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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7月,国际哲学大会在巴黎举行,正好与那一年的万国博览会同时,怀特海和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我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我们到达巴黎,由于和著名数学家博雷尔发生多少有点激烈的冲突而令人难忘。凯里·托马斯要艾丽丝帮她把以前留在英格兰的12只空皮箱带到法国,而博雷尔则要怀特海夫妇把他在英国教书的侄女带回法国。当时,巴黎北站十分拥挤,我们一行人只有一张行李票。博雷尔的侄女马上就拿到了她的行李,我们的行李也很快就拿到,但是凯里的空皮箱只出现十一只,当我们等第十二只空箱子时,博雷尔失去了耐心,一把抢走我手中的行李票,带着他的侄女和她的一个手提箱走了,使得我们既不能认领凯里的空皮箱,也不能认领我们自己的行李。我和怀特海只好把行李一个接一个抓过来,用它们当破城槌,从围成一圈的车站官员中穿行而过。他们简直惊呆了,我们这招最终奏效。

    这次大会是我的心智生活的转折点,因为我在会上见到了皮亚诺。会前我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并且还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我并没有下功夫去掌握他所用的符号。在大会讨论中,我发现他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严密,而且在参加任何辩论时,他总是占上风。随着会议一天天进行下去,我判定这种优势必定是来自他的数理逻辑,因此我请求他送给我他的全部著作。会议刚一结束,我就回到费恩赫斯特,潜心研究他和他的学生所写的每一个字。我逐渐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符号正好是我寻求多年的、可用来进行逻辑分析的工具,学习他的著作,为我长期以来想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技术。到8月底,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学派的所有工作。9月份我花在把他的方法推广到关系逻辑上。现在回想起来,整个9月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温暖而晴朗的好天气。怀特海一家和我们一起都住在费恩赫斯特,我向他解释我的新思想。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讨论,最后总是碰到某些难点,而每天早上我总发现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困难在我睡觉时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真是智力迷狂的时刻。我的感觉就像在雾中登上顶峰的感觉,突然间云消雾散,一切豁然开朗,从各个方向上都能见到40英里之外的村庄。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数。突然,就在这几个星期中,我发现了那看来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最后答案。在发现这些答案的过程中,我引入一个新的数学技术,通过这个技术,以前留给哲学家任其暧昧不明的思想去发挥的领域都可以由精确的公式来征服。从智力上说,1900年9月是我一生中的顶峰,那时我可以对自己说,现在我终于做了一些值得做的事,而且我感到,在我把著作写出来之前,必须格外小心,别在街上让车撞上。我寄了一篇论文给皮亚诺,提供在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体现我的新思想。10月份初我就坐下来写《数学的原理》,这本书我过去已经做过许多未成功的努力。该书发表的第三、四、五、六各部分写于那个秋天,第一、二、七三部分也是那个秋天写的,但是后来重写过。因此一直到1902年5月全书才算最后定稿。10月、11月、12月我每天写10页,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终于完成这份手稿,并及时给海伦·托马斯写一封颇自得的信,告诉她我刚刚写完20万字。

    特别奇怪的是,随着19世纪的结束,我这种得意洋洋的感受也就告终了。从这时起,我开始在智力问题和感情问题上同时遭到各种冲击,使我陷入我所知的最深的绝望中。

    1901年的春季学期,我们和怀特海家一起搬到梅特兰教授在唐宁学院的房子。梅特兰教授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不得不去马德拉群岛休养去了。他的管家告诉我们,他“吃干面包使自己干瘪了”,可我想这不是医生的诊断。怀特海夫人病得越来越厉害,经常因心脏病而感到剧痛。怀特海、艾丽丝和我都为她忧心忡忡。怀特海不仅深深爱着她而且非常依赖她,要是她死了,很难说怀特海还能否再写出好的著作来。一天吉尔伯特·默里到纽纳姆来朗读他翻译的、当时尚未出版的《希波吕托斯》的部分章节。注119我和艾丽丝去听他朗诵,我被那诗的美深深打动。我们回到家时,看到怀特海夫人正遭受一次不同寻常的剧痛,痛苦之墙似乎把她和一切人、事隔离开,突然间每个人灵魂的孤独感让我受不了。自从我结婚之后,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平静而浮泛,我已经忘掉所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满足于轻率的小聪明。我突然感到脚下的地面坍塌了,觉得自己落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5分钟内,我经历了如下的思想历程:人的灵魂的孤独感是无法承受的,除了宗教传道者所宣扬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强烈的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穿透这种孤独感,凡是来自这种动机的事物都是有害的,充其量也是没用的;由此可以得出,战争是错误的,公共学校的教育是可憎的,使用暴力应该坚决反对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人应该深入到每个人孤独的核心之中,同它对话。怀特海刚3岁的小儿子当时在房间里,我原先没有注意到他,他也没注意到我。在他母亲病痛发作时,必须防止他去打扰她。我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开,他很乐意跟我走,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像自家人一样。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在1918年大战中战死,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

    那5分钟过去之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有时,一种神秘的启示照亮了我。我感到我晓得在街上所碰到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尽管这无疑是一种幻觉,但我确确实实发现我和所有朋友以及许多熟人都保持远比过去更密切的接触。5分钟时间使我由原先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变成一个布尔人注120派和和平主义者。多年来,我只关注于精确性和分析,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对美充满了半神秘的感情,对孩子们充满了强烈的兴趣,还有一种像佛祖一样强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种哲学能使人生变得更堪忍受。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激动,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痛苦,还有某种胜利的要素,使我能够压倒痛苦,并且正如我想的,使之成为通向智慧的通道。当时,我想象我所具有的神秘的洞察力大部分已经消失,分析的习惯又重新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一时刻所认识到的某些东西仍在我心中保留下来,形成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态度,对孩子的兴趣,不介意小小不幸以及在所有人际交往中易动感情。

    在春季学期结束时,我和艾丽丝回到费恩赫斯特。我着手写出数学的逻辑演绎过程,这后来成为《数学的原理》。我想这工作行将结束,可是5月份我在心智上出现挫折,就像2月份情绪上的挫折那么严重。康托尔曾证明过最大的数不存在,而我似乎觉得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数目应该是可能出现的最大的数。据此,我颇为仔细地检查他的证明,试图把它应用于所有存在的事物的类上。这就使我考虑到那些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并提出问题,所有这种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构成的类是否是它自身的元素。并且发现答案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导致矛盾。一开始我以为我也许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个矛盾,说不定在推理过程中有某种微不足道的错误。可是,我渐渐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布拉里-弗替已经发现类似的矛盾,通过逻辑分析显示出这个矛盾同古希腊关于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的矛盾极为相近。他说过,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我们还能造出一个本质上同埃庇米尼得斯悖论类似的悖论:把一张纸条给一个人,上面写着“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错的”,他把这张纸翻过来看,发现“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对的”。一个成年人在这类无聊的事上花费时间似乎太不值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因为在通常的前提下,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无聊与否,它是一个挑战。1901年下半年,我以为解决它不会太难,但是快到年底我得出结论,这是个大难题。于是我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继续完成《数学的原理》。秋天,我和艾丽丝回到剑桥,因为剑桥聘请我讲两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这个讲演包括《数学的原理》的大纲,但是我还没有任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大约在这些讲课结束之后,我们同怀特海一家住在格兰切斯特的米尔豪斯,我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一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外出,当我正沿着一条乡村小路骑行时,我突然真正认识到,我不再爱艾丽丝了。而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察觉到我对她的爱正在减少,这一发现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从我们结婚起,我们一直最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总是同床共枕,谁也没有单独的梳妆室。我们讨论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的所有事情。她比我大5岁,我习惯于把她看成比我自己实际,更富有世俗的智慧。因此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总是听她的。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而我也不希望对她无情。但我相信人们在相处亲密的日子里(是什么经验使我这样认为,可能还值得怀疑)应该讲真话。在任何情况下,我不明白我怎能在不爱她时却能成功地假装爱她,无论时间长短。我不再对她有任何本能的冲动同她发生性关系,单单这一点就会是隐藏我真实感情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次危机中,我父亲那种一本正经的学究气在我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用对艾丽丝的道德上的批判来为自己辩解。我没有马上告诉她我不再爱她,但是她当然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离开我独自去做几个月静养疗法,等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希望不再同居一室。最后我承认,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完了。我批评她的性格来为我对她的这种态度辩解,这不仅为了针对她,也是为了说服我自己。

    虽说今天反思起来,我那时候自以为是的态度实在令人非常反感,但我对她的批评还是有实实在在的根据。她试图比凡人可能做到的更完美无瑕、更圣洁,这样一来,自然会导致她不真诚。正像她哥哥洛根一样,歹毒,喜欢让别人彼此认为对方很坏,可是她本人对此并不觉察,而且她的办法真是本能的巧妙。她会夸奖别人使得别人欣赏她的大度,却又认为她夸奖的人非常之坏,甚至要比她骂过的人还要坏。她的歹毒常使她爱讲假话。她告诉怀特海夫人说我不能容忍小孩,因此怀特海家的小孩尽可能远离我!同时她又跟我说怀特海夫人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她很少见她的孩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骑车时一下子浮现出来,我想她不是我过去一直以为的一个圣人。但在这种感情的突变中,我走得太远了,忘记了她事实上的确具有的种种美德。

    我对艾丽丝的感情变化部分源于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我所讨厌的她母亲和她哥哥的性格,尽管她表现得十分平和。艾丽丝对她母亲无限崇敬,她认为她母亲既是圣人又是智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威廉·詹姆斯就这么看。而我则恰恰相反,渐渐把她看成是我熟人中最恶毒的一个。她蔑视她丈夫,对他极尽羞辱之能事。她从不提及她丈夫或者谈到他时的声调没有一次不透着明显的蔑视。不能否认,他是个傻老头,但是他也不该受她那种态度,因为稍有宽容之心的人都干不出。他有一个情妇,而且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妻子对她毫无所知。他经常把她的来信撕成碎片扔进废纸篓中。他妻子又把这些纸片拼在一起,然后读给艾丽丝和洛根听,不时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老头去世后,她卖掉他的假牙,还拒绝执行他临终前的请求,给花匠一份价值5英镑的礼物(我们其余的人凑齐这个数,而她一毛不拔)。这是洛根对她不满的唯一一次。洛根因为她心肠太硬而落泪,但很快又恢复到他平时对她尊崇的态度。洛根三个半月大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今天,我和洛根打了我们第一场常规战争,他成了胜利者,虽然我认为他并不知道。我用鞭子抽他,直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我再也抽不动他。他始终寸土不让。但是我希望这对他是个教训。注121

    这的确是个教训,她不必再一次抽得他青一块紫一块。她教导她的家里人:男人都是畜生和傻瓜,而女人都是圣徒而且对性憎恶。因此,洛根后来成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可以预见的。她把女权主义扩张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她觉得很难保持对神的尊敬,因为上帝也是男性的。经过酒馆时,她就会评论道:“主啊!这是你的日常工作。”要是造物主是女性,就不会让酒这类东西造出来。

    艾丽丝对她母亲的支持真让我受不了。有一次,弗赖迪山的房屋要出租,想要租房的房客来信问下水道是否已经通过卫生监督员的检查。我们全都围坐在茶几旁。她向我们解释说下水道没有通过检查,可是她要说已经通过检查。于是我表示反对,可是洛根和艾丽丝都“嘘”我,好像我是个淘气的孩子打断了老师的讲话一样。有时我打算同艾丽丝谈谈她母亲,结果证明这根本办不到,到头来我对这位老夫人的强烈反感,也扩展到所有赞赏和崇敬她的人身上,艾丽丝也未能例外。

    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刻是在格兰切斯特度过的。我的卧室正对着下面的磨坊,水磨流水的噪声与我的失望情绪纠缠在一起,长夜漫漫无法入眠,先是听夜莺歌唱,接着是黎明时分群鸟的和鸣,然后开窗看日出,试着从外部的美中寻找安慰。我忍受强烈的孤独感,一年前我就感觉到了,这是人生中注定的。我独自漫步在格兰切斯特的原野上,依稀感到风中变白的柳枝从和平的土地上传来的消息。我读宗教书,如泰勒的《神圣的死亡》,希望其中有一些作者由他们信仰得出感到宽慰的教条不同的东西。我试图在纯粹的沉思中逃避,我开始写《自由人的崇拜》,只有写出散文韵律,才使我感到真正的快慰。

    在写作《数学原理》的整个期间,我同怀特海一家的关系是困难而复杂的。怀特海从外表看沉静、合乎理性、明哲睿智,但是一旦深入了解他之后,就会发现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正像许多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一样,他也受不甚明智的冲动之苦。在遇到怀特海夫人之前,他下决心加入天主教会,只是由于爱上了她才在最后一分钟改了主意。他总是害怕缺钱,还不能合理地应付这种恐惧感,只是无节制地花钱,让自己相信这么花他也承受得起。他经常嘟嘟囔囔,对自己横加指责,以此来吓唬怀特海夫人及其仆人。有时他一连沉默好几天,对屋子里任何人连一句话也不说。这样怀特海夫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害怕他会发疯。现在回想起来,她夸大了这种危险,因为她表情总是显得夸张。不过这种危险即使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大,也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她对我极为坦率地谈起他,为了保持他的神志清醒,我发觉我站在她这一边。不论发生什么事,他的工作从未松懈过。但这使人感觉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这种自制力要超过一个人所能忍受的,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垮掉。怀特海夫人老是发现,他积欠剑桥商人们大笔账款。她也不敢告诉他,没有钱付他们的账,怕这样一来真让他发疯。我总是暗地里提供必要的钱财。欺骗怀特海会令人憎恶,要是他知道了这事,会觉得这种羞辱不能容忍。但是他要养家,要写《数学原理》,要达成这些目的,似乎别无他途。我捐出了我能得到的所有资金,有一部分甚至是借的。我希望结局会证明手段的正当。在1952年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此事。

    这期间,艾丽丝比我还不愉快,她的不愉快也是我不愉快的最主要部分。过去,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同她家人在一起,但是我告诉她,我再也受不了她母亲了,因此,我们必须离开费恩赫斯特。我们在沃塞斯特郡布罗德韦附近度过夏天。痛苦使我多愁善感,我常造出这类句子,像“我们的心铸就了珍贵的圣殿,为了放置已逝去希望的灰烬”。我甚至于堕落到去读梅特林克。而在此之前,在格兰切斯特我极度痛苦的危急关头,我完成了《数学的原理》。我完成手稿的时间是5月23日,在布罗德韦我专心致力于数学的细节论述,即后来成为《数学原理》的内容。这时,我已争取到怀特海参与这项工作,但是我使自己陷入一种不现实、不真诚和感情用事的心境,甚至对我的数学工作都有影响。我记得我把前言的草稿送给怀特海看,他的回答是“所有东西,甚至于这本书的目标,都成了使论证看起来简洁的牺牲品”。我工作中的这种缺陷完全是由于我心态上的精神缺陷所致。

    秋天来临时,我们在切恩道找到一所房子住了6个月,生活开始变得更能忍受一点儿。我们同许多人来往,其中不少人有趣或讨人喜欢。我们俩都逐步开始过一种更外向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不断被干扰。只要我和艾丽丝住在一所房子里,她就时常在上床之后又穿着睡袍来找我,求我同她一起过夜。有时我同意了,而其结果让我极为不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9年,整个9年间她希望能使我回心转意,不对任何别的人感兴趣。而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其他性关系。大约一年两次,我试图同她行房,希望借以平缓她的不幸,但她不再吸引我,这种企图终归失败。回顾这段漫长的岁月,我感到我早就应该不再和她同住一所房屋里,但是她希望我留下来,甚至威胁如果我离开她,她就自杀。当时我还没有中意的其他女士,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违背她的意愿。

    1903年和1904年夏天我们是在彻尔特和蒂尔福德度过的。我习惯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在公地上漫步,由此我渐渐发觉欧夜鹰发出三种不同的叫声(一般人只知道一种)。这时我一直努力工作,试图解决上面提到的悖论。每天早上我都会坐下来面对一张白纸,除了午餐的间歇,我整天瞪着这张白纸,常常当夜晚降临,纸上还是未着一字。冬天我们是在伦敦过的,到了冬天我就不打算工作,而在我记忆中,1903年和1904年两个夏天,完全是我智力停顿的时期。我十分清楚,要不解决这些矛盾,我就无法前进。我下定决心,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我完成《数学原理》,可是非常可能,我的全部余生都耗费在面对那张白纸上。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矛盾都太平凡,我的时间花在似乎完全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上。

    不要以为我所有时间都消耗在失望和智力拼搏中。比如我记得以前曾提到的梅纳德·凯恩斯同我们在蒂尔福德共度周末(从周六到周一)的情景。

    1905年,情况开始有所改善。我和艾丽丝决定住在牛津附近,在巴格利林地建了所房子(当时那里没有其他房子),1905年春就住在那里。搬进去不久,我发现了我的“募状词理论”,它是克服曾长期困扰我的困难的第一步。其后不久,西奥多·戴维斯去世,我在前一章中曾经谈到他。1906年我发现了类型论。其后剩下的事就是把书写出来。怀特海的教学工作不容许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这种呆板的工作,于是我就承担起这个任务,从1907年到1910年,每年约有8个月,每天要干10到12小时,手稿越积越多,堆积如山,每次外出散步,我总怕房子失火,手稿毁于回禄之灾。自然它不是那种能够用打字机打出来,甚至有副本的手稿。我们最后把手稿送到大学出版社时,它分量太重以致我们需要租一辆四轮马车来运。即使到那时,麻烦还没有完。大学出版社估计这本书要赔600英镑,虽然大学评议委员会愿意承担其中300英镑,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超过这个数字。皇家学会非常慷慨地捐赠200英镑,余下的100英镑我们必须自己解决。我们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每人净赚负50英镑。这打破了《失乐园》的纪录。

    从1902年到1910年,这种不幸加上极紧张的脑力劳动的沉重负担实在太大了。注122那时我似乎是在一条隧道里,我常想知道,我能否从中走出来。我常站在牛津附近的肯宁顿的人行桥上,望着行驶的一列列火车,决心明天就投身其下。而当明日来临之际,我又发觉自己希望有朝一日完成《数学原理》。而且,困难对我是一种挑战,如果不面对它,克服它,就是卑怯无能。于是我坚持下去,最终完成了工作。但是我的智力再没有从这种紧张中完全复原。从那以后,我肯定再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应付困难的抽象问题了。这就是我改变我工作的部分理由,虽然它绝非全部理由。

    整个这段时期,每年冬天我主要关注政治问题。当约瑟夫·张伯伦开始赞成贸易保护主义时,我觉得自己却热情地主张自由贸易。休因斯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税同盟方面对我的影响在1901年经济危机时已化为泡影。这时我转变为和平主义者,可是到1902年我成为一个小会餐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称为“系数”,由西德尼·韦布建立,其目的多少是从帝国主义观点来考虑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个俱乐部中,我头一次认识H.G.威尔斯,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比起俱乐部其他成员来,他的观点同我更为接近。实际上,其他大多数成员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还记得埃默里想和美国干一仗时那双充满血光的眼神,他狂喜地叫嚷,我们应该把所有成年男子都武装起来。有一天下午,爱德华·格雷爵士注123(那时未担任公职)发表演讲,赞成三国协约的政策,而当时政府还没有采取这个政策。我非常有力地陈述我的反对意见,指出它可能引发战争,但是没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退出了这个俱乐部。以后将会看到,我是在最早的一刻就开始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我代表自由贸易联盟发表演说,鼓吹自由贸易。在此之前,我从未尝试公开演讲。因为,我如此害羞和紧张以至于一开始说不出话来。慢慢地我的紧张越来越轻。1906年大选之后,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再是热烈争论的焦点,我就开始为妇女普选权而活动。我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不喜欢激进派,总是和立宪党合作。1907年我甚至在补缺选举中竞选议员,站在支持妇女的投票权一边。温布尔登的竞选短暂而艰辛。现在年轻人肯定想象不到那时反对妇女平等有多么激烈。后来我又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斗,我所碰到的人们的反对还比不上1907年妇女参政支持者所碰到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整个问题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大众会发出嘲弄的评论:对女人喊“回家看孩子去”,对男人喊“你妈妈知道你出去吗?”而不管男人多大岁数。臭蛋冲着我飞来,打中我的夫人。在我第一次会议上,还有人把耗子放出来吓唬女士们,而参与阴谋的夫人们假装恐怖尖叫起来,为的是使女性丢人现眼。这件事在新闻报道中做了如下的叙述:

    选举骚乱

    放出耗子吓唬妇女普选权的支持者

    温布尔登的选举战

    温布尔登选区支持妇女选举的议员候选人伯特兰·罗素星期六晚开始他的竞选活动。在沃普尔会堂召开的一次拥挤而相当喧嚣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会议主席是O.H.贝蒂先生,当地自由党协会执行委员,群众对他反应不一。出席演讲会的还有候选人,罗素夫人,圣乔治·莱恩·福克斯-皮特先生(上届大选失败的自由党候选人),菲利普·斯诺登夫人,艾莉森·加兰小姐以及与妇女参政会全国联盟有关的许多其他成员。

    从一开始,显然听众中有一派(大约2000人)对他们怀有敌意。主席多次徒劳地要求保持安静。开场不到十分钟,会场一角就发生一场混战,持续5分钟之后才平静下来。有人跳到台上、椅子上,为争吵的人煽风点火。

    过了一会儿,有人从袋子里放出两只大老鼠,在就座于大厅前排的许多女士们脚下乱窜,一时引起大骚动。女士们跳上座椅,而不少男士则在座位周围捉老鼠,最后总算把它们弄死。会后,有人把一只死老鼠带到维多利亚斜街,扔进候选人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然而,会场上的捣乱只限于一帮不负责任的年轻人,这帮人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会场。因此,由于这帮政治上的乌合之众的流氓行为而责怪温布尔登一般选民是不公平的。

    罗素先生受到听众热烈掌声的欢迎,但也不断被打断,主席看到插话没完没了,就说“这肯定不是温布尔登的人们接待客人的方式”。(有人喊:“难道我们就灰心丧气吗?”接着一阵大喊“不!”)约一分多钟之后,主席再次请求那帮吵吵嚷嚷的人,不要让温布尔登蒙受耻辱,这才得到一时的安静。

    罗素先生宣称他争取妇女参政权的首要之点是使妇女与男士平权,而且以后可能授予男子的权力也应该授予与妇女。(有人喊:“我们要衬裙吗?”又是一阵“不!”)

    会议继续进行,候选人说他支持现任政府(欢呼和吵闹)。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自由贸易问题,而与自由贸易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地价税问题。

    福克斯-皮特先生站起来,脸上堆满笑容。他想要讲一下查普林先生的经历,但是会上没人想听,他也不得不放弃。

    菲利普·斯诺登夫人表现出更大决心,虽然一开始听众对她又吼又讽刺,最后还是安静下来,听她发言。阿瑟·韦布夫人、艾莉森·加兰小姐和沃尔特·麦克拉伦先生也发言,最后,绝大多数人通过决议支持罗素先生。

    那些担心失去男性至上的男人们的野蛮行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多数妇女决心使女性受蔑视的状况继续下去就令人奇怪。我不记得黑人或俄国农奴有什么人反对解放的激烈运动。而妇女参政权最著名的反对者则是维多利亚女王。

    自从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密尔关于男女平等的著作之后,我一直是男女平等热情的支持者。这还是我知道我母亲的活动之前好几年的事。母亲在19世纪60年代就经常参加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这个事业在整个文明世界迅速取得完全的胜利,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惊奇的了。我真高兴我曾参加过如此成功的事业。

    然而,我渐渐相信,当时所要求的有限制的公民权,要比更广泛的公民权更难争取到,因为更广泛的公民权对于当时正在台上的自由党人有利。职业的妇女运动活动家反对更广泛的公民权。因为,虽然它会给妇女更多的公民权,但是也不会给她们同男子完全同样的权力。因此,按照他们的意见,也就不会承认男女平等的原则。正是出于这点,我最终脱离正统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士,而参加到倡导成年人参政的团体。这个团体是玛格丽特·戴维斯(克朗普顿和西奥多的姐姐)组织起来的,阿瑟·亨德森任主席。当时,我还是一个自由党人,试图认定阿瑟·亨德森多少是个煽风点火的家伙。可是,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尽管有一些有意思的和令人愉快的插曲,从1902年到1910年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诚然,我的工作富有成果,但是,由撰写《数学原理》带来的乐趣都早已塞到1900年最后几个月当中。而其后,写作的困难和劳苦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再给我带来什么欢乐。最后几年比开初几年还要强一些,因为这最后几年成果更丰富,但是与整个书有关的唯一一次真正强烈的欢乐,只在把手稿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时我才感受到。

    书 信

    与吉尔伯特·默里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现已读完《希波吕托斯》,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它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大。我们这些爱诗的人往往在毫无诗人们所吟咏的感情经验之前就读过现代文学的伟大名作,而以一种更成熟的心灵来读一篇新的杰作,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而且我觉得它几乎是压倒一切、难以抵拒的。

    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体验,也想不到它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你的悲剧性作品彻底地达到了目的————在我看来————把悲伤之中的崇高与美表现出来,而且对于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世界的壮观景象不能剥夺我们的仅有的安慰。

    剧作本身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已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力量。但我感觉你的诗与它的主题完全相称,而且可以列入极少数真正伟大的英国诗。我最喜欢的是你在纽纳姆结束你的朗诵的那首抒情诗,我当时就把它熟记在心,此后再没有忘记过。其中仅有一个词我不完全喜欢,就是“bird-droves”(鸟群),它的韵律极好,但是“drove”这个字在我看来似乎是被驱赶的某些东西,它破坏了我心中意象的和平与宁静。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1年2月26日

    剑桥唐宁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我不会说,你那么欣赏我的《希波吕托斯》我感到快乐和欢喜,因为我的感觉与你完全不同。更确切地说,你的热情的赞赏开辟了我生命和我看待工作的方式的新纪元。当然,在翻译《希波吕托斯》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激动。我曾为之入迷,而后,一个想法常出现在我脑海中,那就是在所有旧书店里有成打的多种希腊悲剧的译本,而我却没有一本读之有趣。或许几乎所有译本的译者都同我一样,感到了他们正在写下的东西的异乎寻常的美和力量。一个译者,如果他够刻苦的话,理所当然应该比一个普通读者更接近去理解原作者。时不时地,诗对于他的意义也接近诗对于原作诗人的意义。

    当然,所有作者————程度不同,但都有大量作品————没能传达他们的意思。而译者们,既不是那么好的作家,又要完成更艰难的任务,当然会失败得更惨。这很正常,但是就我们所讲的情况,你似乎却以某种方式理解并感受了我所要传达的全部意思。

    我并不是说我有任何神秘的或不同寻常的事情要说,我仅仅要说的是,即使就一个拙劣的诗人或处于某种心境中的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你能真正理解他心里所想的,它会是具有惊人之美的事物,和你读一首上佳的诗作所感受到的不相上下。当我对诗厌烦时,我经常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实在没有理解这个诗人或者他没有表达清楚他自己,或许,在他内心,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而在某些特殊领悟的片刻,或许能够看到他的内心并得到这美好的感受。

    我明白你所说的“bird-droves”的意思,我将尽力去改,但目前还想不出更好的词。原稿已顺利收到。

    你的永远的

    吉尔伯特·默里

    1901年3月2日

    萨里郡,法纳姆

    彻尔特,巴福德

    亲爱的吉尔伯特:

    在我们所有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中,我观察到我们在前提方面的区别,关于道德公理的真正的分歧。由于我急切地想弄清即时的道德直觉这个课题(显然所有的道德性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而由于基础上的分歧而引起怀疑,我愿尽力准确地找出我们的分歧究竟何在,是否我们某一方同时拥有彼此不相容的公理。

    我们的分歧似乎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你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而我认为与知识、对美的欣赏和沉思,以及某种心灵的内在优越性比较起来,快乐和痛苦都无足轻重。而心灵的内在优越性对我说来,除了它的实际效果之外,是名副其实的美德。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也不相信不是从功利主义推论而来,因而与其不相容的道德原则(重要的是看出西奇维克《伦理学》的方法,书中大量普遍被接受的道德公理大致被证明为这样一些公理,从这公理出发,功利主义可以作为“中间公理”推导出来。假使我们赞成西奇维克的意见,接受了直觉主义的普遍基础————即对我们来说,即时的直觉是道德前提的唯一源泉的学说,那么西奇维克的方法就是谬误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样一些公理是道德意识的直接表露,那么即使是在它们与功利主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下,也要被接受。因此,任何不是严格地从功利主义推论出来的公理便都是与其他相互矛盾)。

    我要首先承认,多年以来,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的是,快乐是唯一的善,而痛苦是唯一的恶。而现在对我来说,反过来才是自明的,这种改变由可以被我称之为道德的经验的事物所带来。普通的先验哲学家会告诉你,经验与道德无关,由于它只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在哲学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基于感觉的知识论,很遗憾这种理论被许多自称为先验哲学家的人以某种形式承认。如果承认在感知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不是由被感知的客体所引起,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感知是经验,那么,不管由于何种原因,不是由其他知识推论而得到的、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产生的知识就都是经验。现在环境也适合产生十分具体的道德信念:现在在我看来,这个或那个,是好或是坏;而且由于想象力的不足,往往不可能预先判断我们对某一事实的道德见解会是什么。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直觉属于这非常具体的一类。事实上,我们看事物的好与坏,就像我们看事物的颜色和形状。在我看来,“一般的准则可以在良心中被发觉”这个观念似乎是基督教十诫培育出的一个错误。我宁可认为伦理学的真实方法是从经验确认的事实推论而来,是从人生所提供给那些睁大眼睛看的人的道德实验室中获得的。因此现在我拥护的一些原则,全是这类从即时的、具体的道德经验推论而来的。

    我自己应该继续从事哲学研究,这种看法首先使我脱离功利主义,尽管当时(现在仍然是)我毫不怀疑通过研究经济学及政治理论,我可以丰富人类的幸福。在我看来,人类生存所拥有的尊严不可能通过忠实于生命的机理来获得。除了保存对永恒事物的沉思默想,人类不会比精心喂养的猪更好。但我不相信这种沉思默想从整体上讲使人走向幸福。它会带来片刻的欢娱,但这片刻的欢娱却不抵经年的努力与消沉。而且,我想到的是,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与它所可能带来的乐趣无关。确实,我越细想这个话题,就越珍视简朴而不是奢华。今天,在我看来,数学可能像任何音乐一样具有绝妙的艺术性,或许更胜一筹。这不仅因为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在感受到它的人的数量上,它带来的乐趣(尽管非常纯粹)可以和音乐相比,而且因为它呈现绝对的完美,即把伟大艺术的特性、神圣的自由和不可避免的命运感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它建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其中所有事物都完美而又真实。再者,考虑到现实的人类生存,我发觉自己尊崇那些感受到人生悲剧的人,那些如实地思考死亡的人,那些受微贱事物压迫的人,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品质在我看来都妨碍幸福,不仅对这种品质的拥有者是这样,对受他们影响的所有人也是如此。而且,一般说来,最好的人生依我看似乎是真诚地思考和强烈地感受人类事物,此外,认真思考美的世界和抽象真理的世界。这最后一条,或许就是我最近对功利主义的观点:我掌握所有与实际存在相关的知识————所有通称为科学的知识————比起像哲学和数学的知识来,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知识考虑的是理想的和永恒的事物,而不受上帝创造的这个悲惨世界的影响。

    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提出我的观点,能被大多数不只持一种理论偏见的最有道德的人士所接受。我相信,阿基米德被同时代的几何学家所鄙视,是因为他用几何学来进行有用的发明。而功利主义者一直很奇怪地急着要证明,猪的生活不比哲学家的生活快乐————这是一个最可疑的命题,如果他们坦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由他们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得出结论。在艺术方面,我当然也培养我自己的常识:任何人都认为“家,甜蜜的家”与巴赫的曲子一样好是荒谬的。就此而论,功利主义者必须承认,一个美的对象本身(per se)不一定好,而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好。这样就难以看出,为什么对美的沉思应该特别好,因为无法否认,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从一个美的对象产生的情感,可能同另一个人从一个丑的对象产生的情感完全一样。而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只能被定义为是从美而不是从丑得到那种情感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断定,有鉴赏力的人更好,尽管只有盲目的理论家才坚持主张鉴赏力会增加快乐。对功利主义者来说,这真是一个难题!

    所有这些争论至少都像柏拉图一样古老了,但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知道,一个功利主义者会对这个难题做出什么回答。书中只有诡辩和谎言————对于生活在书斋中而对人生毫无所知的人来说,这或许也算是可能的见解,而对那些面对只有好人不好报、坏人活千年甚至死后还快乐、受人尊敬的卑鄙、堕落的恐怖世界的人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4月3日

    弗赖迪山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一直在重读《酒神》,而如今在我看来,它是远比《希波吕托斯》伟大的剧作,确实比我读过的任何剧本都更了不起,也许《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除外。自从我第一次读它以来,我就渐渐喜爱上了它,像所有伟大的事物一样,看清全貌是不可能的,但新的想法不断出现。

    剧中合唱部分奇特神秘地升高令人难忘,而他们以狂热与美的世界坚持对抗平常世界直至结束的方式也具有超凡的力量。总的来说,我承认,这出剧并没有令我全然费解,那些处于如此神圣的陶醉中的人们,对于试图将他们拉回普通生活的持怀疑态度的人充满暴怒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对美的崇拜导致混乱,也是再平常不过的。如果将潘秀斯塑造成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角色可就太荒谬了,我认为他代表着英国公众和中产阶级中体面的人们,而这些体面的人们,尽管他们在道德上毫无疑问地超过酒神的崇拜者,然而在他们引发的冲突中却明显地不被喜爱。

    我想你的诗的韵律————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异乎寻常地美妙,并且极适合它们所要表达的感情,虽然或许没有一首合唱像《希波吕托斯》中的那样好。我认为你已经展示了比你在《希》剧中表现的更熟练的技巧。总的来说,你理当接受道贺,你不认为你再多做一些翻译更好?你已完成的这两部译作,对我来说,真是在困难的时刻帮了大忙,帮我支撑了对美的世界及对人生终极尊严的信心。当我处于失去信心的危险中时,没有它们,我经常会感到日子更难熬。肯定有许多心同此感的人,但由于你有能力,因此你也就有责任,你难道没有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理想世界的一个“阿特拉斯”注124,而诗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责任去减轻疲惫的肩头的担子。

    我真希望我知道该怎样去使这美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和谐一致。不错,有些善是美的,但有许多似乎并非如此。

    我一直在读《理想国》,我赞同柏拉图的观点,悲剧诗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善是美的,应该(在整体上)避免褒恶。他对艺术事业的严肃深得我心,因为它不像是来自腓力斯人的轻率谴责。

    你的充满感激之情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1月27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很高兴我对你作品的赞赏能给你以鼓舞。是的,“献身于翻译经典名著的上流休闲,听起来不是很美妙的墓志铭,但人们必须选择更鼓舞人心的言辞来描述他自己的活动。

    我又一次查阅了以“噢,愤怒而狂突的猎犬”开头的合唱,仍然没有找到其中的任何难点。看来很可能“旧瓶子”事实上是对野蛮的一种解释,但如果想弄明白这种事情,找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是足够容易的。当你欣赏日落的时候,你难道从没有过突然问被一种不和谐的刺激震惊过:“糟糕,该死,某某人又来添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乡村的邻居很容易让你感到他是“上帝派来的密探”。还有,你难道不知道当腓力斯人闯入你微妙的想象世界时,你在不愿失去的那种美妙心境和对亵渎你最神圣所在的恶棍的盛怒之间前后摇摆的滋味?你知道布莱克那首《被亵渎的圣殿》的诗吗?这首诗以“我看见了一座全金的教堂”开始,以“于是我转入一个猪圈,在猪群中躺下”结尾。这是一个来自无力反抗他的潘秀斯的酒神巴克斯的崇拜者的诗。我举《莱文》为例做对比,为了说明快速变化交替进行。但我觉得,无疑是由于你在翻译中所做的阐释工作,使得《酒神》在我看来明白易懂。

    是的,我知道斯托尔家是些什么人,我也能想象出你现在很难脱身。当你离开时,一定会使玛丽的负担更重。你受失眠之苦使我很难过。有时,无眠的黑夜是白天过后,作为一种安慰而仍然存在的一段思考时间。我发现黑暗有助于分离事物的本质,而使人们全神贯注在它上面。但我猜你还没有发现这种补偿作用。

    艾丽丝一切都好。河水在冬阳下闪着古铜色的光亮,游艇漂流着,穿过朦胧的阳光,仿佛童年的梦忆。

    代我问玛丽好,有时间再来信。我愿意听到家中的情况————罗莎琳德怎样了,等等。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2月4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星期一与你会面并共进午餐对我们确实非常合适。事先请尽早安排到此,我会在11点45分左右恭候驾到。不过哈里森小姐那时似乎会走了,我们一直恳请她留下,但她偏说(目前)不可能。她反倒请你稍后就去看她,时间尽可能安排在午餐后,越快越好,地点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她无疑会在适当时候告知。就要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将盼望这一刻的到来。但你在这里见不到哈里森小姐,我很遗憾,没想到她却反客为主,拿出你刚出版的诗给我看。星期一务必带一本给我。你星期一能在这儿过夜吗?我们将很高兴留你住下,如果我姨妈罗莎琳德不进城的话。不过我们将在外面吃饭。伦敦是个令人厌倦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可能思考或感受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我感到可怕的失落。只有河流和鸥鸟是我的朋友,它们不争权夺利。昨天晚上,我们结识了马克凯尔夫妇,感到非常高兴。马克凯尔夫人真漂亮!我已经听过好多马克凯尔先生稳重和有判断力的话,而我惊讶地发现他是个狂热分子。但他在我看来太民主了————他说他的计时女佣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多接触到实际事物,但女佣怎能得知伟人的精神或衰亡帝国的记载以及艺术和理性萦绕心头的幻象?所有这些,还有更多我想要说的话,都如鲠在喉,没讲出来。让我们不要用希望来欺骗自己,以为所有人都能达到最佳境地,或未受思想影响的感情亦能达到最高境界。所有这类乐观主义在我看来,对于文明以及未经足够净化的心灵的结果都是危险的。“舍弃自我”是一条古老的格言,以此而论,“爱邻如己”就是新词了,但也有真理的成分。我们从天国回到我们的同胞中,不要试图在他们当中营造我们这里的天堂。我们应通过上帝之爱来爱我们的邻居,否则我们的爱就太世俗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但是我自己的学说冷酷得令我厌恶,除非上帝之爱大放光芒的时刻。

    现代生活十分艰难,我希望我住在一所修道院中,穿着粗毛衬衫,躺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所有的冲动都被限制在穿黑衣的可敬畏的人————活着的上帝————的范围内。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2月12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们的渡海和旅程平安顺利,这里的美景无与伦比。我真希望你能来。我们享受着日复一日的灿烂阳光————清晨是一片白霜,白天坐在户外却温暖宜人。屋后是一座小山,覆盖着丝柏、松树和仍长着秋叶的橡树,空气中回荡着低沉的意大利钟声。房子是由贝伦森以他优雅的品味装修的,有几幅非常好的画,还有一间最引人入胜的书房。但是现实生活这样美好,除了是世袭的外,经常令我这清教徒的灵魂受到些许震撼————想到伦敦东区,想到为省几个便士而牺牲掉自己人生的聪明的女人,想到那些本应做研究工作,却被迫去从事新闻工作或去当教员的年轻人,这些想法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心头。但我并不确认这种感情是正确的,因为总有人应该保持对美好的家的理想。但我认为,在如此精美的外部环境中,一个人对于精神上的内部设置就要有更高的需求了,并且对于任何过失都应该感到震惊,而这些过失要是不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容忍的……我很高兴你放弃了去读一本数学书的计划,因为任何一本关于微积分的书都会告诉你谎言。而我的书(恐怕)除了一小部分之外,也不值得你去读。如果它可能有点什么一般的价值的话,也是被埋在一大堆术语和争论之中,实际上这只适合于喜欢这种东西的那些专业人员去读。下一卷数学著作,要是我希望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话,大约在二年之内不会完成,那也仅仅是为数学家读的。这部书总的来说令我厌恶,尽管伦纳德·霍布豪斯这样说时我拒绝接受,但哲学在我看来,总体上讲是颇为无望的事。我不知道怎样陈述我有时想赋予它的价值。如果还能活在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好了,当时建立哲学体系毕竟还是可能的……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2月28日

    佛罗伦萨

    塞蒂纳诺,塔蒂

    亲爱的吉尔伯特:

    你的美学理论丝毫没有使我反感,真的,我完全赞同你的理论,除了对专家们些许的嘲讽外。专门化对效率是必要的,效率也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无论专家变得多么狭窄,如果他是做好事的话,我们就应该原谅他。这一点我感受强烈,因为兴趣的诱惑比起技术上有效的诱惑来说,是更危险的东西。

    你回来时我会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我在谈话中会没什么对你说。近来,我只是被厌倦感和事情的单调无聊压抑着,没什么能激起我的兴致,似乎没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或值得完成。唯一使我强烈地感到值得去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多地去杀人,以减少世界上意识的数量。这段时光不得不设法打发过去,因为这段时间我实在无事可干。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3月21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致露西·马丁·唐纳利

    亲爱的露西:

    ……你会奇怪我写信给你。事实是,我今天完成了《数学的原理》这部力作。自1897年起,我一直全心投入写这本书。该书完稿使我感到轻松和自由,这才想起世界上还有人类,我一直努力争取忘掉的人类。我不知道你能否了解,在投入全部精力撰写任何一本多少有点分量的著作时,所要付出的自我牺牲(经常还有其他人的牺牲)、纯意志上的努力以及不断压抑甚至对内在的最美的愿望的那种严峻的自我克制的程度。年复一年,我在已完成的书稿中发现错误,不得不从头至尾地重写:因为在一个逻辑系统中,一个错误通常会影响全局。我把最难的部分留到了最后。去年夏天我愉快地动笔,希望能很快完成。但当时,突然间,我遇到了前所未遇的更大的困难。它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一去思考它就需要付出全部的和超人的努力。很久以前,我就对这整个题目厌烦得要命,于是我渴望在阳光下思考任何别的东西。身心的疲惫几乎使我丧失著述的能力。但现在,所有的一切终于都完成了。但是,如你想象的,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新人,因为我原本已放弃了将那件苦差事进行到底的希望。如果一个人想做好抽象的工作,必须容许它摧毁掉自己的人性;这样他就为自己立下同时也是坟墓的纪念碑,然后慢慢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埋进去。但是忘恩负义的缪斯女神是不会让人分享她的利益的————她是一个嫉妒心重的女主人————如果你想写作,不要相信通常的经验学说存在任何真理。痛苦的经验要比快乐的经验多一千倍。艺术家必须有强烈的激情,但他们想象着放纵情欲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实际上是骗他们自己。所谓写作来自技巧的整个说教也是十分荒谬的,写作是感情的宣泄,这种感情受到压制,但还没有压制得住。必须培养起两种心态:感情的崇高、用意志控制感情及其他所有事情。在美国,这两条都不像在古老的国家那样被人理解。的确,感情的崇高似乎从本质上依赖于对过去的沉思意识以及它惊人的力量,对伟大而永恒的事实与仅仅是个人感情虚幻无常的碎屑之间的区别的一种深刻感受。如果你把这些告诉你的写作班的学生们,那还不如你保持缄默。

    替我向海伦致意。对任何想写作的人,我的忠告是记住所有文学杰作,尽可能彻底地不理会其余的一切。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5月23日

    特兰平顿,泰莱格拉姆斯

    剑桥,格兰切斯特

    米尔豪斯

    注意:这封信别给凯里看。

    亲爱的露西:

    非常感谢你十分有趣的信以及对哈佛和巴雷特·温德尔的出色描述。一所大学教新闻学真是怪事!我以为只有牛津才干那种事。这种对丑恶的大众的尊重是在毁灭文明。某人竟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主张,每个学生应向公众陈述他的观点。于是我提高了声调,讲了一刻钟,阐述了我的意见。自那以后,他视我为洪水猛兽,对我敬而远之。————我想温德尔可能比他写的书好,我对他的美国文学感到失望。因为,尽管我赞同他,美国,就像澳大利亚的袋鼠一样,是过去时代的一种有趣的遗迹。我不看重这类重大事实,像美国作家都出身于名门以及哈佛大学远胜过耶鲁大学。而在我看来,他不欣赏惠特曼是非常有害的。他谈到布鲁克林的渡船及其他,却完全忘记了“来自摇荡不止的摇篮”及“当丁香花最后在庭院开放”。这在我看来,他不但在一般的品味上,而且特别是对惠特曼的批评上,表现出一种可悲的随俗。

    当我的书写完时,我休了十天假。自那以后,我一如既往地工作,除了在彭布罗克邸园与阿加莎姑姑共度的4天。那是一段奇特、忧郁而神秘的时光,我们谈到长久以来欢乐已转为悲伤,谈到了那些悲剧中所有演员都已不在,谈到那些悲伤往事,除了消退的记忆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如同梦中幻景,而庄严的过去,被岁月重压着却充满无法言说的睿智,在我面前浮现并支配着我整个人。过去是可敬畏的上帝,虽然他几乎把全部难以忘怀的美赋予人生。我相信那些在美国度过童年的人,几乎都不能理解“过去”对我们旧世界的人的支配力量:生命的延续,传统的分量,由年少而年老而死亡的伟大的永恒历程,看来都消失在支配美国人生活的匆忙走向未来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你们的同胞不能创造出伟大文学的一个原因。

    目前,我独自留在学院,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来过。当工作结束后,我有大量的闲暇可以沉思。我一直在读梅特林克的著作。哎!我已经快读完了。《埋藏的寺庙》(Le Temple Enseveli)在我看来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在道德方面都使我钦佩。我的头脑够单纯的了,尽管格温小姐和霍德先生的严肃人的世界(我想我可能不是一个严肃的人)认为,文学没有必要具有不道德的目的,我恨这种忠实生活的观点!感谢上帝,人生大抵是我们选择成的那个样,而理想只对那些不希望它们实现的人来说才是不真实的。告诉格温小姐,顺致我的致意。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每个字都是忠实于人生的,而但丁对比阿特丽丝的爱是一篇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注定会失去人生最美好、最稀有和最珍贵的经验。但这个题目太大了!……

    你的十分忠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7月6日

    剑桥 三一学院

    亲爱的露西:

    信中的虚荣心可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某人的朋友肯定乐于得到此人的消息,即使不是用最华丽的辞藻来表达。但是事实上,我发现你的来信非常有趣。不错,某人的家人让人十分受不了,他们是你自己一幅活生生的讽刺漫画,而且有和动物园的猴子产生出来的同样丢人现眼的效果,让人感到在这里终于见到了未加修饰的本来面目。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家庭比后来结识的任何人,即使是丈夫或妻子,都有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性。你可以注意到,就卡莱尔来说————他对他在安纳戴尔的家人所感受到的真实存在对他的妻子来说,是直到去世都不曾感受到的。孩提时,人们较少探究自我,而那些与童年有关的事,一直是栩栩如生的。它们生活在个人本能的过去中,而以后发生的事根本达不到。这是婚姻中烦恼的不绝源泉。————自我上大学以来,我还没有读过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根据我记忆的,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丰富而华丽的辞藻。古老的戏剧并不是使你获得再生的福音,它的世界是毫无希望、太不真实的。当然,你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纸上的生活。正如你说,是一种其经验来自于书本而不是直接获得的生活。对于这种病,多读书不是治疗方法。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有效的治疗————但它却难以获得。真实的生活是那种同其他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生活————霍德的情感生活毫无真实性可言,或者换句话说,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经验存在于某个人的情感中,这种情感能够成为宗教和诗的素材。通向它的道路与推荐给要建立新宗教的那个人的道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第三天复活。

    如果你准备走过这个过程的两段,只有过真实的生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钉在十字架上通常是自伤和自愿的,而就这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复活的希望来说,需要有相当的意志上的努力。在我看来,你的困难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你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人可以交谈。年轻的人从来不实际,未婚的人很少实际。还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美国,感情的程度在我看来,比在欧洲更轻薄、更肤浅、更懦弱,而感情的琐屑使得真实的人更加稀少。我发现在英国,大多数50岁以上的妇女,经过了多年的自愿忍受折磨的经历,这种经历赋予她们的本性一种深度和丰富,而这是你们这些逍遥自在、贪图享乐的女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总的来说,真实的生活并不在于,如霍德想要你相信的那样,与那些已婚者的私通中。如果要获得不平凡的经验,那么一些自制、一些负责任的表现,将会给你比世界上所有美妙自由的情感更不寻常的感觉。但是书本里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宁静和平和————的确,对不像书本那么单薄的某些东西的强烈渴望向你袭来,你却能避免遗憾、恐惧和折磨以及悔恨的恼人的毒害。至于我自己,我正在修建一座精神上的修道院,在那里,我的内心在平静中安息,而我的外在的形象却迎上去与世界相遇。在这个内心的圣殿中,我坐下来思考幽灵的思想。昨天在阳台上同人谈话时,以前所有的幽灵都在那里出现并在我面前庄严的队列中行走————都死了,带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他们的欢乐和悲伤,他们的希冀和他们金子般的青春————走了,走入了人类愚行的大收容所里。就在我谈话时,我觉得我自己和其他人都已退回到过去。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渺小————挣扎、痛苦,一切都只是愚昧、喧哗和骚动,毫无意义。于是一切归于平静,命运的雷声仅仅变成吓唬小孩子的童话故事。————在夏天,这里的生活总是一种奇妙的幻景。昨天,我们的客人有格雷斯·阿莫斯夫妇、克赖顿小姐、舍塞拉夫妇、鲁滨逊夫妇和J.M.罗伯逊,就是继承了布拉德洛衣钵的那个人。克赖顿小姐不得不被营救,因为罗伯逊开始讨论上帝是否用新干酪制成或上帝是否有胡子————供选择的答案无限。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詹姆斯关于宗教经验的著作————这本书除了结论之外,一切都好。我还一直在重读所有历史书中最精美的一部,卡莱尔的《钻石项链》。他是唯一懂得历史在优美艺术中的地位的作者。

    向海伦致意。

    你的十分忠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9月1日

    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亲爱的露西:

    多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写了你自己:毕竟,人们能够告诉别人的,没有比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感触更有趣的事情了。你比以前好多了,并能重新享受生活,对我是极大的安慰。你所写的大多数人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很少,是千真万确的。但我写时,我头脑中没有想“经验”,而是想感情的内省的知识。如果它是正确构成的话,这需要一个绝对小的外部环境作为它的特殊的场合,而这也正是性格的发展和某种写作所需要的。除非一个人学着去支配感情或使它非个人化,否则感情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像你我这样的人,主要的事业是与书本密切相连的,我宁愿认为生活的经验应该尽可能是间接获得的。如果一个人天性富有同情心,他就能了解相当多的人的真实经历,从中或多或少地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但是自己深入生活当中,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能同时保持旁观者的态度的。人需要有关于大量不幸的个人知识,以此作为解释他人经验的钥匙。但这是一件几乎不必寻找的东西,因为它会不请自来。一旦拥有了这把钥匙,那么在希冀、受苦、然后走向死亡的人们,其奇异、悲剧的幻影,用不着你想去置身其中就开始满足了,除了偶尔在需要鼓励的地方说句话。

    我最近读书不多,菲茨杰拉德的信使我感兴趣,还有新的《剑桥现代史》,它使人对以前很零散地读过的东西有一个连贯的观念。吉尔伯特·默里翻译的欧里庇德斯的剧作已经出版了,我向你推荐这些书(由乔治·艾伦出版社出版)。我一直试图对政治感兴趣,但却徒然:大英帝国对我是不真实的,我把宗主国和她的殖民地想成是一只老母鸡对她的小鸡雏咯咯地叫,这整个事情使我觉得太可笑。我知道严肃的人把这事看得很重,但在我看来,同重大永恒的事实相比,全都无足轻重。对伦敦人来说,代表永恒的是那些《月刊》,它们艰难地从日报起步熬出来,而伦敦人在我看来都像是傀儡,自然力量的盲目化身,永远无法获得人不再有欲望而最终学会沉思时所获得的解放。只有在思想中人才是神,而在行动和欲望中,我们是环境的奴隶。

    你的十分真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1月25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露西·唐纳利的生活多年来是以她和海伦·托马斯的友谊为中心的。当海伦与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订婚时,露西深感痛苦。以下的信是为安慰她而写的。

    亲爱的露西:

    我刚刚听到海伦订婚的消息,并因此为她高兴————我一直觉得她应该结婚,而学院生活对她来说显然是在其次。但对你来说,我知道,一定很难过,非常难过。把自己的感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一件危险的事,况且感情是容易受到挫折的,而生活本身也是脆弱的。人在年复一年地增加生命的负担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认为这一切中最主要的是把一个人全部的爱化为纯粹的沉思的能力。你知道沃尔特·惠特曼“出自波涛滚滚的海洋的人群”的诗句吗?人学会爱一切,和具有单一的爱同样好————一种知道它自身存在并因此而感受到世界的温暖的爱,一种除了沉思本身不求占有,不求私利的爱。在丢失中无疑会有真正的利益:情感变得宽广,而且学会洞悉他人的生活。完全认识到什么是人生的人有时一定会感到,每一个独立的灵魂的奇异的孤独。孤独造成了一个新奇的联系,同情心的增长温暖得几乎是它所失去的一种补偿。

    我知道这些空话于事无补,但料想它能带来良好的意愿使得不幸更能忍受。而的确,独自面对世界,没有自己熟悉的庇护所,是智慧和勇气的开始。

    原谅我写得如此露骨,因为有所保留的礼貌的藩篱,使得世界有时是个太正经的地方。

    你如我所望来英国时,我们希望能多见你,而无论何时你想写信,我都将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2月7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露西:

    听到我的信对你是个安慰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对我来说,就像沐浴在阳光里。然而,唉!知善容易行善难,由于这种说法是古老的,我还不能习惯它,或是说还没有确认它确实是真的。有时,我看到或知道一种比我现在生活水平高得多的生活,而我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我取得的成功。

    是的,生活的逻辑是一种奇妙的事物。有时,我想编一部题为《撒旦的快乐》的箴言集,诸如,给予产生感情,接受令人生厌;服务的报酬是无偿的爱(这是所有有德的母亲和许多妻子的写照)。热情被放纵所玷污,被克制所扼杀,两者的损失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但是这些痛苦的真理,尽管因其真实而应该加以认同,但死盯住它并没有好处。一个人无论在何处发现自己倾向悲痛,那是感情失败的一种信号。宽阔的心胸和更大的自制,将以一个平静、成熟的悲伤代替本能的痛苦呼号。使文学如此令人感到安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悲剧都发生在过去,而且具有超出我们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完美和沉静。当一个人的悲痛愈演愈烈时,将它看作久远以前发生的往事,在想象中加入把一生都牺牲给仍在缓缓运行的大机器的灰暗心灵的悲痛行列,是一件最有益身心的事。我看过去,就像看一幅阳光下的风景,在那里,世界悲伤的人不再悲伤。在时间长河的两岸,人类世代悲伤的队伍正缓缓地朝坟墓行进,但在“过去”这个平静的国度里,疲劳的流浪者们都休息了,而他们所有的哭泣都沉寂下来。

    但是说到我,除了在极少数的场合中,现在有时候我未曾感到过任何一类感情,那是一种最合适工作的状态,尽管非常单调。我们正过着一种平静的乡村生活。艾丽丝除了时而有一两天不适之外,一切都好。我们大声朗读蒙田的作品,他的作品使人感到高兴和抚慰,但很平淡无奇。我自己正在读由格雷戈罗维乌斯写的《中世纪罗马史》,这是一部使人愉悦的书。吉尔伯特·默里是我们的近邻,一直在给我讲关于“俄尔甫斯记事板”的故事注125以及他们对死后灵魂的指引:“你会见到一株柏树,柏树旁有一眼泉水,泉水旁有两个卫士,他们会对你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你就要回答:我是大地与星空之子。我渴死了,我完了。”然后他们就叫他喝泉水,有时泉水本身也会说话。当然这是一种美丽的神秘主义。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4月13日

    彻尔特,法纳姆

    亲爱的露西:

    我们的信对你是个帮助,真说不出我有多高兴。一个人能发现他自己还有所用处,是对他失去的青春的巨大补偿,真说不出我觉得这是多么大的补偿,这绝不是伪善之言。你不必介意带给我一堆问题,我盼望着听到这些问题,并去思考它们……

    不错,人们认为,亲密关系是摧毁幸福的大好机会,他们的看法太可怕。在大多数婚姻中,为了谁是折磨者,谁被折磨的争斗,看了就令人恐怖,最多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而在解决之后,一方有了幸福而另外一方有了美德。折磨者得意地笑谈婚姻的幸福,而被折磨的受害者担心更糟,可怕地笑着表示同意。婚姻及所有这类亲密关系,有着无限可能的痛苦。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与人们建立亲密联系是好的,否则,对许多值得了解的事仍然无知,这仅仅是因为在遭受他人也遭受的苦难时,能增加人类的同志之谊。但人在软弱的时刻,很难不渴望过一种单纯的生活,一种有着书本等东西而远离人类悲伤的生活。那些生活悲惨到几乎超出他们所能忍受的范围的人口之多,实在使我大为惊讶。“真的,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痛苦。”人得学会认为幸福或多或少不那么重要,对别人,也对自己————但尽管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我还是不能本能地、完整地相信它。

    我很高兴地听到海伦正在休息。接不到她的信用不着大惊小怪,但要告诉她不要忘记我,可能的话给我写信。前几天见到马上要出发的格瑞斯,似乎拉近了和美国的距离。通常,我写信给你或海伦时,我感觉几乎就像在给我在书中读过的、已经作古的人写信————整个地方是如此遥远,如此深入到七年前曾占据我躯体的完全不同的人的记忆中,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个真实的、确有人居住的地方。但当你秋天来的时候,我会怀疑所有这段时间你是否真的一直在美国。

    过去的4个月,我一直像牛马一样地工作,但却几乎毫无成果。我连续地发现了7个全新的难题,我解决了前6个。当第7个出现时,我泄气了,决定在解决它之前先休个假。每一个难题依次都需要重建我的整个框架。现在我和迪金森在一起,几天以后,我将进城去深入到自由贸易问题中(仅作为一个学生)。我们都对自由贸易兴奋不已。对我来说,它是明智的国际主义留下的最后一部分,如果连它也消失了,我会有想割喉自杀的感觉。但看来无论怎样,张伯伦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有头脑的人都反对它……

    你的最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7月29日于

    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我亲爱的露西:

    ……确实,自己工作没有价值的感觉是自爱的最后庇护所,当然它尚未被证明。这种感觉部分来自于一个人希望达到的理想太高,这也是自傲的一种表现;部分来自对个人痛苦的反抗,让人感到只有一些巨大的公益才能胜过它。但我知道将自爱从这条壕堑中驱赶出去难如登天,而我当然也没有做到。我真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不仅仅为了西西里的美,而且因为能见到你是我最大的快乐,还因为和你面谈建立你自己应有的自尊要容易得多。你在各方面都太谦虚了,但你的朋友的感情应该能说服你,你有一些人们看重的东西可以付出。除了工作,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自己的忘我之道。而当你无法工作时,对你就非常困难了。

    我很高兴海伦给你写了一些很好的信,但我从你所说的概括起来推测,她的幸福还不足以排除她的痛苦。那真遗憾,不过那也许是抗拒将来更大的痛苦的一种防卫。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我承认,同时拥有极度的痛苦与极度的欢乐,要比两者都无关痛痒好。但是安慰的话是不该拒绝的,即使它们是老生常谈……

    这儿没有太多新闻。我一直很忙,不过现在我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周我们要去剑桥两天,艾丽丝去看望洛根,并在牛津寻找落脚点。我一直在读小说,《戴安娜》和《保尚的生涯》是我最近读完的两本。梅瑞狄斯的心理分析一般来讲我觉得很好,尽管我认为戴安娜的背叛让人觉得不太可信。我在舞会那章就爱上了这个角色,而且历经她全部奇特行为仍然不变。

    昨天晚上,我到伦敦一个偏远地区去,给工程师联合会的当地分会做演讲。他们在一家酒吧聚会,但集会时不能喝酒。他们看起来是优秀的人,非常可敬————确实我本不该猜想他们只是些工人。他们的观点包罗万象,从托利党到社会主义都有。我讲完时,主席要求他们不要像往常一样去吹捧演讲者,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受到多少批评。秘书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对我解释说,我的议论“封住了他们的嘴”。我喜欢他们所有的人,同时也感到加深了对熟练工人的敬意,他们通常看起来是可敬佩的人。

    在两星期之内,我得办理财务事宜。然后,在我潜下心来研究哲学之前,我将去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做一次徒步旅行,麦卡锡将和我一起去。

    请尽快再来信。我觉得我的复信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政治有些冲散了我的想法。请尽力打起精神来,不要以为你的生命是无用的。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2月28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我亲爱的露西:

    ……谈到工作,我还完全没有想过我的财务状况是否满意,现在这事已经幸运地结束了————整个插曲似乎已消失了,我也没有太多思考哲学,尽管当我想到它时,还是非常愉快的。我的理想搭档麦卡锡大约五天以前离开了我,自那以后我一直一个人,而且发现时间最可宝贵。当我走过海边绿色的山坡时,没有人可以磋商,没有人要去留意,一种十分平静的感觉油然而生。以宁静、本能的方式(这对我来说很不一般),我想明白了原本似乎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储存着心灵的宁静,好使我经受住日常生活的激动和疲惫。现在我想的不是道路也不是风景,主要想的是人民的事务,试着弄清楚事实,试着制定我能做多少改善这个事实。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思考,设想自己处在某一情境之下,判定自己能否给人以足够深刻的印象以产生伟大的效果。我的“自我”促使我自得于对人民事务的知识,而且急于得到他们的信任,但是我尽力使这种形式的“自我”服从于善良的目的。

    后来,当到达一家小旅馆时,当地人对我独自散步都很有兴趣。我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比较女店主们,倾听当地的流言和旅店店主生活中的麻烦。就这个题目我可以长篇大论,但那就颇有点匹克威克注126的味道了。在这家旅馆里,我们是快乐的一家人,大家一起吃饭。当我下楼来时,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大厅的镜子前为自己描最后几笔。她迅速回过头来,当她看到我不是她为之化妆的那个人时,她就接着化她的妆。另一个中年妇女举止正派,柳腰细细,兴高采烈,因为她的年轻人送给她一束白色的紫罗兰,她别在了胸前。还有一个照例要在另一张桌子上就餐的老太太,只是偶尔加入谈话,冒出一句春天的花多么可爱的话来。还有那个自大的男人在说着:“噢!我的看法是董事们把股东们12000英镑的钱都花掉了。”然后就是我自己,在所有这些可尊敬的人们中间而没有衣服可换,感到非常羞愧,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非常受他们轻视。我就像《蛇鲨》注127中的舵手一样,跟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跟我说话,不过我还是感到其乐融融。昨天,我住在一个叫梅瓦吉西的地方,那里的教区会选举正在进行。房东的女儿正在摆我的晚餐时,我问她这是不是自由党和托利党的竞争。

    “噢,不,先生,只是他们有些人要提名一名医生当候选人,另一些人说他不是梅瓦吉西人,在这地方只不过才居住了六七年。”

    “可耻”,我说。

    “是这样的,先生,不是吗?于是他们就举手表决,而他没有通过,但是他要求投票。现在渔民们希望他落选。”

    “噢”,我说,“他看起来可能性不大。”

    “你知道,先生,支持他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鱼商,一些渔民们都从他们那儿买鱼网。再有他受到他们所谓基督教徒的支持,他们反对我们这些可怜的旅店主。”

    噢,我想,现在我懂了,“他是非国教徒吗?”我问。

    “噢,是的,先生,他不是国教徒”————语气极为轻蔑。

    后来我发现他的后台也都不是国教徒,他们挣自己的钱,对不饮酒的人极好,但对酒鬼非常严厉,有几家酒店曾被他们整得很烦。我饶有兴趣地发现,在国教徒的共同语言中,“基督教徒”是“国教徒”的对立面。我从女房东那儿进一步发现,这些人形怪兽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排水方案和新的供水计划,尽管这两方面的水准已经非常高了。

    “有多高?”我问。

    “我说不上来,先生,但我知道它们已经非常高了。”

    这位医生没有当选,但我欣慰地得知,那位牧师也落选了————这些小的娱乐排遣了我一时的无聊……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3月29日

    康沃尔郡 福伊

    一级私人旅馆

    圣·凯瑟琳屋

    我亲爱的露西:

    ……这地方是一幢18世纪的大宅子,相称地体现着家族的骄傲和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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