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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曾大声疾呼：『自由与团结，永远重要，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韦伯斯特这激昂的呼声背后似乎蕴涵着严肃的道理，甚至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因为倘若你为了自由而丟弃了团结并拒绝在目的上相互适应（不同的目的会对其中的每一种目的造成损害），那么你主张的自由就失去了广泛性、灵活性，失去了不怕变化而顽强存在的力量，也就是说为了变得肆无忌惮与绝对，那种自由不再是尝试性的、富有人性的。
虽然有时候人们可以放眼望过多佛尔海峡，但是它却足以将英国孤立起来，因此英国从未在政治、道德标准或艺术上跟欧洲的其他国家步调一致过。而大西洋虽然方便了形形色色的移民和洲际往来，它却有效地孤立了美国，因此那里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拉丁血统的人，都变得跟任何一种欧洲人都大不相同，这也许让人莫名其妙却也毫不奇怪。尽管人们认为他们跟欧洲的远亲信奉同样的宗教、说同样的语言，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原来的特点、精神与价值。植物与动物一直陶醉于那里纯净的土地、清新的空气、辽阔的乡野，虽然它们有物种遗传上的差别，可它们都具备同样粗放不羁的特点。跟欧洲同类的动植物相比，它们显得顽强、枯瘦、大胆、丑陋。在美国，当然早期的多数殖民地开拓者就是比较特殊的英国人，但是除此之外，开阔的生活视野和快速的生活节奏也使得一切都跟英国有了不可思议的差异。美国人的特征是活泼而不是顽固，是自信而不是谨小慎微；他们总想刨根问底弄清一切，还渴望引人赞叹而不是怕被人误解或怕自己感到惊愕。他们喜欢真诚、喜欢夸张、喜欢可笑的幽默。当英国人偶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或当他们想到英国人时，他们会非常不耐烦，会感到恼火，原因是他们觉得英国人的观点过于僵化、脑子太缺乏想象力、思想上负担太多（就像坐在装满压舱沙石的船上航行），而对风的变化又基本上麻木不仁，不像他们那样对这种变化极为敏感。
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1789年，华盛顿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从此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在精神上，他却和欧洲远亲————英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都有一种自由合作的精神。
不过，有一种属于英格兰的天赋或者说习惯不但在美国丝毫未变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在美国发现了更有利于显示其真正本性的环境————我指的是自由合作的精神。自由合作的基础是自由的个性，自由个性的意识深深地扎根在英国人的灵魂中。在英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本能或者说精神，尽管他也许表现这种本能时有点扭扭捏捏，他却总是请教它、尊重它。但是在英国，也有大量残余的社会束缚反对自由个性，对它持有偏见。教会与贵族的影响力、习俗与特权的羁绊，对某些不平的事的怀疑与愤懑都是导致人的灵魂扭曲的因素，这些因素违背个人的利益硬让他参与陌生的事业。多佛尔海峡太窄，怀有敌意的欧洲大陆的阴影令人感到太压抑，英国的草地上有太多的露水还有太多的篱笆把它分割得零零碎碎，以至于每个个人尽管颇能自制，却难以无所畏惧或毫无偏见地面对每个其他的个人，难以跟那个个人携起手来去自由地追求他们也许会发现的共同目标。然而，美国所具有或者说所信奉的唯一一种民主中的自由，也就是公民的这种稳重合作的自由，从个人基础、从限度、从执著程度、从经验、从公益精神、从本身正确性的把握上来看，全都是英国式的。而且无论它传播到哪个国家它都应该永远被称作英国式的自由。这种合作、责任发展的精神在美国无处不在，这种现象非常显著。它非但没有被美国的闯劲和勇气抵消或消失在各种移民相反的本能中，而是好像立即被由各种人组成的团体所推崇，同时在各种新奇的困境中体现出来。在美国，社会束缚已经很少；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这种束缚已经减少到这样的程度：管小孩的只是妈妈和公共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是培养人的机构，是使他能够有效地发挥个人积极性所必不可少的机构，因为无论形而上学的自我主义怎么说，一个人不可能投票决定自己投生在哪里。然而一旦投生，并经过断奶、被教会读书写字之后，年轻的美国人便能轻松地背起背包去选择他在世上想走的路。但是这时他还不会因缺少机会而感到受束缚，在地位、阶级、宗教等方面他还无根基可言。当一个人如此自由时，他愈发愿意合作。各方面的合作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谁也不会那么自私、那么目光短浅而拒绝合作。连同工作和发迹的愿望，合作精神也是美国风尚的精髓，他被各种各样的来新大陆求生的移民所接受，因为他们受悲惨命运的驱使、勇气十足地要按照新原则开创新生活。合作精神充分反映在每个政治团体、每次公众集会、每个俱乐部、每所大学和每个体育队中。每当大街上出现了事故、教会出现了分裂迹象或者国家出现了像后来的战争那样的意外的重大紧急情况时，合作精神就表现了出来。人们的一致本能使人们跑过去帮忙、主动指导，通过互相适应或采取最简便有效的措施以及可行的妥协办法渡过难关。每个人都走上前来，伸出援手，并没有什么事先想好的计划，也没有盘算好的目的。如果一位领导人是个临时的而不是职业的领导人，那么连他也不会有什么高招强迫他人；人们的友善显而易见，他们的心理很单纯。大家相聚时都抱着一种真诚磋商的态度，很想说服别人可是也准备被别人说服；当问题产生并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对自己平凡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能暂时解决它并继续前进。在所有情况下，大家都有一种绝对的共识，即有争论的问题应通过表决来决定，少数人应无保留地同意多数人的决定，此后要遵守自己同意的诺言，永远不应产生反悔的念头。
这种做法似乎在美国已经成了很自然的事，因为它已扎根在人们的心里成了习惯，或者说已经成了正常的民主国家中不可抗拒的社会风气。可是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和大多数国家处理问题的惯例，我们会看到这种做法很罕见、很了不起也很不稳定。这种做法暗示了一种缺乏想象力的乐观的臆断，断定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是相似的、可以和谐共存的，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当崇高的公益精神，特殊利益都不得不夹起尾巴，因此特殊利益将不会出来反抗并试图坚持到底。在美国，这些条件迄今刚好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在开发从业的机会、组织对大家有益的公共服务事宜上，众人的利益非常相似；而且这些相似的利益一直都是共存的、协调的。在土地面积很大、也没有被抢先占用的地方，一位邻居、甚至一位竞争对手常常会变成可帮助自己的人而不是一种危险。富人们虽然也剥削公众，但他们更多的是帮助公众；有进取心的穷人努力赶上或超过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或为他们服务。消灭百万富翁等于毁灭自己的希望。由于美国有能力负担表面上看来奢侈的东西，最为对立的不同的宗教和教育制度才能够友好地看待彼此的昌盛。当然美国有自己“保健的”宗教和教育，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其内容，同时它们也保证了人民道德上的团结一致。在这种环境里，人们身上潜在的理性和善良的推动作用会变得很有效。人们能够互相帮助而自己也没有太大的牺牲；少数人可以没有懊悔地取消自己特殊的计划，高兴地随众人走另一条路。正因为美国的生活比英国的生活很自然地更富有合作性和可塑性，英格兰式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本来就需要合作与变通）才在美国表现得比在它的故乡更勇敢、更普遍。
富于自由合作精神的美国人
美国有自己“保健的”宗教和教育，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其内容，同时它们也保证了人民道德上的团结一致。人们能够互相帮助而自己也没有太大的牺牲；少数人可以没有懊悔地取消自己特殊的计划，高兴地随众人走另一条路。
英格兰式的自由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它跟人类生活的价值相关，正像警察跟公共道德、贸易跟财富有关一样。英国血统的人种擅长贸易、擅长在无线电里做商业广告，在注重工业的艺术包装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他们已经成功地管理着自己的贸易，如今正着手控制全世界的贸易。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跟他们的性情平和、态度友善、办事可靠、善于迁就有很大关系。或许其他种族的人，例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从个人角度来看，是更出色的商人，他们更精明、更有耐心，很热爱自己的经商技艺。英国人和美国人似乎时常错过机会或抢夺机会，时常急功近利或时常安然地经营运作笨重迟缓的大公司。以成功人士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还缺乏特别敏锐的观察力，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缺乏节俭的习惯。但是东方商人的优势只局限于个人的经商技巧，他们缺乏的是合作精神。在英国的文明概念中，个人是中性的。即便一个人社会地位很高，可是却相当愚蠢或者相当平庸，那也无关紧要；公众精神托举着他，也许正因为他本身并不那么出类拔萃或者头脑并不那么清楚，他才更愿意当公众的工具。社会繁荣了，人们享受着舒适、科学，他们的举止彬彬有礼，他们的心中充满怜悯之情，这些都不是得到某些人老谋深算的指导的结果。当然老谋深算有时也会给像德国那样的对手带来一时的优势。世界上有很多隐藏着的难以理解的东西，所以适应整个世界最终只能零打碎敲，只能慢慢摸索，只能有模糊不清的目标。英国方式的宽松性使其具有了探索未来的潜力。若想控制世界，合作比权谋更有效，经验比灵感更保险。英国认为自己的帝国主义不是存心的帝国主义，对它来说军事战利品是次要的东西而且常常保持不住；它还认为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存在靠的是习惯与利益机械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中每块殖民地、每个境外的行省或每块保护领地都有不同的地位。它具有商业和传教的性质，它实质上是邀请境外的地方协力发展，不过许多国家并不能接受或理解这种“邀请”，或者那些国家全都鄙视这种“邀请”，因为那意味着他们那方将拱手交出绝对的自由。英国却觉得无论被接受还是遭到拒绝，那总归提供了合作，是提供有限的合伙方案，并不是强加在任何人身上的完整的生活计划。
在跟外国人或物质性的东西（对精神而言，物质性的东西即是外来的东西）打交道时，把自己局限于用这种方式建立对外的关系，进行部分的相互调整，给对方留一些独立以及其他想保留的东西，这样做可谓聪明的本能。你若企图得到更多，反而会得到的更少。你的解释将变得荒谬，你的统治将变得可憎。这种精明的本能深深扎根在英国的本性中，即便在国内这种本性也会显露出来。英国的天才搞出来的大部分具体的东西都是应急的东西。它那些精神上的宝贝算不上什么财产，就像性格算不上什么财产一样。精神上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生活标准、一种允诺、一种安全保障。英国的诗歌和小说是个例外。英国的诗歌与小说跟具有英国特征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既无条理又缺乏艺术性，但是无条理的松散、缺乏艺术性的朴实反倒使它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绝对价值。它的文学作品是灵魂的镜子，是灵魂的咿呀语声。那是迷失在其热爱的绿茵茵土地上的稚气的灵魂，那灵魂常惊愕、困惑，它英勇、有信念、时常有点固执的偏见；然而却又很敏感、坦率，常奏出优美的音乐、表现出温和的幽默和带悲剧色彩的自知之明（比如《哈姆雷特》）。可是除了反映心声的文学作品之外，就英国语言、英国教会、英国哲学以及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政体来说，却没有人把它们当作艺术或真理或理想的国家组织的完善的表现。风俗习惯形形色色而且“步履蹒跚”，它们不可能是事先计划好了的东西，也绝不可能被传到另外的环境中或者被百分之百地采用。风俗习惯产生于特殊的艰苦环境中，本地人接受并珍惜它们，因为有了这些自己的习俗，本地人才会放心地敞开大门，迎进大量的“外来货物”。
当然，思维的产物绝不仅仅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有的思维的产物同时又是性情的表现，在它们讲究实际的风格中有某种富于诗意的东西，这种东西抓住了心动的节律。英国和美国所有的文明成分都是外来的成分。当任何外来的东西被采用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之后，它的“口音”就改成了当地的“口音”，尤其是在英国人的嘴中，就像英语中那些拉丁词一样，实际上已经完全变成了英语。还有英语的《圣经》，它文字古朴、凝重，颇能发人沉思，就像英国古老的民谣常让人想起本地的过去，让人品味富于本地色彩的想象力那样。《圣经》让人记住了许多严肃而辛辣的警句；它是用富于诗意的语言写成的，这种诗意是一种自己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所以人们会觉得它比《圣经》中声称要传播的陌生的启示更中肯、更受欢迎。如果只把英国的法律和议会看作实用的工具，那也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在表达人们的感情、按人们的感情行事时，它们同时还满足了人们的道德利益。法律与议会是合乎礼俗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神圣的。它们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活力，这种活力比它们的实用性更重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爱争论。即使主席已经在暗中事先摆平了一切，即使每位与会者无需听别人讲话、只要按照他所在的那个党派的意见投票就行，他们还是喜欢围桌而坐，就像在认真商议。他们喜欢委员会的形式，喜欢带有饭后演说的公众聚餐，那些演说结结巴巴，是诙谐、陈词滥调、事务的大杂烩。这样的演说通常都很让人心烦而且拖泥带水，可是却没有人退场，因为演说一通或一直坐在那儿从头听到尾，他便会感到他在领导政治生活。一个社会活动家必须经常公开露面，即便露面未必对他有好处。这样的制度与机构的道德表现功能还能帮助弥补他们愚笨的办事惯例；如果人们不咂嘴对他们表示满意，没有在执行法律和议会的决定时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么他们就将是无用的也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若没有这种英国精神，没有使自己公开相信私下里绝对不会相信的东西的本领，没有结合在一起正视事实的习惯，没有以谨慎、磋商、尝试的方式对待责任的态度，英格兰式的自由就会失去其实际的价值；当有人把自由提供给像爱尔兰那样反复无常、矫揉造作的民族的时候，或者当法国的某个陪审团并不针对事实和证人的可信性发表意见而是通过其裁决满怀爱国激情地推行某种政治方针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自由失去实际价值的情况。
早期的美国国会大厦
1793年，乔治·华盛顿亲自为国会大厦奠基，从此不仅仅是一座新的国会大厦建立起来了，一种自由合作的精神也开始在大厦里升腾。
英格兰式自由的实践有两个先决条件：所有相关的人要基本上意见一致，再者是每个人都要有善于变通的性格以便随时可以变通。如果做不到意见基本一致，大家前进的总方向不同，就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妥协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妥协都是暂时的，都要在适当的时候尽早撤销，因为妥协会伤及一个人的本性，它等于部分地放弃生命、自由、幸福，暂时容忍两种弊端中较小的那种。可是妥协却包含着长久的不开心的对立和敌意。将事情付诸表决然后无条件地接受多数人的决定，这是英国方式的基本点。然而，如果没有达到基本意见一致的先决条件，这基本点就会是荒谬的。多数人决定下来的每件事情都必须让少数人仍然能生活下去、能得到发展，即便并不是完全以他们原先所希望的方式去生活和发展。假如不这么办，通过表决所作出的决定对少数人来说就会像外来的暴君那样是强加他们的一种灾难。而且每当表决时人们的反抗权就会起作用，在健全的民主政治中，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都应该是小问题；当民主政治出现时，基本原则必定是大家一致默认的、不成问题的。把一件事交给多数人去决定犹如把他交给运气————除非人们并不在乎将他交给前者还是后者，否则那将是个不幸的程序。你必须能够冒赌输的危险，只有这样，如果你输了，你才会欣然地默认这种结果，因为除非赢家作弊，他们对这种结果的出现并没有比你更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们对此并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在同样的条件下，由于同样的原因，或许更欣然地默认赞成民族政治，因为通常赢的机会会稍大一些。可是即便如此，倘若什么十分重要的事遇上了关系到成败的问题，所涉及的巨大风险仍然会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因此，这就切实地要求陪审团（其决定可能会真的关系重大）的意见要一致，议会的决议和选举的结果要皆大欢喜，要充分体现全国民众的感情，要达到不再有少数人不同意、表决已经多余的程度。政府的管理工作越是显得多余才会做得越好。议会的大多数措施都无关紧要或者都是技术性的措施，都是只由政府各部门讨论与制定出来的；美国政府的工作常年来并不显山露水，都由名不见经传或并不尊贵的人承担，这种现象毫不稀奇。正相反，这很正常，这就跟那些从来没有跟警方打过交道的人的好运气一样。它表明合作的自由在发挥很好的作用，使政府的工作变得没有张扬的必要。有时候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机遇可以让整个国家顺利发展，可是这种愉快的齐心协力现象一般只出现在民族生活的初创时期，那时相似的任务占去了所有的个人精力。如果在道德原则出现分歧后仍想维持齐心协力的局面，仍想既有齐心协力又能容纳种种不同的个性，那么，后面的所有发展都必须由民主的手段控制、必须仍保持融合的状态。多样性和差别不应演变为任意性和不负责任。它们必须朝不损害大致和谐的方向发展，任何利益都不应只顾及一部分人而忽视了其他人。在这种充满活力的民主氛围里，科学与艺术应当始终是大众化的、有益的、令人精神振奋的；宗教应当具有全民基本一致性、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所容许的多样性和差别必须只是服务与贡献上的多样性与差别。假如它们真的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区别很大的生活方式，假如它们妄称自己有绝对的自由，那么它们就会毁掉民主精神的一致性，毁掉民主的道义权威。
英格兰式自由具有使人人平等的倾向（如果可以变通的性格指的是善于合作、善于彼此在本能上作出持久的让步，这种倾向就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倾向在美国比在英国表现得更明显。英国仍然有城堡和乡间疗养别墅，岛内仍然有“社会孤岛”，“孤岛”上特殊的社会阶层培养着某些特殊的忠诚。美国完全是一片大草原，被一股影响广泛的龙卷风扫荡过一遍。虽然它总是自以为是自由国度（即使在它的土地上满是奴隶的时候），可是那里的人们却生活在最强大的压制势力之下。那里禁令（虽然是重要的并且在不断增加）或许还没有某些其他国家那么多、那么引人注目，可是禁令并不像被强制那么令人感到屈辱。谨慎的人可以避开具体的被禁止的东西（例如重婚或异教），而不必放弃生活和思想的整个倾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倾向只有到了极端的地步才会最终违背社会习俗，他可以沉迷于假说或骑士风度，却未必会违反国家的实在法。国家的实在法所提出的满足个人愿望的某些间接的方法也许甚至能够激发他的兴趣和聪明才干。从另一方面来说，强制的东西对人的伤害更大，它能让人们形成一些掩盖本性的习惯，跟这些习惯不一致的各种官能都会萎缩，例如，倘若我从清早到傍晚都不得不坐在办公室（而且工作很忙），中午饭总是匆匆地吃上几口，时不时地还要乘火车往远处出差，车外电闪雷鸣、车内闷热难当，我的身心皆受到束缚；除了工作的自由和通过工作争取地位上升的自由之外（那份工作本身也许是很有趣的），在精神上我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傍晚的时间将昏昏沉沉地度过，星期天很乏味，休了几天假之后，我会感到最好还是快点回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留给自由的路很窄，窄得就像修道院里留给自由的路，在那里钟声和经卷时时刻刻让你专注于拯救灵魂的艰苦工作————当然如果你根本不会驰心旁骛，那可是件没有尽头的事情。那些病弱伤残者、那些夫人小姐以及纨绔子弟也许能逃脱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日常工作，但它同样能阻止他们成功地或心安理得地从事其他任何工作。泡沫也要跟着河水一起流动。甚至连美国生活中最好的东西也带有强制性：理想主义、热情、辉煌时刻美好而愉快的和谐一致。你必须挥舞双手、必须大声欢呼、必须跟不可阻挡的人群一起挤来挤去；否则你就会感到自己像个叛徒、像个被社会抛弃的卑鄙的人、像一条搁浅在岸边的废船。在美国，只有一种得救的方法，尽管它并不是哪种正式宗教所特有的方法，因为正式的宗教本身也必须默默地遵循民族的正统观念，否则它们就会变成废物或成为纯粹的摆设。这种全民族的信念与道德观在概念上很模糊，可是在精神上却毫不含糊；它们是工作的准则，是前进中的信条。在一个国家中，有了这种全民族的信念与道德观，所有的人就是自由的，每个人都会发现对他来说那些最重要的问题都已经事先就得到了解决。
美国白宫
白宫是美国的总统官邸，其设计者为詹姆斯·荷本。白宫于1793年破土动工，1801年竣工。11年后遭受英军的洗劫，后来又重新修复。它和自由女神像一样，是美国自由与民主的象征。
然而从总体上看，美国生活是自由的，因为它具有灵活性，因为在其中游动的每个“原子”都有自己的“动量”，其“动量”能被整体感觉到并受到尊重，这就像太阳系中一粒原子的重量，即使其重量引起的挠曲微乎其微，但这挠曲仍然存在。美国的性情是温顺的而不是暴虐的，它并没有预先确定下自己发展的方向。它那无情的冲力是一种被动的合力，就像密西西比河或者尼亚加拉河，河水带着它那无数的涓滴不缓不急地向前流去，河流本身只提供吸力和压力，水滴们则互相吸压着。任何没有把握的想法或者无论哪里的一次闹着玩儿的实验都可能是某些大变化的最早的迹象，都可能让大河的流水改变方向。在孩子的天空中任何一片雪花都可能变成雪球的核心，而那雪球则是他的巨大财富；然而雪球容易滚大也容易融化，那曾经存在过的雪球融化之后并没有人因此而失去什么。在美国，无论处在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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