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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一艘名为波尔托（portos）的法国船从马赛前往中国。我们刚刚离开伦敦之前获悉，由于船上发现有传染病，要推迟3个礼拜才能开船。不过，我们觉得不能再重复一遍向亲友告别的种种麻烦事，所以我们到巴黎去，在那里消磨这3个礼拜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写完了关于俄国的著作，几经犹豫之后，我决定把它发表。当然，说布尔什维克的任何坏话都是使反动派大感快意的事，而且我的朋友大都认为，除非你所想的东西对布尔什维克有利，你就不应当把你对俄国的想法说出来。然而，我对一次大战期间爱国派们类似的议论就置之不理，而且在我看来，保持缄默归根到底并没有什么好处。由于我和多拉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我自然要复杂得多。一个炎夏的夜晚，在她睡下以后，我起来坐在阳台上，凝视着群星，沉思默想。我力图不带偏颇的党派感情来看这个问题，并且想象自己是在同仙后星座晤谈。我觉得，把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发表出来比秘而不宣似乎与群星更为和谐融洽。于是我继续工作，在去马赛的前夕写完了这本书。
不过，我们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在更琐碎的事情上的，购买适合过红海时穿的水手羊毛套衫以及未正式结婚所需要的其他妆奁之类的东西。在巴黎待了几天之后，我们之间曾经存在的一切隔阂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变得很快乐，无忧无虑。不过，在船上也有过不融洽的时刻。由于我不喜欢俄国而甚为多拉所轻蔑，这使我的感情很容易波动。我向她表示说，我们一道出来是犯了一个错误，最好的出路是跳海。不过，这种心情大半是天气炎热所致，很快就过去了。
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六个礼拜，因而你不能不熟悉自己的旅伴们。法国旅客大多是官员。他们比英国旅客高贵得多，后者是一些橡胶种植园主和商人。有几排座位隔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只得充当他们的中间人。有一次英国人要我谈一谈苏俄。考虑到他们是怎样一类人，我只讲有利于苏俄政府的事情，因而几乎发生一场骚动，当我们抵达上海时，我们的英国旅伴给北京英国驻华总领事馆发了一张电报，强烈要求禁止我们登岸。我们想到在西贡我们对头中的头头触了什么霉头，就感到一种自我安慰。在西贡有一只大象，它的饲养人向游客卖香蕉，游客把香蕉喂给大象。我们每人都喂它一只香蕉，它向我们做一个非常优美的鞠躬，但是我们的那个对头拒绝喂它香蕉，因此大象把脏水全部喷到他洁白的衣服上，这也是它的饲养人教它做的。也许我们对此事幸灾乐祸使他不大喜欢我们了。
当我们抵达上海时，最初无人来迎接我们。我从一开始就隐约有点怀疑，这个邀请也许实际上是开一个玩笑，为了证明这个邀请是真诚的，我曾要中国人在我出发前预先付我旅费。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花125英镑开一个玩笑，但是到了上海无人来接却又使我们担心起来。我开始想也许不得不夹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然而，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我们的朋友把船到达的时间搞错了。他们很快就到船上来，带我们去一家中国旅馆，在那里我度过了三天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尴尬难堪的日子。首先是难以解释多拉的身份。他们有一种印象，好像她是我的妻子，当我们说并非如此时，他们怕我因为他们先前的误会而感到烦恼。我对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把她作为我的妻子对待，他们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整个在华期间，我们接触过的每个中国人对她都极其谦恭有礼，盛情相待，实际上就把她当作我的妻子。尽管我们总是坚持要称她为“布莱克小姐”，他们还是对她优礼有加。
在上海时，我们是在同不计其数的人的会见中度过的，会见的除了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一般地说，来访问我们的各色人等彼此间并无密切联系；例如，日本的基督徒和由于搞爆炸而流亡国外的朝鲜基督徒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联系。（在朝鲜，那时的一个基督徒实际上就是一个扔炸弹者的同义词。）因此我们在旅馆大厅中必须把我们的客人安排在不同的桌上，整天价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来回奔跑应酬。我们还得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好几位中国人以极漂亮的英国的方式在餐后致词，不乏这种场合应有的诙谐。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人有亲身的感受，他们的英语之流畅娴熟、妙趣横生，使我们有点吃惊。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孙中山曾邀我去晚餐，但是令我永远感到遗憾的是，他邀约的日期恰在我离沪之后，因而我不得不婉拒了。之后不久，他去广东发动了后来征服了整个中国的国民运动，由于我未能去广东，所以我始终未得见他。
我们的中国朋友带我们去杭州两天，游览了西湖。头一天我们乘船环湖而游，第二天则是坐在靠背椅上被抬着游览的。西湖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美。从杭州我们去了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去汉口。如果说在伏尔加河上的那些日子是可怕的，那么在长江上的这些天则是极其愉快的。从汉口我们去了长沙，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教育会议。他们希望我们在那里待一周并且每天做一次讲演，但是我们俩都已精疲力竭了，渴望有个休息的机会，因此我们急欲到达北京。于是我们拒绝在当地停留超过24小时，尽管湖南省长本人也极尽其婉然相劝之能事，包括可以为我们开一列专车直抵武昌。
不过，为了尽可能博得湖南人的谅解，在24小时之内我讲了四次课，做了两次晚饭后讲话，和一次午饭后讲话。长沙这个地方没有现代化的旅馆，承当地传教士们的好意，伸出援手留我们住宿，但是他们说明，多拉必须和一群女传教士住在一起，我则和另一群男传教士同住。因此我们觉得最好谢绝他们的邀请，住到一家中国旅馆去。这番经历并不全是令人愉快的。臭虫大军整晚上在床上爬来爬去。
湖南督军注118举行了一次豪华盛大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我第一次遇见了杜威，他待人亲切宽厚，后来当我生病时，他对我和多拉格外关切相助。人们告诉我，当他来医院探望我时，听见我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争取和平的计划”，深受感动，当时我正在昏迷中除此语外都是热昏的胡话。在那次督军的宴会上有宾客百人左右。我们先在一个大厅里聚会，然后移至另一大厅入席宴饮，其美味珍馐，豪奢无比，令人难以想象。席间督军表示歉意说，便筵俭约，不成敬意，说他想我们乐于看到的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受到如何盛大的接待。令人极为懊恼的是，我竟想不出什么词来回敬他，不过我希望翻译把我的缺乏机智给弥补了。我们离开长沙时正值月蚀，我们看见人们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燃起篝火，敲着铜锣，以便把天狗吓跑。从长沙我们乘车直往北京，在那里我十天来才第一次洗了一个澡。
我们在北京的头几个月是一段完完全全快乐的时光。我和多拉有过的一切争论和分歧都被彻底忘却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都很讨人喜欢。工作饶有兴味，北京本身又难以相信地那样美。
我们雇用了一个男仆、一个男厨师和一个黄包车夫。这个男仆会说一点英语，就是通过他才使别人能了解我们。这个办法比在英国更有效。我们是在住进我们的住所之前一些时候雇来这个厨师的，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他做的第一顿饭是几天之后的晚餐。果然，到时候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那个男仆什么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需要一些零钱，我们在一张旧桌子里藏了我们以为有一元的零钱，我们向男仆说明其放在哪儿，要他去取来。他冷静地回答说：“不，太太，他说错了。”我们有时也雇用一个做针线活的女工。我们在冬天雇她来，夏天就不需要她来做活了。我们看到她冬天时很胖，随着天气渐渐变暖，她也渐渐变得很瘦，渐渐地以轻盈漂亮的夏装换掉了厚实笨重的冬衣，这使我们觉得非常有趣。我们的住房要配备家具，那是从极好的旧家具店里购置的，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家具店。我们的中国朋友不能理解我们何以偏爱中国的老古董而不喜欢从伯明翰进口的现代家具。我们有一位正式的翻译，他被派来照顾我们。他的英语非常好，他特别以能够用英语讲双关俏皮话而感到骄傲。他的名字是赵先生注119（Mr.Chao），我曾给他看过我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混乱的原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的文章，他说：“啊，我想，现在赵氏的来源就是先前的赵氏。”（the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注120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我成了他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和一个中国姑娘订了婚，而我还曾帮助他排除了妨碍其婚姻的某些阻难。我现在还不时地有他的消息，他们夫妇有一两次曾到英国来看我。
我讲课很忙，而且还有一个高年级大学生的讨论班。除了一人（他是满清皇帝的侄子）例外，他们全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常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他们是可爱的青年，很机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他们大都在幼时就与旧式女子订了婚，可否破除这个婚约而去娶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这个伦理问题使他们感到烦恼。在中国新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家庭的羁绊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年轻人所不能忍受的。多拉常去女子师范学校，那是培养未来教师的地方。她们会向她提出有关婚姻、自由恋爱、避孕等各种问题，她极其坦率地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在欧洲类似的学校里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来讨论的。尽管中国青年的思想是自由的，传统的行为习惯对他们仍有很大的支配力。我们时不常地举行宴会，邀请我的讨论班的男青年和女子师范的姑娘们来参加。起初这些姑娘们会躲在一间她们认为不会有男人闯进来的屋子里，我们不得不把她们拉出来，鼓励她们与男子交往。必须说明的是，一旦开了头，就无须再加推动了。
我在那里讲课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府。校长和副校长都是热心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人物。副校长是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唯心主义者之一。本来用以付教师薪水的钱经常被督军们挪用，因此，他们教书主要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为了挣钱。这里的学生应该得到他们的教授要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准备为祖国做出无限的牺牲。周围的气氛缊着大觉醒的希望。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后，中国正开始发觉现代的世界，在这时，与政府的职责相随而来的贪婪和妥协的弊病还没有降临改革者们身上。英国人讥讽这些改革者，说中国总是中国。他们要我相信，听那些浅薄轻浮的年轻人高谈阔论是无聊的；然而，不过几年的工夫，那些浅薄轻浮的年轻人却征服了中国，把英国人最心爱的许多特权给剥夺了。
自从共产党人在中国掌握权力以来，英国的对华政策比美国更开明一点，但是在此之前情形则恰好相反。1926年，在3个不同的场合，英国军队曾向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学生开枪，打死打伤多人。我曾撰文强烈谴责这些暴行，先在英国发表，随后在中国各地广泛刊载。一位在华布道的美国传教士和我有通信联系，此后不久曾来英国，告诉我，在中国人们是如此愤怒，以致所有在华的英国人都有生命的危险。他甚至说————虽然我觉得这不大可信————亏了我，在华的英国人才保住性命，因为我曾使怒不可遏的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坏蛋。无论如何，我不仅招致了在华英国人的敌视，而且被英国政府视若仇雠。
在中国的白人对很多事情是无知的，这些事情对中国人来说乃是一种常识。有一次花旗银行给我一些由法兰西银行开的支票，我发现中国商人不肯接受它们。花旗银行颇感惊异，给了另外一些支票。3个月之后，出乎所有在华其他白人银行的意料，法兰西银行倒闭了。
就我可能加以判断而言，英国人在东方与周围环境是完全隔阂的。他打马球，去俱乐部。他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得自18世纪传教士们的作品，他以对其本国智慧的同样的轻蔑看待东方的智慧。很遗憾，虽然有我们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却忽视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在东方，智慧是受到尊敬的，因此东方有文明教养的激进派对被英国的激进派所置之不顾的事情也有一种影响。麦克唐纳穿着短裤到温莎去，而中国的改革派对他们的皇帝则没有表示过如此的敬意，尽管我们的君主制与中国的君主制相比还很短暂。
至于在中国人们应当怎样做，我的看法已写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了，这里不再重复。
中国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同欧洲相比，在我们看来，它还是一个充满了哲学的宁静的国家。我们可每周一次收到从欧洲寄来的邮件，从那里来的信和报纸似乎向我们喷出一股疯狂的热气，就像炉门突然打开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流一样。由于我们不能不在星期天工作，我们就经常把星期一作为休假日，并时常到天坛去做竟日之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然后离开那儿回来准备以镇定和平静的心情面对我们自己那个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常到北京的城墙上去散步。我很清楚地记得，一天傍晚，在落日余晖中开始散步，一直走到一轮满月冉冉东升。
中国人有（或者说曾有）一种幽默感，我觉得很投合我的脾性。也许共产主义已经扼杀了它，但是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常常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书里的人物。有一天，天气很热，有两个胖胖的中年商人邀我乘汽车下乡去看一座非常有名而已半就圮毁的塔。到那儿以后，我沿着阶梯盘旋而上，原以为他们会跟着上来，但是到了塔顶我才发现他们还在下面地上。我问他们为何不上来，他们异常严肃地回答说：
“我们曾考虑上去，而且讨论了是否应当这样做。双方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由，但是最后有一点使我们做出了决定。这座塔随时可能倒塌，我们觉得，万一它真的倒了，最好有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能够证明哲学家是怎样死的。”
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天气太热，他们又胖，所以爬不上去。
许多中国人的幽默搞得很微妙，越是别人弄不明白，越是逗趣。我要离开北京时，一位中国朋友赠我一段很长的古典作品中的文字，是手刻在一块极小的板面上的，字迹细微难辨；他又将这段文字用优美的书法写出送给我。我问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等您到了家的时候去问翟理斯教授吧。”我听从他的意见这样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师的卜辞”，在这段卜辞中，巫师只是劝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国朋友是拿我打趣，因为我总是拒绝对中国人当前的政治难题给他们提出建议。
北京冬天的气候很冷。几乎老是刮着凛冽的北风，挟来一股发自蒙古山脉的寒流。我得了支气管炎，但是没有注意它。病情似乎已经好转了，有一天，应几位中国朋友之邀，我们从北京乘汽车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到一个有温泉的地方。旅馆供应上好的茶，有人说吃茶太多不明智，那会使你在筵席上失掉胃口的。我反对这样明智的考虑，理由是上帝最后审判那一天会做出判决的。我说的不错，因为这是我又能吃一顿饱饭之前三个月说的。饮茶之后我突然开始打颤，大约打颤一小时的光景，我们决定最好马上返回北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汽车轮胎被扎破了，而在修补轮胎的当儿，发动机冷却了。这时我已近乎神智昏迷了，几位中国仆役和多拉把汽车推到一个山坡上，在下行时发动机才渐渐开始启动了。就因为这一耽搁，北京的城门在我们到达时已经关闭了，打了一个钟头的电话，城门才给我们开了。当我们终于回到家时，我实在病得很厉害了。还未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陷入昏迷。我被送进一家德国医院，多拉白天护理我，在北京的唯一一位英国职业护士晚间护理我。有两周时间，医生们每天晚上都以为等不到天亮我就会死了。这段时间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除了一些梦。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认识那位护士。多拉告诉我，我病得很厉害，差一点死了，我却回答说：“那多有趣呀”，但是我的身体太虚弱了，不到5分钟就把这忘记了，她不得不向我再说一遍。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尽管在我脱离昏迷之后一个月左右，他们不断地对我说我本来随时可能死去，但是我决不相信。他们找来的那位护士工作相当出色，第一次大战期间她是塞尔维亚一家医院的护士长。整个医院被德国人占领了，护士们都被移往保加利亚。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她和保加利亚王后变得如何亲密。她是一个有很深宗教信仰的人，当我病情开始好转时，她告诉我她曾认真考虑过让我死掉是不是她的职责。幸而她的职业训练比她的道德感要强得多。
整个康复期间，我都是极端快乐的，尽管我还很弱而且身体很不舒服。多拉全心全意地照料我，她的真心诚意使我忘记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在我康复的初期，多拉发现她怀孕了，这对我们两人都是莫大幸福的一个来源。自从我和艾丽丝在里士满草地一起散步以来，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我心中愈来愈强烈，以至它最后变成了一种令我意醉神迷的热望。当我发现我不仅要自己活下去而且要有一个孩子时，我对自己身体恢复的情况变得完全不在意了，尽管在康复期间陆陆续续小病未断。我的病主要是双肺炎，另外还有心脏病、肾脏病、痢疾和静脉炎。然而，无论什么病都没有妨碍我感到异常的快活，而且虽然医生对我病的预后不抱乐观，但是在我复原以后却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躺在床上想到自己不会死了，那真是出人意表的乐事。直到此前，我总以为自己根本上是悲观主义的，活着没有多大的价值。我发现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误的，人生对于我是无限之甜蜜可爱的。北京雨少，但是在我休养康复期间，却下了几场大雨，从窗子透进来湿润的泥土的芳香，我过去常想如果再也闻不到这种香味，那该多不开心啊。对于阳光和风声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在我的窗外有几株刺槐，在我刚刚恢复到有力气来赏玩它们时，它们正好鲜花盛开。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了，在心底里，我是乐意活着的。大多数人无疑总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过去却不知道。
人们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我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我。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那样我本会变成一个神，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倒颇为风雅。
在北京，那时有一个苏俄的外交使团，使团人员对我非常友好。他们有北京最好的香槟，慷慨地供给我饮用，因为对肺炎患者来说，香槟显然是最适宜的饮料。他们先是常常带着多拉，后来则带着多拉和我，驱车到北京邻近地区游览。这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但也有点令人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开车也像搞革命一样胆大包天。
我能活下来也许应该感谢在北京的洛克菲勒机构，它提供了一种能杀肺炎球菌的血清。在这一点上我尤其要感谢他们，因为我在此前后，在政治上都是强烈反对他们的，而他们也是以与我的护士所感到的同样的恐惧来看待我的。
日本记者不断地打扰多拉，在她要护理我的时候来访问她。最后她草草敷衍了他们一下，于是他们就叫日本报纸说我死了。这个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和我离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的英国报纸上。幸而，法院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否则离婚一事又会被延搁了。不过这个消息却使我得到阅读我的讣告的乐趣，这是我一直想望但并不期待它会实现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份传道会的报纸登了仅只一句的讣告：“对罗素先生之死请原谅传教士们闻讯之下松了一口气。”当他们发现我竟未作古时，恐怕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叹息吧。我死了的消息曾使我在英国的一些朋友感到悲痛。直到我哥哥拍电报来问我是否还活着之前，我们在北京对此事毫无所知。我哥哥在电报中同时也说他觉得我不大会死在北京。
康复期间，我最苦闷难耐的一段日子是患静脉炎而必得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床上的6个星期。为了多拉分娩，我们急于要回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否做得到却似乎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感到焦急不安，当医生们说别无他法只有等待时，我们就更是焦躁了。但是，困难总算及时解决了，7月10日我们终于离开了北京，虽然我当时还很虚弱，只能拄着手杖蹒跚而行。
我从中国回国不久，英国政府决定处理庚子赔款的问题。义和团被打败以后订立的和约规定，中国政府应向所有受其伤害的欧洲列强付一笔年金。美国人非常聪明，决定放弃这笔赔款。中国在英国的朋友们敦促英国也照此办理，但徒劳无功。最后决定，中国人不是支付罚款，而是付出一笔对中英双方都有利的款项。究竟应以什么形式支付这笔款项则留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委员会须有两名中方成员。当时麦克唐纳是首相，他邀请洛斯·迪金森和我为委员会的英方成员，并且同意我们推荐的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之后不久麦克唐纳政府倒台了，随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通知迪金森和我不再聘请我们担任这个委员会的职务，而且他们也不接受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理由是我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政府答复说它要求我推荐的这两位中国人为中方成员，而不愿以任何他人代之。为取得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所做的这次非常微弱的努力就此结束了。在工党执政与中国友好的时期所取得的唯一一件成果是山东将为英国海军提供高尔夫球场，而且不再向中国商界开放。
在我患病之前，我曾答应离华后去日本旅行讲学。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缩短为讲演一次并减少对各类人士的访问。我们在日本过了忙乱的12天，那些天远不是愉快的，虽然很有趣。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原来缺乏高尚礼貌教养，要避免他们的无端打扰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仍然很虚弱，我们急欲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劳累，但结果应付记者却成了一件难事。我们的船抵达第一个港口时，尽管我们的行踪尽力保密，还是有大约30名记者已经候在那里，不过他们只能通过警察获悉我们的行动。由于日本报纸曾拒绝更正报道我死的消息，多拉给每家报纸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说因我已死，恕不接受采访。他们拉着嗓子从牙缝里说一声：“嘿!信雨奇（很有趣）!”注121
我们先到神户拜访《日本纪事》主编罗伯特·扬。船逼近码头时，我们看见有大队人群打着旗沿道而来，船上有识得日文的人大为惊讶，发现一些旗上表明是来欢迎我的。随后才知道这原来是在码头上举行一次大罢工，因为除了对外国贵宾表示敬意，警方是不容许人们成群列队的，所以这就成了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的唯一办法。示威者们由一位叫香川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领导，他领我去参加几个示威集会，我在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罗伯特·扬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上世纪80年代离开英国的，因此没有染上后来的思想堕落。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幅很大的布拉德洛（Bradlaugh）的画，他对布拉德洛由衷地崇拜。我认为，他办的报纸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报纸，最初是他从做排字工人的工资节省下来10英镑做资本办起来的。他带我去奈良，那是一个十分优美的地方，古老日本的流风余韵至今犹存。之后我们落到了一份名曰《改造》（Kaizo）的新式杂志的编辑们手中，他们领我们游览了京都和东京，他们总是有意地把我们来游的时间透露给记者，因此我们被他们的闪光灯无休止地跟踪追击，甚至我们已经睡下了，他们还要来拍照。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邀请了一大批教授来拜访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对我们的款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同时有警察特务紧紧尾随在我们后面。在旅馆里，紧邻我们住室的那个房间总会有一帮子警察带一台打字机占住。侍者们对我们敬若皇亲贵戚，总是鞠躬如仪地倒退出房间。我们想说：“这个侍者真讨厌”，而马上就听到警察的打字机在咔嗒咔嗒地打字了。在教授们为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每当我与任何一位教授畅谈之际，就会有人打开闪光灯来拍照，结果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日本人对待妇女的态度有点粗鲁。在京都我和多拉两人的蚊帐上都有洞，所以我们半个晚上都被蚊子咬得不能入睡。到了早上我向他们诉苦。第二天晚上我的蚊帐给修补了，但是多拉的蚊帐却依然如故。第二天我又向他们抱怨时，他们竟说：“但是我们不晓得那对妇女有什么要紧的。”一次，我们与当时也在日本旅游的历史学家艾琳·鲍尔同乘一列郊区车，车上已座无虚席，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很友好，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让多拉坐了。另一位日本人于是又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又让艾琳·鲍尔坐了。这时那个日本人对我这种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行为非常厌恶，几乎要使浑耍蛮了。
我们见过的日本人中，只有一个人我们的确是喜欢的，她就是伊藤小姐。她年轻而且美丽，与一位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一起，而且同他有了一个儿子。多拉对她说：“你不害怕政府当局会做出什么不利于你的事来吗?”她把手在咽喉处横切一下说：“我知道他们早晚会这样干的。”后来在发生地震时，警察到她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住的房子找到了他们两人和他们的一个小侄子（警察以为是他们的儿子），说他们是警察局通缉的人物。到了警察局，他们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被警察勒死了。这些警察炫耀说他们并没有很为难那个小孩，因为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们已设法和他交了朋友。这些警察成了民族英雄，在校儿童都要作文赞美他们。
我们冒着酷暑经过10小时的旅程从京都到横滨。到那里时已夜幕降临，我们受到一连串镁光灯爆响的欢迎，每一响都把多拉吓一大跳，更让我担心我们走岔了地方。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团无名怒火，自从我想勒死菲茨杰拉德以后，这是我唯一一次发这么大火。我追那些拿着闪光灯的小子们，但是走路还一瘸一拐地，我怎么也捉不住他们，这倒万幸，因为否则我一定会犯杀人罪的。一位很有胆量的摄影师成功地拍下了一张我两眼闪着怒火的照片。若是没有这张照片，我想不到自己看上去会是如此这般完全发疯了的样子。这张照片是把我介绍给东京的引言。此时此刻我所感到的愤怒之情，与举行反英暴动的英属印度人注122或被一群叛乱的有色人种包围的白人所必然感到的那种怒气正自相同。于是我体会到，要保护自己家人不受异族的伤害，也许是人可能具有的最野性最激烈的感情。我在日本经历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份日本爱国派杂志发表了一篇假冒我的对日本民族的告别辞，鼓动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沙文主义精神。我从未向这家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寄过这个告别辞或任何其他告别辞。
我们从横滨出发取道加拿大太平洋航线回国，无政府主义者小杉和伊藤小姐来送行。在亚细亚皇后号轮船上我们感到周围气氛骤变。多拉怀有身孕的情况尚非一般人能看得出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船上的医生以其职业的目光瞧着多拉，而且我们得知他已把他的观察转告其他乘客了。因此，几乎无人要同我们谈话，虽然人人都亟欲给我们拍照。唯一愿同我们谈话的人是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及其随行人员。因为船上其他那些人都想跟他谈谈，所以对他总是跟我们在一起颇为着恼。经过一场多事的旅行之后，我们在8月底抵达利物浦。那天正下大雨，而人们此前都在抱怨天旱不雨，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确实到家了。多拉的母亲站在码头上，一边是来欢迎我们，一边是对多拉羞于启齿的事情给她以明智的忠告。9月27日，我们结婚了，成功地匆匆通过了王室讼监的监督，虽然这需要我在查林克罗斯广场注123讲台上以万能上帝的名义宣誓，多拉是我已与之正式交合的女人。11月16日，我的儿子约翰出生，从此刻起，在许多年中，我的儿女是我生活的主要兴趣所在。
书 信
袁琼生注124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们非常高兴，您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华抵达本埠，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自从1919年以来，学生界似乎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因为他们已经准备迎接中国社会的一个革命的时代。在那一年，约翰·杜威博士极其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
但是我胆敢代表大多数中国学生向您说几句话：
杜威博士在这里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大多数学生并不满意他的保守的学说。因为我们大多希望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知识；一句话，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我们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我们希望您，先生，能提供我们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再者，我们希望您来纠正杜威博士这位美国哲学家的学说。我们希望您在中国具有与在英国不同的绝对自由。因此我们希望您在这里能取得比杜威博士更大的成功。
我本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旧日的学生，在上海曾多次见到您，头一回是在东方大旅店首次开会欢迎您的那个晚上。
您常常引用的老子那句箴言的开头一语应当改一下，“Creation without Possession”注125较先前的翻译更好些；这个翻译更符合您所说的：“the creative impulse and the possessive impulse”（创造的冲动和占有的冲动）。尊意以为然否?
您的兄弟般的同志
袁琼生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联盟书记）
1920年（11?）10月6日
中国 上海
霞飞路渔阳里6号
湖南教育总会的来信
先生尊鉴：
敬启者，敝省教育制度方值初创，近年内战频仍，迭经纷扰，亟待贤智学者，有以教我、助我。
先生道德文章，名高望重，为我国人所最景仰推重。我湘人尤切望亲聆先生之教言，为我指南。
日前本会尝命在沪代表李石曾先生邀请先生莅湘来访，蒙先生慨允，不胜感激。本会拟于10月25日举行盛会，敬待先生赐教。兹派昆朝书先生代表我全体同仁专诚迎接先生，请早日光临。
湖南教育总会 敬上
（印章）
1920年10月11日 长沙
致《国民报》注126
以下记述写于扬子江上。
自从我们乘船抵达中国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时光，迄今我们完全是在多少有些欧化的中国学生和记者中间度过的。我讲演已不计其数，————讲爱因斯坦，讲教育和社会问题。学生们有惊人的求知欲。你一讲开了头，他们的眼中就流露出饿虎扑食般的神情。他们对我处处敬重有加，使我深感不安。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他们盛宴招待我们，把我当作孔子第二来欢迎。那天上海的所有中国报纸都登了我的照片。布莱克小姐和我都不能不到数不清的学校、教师会、各类大会上去演说。这是一个有着鲜明对照的国家。上海大部分是颇为欧化的，更几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布告和广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楼大厦都是大公司、官厅、银行之所在；一切都显得十分富丽堂皇。但是那些僻街小巷则仍然完全是中国式的。上海是一座面积与格拉斯哥相当的大城市。欧洲人看上去几乎都是凶恶而讨厌的。中国一家主要报纸请我们到一座现代化的建筑去吃午餐，这幢楼房建于1917年，拥有最新式的设备（除了整行铸排机外，这种机器还不能用于中国的方块字）。报纸编辑部在楼房顶层招待我们一顿中国饭菜，有米酿美酒，菜肴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也得用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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