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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原理》完成了，我感到有些清闲，不知该做点什么。这种感觉使人觉得愉快但又有点令人迷惑，就像出狱一样。那时，由于对自由党人和上议院之间围绕着预算和议会法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我感到自己有从政的趋向。我向自由党总部申请了一个选区，并被推荐到贝德福德去。我被接受并给自由党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反应热烈。然而，讲演之前，我被带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受到一次常规的盘问，我记得大致意思如下：
问：你是英国国教徒吗?
答：不是，我受的教育不信奉国教。
问：现在仍然如此?
答：不，我并非一直如此。
问：我们可否认为你是位不可知论者?
答：是的，这正是你们必须理解的。
问：你是否还愿意偶尔到教堂去?
答：不，我不会的。
问：你妻子愿意偶尔去教堂吗?
答：不，她不会。
问：你是不可知论者这事是否会传出去?
答：是的，这也许会传出去。
根据这些回答，他们不选我而选凯拉韦先生为他们的候选人。凯拉韦后来成为邮政大臣，在大战中持有正确意见。他们必定感觉到他们幸好没有选错了人。
我也庆幸我未被选上。正当贝德福德审慎考虑时，我收到了三一学院数学原理课讲师的聘书，对我来说，它比政治更有吸引力。但如果贝德福德接受我的话，我或许就会辞掉剑桥的工作。1910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剑桥定居下来。202我和艾丽丝在布里奇街有公寓，而我在尼维尔巷工区还有几个房间，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些房间。它们是我1894年离开剑桥后，第一个完全由我自己独享的地方。我们卖掉了我们在巴格利林地的房子，看来生活将步入一个新的轨道。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1910年1月的选举中，当时我还住在巴格利林地，我想我应该尽我所能支持自由党人，但我不想支持我所住的选区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誓约。因此我决定支持河对岸的邻近选区的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菲利普·莫雷尔，他和我的妻兄洛根是牛津大学同学。洛根曾热情地喜欢他。菲利普·莫雷尔已同奥托兰·卡文迪什·本廷克女士结了婚，她是波特兰公爵的妹妹。我们都还是孩子时，我对她就稍有了解，因为她有一个叫斯科特夫人的姨妈，注152住在哈姆·康芒。关于斯科特夫人的房子，我清楚地记得两件事，可是都与奥托兰无关。其中一件是在一次儿童聚会上，我第一次尝到冰激凌。我还当那是普通的布丁，就吃了一大匙，吓得我大哭起来，使大人们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事。另一次经历更令人不快，在她家门口下车时，我跌倒在石子铺的路上，伤到了我的小便，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每日两次坐热水浴并用海绵轻轻敷拭，而在此之前人家一直告诉我不要去注意它。这使我很莫名其妙。菲利普刚和奥托兰订婚时，洛根妒火中烧，很不友好地取笑她。然而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过去我总是不时去看她和菲利普，但我从来对他评价不高。而由于我清教徒的偏见，她过分地使用香水和脂粉，也使我不快。克朗普顿·戴维斯最早修正我对她的看法，因为她为他的地价组织的工作得到了他的赞赏。
在1910年1月的选举期间，我大多数晚上忙于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菲利普·莫雷尔，而大多数白天则用于游说替他拉票。记得有一次我在伊弗莱向一位退休上校拉选票时，他冲进大厅里大叫：“你以为我会投那个无赖的票?滚回去!不然我就放狗咬你!”我几乎跑遍了牛津到卡弗舍姆之间的每一个村镇。在竞选的过程中，我有许多机会进一步了解奥托兰。我发现她对所有的人都极为和善，对于公众事务极为认真。但是菲利普，却和邻近选区的所有自由党议员一样，失掉了他的席位。后来在伯恩利提供给他一个新选区，他从1910年12月直到“吊死德皇”的选举注153为止，一直是那里的议员。结果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常看到莫雷尔夫妇。然而，1911年3月，我收到邀请，去巴黎做三次演讲。一次在索邦，两次在其他地方。赴法旅行在伦敦过夜最方便，我要莫雷尔夫妇将我安排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的房子里。奥托兰有着相当惊人但非常优雅的品味，她的房子非常漂亮。在艾丽丝看来，其中存在着贵格会教徒的禁欲主义与其兄的唯美主义之间的冲突。她认为，在个人生活比较公开的场合，遵循最好的艺术标准是对的。如在客厅或讲台上的穿着。但是在她的本能中，在只关系到她自己的地方，贵格会教徒的朴素无华便占了主导地位。例如，她总是穿着法兰绒的睡衣。我总是喜欢美的事物，但我又没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奥托兰房间的气氛给了我自第一次结婚以来一直渴望的某些东西。我一进她的房间，就感觉脱离了外部世界的烦扰而得到了安宁。当我3月19日去巴黎途中到达那里时，没料到菲利普必须去伯恩利，留下我和奥托兰两人在一起促膝谈心（tête-à-tête）。晚饭时，我们谈到伯恩利，谈到政治以及政府的罪恶。晚饭后，谈话逐渐变得亲密。我羞怯地逐步接近她，使我吃惊的是她没有回避。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想到，奥托兰会允许我和她发生关系。但是随着夜色渐浓，想和她做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最终这种欲望被克服了，而我惊奇地发现我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她也爱我。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和艾丽丝以外的任何女人发生过完整的关系。由于一些外界的和偶然的原因，那晚我和奥托兰没有完全交融，但是我们都同意尽快地成为情人。我的感情强烈得无以复加，简直不考虑一切后果。我要离开艾丽丝，也让奥托兰离开菲利普。至于菲利普会怎样想、怎样感觉我根本不在乎。即使我知道他会杀了我们俩（如怀特海夫人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这样做），为了一晚的欢娱，我也情愿付出这个代价。9年来强烈的自我克制已到尽头，此时我也不想再克制下去了。然而，这一个晚上不是安排将来计划的时候。我们初次接吻时已经很晚了，其后虽然到凌晨4点我们都没去睡觉，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去巴黎，在那儿我必须用法语对富有批评精神的听众讲演。很难将我的思绪集中于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猜想我的讲演肯定很糟。我生活在梦中，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真实。奥托兰要到斯塔德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去，我们安排好我去那儿和她一起待三天。去之前，我和艾丽丝一起在费恩赫斯特过周末。那个周末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牙医。牙医告诉我，他认为我得了癌，并向我推荐了一名专家，然而，这位专家早已外出度复活节假期去了，三周内根本见不到他。接着我告诉了艾丽丝关于奥托兰的事。她勃然大怒，说她坚持提出离婚，并把奥托兰的名字端出来。奥托兰为了她的孩子，也由于对菲利普极为真诚的感情，不愿意和她的丈夫离婚。因此，我必须顾全她的名声。我告诉艾丽丝，无论什么时候她愿意，都可以办离婚，但是一定不准将奥托兰的名字扯进来，而她坚持扯进奥托兰的名字。当时，我平静但坚决地告诉她，她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她这样做，我就自杀而使她不能得逞。她也看出我说到做到，对此她变得怒不可遏。几个小时的风暴之后，我为她准备荣誉学位考试的外甥女卡琳·科斯特洛讲解洛克的哲学。后来我骑自行车离开，我的第一次婚姻到此终结。我再也没有见到艾丽丝，直到1950年，我们才像友好的老相识一样见面注154。
从这里我直奔斯塔德兰，我仍然相信我已得了癌症。在斯沃尼兹奇，我雇了一辆老式马车，马慢得叫人难以置信，它悠闲地上坡下坡，我简直要受不了了。但是最终，我看到奥托兰坐在路边的松树林里。我下了车，让马车夫驮着我的行李继续走。在斯塔德兰度过的三天三夜，在我的记忆里，是我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的少数片刻，而我过去几乎从未有过。当然，我没有告诉奥托兰，我有理由担心我得了癌症，但是这种可能得癌症的念头，好像是从毁灭之神口中夺取快乐的感觉，而且通过增加其强度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幸福感。当牙医告诉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祝贺神终究在幸福似乎在望时抓住了我。我想在我内心某些隐秘之处，我相信有一位神，它的快乐就在于巧妙地折磨人。但是在斯塔德兰的三天，我感觉到这位恶意的神毕竟没有完全成功。当我最后终于见到那位专家时，结果是根本没有癌症那回事。
奥托兰身材高挑，有一张瘦长的马脸，一头美丽的秀发，颜色不同寻常，多少有点儿像橘子酱的颜色，但更深一些，善意的女士们以为是染的，实际上不是。她有着非常柔美的、响亮的嗓音，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她很害羞，而起初，我们彼此都很害羞，但我们相爱甚深，而那种逐渐消失的羞怯，正是一种平添的快乐。我们彼此真诚而不落俗套，都是传统的贵族，但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刻意不表现出这样。我们都憎恨残酷、特权阶层的傲慢以及贵族的狭隘心胸。但是我们在自己选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却都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缺乏了解，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共有着由这种现状导致的一切复杂的感情。我们之间有一种与她生命同在的深切同情。尽管我们在1916年终止了情人关系，我们仍然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奥托兰对我有很大影响，而她的影响几乎全是有益的。当我的举止像个学究或者道学先生，或在谈话时表现得独断专行时，她就嘲笑我。她逐渐纠正了我的信念，我因可怕的邪恶而亢奋，而这种邪恶只能以坚韧的自制才能加以管束。她使我不像以前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自以为是。她有极强的幽默感，我渐渐意识到不自觉地引起这种嘲讽的危险。她使我过去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大大减少，使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吹毛求疵。当然，在多年单独生活之后，仅仅幸福的爱情本身就使一切事情都更为顺利。许多男人都怕受到女人的影响，但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恐惧。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精神上的需要绝不下于肉体上的需要。至于我，我从我曾爱过的女人身上受益良多，假如没有她们，我就会心胸狭窄得多。
斯塔德兰相会之后，各种困难开始引出麻烦。艾丽丝仍然怒气冲冲，洛根完全和她一样狂怒。怀特海夫妇这时表现得极为友善，最终说服他们抛掉离婚非得把奥托兰扯进来的念头，于是艾丽丝认定在那种情形下离婚就不值当了。我曾希望奥托兰离开菲利普，但我很快就懂得这是办不到的。同时，洛根找到菲利普，强迫他接受条件，而菲利普转过来就强加给奥托兰。这些条件带有繁重的法律义务，严重干扰了我们爱情的欢乐。其中最坏的是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夜。我也怒不可遏，同菲利普、洛根和艾丽丝一样大发雷霆。奥托兰觉得所有这些非常难堪，它产生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很难再享受初欢之乐。我逐渐觉察到奥托兰生活的完整性，觉察到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拥有的一切对于她的重要性。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的了。这种不平等使我变得妒忌和苛求。然而，一开始单是我们相互热情的强度就足以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她在奇尔特恩的佩帕德有一所小房子，供她在7月度夏。我住在离佩帕德六英里的伊普斯，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快中午才到，到午夜离开。那年夏天格外地热，有时阴凉处的气温都到华氏97度注155。我们总是在山毛榉林子里吃午饭，然后回家饮晚茶。那个月我非常幸福，虽然奥托兰的健康状况不好。最后她不得不去马林巴德，后来我去陪她，不过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秋天她回到伦敦，我在靠近大英博物馆的伯里街找到一处单元房子，这样她可以来看我。当时我一直在剑桥上课，我总是早上赶回来，准时5点半赶回去上课。她总是忍受着可怕的头疼，从而使我们的约会扫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本应该更加温存体贴，但我做得很不够。尽管如此，我们整个冬天只有过一次认真的争执，起因是我责怪她太宗教气。可是我逐渐心烦意乱，因为我觉得她关心我不像我关心她那么多。这种感情也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把她实际上健康不佳当成是对我的冷淡，但情形肯定也不总是这样。当时我正患牙龈脓溢症，使我呼吸气味难闻，虽然我没有觉察，但她并不愿意提起这事。只是在我发现了这病并把它治愈后，她才告诉我这对她有多大影响。
1913年年底我到罗马去看她，但是菲利普也在那儿，这使得这次拜访十分不愉快。我同一位德国女士交朋友，她是我夏天在加尔达湖认识的。夏天，我和桑格花一个月时间从因斯布鲁克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圣·维吉利奥峰，在那儿碰上一群朋友，其中有圣·费利克斯学校校长西尔科克斯小姐、梅利安·斯塔韦尔及其门生，她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我们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桌旁，就议论她已婚还是独身。我说她是离婚的。为了证实这点，我就去结识她并且发现我猜得完全正确。她的丈夫是位心理分析专家，显然由于职业上的规矩使他不能和妻子相处融洽。结果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离婚了。但是一旦面子上大家满意时，他们又复婚了，后来还一直过得很美满。她年轻漂亮，有两个小孩子。那时候我压倒一切的热望是想要孩子，甚至看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我几乎都忍不住内心的痛苦。我和这位女士交上朋友，我们到乡间远足，我希望同她做爱，但是我觉得我首先应该向她讲明奥托兰的事。在我谈奥托兰之前，她原是默许的，但是说了以后她又不愿意了。然而，她决定的那天，本来可以不必顾忌她的反对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虽然其后几年间，我还能听到她的消息。
1913年对我来说一个重要事件是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友谊，由于我们都是奥托兰的朋友而相识。我欣赏他的小说已有好多年，但是没人介绍我还不敢贸然谋求结识他。我怀着焦虑的期待到他在肯特郡阿什福德附近的寓所去。我第一个印象令人惊异，他讲英语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使人联想到大海。他从头到脚都是有贵族气派的波兰绅士。他对大海的感受，他对英格兰的感受都带着一种罗曼蒂克的爱————这是一种远距离的爱，足以使这种浪漫爱情不受任何玷污。从他年幼时开始，他已经热爱大海，他告诉他父母他想献身航海事业，父母鼓励他加入奥地利海军。可是他想去冒险，想去热带海洋和黑暗森林所包围的奇异的河流，而奥地利海军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这种心愿。当他想去英国商船上找工作时，他的家人都吓坏了，可是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谁都能从他的书中看出，他是位十分古板的道德家，在政治上绝不同情革命者。我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左，但是在某些极其根本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却惊人地相同。
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关系与过去我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一样。我很少去看他，而且长年如此。表面上看，我们几乎形同陌路，但是我们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却有某种相同的观点。正是它从一开始成为维系我们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原谅我引用他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是我们相识不久后写的，本来我觉得出于谦逊我不应该引用，但是正因为它准确表达出我对他的感觉，我还是引出来。他表达的也是我有同感的这句话，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深深仰慕之情，即使你再也见不到我，或者明天就忘掉我的存在，这种对你的仰慕之情（usque ad finem）也将永远不变。”
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最欣赏的一部题为《黑暗的心》的可怕故事。他讲的是一位相当软弱的理想主义者被热带森林的恐怖和在野蛮人中的孤寂感所逼疯。我想这个故事最完整地表达出他的人生哲学。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接受这种形象，我感到，他认为文明开化的、道德上可以容忍的人类生活好像是在刚刚冷却的熔岩薄壳上危险地行走一样，它随时都会裂开，使人还没警觉到就掉进火焰的深渊。他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人们极易染上各种各样情绪激昂的疯狂行为。正是这点使他深信纪律约束的重要性。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观点正好是卢梭观点的反题：“人生而戴着枷锁，但是他能变得自由。”我相信康拉德会说，人变得自由不是来自放纵他的冲动，不是来自随意和不加控制，而是通过克制任性的冲动来达到重要的目的。
他对政治制度并不怎么感兴趣，虽然他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感。对英国的热爱和对俄国的憎恶，这两者都在《特务》中表现出来。在《在西方眼里》一书中，他强有力地表达出无论对沙俄还是对俄国革命的憎恨，他对俄国的厌恶在波兰是一种传统的情感，不过他走得更远，到了连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不承认的地步。有一次他对我说：“屠格涅夫是他唯一喜爱的俄国小说家。”
除了热爱英国和憎恨俄国之外，他并不怎么关心政治，使他感兴趣的是个人的心灵面对着大自然的冷漠和常常面对人的敌意，受制于导致毁灭的好或坏的激情的内心斗争。孤独的悲剧占有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大部分。他最有代表性的故事之一是《台风》，故事中的船长是个头脑单纯的人，以坚定不移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他的船渡过难关。风暴过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妻子，诉说经过。在谈到他自己所起的作用时，他写得十分简单，他只不过履行了自己船长的职责，就像任何人都会期待他的那样。但是读者通过他的叙述，都会觉察到他所做的一切，他的胆识和他的坚毅。这封信在寄出之前，被他的服务员偷看过，但是却没有被另外任何人看过，因为他的妻子觉得信内容乏味，没看就把它丢在一边。
孤独感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这二者似乎占据了康拉德大部分想象力。《群岛的弃儿》和《黑暗的心脏》一样，都是有关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而《埃米·福斯特》这个极为动人的故事则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故事讲述一位南斯拉夫农民在去美国途中，成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他漂流到肯特郡的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人都怕他，虐待他，只有埃米·福斯特除外。她是一个头脑简单，长相平常的姑娘，在他挨饿时给他送面包来，最后还嫁给他。但是他发烧时又恢复讲母语时，她也不禁产生一种对他的陌生的恐惧感，抱起他们的小孩，离开了他。他在孤独无助中死去。我有时想，身处英国人中的康拉德感受到多少像这个人一样的孤寂，并且用多么坚强的意志加以抑制。
康拉德的观点远不是现代的。现代世界有两种哲学，其一来源于卢梭，把纪律约束看成是不必要的而丢在一边；另一种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有最充分的表现，它把纪律约束看成主要是从外界强加的。康拉德信奉较老的传统，认为纪律约束应该来自内部。他鄙视无纪律约束，但也憎恨只是外界强加的纪律约束。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自己的观点同他一致。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话越来越亲密，我们似乎从表面上一层层深入，直到渐渐达到中心火焰。我得到的经验与我以前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同，我们互相注视，半惊半醉地共同进入这样一个状态。这种情绪就像热烈爱情一样强烈，同时包容一切。离开时昏昏然，很难塌下心来干日常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康拉德，直到1921年我从中国回来。那年，我长子诞生，我想让康拉德当他的教父，但尽可能不要正式的仪式。我写信给康拉德说：“我希望得到你的允许，给我儿子取名约翰·康拉德。我的父亲叫约翰，祖父也叫约翰，曾祖父也叫约翰。我觉得叫康拉德这名字有好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而且照惯例送我儿子一只杯子。
我很少见到他，因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住在康沃尔，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我收到他一些有趣的信，特别是一封谈及我论中国问题的书。他写道：“我一直喜欢中国人，甚至在尖竹汶（Chantabun）的一所私宅的院子里想谋杀我的那几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甚至那个某晚在曼谷偷走我所有钱的家伙（当然我不特别喜欢）。不过他还先把我的衣服刷干净，折叠平整，好让我早上穿出去，才消失在暹罗的茫茫人海之中。我从各式各样中国人那里得到过许多帮助，这些再加上有一天晚上在一家旅馆的游廊同曾大人的秘书谈话，还有泛泛地研究一首诗‘不信上帝的中国佬’，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全部。不过在读过你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有趣的见解之后，我对他们国家的未来，有一种极为悲观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使人寒透了心”，进一步他说，因为我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之上————“这种事情我不能赋予任何确切的含义，在任何人的著作或谈话中找到足以使我信服，能和我的根深蒂固的统治这个人类世界的宿命论观念相抗衡的东西”。他接着说，虽然人已能飞上天空，“可是他不是像鹰那样飞，而是像甲虫那样飞，你一定注意到，甲虫飞得有多丑、多蠢、多可笑”。在这些悲观论调中，我感到他显示出的智慧。比起我对中国美好未来多少人为的希望更为深刻。必须承认，迄今的事态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这封信是我和他最后的联系，我没有再见到他，和他交谈。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街对面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十分认真地交谈。他们正好站在我祖母旧居的门外，这房子在她去世之后成为艺术俱乐部。看来他们正在严肃地交谈，我不想打扰他，就走开了。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注156，我真后悔当时我没更大胆一些。现在这所房子也不在了，让希特勒炸毁了。我觉得，康拉德正渐渐被人遗忘，但是，他的强烈而热情的高贵与尊严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从井底看到的星星一样闪烁。我希望我能使他的光芒也照耀他人，就像照耀我一样。
1914年春天，我应邀在波士顿做洛厄尔讲座讲演，同时在哈佛大学担任短期哲学教授。我宣布我的洛厄尔讲座的讲题，但却想不出讲些什么。我坐在穆勒福德“木槌与楔子”旅馆的大堂考虑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有什么可讲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对此要做一系列演讲。1914年元旦，我从罗马回到剑桥，想着该是我准备好讲演的时候了。我安排请一位速记打字员第二天过来。尽管她来了以后，我向她讲什么一点谱都没有，可当她一进房间，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从这时起就有条不紊地口授下去，一直到全部工作完成。我向她口授的内容后来作为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哲学上应用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
3月7日我乘“毛里塔尼亚”轮船起程。休·贝尔爵士也在船上。整个航程中他的太太都在找他，要不就是看见他和漂亮女孩在一起。自从“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被击沉之后，每次我碰到他，他都坚持说他所乘的船就是卢西塔尼亚号。
我直接从纽约到波士顿，在火车上我的两位邻座谈论乔治·特里威廉，使我感到好像在家一样。在哈佛，我见到所有的教授。现在，我骄傲地宣称，我极其强烈地厌恶洛厄尔教授，因为他后来帮助谋杀萨柯和万塞蒂。当时我没有理由讨厌他，但是后来他显示出作为社会大救星的品质这种感情就强烈起来。每位介绍给我的哈佛大学教授都向我说出这一段话：“罗素博士，如你无疑已经觉察到的，我们哲学系最近蒙受三大损失，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受尊敬的同事，威廉·詹姆斯教授，他的逝世令人悲痛；桑塔亚那教授出于对他来说充分的理由，已经定居欧洲；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罗伊斯教授已经得了中风，但幸运的是，他还在我们中间。”这些话说得缓慢、严肃而且夸大其词。到这时，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应付一下。当下一次我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我以最快的速度说出这段话。不过这招并不管用，教授回答我：“是的，罗素博士，正如你刚才谈到的，我们哲学系……”于是这段话一直讲到它不可变更的最后一个词。我不知道这种事是由于教授的关系，还是美国人都是这样，不过我认为可能是前者。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有关哈佛大学教授的事实：当我同他们聚餐时，他们总会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虽然我事前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已经不得不自己找到他们的家门。哈佛的文化水准有限，美术教授斯科菲尔德居然认为阿尔弗莱德·诺伊斯是位非常杰出的诗人。
可另一方面，哈佛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在上面提到的三大损失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中心之一。1896年我曾在哈佛同威廉·詹姆斯在一起，我也非常赞赏罗伊斯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课程的决定。桑塔亚那和我哥哥是好朋友，我从1893年起就认识他。我非常敬佩他，但同样我们之间也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三位的传统依然强大，拉尔夫·巴顿·佩里尽力取代他们的地位，他受到所谓“新实在论”的极大影响。他娶了贝伦森的妹妹，可是他还是显示出某种新英格兰的道德风尚。这使得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智能上完全垮掉了。有一次他在我房间里，见到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鲁珀特·布鲁克注157。鲁珀特刚从南洋群岛回英国路过这里，大谈特谈该地区由于停止吃人的风俗而导致男子气概的衰微。佩里教授感到不解，难道吃人习俗不是一种罪恶吗?我绝不怀疑，当鲁珀特死去时，佩里教授一定参加把他神化。我认为他并不能认识到，他在我房间里认识的轻浮的年轻人，就是为国捐躯的金发之神。
不过，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哈佛的学生令人赞赏。我教一个研究生班，12个人，通常每周一次同我一起用茶。其中之一是T．S．艾略特注158，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阿波林耐克斯先生”，谈到这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略特写诗。我想他那时已经写了《一位夫人的肖像》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事不该提起。他极端沉默，只有一次讲了一句打动我的话。我当时赞美赫拉克利特，他评论道“是的，他总使我想起维永注159”，我想他这话讲得太好了，以致我还希望他讲点别的。使我感兴趣的另一位学生叫迪莫斯，他是希腊人，他的父亲受传教士影响改宗，成为福音派牧师。迪莫斯在小亚细亚长大，当上当地一个小图书馆馆员。他读遍该馆所有藏书后，感到小亚细亚再也不能提供给他什么了，因此开始存钱，直到他买得起到波士顿的统舱船票。到了波士顿，一开始在餐馆做侍者，后来进入哈佛。他很用功，具有相当的能力，自然而然，他最后当上教授。他的智能并没有摆脱掉通常的局限性。1917年，他向我解释，虽然他能看透其他交战国所陈述的参战理由，而且明显看出他们的论点都是骗人的鬼话，可希腊的情形就不同，它参战完全是出于真正道义上的考虑。
哈佛一学期的讲课结束之后，我又在其他几所大学做了个别讲演，其中我到过安·阿伯，校长非常自豪地指给我看校园的新建筑，尤其是图书馆。图书馆似乎有世界上最科学的卡片索引，而且集中供热方法也特别时髦。当他给我解释所有这些时，我们站在大厅的中央，其中摆着漂亮的书桌。我问道：“有人来这里读过书吗?”他似乎很惊讶，然后说道：“当然，那里不是有人正在读书吗?”我们走过去，发现那人正在看小说。
我从安·阿伯去芝加哥，在芝加哥，我同一位妇产科专家及其家人住在一起。他写过一本妇科病学的书，卷首彩色插图画的是子宫，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我感到有点尴尬，最后把它送给我一位医学界朋友。在神学方面，他是位自由思想者，在道德方面，却是一个古板的清教徒。他显然具有极强的性欲，他的脸显出由于强烈自制而毁损的痕迹。他的太太是位漂亮的老妇人，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相当精明，但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让人讨厌。他们有四女一子，儿子在大战后不久去世，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儿到牛津大学跟吉尔伯特·默里学希腊文。当我住在巴格利林地时，她曾经带着她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英国文学老师的介绍信来见我和艾丽丝。我只在牛津见过她几次，可是我觉得她非常可爱，很想更多地了解她。当我要去芝加哥时，她写信给我，并邀请我住在她父母家。她到车站接我，我立刻感到同她在一起比在美国见到的其他任何人都更自在。我发现她写的诗相当好，她对文学的感受力十分突出，非同寻常。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夜，第二夜我和她在一起，她的三个姐妹给我们站岗，一旦她的父亲或母亲走近就报警。她非常可爱，但在平常意义下不是很漂亮，但却热情有诗意，而且不可思议。她的青年时代孤独而且不快乐，似乎我可以给予她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约定她尽可能到英国来，我们可以公开地生活在一起，要是以后我离婚手续办妥，也许就结婚。其后我回到英国，在船上我写信给奥托兰，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我的信正好和她写给我的信错开，她希望我们以后的关系保持是柏拉图式的。我的消息和我在美国已经治好牙槽脓溢症使她改变了主意。奥托兰要是愿意，仍然可以做我非常可爱的情人，想离开她似乎完全不可能。可是过去很长一段，她和我很难达到最佳境界。6月我回到英国，发现她在伦敦。每周二我们一起到伯纳姆林区过一天，这些探险的最后一天恰值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时奥托兰处于巅峰状态。这期间，芝加哥的女孩劝诱她还蒙在鼓里的父亲带她到欧洲来。他们8月3日起航。当她到达时，我除了战争之外什么也不想，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公开反战。我不希望由于私人的丑闻使我的处境复杂化，因为这就会使我所可能讲的任何话变得无足轻重。这样一来我感到我无法实现我们以前的计划。她留在英国，我和她不时地发生关系。但是战争的震撼扼杀了我对她的热情，我伤透了她的心。最后她患上一种罕见的病，一开始瘫痪麻痹，然后使她精神失常。她精神失常时，我告诉她父亲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24年，那时瘫痪已经使她不能行走，但是发病中间她还有清醒的时候。不过我同她谈话时，我还能感到在意识中潜藏着黑暗的疯狂的思想。我明白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她精神失常之前，她具有罕见的杰出头脑和不同寻常的可爱性格。要是没有大战的干扰，我们在芝加哥制订的计划会给我们两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现在我仍然感到这个悲剧所带来的悲哀。
书 信
亲爱的罗素：
现在才感谢你寄赠《哲学文集》实在太晚了，但是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我对这些文章极感兴趣的明确无误的证据。因为我正在精心地为“粉刷的坟冢”注160————我们对哥伦比亚《哲学杂志》等等的称呼————写三篇评论文章。你别指望我完全同意你的所有见解，不过，无论你会对我的意见怎么看，我总是觉得你的见解，还有穆尔的，有助于我应该欢迎的那种哲学的重建。我们太习惯不喜欢千篇一律，而不喜欢或许是比明确地喜爱更深一层的显示出我们真实的本性，因为喜爱可能是环境产生的结果，而不喜欢只是它们产生的逆反心理。
我本来希望6月去剑桥，但现在安排我去加州，我还从未去过加州，这使我感到既高兴又遗憾。不过人的一生中能到西部走一趟似乎不错，特别是当我希望不久把脸果断地转向相反方向的时候。
再一次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那本书。
你的真诚的
G．桑塔亚那
1911年1月15日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殖民俱乐部
亲爱的伯蒂：
我已经收到艾丽丝的信。我不禁要说，我是多么地悲伤，为你也为她————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我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善良和禁欲，你总是同我在一起————我将总是想到你————在做着这件确实困难的事————直到你告诉我不要这样为止。
琼·E．哈里森
（1911年6月）
剑桥纽石姆学院
不必回这封信，原谅我写了它。过去的几天你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不想见人，但你无论何时来，我都会高兴。
我亲爱的伯蒂：
得到你的消息，我和莫利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仅仅知道你所说的那一点儿。最初的热爱已经过去，而你们都感觉对方难以相处，但我们希望还不至于到最后分手的地步。修养好的人一旦他们同意求同存异，总能设法共处一室，我希望为了你们俩的安乐，也为了你们的朋友们，仍然可以这样维持下去。不过这当然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决断。
同时，我们只能对这种重新调整造成的困扰以及开始似乎看好的结合的破裂感到难过，破裂的婚姻总是一场悲剧。
永远爱你的罗素注161
1911年6月6日
奇切斯特电报屋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非常感谢你善意的来信。如你所知，这个决定注162不是突然的或轻率的，现在虽然痛苦些，但我感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双方无疑都会更快乐些。
我的确比以往更少见到你————我真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事务和工作似乎越来越使我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住在牛津期间，除非离开，几乎无法摆脱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中年的本质，但我并不觉得我的情感由此变少了————只不过外表看来像受苦而已。
请代我向玛丽致意。
永远是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11年6月11日于
剑桥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我刚刚接到一封电报，告诉我卡琳已通过她的优等荣誉考试。我禁不住要写信，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因为你对她通过考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最诚挚地感谢你。我不禁希望能诱导她在同样性质的工作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她看起来有能力将它做好，这或许能“使她成材”。所以我请求你继续把这个孩子挂在心上，同时建议她去做你认为值得她去做的任何事情。
对于你和艾丽丝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不说什么，只是向你致意并对由此肯定遭遇的痛苦表示同情。同时请你相信B．B．和我对你永远不变的友情和祝福。
永远爱你的
玛丽·贝伦森
1911年6月17日于
（佛罗伦萨）塞蒂纳诺
塔蒂
（摘自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来信）
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注163愿意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满足罗素先生的愿望，但是在理解他的观点上有些困难。例如，像那个小蠼螋，如果罗素先生怀疑它在他房间里出现而感到不便的话，用一小时2先令雇一个捕鼠人（也惯于捉蠼螋）来寻捕并察明，所备工钱总数不超过10先令（10s．）。这个小虫子如果捕获的话，将被视为罗素先生的财物，但是无论捉住与否，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成为解除罗素先生与威廉斯和诺盖特先生的合同的理由。罗素先生进而抱怨他不认识中国皇帝，这没有任何理由被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认为是他们的失察和疏忽。罗素先生本应在签约前规定采用的先决条件。至于罗素先生关于他的早餐的记忆和他一而再地警觉怕他下一顿饭中毒，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对于罗素先生的难堪处境表示最深的同情。但要指出的是，这次抗议不应向他们提出，而应向三一学院的厨师长提出。同时，他们相信，套用罗素先生自己的话说，提醒他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职责之外。这句话就是：一位哲学家不应总是把他的心智集中在这类事情上。他们进而谈到，他们的资深编辑十分感激罗素先生直率地承认，一个秃头的人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人，而他的下一句话在同事之间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三位编辑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外表，至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就外貌而言，能称得上是明显地“平常”。或许罗素先生指的是派瑞斯先生注164?但是，如果指的是他，我们就完全不明白那位诗人指的是谁了?我们几乎要冒昧地提出删除所有这些人物论述，这些论述只让某一个人高兴时，却几乎总是把痛苦带给别人。
1911年8月10日
伦敦 科文特花园广场
亨瑞达大街14号
《家庭大学丛书》社
亲爱的罗素：
我将我能找到的弗雷格寄给我的、我论述其著作的札记全部寄给你。
哈代注165告诉我，你把“亡妻的姐妹法案”译成逻辑符号系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否寄给我收入“B——R——先生的哲学”?注166哈代还告诉我，你用一套无限复杂的伪命题，证明上帝的存在注167。能否也寄给我?
你的永远的
菲利普·儒尔丹
1911年8月26日
马丁莱路淘气小旅馆
格奥尔格·康托尔，下列信件提到的主人公，在我看来，是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所提到的与彭加勒的论战仍然如火如荼（1949年），尽管最初的两位主角早已谢世了。读过下面的信后，人们不无惊讶地得知，他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但他神志清楚时，仍潜心创造无穷数理论。
他给我一本关于培根——莎士比亚问题注168的书，封面上写着：“我知道你的座右铭是‘康德还是康托尔’，而把康德描写成‘对数学的了解少得可怜的彼岸诡辩的门外汉’。”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今天偶然碰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格奥尔格·康托尔。他在英国居留期间主要的愿望是同你会面并谈论你的著作。当他谈起剑桥大学，知道我多少认识你时，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你得原谅我自吹还认识一位英国Mathematiker注169而且我还得答应他尽力设法，看他能否见到你。他预计星期二访问剑桥，星期四访问牛津，眼下住在南肯辛顿内温广场62号，为期一周。
见到他真是一大乐事，虽然我同他谈了近4个小时，简直把我累垮了。要是你愿意见他的话，你会和我有同感。他就像雾中号角一样大谈数学————对我!————以及他的培根理论。注170
你能否写几句给他或给我（我的地址是萨塞克斯郡丹希尔，伍德盖特），康托尔是位枢密顾问官（Geheimrath），还有诸如此类的头衔。我可以把他全部家族史讲给你听。
你的忠实的、带诸多歉意的
马杰里·I．科比特·阿什比
1911年9月16日
伦敦西南维多利亚街75号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阁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经玛格丽特·科比特·阿什比夫人介绍，我寄上这封信。现在我同我的女儿玛丽，住在这里一周左右，可能于9月24日星期日离开，当天可能去巴黎待一周左右，或者回家。如果你愿意同我们结伴去巴黎，那将会使我非常高兴。到巴黎我们或许会一起会见彭加勒先生，那将是一曲令人快乐的“三重奏”。
关于我本人，你或许已经知道，在许多科学问题上，同时也在许多文学问题上，我是一个大异端，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培根-莎士比亚问题上，我是培根论者。另外，我是老康德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我看来，他给哲学，甚至给人类造成很多危害和祸端，你很容易在他以后直到今天的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赫尔巴特、叔本华、哈特曼、尼采等等人身上，通过德国形而上学最邪恶的发展历程看出这一点。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有理性的、尊贵的民族，会跟着另一边的诡辩的门外汉，又是如此拙劣的数学家走。
而现在使彭加勒先生十分迷恋的，正是像康德这样可憎的木乃伊，即使他还没让康德弄得晕头转向。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彭加勒先生为什么反对我。彭加勒先生反对我，使我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虽然我肯定他在心里从来不尊重我。他要是指望我为自己辩护而答复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想他大概比我小10岁左右，但是我已经学会万事耐心等待，现在我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在这场争论中，我不会是屈服者。我让他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我感觉没人逼我非卷入这场战斗，有人会推动他去做，我可得去做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至于你和我之间的小小分歧，我肯定只要一次口头交谈之后就会烟消云散。
我今天打算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
我希望近日在剑桥或伦敦见到你，先生。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年9月19日
伦敦，南肯辛顿
内温广场62号
星期四到星期五，我们将应邀去康斯坦斯·波特夫人家做客，她是我在伦敦的一位老朋友，与我常有书信来往。她现住在福克斯通克利夫顿新月街15号。
我已经看出并将告诉你康德及其后继者站在似乎非常稳固的成功、荣耀、尊崇、受人膜拜的基础上的真正原因。这原因就是，德国新教在它发展成“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身需要一个基础，好把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它的上面。于是各种流派的新教神学家便选中康德或者他的某个继承人作为他们的“阿特拉斯”注171，他们相互支持、相互依存，而且必定会一起垮台!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彭加勒先生，正相反，我在我的《一般集合论基础》中，非常尊重他。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
亲爱的先生：
我刚写完我给你的第一封信就收到你的电报。要是我能有空而不用依赖两位年轻的德国女士，我女儿玛丽和我在柏林的外甥女弗劳林·爱丽丝·古特曼小姐的自由意志，今天我就会到伊普斯登·沃灵福特去见你。因此我可能不能来见你了。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年9月19日
伦敦
这第二封信刚写好，就收到在家的爱妻发来的电报：
“埃里希病重————即刻返回哈雷”。
亲爱的先生，你看命运在捉弄我，我提到的两位女士刚刚出发去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
埃里希是我唯一的儿子，我离开时他还十分健康。他32岁，是布列茨劳（西里西亚）一家外国人开的大医院的一科的医生。
我希望最坏的事不会发生。
他3个月前结婚，我们促成这门婚事。新娘是萨克逊王国萨克逊的小城诺森的皮革匠的女儿，是个非常可爱、善良而聪明的小女孩。
我在哈利的地址是：亨德尔路19号，我们今晚动身，我希望1912年8月下半月来此参加国际会议。注172
我刚写好我旅居圣安德鲁斯的短文，我打算寄给《评论之评论》的编者。
我不能按原计划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你会见到。
在圣安德鲁斯，我非常高兴地见到我的好朋友，剑桥的霍布森先生，他正要去米兰（Mailand）参加菲利克斯·克莱因先生主持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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