们，以及甚至少数一些政治家，首次注意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两个日本城市遭到轰炸后没几个月，我在上议院做了一次演讲，指出可能会发生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必定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我预测并解说了威力远比用于广岛和长崎的那些炸弹大得多的那种核弹的构造，它不同于老式的裂变弹，而是一种聚变弹，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氢弹。那时还有可能对这些怪物实施某种管制，规定它们只能用于和平而非战争的目的，因为当时我所担心的军备竞赛尚未开始。如果想不出管制的办法，局势几乎就会失控。这用不着多大的想象力就可以预见得到的。每个人都为我的演讲鼓掌，没有一个议员认为我的担心是过分的。但是我所有的听众都一致认为，这是个由他们的孙子那一辈人去考虑的问题。尽管已有数十万日本人死于非命，但没有一个人懂得，英国只是由于幸运才得以幸免，而在下一场战争中，她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一个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只有大国之间达成协议才能避免的国际性危险。人们有过一些议论，但没有任何行动。这种安然自若的态度，在外行人当中，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谁要是试图谈论原子弹而使人感到不安，谁就会被看作是惹是生非者，被看作是应当避而远之的人，被看作是杞人忧天、败人兴致的人。
与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相反，我像其他少数几个人一样，一有机会就指出这种危险。当时我认为，而且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为避开正在迫近的危险而进行筹划和采取行动的时机，是在最初看到这种危险正在迫近之时。一旦危险的挺进已成定局，要想阻止它就难上加难了。所以，当美国向俄国提出巴鲁克计划时，我感到有希望了。当时我对该计划以及美国提出该计划的动机的评价要比我后来知道应当怎样评价它们时高一些，但我现在还是在想，要是当时俄国人接受了这个计划就好了。然而，俄国人没有接受。他们在1949年8月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他们显然会尽其所能使自己在摧毁能力————或者，说得客气一点，防卫能力————方面与美国相匹敌。除非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则军备竞赛已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才在1948年年末提出建议说，补救的办法也许是由美国向俄国发出立即发动战争的威胁，以便迫使其核裁军。我已在我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附录中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为自己在1948年所持的观点作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我当时认为俄国很可能屈从西方的要求。但是，在俄国拥有相当多的核机队之后，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的这一建议迄今仍被人用来指责我。共产党人反对它，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通常的批评是说我，一个和平主义者，竟然一度鼓吹用战争来威胁。我令人厌烦地一再重申以下观点似乎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相信有些战争，当然是极少数的战争，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些战争之所以必要，通常是因为人们允许一些事情在罪恶昭彰的道路上拖延下去，直到没有任何和平的手段能加以阻止。批评我的人好像也没有考虑到持续的冷战所带来的这些恶果，而假如我那用战争加以威胁的建议在1948年被采纳的话，那么这些恶果，连同冷战本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纳，尽管结果如何仍只是臆测，但就我能看到的，提出这一建议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也不表明我的思想“反复无常”。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非真地指望它会被采纳。所以，过了不久，我也就把它忘了。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后又在一次我不知道竟会成为报刊剖析的题材的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后来，当那封信的收信人要求我同意发表这封信时，我就按照自己通常的做法，没有考虑信的内容就说，如果他想发表就发表吧。于是，他就把这封信发表了。当我发现自己原先所提的建议时，自己也大吃一惊。我也完全忘了自己曾在上述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糟糕的是，在此期间，在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我面前之前，我一直极力否认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真是遗憾。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那是可耻的。一个人只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或予以收回。就这件事来说，我能够，而且的确能够，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我本应该早一些这样做，但由于我记忆的错误而没有及早这样做，我根据多年的经验太盲目地信赖自己的记忆力了。
在此期间，我个人的思想越来越乱。我变得日益悲观，很乐意尝试人们提出的任何一种可以避免核战争的方法。我的心情，就像人们在雷暴积聚于地平线上而还没有遮住太阳时易于感觉到的那样，过分的紧张和恐惧。我觉得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或拒绝人们提出的任何措施。我想，要不是我私生活幸福，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有几年，我每年都应邀到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帝国防卫学院去演讲。但在一次演讲后，人家就不再来邀请了，我在那次演讲中发表评论说，我知道他们相信，没有宗教的帮助，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我读过“登山训众”注3，但是，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未能在其中找到提及氢弹的只言片语。我的听众显得很尴尬，因为他们是好基督徒，当然也是好战士。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把基督教同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结合在一起，很难说是有道理的。
1948年，西方列强力图建立一个应是世界政府之胚芽的联盟。保守党表示赞成，并希望英国成为其中一员。工党经过一番犹豫，表示反对这个方案，但允许其党员个人自由决定支持与否，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恰当的即可。我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讨论这个方案的国际代表大会，并对出席这次大会的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中的某个人进行了可能多少有点过分的攻击。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坚持认为共产党员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观念。此事正好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垮台之后，因此，我的发言博得与会大多数代表的完全赞同。由于受到共产党人的粗暴对待，小马萨里克注4愤然自杀，这一事件使我们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全都感到很震惊，并且，我们大家几乎全都深信，与东方合作目前是不可能的。我说：“如果你能说服我，使我相信你们将自己最杰出的公民迫害至死就是一种比西方更高的道德观的体现，那么我就准备支持你，但是，在此之前，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在我回到英国后，战争行将结束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政府派我去给部队讲课。由于战争已接近尾声，部队变得比我预料的更具和平倾向。我记得，有一次，拉斯基注5和我一起被派去给一些航空兵讲课。拉斯基比我激进，他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我在讲课讲到一半时，忽然发现有一半听众正蹑手蹑脚地溜出讲课大厅，我感到很纳闷，是不是我以某种比光是不够激进更激烈的方式冒犯了他们。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人是被叫去阻击德国人对英国的最后一次空袭。
在柏林空运时期，政府派我到柏林去帮助劝说那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阻止俄国人想把盟军撵出柏林的企图得逞是件值得一干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够炫耀自己是个军人。我临时被当作武装部队的一员，并且还领到一张军人通行证，这使我相当高兴。
我对昔日的柏林非常熟悉，而此时我所看到的断壁颓垣、创痍凄景，使我感到震惊。从我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几乎看不到一幢仍然直立着的房子。我弄不懂当时德国人住在什么地方。这种彻底的破坏，部分是英国人造成的，部分是俄国人造成的，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极端错误的。想到我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道理地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我就感到恶心。我觉得，既然德国人显然马上要投降，那也就够了；不但杀死13万5千名德国人，而且还毁掉他们所有的房屋和无数的财宝，这是野蛮的行径。
我觉得，同盟国对德国的处置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愚蠢。战胜国政府将德国的一部分交给俄国，一部分交给西方，这样势必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延续下去，尤其是由于将柏林加以分割，致使西方除通过航空途径外，无法进入自己在柏林的占领区。战胜国政府曾设想过俄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一种和平的合作，但它们应该预见到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感情而言，已发生的一切乃是同作为西方共同敌人的俄国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继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已经搭好，这是那几个政府愚蠢透顶的行为蓄意造成的。
我认为俄国的封锁是愚蠢的，我很高兴由于英国采取巧妙的对策而使封锁未能成功。当时，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我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为我虽然反对核战争，但也反对共产党。后来由于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1954年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我对共产主义有了较多的好感；而且，我逐渐把核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多地归咎于西方，归咎于美国，而较少归咎于俄国。促使这一转变的是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如麦卡锡主义和限制公民自由。
当时我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各套节目作大量的广播讲话，因而当斯大林去世时它们便要我作一次广播讲话。由于我因这一事件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斯大林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是俄国以及受俄国威胁的大部分苦难和恐惧的罪恶根源，所以，我在广播讲话中谴责了他，并因他的去世而替世人感到高兴。我忘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敏感之处和传统礼仪。我的那次广播讲话根本就没有播出。
就在我去德国的那一年，政府还派我去挪威，希望能劝使挪威人加入反俄联盟。他们派我去的地方是特隆赫姆。当时正好碰上暴风雨和寒冷天气。我们不得不从奥斯陆乘水上飞机去特隆赫姆。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水面上时，显然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但我们坐在飞机中的人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坐在飞机里，而飞机在慢慢地下沉。一些小船聚集在飞机周围，过了一会儿，有人就叫我们跳到海里游到小船那里去————飞机上与我同舱的人全都这么做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禁止吸烟舱里的19名乘客全都遇难了。飞机撞击水面时被撞了个洞，海水就涌了进来。临行前我曾托奥斯陆的一位朋友预订舱位，我告诉他一定得给我订一个允许吸烟的舱位，并开玩笑说：“如果不让我吸烟，我就会死掉。” 不料这句话竟然应验了。吸烟舱里的所有乘客全都从我座位旁边的太平窗爬了出去。我们全都游到了小船旁边。这些小船因为怕飞机沉没时自己也被吸下去，所以不敢靠得太近。我们被划运到离特隆赫姆几英里的一个地方上岸，然后，一辆小汽车把我送到了旅馆。
每个人都对我表示出极度的关爱，他们把我安顿在床上，帮我烘干衣服。一群大学生甚至把我的火柴也一根一根地烘干。他们问我是不是想喝点什么，我回答说：“是的，要一份烈性白兰地和一大杯咖啡。”旋即赶来的医生说，这样回答完全正确。那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挪威的旅馆是不允许供应酒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因为是医疗上的需要，也就没有人提出反对。一位牧师拿来一套牧师服，让我在我的衣服没有烘干之前先把它穿上。我穿上后，我的这身打扮把大家都逗乐了。每个人都不断地向我提问。甚至有人还从哥本哈根打电话来问：“当你在水里时，难道你不是在想神秘主义和逻辑?”我说：“不是。”那个人在电话里仍不肯罢休：“那你在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水是冷的。”我随即就把电话挂了。
由于原定担任会议主席的人淹死了，我的演讲因而也就取消了。大学生们把我带到附近山里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有一个机构。在去和回来的路上，他们陪我在雨中漫步，我说特隆赫姆不在水里就跟在水里一样湿，这句话似乎使他们很高兴。除了雨之外（在山区雨就变成了雪），我觉得特隆赫姆是个风光宜人的好地方，但是当我得知本地的主教和市长对这个地方的名称读法不同时，我感到有点迷惑不解。我采用主教的读法。
我在这次冒险中的经历所引起的轰动使我感到很惊讶。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被夸大了。我大约游了100码，但我无法说服人们相信我并没有游几英里。不错，我是穿着大衣游的，并且丢了帽子，还把公文包扔进了大海。公文包当天下午就给送回来了————我现在还在用呢————而且里面的东西也都替我烘了。当我回到伦敦时，海关官员们看到我护照上的海水印迹，全都笑了。它原先一直放在我的公文包里，这次它失而复得，我很高兴。
当我1944年回到英国时，我发现在某些方面自己的看法有了改变。我再度享受在英国很盛行、但在美国却不盛行的自由讨论的乐趣。在美国，如果有个警察过来和我们说话，我的小儿子会吓得突然哭起来；被指责为超速行车的大学教授也是如此（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英国人不太狂热的态度，使得我自己的狂热也有所减弱，我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40年代末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不但没有被当作不良分子看待而只许有限制地接近年轻人，而且还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给里思讲座注6作首场演讲。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喜欢自由讨论的气氛，这还影响到我对演讲的题目的选择，我选的题目是《权威与个人》。这些演讲于1949年以该题目为书名出版，其中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个人自由往往随着工业主义的增强而减少。但是，虽然这种危险已为人们所公认，无论是那时还是从那以后，人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工业主义的增强所带来的弊病。
在这些演讲中，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怎样才能把进步所必需的个人首创精神（individual initiative）的那种发挥程度与生存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牢固程度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此就这个题目所要说的话，只是对这些演讲的一些注解，有时则是对自写这本书以来我感兴趣的那些论题作一些发挥。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社会应当努力为人们获得安全和正义，而且还有进步。要获得这些，就必须有一个常设机构，即国家，但也必须有个人自由。而为了获得后者，就必须使文化事务与权力机构相分离。安全是得到欲求的，现在主要问题是国家的安全，亦即使其不受敌国的侵犯，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它应当很有权威，足以在国际事务中支配各国政府。
因为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对抗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或一群这样的国家的防卫力量，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外来的保护。一个或一群国家对单独一个国家的侵略，必须通过国际法加以阻止，不能任由某些好战的国家为所欲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国家随时都可能完全被摧毁。武器的变化往往会改变力量均势。例如，15世纪英法之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列强不再据守城堡，开始依靠携带大炮的野战军。这种大炮结束了在那以前普遍存在的封建无政府状态。同样，如果和平要存在的话，核武器必定会结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任何可能的争夺中为国际部队引入实际上已确定无疑的胜利。引入这种改革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国际部队装备有非常精良的武器，以便在与任何单独一个国家的战争中都能完全有把握取胜。
由于当时人们正在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就联想到了战争的危险。除了这种联想之外，这些演讲在我自己的一生中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多年来（特别是从1914年以来）一直以某种方式吸引着我的那个题目的背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根据良心拒服兵役、和平抵抗。
防止战争对个人自由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当战争迫近或实际进行时，各种重要的自由都被剥夺，只有在和平的气氛中这些自由才有望恢复。通常，对自由的干涉远远超过实际需要，但这是极度恐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当路易十六的脑袋被砍掉后，其他君主就觉得自己的脑袋也不保险。他们急忙发动战争，并惩罚所有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当一些政府受到俄国革命的惊吓后，也发生过诸如此类的事情，只不过有时没有那么暴烈而已。如果个人要拥有他应当享有的全部自由，那么他必须可以自由地拥护任何一种他认为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这可能需要一个国际权威的保护，尤其是在核武器增强了某些国家相互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力量以后，更是如此。战时的个人自由应当扩大到个人对于是否参战的选择。
我在作这些演讲时，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政府权力的兴衰。在古希腊的昌盛时期，政府的权力并不太大；伟人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战争和暗杀往往打断他们的工作。罗马帝国带来了秩序，但同时也使个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黯然失色。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个人的主动精神受到很大的遏制，以至没有能力抵御新的外来进攻。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一千年间，几乎没有什么权威，也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主动精神。后来，新的武器，特别是火药，逐渐给予政府以力量，并慢慢发展出了现代国家。但随之而来的是过多的权威。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里保持自由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们对此没有心理准备的问题。除非我们能使自己适应比上几个世纪所必需的更执著的对自由的寻求，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独自的消沉和委靡之中，为公众的活力所吞噬。
尤其是在科学方面，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代的文明国家在许多方面依靠科学。一般说来，有旧的科学，它是官方的，也有新的科学，它为上了年纪的人所厌恶。这就导致老年人（他们赞赏他们前辈的科学）与青年人（他们知道他们同时代人的工作的价值）之间的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但超过了那个度它便是灾难性的了。在目前，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人口爆炸，它只能用在老年人看来似乎是邪恶的方法来对付。
有些理想是颠覆性的，并且，除了通过战争或革命之外，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目前，这些理想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公正。政治上的公正在世界上工业化的地区有过其全盛时期，在未工业化的地区则仍有待寻求，但经济上的公正却依然是一个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经过流血而达到这个目标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经济上的公正怎么能继续忍耐下去。诚然，有些国家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特别是限制遗产继承权，但这些措施还只是非常局部、非常有限。想想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里年轻人只受过极少的教育，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受过教育，那里成年人也没有能力实现舒适的基本条件注7。这些不平等引起妒忌，并且是大动乱的潜在原因。世界将来是否能用和平的方法提高贫穷国家的地位，我认为很难说，而且最后很可能成为未来几个世纪政府所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战争对自由的侵犯，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征兵。发生战争时，军人们会争辩说，除非强迫我方所有的男子都去打仗，否则我方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些男人也许会以宗教上的理由，或者可能会以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比打仗更有用为由，而加以反对。在这种事情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往往，或者至少应当有所区别。老年人会说，他们年纪太大，打不动仗了；而许多年轻人必然会说，他们的工作比上战场打仗更有助于赢得胜利。
以宗教上的理由反对参战更为普遍。文明人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即认为杀害他们是邪恶的；而且有些人不承认在战争状态下可以废止这一道德律令。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很多，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的行为是否决定过某场战争的胜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中有一些人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人性的驱使，以至甚至在战时仍然听从这种驱使，这是件好事。而且，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强迫一个人去做他认为邪恶的事情，也是野蛮的。如果因为一个人是素食主义者，有人便提出一条法律来惩罚他，那么我们都应该承认上述这一点，但当受到威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时，我们就开始想知道他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迫使法律惩罚他是正当的。
除了那些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人以外，还有那些反对要他们去参加的某一特定战争的人。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期间，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这种事情。这种人，如果拒绝去打仗，就会受到惩罚。法律不仅惩罚那些谴责所有战争的人，而且也惩罚那些谴责任何特定战争的人，尽管在任何战争中，显然至少有一方是在怂恿邪恶。那些对某一战争，或某一法律，或政府的某些行为采取这种反对立场的人，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就太成问题了。有人会说，由于这种考虑谴责对假定的罪犯的惩罚，它们使人们对整个刑法产生了怀疑。我相信这是真的，而且我认为每个被判定有罪的犯人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怀疑，有时大有时小。当受审者是敌人时，例如纽伦堡审判，大家就会承认这一点。人们普遍都承认，如果纽伦堡的犯人由德国人来审判，他们是不会被判有罪的。德国政府的敌人会将他们之中任何一个进行过那种和平抵抗的士兵判处死刑，但他们对德国人却以未曾对其政府进行那种和平抵抗为借口而判其有罪。他们拒绝接受许多被他们判定有罪的人所提出的他们只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犯下了罪行的申诉。纽伦堡的法官们认为，这些德国人本应当以情理和人道的名义进行和平抵抗。如果他们是在审判他们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不太可能持这种看法了。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无论对于敌人还是对于朋友都是适用的。我相信，适当可以接受的和平抵抗与不可接受的和平抵抗之间的界线，来自进行这种和平抵抗的理由————进行这种和平抵抗的目的的严肃性和对这种和平抵抗的必要性的相信的深度。
在我作里思讲座演讲之前几年，我的老教授、朋友和《数学原理》一书的合作者A.N.怀特海就已被授予了功绩勋章。嗨，到了1950年年初，我在官方权威人士眼里也变得非常可敬，以至他们觉得也应当授予我功绩勋章。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尽管我想许多英国人和大多数英国官方权威人士听了可能会感到很惊讶，我是个对英国非常有感情的人，我珍视我的国家的元首授予我的荣誉。我必须到白金汉宫去接受正式授勋。国王和蔼可亲，但他对于自己不得不彬彬有礼地对待这样古怪的一个人，而且还曾是个犯人，多少有点尴尬。他说：“你有时候的那种做法，如果被普遍采用，那是不行的。”后来我一直感到庆幸的是，当时我没有把自己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应对之辞说出口：“像你的哥哥一样。”注8但他当时想到的是我是个拒服兵役者之类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对他的那句话我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我说：“一个人应该怎么做，这取决于他的职业。比方说，一个邮递员就应当敲街上所有他有信要送的人家的门，但如果别的什么人敲所有那些人家的门，他就会被认为是个为公众厌恶的人。”国王为了避免作答，突然改变话题，问我是否知道谁是唯一既获得嘉德勋章又获得功绩勋章的人。我不知道，他就和蔼地告诉我说，是波特尔勋爵。当时，我也没有提起，他就是我的表弟。
那年二月，我应邀到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做了一次演讲，我给这次演讲定的题目是《个人与现代国家》。在演讲中，我以最美好的言辞衷心地夸赞了让·尼科，这位于1924年去世的、才华横溢而且惹人喜爱的青年数学家注9。演讲后，我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很庆幸，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得悉，他的遗孀就在听众之中。
1950年6月底，我应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邀请，前往澳大利亚，到各大学去作有关冷战的问题的演讲。我自由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在演讲中，我还对工业主义的未来做了推测。当时澳大利亚是工党执政 ，而且，尽管人们对中国，尤其是对日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情况似乎比随后十六年间要好一些，有希望一些。我喜欢那里的人民，而且我对该国幅员之广大，以及普通的私人之间谈话、聊天通过无线电来进行一事，印象非常深刻。也正因为幅员之广大，人们相对来说比较孤独，所以，图书馆和书店既多又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人们读的书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人们带我到各州首府参观访问，还带我去了艾丽斯斯普林斯，因为那里十分闭塞，我很想去看看。那是个农业中心，居住在那里的主要是拥有羊群的牧羊人。人们还领我去参观了一所漂亮的监狱，在那里我确信，这些牢房是舒适的。当我问到为什么牢房造得这么舒适时，有人告诉我：“哦，因为这儿所有有名望的公民都不时地要来蹲蹲监狱。”而且还告诉我说，他们相互之间一有机会就偷对方的羊，这是经常发生而且预料得到的事情。
除了塔斯马尼亚以外，澳大利亚各地我都去过。当时朝鲜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我惊讶地得悉昆士兰北部地区，在战争爆发时，居民全都撤离了，但当我在那里时又有人居住了。
我发现，政府对土著居民相当好，而警察和公众对他们却很坏。一位负责照管土著居民的政府官员带我去看一个村子，那儿的居民全都是澳大利亚土著。有一个村民向我们诉说，他有一辆自行车被人偷走了，但他明确表示，他不愿去向警察报案。我问我的向导，这是为什么，他解释说，任何一个向警察求告的土著都会遭到十分不友善的对待。我自己也注意到，白人对土著居民总是恶言恶语。
我与政府的另一次接触和灌溉有关。那里有一条山脉叫“雪山”，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项利用这条山脉进行灌溉的计划。我在那里时，这项计划由于不能因此受益的那几个州从中作梗而陷于停顿。当时有人又推出了一项计划，即不以灌溉而是以国防为理由来支持以前所提出的灌溉计划，从而避免在澳大利亚政治中司空见惯的州际冲突。我为这项计划说了一些好话。
我整天忙于演讲和接待记者采访。在我即将离开澳大利亚时，有人送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剪报集，我很珍爱这件礼物，尽管我不太喜欢记者们的那些关于我谈论自己的报道。我在某个场合提倡过节制生育，天主教徒当然不赞同我的看法，而墨尔本大主教则公开说，美国政府曾一度拒绝我入境。这不是事实；我说要控告他，但一群记者就此事询问了他，他公开承认了错误，这么一来倒使我感到很扫兴，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从一位大主教那里获得损害赔偿的希望。
在我回英国途中，我乘坐的飞机在新加坡、卡拉奇、孟买和其他一些地方停留。虽然由于飞机停留时间不够长，我未能离开机场去访问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有人约请我发表广播讲话。后来，我从一张8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的剪报上看到关于我在新加坡讲话的报道。该文转述了我的讲话：“我认为英国应该像她在印度所做的那样，体面地撤出亚洲，不要等到结果发生战争被人家赶出去。……这样才能赢得友善，才能在潘迪特·尼赫鲁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中立的亚洲集团。这是现在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而支持这一主张最有力的论据是，这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迁移。”这番话虽然没有引起重视，但我觉得似乎是个不错的建议。
我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不久，又去了一趟美国。我应邀到新英格兰的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霍利奥克山学院，去讲授为期一个月的哲学“短期课程”。我从那里又去了普林斯顿。像往常一样，我在普林斯顿做了一次演讲，并且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在那里，我听说要授予我诺贝尔奖。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对这次访美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我应马切特基金会的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三次系列演讲。我被安排住在豪华的广场饭店，到哪里去都由朱莉·梅德洛克小姐引领，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派来陪我的。她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既开明又富有同情心；后来，我们不但通过书信，而且还在她有时来拜访我们时，继续讨论这些国际事务。
几个月后，我的这些演讲，连同我原先在牛津罗斯金学院所作的其他演讲，和我1949年在伦敦皇家医学会所作的劳埃德·罗伯茨讲座一起，作为我那本名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书的主要部分，出版了。这个书名与哥伦比亚大学另行单独出版的三篇演讲稿所用书名完全相同，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它使得书目编纂者感到为难，而且有时也使那些只看过哥伦比亚大学版本的读者感到失望。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纽约（我当时就在那里），不久以前，有人还把我的演讲骂得狗血喷头，而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很受欢迎并吸引了大批听众。这在第一场演讲时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听众聚集在一起可能是想看一看这样讨厌的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希望出现冲突、狼狈相和群起而攻之的场面。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随着演讲一场场的进行，听众竟然越来越多，大厅里挤满了热情的学生。后来，人多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有些人只好转身离去。我想，这种情况也使主办者感到惊讶。
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类的力量因科学知识而增强。我的第一场演讲的主旨包含在下面的这句话中：“你使事物如你所愿地发展，靠的不是祈祷和谦卑，而是获得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我指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力量，比人们从前试图用神学的手段得到的力量大得多。第二场演讲所谈的是关于人们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所得到的力量的增强。演讲从火药和航海罗盘谈起。火药摧毁了城堡的势力，而航海罗盘则创造了欧洲征服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政府力量的这种增强是重要的，然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力量却更为重要。在这场演讲中，我主要谈的是早期工业力量的恶果，和如果任何一个强国采用科学繁殖方法所会出现的危险。由此，我进而谈到在使用科学方法的情况下战争危害性的增大。目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应用形式。它预示人类，而且实际上还有一切无需用显微镜便可看见的生物，都有毁灭的危险。如果人类要想生存下去，那么进行科学战争的权力就得集中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手里。但是这与人们的心理习惯如此相悖，以至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仍宁愿冒灭绝的危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是否能及时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乃是最重大的问题。在我的第三场演讲中，我主要谈的是我所不赞同的一些关于善与恶的观点，尽管许多人认为只有这些观点才是科学的。这里所说的这些观点就是：善等同于有用。我以对于这样一种气质的探究结束这些演讲：如果一个幸福的世界要想成为可能，那么这种气质必须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我要引用下面这段话，它概括了某种道德价值的取向，而我认为，如果世界要想得救的话，这种道德价值的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当避免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同情心和希望人类幸福的心愿，需要求知的欲望和避开令人愉悦的神话的决心，尤其是需要勇敢的希望和创造的冲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避免的、已经将我们这个时代带到灾难边缘的东西，就是残忍、嫉妒、贪婪、竞争心、对非理性的主观确信的追求，和弗洛伊德学派所谓的死亡愿望。”
我认为，我对听众喜欢我的演讲感到惊讶是错误的。几乎任何一个前来听演讲的青年大学生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且喜欢听某个权威人士发表的自由主义的甚至带有革命性质的见解。他们也喜欢对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见解的任何嘲弄，不管其是否正统：例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嘲笑亚里士多德，因为他说，对马来说，被咬了是危险的，尤其是如果这只怀孕了的话。我的听众是不恭的，我也是如此。我想这是他们喜欢我的演讲的主要原因。我的非正统观念不啻局限于政治。我1940年在纽约因性道德而招致的麻烦虽然已经过去，但在我的每一个听众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期望，即希冀听到那种老年人和正统派认为是令人震惊的言论。我在讨论科学繁殖方法的时候，就发表过很多这样的言论。总之，我有过这样一种愉快的经历：同样是这些言论，从前它们使我遭到排斥，而如今我却因为它们而受到鼓掌喝彩。
我因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一次演讲末尾的一段话而陷入了麻烦。在这段话中，我说世界需要的是“爱，基督教的爱，或同情”。我使用“基督教的”这个词的结果是大量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自由思想者”的来信对我采取正统派的立场深感遗憾，而基督教徒的来信则欢迎我“浪子回头”。十年后，当布里克斯顿监狱的牧师用“我为你见到了光明而感到高兴”这句话来欢迎我时，我不得不对他解释说：这完全是个误解；我的观点根本没有变；他所谓的见到光明，我则应当称之为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我在说到基督教的爱时加进“基督教的”这个形容词，显然是为了将它与性爱区分开来；而且我本来确实应该假定：上下文已将这种爱表述得非常清楚。我继续说道：“如果你感受到这种爱，你就有了生存的动机、行动的指南、勇敢的理由，和对于理智上诚实的迫切需要。如果你感受到这种爱，你就有了任何人在宗教方面所需要的一切。”在我看来，任何人认为以上这些话是对基督教的描述，似乎都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尤其是鉴于，有些基督教徒想必还记得，基督教徒表现出基督教的爱是多么罕见。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安慰那些不是基督教徒的人，请他们原谅我由于不谨慎地使用了那个有疑义的形容词而无意中给他们带来了痛苦。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文章和演讲稿，1957年由保罗·爱德华兹教授汇编出版，该书书名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书中附有爱德华兹所写的一篇关于我1940年在纽约的困境的文章。
当我1950年年底应召到斯德哥尔摩去领诺贝尔奖————使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我所获的是文学奖，获奖作品是我的那本《婚姻与道德》————时，我忧心忡忡，因为我记得，恰好在三百年前，笛卡尔在隆冬时节被克里斯蒂娜女王召到斯堪的纳维亚而死于风寒。不过，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下榻处却是温暖而舒适的。在那里我们遇到下雨，而不是下雪，这倒令人有点失望。颁奖场面虽然很隆重，但也不乏轻松愉快，我很欣赏。我替另一位获奖者难过，他看上去十分痛苦，而且非常胆怯，以至不愿跟任何人讲话；当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得不发表正式演说时，大家简直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午宴上，坐在我旁边的是约里奥-居里夫人，我发现她讲话很风趣。在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位侍从武官过来说国王想要跟我谈谈。国王想让瑞典同挪威和丹麦联合起来对付俄国人。我说，如果西方与俄国人之间发生战争，俄国人显然只有穿过或飞越瑞典领土才能抵达挪威港口。国王赞同这一看法。我对自己的演说也相当满意，尤其是关于机械鲨鱼的那番话，我说：“我认为，每个大城市都应该有一些人们可以乘坐很容易破碎的独木舟顺流而下的人工瀑布，而且还应该有有很多机械鲨鱼的游泳池。要是发现有人鼓吹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那就罚他每天和这些制作精巧的怪物待上两小时。”我发现有两三位也是来领诺贝尔奖的同伴在听我所不得不做的演讲，并且认为我的演讲不无重要之处。后来，我将它收录在我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的第二部分中，美国还将它灌了唱片。我听说我的这篇演讲感动了许多人，这是我原先没有料到的，因而颇感欣慰。
以授予功绩勋章肇始并以获得诺贝尔奖告终的1950年，似乎标志着我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我真的开始感到有点不安，担心这可能意味着盲目正统观念的开始产生。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却非常愚钝，以至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过。各种荣誉以及随着我那本《西方哲学史》的销售而开始增加的收入，给了我一种自由和自信的感觉，它使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我想做的事情上。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感到乐观，充满了热情。我怀疑自己迄今为止过分地强调了威胁着人类的那些比较悲观的可能性，并且认为是该写一本将当前争论的那些比较愉快的问题凸显出来的书的时候了。我把这本书叫作《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而且凡是有两种可能性的地方，我都有意地强调会实现的可能是那个比较愉快的可能性。我并没有暗示究竟是愉快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痛苦的可能性大一些，我只是暗示要知道哪一种可能性会取胜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最后描述了如果我们这样选择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说：“人，在他从树上下来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在艰辛而又危险地穿越尘土弥漫的广袤沙漠；他周围是倒毙于路旁的死者的白骨；他由于饥渴，由于害怕野兽，由于害怕敌人————不仅有活着的敌人，而且还有由于他自己极度恐惧而投射于这个危险的世界的已故对手的鬼魂————而发狂。他终于走出了沙漠，来到了一个风景明媚的地方，但在漫漫长夜里他已经忘记了怎么微笑。我们不可能相信晨光。我们认为它熹微而虚幻；我们仍然相信那些让我们继续带着恐惧和憎恨————首先是对我们自己这些可怜的罪人的憎恨————生活下去的古老神话。这是愚蠢的。人要想获救，他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向欢乐敞开自己的心扉，让恐惧在被遗忘的过去的微光闪烁的黑暗中去咕哝吧。他必须抬起眼睛说：不，我不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是一个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已经发现如何用智慧征服天然障碍，如何与自己因而也与全人类和睦相处，自由而快乐地生活的人。如果人们选择欢乐而不是忧伤，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要不然，永恒的死亡就会把人埋葬在该被遗忘的角落里。”
但我的不安在增长。我没有能力使我的同胞认识到他们以及整个人类面前的危险，因此我感到很压抑。像痛苦有时能增强愉悦一样，我的无能也许增强了我的愉悦，但痛苦依然存在，并且随着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没有能使别人也认识到这种痛苦的原因而增强。我开始感到《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需要重新作更深入的考察，我试图在我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中作这种考察，这本书的末尾曾一度满足了我想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表达我的担忧的迫切需要。
我之所以撰写有关伦理学的著作，乃是因为我经常受到指责，说我虽然对其他各门知识或多或少作过一些怀疑性探究，但除了在早期写过一篇阐述穆尔的《伦理学原理》的文章外，却避而不涉及伦理学这门学科。我的回答是，伦理学不是一门知识。因此，我现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做这项工作。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论述了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在后半部分，我论述了这些概念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前半部分分析诸如道德准则这类概念：好与坏、罪、迷信伦理学、伦理制裁。在所有这些概念里，我都到传统上被称为伦理学的那些学科中去寻找伦理要素。我得出的结论是，伦理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成分，而是归根结底可化约成政治的一种东西。例如，对于双方势均力敌的一场战争，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可能都会声称自己显然站在正义的一边，其失败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这种断言是无法证明的，除非求助于其他的伦理概念，如对残暴的憎恨、对知识或艺术的热爱。你可能会因为人们建造了圣彼得大教堂而称赞文艺复兴，但有人可能会说他更喜欢圣保罗大教堂而使你感到难以理解。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战争也许是由一方所说的谎言引起的，这也许好像是那场争论的极好的根据，直到后来人们发现另一方也曾同样说过谎。关于这种争论，没有完全合理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球是圆的，而另一个人相信地球是扁的，那么他们可以一起去作一次航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一个人相信新教，而另一个人相信天主教，那就没有什么已知的方法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开始同意桑塔亚那的观点，认为没有伦理知识那种东西。然而，伦理概念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要，而且我不得不认为，对人类事务的考察，若忽略伦理，则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我曾采纳以下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伦理源出自激情，而且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从激情过渡到该做之事。我曾采纳休谟的格言：“理性是，而且应当只是，激情的奴隶”。我现在对这条格言并不满意，但是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点。批评家们喜欢指责我完全是理性的，这至少证明我并非完全如此。各种激情之间的实际区别在于它们的成败：有些激情在欲求之事方面导致成功，有些激情却导致失败。如果你追求前者，你就会快乐；如果追求后者，那就会不快乐。至少，概括性的一般规律将是如此。这也许好像是对于“责任”、“自我牺牲”、“应该”这一类崇高的概念的探究的一个可怜而庸俗的结果，但是我相信，除了以下那一点之外，从总体上说，它是有效的结果：我们觉得，以自己的不幸为代价而给众人带来幸福的人比给别人带来不幸而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人好。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或以下这种多少更为合理的观点，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凡是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都比少数人想要的东西好。这些是真正的伦理问题，但我不知道，除了通过政治或战争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这门学科，我所能说的只是：一种伦理见解只能用一条伦理公理来辩护，但如果这条公理不为人们所接受，那就没有办法得出合理的结论。
有一种具有某种效力且近乎合理的得出伦理结论的方法。它可被称作“可相容性”（compossibility）学说。该学说所持的见解如下：在一个人发现他自己所具有的诸多欲望中，有各种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都由一些其中有的可一起得到满足、有的则互相冲突的欲望所构成。例如，你也许是个民主党的坚决拥护者，但是你可能讨厌民主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在那种情况下，你对该党的爱和你对那个人的厌恶就不是“可相容的”。或者，你可能恨一个人，却爱他的儿子。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你就会发现他俩作为一对儿不是“可相容的”。政治艺术很大程度上在于尽可能多地找到一群“可相容的”人。希望幸福的人会努力使尽可能大的“可相容的”欲望诸类别成为他生活的支配者。从理论上看，这样的学说并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法。它假定幸福比不幸好。这是一条无法证明的伦理原则。由于那个缘故，我认为“可相容性”不是伦理学的基础。
我不希望被人家看作是对各种伦理考虑十分淡、漠不关心的人。人，像低等动物一样，生来就具有各种激情，而且难以使这些激情相互协调，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的话。这种生活所需要的艺术就是政治艺术。一个完全不懂这种艺术的人大概是个野蛮人，他可能无法在文明社会里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书叫作《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的原因。
尽管对该书的评论全都是人们所能希望的，但是谁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我所认为的关于该书最重要的一点：伦理感情与伦理学说协调一致的不可能性。在我的内心深处这种阴郁的挫折感一直挥之不去。我试图使自己经常思考一些轻松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写一些含有幻想成分的小说。许多人觉得这些小说很有趣，不过也有人觉得它们过于风格化，不合他们的口味。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们具有预言性。
很早以前，亦即本世纪初，我就写过各种短篇小说。后来，在康沃尔时，为了打发从海滩到我们住所这段无聊的爬坡时间，我给孩子们还编过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些后来写了下来，但从未发表。大约在1912年，我按照马洛克的《新共和国》的风格，写过一本小说，叫作《约翰·福斯提斯的困惑》。虽然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本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不错，但后半部分我觉得很乏味，而且我从来没有打算将它发表。我还写过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从卢瑟福首次发现原子结构的时候起，原子力迟早会用于战争这一点已经是很明显了。这使我预见到了人类由于他自己的愚蠢而完全毁灭的可能性。在我的一篇小说中，有一位纯科学家研制出一架能摧毁整个宇宙的物质的小机器。在此以前，他只知道他自己的实验室，所以他决定，在使用他的机器之前，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世界究竟是否该遭毁灭。他把他的小机器放在他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只要他一按按钮，世界将不复存在。他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一切在他看来是罪恶的事情，但每件事情都使他难以确定，直到他在一个大都市市长所举行的宴会上，觉得政客们的胡说八道令人难以忍受。他跳了起来，宣布他马上就要毁掉这个世界。其他的客人冲过去要阻止他。他把他的大拇指伸进他西装背心的口袋里————结果却发现，他在为赴宴而换衣服时，忘了把那架小机器拿出来装到新换的西装背心的口袋里。
当时，我没有发表这篇小说，因为它似乎离现实太遥远了。但是，随着原子弹的出现，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已不再遥远，因此我又写了一些具有类似寓意的小说，其中有些以原子毁灭结尾，而其他一些我称之为“梦魇”的小说，则例示了名人内心深处的忧虑。
写这些小说，是我以前从未表达过的感情和若不提及毫无合理根据的恐惧就无法言表的思想的大释放。这些小说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我发现，用这种小说的形式可以表达这样一些危险：当只有少数几个人认识到这些危险时，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危险，那就会被认为是愚蠢的。我可以在小说中陈述我一半相信、但又没有具有充分根据的理由相信的看法。这样，就能够提请人们警惕那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危险。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郊区的恶魔》。与书名同名的那篇小说部分地是我受一个陌生人的启发而写的。我在莫特莱克遇见那个人；他一看到我，就横穿马路，而且边走边画十字。此外，写这篇小说还部分地是受一个可怜的疯女的启发。我常在散步时遇到她。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他用阴险的方法使人们在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之后便陷入无可挽回的毁灭境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摄影师，他利用照相进行敲诈。我塑造这个人物所依据的是一个为时髦人物服务的摄影师，他曾来为我照过相。后来不久他就死了，那时我才知道他曾犯下我后来在小说中谴责他的所有那些罪行。在其他的小说中，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发了一通诅咒，其中提到琐罗亚斯德注10和这位先知的胡子。有个琐罗亚斯德教徒给我来了一封抗议的信，说我竟敢取笑琐罗亚斯德。我这篇小说是为我的秘书（一位十分单纯的小姐）写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她注意可能会有什么事降临在她头上，当时她正要到科西嘉去度假。这篇小说匿名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杂志社让读者猜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猜中者有奖。谁也没有猜对。这篇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Prz将军，对他的名字有这样一个脚注：“读作Pish”。结果，有一个人写信给那家杂志社说：“作者是Trz（读作Tosh）”，奖金就给了他。另外一篇小说描写人类与火星人之间的一场殊死战。在这篇小说中有一篇具有丘吉尔风格的雄辩的呼吁辞，它号召全人类忘掉他们的分歧，起来护卫“人”。为了灌制唱片，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尽量模仿丘吉尔的风格朗诵这篇演说辞。
一年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我称之为《名人的梦魇》的小说。创作这些小说是为了形象地说明伟人睡着后仍为隐伏于内心的恐惧所困扰。与《梦魇》一起发表的一篇较长的短篇小说叫《查哈托波尔克》，讲的是起初是思想的自由驰骋的那种东西，后来逐渐僵化而成为无情地进行迫害的正统观念。此乃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之命运；而将来如何避免这种僵化，我不知道。我的秘书用打字机帮我誊录这篇小说。当她打字打到小说中讲述那个半神的国王用一个美女做成一顿献祭的早餐那个地方时，我正好进去，想看看她进展如何，却发现她在那里正吓得直打嘟噜儿。许多人将这篇小说改编成既可拍电影又可排舞台剧的剧本，就像他们对我的其他小说加以改编一样，但是到了紧要关头，不是没有人愿意将它们拍成电影或排成舞台剧，就是我不愿意将它们拍成电影或排成舞台剧，因为这种由小说改编的剧本有时简直粗糙浮浅到令人讨厌的程度。我对此感到遗憾，而且尤其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梦魇》中没有一篇被改编成芭蕾舞剧。这些小说中有好几篇提出了，而且偶尔还回答了，我想叫人们注意的各种各样问题。
在我创作《梦魇》中的一篇小说时，我曾因这篇小说而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用法文诗来悲叹自己命运不济的法国人。有一天晚上在“法兰西之盾” 餐馆吃饭时，我开始以我希望是最好的那种法国古典语调朗诵起他的临终遗言。这家餐馆是一家法国餐馆，它的顾客主要都是法国人。听到我的朗诵，大多数客人都转过身来，惊奇地盯着我看，然后在一起窃窃私语，怀疑我是不是他们偶然碰到的一位不知名的法国诗人。我不知道他们怀疑了多久。
《梦魇》中另一篇小说的创作灵感则来自美国的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对人们通常对于精神分析的利用有点不太满意。他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被带到单调乏味的正常状态，所以，我就试着描写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主人公经历了精神分析之后的情形。在梦中，一个莎士比亚的头说了一番话，最后一句是：“天哪，这些凡夫俗子是多么愚蠢啊!”我收到那位美国医生的一封表示赞许的信。
我发现，无论是编辑还是读者，都不愿承认我作为小说作家的身份。光是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我尝试着去做他们还不习惯于看到我做的某件事情感到不满。人人都希望我继续做一个描述厄运、预言一些可怕的事情的作家。这使我想起了当我问中国学者我该在演讲中讲些什么时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回答说：“噢，就讲讲你在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中所讲的那些东西吧。”公众不允许作者改变他们的风格或远离他们原先的论题。
如果需要我为写小说进行辩护的话，那么我的理由是：我常常发现寓言是证明一个论点的最好方法。1944年我从美国回来后发现英国哲学处于非常奇怪的状态，而且，在我看来，它只是研究些琐碎的小事。哲学界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普通用法”（common usage）。我不喜欢这种哲学。每一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词汇，我不明白为什么哲学就得被剥夺这种乐趣。因此，我写了一篇含有几个取笑这种对“普通用法”的崇拜的寓言的短文，说哲学家们所说的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公共休息室的用法”（commonroom usage） 。这篇短文发表后，我收到最讨人嫌的那个人的来信，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想不出这篇短文是针对谁的，因为就他所知，并不存在这种崇拜。不过，我注意到，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谈“普通用法”了。
回想起来我发现，我的书中大多数都有神话故事来加强论点。例如，我最近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中翻见下面这样一段话：“我想要强调的是，现在并不罕见的那种冷漠的绝望是非理性的。人类的处境犹如一个人在攀登难爬而又危险的悬崖，悬崖顶上有一片赏心悦目的山上草原。他每攀登一步，他的坠落，如果他真的坠落的话，就变得更加可怕；每攀登一步，他的疲倦就加剧一点儿，再向上攀登就变得更加困难。最后，只剩下一步要攀登了，但是这位攀登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可能看到矗立在他头顶上的那块岩石后面的东西。此时他已筋疲力尽，只想休息。如果他一撒手，他就会在死亡中找到安息。‘希望’喊道：再努一把力————这也许是最后需要努的一把力。‘冷嘲’反驳说：傻瓜!你不是一直在听‘希望’的话吗，瞧一瞧，他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方!‘乐观’说：生命在，就有希望。‘悲观’怒气冲冲地说：生命在，就有痛苦!这位筋疲力尽的攀登者是再努了一把力呢，还是让自己掉进了深渊?几年以后，我们当中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就会知道答案。”
我的其他小说，梦魇和梦等等，后来构成了我的《事实与虚构》一书的虚构部分。我原以为评论家们会就该书的书名和内容对我进行调侃，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收入该书中的我的那篇《拉罗什富科的箴言》给了我相当多的乐趣，我一直在定期进行补充。编写《好公民的基本知识》也使我得到很大的快乐。该书由我的朋友泰默森夫妇的加贝尔博胡斯（我听说，Gabberbochus是波兰语，意思是“无聊的话”）出版社出版，书中配有弗朗西斯卡·泰默森绘制的构思极其巧妙而且非常精美的插图，它们使得我想要阐述的所有论点都变得更加直观而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为纪念我的九十岁生日，他们还以封面烫金的小开本形式出版了我的关于世界末日的妙语————一本简明的《世界史》。我大胆尝试而写就的那篇唯一的诗作发表在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上，它叫作————谨向刘易斯·卡罗尔注11致歉————《高级教士与人民委员》。
书信
与露西·唐纳利的往来书信
我亲爱的露西：
自从收到你的信后，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但一直忙得不得了。把所有聪明的人折腾和催逼得不再聪明乃是这个国家的习俗，我一直身受其害。圣巴巴拉的夏天真的很恬静，但不幸的是，我背部受伤，在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因而使得我的演讲脱期。————约翰和凯特本来是来度暑假的，战争爆发后，他们就留了下来；有他们在这里，我感到很快慰，但约翰对他现在所上的加州大学不太满意，觉得它不如他原来就读的剑桥大学。我想把他们俩都送到东部某所比较老的大学去就读，但今年九月份没有时间去办这件事。除了思念家乡和因战争而苦恼外，我们全都很好。
我一有时间就在写一本关于“词语与事实”，或通常叫作“语义学”的书。在我看来，当今这个时代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从个人方面和在政治上尽可能地抢救文明的东西。但我觉得自己很像来自阴间的游魂。
上次拜访你，非常高兴。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珍视老朋友了。
替我向芬奇小姐问好。祝您好。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2月22日
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
洛林大道212号
我亲爱的伯蒂：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一直都在同情你，并且对你未被允许平静地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深感遗憾。后来，在一通胡搅和令人作呕的宣传之后，你那封令人钦佩的书信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那么明智，那么通情达理，结尾又那么切中要害。为了回击那篇社论精明地把过错全都归咎于他人并非常可疑地回避问题的那种做法，需要你亲自出来作证。《纽约时报》太坏了。我也为你在《美国信使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而感到高兴，因为它不但完全正确，而且还非常有用。但是这个著名的讼案虽然对我们国家对学术自由都有利，恐怕在许多方面会使你本人付出很高的代价，并且严重地打乱你明年的各项计划。我感到非常遗憾。
我一直在想念你，并希望在你再来东部时见到你————也许你的家人和你一起来。从照片上看，他们个个都很可爱。在这倒霉的时代，你的孩子想必是你的欣慰和希望。收到你圣诞节的来信，我感到很快乐。当我想起世界上所有你曾给过其快乐和启迪的人时，我对最近的这种混乱局面越发惊讶了。
永远爱你的
露西·唐纳利
1940年4月29日
宾夕法尼亚州
布林·莫尔
新地
又及：我信中所附的那张剪报剪自我们的学生报《学院新闻》。这是布林·莫尔学院为你的那个讼案所作的温火适度的声明。
我亲爱的露西：
彼得忙得不得了，而我已把我的那本书写完了，所以由我来回复你写给她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信。
我们大约两个星期后离开这里，预计9月12日左右抵达费城，约翰和凯特不和我们一道走，他们回洛杉矶。我希望在费城只待几天，然后去哈佛，但彼得，以及康拉德和家庭女教师（坎贝尔小姐），要在费城附近找所房子住下。我接受了巴恩斯研究所的聘请；没有希望得到其他任何职位了，无论多么低微的职位也无望觅得。没有一所大学敢考虑雇用我。
你曾提出过，如果我们到了费城，你要我们到你家来住。这次我们来费城，如果你能让我们大约从12日起在你家住几天，我们将非常高兴。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两个空房间，一间给我和彼得住，一间给康拉德和坎贝尔小姐住。我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让一个3岁男孩住在你家，因为他的行为不可能总是无错误的。关于这件事情，请你务必坦实相告。
是的，我认识约翰学院的纽曼，我觉得他有时是个很难得的评论家。
很抱歉，你将不得不忍受作为勒努瓦一家贫弱的替代者的我们的打扰。也许到时候我能使巴恩斯的心软下来。
谨代彼得表示谢意，并致以我的问候。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8月25日
加州 塔霍湖
落叶居
我亲爱的露西：
半夜三更每当我想起那次在你吃饭时我冲着你的耳朵震耳欲聋地大叫大喊这种粗暴无礼的行为，我不禁因羞惭而脸红。请原谅。自从纽约风波以来，我一直很容易发火，尤其是当我遇到那种很容易得到而结果却实现不了的乐观主义时，要是没有巴恩斯，这种乐观主义确实会造成我们一家老小都挨饿————但这不能成为粗暴无礼的理由。我过去激动时，常常是通过背诵a3+b3+c3-3abc的三个因子来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必须恢复过去的这种做法。我觉得这比想冰河时代或上帝的仁慈更为有效。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41年4月15日
我亲爱的露西：
这是一封告别信，我未能亲自向你道别，甚感抱歉。等了几个月以后，我们突然接到通告，要我们马上乘船动身————彼得和康拉德已经走了，我两三天内也走。与你比邻而居真好，你家好像几乎有一点英国风味。请告诉海伦注12，我也没有给他写封信，非常抱歉————并请代我向伊迪丝问好（或者任何她更喜欢的字眼）。
永远是你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44年5月14日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
贝阿德巷20号
孔雀旅馆
我亲爱的露西：
收到你8月份写的来信，很高兴。到你家好像几乎总是有种回家的感觉；你的家以及家中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远比人们在美国所能找到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具有英国味。
D.S.罗伯逊这个人，我只是略为认识他，但他的名气相当大。凯恩斯自从他常来蒂尔福德小住以来发展得多快啊!上次我见到他时，他已是大腹便便————但这不是我心里所想的那种发展!
约翰仍在伦敦，在学习日本的各种礼节。我倒认为粗野的行为更加有用。他在今年年底前将去东方，可能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凯特回...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