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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是1876年2月到达彭布罗克邸园的情景。严格地说，我已记不清到达那里的真实情形，虽然我记得在我的旅程中到过伦敦终点站，可能是帕丁顿车站，那个玻璃大屋顶，我觉得它不可想象地美。在彭布罗克邸园的头一天我所能记得的事就是在仆人的下房里喝茶。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有一张又长又厚重的大桌子，旁边有几把椅子和一个高凳，所有的仆人都在这个房间里用茶，只有看门人、厨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总管除外。这些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组成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高凳上喝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仆人对我那么感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是大法官、女王的几位显赫的法律顾问和其他著名人物认真考虑、严肃商讨的对象。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来彭布罗克邸园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亲安伯利子爵在很长一段身体日益衰弱之后，于不久前去世，母亲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继去世。后来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聪敏、庄重、有独创才能和无所畏惧的人。从母亲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冷静深思、好学不倦、清高脱俗、心情抑郁和一本正经。双亲都是热情的改革理论家，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付诸实践。父亲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学生和朋友，受穆勒影响，双亲都信奉节制生育及妇女拥有选举权。由于鼓吹节制生育，父亲失掉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母亲有时也由于意见过激而陷入难堪的境地。在玛丽王后的父母注1举行的一次花园聚会中，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叫嚷：“我晓得你是谁，你是罗素家的儿媳妇。但是如今，我听到你就像肮脏的激进派和龌龊的美国人一样。整个伦敦都传遍了，每一个俱乐部都在谈论这件事。我真得要看看你的衬裙是不是龌龊不堪。”
下面这封寄自佛罗伦萨的英国领事的来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亲爱的安伯利夫人：
我并非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对他的人品和原则深恶痛绝，尤其是我所担任的公职也不允许我成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唯一途径，即：邮寄给德尔·雷·加埃塔市长，由他转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实的
A．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马志尼将他的表壳送给我母亲，它现在由我保存。
我的母亲经常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会议上演讲，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妇女会上的演讲。这个团体包括西德尼·韦布夫人、考特尼夫人这些交际花。后来我熟识了韦布夫人，觉得她比起我母亲来，似乎较为轻佻，因此对我母亲的庄重怀有更深的尊重。然而，从我母亲的信来看，例如，她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的信，我发现她有时也是活泼而风骚，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记中所表现的那么令人惊恐。
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大书，去世后才出版，书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间大图书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论述等等。他在乡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初期，每年都要在伦敦过几个月。在伦敦，他们在当地主教园区有一幢房子，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乔治·霍华德夫人（后来称卡莱尔夫人）主持着对立的沙龙。在霍华德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家，而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可看到穆勒以后的所有英国哲学家。
1876年我的父母访问美国，在那里结交了波士顿的所有激进派人士。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所赞扬的有着民主热情和他们所崇拜的激进反对奴隶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后来杀害萨科和万塞蒂注2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他们都只有22岁。我的哥哥，像他在自传中所吹嘘的那样，在父母婚后九个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们移居到一所叫作雷文斯克罗夫特的（现称为克莱顿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坐落在瓦伊河的陡峭堤岸上的树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后，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写信给她的母亲，这样描述我：“婴儿重8¾磅，长21英寸，很胖，很丑。谁都说他像弗兰克，蓝眼睛分得很开，下巴很小，他和弗兰克在襁褓中时一样。现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么的，他就大发脾气，乱嚷乱叫乱踢，颤抖个不停，直到他获得哄慰为止……。他头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观望。”
双亲给我哥哥请了一个有相当科学素养的家庭教师D．A．斯帕丁————我至少可以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引用他的工作来判断他的才能注3。他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事小鸡的本能的研究。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间房子，包括客厅在内都搞得一塌糊涂。他本人也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死去了。显然根据纯理论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虑到他患肺结核，他不应该生孩子，但是要他独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亲允许他和她住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事在我出生后开始，而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留用那位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发现他让那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而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免受宗教教养下的祸害。可是，祖父母从斯帕丁的信中发现与我母亲有关的事，这个发现引起他们一种极端的、维多利亚式的恐怖。他们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从耍阴谋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些耍阴谋的异教徒找到霍勒斯·达卫（后来称达卫勋爵）商量，他认为他们肯定赢不了官司，这显然是根据谢利判例。这样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监护，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们交给我的祖父母。无疑这段故事促使那些仆人对我感兴趣。
我对我母亲简直可以说毫无记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从一辆小马拉的车子中摔出去时，她肯定是在场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错不了，因为我萦怀于心，多年以后最终证实有这回事。关于我的父亲，我只记得两件事。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印着红色画面的图画。这个颜色让我很喜欢。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克罗夫特花园中，后来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亲在他去世前几天给他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您将高兴地听到，我打算尽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会感到难过。因为我感染上支气管炎，看来要卧床一段时间了。您的铅笔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难过。尽管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睡不着。不用说，这次患病并不危险，我预料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有过太痛苦的经验，知道疾病发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绝对安全，或者在没有安宁的地方求得安宁。我的两肺都在发炎，也许还会恶化。我恳求您别打电报或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在奥德兰德，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好医生，由于他刚刚在此地开业，会为我尽心治疗的。我再说一遍，我希望康复，但倘若病情恶化，我想说，我倒盼望镇定而平静地死去，就像“一个裹在被褥里，躺下去进入愉快梦乡的人”。
就我来说，我并无忧虑，甚至并不畏缩，但是为我要离开的一些人，尤其是您，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和衰弱中写这封信，我只能向您做出这种最不适当的表示，我深感您对我恒久不变的慈爱，这种爱甚至在我或许显得不配领受时也从未改变。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觉于万一，十分懊悔的是，有时我不得不显得无情，但我希望表达的只有热爱之情。我所做的只是我本想做的其中的一点点，但我希望，这一点点事不是坏事。我已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桩大事，我会怀着这样的感觉而死去，至于我两个可爱的儿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多照顾一些，他们也许会把您当一个母亲般地看待。您知道，我要埋葬在此地，我所喜欢的树林中那个已为我准备好的美丽所在。我不敢期望您会来参加我的葬礼，但是我希望如此。
也许我太自私，让这封信带给您悲痛，我只怕过一天，我会虚弱得无法提笔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天天写信给您。对亲爱的爸爸，终我一生，都感受到他的仁慈、宽厚，这也是我要深自铭感的。我真挚地希望在他长寿而高尚的生命终止之时，他会免除丧子的伤痛。对于阿加莎、罗洛和可怜的威利，如果可能的话，我只能向他们致以我无上的爱意。
您的爱子 安伯莱
星期三夜于雷文斯克罗夫特
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彭布罗克邸园，是在里士满公园中的两层不整齐的房屋，它是君主的赠礼，名称来源于彭布罗克夫人，乔治三世在他精神错乱时曾钟情于她。女王在我祖父母40多岁时赐给他们，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金莱克所著的《克里米亚的入侵》所描述的那次著名的内阁会议，就是在彭布罗克邸园举行的。这次会议决定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有几位内阁大臣在睡觉。金莱克后来住在里士满，我对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我问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为什么金莱克对拿破仑三世那样深恶痛绝?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回答说，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而争吵。我自然要问他：“你能把这段事讲给我听吗?”他回答说：“不行，先生，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彭布罗克邸园拥有11英亩的花园，大部分任其荒芜。在我18岁之前，这个花园在我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花园西面是从埃普松下坡（我认为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延伸到温莎城堡的非常宽阔的视野，这中间还有欣德黑德和利思两个小山丘。我逐渐熟悉那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那一览无遗的日落景象。此后若是没有这两种景象，我绝不能过得快乐。那儿有许多优良树种，栎树、山毛榉、欧洲七叶树和西班牙栗树、欧椴树和一棵非常好看的雪松树，还有印度亲王送的柳杉和产于喜马拉雅山的雪松。那里还有避暑别墅、芳香的蔷薇短院墙、月桂树丛以及各种各样能够成功地藏身，一点不会被大人发现的秘密地方，同时还有几个用格状篱笆墙围起的小花圃。在我住进了彭布罗克邸园后的这些年里，这所花园也越来越被人遗忘了。巨大的树木倒了下来，灌木长满了小径，草地上的草长得又高又密，那些格状的围篱几乎长成了树。这座花园似乎在回忆它过去的光辉时日，外国使节在草坪上漫步，亲王们羡慕它修剪齐整的花圃。它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也随着它一起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编织着双亲及我姐姐的幻梦，我想象着祖父活跃的日子。我所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多数都是好久以前的往事：祖父去厄尔巴岛拜谒拿破仑，祖母的叔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保卫直布罗陀，祖母的祖父又因为说了这个世界在公元前4004年以前已经被创造出来（因为埃特纳火山的斜坡上有这样多的熔岩）而被当局排挤。有时，谈话转到较近期的事，于是我就会听到卡莱尔如何曾经把赫伯特·斯宾塞称为“纯粹的真空”，或是达尔文如何因格拉德斯通的来访而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经常在想，已经谢世的双亲在世时是怎样一种人。孤寂的时光，我总在花园中徘徊，不是捡集鸟蛋便是沉思那飞驰的时间。如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来作判断的话，我觉得只有在全神贯注于童稚往事那种瞬即消失的时刻，对后来性格形成很重要的孩提印象，才会浮现在意识上，从未对成人道及。我以为少年时这种不受外界打扰的、随意浏览的时期很是重要，因为这使他们有时间去形成这些表面上转瞬即逝，然而却是真正活生生的印象。
祖父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轮椅中被人推着在花园里绕行，便是坐在他的房里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他去世时我刚刚6岁。还记得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哥哥（他已上学）虽然还在学期当中，却坐着马车回来了。我向他高喊：“好哇!”而我的保姆制止我说：“嘘!今天不准喊‘好哇!’”由这件事推断，我的祖父对我并不重要。
相反，我的祖母比我的祖父小23岁，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自由派（她70岁时成为基督教的一位论派教徒），但有关道德方面的种种事情却要求极其严格。她嫁给祖父时还很年轻，很害羞，那时祖父已是膝下有两个孩子和四个过继儿女的鳏夫，结婚没有几年，祖父就当上了首相注4。这对祖母来说无疑是很严格的考验。她曾说，她少女时，有一次去参加诗人罗杰斯著名的早餐会，祖父察觉了她的羞怯，对她说：“吃点儿口条吧!亲爱的，你需要它!”从她的交谈中看出，显然她从来不知道恋爱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曾告诉我，在她的蜜月中，她的母亲跑来陪伴她，令她感到多么慰藉。另外一次，她痛惜诗歌太多与爱情那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联系在一起。但对我的祖父，她却是个贤惠的妻子，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讲，她对于恪守作为妻子本分的严格标准，从未有所疏忽过。
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祖母，她的思虑可以说无微不至，但却并非总是明智的。我想她不了解动物的精神及充沛的活力上的需要。她要求凡事都要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趣去衡量。我还记得我想要使她明白，一方面要求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又不要盖新房免得惹眼。在她来讲，每种情趣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不能因为一讲冷酷的逻辑就得对另一种情趣让步。按照她所处的时代的标准，她是很有教养的，她能准确无误地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讲话而不带任何一点儿特殊口音。她熟知莎士比亚、弥尔顿和18世纪的诗人，她能够背诵黄道十二宫和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她还有根据辉格党传统的英国历史的一些知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她也了然于心。1830年以来的政治，她也有着切身的体会，但是在她的教育中，所有包含着推理论证的事物被完全忽略了，从她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她从不懂得河上的船闸是怎样工作的，尽管我已听到过许多人设法给她讲清楚。她的道德标准属于维多利亚清教徒式的，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赌咒发誓，却具有好品质。然而，这也有例外。她认识的贝里家的小姐们都是霍勒斯·沃尔波尔的朋友，有一次她不加指责地跟我说：“他们是老派的人，偶尔也赌咒发誓。”她和许多像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把拜伦当成一种反常的例外，当成年轻人单相思的不幸的牺牲品。她丝毫不能容忍雪莱，认为他的生活是邪恶的，他的诗令人作呕。至于济慈，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她广泛浏览过从欧洲大陆的古典著作直到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但对她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的作家却一无所知。屠格涅夫有一次送她一本他写的小说，但是她从未读过，只不过把屠格涅夫看成她的朋友们的亲戚而已。她知道他在写作，可是几乎人人都在写书，没什么了不起。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她自然也毫无所知。她知道某种动机是存在的：爱国家、公益精神、爱自己的子女都是应赞美的动机；而爱金钱、爱权力、虚荣心都是坏的动机。好人的行为经常出于良好的动机，然而坏的，纵然是坏到极点的人，也有一些时候不全坏。婚姻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制度，显然，夫妻彼此相爱是一种责任，但它却是一种不太容易履行的责任。因为如果性爱将他们吸引在一起，必然就有美中不足的事存在其间。自然她对这桩事情不是用这些字眼说出来的。她所会说的是，事实上是“你知道，我从不认为夫妻之间的爱，会像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样美好，因为夫妻之爱里面有时会有一点儿自私的成分”。这可能是她对性这类话题最接近的想法。有一次她可能谈起更接近这个禁忌的话题：谈到帕默斯顿勋爵不是一个好男人这一事实时，她说他在男人中有点儿古怪注5。她不喜欢酒，厌恶烟草，而且几乎就要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她的生活是一种苦行，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八点吃早饭，而且在80岁之前从来没有还没用茶就坐在安乐椅上。她全然脱离尘俗，鄙视追求世俗荣誉的任何人。我深以为憾地说，她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不太尊重。她常常很开心地讲到，有一次她在温莎，感到身上很不舒服，女王亲切愉快地说：“罗素夫人可以坐下来，某某夫人站在她前面。”
我年满14岁以后，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让我感到难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感到太过分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幸福的热切地关心，使我爱她并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我记得当我四五岁时在床上醒来时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该多可怕啊!而当我结婚以后，她真的去世了，我却全然无动于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回想起来，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公益精神，她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她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一直对我有所助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当我还是孩子时，祖母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还健在，他们都不时地到彭布罗克邸园来。她的长兄是明托勋爵，我叫他威廉斯舅公。第二个兄弟是亨利·艾略特爵士，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外交生涯，但对他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老三是我的查理舅公，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在一个信封上写满了他的长长的头衔。他是海军将军，尊敬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高级巴思勋爵。他驻在德文港。别人告诉我说他是海军少将，而在海军将领中还有更高级的海军元帅。这话多少使我有些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晋升上去。她最小的兄弟是乔治·艾略特，他是一个单身汉，我叫他多德舅公。家人要我注意他的主要一点是他和祖母的祖父布莱登先生长得十分相像。这位布莱登先生由于考虑埃特纳火山的熔岩而导致令人遗憾的异端思想。除此之外，多德舅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威廉舅公，我有一个极为痛苦的记忆：一个6月的傍晚，这每时每刻我都享受到愉悦的晴朗的一天行将结束时，他来到彭布罗克邸园。当我该说晚安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人类享受愉悦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还说我再也不能享受像现在行将结束的这一天的那么多的夏日愉悦了。当时我泪如泉涌，而且上床之后，还一直哭了很久。后来的经验表明，他的说法十分残酷，同样也不真实。
和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缺乏理解儿童情绪的能力。我4岁时，曾在里士满拍照，摄影师很难使我安静地坐下来，最后终于许愿，假如我坐着不动，那么他就给我一块松蛋糕，在那之前我只吃过一块松蛋糕。这许愿使我欢喜若狂，因此我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并没有得到那块松蛋糕。
另外一次我听到一个大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小莱昂什么时候来?”我竖起耳朵听并问：“是有一个小狮子注6要来吗?”他们说：“是，他星期天来，他非常驯良，你会在客厅里见到他。”星期天之前，我天天数，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最后家人告诉我那头小狮子已经在客厅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叫莱昂的普通年轻人。一下子我从着迷状态清醒过来，彻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记得那种深深的绝望之情。
回来再讲我祖母一家。我不大记得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罗米利夫人，只记得从她那儿我第一次听说拉迪亚德·吉卜林，她很欣赏他写的《山中平话》。我祖母的另一个妹妹夏洛特·波特尔夫人，我称她为洛蒂姨奶奶，更多姿多彩。据说她还是孩子时，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没醒却低声念“我的头低下来，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听说，她听大人们谈论梦游，当晚就起来仿照她认为是梦游的方式走路。大人们看到她完全清醒，就决定不提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们沉默无语使她大失所望。最后她说：“难道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看见我梦游吗?”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她往往讲话七颠八倒。有一次她要给三个人叫马车。她思忖二轮马车坐不下，四轮马车又太大，因此她叫仆人去叫一辆三轮马车。另一次，有一个叫乔治的仆人在她出发去欧洲大陆时，到车站给她送行，她想她可能要写信告诉他有关家事，但她突然想起她不知道他姓什么。火车刚刚开动，她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道：“乔治，乔治，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回答说：“乔治，夫人。”那时她已经听不到了。
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我家还有我的叔叔罗洛和姑姑阿加莎，他们俩都终生未婚。罗洛叔叔对我幼年成长起了些重要作用，因为他总对我谈科学上的事情。他的科学知识相当丰富，毕生因为病态的害羞而深受其害，以致凡是涉及同别人打交道的事他都一无所成。但同我在一起，由于我还是个孩子，他就不害羞了，常常显示出一种成年人不认为他会有的令人发笑的幽默气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教堂的窗户要用有色玻璃，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早先并不是那样的，但有一次，正当牧师走上讲坛，他看见有个人走过，那人头上顶着一桶石灰水，忽然桶底掉下来了，石灰水浇了那个人一身，这使得那个可怜的牧师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使得讲道无法进行。于是从此之后，教堂的窗子就装上了有色玻璃。以前他曾在外交部做事，但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读也不能写，后来他的视力有所改善，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干什么常规工作了。他是一位气象学家，对于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影响做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那次火山爆发造成英格兰奇异的落日景象，月亮甚至变成了蓝色。他时常对我讲起喀拉喀托火山爆发造成奇异的落日现象的证据，我也很用心地听他讲述。他的谈话大大地鼓舞起我对科学的兴趣。
彭布罗克邸园的成年人中最年轻的是阿加莎姑姑，她实际上只比我大19岁，因此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时，她才22岁。我到那里的第一年，她想方设法教育我，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她有三个颜色鲜艳的球，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和一个蓝的，她总是拿起这个红球问我：“这个球是什么颜色?”我说：“黄的。”她就把球举到她的金丝雀旁边说：“你说它和金丝雀是一种颜色吗?”我说：“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金丝雀是黄色的，所以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我想，我必定及时地学会颜色，但是我只能记得而不能记牢它们。后来她教我阅读，但是这超过我的能力所能胜任。她教我的只有一个字我是成功地记住了，这个字就是“or”（或）。其他字虽然一样短，我总也记不住。她一定是失去信心了。在我5岁前不久，我被送到幼儿园，那里最终成功地教会我难学的阅读技能。我六七岁时，她又拉着我的手教我英国宪政史，这的确使我非常感兴趣。她教我的好多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个小本，其中记下了她口述的问题和答案，我举几条就可以说明观点。
问：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争论些什么?
答：亨利希望制止由于主教有他们自己的法庭而产生的弊端，因为这使教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普通法律分离。贝克特拒绝削弱主教法庭的权力。但是最终被说服同意克莱仑登大法（克莱仑登大法条文是当时宣布的）。
问：亨利二世是否试图改进国家的政府?
答：是的，在他繁忙的当政期，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改革法律的工作。巡回审判变得重要起来。它不仅像以前一样解决全郡的金钱事务，而且还要听取申诉和审判案件。正是由于亨利二世的改革，我们才有陪审团审判制度最初的明确开端。
她没有提到贝克特被杀注7，她提到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但是没有加以谴责。
她一直没有结婚，一度曾和一位副牧师订婚，但在订婚期间她产生精神失常的幻觉，从而使得婚约破裂。她成了一个守财奴，住在一所大宅子里，但是只用很少几间屋子，为的是节省煤，她还每星期只洗一次澡，也是为了省煤。她穿厚羊毛长袜，经常滑下来，在足踝上绉成一团。大多数时光，她都感情用事地品评人物，不是说某些人好到极点，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坏到极点，两者都是出于她的想象。在我和哥哥各自同妻子住在一起时，她对我们的妻子深恶痛绝，可是后来又喜欢她们了。我初次带着我的第二任妻子去见她时，她把我前妻的照片放在壁炉台上，对我的第二任妻子说：“我一见到你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可爱的艾丽丝，要是伯蒂遗弃你会怎么样，这是上帝所不准许的。”我的哥哥有一次对她说：“姑姑，你永远是一位过时的妻子。”这话不但没有激怒她，反而引得她一阵大笑，而且向所有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认为她感情用事或者头脑迟钝的人很容易对她那突如其来的狡黠和机智感到惊讶。她是我祖母的美德的牺牲品，假使祖母不教导她性是邪恶的话，她本来可以过得幸福、成功和有所作为的。
我哥哥比我大七岁，因此不大能和我作玩伴。除了假日之外，他总是待在学校里。作为弟弟，我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每逢假期开始他刚回来时，我总是非常高兴。可过不了几天，我就开始盼着他的假期快点结束。他逗弄我，欺侮我，可不太厉害。我记得我6岁时，有一次他高声喊我：“娃娃!”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名字，就摆出庄重的样子不去理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串葡萄，要是我应声去了，他就会给我，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家里都不让我吃任何水果，这次没能吃着，还是损失惨重。还有一个小铃铛，我认为是我的，可是他每次回家，总说那是他的并把它抢走，虽然他本人已经长大，玩铃铛已经得不到什么乐趣了。他长大成人以后，还占有着那个铃铛，只要我看到那个铃铛没有一次不生气的。从我父母的相互通信中看出，他们对我哥哥相当头疼，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是理解他的，因为他无论从性格到外貌都像斯坦利家的人，罗素家的人从来就一点也没有理解过他。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魔王注8的顽童，他发现人们那么看待自己，自然就按人们说的那样继续干下去。人们尽量让他同我分开。我一意识到这一点，就感到十分不满。他的个性极强，我只要同他接触一段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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