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剑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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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但我哥哥上的是牛津大学。我上剑桥大学是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我第一次到剑桥是在1889年12月，那时我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住在新院的房间里，因为羞于问去厕所的路，所以在每天考试之前步行到车站去解手。从新院的大门，我看到它的后面，但是没敢进去，认为那可能是私人住宅。我受邀和院长一起吃饭，他是我父亲上学时哈罗公学的校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特里维廉兄弟：查尔斯和鲍勃。鲍勃穿着从查尔斯那儿借来的次好的礼服很有特色，席间他因有人提到一次外科手术而晕倒。如此令人生畏的社交场合使我惊恐，但在几个月之前，当我留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面对面谈话时则使我更加惊恐。他来住在彭布罗克邸园，没邀请任何人来见他。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们退去之后，他和我单独留在餐桌旁时，他只问了一句话：“他们给我的葡萄酒很好，但为什么他们非把它装在一只血红色的杯子里?”我无言以对，只希望地上有个缝儿让我钻进去。从那么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惊恐。

    在奖学金考试中，我极想答得出色，而神经总是有点紧张，反而影响了发挥。然而，我还是得到了小额奖学金，而这也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和有才干的同龄人一比高低。

    从1890年10月初到剑桥起，对我来说一切顺利。在学期的第一周，所有当时住校、后来成为我密友的同学都来拜访我。那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我，但后来我才发现负责审批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大家注意桑格和我。桑格和我一样，也是新生，也读数学，也是小额奖学金获得者。他和我都在休厄尔院住。我们的导师韦布有一个习惯做法，即把他的手稿在同学中传阅，幸运的是我看完后该由我把这份手稿传给桑格。我以前没见过他，但我被他书架上的书吸引住了。我说：“我看见你有德雷帕写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好。”他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头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从这话题开始谈下去，半小时后我们已是终生密友了。我们对着笔记看我们做了多少数学。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而在政治上我们见解不同（那时他是保守党，尽管后来他属于工党）。他谈到萧伯纳，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的大名。我们常常在一起做数学，他解题惊人地快，总是在我弄懂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解了一半。我们俩在第四学年都主修道德科学，他读经济学我读哲学，我们同时拿到奖学金。他恐怕是曾有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的孩子们像我曾爱过他一样爱他。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把深刻的才智和热烈的感情如此完美地集于一身。他成为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律师，并以他高度博学编辑出版了贾曼的《论遗嘱》而闻名于法律界。他常常感叹贾曼的亲属禁止他在前言中提到贾曼本人去世时却没有留下遗嘱。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语言来阅读，包括像马扎尔语注36和芬兰语这些难得碰到的小语种。在意大利，我常和他一起徒步旅游。碰到任何事他总是让我和旅店老板去交涉。但当我读意大利语时，我发现他意大利语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他1930年去世，令我感到巨大的悲痛。

    第一学期我结识的另一些朋友主要来自怀特海的推荐。我后来得知，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人得分比我高，但怀特海认为两人中我更有才干，因此他在考官会议前把分数烧掉，并介绍我优于其他考生。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是卢埃林·戴维斯兄弟：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他们的父亲是柯克比·朗斯代尔教区牧师，他是金库版柏拉图的《理想国》注37的译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圣公会广教会的教徒。他的观点来自F．P．莫利斯。他的家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两人是最小的，据说，而我也相信，都靠奖学金读中学和大学，而没让做父亲的花钱。他们还都引人注目地漂亮，包括克朗普顿，他有着非常漂亮的蓝眼睛，有时闪着有趣的眼神，而有时他凝视的目光却又那么深沉严肃。西奥多在家最小，却是最富才华最受家庭宠爱的一个。我刚认识他们时，克朗普顿在学院里与西奥多合住，他们俩后来都如期成为研究员，但谁也没住校。后来，他们俩一起住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间偏僻小房子里。他们都十分能干、高尚、热情，总的来说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观点。在人生观上，西奥多比克朗普顿更实际一些，他成为一系列的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依次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一段时间里转向自由贸易，而政府的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考虑。他工作之勤奋令人难以置信，还总挤出时间给他所有朋友的孩子们分送礼物，而礼物又总是恰如其分。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能激发起最深的感情。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位女性不想嫁给他，只有一位例外，而这位女士当然也正是他想娶的唯一女人。1905年春天，他34岁，他的尸体在柯克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池中被发现，很明显他在去车站的路上在那里浴水，据猜测，他一定在潜水时将头撞到了岩石上。克朗普顿爱他的弟弟胜于任何人，经受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极度悲痛。西奥多死后的几周里我陪着他，很难找到什么话可说注38。他悲伤的样子使人极度痛苦。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就把我带回这悲痛而不眠的黑夜。这事后的星期天，我也在教堂，那天西奥多的父亲强忍悲痛，像平日一样布道，成功地避免了精神崩溃。克朗普顿也渐渐地恢复，但一直到结婚，他才完全复原。自那以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年我再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一直到我住在切尔西时，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前门铃响，看到克朗普顿站在门前台阶上，他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刚刚见过面，像以往一样诱人，他还坚持要看看我已入睡的孩子们。我认为自从西奥多死后，我已变得和他的痛苦如此息息相关，以致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还感到十分痛苦。

    对克朗普顿，我最初的记忆是在学院弯曲的楼梯的最黑处，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突然背诵整首诗“老虎，老虎，燃烧的目光”，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布莱克，而这首诗令我如此感动。我觉得头晕目眩，不得不倚在墙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和克朗普顿的一些事，有时说个笑话，有时扮个鬼脸，表示对吝啬和伪善的厌恶。更多的是他温暖、慷慨的感情。假使我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不诚实的想法所诱惑的话，一想到他会不赞同仍然会遏制住我。他集机智、激情、智慧、轻蔑、文雅、正直于一身，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强烈、坚定不移的影响，给我和其他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一个稳定的依靠。

    他自己的真诚往往是很特别的。他不随大流，无论是好还是坏。对于引起他的朋友们情绪激动的一切，他都表示轻蔑和好笑；嘲笑以至蔑视“为这样的社会”或“促进那样的世界联盟”。同时，他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十字军：为爱尔兰反对英格兰，为小生意反对大生意的，为穷人反对富人，为自由反对垄断。而他最热心的事业就是给地价征税。

    现在，亨利·乔治注39几乎完全是被人遗忘的预言家。但在1890年，当我刚结识克朗普顿时，他的学说，即所有地租应该付给国家而不是付给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对经济现状（status quo）不满的人士中，仍然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学说积极竞争的对手。这时克朗普顿已经是亨利·乔治的一个狂热的追随者，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强烈地厌恶社会主义学说，强烈信仰私有企业制度的自由原则。他并不憎恨由工业中赚钱的资本家，而把向别人的工业征收捐税的人视为魔鬼，因为这些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土地。我认为他没有问过自己，国家如果占有由土地私有制而得到的所有收入，它怎么能不变得无限强大。在他心中，如像亨利·乔治一样，改革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完成，把被垄断的权力所勒住的能量释放出来。在1909年，他认为亨利·乔治的原则已被劳合·乔治注40执行，劳合·乔治著名的预算是他帮助编制完成的。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开始时，他是邮政总局的法律顾问，但是由于他热情支持妻子的见解，而她又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并作为爱尔兰新芬党成员被逮捕过，这使他的职位难以维持，他在几乎没得到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被解职。尽管当时流行偏见，他还是几乎立刻加入科沃德-钱斯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是城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1920年，正是他起草和平条约，建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虽然这件事从未公之于众。他的无私使得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传世的重大成就，因为他从未以他的工作去邀功，抢在别人前头，也不在乎公众的看法和荣誉。但是他的能力超群，尽管他令人难忘的并不是这一点。

    使得克朗普顿同时如此受人钦佩又如此悦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强烈的爱憎、异想天开的幽默以及岩石般的忠实。他是我曾结识过的对人类怀着巨大的爱，对极个别的人怀着藐视的恨的聪明绝顶的人之一。他绝不是某种意义下的圣人。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在乡下散步，我们误入了农夫田地的一角。农夫跑了过来，气红了脸朝我们喊。克朗普顿把手放在耳朵后，用极其和善的语调说：“请你再大声点好吗?我的耳朵有些聋。”那个原本要更大声发作的农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听到他详尽又夸大地讲这个故事，把他扮演的角色说成是我，我不断地打断他说：“别信他的，那不是我，那都是克朗普顿。”直到最后，他才咯咯笑着说明真相。

    他好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到了他的一些朋友不得不劝戒他别这么穿的程度，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西澳大利亚企图通过诉讼程序退出澳大利亚联邦时，雇用了他的法律公司。已经决定这件案子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有人从旁听到克朗普顿打电话给国王的内侍说：“我的裤子状况不佳近来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这案件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或许国王在那儿留一条旧裤子可能对我有用。”

    他的厌恶之情极多而强烈，常常表现得使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和他与他父亲在一起时，一位主教也是一位客人————最温厚又最无恶意的那种类型的神职人员，人们自然会说，这种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儿反动。最后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克朗普顿用像是对待同在一艘海盗船上的俘虏的态度，咆哮着说：“他看起来真是在绝望中不顾一切的角色!”

    1905年岁末，自由党政府上台，霍尔丹勋爵，一个肥胖、安逸、让人宽心的人，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克朗普顿十分严肃地说，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当提出军队改革时，防止那些将军们中风。

    汽车交通的专横烦扰他。他会穿过伦敦的街道而不予理睬。当汽车喇叭愤怒地叫着，他左顾右盼带着挑剔的、烦恼的神态说：“不要弄出那么大的噪声来!”尽管他梦游一般心不在焉地四处徘徊，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开车人还是相信他一定是位重要人物，耐心地等他穿过马路。

    他像兰姆或约翰逊博士一样热爱伦敦。一次，当他强烈抨击华兹华斯很少写白屈菜时，我问：你是否更喜欢他写的威斯敏斯特桥?“噢!是的，”他答道，“要是他以同样的尺度去写。”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他和我们夫妇经常饭后一起在伦敦散步，如果克朗普顿没有抓住我们的胳膊，他就总是握着我们的手臂。我们经过圣·克里门·德恩斯的雷恩教堂时，他提醒我们抬头看他喜欢的景色之一，蓝色夜空中那隐约可见的尖顶。在散步时，他有时和我们遇到的人聊起来。我记得他同一个公园管理员认真地讨论，可能是关于地价问题。一开始公园管理员决心记住他的身份和官职，对克朗普顿彬彬有礼但不赞成他的做法：生人不应该随便和生人讲话，上流人士不应该这样平易地接近劳动者，没有人应该和有公务在身的官员交谈。但是很快，这种生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克朗普顿真正地平等待人，他同他的职员和仆人讲话，语气就像他通常同重要人物，例如同要他负责处理事务的印度王公讲话一样。他在爱尔兰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中的态度，跟在名人云集的集会上没有什么两样。我还记得，当他听到我们的女仆和他的家来自同一地区时，他极其庄重地站起来向她鞠躬并同她握手，其彬彬有礼的态度令人难忘。

    从气质上讲，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讨厌制度、组织与整齐划一。有一次，我和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散步，他指着十分拥挤的车流中一辆小小的驴车高兴地说，“那就是我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另外一次，我和他在爱尔兰散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不假思索地奔向最大最舒服的汽车。而他的表情则十分震惊，抓住我的胳膊，急忙把我拉到一辆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上，并且严肃地向我解释，这是为了大胆反抗大联营公司。

    他的见解总是有点儿难以捉摸，而且也不反对让他的偏见自由驰骋。他赞赏反叛精神，甚至大大超过他赞赏完全的理性。对于似乎需要精心策划的任何事情，他都表示厌恶。有一次我说，除非有胜利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说进行一场战争是合理的。这使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几乎无望的、英雄式的反抗才是壮丽辉煌的。他有许多偏见的确与我的感情一致，因此我从来没有心情同他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争论也没有用。

    从他的气质和意见来看，他自然会厌恶西德尼·韦布夫妇。当他们进行济贫法改革时，他就会说，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立法的企图，最终就迫使他们去组织那些无助的贫民。这样他就会宣称，他们的组织的成果之一，就是他们雇一个装假腿的贫民在马铃薯上钻孔。

    他多年来是我的律师————他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从友谊出发，多少是无偿的。他的律师业务大都极为重要，涉及印度的王公，英联邦自治政府或者顶尖的大银行。在法律事务中，他表现得不屈不挠，直截了当，把技巧和耐心结合在一起。这最后一点真是令人吃惊，因为他的天性实在是所有人中最没有耐心的。通过这些方法，它们甚至于能激起对方的信赖，他获得了靠耍巧妙的花招永远都达不到的成果。我记得在法律咨询过程中，某人有一次提出并不是完全正当的方法，他脸上浮现出木然的表情。尽管他办事严肃认真，但他的心情大体上总是快乐的。干完一天累人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之后，他总会参加一次晚餐会，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喝了不少杯香槟一样，而且会让所有人大笑。后来他正是在一次晚餐会上因心力衰竭而突然去世，可能他事先已经知道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后来，他的朋友记起，有些微小的迹象表明，他并不指望长寿，但是这还不足以在尊重他的朋友们中引起强烈的焦虑不安。

    他晚年花费大量闲暇时间去写一部哲学书，他常把这本书自谦地称为他的馅饼，这是影射易卜生一出戏剧中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只有一种天才就是做馅饼，而且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去世之前做一个真正好的馅饼。克朗普顿年轻时除了希腊诗歌之外，哲学是他心智上主要的兴趣所在。我刚认识他时，我们花很多时间辩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由于在整个中年时期，他繁忙的职业生涯使他完全陷入实际事务当中，但到最后，他还是能够花一些时间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考，他充满衷心喜悦地回到这上面来。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正像许多人有时弄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一样，他把手稿丢在了火车上，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必定有人捡到了它，希望由此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曾提到过他遗失了手稿，只是遗憾而简单地谈到这项损失，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少数现存的笔记出发，重新开始写，接着他就改变了话题。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他，虽然我们见面时，他还和过去一样愉快和热情。他把所余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试图完成他遗失的著作，但是这个馅饼永远也没能完成。

    我剑桥时代的另一位朋友是哲学家麦克塔格特，他比我还害羞。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声音非常小，我喊道“请进”，可是没有动静，我又大点声喊“请进”。房门打开了，我看见麦克塔格特站在门口地垫上。那时他已经是联盟的主席，将要成为研究员。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名声使我对他怀着某种敬畏。但是他太害羞以致不敢进来，而我也太害羞，没有让他进来。我不记得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不管怎样最终他还是进了我的屋。后来我就经常去他那里吃早餐，他那里的早餐以缺乏食物而出名，事实上，谁要是去过一次，以后再去时，每次都会自己带上一枚蛋。麦克塔格特是位黑格尔主义者，当时他还很年轻，而且十分热情。他对我们这一代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两三年是黑格尔主义者，我还精确地记得在我大学四年级某一时刻我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我跑出去买了一听烟丝，带着它穿过三一巷，突然我把那听烟丝抛向空中，大喊：“天哪!————本体论的论证是靠得住的。”虽然1898年之后，我不再接受麦克塔格特的哲学，我仍然喜欢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去看他，因为他不能容忍我的意见。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在解除我的讲师资格中起着带头的作用。

    另外两位我在剑桥早年认识的朋友是洛斯·迪金森和罗杰·弗莱，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迪金森由于他性格温和、有感伤情调而惹人喜爱。当他是研究员而我还是大学生时，我渐渐感到由于我有时唐突地讲出令人不快的真理或我所认为的真理而有可能伤害他。世界的情势如果使我极其痛苦的话，只使他感到难过。我很怕由于太强烈的现实主义而增加他的不快。但是现实主义一词可能并不十分恰当。我的真正意思是，现实主义是一个人描述事情的实践活动，他感到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忍受，他用如此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述以致引起其他人来分担狂怒。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很像柯台利亚注41，但不能说他像李尔王。

    我一到剑桥，尽管我很害羞，社会交往上我还是十分活跃，在这方面，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并没有形成任何阻碍。在同辈社会的影响下，我逐渐变得不那么清高。一开始我发现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被人反驳时也不感到强烈恐惧或者可笑，就好像我讲过的话十分合理一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想在大学某些地方一定有一些真正聪明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要是见到这些人，我一定能马上认出他们比我智力更优秀，可是二年级时，我发现我已经认识了大学中所有最聪明的人了。这使我觉得有些失望，同时也使我自信心越来越增强。可是，三年级时，我遇到G．E．穆尔，当时他是一年级学生，其后几年，他满足了我对天才理想的期望。那时候穆尔漂亮，身材颀长，脸上充满灵气，就像斯宾诺莎那样深切热情的心智。他具有一种高雅的纯洁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成功地让他说谎，只有一次例外。这回我耍了个花招，我问他：“穆尔，你是不是总讲真话?”他回答说：“不。”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一次谎话。他的家人都住在达里奇，他的父亲是位退休的医生，有一次我去看他们，他的母亲戴着一枚大瓷胸针，上面有古罗马圆形剧场图案。他有许多兄弟姐妹，其中最有趣的是诗人斯特奇·穆尔。在智力的世界里，穆尔是无所畏惧、富于冒险精神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像一个孩子。四年级时，我曾花好几天同他一起在诺福克河岸散步。有一次我们偶然碰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家伙，他同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注42，对他的下流事，谈得津津有味。他的古怪我觉得挺逗，多少有点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到他离开之后，才说“这人真可怕。”我相信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因听粗俗低级的故事或谈话而感到丝毫的快乐。穆尔同我一样，受到麦克塔格特的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比我从那里逃逸要快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使我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比我小两岁，他极大地影响我的哲学观点。穆尔的所有朋友一个最喜欢的乐事就是看着他点燃烟斗。他总是划着了火柴然后开始辩论，说呀说直到火柴烧着他的手指，然后他又划另一根火柴，如此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划火柴的时候，他就不吸烟了。

    下面该特里维廉三兄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老大查尔斯是最没有能力的。老二鲍勃是我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成为一个富有学究气但没有什么感染力的诗人，可是他年轻时，常讲出幽默的话，出人意料。有一次，我们在湖边举行一次读书会，埃迪·马什睡过了头，穿着睡衣跑来看看早餐是否准备好了。他的面容冷峻，表情流露出痛苦，于是鲍勃给他取个外号“冷幽灵”，长期以来这外号就跟上他了。乔治·特里维廉比鲍勃要年轻得多，但我后来渐渐同他很熟识了，他和查尔斯都是了不起的步行能手。有一次我和乔治在德文郡漫步，我要他答应一天只走25英里，他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信守诺言，然后他就离开我说他还要再散一会儿步。还有一次，我独自散步，晚上到了蜥蜴旅馆，问他们是否能给我一张床休息。他们问：“你是不是特里维廉先生?”我说：“不是，你们是否在等他?”他们说：“是啊!他的太太早已在这里了。”这事真让我吃惊，因为那天是他们结婚大喜的日子。我看见她没精打采一个人待着，他把她丢在特鲁洛，说他一整天不能不散步一小会儿。他到夜里十点钟才来，以创纪录的时间走完40英里，累得筋疲力尽。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蜜月的颇为奇特的开端。1914年8月4日，我和他一起散步到斯特兰德吵了起来，其后一直到1944年我回到三一学院之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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