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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艾丽丝于1894年12月13日结婚。她的家庭200多年来都是费城贵格派（教友会）的教徒，那时她也是一位教友会的信徒。因此我们在圣·马丁巷的贵格教聚会上举行婚礼。我好像记得，当时有一位贵格派教徒被圣灵感动，宣讲起迦南的奇迹来，他的宣道完全伤了艾丽丝的感情。整个订婚期间，我们经常在基督教的问题上进行争论，但直到婚后几个月，我才成功地改变了她的看法。
她婚后改变看法的事情还不止一桩。那时候，美国妇女所受到的教育使她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所有妇女都厌恶性，认为男性的肉欲乃是幸福婚姻的主要障碍。艾丽丝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因此她认为两性交合只有在想要生儿育女时才可以。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她就不得不改变她的立场。但是她仍然认为，她想让性生活极少极少。我没有和她争论这件事，也觉得没有争论的必要。
我们结婚时，两人以前都没有性生活的经验，因此正像没有性生活经验的夫妇通常显然会碰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感到相当的困难。我曾听许多人说这使他们的蜜月过得不痛快，我们的情况倒不是这样，我们遇到的一点点困难看来挺可笑，很快也就克服了。但是我记起在我们结婚三周后的某一天，在性生活极度疲乏的影响下，我恨起她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娶她。这种心境在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旅途中一直持续着，但此后，我再没有过这样的心境。
以前我们曾决定，在我们婚后的头几年，要多去外国游览，因此1895年的头3个月，我们是在柏林度过的。在此期间，我到柏林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学，同时继续做我的研究员资格论文。每周我们听三次音乐会，开始认识那些社会民主党人，那时候他们都被认为是坏人。大使夫人埃明特鲁德·马利特是我的表姐，因此我们应邀去大使馆吃饭。大家很友好，使馆人员都说他们要来看望我们，可是谁也不见来，我们到大使馆去时他们谁也不在家。我们好久都没有觉察这一切，但我们终于发现这是由于艾丽丝曾向大使提到我们参加过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我们是从埃明特鲁德夫人写给我祖母的一封信中才知道这事的。尽管祖母对艾丽丝怀有偏见，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完全站在艾丽丝一边。这种分歧是公开的，而在所有公开的政治性争论中，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阿加莎总是站在自由派一边的。
在此期间，我在心智方面的志向正在成型，我决定不担任专门职务而要专心从事写作。我记得在初春一个寒冷而晴朗的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在动物园（Tiergarten）散步，设想着未来的工作计划。我想我要写一系列关于各门科学的哲学的书，从纯数学到生理学，还要写另一系列关于社会问题的书。我希望这两系列书最终达到综合，既科学又实际。这个计划是受黑格尔的思想所启发的，不过后来我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按照这个计划去做，不管怎么说大致和我原来所预期完成的差不多，对于我的目标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形的时刻。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到菲耶索莱住在艾丽丝姐姐家。她住在一所小别墅里，贝伦森住在相邻的另一座小别墅中。离开她之后，我们继续沿着亚德里亚海岸旅游，到过佩萨罗、乌尔比诺、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和许多别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旅游一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期。意大利，春天再加上新婚，足以使最忧郁的人快活起来。我们经常在海里裸泳，然后躺在沙滩上晒干。但是这是一种多少有点儿冒险的运动，因为迟早警察会来查看是否有人从海中取盐而逃避盐税。幸运的是，我们从来没被抓住过。
就在这个时候，我越来越感到需要认真思考我的研究员资格论文，它应该在8月份之前完成，因此我们在费恩赫思特定居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严肃的独创性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希望与失望交相更替，但最后当我的论文完成之后，我完全相信我已经解决了涉及几何学基础的所有哲学问题。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与独创性工作相联系的希望与失望都同样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的工作不会像在坏日子里看来的那样坏，也不会像好日子里看来的那样好。我的论文由怀特海和詹姆斯·沃德审读，因为它一部分内容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哲学的。在最后结果宣布之前，怀特海对它进行相当严厉的批判，然而却十分中肯。于是我得出结论，我这篇论文没什么价值，我用不着再等待宣布结果了。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去拜见詹姆斯·沃德。他所说的正好相反，把这篇论文捧上了天。第二天，我得知我已被选为研究员。怀特海微笑地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任何人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严重缺点的最后机会了。
我第一次的婚姻使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幸福而且工作富有成果的时期。由于没有情绪上的烦恼，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心智工作上。在我婚后最初几年中，我广泛地阅读了数学与哲学方面的著作。我完成了不少独创性的工作，并且为以后的其他工作打下基础。我在国外旅游和闲暇时光，我实实在在地读了大量书籍，主要是历史方面的。晚饭之后，我和妻子通常轮流朗读，就这样，我们深入到大量多卷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中。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格雷戈罗维乌斯写的《罗马城的历史》，这是我一生中在精神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实在要感谢我第一位妻子使之成为可能。起初她并不乐意我们在乡下过平静的生活，但是为了我的工作，我决定在乡下住。我从她身上和工作中得到了足够的快乐，以致别无所求了，虽然事实上我们通常只有半年时光是在乡下过平静的生活。即使在这段时期中，她还经常出去为妇女投票权或者完全禁酒发表演说。为了使她高兴，我变成一个发过誓的戒酒者，在原先的饮酒动机不能再激起我喝酒的念头之后，我就养成了不喝酒的习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王立誓戒酒时，我都滴酒未沾。国王的动机是这样做有助于去杀德国人，因此在和平主义与酒之间似乎必定存在某种连带关系了。
1895年秋天，在研究员资格选定之后，我们回到柏林去研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几乎只和社会主义者来往。我们结识了倍倍尔及老李卜克内西，小李卜克内西那时还是个孩子，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被杀害。我们在他父亲家吃饭时，必定碰到过他，虽然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他来。那个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激进的革命者，不过我那时还太年轻，还认识不到一旦他们获得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1896年年初，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开一门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课，当时伦敦经济学院在阿道尔菲区的约翰·亚当街，我相信我是头一位开这门课的人。在学院里，我认识了W．A．S．赫文斯，从那个时候直到1901年，他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却把大英帝国代替宗教作为崇拜的对象。
在那些日子里，我远比后来更加容易亢奋。我在经济学院讲课时，和妻子住在阿什利花园90号的一座公寓里，但是我无法在那里工作，因为电梯的噪声打扰我，所以我通常每天都步行到格罗夫纳路她的父母家中去。在那里我花时间阅读格奥尔格·康托尔的著作，并且把他的思想要点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当时，我错误地认为他的所有论述都是错误的，但我还是仔仔细细地把他们全部读完，这对我后来发现所有的错误都很有帮助。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住进费恩赫斯特一座工人住的小屋，称为磨坊吊架。我们在这个房子旁边加盖了一间相当大的起居室和两间卧室。我们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一生中许多最幸福的时光。我获得了大量的使我感兴趣的知识，我的独创性工作也受到了专家们的赞赏，远远高出我的预期。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真想不到我的能力能够像后来表现的那么好。我记得我怀疑自己能否做出像麦克塔格特那样好的工作，那时我把他当作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理想。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最初几年，怀特海逐步从老师变成朋友。1890年当我还是剑桥一年级的学生时，我听过他关于静力学的课。他告诉全班同学学习教科书中第35节。然后他转向我说，“你不需要去学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我曾经在10个月前的奖学金考试中引用过这一节，他还记得这回事，这赢得了我的心。
怀特海在英国，大家只把他看作一位数学家，直到他到美国以后，才发现他是位哲学家。在哲学方面，我和他意见不同，因此不能再同他合作进行研究。他去美国以后，自然我也就更少见到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不赞成我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能够容忍我们的分歧，这种分歧使得我们亲密的友谊逐渐冷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而不是他的错。
大战最后几个月间，他的幼子战死，当时年仅18岁。这使他悲痛欲绝，只是靠他在精神克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使他可能继续工作。这次丧子的悲痛对他思想转向哲学并促使他摆脱单纯机械宇宙观的信念起着极大的作用。他的哲学非常晦涩，其中很多我一直也没能搞懂。他一直对康德哲学有所偏好，而我则对康德的哲学不以为然。当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哲学时，他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他对宇宙的统一性的观点深有体会，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观点才能论证科学推论的正确性。我的气质引导我和他背道而驰，但是我也怀疑纯粹理性能否判明我们俩谁更接近真理。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可能会说他的目标在于给平民百姓带来安乐，而我的观点却使得哲学家感到不舒服；而赞成我的观点的人可能会反驳说，他使哲学家高兴而我却取悦一般老百姓。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各走各的路，虽然彼此之间的感情始终维系着。
怀特海具有极其广泛的兴趣，他的历史知识常常使我吃惊。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他把一本非常严肃但非常罕见的著作————保罗·萨尔比的《特伦特会议史》当作床头书。不论谈到什么历史的题目，他总能够提供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事实。比如说伯克注93的政治见解和他在伦敦城的利益的关系以及胡斯异端与波西米亚银矿的关系等等。他具有使人愉快的幽默感，极为温文尔雅。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人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凯鲁比注94。对于后来认识他的人会觉得这个外号对他很不尊重，但在当时还是很适合他的。他的家族来自肯特郡，自从圣·奥古斯丁到达此地起，他们的祖先就一直当牧师。他经常饶有兴致地提到我的祖父对于罗马天主教的传播感到忧心忡忡，曾经恳请怀特海的姐姐永远不要背离英国国教会。使他好笑的是这个偶然事件简直不太可能发生。怀特海的神学见解并非正统的，但在他的感情中却保持某种神职人员的气息，而且在他后来的哲学著作中也曾流露出来。
他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他最厉害的夸口是，他试图具有随他缺点而来的优秀品质。他从来不在乎讲反对他自己的种种故事。剑桥有两位老修女，她们的举止使人感到他们简直就是《克兰福特》注95一书中的人物。事实上她们的思想很进步，甚至发表一些大胆的意见，在每一个改革运动中都站在前面。怀特海常常带着某种悔恨之情谈到他和她们初次会面时他如何由她们的外表产生错误的看法，以为吓她们一下会很开心的。可是当他说出某些稍微激烈的意见之后，她们说：“啊!怀特海先生，我们很高兴听到你居然说这话。”表明她们一直把他看成一个顽固的保守分子。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的能力十分惊人。盛夏的一天，我和他在格兰切斯特住在一起，我们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来访，我带他到花园中来向主人致意。怀特海正坐在那里演算数学，戴维斯和我在他面前不到一码远，看着他一页一页地在纸上写满数学符号。他一直没看见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走开了。
只有熟识怀特海的人才会觉察到他在偶然接触中不会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在社交上他显得和气、理智、沉着冷静，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沉着冷静，而且肯定不是那种毫无人性的怪物“理性人”。他对妻儿充满深深的爱恋之情。他时时刻刻深切地感受到宗教的重要性，年轻时，他在纽曼大主教的影响下，差一点皈依罗马天主教。他的后期哲学给了他他想从宗教里得到的一些东西。正如其他那些过着极端克制的生活的人一样，他经常容易陷入自言自语之中。当他想到他是孤独的时候，他就会喃喃自责自己设想的缺点。他婚后最初几年，经济上很拮据。但是，尽管他觉得这种境遇极难忍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他那重要却不获利的工作。
他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不过在我和他最熟识的时候，这种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精明，使他能够在委员会中打开局面，使得那些以为他完全不切实际、脱离世俗的人大吃一惊。要不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这个缺点就是他从来不会给人回信。有一次我写一封信问他一个数学问题，因为我急于需要一个答案，来写我反驳彭加勒的论文。他没有回信，因此我又写一封。他还是不回信。我就给他打电报，因为他仍然保持沉默，我发了一封附回电费的电报，可是到头来我还得亲自去布罗德斯泰尔斯得到答案。他的朋友渐渐都知道了他的这种怪僻，因此每逢有人接到他一封信这种难得的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庆祝，祝贺收信者。他也为自己辩白说，如果他要回信，他就没时间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了。我想这个理由十分充分，无可非议。
怀特海作为一位教师，是十分完美的，对于那些他非得要打交道，而且知道他们优点和缺点的人，他都抱有个人兴趣。他会启发学生自身的最佳能力。他从不压制或者讽刺他们，也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表现出任何低劣教师常常表现出来的态度。我相信所有与他接触的有为青年，就像我对他一样，对他产生一种真诚而持久的感情。
怀特海夫妇常常和我们一起住在乡下，我们也常常到剑桥和他们同住。有一次我们住在老院长蒙塔古·巴特勒寓所，睡在安妮女王睡过的床上，但是这种经历幸而没有再重复过。
我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讲稿出版于1896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是我对它没有多大兴趣，因为我已经决定献身于数理哲学的研究。我改写了我的研究员论文，使它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并于1897年以《论几何学基础》的书名出版。后来我觉得这本书康德主义的气味太浓，但对我成名有好处，因为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并没有对当时的正统理论提出挑战。当时学术界有这样的风气，把所有康德的批判者一概都看成没能理解康德的人，而一度赞成过康德的人在反驳这种批判时就占有优势了。这本书受到高度的赞扬，实际上远远超过它应该得到的。从那时起，学术界的评论家对我后来相继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说成水平下降。
1896年秋天，我和艾丽丝到美国去3个月，主要是为了认识她的亲戚。注96我们到美国的头一件事就是访问沃尔特·惠特曼在新泽西州开姆登市的旧居，从那里我们前往一个工业小镇密尔维尔，艾丽丝有一位表兄叫邦特·托马斯，是当地一家玻璃厂的厂长。这家工厂长期以来已经是他们家族的产业。邦特的妻子埃迪斯是艾丽丝的好朋友。根据人口普查，这个小镇有1万零2名居民，邦特夫妇常说他们就是那2个零头。邦特是头脑简单的人，而埃迪斯在文学上则颇有抱负。她写过一些斯克里布注97风格的蹩脚剧本，并想象一旦她能够离开密尔维尔，并同欧洲的文学界名流建立联系，她的才能就会被承认。他谦卑地热爱着她，而她却向那些她想象的出类拔萃者卖弄风情。那时小镇周围的乡村都是空旷的林地，她通常带着我，驾着四轮轻便马车在那些土路上长时间地驰骋，她总是带着一把左轮手枪，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怀疑那时她在读《海达·伽布勒》注98。两年后，他们夫妇同我们一起，住在威尼斯的一座宫殿中。我们把她介绍给许多作家。结果表明，她在密尔维尔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毫无价值。她深为沮丧地回到美国，接着我们就得知她把她的丈夫的情书放在胸前，然后用那把左轮手枪开枪穿透情书自杀。后来，邦特又娶了一位妻子，据说和她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去布林·莫尔学院到邦特·托马斯的姐姐凯里·托马斯校长家中做客。她是一位被全家人敬畏的女士。她有充沛的精力和以一种企业家的效率来实现的文化信念，她还有一种对男性的极度的轻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弗赖迪山，洛根在她到来之前告诉我：“准备好会见凯里”，这表示他们整个家庭的态度。不过我却不能十分认真地把她当作一回事，因为她太容易震惊。她具有非常值得佩服的见解，一个人要打算写关于学术问题的论著，应该首先阅读文献。我郑重地告诉她，整个非欧几何的进展就是在对以前的文献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这种无知才有这种进步。这使她以后老把我看成只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farceur）。不过许多事情都证实了我对她的看法。例如有一次在巴黎，我们带她去看《雏鹰》注99，我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发现，她根本不知道1830年在法国发生了一次革命。我向她概述了法国的历史，几天以后，她告诉我，她的秘书想要一本法国历史手册，并要求我给她推荐一本。可是在布林·莫尔学院，她就是天神宙斯，人人都在她面前发抖。她同她的一位朋友格温小姐住在一起，而格温小姐在许多方面都同她恰好相反。格温小姐意志力极其薄弱，软弱而又懒散，但对文学却具有一种真诚却褊狭的感情。她们从少女时代起就是朋友，而且一起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只有凯里获得了学位。在我们和她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们的友谊已经出现裂痕。格温小姐每两个星期总要回她自己家里住上3天。恰好在她回家的时候，另外一位名叫嘉莱特的小姐来到这里，而且恰好在格温小姐回来的时候离去。当时格温小姐正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霍德谈恋爱，他当时正在布林·莫尔学院教书。这使得凯里火冒三丈，每天晚上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总是听到她在隔壁房间怒气冲冲地训斥格温小姐，一训就是几个小时。霍德有妻有子，据说还与学院的一些女孩子关系暧昧，但是尽管有这些障碍，格温小姐最后还是嫁给了他。她坚持要某位高教会派注100牧师主持婚礼，想以此说明他以前在布林·莫尔的妻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子，因为该牧师拒绝给离过婚的人证婚。霍德曾说过他离过婚，但是格温小姐的做法表明不是这么回事。他由于生活放荡导致身体虚弱，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头脑极其聪慧，要是没有女人在场，他的谈话也是很有趣的。
在布林·莫尔学院我讲授非欧几何学，艾丽丝也做了提倡天赋母性（endowment motherhood）的演讲，而且同一些妇女私下交谈时赞成自由恋爱。这就引起了流言蜚语，使我们实际上被学院撵了出来。从那里我们到了巴尔的摩，我在那里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授同样的题目。我们住在艾丽丝的舅舅、凯里的父亲托马斯博士家中。他家很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他有一个儿子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脑外科手术十分出色；他还有一个女儿海伦在布林·莫尔学院，不幸是个聋子。她和蔼可亲，有一头非常漂亮的红头发。许多年来，我都非常喜欢她，1900年告终，有一两次我要她吻我，但是她拒绝了。最后她嫁给了西蒙·弗莱克斯纳。他是洛克菲勒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我仍然同她保持很好的友谊，虽然在她的晚年我很少见到她。托马斯博士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她一直是一位虔诚的、非常正统的贵格派教徒，在提起那些不是贵格派信徒的人时，常把他们称为“世俗之人”。他们在谈话中全都用“你”注101，因此我们在一起谈话时我和艾丽丝也用“你”。贵格派的某些教义对于那些不熟悉他们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儿奇怪。我记得我岳母曾经解释她被教导把“主祷文”看成是“浮华”。这句话开始把我弄糊涂了，但是她解释说，每一件由非贵格派信徒而不是贵格派信徒所做的事都称为“浮华的”，这里面包括使用一切固定套语，因为祈祷应该是被圣灵所感召，主祷文是一种固定套语，因此也是“浮华”。又有一次她在餐桌上讲，她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教育对十诫不尊重，它们也是“浮华的”。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贵格派信徒如此严肃地看待圣灵引导的学说，以致连十诫都不尊重。近年来，我肯定没有遇到任何这样的人。当然不应该设想曾经抱着这种态度的有德性的人实际上会违背任何诫条，因为圣灵会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而在贵格派教派之外，同样的教义有时却得出更成问题的结论。我有我的岳母所写的一份关于她所知道的各种古怪想法的记录，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神的指引”，你在读这章时会发现这个词是“私通”的同义语。
我对于费城贵格派信徒老式家庭的印象是他们具有小贵族的种种衰落状态。90岁的老守财奴守着他们的积蓄，而他们的60或70岁的儿女则尽量耐着性子等待着父母的死期。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表现得十分普遍，而那些被认为神志健全的人说他们非常愚蠢倒更合适。艾丽丝在费城有个姑姑是个老处女，非常有钱也很荒唐可笑。她非常喜欢我，可是却怀疑我认为带来得救的并不肯定是耶稣的血。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们在感恩节和她一起吃饭，她是位非常贪吃的老太太，准备的宴席足以填满大肚汉的胃口。正当我们要开始吃第一口时，她说：“让我们暂停一下想想那些穷人。”显然她觉得这种想法是一付开胃剂。她有两个侄子住在附近，每天晚上都来看看。他们觉得要是她远在欧洲的侄子、侄女在她死后也分到同样的遗产，那就太不公平了。不过，比起这两个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威吓一下的侄子来说，她却更喜欢夸耀、更加尊重那些欧洲的亲戚。因此，他们即使不在她身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时候，美国真是个天真得出奇的国家。许多人要求我解释奥斯卡·王尔德的所作所为。在波士顿，我们住在两个贵格派老太太开的寄宿房间里，其中一位在早餐时从桌子对面向我大声说：“奥斯卡·王尔德最近好久没有公开露面了，他到底干什么了?”我回答她说：“他在蹲监狱。”幸亏在这种场合她没问我王尔德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注102当时我以一种英国人那种自高自大的岛国优越感来看待美国。然而同美国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同数学家的接触，使我认识到德国几乎在学术的一切方面，都比英国优越。与我的愿望相反，在我的旅程中，我原来以为一切值得知道的事情都能够在剑桥知道，这个信念逐步消失了。在这方面，这次旅行对我非常有用。
1897年，除了我的《论几何学基础》是在那年出版的之外，我记不得什么别的事了。我还记得收到路易·库图拉的一封称赞这本书的信，我简直高兴极了。虽然我已经评论过他的书《数学的无穷》，但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他。我曾梦想从不相识的外国人那里收到称赞的信件，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这种信。他在信中谈到由于他不懂英文，他是如何“借助字典”（arme d’un dictionnaire）读完我的书的。稍后我到卡昂去拜访他，当时他在那里当教授。他惊奇地发现我是那么年轻，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友谊，并一直持续到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时被卡车辗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他失去了接触，因为他完全埋头于研究一种国际语。他提倡伊多语（Ido）而不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Esperanto）。照他的谈话，人类有史以来再没有人像世界语者那样卑劣了。他悲叹Ido这个字不适于组成类似于世界语者（Esperantists）的字。我建议他用idiot（白痴）这个字，但是他并不怎么喜欢。我记得1900年7月我同他一起在巴黎吃午饭，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怀特海夫人原来心脏就不好，晕过去了。当他出去取挥发盐注103（sal volatile）时，有人把窗户打开。他回来以后又把窗子关严说：“是啊，需要空气，但不要空气流。”（De l’air，oui，mais pas de courant d’air．）注104我还记得1905年他到巴黎的一家旅馆来看我，当时戴维斯先生和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他们是克朗普顿和西奥多的父亲和姐姐）也在，滔滔不绝地谈了半个钟头，然后说“沉默的人才是智者”。这时戴维斯先生尽管已经80多岁了，还是从房间里跑出去了。我只能听到他离开时发出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库图拉是我的数理逻辑的思想的非常热情的拥护者，但他并不总是很深思熟虑。在我和彭加勒的长期论战中，有时我觉得必须像为自己辩护那样为他辩护，这多少成为一种负担。他最有价值的工作是论述莱布尼茨的逻辑。莱布尼茨希望人家对他有较高的评价，因此只发表他的二流著作，而他所有最好作品全都是手稿。后来的编者只出版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著作，而继续把他最好的著作留下来不予出版。库图拉是第一位发掘出莱布尼茨最好著作的人。我自然非常高兴，因为他对我在著作中所采用的对莱布尼茨的解释提供了文献的证据。假如没有库图拉的工作，我原来的证据还是不太充分的。在我第一次会见库图拉的时候，他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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