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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幸福而顺利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大人，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我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时，我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喜欢用俚语，假装没有感情，表现出通常的“男子气”。我开始轻蔑我的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怕得要命，还有像爬树危险之类荒谬观念。他们禁止我做的事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21岁，这时我总以为无论我做什么事还是保密不让人知道为好，这逐渐成了我的第二天性。由此产生的那种隐瞒的冲动，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掉。至今，每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只有凭借某种意志上的努力，我才能克服这种经年累月为了摆脱种种愚昧的禁令而产生的冲动。
青春的岁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孤独、寂寞和不愉快的，无论是感情生活或是知性生活方面，我都不得不对家人保持着他们无法探知的秘密心态。我的兴趣分为三部分：性、宗教和数学。我发现我在青春期对于性的专注是不愉快的，我不愿回忆我那时候的感觉，不过我要尽我所能道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讲我希望它该怎么样。我第一次知道性的事，是我12岁时由我先前在幼稚园的一个名叫恩斯特·洛根的男孩告诉我的。一天晚上，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屋里，他用一些有趣的故事向我解释交媾的本性和它在生儿育女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他所说的极为有趣，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当时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而当时婚姻是和基督教的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确信这个想法是在我首次知道那些事情不久之后产生的）。14岁时，我的家庭教师向我提到，说我不久就要经历一种生理上的重大变化，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那时还有一个男孩叫吉米·贝利，和我在一起，也就是1929年我在温哥华遇到的那个人，他和我无话不谈，而且不仅是两个人说，还和一个童仆一起谈。这个童仆和我们年龄相仿，或许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因和童仆可疑的谈话被大人们发现，他们用深表忧虑的语气数落了我们一顿，然后送我们上床，每天只给点面包和水。说来奇怪，这种处罚并未减少我对性的兴趣，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这种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谈话以及探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现医学字典极为有用。15岁我开始有了性欲，其强烈程度几乎不可忍受。我坐着做功课时竭力想集中精神，就一直因勃起而分心，同时也就干起手淫来。不过在这方面我一直颇有节制，我对手淫很感羞愧，尽力想不再干。虽然如此，我还是直到20岁都没有改掉，20岁时我才突然停止手淫，因为我恋爱了。
那位告诉我要接近青春发动期的私人教师，几个月后又对我说，说男人说胸部，而说女人就说乳房。这话使我产生的感觉强烈得无法忍受，以致显得十分震惊。他就挖苦我，说我假正经。这样每天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看女人肉体的欲念中度过。我总想从窗户偷窥女仆换衣服，然而总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和我两人花了一冬天的时间造了一间地下室，包括一条地道，一个人可在其中匍匐爬行，还有一个6立方英尺的房间，我经常引诱一位女佣到这个地下室，在那儿吻她、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死不干，我相信了她的话。她还表示出惊讶的样子，说她原来以为我是好人，结果这事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我在青春发动期之前对性的理性主义观点，而把那些世俗的看法当作十分正当的而全盘加以接受。我变得有点病态，认为自己十分邪恶。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理发展颇感兴趣。我仔细地加以研究，但是人家告诉我一切内省都是病态的，因此我把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当成精神错乱的另一证明。然而经过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获得大量重要知识的唯一方法而不应被认为是病态。至此，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才得到解脱。
伴随着这种对性的生理上的专注而来的，还有一种极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当时我还未能认识到它源于性欲。我变得对日落、云彩以及春秋的树木之美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我的兴趣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色彩，显然这由于它是一种性的无意识的升华和一种逃避现实的企图。我广泛地读诗，开始是读像《悼念》这一类的坏诗注21。就我所能记忆的，在十六七岁时，我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我读雪莱的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在多弗尔街莫德姨妈的起居室里等她，我打开了雪莱诗集，正好碰到《阿拉斯特》，在我看来它是我曾经读过的诗里最美的。我最欣赏它的当然是它的虚幻。我刚读了一半，姨妈就来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回书架上。我问大人们雪莱是否不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发现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反而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由于我的所思所感无人可诉说，我时常在沉思，要是能认识雪莱那该有多好!同时我也不知道能否遇上一个活人，同他有如此丰富的相同感受。
伴随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但渐渐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教徒。星期日我被轮流带到彼得斯汉姆的（国教）教区教堂和里士满的长老会教堂，而在家里则教我一位论教派的教义。一直到我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是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影响。这时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英语记在一本题为“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注22，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我应该感到智力上的满足了，但是几乎根据和笛卡尔（除了知道他是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者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得到结论：意识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论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才15岁。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然而在我18岁进入剑桥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使我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进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而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时期，我泛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能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我又读孔德，然而对于他的著作并不怎么重视。我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卡莱尔，但对于他纯粹出于感情的支持宗教的论证却完全摒弃。因为那时、也是后来我一直持有的观点是，一个神学命题不能被接受，除非它具有科学命题所需要的同样论据。我还阅读吉本以及密尔曼的《基督教史》与未经删节的《格利佛游记》，其中人形兽的描述对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开始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人类。
必须明白，我的整个内心活动被深深埋藏起来，我和别人交往时，不让它显露一点迹象。在社交上，我羞怯、幼稚、笨拙、安分和性情温和。我时常带着妒意观察那些在社交上八面玲珑、从容应付的人。有个名叫凯特莫尔的青年人，我认为他肯定有点粗俗，但是我看到他和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一起散步，自然而亲昵，显然在讨好她。我想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学不会取悦我可能感兴趣的任何女性的举止。直到16岁生日前不久，我有时才能和我的家庭教师谈些事情。在那之前，我都在家中受教育，但是，我的家庭教师很少能待三个月以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这是因为每当一位新老师来了，只要家人对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总是引诱他与我同谋去欺骗我的家人。我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不可知论者，常常允许我和他讨论宗教。我猜想他因为这件事被发现而遭解雇。我的家人最喜欢的一位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庭教师后来死于肺结核，他呼出的气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家人从来没有想到从健康的观点来看，让我长时间待在他身旁是多么不明智。
正好在我16岁的生日之前，我被送到了当时还是乡下的老南门的陆军应考补习学校，送我去不是为了准备参加陆军考试，而是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考试。在那里的其他人几乎全要进陆军，除去一两个恶棍，准备去担任神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17、18或19岁，所以我是最小的学生。他们都处在刚刚开始常去嫖妓的年龄，这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们当中最受人敬佩的是一个声称自己曾得过梅毒并已治愈的人，这使他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总是围坐在一起讲淫荡的故事，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机会讲下流话。一次，一位老师让他们中的一人把一个便条送到邻居家，回来后，他告诉其他人，他按了铃，一位女仆走了出来，他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意思是指法式信封注23），女仆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带封信来。”有一天在教堂里唱圣歌，其中有这么一行，“这里我将高举起我的以便以谢（Ebenezer）注24”，他们就说，“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称呼那玩意的!”
尽管我先前暗地里对性默默地关注，但如今接触到以如此粗野的方式谈论性，也使我大为震惊。我的观点变得非常清教徒式的，认定性若无深爱便是兽性。我沉默不语，尽可能不跟别人打交道，而那些人发现我很适于挑逗，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唱我会的唯一的歌，歌词是：
老亚伯拉罕死去了，
我们再不能见到他，
他常穿一件旧大衣，
所有扣子全在身前向下扣。
他另有一件衣服，
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不在身前向下扣，
而在身后向上扣。
我不久认识到，逃脱他们的注意唯一的机会是保持愉快自若。一两个学期之后，来了另一个可被取笑的孩子，他容易发脾气，比我更合适，于是我也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为之震惊了。但我仍一直深感不快。有一条通过田地去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数学。当然，要是家人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谈话，他们会深感惊恐。但是我数学学得不错，总的来说我希望留下来，所以从来不向家里人说应考学校的情形。在应考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小额奖学金。去剑桥之前的10个月，我住在家里，并请那个应考学校聘来的教我的老师来指导我。
在应考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登山家，多次攀上新西兰阿尔卑斯山以及南美安底斯山。他家里很富有，住在拉特兰门19号一所大房子里注25。他有一位写诗的姐姐是我在拉特兰常遇见的罗伯特·布朗宁注26的朋友，她后来先成为爱德蒙·菲茨莫里斯夫人，后来是————菲利比的夫人。他的姐姐比他大得多，是个渊博的古典学家。我对她怀有一种浪漫的爱慕之情，尽管后来当我遇到她时，她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长大，极为老练。他懒散而无精打采，但在许多方面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能说出任何一种名牌酒或雪茄的年份，他可以吃一汤匙调在一起的芥末和辣椒粉。他熟知欧洲大陆的妓院，他在文学方面知识广博。当他还是剑桥大学在校学生时，就拥有一个都是初版书的精美图书馆。他第一次来应试学校时，我立刻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有教养的人，而其他人则一个也不是。（罗伯特·布朗宁去世注27时，我正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听说过他。）周末，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家。在路上，他总是先带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去看日戏。我的家人调查了这个家庭，而来自罗伯特·布朗宁的证实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由于我长时间的孤独，使我对菲茨杰拉德的依恋之情真有点太过分了。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获邀8月份与他和他的家人去国外。这是我2岁去过国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景色使我兴奋异常。我们首先去了巴黎，那里正在举行1889年万国博览会。我们爬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顶，铁塔就是那一年新建的。然后我们去瑞士，在那儿，我们待了大约一周，驱车从一地到一地，到恩加丹结束。我和他爬了两座山峰：科尔瓦克峰和帕吕峰，这两次都遇到暴风雪。第一次我产生高山反应，第二次他有。第二次十分惊险，因为我们的一个向导从悬崖上滑了下去，用绳子才把他拉上来。我对向导的冷静沉着（Sang froid）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边往下掉还边咒骂。
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和菲茨杰拉德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他对他母亲讲话很无礼，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当时年轻，就指责他的态度。他非常生气，几个月都余怒不息。当我们返回应考学校时，我们合租一间屋，他总找些令人不快的话来说，在这方面他表现了非凡的技巧。我恨他到极点，如今想来我依然不明白怎么会那样。有一次，我狂怒发作，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打算扼死他。但见到他的脸孔变成青黑色，我的心软下来。我想他知道我是要杀死他的。这以后，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到二年级期末他结婚时才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家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只是继续同意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其它的都不同意。起先我有时试图和他们谈我考虑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这使我变得缄默。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显然应该是一切行动的目标，但我发现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发现对幸福的信仰即所谓功利主义只不过是许多伦理学说中的一种。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信奉了它，同时轻率地告诉了祖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祖母对我大加嘲笑，以后时常提出一些伦理学上的难题来让我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我发觉她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来反驳功利主义，她反对功利主义从理智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当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时，她告诉我所有形而上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心?不要紧。什么是物?没关系。”注28这话反复说了十五六遍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但是祖母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终其一生的。她的态度表现在下面的诗文中：
啊，形而上学这门学问
实在太离奇
你只有把纷乱的人生弄得更加纷乱
自夸能解明
像意志和命运之类的难解之谜
却把它们乱搞一气越来越迷离。
每一个行动的原因
你都能满意地解释
人心的每一隐秘角落
你说你无不遍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而把高深的猜测称为公理。
是与非你是如此精细剖析
它们的断片是如此地连在一起
以致我们信什么似乎没关系
但你织成的精致蛛网
以及网上捕获的愚蠢的苍蝇
却不需要神奇的笤帚来把它击碎。
你并不比我懂得更多
什么是笑，什么是泪，什么是叹息
至于什么是爱、憎、愤怒还是同情
你也是一无所知。好了，再见
形而上学，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想你不久就会被人扬弃。
我记得我长大以后，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听说你又在写另一本书?”那种腔调好像是说：“我听说你又有了一个私生子!”数学她还不正面去反对，虽然她很难相信它可以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我的希望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一直到21岁我都对宗教的意见缄口不谈。的确，14岁以后生活在家里得对我感兴趣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实在是不得不忍受的。祖母时常出以幽默的话语，名为好玩，实际充满恶意。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感到受到伤害与痛苦。阿加莎姑姑一样坏，而罗洛叔叔那时正沉浸在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我哥哥住在贝里奥尔学院，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佛教徒。他常告诉我灵魂可以装在一个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到我所见过的最小信封，想象灵魂像心脏一样地在里面跳动。但从我哥哥的谈话中听到的秘传佛教，我觉得它没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以后我很少见到他，由于家里人都认为他邪恶，因此他便远离了家。长大以后我要在数学方面做一些重要的工作，这个决心支持着我，但是我不敢想我会碰上什么人我可以和他交上朋友，或者可以向他自由地表达我的任何见解，更不敢奢望我的生命的任何时期能够摆脱这种极端的不快。
在南门应考学校的那个时期，我对政治和经济学极为关注，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完全接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在我看来他在《人对国家》中过于空想，虽然我对他的偏见一般都是同意的。
阿加莎姑姑介绍我读她十分崇拜的亨利·乔治的书，我变得确信土地国有化会保证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从社会主义获得的利益。我一直持有这一观点，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止。
祖母罗素和阿加莎姑姑是格拉德斯通地方自治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许多爱尔兰国会议员经常到彭布罗克邸园来。这是在当《泰晤士报》公然声称有文件证明帕内尔是暗杀同谋犯时，几乎整个上流阶层，包括1886年支持格拉德斯通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直到1889年，由于伪造者皮戈特无能拼写“hesitancy”（犹疑不决），这个阴谋才戏剧性地被拆穿。祖母和姑姑总是激烈地反驳帕内尔的追随者与恐怖分子结盟的观点。他们钦佩帕内尔，有一次我还和他握过手。但是当他卷入丑闻，他们又同格拉德斯通站在一边而与他断绝往来。注29
我跟阿加莎姑姑两次去爱尔兰。我和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戴维特一起散步，有时我独自一人，景色之美给我以深刻印象。我特别记得在威克洛郡的一个小湖，叫作卢加拉，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它同下面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更好的理由：
就像波浪冲向卵石的岸边，
我们的分分秒秒也急速地冲向它的终点。
50年后，当我在都柏林造访我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时，我说服他带我去卢加拉，但他带我去高干湖上的森林，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卵石岸”。离开时我深信，我们不应该企图旧梦重温。
1883年，罗洛叔叔在欣德黑德的斜坡上买了一所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那里。那时，在欣德黑德斜坡上，除了两间被遗弃的马车店“皇家小屋”和“七根刺”（它们不是当时刚被遗弃的）之外，没有房屋。廷德尔注30的房屋正在修建，它开始一种新时尚。我经常被带去看望廷德尔，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水的形态》，我十分敬佩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极力想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有两次我是有些成功的。第一次是他正和罗洛叔叔谈话，我拿两支曲柄手杖放在一只手指上面，使它们平衡不坠。廷德尔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考虑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测定重心。第二次是几年以后，我告诉他我曾经爬上过帕吕峰，而他曾经是登山界的先驱者。每当我散步穿过杜鹃花丛生的荒原，翻过布莱克当，走下山坳，一直到彻尔特的魔王跳，我真表达不出我的喜悦之情。我特别记得我去一条叫作“妈妈小路”（现在它满是房屋，有块小路的路标）。它越变越窄，最后成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赫尔特山顶。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眺半个萨塞克斯郡和几乎全部的萨里郡，这一类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是重要的。总的说，我发现我在户外遇到的事物要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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