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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我从中国归来，我的生活随之进入了一个较少戏剧性的时期，有了一个新的情感中心。从青少年时期到完成《数学原理》，我专心致志从事的基本工作一直是理智方面的。我想要理解而且使他人也能理解；我也希望树立一座可使我为人们所铭记的纪念碑，而我因此可以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我从中国归来，社会问题占据了我的情感的中心：战争和苏俄一样给我一种悲剧的感觉，我希望人类能学会以某种较少痛苦的方式生活。我力图发现人类智慧的某种秘密，并令人信服地公之于世，以赢得人们的倾听和赞同。但是这种热情渐渐冷下来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我已不再以巨大的倡导的热情和出征必胜的期望来坚持这些看法了。
1894年夏的一天我在听取了医生诊断之后同艾丽丝到里士满草地散步，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想要孩子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直至变得几乎难以容受了。1921年11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我才有一种被压抑的情感得到大解放之感，在之后的十年中我主要的目标就是做好父亲。就我的体验来说，父子亲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它包含一种纯然动物的爱感，和在看着雏仔那可爱的情态时感到的快乐。其次，有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感，这为连怀疑论都难以置疑的那些日常活动规定了一个目的。再次，这里还有一种自私的成分，那是很危险的，即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在他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在他因死亡或衰老不复能奋力而为时他们会继续他的工作，而且无论如何希望他们能让他臻于生物学上长生不死之境，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整个宇宙之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绝不注入未来的一滩死水。这一切都是我亲身体验了的，而且有好几年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与安静。
第一件事是要找个地方住。我打算租一层公寓房子，但是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我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房东们都不肯收我这个房客。于是我在切尔西买了一所终身保有而可自由处置的房子（西德尼街31号），我的两个大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常年住在伦敦似乎并不好，因此1922年春我又在康沃尔郡波特库诺（距地端岬约4英里）买了一所房子。之后直到1927年，我们每年差不多各有半年的时间分住在伦敦和康沃尔两处。1927年以后，我们就没有住在伦敦，也很少到康沃尔了。
在我的记忆中，康沃尔海滨之美与守望着两个健康快活的孩子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孩子们正在体会着大海、岩石、太阳和暴风雨的欢乐。我跟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远超过大多数父亲可能花费的时间。每年在康沃尔度过的半年时光，我们有固定而悠闲的生活常规。早上，妻子和我工作时，孩子由一个保姆看护，后来由一个家庭女教师照管。午饭后，我们都到离我们住宅信步可及的一处海滩上去。孩子们赤着身子玩耍，兴致勃勃地或游泳，或爬攀，或堆起一些沙堡，我们当然也参加这些活动。我们回到家已非常饿了，大吃一顿晚茶点；然后孩子们被安顿去睡，大人们则去忙他们自己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那当然是靠不住的），4月以后天气总是晴朗和煦的。但4月里春风料峭犹寒。记得4月的一天，凯特当时是两岁三个半月，我听见她在自言自语，并把她说的话写了下来：
北风吹过北极。
雏菊花落在草地上。
风吹落风铃草
北风吹向在南边的风。
她不知道有人在听她说话，她当然也不知道“北极”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对教育发生兴趣。我在《社会改造原理》中对教育问题已略有论及，但现在这个问题则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思考。我写了一本书，题为《论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1926年出版，获得畅销。现在看来，就其心理学而言，此书是有点过分乐观主义的，至于它的价值，我觉得没有什么要否弃的，虽然我现在认为，我所提出的对很小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那些方法是过于严格了。
切勿以为从1921年秋到1927年秋这6年的时光整个是一首很长的夏日田园诗。身为人父就不得不去设法挣钱。购置两处住宅差不多已耗尽了我尚有的全部存款。我从中国归来时，还没有显然可行的挣钱之道，开头我很有些忧虑。无论什么零敲碎打为报刊杂志撰稿的营生我都接受，当我的儿子约翰出生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人放烟火的娱乐，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专心去谈这么一个疏远的题目是很不容易的。1922年我出版了一本讲中国的书，1923年与我的妻子多拉合著一本书《工业文明的前景》，但是这两本书都没有得到很多钱。《原子A.B.C.》（1923）和《相对论A.B.C.》（1925）这两本小书和另外两本小书《伊卡罗斯注151或科学的未来》（1924）和《我相信什么》（1925）的销路则好些。1924年我赴美旅行演讲，挣了一大笔钱。但是直至1926年发表论教育一书之前我始终是相当拮据的。在那之后，到1933年，特别是发表了《婚姻与道德》（1929）和《赢得幸福》（1930），我在经济上才变得富足了。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是通俗性的，而且是为了挣钱才写的，不过我也写了几本比较专门的著作。1925年《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出了一个新版，我做了许多补充；1927年我出版了《物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心的分析》的姊妹篇，后者是我在狱中着手写而于1921年出版的。1922和1923年我也在国会中担任切尔西选区的候选人，多拉则在1924年为候选人。
1927年，多拉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对此我们要共同负责），要建立一所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校，以使我们的孩子能受到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我们认为（也许是错的），孩子们需要有一群其他的孩子做伴，因此再也不应该满足于离开别的孩子来孤立地培养自己的孩子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现成的学校在我们看来是差强人意的。我们需要把如下两个方面异乎寻常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讨厌假道学和宗教说教，讨厌传统学校中视若当然的对自由的众多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赞同大多数“现代”教育家们的意见，认为学院式的教育是不重要的，或者宣扬完全废除纪律。因此，我们努力招收了20名左右与约翰和凯特年龄相仿的孩子，意在整个在学期间照管培育这同一些孩子。
为了办学校，我租用了我哥哥的房子，即泰利格拉弗宅，地处南部丘陵，介乎奇切斯特与彼得斯菲尔德之间。其所以得有此名注152，乃因乔治三世时代此宅系一信号站，是一连串这样的信号站之一，朴茨茅斯和伦敦之间的电报即通过这些信号站传发。特拉法加尔的消息大概就是由此传到伦敦的。
这座房子原来很小，但我哥哥逐步将它增建了。他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在他名之曰《我的生活和冒险》的自传中对它做了详细的描写。房子很难看而且有点怪里怪气的，但是所处位置极佳。东、西、南三面视野辽阔，满眼风光；从一个方向上，你可以穿越萨塞克斯旷野而望见利斯山丘，从另一个方向上，则可以望见怀特岛和开进南安普敦的班轮。这里有一座塔楼，四面都是大窗子。我把它辟为书房，我从未见过比这景致更美的书房。
与这所住宅相映成趣的是230英亩荒凉的丘陵，那儿有些地方长着石南类和蕨类野生植物，但大部分地带是原始森林————高大华美的山毛榉和日久年深、形态特异的紫杉。森林里到处是各种各样野生的生物，包括鹿在内。距离最近的房屋是大约一英里外的几处分散的农场。往东去50英里，你可以沿着人行小径穿过那没有遮拦的光秃秃的丘陵地。
我哥哥喜欢这个地方是不奇怪的。但是他考虑不周，花掉了他的每个铜板。我付给他以比他从任何别人可能得到的高得多的租金，而他迫于穷苦不得不接受我提出的这个租价。但是他不情愿出租的，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抱怨我占用了他的这块乐园。
然而，这所住宅对于他一定也会唤起一些很不愉快的联想。最初他购置这处房产，是为了把它作为能够与莫里斯小姐快活往来的一个不惹人注意的隐居所，他在好些年里希望娶她，如果他能够摆脱掉他的第一个妻子的话。但是，他对莫里斯小姐的情爱又被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的莫利夺走了，就是因为莫利这个女人，他被他的上议院议员同僚们控以重婚罪而饱尝牢狱之苦。由于莫利，他与第一个妻子离了婚。他跑到里诺注153去办了离婚，随即又在里诺与莫利结婚。他回到英国，才知道英国法律认为他娶莫利犯了重婚罪，因为英国法律虽然承认在里诺结婚是有效的，但不承认在里诺办离婚的有效性。他的第二个妻子很胖，常穿绿色的灯芯绒灯笼裤；在泰利格拉弗宅，当她弯下身子侍弄花坛时，望着她那背影，你会觉得奇怪，我哥哥竟会认为值得为她吃那许多苦头。
像莫里斯一样，莫利和我哥哥在一起的日子也结束了，他又爱上了伊丽莎白。他想跟莫利离婚，莫利要求每年付她400英镑的生活费作为代价；在他死后，这笔钱就必须由我来付了。她大约在90岁上才去世。
接着，伊丽莎白也离他而去，而且写了一本不可容忍地刻毒诋毁他的小说，名曰《维拉》。在小说里，维拉已死；她曾经是他的妻子，据说他由于失去她而悲恸欲绝。她是从泰利格拉弗宅塔楼的窗子上掉下来摔死的。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渐渐地明白了，她的死原非偶然，而是由我哥哥的残酷无情造成的自杀。这件事使得我对孩子们谆谆告诫：“切勿跟一个小说家结婚。”
在这所能唤起我们很多回忆的房子里，我们建立了学校。在学校管理方面，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是我们本来应该预料到的。首先是资金问题。我们一定会遭到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点已变得很明显了。要避免这个结果，我们只能扩大学校和降低伙食，但是除非改变学校的性质从而向那些遵从习俗的父母们求援，我们是不可能把学校扩大的。幸而这时我从出书和赴美旅行讲学挣了很多钱。我总共做过四次旅行讲学————1924年（前已提到），1927年，1929年和1931年。1927年那一次是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所以在学校初建时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二个学期，多拉赴美旅行讲学。因此，在头两个学期中间，我们一直只有一人负责管理学校。当我不在美国时，我又必须写书去挣必需的钱。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办学。
第二个困难是：尽管我们经常非常仔细地把我们的教育原理解释给全体教员听，但是他们有些人却不能按这些原理去做，除非我们有一人在场。
第三个困难，也许是最严重的困难，是我们招收了过多的难以管教的儿童。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本应特别注意，但是在学校肇造伊始，我们却乐于接受几乎任何儿童。最愿意尝试一下我们的新教育方法的正是其儿女难以管教的那些家长。一般地说，管教之难都是父母之过，他们不明智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后果，每值假日就会重新冒将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许多孩子是残忍而好破坏的。让孩子们毫无管束地任性而为，就是建立一种恐怖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强者使弱者惊骇战栗，陷入悲惨可怜的境地。一所学校像一个世界，只有政府治理才能阻止野蛮的暴力。于是当孩子们在课下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加以监督，以制止他们残酷伤人的行为。我们把他们分成三组：大班、中班和小班。中班有一个孩子老是虐待小班的孩子，因此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大班的打我，所以我就打小班的；这是公平的。”他确实认为那是公平的。
有时候，他们的确暴露出一些恶意的动机。学生中有兄妹俩，他们有一个极爱感情用事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彼此要表示有一种特别的深情厚爱。有一天，主管午餐的老师发现已经煮好就要舀出的汤里有一小节别针。经过查问，原来是那个据说对人特有感情的妹妹放在汤里的。我们问她：“你不知道如果你把它吞下去可能扎死你吗?”她回答说：“哦，我知道，但是我不喝汤。”进一步查询完全弄清楚了，她本来是想害她哥哥的。又有一次，人家给一个孩子一对寻常少见的兔子，另外两个孩子企图把它们烧死，结果他们酿成了一场大火，把几亩地都烧黑了，要不是风向改变，可能这所住宅就付之一炬了。
对我们个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来说，还有一些特别烦恼之处。别的男孩子自然会认为，我们的儿子是受到过分偏爱的，然而我们为了对他或他的妹妹无所偏爱，除了假日之外，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个违反常情的距离。反过来，他们又忍受亲情被分隔之苦。他们要么不得不悄悄地溜走，要么必须在父母面前装作没有亲子关系的样子。在我们同约翰和凯特的关系中曾经有过的那种完满的幸福就这样被破坏了，彼此之间变得尴尬而局促不安。我认为，只要父母和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
反省一下，我觉得在我们办学的原理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年幼的孩子们在一个群体里如无一定的秩序和守则加以约束，他们是不可能快乐幸福的。放任他们自己嬉戏玩乐，他们会厌烦，转而去闹恶作剧或搞破坏。在他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永远要有一个成年人给他们提示某种使他们喜欢的游戏或娱乐活动，并且激起他们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而这是很难期望幼儿们会具有的。
另一件做错的事是夸口说我们的学校有比事实存在的更大的自由。在涉及健康和清洁卫生的地方是很少有自由可谈的。孩子们必须洗澡，必须刷牙，必须准时就寝。诚然，我们从未宣称在这些问题上应当有自由，但是那些愚蠢的人们，特别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们，竟说或者相信我们鼓吹完全取消一切限制和强制。大些的孩子，当你告诉他要刷牙时，有时他会嘲笑地说：“还把这叫作自由学校呢!”有些孩子听到他们的父母谈论在这个学校里可望得到的自由，就想试验一下，看看他们可以淘气到什么地步而不被制止。我们既然只能禁止一些明显有害的事情，对孩子们搞的这类试验倒往往感到很难应付。
1929年，我出版了《婚姻与道德》，这本书是我患百日咳病愈后口述而成的。（由于年龄的缘故注154，一直到已传染给学校里大部分的孩子，我的病才得到确诊。）1940年我在纽约遭人攻击，主要是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材料。在此书中，我发挥了一个观点，在大多数的婚姻中，不能期望有完全的忠实，但是不论双方各有什么风流韵事，夫妻仍然应当是好朋友。不过，我并不认为，即使一个妻子生了一个或几个孩子，而丈夫非其生父，继续维持这种婚姻还是有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离婚是可取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对婚姻问题有什么想法。每一种有关婚姻的一般理论似乎都会受到无法克服的诘难。也许容易离婚的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少引起不幸，但是我再也不会对婚姻问题抱一种独断的态度了。
次年，即1930年，我出版了《赢得幸福》一书，此书是给人们一种常识性的忠告：一个个人能够做些什么（不同于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的制度所能做的事情）来克服不幸的气质方面的原因。此书得到三个不同层次的读者的不同的评价。那些单纯朴实的读者（我的书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很喜欢这本书，结果使它大为畅销。反之，自命高雅之士则认为它是一本不值一顾的粗制滥造的作品，一本逃避现实的书，为下面这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张目，即认为在政治之外也有有用的事情须做须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的读者，即专业的精神病学家那里，此书却赢得很高的赞誉。我不知道哪种评价是正确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此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写的，那时我很需要自我克制，很需要总结我从痛苦经历中学来的东西，如果我要保住某种持久不愉的幸福的话。
此后几年是我极不愉快的一个时期，我在那时写的一些东西，比我现在以苍白的回忆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更能精确地描画出我的心境。
那时我通常每周为赫斯特报业写一篇文章。1931年的圣诞节，我是在大西洋上度过的，当时我正在从美国讲完学归国途中。于是我就选了“海上度圣诞”作为那一周的文章的题目。下面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
海上度圣诞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在大西洋上过圣诞节。第一次这样的经历是35年前的事了，将我今日之所感与记忆中昔日的感觉相对照，我深深地意识到老冉冉其将至矣。
35年前，我刚结婚不久，还没有生儿育女，非常快活，初尝成功的喜悦。在我看来，家庭是一种限制自由的外在力量：对我来说，世界是个人冒险的世界。我要思考我自己的思想，寻找我自己的朋友，选择我自己的家，我不顾传统，不敬尊长，除了我自己的趣味爱好，我不注重任何东西。我觉得自己非常坚强，可以独立不依，无须他人扶持。
现在我已认识到我那时还不懂得的东西，即这种人生态度有赖于一种过度充沛的生命力。我那时觉得在海上过圣诞节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乐趣，而且很欣赏船员们把它布置得具有浓郁的节日气氛。船剧烈地波动起伏，随着每一起伏，船舱床位下的全部行李箱笼从所有船舱这头到那头一齐上下颠动，轰隆作响，声如巨雷。声响越大，越是令我开心大笑：一切都饶有兴味。
人们说，时间使人变得老练成熟。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时间使人变得畏惧，畏惧使人调和随顺，而既已调和随顺，他就要极力表现得令人觉得很老成的样子。伴随着畏惧而来的是对于情爱、对于某种人情温暖的需要，以远离这个冰冷宇宙的寒气。我说的畏惧，不是仅指或主要指个人的畏惧，对于死亡或衰老或贫困或任何诸如此类纯属尘世的不幸的畏惧。我想的是一种更其玄学的畏惧。我想的是通过人生遭受的主要祸害的经验而进入灵魂的畏惧：朋友的背信弃义，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对潜藏于普通人性中的冷酷之发现。
自从上次在大西洋上度圣诞以来的35年间，对这些主要祸害的经验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不自觉的态度的性质。独立不依的精神作为一种道德的追求还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种冒险经历则不再具有兴味了。我需要有我的孩子们做伴，需要家庭生活的温暖，需要历史连续性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全体成员的支持。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人类的欢乐，大多数中年人在圣诞节所享受的欢乐，就这些欢乐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把哲学家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反之，它们的极其普通的性质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减轻人的阴郁的孤独感。
因而一度是一种快意的奇遇的海上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经历。它似乎象征着那个决心独立不依、坚持己见而不人云亦云的人的孑然孤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忧郁的心情。
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东西值得一说。家庭的欢乐，像一切温柔和洽的欢乐一样，会慢慢销蚀人的意志，毁掉人的勇气。传统圣诞节的那种家庭的温暖气氛是美好的，但是那南风、那从海上冉冉升起的朝阳，和那水天一色的地平线，也是美好的。这些事物之美并不因人的愚蠢和邪恶而减损，而且始终不渝地赋予中年人特有的犹豫不定的理想主义以力量。
1931年12月25日
正如当一个人想漠视不幸的深刻原因时自然会做的那样，我也为忧郁的心情找到了一些非个人的客观原因!我在本世纪初年曾饱尝个人的悲苦，但是那时我有一种多少有点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它使我能够看到超乎人类的宇宙之美。当人的世界似乎缺乏慰藉时，数学和群星安慰了我。但是我在哲学上的变化已剥夺了我这样的慰藉。唯我论使我感到压抑，尤其是在研究了像爱丁顿那样的对物理学的解释之后。我们以往认为是自然规律的东西看来只是一些语言的约定，而物理学实际上无涉于一个外间的世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此很相信，而是说它变成了一个萦绕我心头的梦魇，愈来愈甚地侵扰着我的想象。一个浓雾之夜，在所有其他人都已入睡后，我坐在泰利格拉弗宅的塔楼上，在一种悲观主义的沉思中表述了这种心情：
现代物理学
午夜，我独自在塔楼上，回忆着白日所见的森林和草原，大海与苍穹。此刻，当我透过南北东西四面窗子注视时，我看到的只是那反映在或隐匿在大雾弥漫的可怕昏暗中的我自己。这有什么关系呢?明朝旭日东升又会还我以外间世界的美，就如我从睡梦中醒来一样。
但是降临于我的精神的黑夜则没有那么短促，而且入睡之后就没有醒来的希望。以前，在我看来，人生的残酷、卑鄙、黯然愁苦的情绪，有如乐曲中某种不和谐的杂音，放进光辉灿烂的星空和壮阔行进的地质年代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宇宙必将归于普遍的死寂，那会怎样呢?它还是那么平静自然，宏伟壮丽。但是现在这一切已凝缩成我自己反映在灵魂之窗上的影像，透过这些灵魂之窗，我向外凝视着虚无的黑夜。星云的旋转，星辰的生灭，都不过是把我自己的感觉，也许还有其他并不比我好多少的人的感觉，联系一起的一种寻常工作中的方便的虚构。从来没有一种地牢像现代的影子物理学囚禁我们的地牢那样构造得如此黑暗和狭窄，因为每一个囚犯都相信在牢墙之外有一个自由的世界，然而现在这座监狱却成了至大无外的整个宇宙。外面是黑暗，当我死去时，内心也将是黑暗。无论何处都没有光辉，没有广大无垠的空间；有的只是转瞬即逝的平凡琐事，随后即一切皆无。
为什么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死呢?
1931年5月和6月，我向我那时的秘书佩格·亚当斯（他此前曾做过一个印度王公及其夫人的秘书）口述了一份简短的自传，那构成了我在本书中写到1921年的自传的基础。在这篇传略的末尾有一个跋，可以看到，我在那里并不承认有私人的不幸，而只承认有政治的和形而上学的理想的破灭。我把它附在下面，不是因为它表达了我现在的看法，而是因为它能使人们看到，我在适应一个变动着的世界和一种清醒的哲学上所经受的巨大的困难。
跋
自从访华归来，我个人的生活一直是快乐和平静的。至少我从我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了我曾预期的那么多发乎天性的赏心乐事，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而调节了我的生活。但是，我的个人生活虽然使我感到满足，我的非关个人情感的观点却变得愈来愈阴郁，我觉得愈来愈难以相信，我先前抱有的那些希望会在任何可预见的将来得到实现。由于关心我的儿女的教育和为他们挣些钱，我曾努力从我的思想中把那些袭我心田的非关个人的失望之情排斥出去。从青年时期以来，我一直相信有两个东西是重要的：仁爱和清晰的思维。起初，这二者多少还是有别的；当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时，我最信赖清晰的思维，而处于相反的心情时，则最信赖仁爱。逐渐地，这二者在我的情感上就愈来愈融合在一起了。我发现，很多模糊不清的思想乃是残酷无情的一个借口，很多残酷行为乃是由迷信的信仰所引起的。战争让我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人性的残酷，但是我希望战争过去以后会有一个对残酷人性的反动。俄国使我感到，不能希望从对现存政府的反叛中促进世界的仁爱，也许对儿童是例外。传统教育方法中包含的对待儿童的残酷行为是惊人的，而且对于提出较温和的教育制度的人的那种极端的憎恶也使我大吃一惊。
作为一个爱国者，英国的衰落使我沮丧，它的衰落目前还只是局部的，但不久恐将陷入远更全面的衰落。英国以往400年的历史就在我的血脉中，我本来希望把过去备受尊重的公益精神的传统传给我的儿子。在我能预见的未来世界中，这个传统将不复有其存在的余地，他若能苟全性命于世，就是他的造化了。一种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之感，使得在英国才有其用武之地的一切活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在整个世界上文明还能残存下去，我预见那将是美国或者俄国称霸世界，而无论霸权谁属，都会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一种严密牢固的组织使个人完全隶属于国家，以致再也不可能产生卓尔不群的杰出个人了。
哲学的情况如何呢?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付之于数学原理的研究，希望找到某种确实无疑的知识。尽管写出了三大卷的著作注155，但是整个这种努力在我的内心里却是以怀疑和困惑而告终的。至于形而上学，当我受穆尔的影响，最初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信仰时，我体验到相信可感世界的实在性的快乐。主要由于物理学的影响，这种快乐却一点一点地逐渐消失了，我被推向了一种与贝克莱哲学并无二致的立场，不过没有他的上帝和他那英国国教会的安然自得的情绪。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觉得那是致力于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的徒劳无益的一生。在战后的世界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达到的理想来取代我已感到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就我所关注的事物而言，世界在我看来正迈入一个黑暗的时期。当罗马灭亡时，圣奥古斯丁（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布尔什维克）还能以一个新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我对自己时代的看法则与之不同，更类似于查士丁尼时代注156那些不幸的异教徒哲学家们的观点，吉本注157描写他们在波斯寻求避难，但是他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使他们如此厌恶，所以他们又返回雅典，尽管这里的基督教徒出于宗教偏见又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就连他们在某个方面也比我更为幸运，因为他们毕竟有一种坚持不渝的理智的信念。对于柏拉图之伟大，他们决无怀疑。至于我，则在最现代的思想中发现有一种销毁伟大思想体系（甚至是晚近的体系）的腐蚀剂，而且我不相信，今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有任何东西能对付得了对他们的毁灭性批判所具有的效力。
由于习惯的力量，我还继续从事我的种种活动，而且有他人相伴，我就忘却了潜伏在我的日常事务和欢乐之下的那种绝望感。但是当我孤独自处和闲来无事时，我就无法对自己掩盖这个事实：我的生活已没有任何目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新的目的，可为之献出我的余生。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独的迷茫大雾中，这既是情感的迷雾，也是形而上学的迷雾，我找不到走出这迷雾的任何出路。
［1931年6月11日］
书 信
约瑟夫·康拉德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你的书注158寄到时，我们恰好外出几天。按照礼节，也许我应当立即告知你我已收到此书。但是我乐得先读了它再给你写信。不巧，恰好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落到我头上，两周来耗费了我全部精力。直到这一切烦恼和不安都过去了，我才有心思打开你的书，并且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来读它。
我一向很喜欢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在干塔滨一家私宅的院子里想要杀我（和其他一些人）的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在曼谷一个晚上偷光我的钱的家伙（但人数并不多），不过这些家伙在暹罗突然销声匿迹之前，却把我的衣服给刷净叠好，以便我早晨起身后穿用。我也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那里得到许多恩惠。这再加上在一个旅馆的阳台上同曾国藩大人的秘书的夜谈和对一首诗（《不文明的中国佬》）的粗浅研究，就是我对中国人的全部了解。但是，在读了你对中国问题的极有意思的看法后，我对中国的未来却抱有一种悲观的观点。
看不到你的论断之为真理的人，只能是那根本不想去看的人。尤其在你与美国分子打交道时，他们就往人们的心里吹冷气。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那诚然是一种厄运。对你的书我更有深切的感触，因为你认为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到来，这是我无法把握其确定意义的一种事情。我从未在任何人的著作或谈话中，发现有任何令人信服的东西足以暂且抑止我对支配这个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命运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悲观意识。那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体系，不甚艰深而亦不甚可信的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幻想，它不具有很高的水平，而且与一个饿汉的梦想异常相似，他梦见自己去参加有许多头戴三角帽的侍者守护的豪华盛宴而大饱口福。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希望我去相信任何理论体系的。对中国人和我们其他人，唯一的救世良方是改变人心，但是纵观以往2000年的历史，并无充分的理由期望这种改变，即使人已开始奋飞有所作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提高”，但并未做出任何巨大的改变。人不是像鹰那样高飞远举，而是像甲虫那样瞎飞乱撞。你一定注意过甲虫的飞动是多么难看、可笑和蠢笨。
你论中国人的性格的一章是人们本会期望于你的那样一种非凡的成就。它可能并不完满，但我不晓得。照现在的情况看，就其轻快的笔触和深刻的洞见而言，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缺的。我不难对它表示认同，因为我确实相信温厚纯朴近乎蒙昧未开的状态，相信同情与完全的残酷并存，相信在最明显的腐化堕落之下有着本性未泯的正直无邪。关于这最后一点，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供你思考，即我们不应该赋予那种性格的特点以太大的重要性，————这恰恰因为它并不是一种性格的特点!无论如何，它在中国人那里正如在其他种族的人类那里一样，不是一种性格的特点。我认为，中国人的腐败是基于制度的：纯粹是由于支付薪金的办法。当然，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方面，劝告臣僚诚实奉公的皇帝敕令对政府大员们不起作用。但是，中国人本质上是遵命守法的动物，在所有其他领域，应当说他们的特点是严谨诚实的。
你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甚至比使中国美国化的前景更令我恐惧，而且激起我对中国人的同情。那就是你提出的建立某种精选组成的委员会，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团体做出决定，等等等等（第244页）。如果一种被公开宣布了而有机会为民众所了解的宪法是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们又怎能信赖一种自封的而且或许是秘密的团体（它本质上必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去臧否个人或组织呢?不能想象你会是盲从陈规旧俗的奴隶或自欺欺人的牺牲品，因此我是在毫无自信的心情下来反对你所设计的方案的，这种方案由于事情的趋势（par la force des choses）和开始的方式只能变成一帮高傲自大的头头们的一种最危险的联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道义、美德和无私精神足以使任何这样的委员会不构成对一切道德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独立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委员会会变成最卑鄙恶劣的控告、密谋和争风吃醋的中心。面对着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统治及其权力手段之道德败坏，任何思想自由、任何内心和平、任何天才、任何美德、任何力图超乎卑躬屈膝的庸众之上的个性都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推想你是打算使它具有权力而且有使用这种权力的力量————否则它就会变成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仿佛是由天使（在一根针尖上可坐成千上万个）组成的了。但是我不会信赖这样一种团体，即使它是由天使组成的。……不仅此也!我亲爱的朋友，即使你罗素自己经过40天的沉思和斋戒之后亲自动手去挑选它的成员，我（用救世军的方式对你说）也不会信赖这种团体。说了这些之后，我也就很可以回到我通常的平静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对这样一种拯救中国的计策的厌恶和不信任了。
在今晨的《泰晤士报》上，我看到（我是昨天开始写这封信的）一篇评论你的《中国问题》的文章，我希望你在面对我的猛烈批评时，这篇文章会使你感到安慰而能以自持。我说这话是极认真的；但是我觉得，鉴于我年迈体弱，你绝无必要去国离乡或要求警察保护。听到我的身体因为剧烈的咳嗽病已成残疾而且我的雄心壮志已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沮丧情绪弄得无可挽回地颓靡下去，你无疑会很高兴。我这个不敬神明之徒就是这样被折磨着，而我也深切地体会到那类“超乎理解”的事物!……但是我不会请你考虑我的抑郁心情。精神失常就是这样子的。
你的————就其温和而言是真正基督徒式的————短笺刚刚收到。我很赞赏你宽恕罪人的大度，你的友好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但是我反对你轻信新闻报刊上的东西。我不知道我须呆在城里参加排演。我不知道是哪家无聊小报下的这道指令。事实是我上星期三才赶来仅仅待了4小时零20分钟；本周的某一天我也许还得去剧院造访一次（这整个的事情有如一场荒唐的梦）。我的教父（mon Compère），你不能怀疑我确实想看看这个孩子注159，他的出世才给我们之间带来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不愿意在城里过夜。实际上我怕在城里过夜。这不是说笑话。事实上我也不想公开地讲这个。我是把它作为一件伤心的事情向你吐露的。不过————这不可能持久；不久我将在一个约好的日子专诚一行去看望你们大家。在此期间，我将倾注我对他（指罗素的儿子康拉德）的爱，————特殊而独有的爱。请按照礼貌向你的妻子转达我的敬意，而且如我的真诚感情所要求的那样最热情地向我极尊敬的教母（ma très honorée Commère）致意。请继续对我这个竟敢签上自己名字的渺小而不足道的人加以宽恕。
永远是你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22年10月23日
肯特郡毕晓普斯伯恩
奥斯瓦尔兹
Wm.F.菲尔波特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现将您寄来供我阅读的一些文献资料寄回。
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爱思考的人们都投工党的票”。
爱思考的人根本没投工党的票，只有那些鼠目寸光的人才投工党的票。
从照片来看，您似乎离开摇篮不久，稚气犹存，因此我想你回家吃奶去才是聪明的。切尔西的选民需要一个富有经验的人来代表他们。听从我的劝告，把政治让给年长而成熟老练的人吧。如果你记不得1870年的普法战争或1876——1877年的俄土战争，那么你就还没有长大到足以做一个政治家。
我既能记得这些战争，也能记得1866年的战争，那一年打了撒多瓦之战注160。
那时英国不乏富有经验之士代表它们。
我担心我们再也不会有像德比勋爵（机智善辩的鲁珀特注161）和迷糊大人那样的人物来领导我们了。
您的恭顺的
Wm.F.菲尔波特
1922年11月14日
伦敦西南区 切尔西
在1922年11月15日国会大选时致切尔西选区选民书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
应工党切尔西执委会之请，我作为即将到来的大选的工党候选人来同你们见面。很多年来，我一直是独立工党的一员，我完全赞同10月26日公布的工党纲领。
自从停战以来一直在执政的这届政府，在过去四年里没有为恢复欧洲的正常生活做任何事情。我们的贸易由于丧失了顾客而大受损失。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两年里遭受到的失业和贫困之苦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想恢复某种程度的繁荣，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要有一个明智而坚定的外交政策，能导致东欧和中欧复兴并避免像几乎使我们陷入一场对土（耳其）战争那样无知而欠考虑的冒险。工党是唯一有其明智而合理的外交政策的党，是唯一可能把英国从比以往所遭受的更大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党。这新一届政府，按照它自己的支持者们的说法，其政策在任何点上都与前一届政府毫无二致。国人已逐渐认识到这届联合政府之无能，它的支持者大部分希望它自诩是一家大为不同的商号来消释选民的愤怒。这是一种陈旧的手法，有点太陈旧了，以致在今天已行之无效了。已认识到需要有新政策的人士一定会支持新的人物，而不是贴上新标签的同一些旧人。
我们需要厉行节约，但是不能损害最不幸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尤其不能损害教育和儿童保育事业，民族的未来即系于此。在伊拉克、恰纳克和其他地方浪费的钱财是完全无用的，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设法削减经费。
我强烈支持征收财产税和实行矿山、铁路国有化，使工人在这些产业中有很大的管理权。我希望看到其他产业总有一天也采取同样的管理办法。
住房问题是一个必须尽早加以讨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地价税来缓和一下住房的情况，地价税可阻止土地所有者抢占空地待价而沽。如果公共团体都能雇用建筑行会以排除资本家的利润，那么事情是大有可为的。借助这些方法或任何证明可行的方法，就一定能提供住房，满足人们紧迫的需要。
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对策是必须通过恢复欧洲大陆的正常状态以改善我们的贸易。在此期间，那些并非由于自身的过错而失掉工作的人要忍受贫困之苦，这是不公正的；因此，目前我赞成继续发放失业津贴。
我支持消除男女在法律上的一切不平等。特别是我主张每个成年公民，无论男女，都应享有选举权。
自从停战以来，由于处理不当，我国和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危险。工党有一个对付这些危险的清楚而明智的政策。我强烈反对鼓动暴力革命的主张，我相信只有通过宪法规定的方法才能使事态有所好转。但是我从某些政党那里看不到有任何改进的希望，他们主张继续奉行曾把欧洲带到毁灭边缘的糊涂的复仇政策。对于全世界，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于我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工党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些理由，我呼吁你们来投工党的票。
伯特兰·罗素
萧伯纳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如果事情由我掌握的话，我会很高兴地表示赞成的；但是，你可以想象，我有那么多应接不暇的邀约聘请，以至我不得不让工党（就我来说是通过费边社）来决定我要上哪儿去。因此你最好马上致函费边社（伦敦中西一区，威斯敏斯特，托西尔街25号）要求我去做一次演讲。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虽然我讲演时，大厅里常常座无虚席，会议表面上看是很成功的，然而那些赶来给我鼓掌的人到了选举那天却很可能去投对手的票或者根本不投票。上次大选时，我曾在13个热烈喜人的会上讲话，但是我支持的候选人无一当选。
你的忠实的
G.萧伯纳
［1922年］
伦敦中西2区
亚达菲 特伦斯特10号
又及：正如你会看到的，这是一封供传阅的信，我之所以寄给你，只是因为它说明了当前情况。我在本月2日、3日和10日已确有邀约，除此之外，什么都还定不下来。
现在劝你不要把自己的钱浪费在切尔西恐怕太晚了，在那个地方，任何进步人士都不会有丝毫机会当选的。在迪尔克时代，进步人士是激进派；但是卡多根勋爵依照时俗改造了激进派，把所有的激进派分子都驱赶过桥到巴特西注162去（竞选）了。按理说可以赢得的席位竟没有给你得到，令人感到气愤。我自己是不会花一个铜板在那上面的，纵然我能够为400名左右的工党候选人筹集资金（他们每人会向我至少要5英镑）。
与让·尼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很高兴我们就要来了。能见到您，我们两人都感到很快乐。承您盛情相邀，真是太好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没给您写信，因为我没做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因而感到有点惭愧。
尊著《战时的正义》将逐期载于《冶炼报》（La Forge），以后并拟出一单行本。我想，我本应该做得更好些。
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学一点物理学。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在思考外间世界的问题，但未得出确实明确的结论。我曾渴望给这个问题的研究一个崭新的面貌，也是徒劳。
我们将于9月初来拉尔沃思。想到我们能有一些时间同您在一起，就觉得兴奋不已。
您的非常诚挚的
让·尼科
［1919年］6月15日
法国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未能见到罗曼·罗兰，他目前不在巴黎。我将写信给他，并将您的信一起寄给他。
我们不去罗马尼亚。我明天要去卡奥尔，泰蕾兹正待在那儿。现在可望在18个月内去巴西。当然我将不再相信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个；但是我们将学到很多地理学。
我肯定准备写一篇关于外间世界的论文。圣诞节时将写出一部分来，因为我相信在卡奥尔是做不了什么事的。
我们希望得知您已返回剑桥。
您知道，能再见到您我们两人都是多么高兴。
您的
让·尼科
1919年9月28日
巴黎14区
加藏路53号
亲爱的罗素先生：
寄上筹码几何学，因为您说您喜欢它。它将发表于《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但是我忍不住现在就寄给您，作为我们谈话的延续。我希望您通篇审阅一下，但请不必非回信谈论它不可。我知道您非常之忙。
您能顺便来访，真是太好了。当我得知您要来时，就好像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跟您共处的那一天一直是我的一大快乐。
您的非常诚挚的
让
［1920年］4月20日
卡奥尔，波特兰卡路1号
我的手稿不必寄回。
亲爱的罗素先生：
您知道一家日本报纸报道了您的死讯吗?我给北京大学发电报问讯，回答是“病已康复”————但是我们可被吓得提心吊胆啊。我们希望您现在身体又很好了。
我将在2月或3月份拿一些钱离开现职，至少到明年10月以前不去谋事。我的确希望见到您。
挚爱您的
让·尼科
1921年9月22日
日内瓦，普雷涅
索内村
亲爱的尼科：
我已将你提出的问题转交怀特海了，因为我已忘记了他的理论，而且从来没有把它彻底弄懂。我一得到他的回答就会告诉你的。你的书已接近完成，我是很高兴的。书完成时请让我一阅。————我知道关于我去世的报道————那是一件极其讨厌的事情。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也登了。我现在实际上身体挺好，不过我曾非常接近死亡却没有走向疯狂————我患的是肺炎。我神志昏迷了3个星期，对这段时间我记不起任何东西，只记得梦见一些黑人在沙漠里唱歌，还梦见我想我必须向他们发表演说的一些学术团体。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当你生病时你的举止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每当你清醒过来时，你都开一个玩笑。”从来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称赞了。
多拉和我现已结婚，但是我们还是像先前那样幸福。我们一起向你们问好。在你离开日内瓦时能见到你将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将到伦敦去。
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21年10月2日
伦敦西南11区，巴特西
威尔士亲王路，奥弗斯特
兰德公寓大楼70号
亲爱的尼科：
8个月来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但是不晓得怎么的竟没有写。凯恩斯有没有给你回信?他现在忙于政治和赚钱，我不知道他是否思考概率问题。他已变成巨富，把《国民报》弄到手了。他是自由党，不是工党。
《数学原理》将再版，我在写一个新的绪论，去掉了可还原性公理，并假定命题函项永远是真值函项，函项的函项只有通过函项的值才出现而且永远是外延的。我不知道这些假设是否正确，但是把它们的结果弄清楚是值得的。
你对随信附上的这个计划有何想法?我已着手去征集论文。我问过他们是否接受法国人的文章，他们说可以，如果是用德文或英文写的注163。你能给他们写一篇文章寄给我么?我要尽我所能地支援他们。写吧。
我们一切顺遂。多拉预计在圣诞节前后生第二个孩子，遗憾的是，我在新年期间必须去美国讲学3个月。
世界局势越来越糟。不能生活在50年前真是不幸。现在上帝又在跟东京交手了。迄今为止，他都战胜了人类的战争贩子，但是战争贩子们不久就会跟他势均力敌了。
永远是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23年9月13日
伦敦西南3区
西德尼街31号
维也纳学派创始人莫里茨·石里克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衷心感谢您亲切的来信。得到您肯定的答复，令我喜出望外。既然您同意作为我们的编委之一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杂志是有保证的。您目前不能赐寄大作一篇而且在最近几个月内也难望从您在英美的朋友中征得稿件，这当然很遗憾的，但是我们一定耐心等待，乐于一直等到您有较多时间可以动笔的时候。我确信我们的计划以后会进行得很好。知道我们有您的支持，您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将与我们杂志的精神成为一体，这就已经具有重大的影响了。
谢谢您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我认为尼科先生的稿子是极应欢迎的，我们的编委绝不会有人反对采用法国人的文章，但是很遗憾，出版商（他当然是在商言商）已经申明，他目前不可能印刷任何法文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不会反对发表法国作者用德文或英文写的文章。
我已写信给莱辛巴赫，谈到您提及华沙的波兰逻辑学家的事；我想同他们联系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创刊号上不可发表过多的讨论数理逻辑或以符号形式写作的论文，以免吓跑了许多读者，我们应让他们逐渐地习惯于这种新形式。
我已要莱辛巴赫把他的一些主要论文的抽印件寄给您；希望在此信到达之前您已收到它们。
本来想向您请教几个哲学问题，但我目前忙极了。我们的“国际大学课程讲座”本周开始，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讲师和学生。如果明年有类似的机会您愿意到维也纳来，那就太好了。
再次表示感谢。
您永远非常诚挚的
M.石里克
1923年9月9日
维也纳大学哲学研究所
让·尼科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很希望把我的书《可感世界的几何学》献给您。这本书写得不是很好，但我仍希望其中有些地方可能有点价值。像这个样子，您能接受我将它献给您吗?我已拟好献词如下：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导师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
以表我深切的感恩之情注164
像这样写可以吗?此书是我的主要论著。另一论著是《归纳的逻辑问题》，是对凯恩斯的一个批评。我认为我在那里证明了，两个事例仅在数值上不同（或者说在被认为不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确可算作不是单单一个东西；我还证明了凯恩斯的变异限度并没有起他以为它能起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将在三周左右的时间付印（不过要到冬季在巴黎大学讨论会之后才能出版）。
我曾将我的手稿寄给凯恩斯，提议将他的答复与此书一起付印。但是他说他太忙，正倾全力于其他事情；而且他恐怕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对待我————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确信我提出的一些批驳是很值得他考虑的。
在身体方面，我对健康不佳的状况已经习惯了，不过这种状况还是容许有适度的生活活动的，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
祝您全家兴旺，向您们问好。
让·尼科
1923年9月17日
日内瓦，珀蒂萨空内
库德里耶路
亲爱的罗素先生：
今晨刚寄走给您的信就接到了您的信。
我愿为这份新办的评论杂志注165写一篇文章。但是我刚刚寄给《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一篇文章（论逻辑上的真值关系和意义关系），手头上连一篇半成品也没有。我曾考虑给我的书写一后续，讨论视景的宇宙，在其中对象处于（统一的）运动中，狭义相对论对它适用，一切都尽可能的简单。我将阐明观察者（更像一个天使而不像人）会观察到的东西及其可感世界的秩序。使我对这类事物发生兴趣的是这种看法的新颖性————把世界看作某种全新的东西。但这很可能是很幼稚的看法，在您看过这本书并告诉我它值得一读之前，我不打算把这种看法再讲下去。
既然您将再版《数学原理》，那么我愿提醒您，我已借助其他3个初始命题（重言式，加法律，三段式命题）证明了置换律和联合律，我只是将它们的某些字母的次序做了改动。我是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学士学位论文）里提出这个证明的。我完全忘记是怎么做的了，但是我想我也许还能把那篇论文给您找出来，如果您想要将您的5个初始命题归约为那3个初始命题（注意其中一个命题只有一个字母，一个命题有两个字母，一个命题有三个字母）。
凯恩斯回答了我寄给您的那封信。他的回答使我相信我提出的两点批评都是对的；所以我继续写我的小书。很遗憾，他对归纳理论不再做更多的工作。
你儿子拿着石块的样子的确招人喜欢。他的容貌非常好。
向您问好。
永远是您的
让·尼科
1923年9月19日
日内瓦，珀蒂萨空内
库德里耶路
与泰蕾兹·尼科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让患病不久已于上星期六去世。注166
我想在他还在这个家里、停在我身边的时候，就写信给您。在这所房子里，他做过那么多的工作，那么盼望恢复健康，————在这里我们一直是非常幸福的。
您很了解他是爱戴您的————对他来说，您是一位多么出类拔萃的人啊————您也了解他是一个生性愉快而品格高尚的人。他的死真是令人心痛欲裂啊。
多拉近况如何，请赐告。
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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