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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我们卖掉了在基德陵顿的房子。只有我们立刻将房子腾空，买主才肯买它，这样8月份我们就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去想方设法了。我们雇了一辆搬运车，这段时光就是在彭布罗克郡海滨度过的。我们一行人有彼得和我，约翰、凯特和康拉德，还有我们的一条大狗谢里。实际上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大雨如注，我们全都被浇得浑身湿透。这大概是我能记得的一段最令人难受的时光。彼得必须为大家准备饭食，而这是她不喜欢做的事情。最后，约翰和凯特回了达汀顿，彼得、康拉德和我则乘船去了美国。
在芝加哥，我有一个大讨论班，我在那里继续讲在牛津讲的那门课，即“语词与事实”。但是，人们告诉我，如果我用单音节的词做这门课的名称，美国人会不重视我的课，于是我把课名改成了“口腔的和躯体的运动习惯之相互关系”之类的名称。用了这个名称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讨论班很令人满意。这是一个极其愉快的讨论班。卡尔纳普和查尔斯·莫利斯注216常来参加，在这个班上我有三个很有才能的学生————达尔基、卡普兰和科皮洛威什。我们常常反反复复地进行细致的论证，对若干争论的要点做到了使大家互相满意的真正的澄清。除了这个讨论班，我在芝加哥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这是一座污浊的城市，天气很恶劣。赫钦斯校长曾主编《百部佳作丛书》，而且力图将新托马斯主义强加给哲学系，因此他自然不大喜欢我，当我的聘期将满时，我想他是很高兴看到我离开的。
我去了洛杉矶，任加州大学教授。离开依然在严冬掌握中的芝加哥的阴冷可怖，来到春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令人愉快极了。我们是3月底抵达加州的，直到9月份以前我没有教学任务。这段间歇的开头一段时间，我用于一次旅行讲学，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去讲过学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们都对休伊·朗有好感，因为他提高了教授的工资。另外一件记得的事更令人感到快慰：在一带纯粹乡村地区，我被携上沿密西西比河修筑的大堤之巅。讲学，长途旅行，加上天气炎热，弄得我疲惫极了。我仰卧在草地上，静观着波澜壮阔的大河，半是迷茫地凝视着流水和天穹。有10多分钟光景，我体验到一种我很少享有的平和宁静之感，而只是面对着逝者如斯的河水在思索着。
1939年夏，约翰和凯特趁暑假期间来探望我们。他们到达后几天，战争就爆发了，要把他们送回英国已不可能了。我必须马上安排他们继续上学。约翰时年17岁，我把他送进加州大学读书，但凯特只有15岁，入大学尚不够年龄。我向一些朋友打听在洛杉矶有哪所学校教学水平最高，他们一致推荐了一所学校，于是我把她送到那里去上学了。但是我发现那个学校教的课程只有一门是她没有学过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品德课。因此，尽管她年纪还小，我也不得不把她送去上大学了。1939——1940年这全年时间约翰和凯特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1939年冬季几个月里，我们在圣巴巴拉租了一栋房子，那里是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地方。不幸的是，我的背受了伤，一个月里只能平直仰卧，受着几乎难以忍受的坐骨神经痛的折磨。结果，我不得不推迟准备讲稿，而在下一个学年总要加倍工作，而且总觉得我的讲课有所欠缺。
这里的学术气氛远不如芝加哥那样令人愉快；这里的人不是很有才能，而这位校长，我对他深感厌恶，我认为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有一个讲师擅自发表过分自由的言论，那么该讲师就被看作工作得很糟糕而被解除教职。当系里开会时，这位校长常会穿着长筒靴君临现场，而且对任何动议都予以否决，如果他恰好不喜欢它的话。他的皱眉蹙额使人人为之战栗，这使我想起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情景。
临近1939——1940这个学年的年末，我被邀为纽约市立学院教授。此事似已确定，于是我给加州大学校长写信辞掉在那里的职务。在他收到我的辞职信后半小时，我得知纽约方面的任职并未确定，就去拜访这位校长，要撤回我的辞呈，但是他对我说那太晚了。那些正经的基督徒纳税人一直反对给我这样一个不信神者付薪水，而这位校长是很高兴使我离开的。
纽约市立学院是纽约市政府主管的一所院校。到这个学院来的人实际上全是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但是令前者感到愤怒的是，所有的奖学金实际上都给了后者。纽约市政府事实上是梵蒂冈的附庸，然而该学院的教授们力图保持一点学术自由的样子。他们之推荐我，无疑是为此目的。有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激愤地抗议聘请我，一些神父则训诫警察（他们实际上也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说我要为当地的罪犯负责。有一个妇人的女儿在这个学院的某系科读书，我从未与此系科有过联系，这个妇人被诱唆对我提出控告，说我到这个学院来会危及她女儿的节操。这个诉讼不是控告我，而是控告纽约市政当局。注217我力图使自己成为这场讼案的一方，但是人家告诉我说此事与我无关。尽管市政当局名义上是被告，但是它之希望败诉正如那位太太之渴欲胜诉一样急切。原告律师宣称我的著作是“挑逗性的，淫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发人春心的，傲慢无礼的，心胸狭窄的，虚伪的，丧尽道德心的”。这个讼案被交付一个爱尔兰人审判，此人最后判定我败诉并加以辱骂。我想要上诉，但是纽约市政当局拒绝上诉。对我进行指控的某些东西纯系奇谈怪论。譬如，我被认为邪恶不道德的，就因为我说过小孩子不应该由于犯手淫而受到惩罚。
这是美国人组织的一场典型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的迫害注218，在整个美国，我变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不祥之物。我本来被请来做访问讲学的，但是我只得到在这场以莫须有罪名对我进行的迫害之前所定的一个聘约。那位与我定约的犹太教教士毁了约，不过我不能责怪他。如果我要去讲学的话，主管教学大楼的人也会拒绝我们借用教室的，如果我在任何地方公开出现的话，我很可能被一伙天主教的暴徒在警方的完全赞同下对我施以非刑。没有一家报纸杂志肯发表我写的东西，我突然被剥夺了一切谋生的手段。从法律上来说，我既然不可能从英国弄到钱，这就使我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尤其是我有三个孩子生活皆仰仗于我。许多思想开明的教授表示了抗议，但是他们全都以为我既然是一位伯爵，就一定有祖上的遗产，生活条件一定很好。只有一个人做了一点实事，那就是巴恩斯博士，他是Argyrol（弱蛋白银消毒剂）的发明者，并在费城附近创建了巴恩斯基金会。他给了我五年的聘约，在他的基金会讲哲学。这就解除了我极大的忧虑。直至接到他这个聘约之前，我看不到摆脱困境的任何出路。我不可能从英国弄到钱；返回英国是不可能的；我当然不希望我的三个孩子回到正遭受纳粹猛烈空袭的国土去，即使我能够给他们弄到一笔旅费，而那肯定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生计。看来似乎不得不让约翰和凯特离开大学，靠友人的好心相助尽可能节俭地过日子了。是巴恩斯博士把我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凄凉前景中拯救出来了。
1940年夏，一方面是尽人皆知的令我惊惧的可怕遭遇，另一方面我也有个人的欢乐，这二者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我们是在内华达山区塔霍湖附近的落叶湖度过暑期的，这里是我有幸知道的最优美宜人的胜地之一。这个湖海拔6000多呎，一年四季大半时间整个这一带地方都被深雪覆盖，不适于居住。但是在夏季有三个月的光景，持续有阳光普照，天气温暖，而通常又不热得难受，山间草原开满了美艳无比的野花，空中飘溢着松木的芳香。我们在松树间搭了一座小木屋，靠近湖畔。康拉德和他的保姆睡在屋里，我们其余的人在房内则无栖身之处，各自在房门边就卧。从荒村到瀑布、湖泊和山顶有无数的小路，我们可以冒雪潜入并不太冷的深水之中。我有一间小棚子似的极小的工作室，就是在这间斗室之中我写完了《意义与真理的探求》。在这里我常常热得赤膊上阵，写作此书。但是这样的热倒很适合我，我从不觉得在这里热得无法工作。
在这一切生活乐趣中，我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国是否已被入侵、伦敦是否还存在的消息。有一天早晨，那个邮差（一个好开玩笑、有点残忍的幽默感的家伙）大声嚷嚷：“听到新闻了吗?整个伦敦已经毁掉了，连一座房子都没留下来!”我们不知道能否相信他的话。在此地山野间长途的漫步和经常在许多湖中洗浴使我们能够熬过这段时光，而近9月份时，看来英国已经不会被入侵了。
在内华达山区我看到了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无等级之分的社会群体。实际上这里所有的房子都住着大学教授，必要的工作都是大学生们做的。例如，给我们带来一应食品杂货的那个青年就是一冬天都上我的课的一个学生。也有许多学生纯粹是来度假的，在这里过假期花费很便宜，因为一切都很原始，很简单。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懂得如何妥善安排游客。湖畔附近虽有很多屋舍，但是在湖中乘舟却望不见一屋一舍，因为它们全都掩映在松树丛中了，而且这些屋舍本身就是用松木搭建的，很舒适宜人。我们住的那所房子的一角是用一棵活的正在生长的树做的；我无法想象当这棵树长得太大的时候，这所房子会是怎样的。
1940年秋，我到哈佛为威廉·詹姆士讲座开课。这是在纽约那场麻烦之前就约定了的。也许哈佛为此聘约感到遗憾，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没有向我流露出这种情绪。
我和巴恩斯博士的交谊始于1941年新年之际。我们在离费城约30哩处租了一所农舍，那是大约有两百年之久的一所令人非常愉悦的房子，坐落在起伏不平的乡野之间，此处与英格兰多塞特郡内陆地带不无相似之处。这里有一座果园，有一个很好的旧日的谷仓和三棵桃树，这些桃树结了大量的桃子，其味道之鲜美，是我从未尝过的。这里有倾斜而下伸向河流的牧场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林地。我们离保利（以科西嘉的爱国者的名字命名）有10哩，那里是费城市郊车的终点。我经常从那里乘车去巴恩斯基金会。我在基金会的一座陈列现代法国绘画的美术馆里讲课，这些绘画大多是裸体画，这似乎与学术性的哲学有点不大协调。
巴恩斯博士是一位很怪的人物。他有一条他十分钟爱的狗，有一位深爱他的妻子。他喜欢对黑人施以恩惠，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相待，因为他深知他们与他并不平等。由于发明了蛋白银消毒剂，他发了一大笔财；当其鼎盛之际，他把消毒剂全部卖光，把他的钱全都投资购买公债。之后他成了一位艺术鉴赏家。他拥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现代法国绘画美术馆，并且利用这个画廊来讲授美学原理。他需要人们经常的恭维而且喜好争吵。在接受他聘我讲学的提议之前，人们就告诫我，说他过不了多久，对人就厌倦了，因此我强要他订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1942年12月28日，我收到他一封信，通知我聘约从元月一日终止。于是我的生活又一次从宽裕陷入困窘。诚然，我手里有跟他订的那份合同，我所咨询的律师也使我相信，我毫无疑问能够通过法庭取得充分的赔偿。但是要获得合法的赔偿，需要时间，尤其在美国，而我在这段时间里却必须维持生活。科尔比西耶在一本讲美国的书里谈到有关巴恩斯品行的一个典型的故事。科尔比西耶在讲学途中想要参观一下巴恩斯的画廊。他写信给巴恩斯请其允许过访，而这是巴恩斯一向极其吝于应允的。巴恩斯博士回答他说，他可以在某个星期六的早晨来参观，但不能在任何其他时间。科尔比西耶又给他写信，说他的讲学聘约使他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去，能否有其他适当的时间。巴恩斯博士写了一封极端粗暴无礼的回信，说就只有那个时间，否则就别来。科尔比西耶也回了一封长信发表在他的书上。他说他不反对争吵，但是他愿意同在艺术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争吵，而他和巴恩斯博士都喜欢现代的作品，却不能彼此一致，似乎是一个遗憾。巴恩斯博士从未拆看这封信，而是在信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呸”字注219，把它退回去了。
当我这个讼案开庭时，巴恩斯博士指责我没有为讲学做足够的工作，而且讲得很肤浅，敷衍了事。就当时已经讲过的讲稿而言，它们包括了我的《西方哲学史》一书的前三分之二的部分，我把这部分手稿提交给法官，虽然我并不设想他会读它。巴恩斯博士指责我对待他称之为皮特尔高拉斯和恩皮多克勒斯注220的两个人态度不好。我注意到法官对他发出警告，而我则胜诉了。当然，巴恩斯博士像通常那样提出上诉，实际上直到我回到英国以后才得到那笔补偿金。那时他将一份印好的有关我的罪过的文件寄给三一学院院长和每一位董事，告诫他们不要做把我请回剑桥的蠢事。我从未看过这份文件，但我毫不怀疑它是一份颇具可读性的文件。
9.康拉德·罗素
10.伯特兰·罗素在里士满他自己的家里［照片由吉坎德拉·阿里亚提供］ 1943年头几个月我苦于手上缺钱，不过并不像我曾担心的那样严重。我们把我们的漂亮农舍转租出去，到一个原为一对黑人夫妇准备的小房子去住，这对夫妇原来预期会被农舍居民雇用的。这个小房子有三间屋，三座火炉，每个炉子过个把钟头就得加煤添火。一座炉子用以取暖，一座用来烧饭菜，一座烧热水。当炉火灭掉时，要用几个钟头的劳作才能把它们重新生起火来。康拉德已能听懂彼得和我彼此说的每句话，我们有烦心的事情要讨论，让他为此担心对他没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纽约市立学院的麻烦已经开始被人们淡忘了，我已能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获得一些临时的讲学聘约。首先打破了禁令的是布林·莫尔学院的韦斯教授，他邀请我到那里去讲一门课。这需要不小的勇气。有一回，我穷得只能买一张去纽约的单程车票，然后用我的讲课费买返程的车票。我的《西方哲学史》已接近完成，我写信给我的美国出版商W.W.诺顿，问他鉴于我在经济上的困难状况可否预付稿费。他回信说，出于他对约翰和凯特的喜爱，也作为对一位老朋友的善意，他愿预付500美元的稿费。我认为从别的出版社可能获取更多的预付金，于是同西蒙和舒斯特接洽，我个人同他们并不相识。他们当即同意马上付我2000美元，6个月之后再付1000美元。此时约翰在哈佛读书，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书。我一直担心因为缺钱我也许不得不让他们辍学，但是多谢西蒙和舒斯特的慨然相助，这种担心已属多余了。这个时期，我也从一些私人朋友处借款，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有幸不久就有能力奉还了这些借款。
《西方哲学史》一书之开始写作乃出于偶然，结果却成为我此后多年一个主要的财源。当我着手这项工作之始，我没有想到它会获得我的其他著作从未有过的成功，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被列入美国畅销书榜而大出风头。当我还未讲完古代哲学部分时，巴恩斯已经通知我他不再需要我了，于是我的课停止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工作异常有趣，尤其是我事先知道得最少的那些部分，即中世纪早期哲学和基督诞生前夕的犹太哲学，因此我继续工作，直至写完这部概述哲学史的著作。我要感谢布林·莫尔学院允许我利用它的图书馆，我发现那是一座极好的图书馆，尤其是我在那里可以看到查尔斯牧师的极有价值的著作，他翻译出版了写于公元前不久的犹太人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他自己的教义。
我很高兴写这一部哲学史，因为我总相信应该以恢弘的规模写历史。例如，我一向认为，吉本注221所述的题材是不可能以一本或几本小书充分加以处理的。我认为我的《西方哲学史》开头的部分是一种文化史，但是在后面诸篇章，由于科学变得很重要，要把历史都纳入这个框架，就比较困难了。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确信是成功的。有时我受到一些评论者的指责，说我写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对我随意选择要写的事件所做的带有偏见的叙述。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没有任何偏见是不可能写出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他夸口自己不存偏见只能是空口说白话。况且一本著作像任何其他工作一样，应由其所持的观点结合成一整体。一本由若干不同作者的论文集成的著作较之一人独立完成的作品之所以较少兴味，就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不承认有不存偏见的人，我认为，写一部大部头的历史，最好的做法是承认一个人的偏见，而允许不满意的读者们去寻找另外的作者去表达一种相反的偏见。至于哪种偏见更接近真理则必须留给后人去评断。对历史写作的这个观点使我更喜欢我的《西方哲学史》而不是《西方的智慧》，后者是从前者摘取来的，但是经过提炼和调整，————尽管我很喜欢《西方的智慧》中的那些插图。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时日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在那里我们有一所湖滨小屋。在普林斯顿期间，我熟悉了爱因斯坦。我惯常每周一次到他的住处去，同他、哥德尔及泡利注222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犹太人和流亡者，而且都具有世界一家的情怀，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带有德国人的形而上学倾向，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得到作为我们进行争论的共同前提。哥德尔结果变成了一个道地的柏拉图主义者，明确认为有一个永恒的“不”字写在天上，道德高尚的逻辑学家也许有望在来世遇见它。
普林斯顿的社交界极其愉快，总之比我在美国碰到的任何其他社会圈子都更令人开心快意。这时约翰已返回英国，入英国海军，并被安排去学日语。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生活足以自给，她的功课学得极好，而且找到一点教学工作。因此，除了难以弄到一笔去英国的旅费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使我们要继续滞留在美国了。然而，这个困难却似乎是长时间难以克服的。我到华盛顿去申辩，说必须允许我去履行在上院的职责，我力图使当局相信，我要这样做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最后，我发现了一个使英国大使馆信服的论据。我对他们说：“你们会承认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他们说：“是的”；“而且”，我继续说：“你们会承认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使议会屈从于行政。”他们说“是的”，不过略带一点犹豫。我继续说道：“现在，你们代表行政，我代表议会，如果你们使我不能履行我的议员职能，哪怕比必要的时间多一天，你们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大家哄堂大笑中，我的航行许可证当场被批准了。然而，仍有一个奇妙的困难。我妻和我获得A类优先权，但我们的儿子康拉德却只得一个B类优先权，因为他还不具有议员的职责。我们当然希望年方七岁的康拉德跟他的母亲同行，而这就要求她同意自己被划入B类。迄今为止，还没有过一个人接受一种低于自己应得类别的例子，这使大使馆所有的官员都深感困惑，过了几个月他们才理解了我妻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我们返英国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首先是彼得和康拉德的行期，我的行期则大约两周之后才定下来。我们在1944年5月起航返英。
书 信
致查尔斯·桑格的妻子
我亲爱的多拉：
谢谢你的来信，几经周折，它终于送到了我这里。
我完全赞成你对新近的战争叫嚣的看法。当危机过去时我曾大为高兴，但不料它很快又要来了。在美国这里，十分之九的人都认为，我们应当去打仗，而美国人则应当仍然保持中立，我对这种意见感到恼怒。奇怪的是，在英国，那些在1919年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不正当地扩充领土的人，到了1938年竟成了最急于要保卫他们的人。这些人总是忘记，努力武装保卫捷克人，就会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侵略，对于捷克人来说，这比他们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要坏得多。
我已经忘记了1914年在船上遇到埃迪·马什的事，但是你的信使我想起来了。那时每个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反应。
奥托兰之死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查利、克朗普顿和奥托兰是我在同辈人中仅有的几位真正亲密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全都故去了。我们则一天天地迈进一个愈来愈可怕的世界。
不过，就私人来说，我的情况还是愉快的。约翰和凯特是我全部的期望之所在，小毛头康拉德（现在19个月大）则是最令人满意的。美国是一个很有趣而又坚固的国度，而英国则恐怕正在摇摇欲坠了。达夫尼注223在比利时一定度过了一段饶有兴趣的时光吧。
我将于5月初到家，希望很快就在那里见到你。祝一切都好。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38年11月5日
于芝加哥杰克逊公园游戏场“快乐园”
致W.V.蒯因
亲爱的蒯因博士：
我很赞同你对塔尔斯基的评价；在我看来，在他那一代逻辑学家中，没有任何别的人（除了你自己）能与之相匹敌。
因此，我若能促使此间学校当局为他提供一份工作，我的确是非常高兴的。我应当为逻辑学、为这里的大学、为他也为我自己，感到高兴。但是查询的结果告诉我，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逻辑学家在这里都已达到饱和了。我甚至向他们示意，如果我退职可为他腾出位置的话，我可以考虑这样做；但是，看来即使我这样做，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推想你在东部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校也已试过了。普林斯顿该是显然可求的地方。你随处可以引述我的话作为对你关于塔尔斯基能力的看法的赞同。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0月16日
于加州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一位匿名者致罗素
伯特兰·罗素：
你是否想过，当你为新闻报纸拍摄那些伪善地装扮成一个“钟爱妻儿的人”的照片时，你是在愚弄谁呢?难道你那病态的头脑已经到了如此老朽昏庸的地步，以至于片刻之间竟以为你会使任何人深受感动吗?你这个可悲的老蠢货!
即使你的已被公认的堕落也不可能使你在装腔作势拍这些照片并力图以你不幸儿女的天真无知为掩饰的卑鄙行为稍有逊色。你真丢人啊!我们国家的每个正派的男人和女人对你这个卑鄙行为的憎恶尤甚于对你其他一些败行，那些败行毕竟确确实实是得自你那个堕落的家族谱系。至于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教会和政府方面提出疑问和表示忧虑————我们国家的事跟你有何相干?不论什么时候你之不喜欢美国人的举止行为，都要溯源于你的故土英格兰（如果你能追溯一下的话!）和你的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国王（他是英国堕落王族的一个杰出的样本）及其出身酒吧女招待和司膳总管的祖先。
或者，我确曾听有人说你被逐出了那个自由堕落的国家，因为你的堕落更胜过那个王族。嗬!
你的
拼扑-黑特儿注224
1940年3月4日
于纽约纽瓦克
又及：我注意到你在提到一位美国法官时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家伙”。如果你是一位如此卓越的智叟明公，那你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寻觅新职呢?你是不是已经使加利福尼亚的乡村充满了浓烈的臭气而令人无法忍受了呢?
阿尔道斯·赫胥黎注225致罗素
亲爱的伯蒂：
同情恐怕不会带给你很多好处；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在纽约围绕着你的名字掀起一股丑恶的叫嚣时，我对你和彼得感到多么深切的同情。
你的永远的朋友
阿尔道斯·赫
1940年3月19日
于加利福尼亚卡尔弗城米高梅电影院
纽约市立学院学生会新闻声明
编辑先生：
伯特兰·罗素被市立学院聘任教职一事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各种组织和个人纷纷发表意见。我们不想介入对罗素教授的道德和宗教观点的争论；我们认为他有权利抱有他个人的观点。
罗素教授已被聘任职市立学院，讲授数学和逻辑。他享有国际盛誉，极有资格教授这两门课。他一直在加州大学讲学，并且在1941年2月来市立学院之前已被哈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我们学生会和全院教师认为，罗素教授加盟我院，只会提高我们学院的学术声誉和在全国的地位。
当公立学校教师或我们市立学院讲师受到聘任时，没有人曾对他们有关宇宙本性的信仰提出疑议，不论他们是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无神论者或古希腊万神殿的朝拜者。美国学校教育制度是建立在如下这个原则上的，即宗教与世俗教育无关，从理论上说，教师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工作无关。宗教团体可自由布道说教，为什么教师就不可以呢?
高等教育委员会拒不屈服于对它施加的压力而坚持对罗素教授的聘任，这既会解救市立学院免遭一次学术上的打击，也是在最高意义上尽其对社会的责任。
我们想用米德校长的话再次强调一下：罗素教授被聘到市立学院，是来教数学和逻辑的，而不是来讲他的道德观和宗教观的。
市立学院很久以来一直遭到来自各种方面的攻击，他们力图改变或摧毁我们自由的高等教育；对伯特兰·罗素的攻击不过是这种意向的又一表现而已。
市立学院学生会执行委员会
1940年3月9日
致纽约市立学院学生会秘书伯纳德·戈尔茨
亲爱的戈尔茨先生：
在这场战斗中能得到学生会的支持，我感到非常高兴。老约克市是基督教在那里成为国家宗教的第一个地方，也就是在那里，康斯坦丁披上红衣主教的大红袍。也许新约克市（New York，即纽约）将是享有这种荣誉的最后一个地方。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3月22日
致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威廉·斯沃斯基
亲爱的斯沃斯基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和附寄的《校园》。我的确很高兴，学生们并不认同曼宁主教对我的看法；如果他们赞同他的看法，那么青年人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失望了。高等教育委员会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这令人感到安慰，但是我不知道这场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我怕一旦去市立学院任教，你们大家会失望地发现我是一个很温和、并不讨人嫌、全无棱角锋芒的人。
谨致谢意。
伯特兰·罗素
1940年3月22日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M.F.阿什利-蒙塔古致罗素
亲爱的罗素教授：
我受惠于您者如此之多，以致我觉得对于您的著作在我自己思想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我是永远也不可能做出充分的报答的。由于在英国错误教育“制度”下面遭到的那份压抑，自1930年以后，我逐渐地消除了对素不相识的人讲话时感到的通常所说的那种“天生的腼腆”。在您生涯中这个颇为艰难的时期，我要使您重新抱有自信。实际上是罗素夫人的一番话（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促使我写这封信的。您的朋友在这里有千千万，而且正如您长久以来已明显看到的，这里确实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最宽松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切希望、一切理由相信，单独一个法官做出的判决终究会得到他值得得到的正确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你去市立学院任教的任命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当您这样的处境被大肆张扬开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实际上人们总是有公正的判断。只有在狭隘私见的荫庇下，不义才会得计，而且可能大行其道。我曾不止一次地身受这种私见的暴政之苦，不过您的情况是远不相同的。我们有许多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保卫学术和思想自由的一些学会的成员，都要为您的这个事件奋争，必要的话将一直战到最后。我可以一种其程度达于确实性的概率预言，尽管圣厄奴尔福斯的那些狗们高声狂吠，人们共同遵循的准则终将取胜。
我完全能想象您的信袋里一定装满了信件，所以您无须告我您已收到此信。您的幽默感会照看您自己的，别的事就留给我们好了。
衷心祝愿您。
您的永远诚挚的
M.F.阿什利-蒙塔古
解剖学副教授
1940年3月31日
寄自费城哈恩曼医学院和医院
莱辛巴赫等人致工业民主联盟成员哈里·W.莱德勒
亲爱的莱德勒先生：
在下面署名的几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教师冒昧地回答您写给克里德小姐的调查函。我们全都听过罗素先生在本校的讲课或者参加过他主持的讨论班，因而对他在这里的教学特点和内容具有第一手知识。我们认为，他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最能激发学生兴趣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是惊人的。他教学的总的效果是加深了学生对真理的思考，因为他既能启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又能引导学生更严格地对真理进行检验。罗素先生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也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凡是知道罗素的人都不可能不来赞美他的光明磊落，他的始终如一和真正谦恭有礼的举止，和他对人们、对人类的真诚的爱。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在本校从未有过对罗素教学的任何批评。本系在推荐聘任罗素先生时，就知道会有一些校外的人对校方的这一举措予以批评。但是无论如何从未有人根据罗素先生在这里的工作提出反对意见。在邀请罗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教学工作时，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这位教师有权利对政治、道德及其他社会问题抱有他个人的见解，在这样的问题上持非正统的观点并不能成为把一个人逐出公共生活的理由。
您可以您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使用这封信。
您的诚挚的
汉斯·莱辛巴赫
伊莎贝尔·P.克里德
J.W.罗布森
休·米勒（代系主任）
1940年4月11日
与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威廉·欧内斯特·霍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
我曾以如下电文回答了你4月14日来函的部分内容：“纽约聘任事不可能有异议。”
至于你同样要求给以答复的来函的另一部分————即你在信中表示“希望哈佛不要太在意”的那一部分————，我想最好等到我能够告诉你某种确实信息的时候。
附上星期天的《波士顿先驱报》剪报一份，上载我校管理机构（“校长和董事”，一般称为“校务委员会”）于星期六晚发表的一份声明，支持对你的聘任。我也要把引起这份声明的那类攻击提示给你一点线索。星期一的《绯红报》专栏文章会告诉你更多的内幕情况。
请将我所说的这些话当作纯粹个人的意见。正如你已注意到的，本系个别成员已经有所行动；但是系方迄未表态，我只是讲自己的看法。
我若谎说我们大学未被这个局势所扰，那是可笑的。哈佛不是如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处的大学那样，主要从立法机构的拨款取得资助，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一所“州立大学”。但是它是一个州的事业机构，对于州政府，有某些订进法律的特殊规定，因此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政治干预，依照法律是可能的。波士顿市立法事务官托马斯·多尔甘已答应受理的这个诉讼在州法律上有某种根据，虽然校方准备去应诉。此外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可能情况，但是那对一所已经成为某些社会人士厌恶对象的学校来说会是很严重的。
至于这个讼案本身，校方不打算根据“言论自由”或“教学自由”予以辩驳（因为这会使校方显得是在维护你有权利在哈佛讲授你的性道德观的要求，这样一个要求肯定不在我们工作安排的考虑之内，而且在法律上大概也是站不住脚的）。校方坚持的理由只是我们聘任人员独立自主不受外界干预。如果我们能够说明，我们曾经而且正在以对于我们法定义务的一种应有的责任感行使这种独立性，那么坚持上述理由就是一个可以进行抗辩的立场。这个方针可以说明在本校的声明中为什么着重讲你授课的范围，讲你所教的仅限于高年级学生；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这个限度。
（校方声明中提到的你的讲课数是根据遗赠基金会的说法，那里载明“不少于6讲”，实际上，有10讲或12讲之多，讲课数的这个差异，我想部分的原因是有些课改成两年计划了。）
我们大家对于发生这场喧嚣叫嚷都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对于你是一场灾难，而且使我们都认为是隐藏在幕后的东西大显威风，对这种东西我们是绝不感兴趣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同样感到遗憾的是，你正在把这个问题弄成一个在纽约那个环境里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败诉了，你就败了；而即使你胜诉了，你也是败了。而且那些大学也要败了，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已有的那个印象会更加深了，即那些大学坚持认为一切假说都是同等水平的，没有哪个是荒谬的，也没有哪个是不道德的，它们全都是一批与普通人的看法毫无共同点的孤傲乖僻的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争论的玩偶。一切假说是否都处于同等水平或者能否避免使用由于厚此薄彼而引起反感的形容词，我个人和普通人一起对此表示怀疑。
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此问题没有公开讲过什么话。人们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我一直在追求这种伟大而被遗忘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我们国家是很难坚持的。如果我要说话的话，那么大体上与4月20日《纽约时报》社论第一节的话是一致的，你无疑已看过那篇社论，它的一句口头禅是：“判断的错误是所有有关的主要人员造成的”。
你的讲课题目大纲收到了，我看很好，多谢了。待系里详阅以后，我再写信给你。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霍金
1940年4月30日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昆西街16号
亲爱的霍金：
谢谢你的来信。它使我希望能体面地再签约受聘詹姆士讲座，但是我不知道我如何能这样做而不使自己被指责为怯懦和背弃全体教师的利益。
我几乎也希望校务委员会并未重新确定对我的聘任，因为如你所说和从你寄来的报纸引文所看到的，反对的人在法律上有相当的根据。按照我的看法，最好现在就把我解雇，给以经济补偿，而不要使我在长时间的忧虑和苦恼之后既被剥夺了聘任职务，又失掉了补偿。
我没有企求过受聘任职，我并非如此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以至要连续而不停歇地为一个对别人远比对自己更利害相关的事业去受苦受难。美国大学的独立性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
看来有人对我和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我在那里的聘任一事采取的方针给你做了误导。当我被雇去讲逻辑或语义学的时候，我从未梦想去要求一种讲性伦理学的权利；同样地，一个被雇去教伦理学的人也不会有任何权利去讲逻辑。我要求两点：一、对学术职务的聘任应当由有能力判断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资格的人员做出；二、在专业工作时间之外，教师应当有表达其见解的自由，不论那可能是什么见解。市立学院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只是根据上述第一个论点提出他们的辩护。因为他们的辩护跟你说的哈佛所考虑的辩护是一样的。
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别人提出来的，我看是正确的。我觉得哈佛像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一样恐怕不可能抑止群众基于这个原则而爆发的激动情绪；虽然在这两个讼案中官方对聘任我一事的辩护显然是建立在正式设立的学术团体应有其独立性和自行决定其聘任事宜的权利这个原则之上的。
现在我要求，将哈佛大学因为聘任我而被起诉的任何法律程序都通知我，而且承认我为此讼案的一方。在纽约那个案子里没有这样做，因为操纵其辩护的校务委员会法律顾问反对。我不能忍受第二次在法庭上被诽谤和谴责而没有对诬告进行反驳的机会；由于缺乏了解，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充分地反驳这种诬告而为我辩护。
我希望哈佛正式地将诉讼进展的情况惠予通知，而不要让我只是从不准确的新闻报道中获悉对我至关重要的事情。
你若将此信给校务委员会一阅，我当非常高兴。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6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致《哈佛绯红报》编者
亲爱的先生：
4月29日贵报提及近来有关我受聘纽约市立学院的诉讼案，请允许我略述鄙见。
贵报说：“言论自由将不是辩论的中心之点，因为在起诉纽约市立学院这个案子中，学院一方以罗素应被允许在讲台上宣讲其道德观点这个主张为理由为其聘任罗素提出的辩护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纽约市立学院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并不是为言论自由辩护。他们的辩护是基于学术自由的原则，那只是指正式设立的学术机构有其独立性，有自行做出聘任的权利。照你们报上的标题看，这恰恰是哈佛校务委员会所考虑提出的辩护。无论高等教育委员会还是纽约市立学院哲学系，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张我“应被允许在讲台上宣讲我的道德观点”。相反地，他们反复强调陈述的是：我的道德观点与我被聘讲授的课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即使我被允许在课堂上讲我的道德观点，我自己的良心也不会容许我这样做，因为那与作为我职业要教的课程毫不相干，而且我认为不应当利用课堂作为拿任何题目进行宣扬的机会。
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不是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他们的法律辩护提出来的，而是由遍及美国的成千上万人提出来的，他们觉得这个原则与这场争论有明显的联系，即：美国宪法保障人人有表达其无论什么见解的权利。这种权利当然要受到一个人所承担的契约关系的限制，契约要求他把一部分时间用于他的职业工作而不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如果一个售货员、一个邮差、一个裁缝、一个数学教员恰好都对一个与其工作无关的问题有某种见解，不论那是什么见解，他们都不应该把他们被雇来从事销售、送信、裁剪衣服或教授数学的时间用来夸夸其谈这个与其工作无关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应被允许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见解而无须担心受到处罚，都应被允许在他们并非从事其本职工作的时候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随其意愿去思考、讲话和行动。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人们对此似乎毫无所知。因此如果有人要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请他去看美国宪法及其缔造者们的著作。
你的忠实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6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致《新政治家报》编者金斯利·马丁
亲爱的金斯利·马丁：
感谢你对我在纽约被聘一事所写的善意的短评。我们仍然希望上诉，但是纽约市长和市立学院校务委员会董事出于对天主教选民的尊重，正尽力加以阻止。对今秋我被聘在哈佛担任詹姆士讲座一事相信也会有同样的争吵。
实际上我对人们表示的友好支持深为感激，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正派的人们是极端软弱无力而且常常是非常天真的。这场争吵有利于唤起人们注意不大知名的人经常碰到的那类事情。
来自欧洲的消息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大家但愿没有离开它那么遥远，尽管我们即使在家也没有什么用处。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已觉得我不可能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了；但是我一直感到犹豫而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涉及我们担负的责任。如果我还年轻足以亲自去作战，我会这样做的，但是要劝别人也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无论如何，我现在认为我应当宣布我已改变了想法，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机会在《新政治家报》上提一下你曾听我说过这种意思的话，我当非常高兴。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13日
加州，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约翰·杜威致霍金教授
亲爱的霍金：
我看到你给罗素的信的一份副本，我禁不住要说，其中一部分使我深感不安————尤其是那又出诸你的笔下。
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从哈佛的观点去讲话或者对涉及哈佛行政事务的问题提出意见。但是我确信一点：哈佛大学方面的任何软弱畏缩都会增强教会的和其他的反动力量；大概是因为目前如此普遍的恐慌和不稳定状态所致，这些反动力量已经增长得太快了。我认为指出下面一点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即：纽约市政参议会在干预市立学院的事务之后紧接着做出一个决定，要求解散现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现任的委员会主要是拉瓜迪亚注226委托的，而且深具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最初就是因为这种态度才被任命的，尽管这位市长近来胆小得令人吃惊。坦慕尼协会注227和基督教会现在已得不到他们以往得到过而且还想要的那些教育上的高位要职。在我看来（无须证明），最初对罗素聘任一事的攻击，乃至麦吉罕的判决的那些说法，都不是孤立的事件。纽约布鲁克林区反动的天主教报纸《简报》公开表示希望现在走的这一步棋会成为在大纽约消灭所有市立院校（现有四所）的运动的开端。照我的看法，对这个老牌极权主义的组织采取“姑息”政策并不比对那些新的组织加以姑息更好。任何软弱畏缩都将导致新的攻击。关于哈佛方面的境况就说这么多吧，从你的观点看，我说的这些也许是无关紧要的。
你的信里使我深感不安的还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一段毫无道理的话，而是你声称对罗素提出言论自由问题感到遗憾。首先，他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麦吉罕的判决（我不能不怀疑你曾否看过这份极端荒谬的文件），之后又有其他一些人提出，最初是在纽约的一些院校，但是很快有全国各地的许多人参加进来了，他们明白消极地袖手旁观而不提出这个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就法律方面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而且还将根据与你在哈佛讼案中提出的基本相同的理由展开争辩。但是教育的问题要更宽泛，更宽泛得多。纽约大学校长蔡斯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很有勇气的信中已经陈述了这个问题。这封信最后使得该报发表了第一篇社评，虽然勉强而且措辞粗鲁，但是毕竟赞同此案应当提出上诉。如果人们因为对政治、经济、社会或道德问题表示了不符合习俗的非正统或甚至是不明智的意见（但谁人应当是有智无智的评判者呢?），把这些意见发表在面向广大公众的出版物上，就要被拒之于美国大学门外，那么我衷心乐意结束我的教学生涯。在任何院校中总会有一些豢养的学痞；总有一些生性胆怯而以教书为一种保险职业的人。如果在外界集团势力的压力下，在没有学院教师抗议的情况下，校董们被容许限定各院系只能聘用这两类教师，前景确实是阴暗的。如果我把话讲得激烈了，那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深有所感。对于罗素一家陷入的极其不愉快的处境我非常难过，但是看到有众多普通的人们为此而感到痛苦，看到罗素的案子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竟至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和抗议，我又不能不感到欣慰。如果你读了麦吉罕的判决，我认为你会像我们其他一些人那样觉得，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不会做任何漠然承认那些无耻编造的说法为真实的事情————类如《纽约时报》社论建议人们去做的事情。这些无耻的说法如果不是以编造者们的地位为其庇护，肯定是犯诽谤罪的。但是除了这些，我对罗素勇于接受这场挑战而对教学机构和教育界同行所做的贡献表示感激————因此我要擅自将此信的一份副本寄给罗素。
你的非常诚挚的
约翰·杜威
1940年5月16日
纽约 西89街1号
杜威将上信寄给罗素时附言如下
亲爱的罗素先生：
寄上我给霍金信的复件一份，阅后自明，无需解释。————我知道您非常之忙，因而不必作答。
您的诚挚而心怀感激的
约翰·杜威
怀特海致罗素
亲爱的伯蒂：
伊夫琳和我不能不趁此时刻对你说，在纽约聘任一事上我们对你深表同情。当然，你知道，我们的意见遭到诸多方面的断然反对。这封短信只是在你遭到个人烦恼时表示我们的爱和同情————
致以我们最好的祝愿。
你的永远的朋友
艾尔弗雷德·怀特海
1940年4月26日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坎布里奇街1737号
关于我为纽约市立学院聘任一事的争论在1940年并未结束。
下面两封信是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出版之际发表在1957年11月23日和26日的《泰晤士报》上的。
沃伦致《泰晤士报》的编者
先生：
罗素勋爵在一封致《泰晤士报》的信（刊于10月15日）中抱怨说，1940年纽约市新教圣公会会友和天主教徒们使他未能在法庭上拒绝他们的所谓“诽谤”。
当年法庭向他明白宣布的关于所争议的其教授职位问题的判决的官方记录清楚地表明，他的律师曾代他提出一份被法庭接受了的辩护状。他后来要重审此案的请求被法庭以下述理由予以驳回，即他丝毫没有表明有可能提出可改变法院判决的任何新的证据，而这个判决是两个上诉法庭一致同意的。
他本来也可能采取行动，为了法庭所做的那些说明而诽谤什么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情况既然如此，像罗素勋爵那样，硬说新教圣公会会友和天主教徒们阻止了他在法庭上拒绝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著作而被提出的指控，难道是公正的吗?
您的真诚的
舒伊勒·N.沃伦
巴思，达灵顿街10号
罗素致《泰晤士报》编者
先生：
贵报11月23日发表了舒伊勒·N.沃伦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表明他对事实完全无知。我将逐条回答他的问题。
首先关于“诽谤”的问题。我当时曾公开写信：“在法庭上对我的行为做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说明时，我觉得我不能不斥责他们在说谎。我从未在英国举办过裸体营。无论我妻子还是我自己从未以裸体示众。我从不喜欢读色情的诗篇。这些说法都是蓄意制造的谎言，那些毫无事实根据制造这些谎言的人对此一定心知肚明。有机会在庄严的誓言下否定这些谎言，我将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法庭却以我不是这个诉讼案件的一方为由而拒绝给我这个机会。说我犯过上述这些恶行的指控（这是由原告律师当庭提出的）并非如沃伦先生所断言的那样是根据我的著作，而是根据那些顽固分子们的病态的想象提出来的。
我无法理解沃伦先生所谓我的律师曾代我提出一份辩护书的说法。从未听说有任何代表我的律师。我也无法理解他所说的两个上诉法庭都赞同法院对我的判决，因为纽约市拒绝上诉，虽然人们曾敦促它这样做。只有对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显然无知的人才会真正推想我本来会采取诽谤的行动。原告律师在法庭上把我描写为“好色，荒淫，贪求肉欲，纵欲无度，色情狂，刺激性欲，傲慢无礼，心地狭窄，虚伪，丧失了道德品质”，竟能为人们广泛地接受，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了。
您的真诚的
罗素
梅里奥尼斯，彭赖恩丢德莱特
普拉斯·彭林
与舒伊勒·N.沃伦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是就你发表在11月26日《泰晤士报》上的那封信致函给你的。这封信涉及关于你被聘为纽约市立学院哲学教授的那场争论及随后的诉讼案，你反对我在11月23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的说法。
随信附上最高法院两份判决书的影印件，以供参考，一份是解除对你的聘任，一份是驳回你要求重审此案的申请。并附上查尔斯·H.塔特尔先生来信的复印件，他那时和现在一直是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既然你不承认有任何代表你的律师，也不承认他曾代你提出上诉，那么附上的两份判决书则证实了我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的附录中，爱德华滋教授提到奥斯蒙德·弗伦克尔先生曾是你的辩护律师，并提到他为你向上诉法院和上级法院提出上诉而没有成功。
你的非常真诚的
舒伊勒·N.沃伦
1958年1月10日
巴思，达灵顿街10号
亲爱的沃伦先生：
你1月10日的信和附寄的影印件并未证明你对1940年我的纽约案件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提到的上诉并非对此案的实质内容提出上诉，而是关于我是否应被允许作为此案的一方出庭的问题。你对整个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不甚了解。被告方面希望结束此案————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因而不愿看到麦吉罕的判决由于上诉而被推翻。所谓我知晓此案的诉讼程序，在某种狭义的法律意义上，这也许还说得过去，但是我当时是在洛杉矶忙于工作不能脱身，关于在纽约发生的事情的消息都是通过平寄邮件送来的，而诉讼程序进行得如此匆促，当我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切都已过去了。事实终归是：我未被允许作为这场讼案的一方，我未能提出上诉，在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什么之后我没有任何机会出庭作证。你提到的弗伦克尔先生是公民自由协会委派的而不是我聘请的，而且他是听命于他们的。
你的真诚的
罗素
1958年1月13日
普拉斯·彭林
菲利普·P.维纳教授致《纽约时报》编者
《纽约时报》编者：
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事对贵报《话题》栏编辑对罗素案件意欲旧事重提、荒谬炒作的那种不公正的态度和卑劣的作风表示痛心。众所周知，知识界从道德上谴责麦吉罕法官破坏世界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名誉，并谴责法庭不允许罗素涉足此案。由于这位伟大人物已年近90高龄，而且还在为维护人类而斗争（虽然我们有些人并不赞成他的单方面裁军的政策注228），我们认为你们的专栏作家应向他和文明世界道歉。
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菲利普·P.维纳
1961年10月4日
纽约市立学院哲学系
维纳致罗素
亲爱的罗素教授：
在P.E.A.注229有幸听到您的适时的讲演又在宾州铁路终点站得与您叙谈之后，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我们确实被夺走了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本来会给我们的学生带来如此之多的光明和仁爱，以致使那些黑暗腐败的恶人们在这位严重威胁着他们利益的人物面前会感到恐惧而发抖。约翰·杜威正就麦吉罕判决书涉及您论教育的著作对它作一分析。这是杜威为将由巴恩斯出版的一本书写的文章。我们系曾提出与此书编者合作，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霍勒斯·卡伦的回音，他似乎是此书的主编。
赫斯特报系的报纸把您被纽约市立学院聘任一事与对被州立法委员会（负责调查市立学院教师的颠覆性政治活动）点名的共产党人的聘任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攻击高等教育委员会，从而提议改组它，将其置于更反动的控制之下。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您也许注意到了，福德姆大学校长甘农建议调查市立学院的“颠覆性的哲学活动”!
我看到您准备在未来四年致力于哲学史的计划很感兴趣。我一向认为您的论莱布尼茨的著作就重要性而言仅次于尊作《数学的原理》和《数学原理》。如果您从原始资料即使仅仅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霍布斯、休谟、康德和黑格尔，加以类似的分析和批判的研究，那么您就会为批判的哲学史做出只有一位拥有现代分析手段又对古典文献具有亲知的哲学家才能作出的贡献。这是在对类如自由观念（自由主要是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的）那样的普遍观念的研究上把分析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会具有重大的哲学的意义。
我很想有机会同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这个课题与我办《思想史杂志》的主旨和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我可能在1940年12月28日到费城参加美国哲学协会的座谈会，届时我会打电话给您，看您当晚或翌日（12月29日，星期天）是否有暇。
您的诚挚的
菲利普·P.维纳
1940年12月8日
纽约市，康文特大街289号
又及：如果我能确知您何时有暇谈哲学史问题，洛夫乔伊教授可能乐意一道来看望您。
与罗伯特·特里威廉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鲍勃：
一年前收到你的信，我一直想给你写回信，但是我觉得自己像上帝在考虑创造世界时那样，选择此时进行创造并不比选择别的时刻有更多的理由。不过我没有像他那样等待了那么久。
我在这里已被聘为加州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和凯特出来度暑假，待到战争爆发，所以他们只好在这里上大学了。约翰酷爱拉丁文作品，尤其是卢克莱修的；很遗憾，你的《卢克莱修》和我的其他书籍都存在牛津了。（我本来打算去年春天返回英国的。）
多谢你列表指出印刷错误。
我不知道你对这场战争有何感受。我仍坚持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想象希特勒和斯大林会取胜，这是我难以忍受的。
克利福德·艾伦之死，一定使你感到极大的悲痛。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观点。
美国人都说“你在此时在这里一定很高兴”，但是除了为孩子们着想，我们并无这种高兴之感。
我们夫妇向你和贝西致深挚的问候。有暇请来信————收到老友的信是一种安慰。
永远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39年12月22日
美国加州 洛杉矶 洛林大街212号
亲爱的伯蒂：
非常高兴，前几天收到你的来信而且得知你和彼得以及孩子们（我想他们现在恐怕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一切都好。我们这里也很好————无论如何目前是这样。贝西仍很快活，虽然她的眼睛并无好转。现在是我在晚上把书读给她听，而不是她给我读了。
我们很高兴孩子们待在美国，虽然我希望他们不要永久居住在那里。目前看来事情毫无希望。我已为约翰寄去一本我的《卢克莱修》，对他或许有所帮助。并寄上我的诗集和剧作，作为圣诞礼物。当然，我并不希望你把它们从头到尾通读一过。实际上，如果你觉得一定要读它们，我建议你从末尾开始，倒着读回去（不是一行一行地倒着读，而是从后面的诗读起，一首一首地倒着向前读），直至精疲力竭。
我想我不会再写很多的诗。如果我要写的话，那也许是惠特曼式的东西，我是指在形式上，或者毋宁说某种无定型的东西；虽然没有人比W.W.注230当其灵感来时对形式更具有敏锐的感觉了，他像大多数诗人一样灵感飞扬，或者比他们更富有灵感。我完全回到了旧日剑桥读书时代对他的喜爱，对他的诗和散文的喜爱。在我看来，他的《典型岁月》（尤其是关于内战的部分）是我所知道的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我一直在读另一本美国的作品，我指的是《愤怒的葡萄》注231，这本书在加利福尼亚大概不会流行。此书对移民待遇的描写也许是不公正和夸大了的，这我无法判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般的作品。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的《南行记》现在正被人们广泛阅读，我觉得这差不多也算是一部伟著，虽则还略有不足。
我将出版贺拉斯的《书札》和蒙田两篇论文的翻译文集，年内我会寄给你，除非剑桥大学出版社遭到轰炸，不过那似乎不大可能。我还有一本散文集也准备付梓，不过今年恐难做到了。我还没想出一个书名————它是一本“文章杂集”，但是所有的同义词（杂烩集，杂拌集，等等）听起来都不够庄重，而书中有些题材却是极其严肃的。贝西不让我把它题名为《枯枝集》，因为她说那表示此书只配被烧掉。
我想，贝西很快就要给你写信，我希望以后不要又过了一年才得到你的回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斯特奇·穆尔夫妇一直在我们这里。8月份，G.E.穆尔到我们这儿做过一次愉快的访问。他正在牛津讲学，听众甚多。弗兰西斯·劳埃德说，很多教师都去听了。他们或者觉得有趣，或者有受到冲击之感。她似乎从他的讲学得到很多东西。还有一个意大利小伙子，一个活泼的男孩子，住在我家，他是L.德·博西斯的外甥，我教他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刚刚获得牛津的彭布罗克奖学金。我现在才明白了，我本应当是一个校长。
贝西和我向你们夫妇深致问候。
永远深爱你的
鲍勃
1940年2月11日
多尔京，霍姆伯里·圣玛丽
希福兹
亲爱的鲍勃：
非常感谢你赠的几卷精美的作品，它们已安全寄到，我很高兴得到这些书。
此时此刻，除了战争，很难考虑别的事情。待你收到此信时，目前这个战役的结局大概已经定了。我还记得当马恩战役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我待在希福兹的情景，那时我让你走了两英里的路去弄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如果那场战争是德皇取胜，也许会更好一些，因为希特勒要坏得多。我觉得这一次我不能做和平主义者了，我要把人类文明的未来同我们的胜利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自从公元5世纪以来，即自从先前日耳曼人使世界陷入野蛮状态的那个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事件。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在美国要被赶出教学，因为天主教徒们不喜欢我的观点。直至目前这个战役开始之前，我对教学极有兴趣（这意味着有遭受穷困愁苦的严重危险）————现在我觉得对此不堪回首。
不错，我读过《愤怒的葡萄》，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书。移民工人的问题是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人们有很强烈的反感。
约翰和凯特已安排在此间大学就读，康拉德（只有3岁）在健康成长而且很聪明。我们都非常想家，希望一弄到足够的钱就返回英国。
代向贝西问好，告诉她我将非常高兴有她的来信。约翰特别感谢你寄给他《卢克莱修》一书。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40年5月19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洛林大街212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们很高兴从你的来信得知你和你们一家的情况。在邮差就要来取走信件之前，我匆草这封短信。柏拉图的确是一个喜剧的诗人。他显然也写了一些不十分严肃的伪哲学的对话，然而却得到人们过于认真的对待。有些学者说有两个柏拉图；但是学者们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我将寄你一本翻译莱奥帕迪注232的小书。若不是你要我把他的《鹰爪豆》的一个段落翻译出来，我是绝不会动手去翻译他的，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看作这本小书的“唯一促成者”。
贝西保养得很好，只是眼睛失明愈来愈甚了。我仍在尽力工作，近来又译了些蒙田的作品，但未能写诗。向你和你们全家致深切的问候。
你的永远的朋友
鲍勃
1941年5月3日 希福兹
我亲爱的鲍勃：
很高兴收到尊译莱奥帕迪作品集，我认为译得非常好。想到我对其出版也有一份功劳，我也很高兴。
给你写信之后不久，我得到柏拉图为喜剧诗人的提示。直到这时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柏拉图的。
乔治注233新居高位注234，其感觉如何?我只是在1914年8月4日同他见过一面。过去在巴特勒学院的那些日子，有一次我待在学院院长的住宅里，在安娜女王的床上睡着了。那张床如今还在那儿吗?
你怎么会搞起蒙田来了?难道你不喜欢弗洛里奥注235?我很高兴发现通常归之于纽曼的“仁慈地带来光亮”一语实际上是公元前3世纪的克利安西斯注236所写。《新约》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完全来自斯多噶哲学。
附有给贝西的信一封。希望她的视力不要再坏下去。
你的永远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41年8月20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伯蒂：
又得到你的来信，感到极大的快乐。贝西无疑会给你写信，也许已经写了。她现在身体很好，除了眼疾之外。我现在晚上给她读内文森的回忆录，此书写得不坏。我们读威拉·凯瑟注237的一本小说，我们都喜欢它。我近来没有写很多的诗，但是我很快会把我近期所写的诗和几首旧作印作一卷寄给你，因为我所有的诗集都在朗曼出版公司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诗作中有两三首准哲学诗，也许桑塔亚那哲学的味道太重，不会得到你的赞许。我近来在读他的《论精神的王国》，此书虽然偶尔有点冗长之处，但是它比大多数的哲学更使我喜欢————不过话说回来，我毕竟不是哲学家。我希望我能理解你最近的著作，但是那对我来说是太难了。虽然我喜欢你的小的论文集子（这些论文我以前大都知道），而且觉得你所说的我大都赞同。
谈到蒙田，我不知道你是否将弗洛里奥的译文与法文原著对照过；如果没有，我想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认为值得重译蒙田的作品，————不过我只是重译我最喜欢的那些随笔或部分随笔。我也在写我自己的散文，随笔和话旧；我还想写一写几位逝去的朋友，如唐纳德·托维，克利福德·艾伦，戈尔迪·迪金森和罗杰·弗莱等人注238。因此你明白我还不可能写你；但是我也许会写到活着的朋友们，如果他们不早早过世的话。乔治注239原不想做院长，但是他不愿担任主教教职的想法却被丘吉尔置之不理，现在他当院长已经很开心了。院长住宅由于年久失修，破敝不堪，现已修缮一新，装饰完善，颇为宜人。我睡在初级评审员的房间里。安娜女王的床仍在，不过我想床上的华盖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在那里逗留游览，度过了三天愉快的时光。乔治在有人相伴时很快活，但当他孤独自处时则常常陷入阴郁的心情。他觉得他为之忧心焦虑的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我自己不大有这样的感觉，至少不常有这种感觉。他写了一本论英国社会的书，而把战争和政治等等一概撇开不谈。就我所看到的，这本书还是很好的。我想它很快就要出版了。他的儿子汉弗莱写了一本论歌德的书，当它出版时会是非常之好的（我并不是说“出版”才使它成为好书，虽然那或许也真是如此）。弗洛拉·罗素和她的妹妹上周来访，她们蛮有感情地谈到你，弗洛拉说你曾给她写过信，使她感到非常高兴。她变得更老了，而且身有残疾。6月份以后我没有见过德斯蒙德·麦卡锡，但是希望他很快会来看我们。他也愈见老了，今春又得了重病，然而他还是如以往那样可爱有趣。我们非常喜爱罗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
好啦，你务必过不久就再给我们信，那么我们也会写信给你。我希望你们夫妇身体安好，希望你们像亚美利加一样康健太平。G.E.穆尔似乎非常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我很高兴他今冬将待在那里。我希望孩子们*都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长大，不再是孩子了。向你们致深挚的问候。
深爱你的
R.C.特里威廉
1941年10月2日
多尔京，霍姆伯利·圣玛丽
希福兹
*康拉德还是婴儿，算不上儿童，但我也祝他健康。
我亲爱的鲍勃：
半年来我一直打算给你和贝西写信，但是因为忙得一无暇时，所以只好搁置，未曾动笔。你的诗集竟毁于朗曼大火，太令人痛心了。而我的书却完好无损，这使我格外高兴。我很喜欢收到你的诗，————如果你没有接到对你的感谢的话，那是因为被敌军行动所阻断了。
我未曾读过桑塔亚那的《论精神王国》，因为此书出版时我刚刚写完了评论他的文章。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喜欢我对他的评论。这个国家的哲学家们缺乏我所喜欢的某种东西，而且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所缺乏的乃是柏拉图。（不是你那个喜剧诗人朋友的柏拉图。）我无法摆脱对与行动对立的沉思的热爱。
你是否知道，泰勒斯和耶利米注240在某个时候同在埃及，也许就在同一座城里?我建议你创作一篇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写信给乔治，问问战后我的儿子可否进三一学院读书，如果可以，他会上哪个年级；乔治写来一封非常客气的回信，表示他已经有很多很多麻烦事要办。约翰现在哈佛，他将获许返回英国参军之前在那里修完他的课程（2月份结束）。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疑问，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高兴极了。他大概将在3月份回到英国。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为了消遣，他读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我正在奋力撰写从泰勒斯直至现今的哲学史。244当斯各脱·厄里根纳同法兰西国王面对面坐着用晚餐时，国王问道：“把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酒鬼区别开来的是什么?”注241这位哲学家回答道：“只有这张餐桌。”我曾与8位首相共进晚餐，但从未碰到这样的机会。
再见，祝好。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42年7月9日
宾夕法尼亚，马尔维恩一马路
小达切特田庄
我亲爱的伯蒂：
久未作复，甚歉。你最后几封信是去年7月写给我们的。我住了近两个月的医院，因为在灯火管制下海德公园角黑洞洞地，当我勇敢斜穿那里时，被撞倒受伤。情况本来可能还要更严重，不过现在在家里养了一个月，我已能像平常一样走路了，只是很容易疲倦。你过去只被自行车撞过，我却是被一辆军用汽车撞倒的。一辆军用卡车本来应当是更为可敬的，然而也许更不可爱。
特德·劳埃德今天要来吃茶点的，但是得了流感，所以只有玛格丽特和约翰来了。注242我估计你知道特德将去东方。他似乎并不在意返回美国。我们希望下周日见到他，那时我们会从他那里得知你们的情况。我很高兴你正在写一部可说是哲学和哲学家历史的东西。没有谁能比你把它写得更好。你无疑将追溯耶利米对泰勒斯宇宙论的影响。不错，写一篇他们之间的对话或许很值得一做；但是目前我对耶利米和他那本小书几乎毫无所知。顺便说一下，如果你需要一本真正第一流的论希腊原子论的著作，你应该看一看西里尔·贝利的《希腊原子论者》（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不过我想你是知道它的。我觉得他真正理解伊壁鸠鲁，而我们的朋友本注243却从未弄懂伊壁鸠鲁。我认为贝利对留基波、德谟克利特等的研究也是非常好的。
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写过一首诗了；散文写得也不多；但年内我将出版一本随笔和对话录，届时我会寄给你的，如果我能给你弄到一本的话。近来我在精神上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是一场有点从容舒畅的“mountaineering”（爬山运动）注244，我是指翻译蒙田的作品，————不是全部，而是较不枯燥的部分。有的地方他可能真是很好的。例如，我刚刚翻译的他这句有名的话：“当一个人把一切都说完了，却让他因为他说的这些话而受煎熬之苦，那就是赋予他的思想以额外崇高的价值”。
如果你能弄到一部韦利翻译的《西游记》，你应该读一下。这是15世纪中国人写的关于佛教、道教和一般人性的一个神话故事，一部拉伯雷式的、阿里斯托芬式的、圣经故事式的、伏尔泰式的杰作。这个译本于去夏出版（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约翰注245路经此地时，希望有机会见到他。我们仍在订阅《曼彻斯特卫报》，所以看到了你和彼得的信，我们很赞同你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你能来这里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也许是明年的圣诞节吧?————但是我怕不会那么快。
有一本赫斯克特·皮尔逊写的很有趣的萧伯纳传，不过大半是萧自己写的。然而在我尚未读完此书之前对萧已经有点厌倦了。雷蒙德·莫蒂默的小品文并不坏（《水道邮船》）。对《安伯利文集》有一篇很好的评论；不过我想你已经看到了。正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所以我必须停笔。
贝西和我祝你们好。
深爱你的
鲍勃
1942［1943］年1月3日
多尔京，霍姆伯利·圣玛丽，
希福兹
德斯蒙德今秋曾病得很重，但是现在似已康复。
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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