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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多拉分手的时候，她还在继续办那个学校，一直到二次大战开始以后，不过在1934年之后校址已不在泰利格拉弗宅那里了。约翰和凯特成了受大法官监护的未成年者，他们被送到达廷顿学校去读书，在那里他们非常快活。
我在昂代过了一个夏天，另一个夏天我有一段时间住在马拉加附近杰拉尔德·布雷南家，此前我对布雷南家的人都不认识，但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很讨人喜欢。我真没想到甘默尔·布雷南最后成了一位学问渊博、兴趣广泛、满腹各种稀奇不凡的知识的学者和一位动人心弦而精于韵律的诗人。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有时她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一位徐娘半老、依然秀美可爱的人。
1932年的夏天，我是在卡那封郡沃尔地方度过的，后来我把在那里的住处给了多拉。待在那儿的时候，我写了《教育和社会秩序》一书。从此以后，办学的经济负担不复存在，我再也不必为糊口而忙于写作了。既然没有当好一个父亲，我感到要写几本可能有重要意义的书的野心又复活了。
1931年在美国作旅行讲学期间，我与出版商W.W.诺顿签订稿约，撰写后来在1934年以《自由与组织，1814——1914》为题发表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与帕特里夏·斯彭斯合著的，一般知道的她的名字是彼得·斯彭斯，开始我们是在皇门（约翰和凯特失望地发现那儿既无皇，也无门）的一层楼房里写作，后来则搬到北威尔士的丢得来特堡，那时是波特迈梁旅馆的一幢附属建筑。对这件工作我非常高兴，我感到在波特迈梁的生活是愉快的。这家旅馆为我的朋友建筑师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及其妻子作家阿玛贝尔所有，他们是一对快活的伴侣。
当《自由与组织》一书竣稿时，我决定返回泰利格拉弗宅，告诉多拉她必须住到别处去。我的理由是财务方面的。我每年有为泰利格拉弗宅付400英镑房租的法律义务，这笔款项是应付给我哥哥的第二个妻子离婚后的赡养费。我还得付给多拉离婚后的赡养费以及约翰和凯特的全部生活费用。这段时间我的收入锐减。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萧条使得人们买书少多了，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已不再写通俗读物，也部分地因为我在1931年拒绝在赫斯特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巨宅中逗留所致。我在赫斯特报系的报纸上写星期论文每年带给我1000英镑的收益，但是在我拒绝在赫宅小住之后，我的稿酬就减了一半，而且很快又通知我，不要我再写论文了。泰利格拉弗宅很大，只有经过两条私人车道才能抵达，而每条车道都有一哩长。我想把它卖掉，但是学校还在那里时是无法将它在市场上出售的。唯一的希望是住到那儿去，以使其吸引可能的买主。
在已不再办学的泰利格拉弗宅又住下来之后，我去加那利群岛度假。在返回途中，我发现自己虽然神志正常，却极缺乏创造的冲动，不知道要做什么。大约有两个月光景，纯粹为了使自己身心放松一下，我致力于研究在一立方形平面上做27条直线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使我感到轻快，因为那是完全无益的，而且在以1932年为其终结的那几年成功的岁月中，我住在首都一直节俭度日。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的书。我将此书名为：《用什么方法去争取和平?》并在书中坚持我在一次大战期间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诚然，我提出了一个例外，我认为一旦建立了一个世界政府，那么用武力对付反叛者以维护这个政府的做法则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人们担心不久即将爆发的战争，我则竭力激励人们采取出于良心的抗拒态度。
然而，这种态度却不自觉地变成了虚伪。过去我能以勉强默认的态度看德意志皇帝的德国建立霸权地位的可能性，我认为，尽管这会是一个祸害，但不会是像一场世界大战那样大的祸害。然而希特勒的德国却是另一回事。我感到纳粹坏透了————残忍，偏执而又愚蠢。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理智上，他们都令我厌恶。我虽然仍坚持我的和平主义信念，但是要信守它愈来愈困难了。1940年当英国遭到侵略的威胁时，我认识到，整个一次大战期间，我从未认真地想过彻底败北的可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堪忍受的，最终我自觉而明确地决定，我必须支持在二次大战中为赢得胜利所必需的一切，不论要取得这个胜利有多么困难，也不论其结局有多么痛苦。
这是我把1901年“改宗”时形成的许多信念逐渐抛弃的最后一步。我从来不是不抵抗主义的完全的信徒；我一向承认警察和刑法之必要，即使在一次大战时期，我也曾公开主张，有些战争是正当的。但是对于不抵抗（或更正确地说是非暴力抵抗）的方法，我允许其使用的范围超过了后来经历所能容许的限度。它的确有一个重要的范围，例如甘地在印度用不抵抗的方法反对英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有赖于用这种方法所反对的对手们具有一定的品德。当印度人在铁路上卧轨，向当局挑战，待其将他们碾死在车轮下时，英国人看到这样残忍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然而纳粹在类似的情况下则会肆无忌惮地这样干。托尔斯泰以巨大的说服力量进行宣传的学说，即认为握有权力的人如果面对的是不抵抗主义，在道德上就会得到重生，这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握有权力的人不是极度残忍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说法才是对的，而纳粹的残忍是没有限度的。
不过，个人的经历与世界的状况一样促成我信念的改变。在我办的那个学校里，我发现如果要使弱者不受欺压，非常明确而有力地使用权威是必要的。类似将别帽子的饰针放在汤里害人的一些事例，是不能留待一个好的环境去慢慢管教的，因为对此必须立即采取强制的行动。在第二次婚姻中，我曾尽力保持对我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念要求我做的。然而，我发现，我的宽恕能力和可称之为基督教的爱的东西并不等于我由此而提出的那些要求，而且坚持进行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还会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对别人也得不到预期的好处。任何他人本来都可能事先告诉我这一点，但是理论把我弄迷糊了。
我不想夸大其词。我的观点从1932年到1940年逐渐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一场革命；那只是一种量的变化和重点的转移。我从未绝对坚持不抵抗主义的信条，我现在也不绝对否弃它。但是，在反对一次大战和支持二次大战之间的实际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把实际存在的很大程度上理论的连贯一致性掩盖了。
尽管我在理性上很有信心，在感情上却不无犹豫。过去我的全身心都卷入了反对一次大战的活动，而对二次大战我却是以一个分裂的自我去支持的。自1940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恢复我在1914——1918年间曾经有过的那种观点和情感的统一。我认为，在容许自己具有那种统一时，我就是让自己抱有一种并非科学理智所能为之辩护的信念。凡是在科学理智能给我以向导的地方就遵循科学理智，对于我似乎永远有着最具道德律令般的制约力，我一直遵循着这条律令，即使在它使我失掉了自己曾视为深刻的洞见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年半光景，我是和彼得·斯彭斯（有一段时间我爱上了她）一起度过的，我和她整理《安伯利文集》注186，那是我父母短暂一生的记录。在这部作品中有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我的父母不曾遇到过我们现代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激进主义颇为自信，在他们的一生中，世界正沿着在他们看来是好的方向变动着。尽管他们反对贵族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依然原封未动，而他们虽然是不自觉地，却亦受益于这种特权。他们生活在一个舒适、宽敞、充满希望的世界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完全可以赞许他们的。这使人有一种宁静之感，而且为他们树立起一块纪念碑注187，也就了却了我作为人子的一份孝心。但是我不敢夸口说这部作品确实是重要的。我有过一段缺乏创造力、不出作品的时期，但那已过去了，是转向某种不那么渺茫的事物上去的时候了。
我的下一部作品是《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在该书中，我主张，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也应有其地位，不过这个地位必须重新加以界定，而不能用自由主义的词汇来定义。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学说。该书的主题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它会比以前引起更大的注意。该书意在驳斥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不是在某个细微之点上，而是在他们共有的根本假设上，予以驳斥。我主张，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应当是权利，而不是财富，社会正义应当在于实际最大可能的权力平等。因此，只有国家是民主的，而且即使在国家民主的条件下也只有在找到制约官员权力的方法时，土地和资本的国家所有制才是一种进步。伯纳姆在其《管理的革命》中采纳了我的部分论点并将其通俗化了，但在其他方面我这本书却是很失败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我在该书中不能不说的那些话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要避免极权主义的罪恶，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极权主义的罪恶。
1936年，我与彼得·斯彭斯结婚，1937年我最小的孩子康拉德出生。这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在他出生后几个月，我终于顺利地卖掉了泰利格拉弗住宅。几年来一直没有人肯出价买下它，而现在突然来了两个买主，一个是一位波兰王子，另一个是一位英国商人。由于他们的竞争，我在一昼夜间竟使他们的出价提升到1000英镑。最后是那个英国商人获胜，我则摆脱了一直使我面临破产威胁的噩梦般的重负，因为只要我没有把这个宅子卖掉，我就得为之花费大笔的金钱，而剩下的钱就所余无几了。
由于经济的困境，我摆脱掉泰利格拉弗住宅固然值得高兴，但是离开它还是令人痛苦的。我喜欢那儿的丘陵、草原和森林，我喜欢可以在那儿登高四顾、极目远眺的塔楼居室。我了解这个地方已经40余年，而且在我哥哥在世时我一直注视着它逐渐地建筑起来。它代表着我的生活的连续性，除了工作之外，这种连续性在我的生活中远比我本来希望有的要少得多。当我把它卖掉时，我可以像那个药房老板一样说：“我的贫穷而不是我的意愿使我同意。”此后我在很长时间里居无定所，甚至觉得我不会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了。我对此深感惋惜。
写完《权力》一书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思想又转向理论哲学了。1918年我在狱中时，对于同意义有关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对这个问题我在早年是完全忽略了的。我在《心的分析》和大约同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对这些问题有所论及，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谈。我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一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在某些要点上却陷入了谬误，这会使他们背离经验论而导向经院哲学。他们似乎倾向于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在的领域而无需与非语言的事件有任何关系。我既被邀去牛津开一门包括若干讲的课，就选了“语词与事实”作为这门课的题目。这些讲稿就是1940年以《意义与真理的探求》为书名发表的那本书的初稿。
我们在牛津附近的基德陵顿买了一所房子，在那住了大约一年时间，但是只有一位牛津妇女来访问过。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后来在剑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这方面，我发现这些古老的学府是很独特的。
书 信
致莫里斯·阿莫斯
亲爱的莫里斯：
去年10月接读惠书，迄未作复。因为我当时正在美国旅行讲学，除每日工作外，无暇他顾。我本想给你回信，但是既然其时已过，所以就拖下来了。
我喜欢琼斯注188的书。看到物理学家们如何转向可怜的老贝克莱主教，是很有趣的。你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他说唯心主义诚然很时髦，但是贝克莱主教式的唯心主义却是很荒谬的；然而现在它是唯一存在下来的唯心主义形式。我不知道如何驳斥它，虽然从我的气质来说是不同情它的。当然，无论如何它应当是一种唯我论。在哈佛，我与时任主任的怀特海一起讲过这门课，我说我觉得，他的书中我无法理解而如果我是一个唯我论者才不得不相信的那些部分不大可能是我写的。不过我始终没能找到说明那些部分非出自我手的任何真实证据。
我对你书中关于英国宪法所说的一切极感兴趣，对你在进入国会之前已经写了所需50000字文稿中的46000字，尤感快慰。国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点无足轻重的机构。在19世纪直至格拉斯通进行国会改革之前，历届首相在国会遭到失败就辞职退位；现在首相们则以解散国会来威胁它。如果首相是直接选举的，由其选组政府，并且必须在5年之后或在本党舆论上有人领头反对他时才寻求重新选举，那么宪法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
我认为你对工党所讲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不喜欢他们，但是一个英国人必须有一个党，正如他必须有一条裤子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三党之中最少令人厌恶的。我之反对保守党，是出于我的性格，而我之反对自由党，则因为不喜欢劳合·乔治。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参加了一个党，就必须禁用自己的理性。我知道我的裤子本来可以比现在更好，不过我觉得它们不可能比什么都好。
不错，我从未听到过霍尔兹沃思的《英国法律史》，事实上除了梅特兰的一两本书外，我从未读过任何关于法律的著作。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此间一直百事羁身，但望秋后有机会去伦敦，很想那时去看你。
对桑格的死我极感悲痛。
对你永远怀有深情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6月16日
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注189的来往书信
亲爱的罗素：
我访问贵校时，把我唯一的一顶礼帽忘在您的接待室了。我不知道在那以后它是否有幸戴在我衷心认为比我更好的英国仅有的智慧头脑之上；或者它是否已被利用来进行物理学、工艺学、戏剧艺术或史前象征文字方面的尚不成熟的实验研究；或者它是否已自然地逸出接待室而消失了。
如果这些事件，或更确切地称之为假设，无一适用或者说无一发生，那么可否麻烦您用一褐色的纸包或者以别种隐蔽的运输方法将它寄来伦敦，并写一明信片告诉我到何处去领取?非常抱歉，我的漫不经心（那是高才大智的一个特征）使您遭受了随此事而来的种种不便。
我的确希望某个时候很快会见到您。
您的诚挚的
B.马林诺夫斯基
1930年11月13日
伦敦经济学院
亲爱的马林诺夫斯基：
我的秘书在会客室里发现了一顶礼帽，我猜想是您的，的确一看见它我就想到了您。
下星期一（17日）我要到经济学院学生会做一次演讲，除非我的智力像您那样好而记忆像您那样坏，我是不会忘了把您的帽子交给经济学院的门房，要求他立即送给您的。
我也希望我们很快在什么时候会面。前些天我结识了布里富特注190，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吃惊。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11月15日
与G.E.穆尔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
去年6月三一学院评议会给了维特根斯坦一笔资助金，使他得以进行其数学基础的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为他再争取一笔资助；评议会要求对他上次获取资助后的工作提出专家的评审报告，然后再做决定。他们委托我请你为他们写这个报告。我担心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维特根斯坦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说如果你要理解它们的话，他非得同你当面谈话向你解释不可。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不过这无疑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但我还是非常希望你乐于这样做；因为除了学院评议会给他一笔资助，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保证使他得到足够的收入以继续他的工作；我担心如果他们不能从这个方面的专家取得对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表示赞许的报告，他们给这笔资助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而你当然是写这个报告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当然会为这个报告付给报酬的。
你没有必要到这里来见维特根斯坦。他会安排在对你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去见你。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3月9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我看不出我怎么能拒绝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并写一份关于它的报告。既然这涉及同他的争论，你说得对，那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比在争论中同他发生龃龉更令人劳心伤神了。
显然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先仔细读一读他的手稿，然后再见他。你能否把他写的东西早些给我?如果可能的话，我想4月5日以前在这里见他，因为那一天我要去康沃尔过复活节，我不希望在那里的时候做任何工作，因为去年夏末以来我一直忙个不停。我不知道必需有多长时间去同他争论。4月5日以前我可以拿出3天的时间，比如说，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但要我匀出更多的时间则是困难的。你觉得这样够吗?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3月11日
彼得斯菲尔德 哈廷
比根山学校
亲爱的罗素：
维特根斯坦说，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让你一阅的东西，他已经写的一切目前还太杂乱。很抱歉，上次给你写信时我并没有弄清这一点。他只是希望有机会把他已经取得的成果解释给你，以便你有可能向评议会报告你是否认为它们是重要的，纵然你觉得它们是错的，从而使他应被赋予按同一思路继续工作下去的机会；我希望有这样一种报告对评议会来说就足够了。我觉得为了搞这样一份报告，3天的时间尽够了，而且你不必要跟他进行很多争论。他现在正写信问你，他可否星期六在哈廷或伦敦（如果你会在那儿的话）见到你，以便与你商定做出安排。我想他4月5日将在奥地利了。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3月13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维特根斯坦周末在我这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长谈。
请告诉我向评议会提交报告的最后日期，因为我此刻的印象还相当模糊，维特根斯坦打算到奥地利以后把他的工作写一个提纲，这样我要写出一份恰当的报告，就容易得多了。如果不能等到下个月左右，我将尽力根据我们的谈话写出一份报告，但我希望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他打算在5月学期开始之前带着他的提纲再到康沃尔见我。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3月17日
亲爱的穆尔：
维特根斯坦第二次来访，但仅持续了36小时，而这点儿时间要他将其所做的一切提供我一个提纲，是绝对不够的。他留给我大量的打印稿，一待我读过，我就要把它们转给利特尔伍德。遗憾的是，我病了，因而不可能像原先预期的那样很快把它们读完。不过，我想，在同他谈话过程中，我对他的要旨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他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使用“空间”和“语法”这些词，它们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着的。他认为，如果说“这是红的”是有意义的。那么说“这是响亮的”就不可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颜色的“空间”，还有一个声音的“空间”。这些“空间”显然是在康德意义上被先天给予的，或许不能确切地这样说，但至少无大差别。语法的错误来自“空间”的混淆。然后他对无限性谈了很多，它总是有变成布劳沃所说的那种东西的危险，而且每当这种危险变得明显时就必须断然予以消除。他的理论确实是重要的而且确实是极有创见的。它们是否正确，我不知道；我真诚地希望它们不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把数学和逻辑几乎弄得难以置信地深奥难解。我们可以把他所用的“空间”一词定义为某一种类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完全的集合。如果你能说“这是蓝的”，那么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即所有其他的颜色，你可以有意义地加以言说。
我十分确信，应当给维特根斯坦一个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的机会。请你告诉我这封信能否满足评议会的要求。我提出的理由是：我眼下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以至要完全通读维特根斯坦的稿子几乎是我力所难及的。不过，我将继续读它，如果你认为那实在必要的话。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5日
亲爱的罗素：
我认为，你给我的信，就现在的样子来说，作为向评议会的报告是不大行的；但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必要再费多少时间去读维特根斯坦的提纲。我认为，重要的是你要写一份正式的报告（他们也许要把它收藏在报告书卷中），不一定比你那封信长，但是要把你信中含蓄未发的一些意思很清楚明白地陈述出来。我认为，你的报告只需很清楚地说明，由于看到维特根斯坦自去夏以来所做的工作，亦即部分地通过阅读他的提纲，部分地通过他口头的解释，你在多大程度上已可对其做出评价；而且你要强调说明，你对其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认为确实应给维特根斯坦以继续其工作的机会的意见，是基于你对他的这一新的工作本身的性质所已得到的了解，而不是仅仅根据你以前对维特根斯坦的认识。你知道，评议会已经晓得你对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一般是非常推崇的，他们需要的是你对此一新的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而不是根据维特根斯坦做的任何工作大概都是重要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表示的意见。我认为，你应尽力非常简要地说明它的性质以及其创造性和重要性之所在。
写这样一个报告，怕是一件烦人的事情；不过我希望这不会费你太多的时间；我觉得重要的是它应该做。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尔
1930年5月7日
剑桥 切斯特顿路86号
亲爱的穆尔：
我刚刚把维特根斯坦的打印稿和一份正式的报告寄给利特尔伍德了，他会把这份报告交给评议会的。这个报告里说的就是我给你的信里说的那些东西，不过是用评议会能够理解的庄重的语言讲的。随信附上报告的复写件一份。
我觉得只有在我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我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而此刻我的健康是不佳的。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尔德，哈廷
比根山学校
我给三一学院评议会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的报告
由于身体不适，我未能如原来打算的那样详尽仔细地研究维特根斯坦近期的工作。我用了5天时间同他讨论，他对他的思想做了解释，并留给我一大堆打印稿，即《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我已读了大约三分之一。这部打印稿完全是一些粗略的札记，如无他的谈话之助，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实际上，我认为下述几点至少是他自《逻辑哲学论》之后提出的部分的新观点。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如有任何发生的事情，则亦有其他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说就事实的那个特殊领域而论本来是会发生的。例如，假定墙上有一块斑是蓝色的；但它本来可以是红色的或绿色的或别的什么颜色的等等。即使说它是其中任何一种颜色都说错了，但那也不是无意义的。反之，说它是响亮的，或尖声的，或用其他只适用于声音的形容词来说它，则会是无意义的谈话。因此在任何事实中都有一有关的某类可能性的集合。维特根斯坦把这样一个可能性的集合称为一个“空间”。因此，有一个颜色的“空间”，还有一个声音的“空间”。颜色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这就构成了那个“空间”的几何学。在一个意义上说，这一切都是独立于经验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通过它知道什么是“绿色的”那类经验，而不是通过它知道墙上的某块斑点是绿色的那类经验。维特根斯坦所谓“语法”一词是包括在语言上与这些各种“空间”的存在相应的东西。凡是有指谓某个“空间”的一个领域的词出现的地方，都可以代之以指谓那个“空间”的另一领域的词而不会产生无意义的话，但是不可能被代之以一个指谓属于任何其他“空间”的任何领域的词而不产生坏的语法，即无意义的话。
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涉及对数学的解释。他认为，说数学是逻辑或者说是由重言式组成的，是错误的。他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无限性”，并把无限性和可能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而可能性的概念则是他在与其各种“空间”的联系中发展出来的。他相信有他所谓的“无限可能性”，但不相信有现实的“无穷类”或“无穷系列”。他关于无限性所说的一切有某种与布劳沃说过的东西类似的倾向，这显然违背了他的意愿。我想这种类似也许并不像初看时显得那样密切。对数学归纳法他也有很多讨论。
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论是新颖的、极有创见的，而且无疑是重要的。它们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爱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本来愿意认为它们不是正确的，但是从我已读过的东西来看，我深信他应当有一个机会把它们完成，因为当其完成时，将不难判明它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
伯特兰·罗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尔德 哈廷
比根山学校
致出版商W.W.诺顿
亲爱的诺顿：
谢谢您1月14日的来信……
关于《科学的意义》一书，我有一提要，已经写了万字左右。我恐怕写不出来您所提议的那种结论。我不相信科学本身是幸福的一个足够的源泉，我也不认为我自己的科学观曾经大大有助于我自己的幸福，我是把自己的幸福归之于每日两次定规不变地排便清污的。在我看来，科学本身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能增长人的力量，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的力量。如果科学要带给人幸福，那么，除了科学，还必须加上对生活目的的评价。无论如何，我不想讨论个人的幸福，我要讨论的只是科学适于导致其产生的那类社会。我怕您会感到失望。我已不再是科学的热心鼓吹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无疑是由于身体渐衰，我开始愈来愈把好的生活看作一种保持平衡和谐的状态，而深怕过度强调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因素。这永远是上了年岁的人的看法，因而必然有一种生理的原因，但你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你也无法逃脱自己的生理机能。
对你们大西洋那边人们对《赢得幸福》一书的想法，我并不感到多么惊讶。使我大感惊讶的是，英国一班自鸣高雅之士竟对它有很好的评价。我想，不幸的人总是以其不幸而自豪，因为不喜欢人家对他说，他们的不幸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一个人因为缺少活动而心情忧郁，弄得肝胃不舒，他总是认为使他陷入悲伤的是上帝的过错，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某种堂而皇之的原因。你如果对人们说幸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会惹怒他们的。
祝好!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1月27日
亲爱的诺顿：
谢谢您2月9日的来信。我的取得幸福的方法是那些遭到轻视的哲学家们中间的一位，即约翰·洛克，发现的。您在他论教育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详细的阐述。这是他对人类幸福的最重要的贡献；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幸福则只有较小的贡献。
寄上［《科学世界观》一书的］提要，请勿以为它包含了我实际将论及的全部领域。诚然，教育必须被包括在社会技术之列，但我曾认为它是广告活动的一个分支。至于行为主义，我把它列在巴甫洛夫名下。巴甫洛夫做了华生为自己大肆宣扬的工作。
我目前已写了36000字，但在竣稿之后，直至5月底，我将仍把它留在我这里，以便进行修改，并在脚注里加上一些严酷的评论。
我已写出论“科学与宗教”一章，那显然是无神论的观点。对此您是否反对?当然，这可能使整个事情发生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而且可能使它成为一本更好的作品。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科学家们如爱丁顿、琼斯及其同道提出的种种论证，指出它们是如何的不充分，并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的信仰幸而不需要依赖它们，因为它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圣经的基石上的。如果您喜欢此书具有文学的形式，我就准备按这个意思重写这一章。现在此书写得很坦率，很真诚，而且充满了道德的严肃认真。
如果您没有来信要求把我的手稿早些寄去，那么我计划在6月的第二周寄给您，或者把它交给安斯塔德，如果他还在英国的话。早些寄去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只要它还在我手上，我总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我很高兴见到安斯塔德。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2月17日
亲爱的诺顿：
您当已知道我哥哥在马赛突然去世了。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个头衔，但没有继承一文钱，因为他已经破产了。头衔对于我是一大麻烦，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有关我的学术工作方面使用这个头衔。就我所知，只有一个办法能摆脱掉它，那就是犯叛国罪，而这会把我推上塔山注191砍头的。这个办法我也许觉得有点极端，但是我相信可以信赖您不会在广告宣传上使用我的头衔。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3月11日
致朗哈姆·布朗先生
亲爱的朗哈姆·布朗先生：
爱因斯坦声明，和平主义者的义务是拒绝任何一类的兵役，对此我衷心深表赞同，而且我非常高兴，我们时代领袖群伦、最富才智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竟会以如此明白而毫不妥协的语言宣明自己的态度。
就我而言，我虽很想望，但并不预期会有大批的人采取在战时拒绝参军的立场，我也不认为有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足以阻止战争发生。我认为，下一次战争会比迄今仍被称为“大”战的那次战争注192更凶残可怕，而且我认为各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杀害仅占人口百分之二的和平主义者。更有效的反战形式将是军需工人的罢工。但是，总的说来，我对国际协定比对个别和平主义者的行动抱的期望更大。因此，关于和平主义者的义务，我虽赞同爱因斯坦的意见，但是我对政治的和个人的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分别给以略有不同的强调。
有一点我与他和其他许多和平主义者也许有原则的分歧。如果有一个国际的权威机构并且拥有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我就准备甚至以武器装备去支持它。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3月21日
致斯泰因巴赫博士
亲爱的斯泰因巴赫博士：
关于英语，我恐怕没有什么很有用的话可说。我注意到，美国的文学家往往像学一种死语言那样学英语，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书面语只能是口头语的记录。拿我来说，我之乐于读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是因为它们具有优美和谐的韵律，也是要丰富一下自己的词汇，但我不曾想过要为学语法去读它们。
1931年，我会按照时下有教养的人们的说话习惯来界定正确的英语，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对说和写加以区别。我们一旦容许这种区别潜入，很快就会处于中国文学家的那种状况。我认识一位中国学者，他激烈主张用所谓通俗语言（白话文）代替古典语言（文言文）。我问他这个运动是否取得很大的进展，他回答说，有些时候大有进展，有些时候没有进展。他说：“例如，在13世纪曾有巨大的进展。”我不懂中文，但我推想，古典的中文（文言文）相当于拉丁文，而白话文则相当于乔叟注193作品的文字。我不希望这类事情也发生在说英语的人身上。
您的真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31年5月19日
此信和下面一封信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威尔·杜兰特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伯爵：
您能否忙中抽暇，跟我一起玩一玩哲学的游戏?
我打算在我的下一本书里对付一个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似乎总准备提出而又绝不可能给出回答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迄今一直主要是由理论家们讨论的，从伊克纳顿和老子到柏格森和斯本格勒。其结果是一种理智的自杀：思想由于其自身的发展似乎已摧毁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知识的增长和传播曾经是众多改革家和理想家所祈求的目标，但是看来带给这些热心家们的却是一种幻灭感，而且这种幻灭感也传染给了其他许多人，几乎摧毁了我们人类的精神。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人事在宇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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