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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就像错误，是动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一个拥挤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自然的倾向有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倾向，而所有的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况。只要生命在延续，这种困难就会反复出现，每种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会努力消除或击败感觉到的邪恶。
与此同时哲学权威的光环也落在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头上。年轻的乔赛亚·罗伊斯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从德国归来时便以智慧超群著称。即使你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上帝存在的最新证据，仅仅看到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头很大，对于他那瘦小的身体来说似乎显得过于沉重，那奇特的粗重眉毛和浓密的红头发似乎压迫着脸的下部。威廉·詹姆斯曾评价说：“罗伊斯的前额的确不怎么好看。”他有点像善良的丑八怪或老小孩，在奇异的面具下隐藏着一种超自然的敏锐洞察力。给他一点暗示，甚至不给暗示，他都能对任何话题旁征博引地发表见解，让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纰漏。他熟知课本和百科全书中的知识；如果他的话让你感到迷惑，除了因为博学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和一些未知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他拐弯抹角地分析事情，在离题很远的地方开始，可能会用美国式的前言先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到了关键之处，他会立刻收敛，并用哲学的深奥术语把那关键之处重新掩盖起来。他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妙语泉涌，有条理地演讲起来，根据需要或时机可以讲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他的声音粗哑刺耳。你会感到这台超负荷的标准的学术机器，在职责或习惯的召唤下咯吱作响，他不想住口也没想到让别人停下来休息。然而这个正在讲演的灵魂背后有一个活泼的灵魂仿佛在监视并嘲笑这个过程。有时他那细小的双目中闪烁出欢乐的光芒，固执的嘴角会流露出羞涩的笑容。整个论证中有一种似乎矛盾的、讽刺的、不确定的东西会时而窜跃出来，像浪端的白色浪花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四处迸溅。
哈佛校长埃利奥特
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自1869年到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使一些老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尽管如此，哈佛的哲学教育在桑塔亚那看来仍是不让人乐观的。
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搜集并消化科学或“魔鬼”的观点。显然他在品味难题时会获得一种诡秘的快乐；对他来说不论是《圣经》批评、生存斗争，还是最新的德国的性失常理论，都不是什么可畏的论题；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软弱的、美丽的或虚幻的事物都应拿到“磨房”里经受一番研磨！他似乎在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而是第欧根尼斯，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如果我不需要为一个理论辩护，那么我会多么轻松地告诉你真理啊。但是当怀疑论者在大地上四处游荡，预言家就会登上讲坛眺望真理。他会证实虽然有令人恐惧的事和矛盾，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宇宙才是绝对完美的。在他那冷嘲热讽的灵魂背后却有着另外一个虔诚英勇的灵魂。罗伊斯是卡尔文传统的继承者：他认为虔诚存在于相信上帝的旨意和公正，同时强调个人的堕落和上帝导致灾难的神圣是最令人恐惧的真相。因此他在自己的主要作品中致力于展示这样一种思想，即所有生活都属于一种神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有的邪恶都会被宽恕。
罗伊斯在证明崇高的事物（比如上帝的存在）时，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前提是有悲哀与困难存在，也就是有错误存在。他告诉我们虽然事实并非是不可置疑的，虽然纯粹的神秘主义者和感觉主义者否认错误，但是错误是存在的，常识也承认这一点。罗伊斯继续说道，但是如果错误存在，它一定会和某个真理发生分歧；真理的存在（根据唯心主义原理，只有人知道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暗示着有人知道这个真理；但是要彻底地了解真理并且对所有可能的错误进行纠正，就需要无所不知，我们已经证明了全知的头脑和包罗万象的思想的存在；这几乎等同于上帝的存在。
罗伊斯的真诚和激情的雄辩弥补了他论证的弱点和论据的不足。因为他辩论时的辩证、无畏以及喜欢诙谐的深入浅出，所以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他热爱象棋、音乐和数学；但是所有这些与逻辑有关的兴趣的表现都只是他心灵的屏障，他的内心其实一片混沌。他的推理既不是纯粹的逻辑也不是纯粹的观察；那推理总是隐藏着激情或怨恨，其结论往往是预先想好的。比如，没有哪个不带偏见的思想家，更不用说纯粹的逻辑学家，会想到使用错误的存在来证明真理的存在。错误像生物界的偶然现象，可能在某一天就会消亡，比如人类终有灭绝的那一天；然而真理或事实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永不消亡的，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件事本身都会揭示它所代表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除非有人已经发现或设想了许多真理，否则没有人能把一件事臆断为错误或者怀疑它的存在；除非真理一定真实，否则任何事物都不会是真正的错误。罗伊斯当然承认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想要坚持和证明的核心；但这并不需要证明，也无需坚称。需要证明的是别的事，是在哲学上没那么重要但更加浪漫有趣的事，也就是真理在我们头顶盘旋将要降落到我们心里；罗伊斯有意把这点与真理的存在相混淆，以便把它引入逻辑论证的范围。他痛苦地怀疑自己可能身陷错误的罗网，并竭力想要逃脱。在他看来，错误绝不是正常而且无害的有限事件；它和有限都是罪恶。当你首先就假定或认定道德区别和道德经验是世界的实质而不只是小事时，你就会认为它是邪恶问题的一部分，是一个严重的迫切的问题。逻辑学家所需要的就是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存在并不能在这种较量中帮他拯救自己；他敏锐地感到并常说真理就像星辰总是在嘲笑我们。只有拥有真理才能帮助他，然而这很难办到。他渴望相信自己所有的困难和疑问在某天某处会得到解决；即使不是自己想通的，他也希望那解决者将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知音。世界上不应只有冷漠的或者拟人化的冷漠真理，还应有完备的关于真理的知识，像阳光那样突破错误的阴云大放光芒。他论证中的勇气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勇气像是宗教经验的忏悔，其中对错误痛苦的认识导致了顽固的幻想，即相信真理最终会被发现。
哲理的真理指的是关于万物的总的真理；当然，有趣的是如果能对这个结论举出任何似乎有理的证据，我们将注定变得无所不知，或者已经莫名其妙地无所不知了。然而所有的宗教人士并不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他卓越的神性就是愉快地忽略人类的错误和存在；柏拉图和印度人更伟大的神性在于他们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忽略。我们的宗教把全知归功于作为心灵寻觅者和行为判决者的上帝，因为全知具有道德功能而非逻辑功能；上帝的全知使我们不能隐藏罪恶，而美德会得到应有的赞赏；并不是由于罪恶或美德确实存在上帝才必须全知的。无神论者承认这些事实，但是他们满足于无人注意这些罪恶和美德或许还会对此感到欣慰。在这个问题上罗伊斯再一次浪漫地含糊其辞，严格的逻辑学家是不会容忍这种含糊其辞的。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传承性的心理学财富，这种认识竟然成了已知真理的替代品，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极大的思想混乱。诚实的观念追求的是真理本身，是处于实际关系中的事实，而不是另一种观念或认识的状况；如果你梦想温暖的同情和公众的证实并且把你的财富储存在了某种认识的例证中，而不是天堂里，那么时间和怀疑就可能会毁灭这些例证。年轻的罗伊斯在试图证明真理的存在时荒谬地将其视为可疑的，这就为实用主义树立了一个坏典型；他试图给真理加上心理学的内容，把它变为可疑的知识例证，不明智地剥夺了真理所有的权威和高贵。将真理拟人化就不太关心真理本身，而是更关注化身为人类的真理可能给我们的观念带来的证明和同情。这样做就是树立另一个为我们辩护的思想家，而这另一个思想家即是扩大后的我们自己；而没有考虑到这第二位思想家会像我们一样闭口不谈自己的看法，也盼着别人对真理发表看法。
尽管罗伊斯用许多方式重新发现和重复回答了关于邪恶的古老问题，他也只能给出一个古老的回答，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的核心。他说，从根本上看，善即是与恶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因此如果恶不存在，善也不会存在。我认为这个回答不会让他高枕无忧；他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不是所有的善都符合英勇善战的描述，也不是所有的恶都会进行有力的反击或者被打败；然而对邪恶问题最貌似有理的解决办法却是将之束之高阁，不去解决，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如果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寻找解决办法的斗争和必定有个解决办法的信念也就将终止了；然而或许这种信念和斗争本身即是至善的。因此我们大家都会接受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永远找不到任何办法”。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真理的存在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得到解决之间的区别。肯定存在一条关于邪恶的真理，在这里它不是一条未知的真理；然而它并不能解决将不屈不挠的罗伊斯送上拷问台的那个“问题”。如果弟弟问为什么他没有比哥哥生得早，这个问题或许能代表他感情的清晰状态；但是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因此世上为什么会有邪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悖谬的，是根据错误的假设提出的。对于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邪恶的存在提出了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个问题。邪恶就像错误，是动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一个拥挤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自然的倾向有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倾向，而所有的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况。只要生命在延续，这种困难就会反复出现，每种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会努力消除或击败感觉到的邪恶。当事态紧急，而他又无能为力时，他就会大声呼喊寻求神灵的帮助；（如果他没有首先死去）他很快会得到帮助，环境会有所改变，从而使他的处境变得可以忍受。积极的宗教对事物抱着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与科学自然主义的分歧仅在于它接受直觉的主宰或在决定某些问题时接受上天的启示，比如永生或奇迹之类的问题。它只是奋起战胜邪恶，而并不探寻邪恶为什么存在。有什么能比耶和华的神性更容易理解吗？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巨人本应该勇敢面对对手、敌人和叛逆的孩子。有什么能比物体的惯性，或纯粹的机会，或是某个相反的目的更容易理解吗？它们肯定会摧毁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柏拉图式的不切实际的思想。道德的任务对于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是一样的：利用近便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去竭力征服自然，让其为人类所用；当面对无法避免的邪恶时，要能够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同时对一切可能来自于天堂的善良影响敞开心扉。积极的宗教从不与强词夺理的乐观纠缠不清。它从不认为最终的审判和胜利会为已被消灭的邪恶辩护。威廉·詹姆斯曾生动地讲道，如果在世界末日所有生灵都在大声欢呼、感谢上帝，一只蟑螂的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么宇宙的和谐就会被打破；他从真理和头脑冷静的哲学家的角度认为和谐会被打破，但是激动的圣人可能不这样认为。詹姆斯考虑的主要是现在和未来，但是这种谨慎的宽厚也可以用于过去。消除邪恶并不是要消除邪恶曾经存在过的事实。即使有一只充满悔恨的手把流出的眼泪擦干了，泪水也还是痛苦的。即使轻轻拍打一个孩子的后背安慰他，再给他吃一个蜜饯，也不能消除他受过的委屈。如果我们期望用各种截然不同的愚蠢和冷酷的乐趣，或用极大的解脱带来的感情麻木来建立天堂，情况还会更糟。这种天堂是一个谎言，就像是卡尔文和黑格尔带有讽刺意味的天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存在的任何邪恶都一定会破坏整个乐观主义。
然而哲学家一直都有一条获得满足的皇家大道。他们最看重的最纯粹的快乐就是理解之乐。就像剧作家和小说家了解的那样，如果知识分子除了聪明以外，还具有粗俗与讽刺的秉性，或者有贬低他自己所不具备的别人的优点的欲望，那么事实上他更加愿意而且更适合了解邪恶。有时，哲学家起初是一个道德家，在成为一个虔诚的自然主义者后，尽管摆脱了一切卑劣，也不愿再做一个道德家；即使事物像一条巨大的瀑布奔流而下，他也会觉得没有必要苛刻地把它们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他甚至可能会走得更远。在宇宙面前充满敬畏和谦虚，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把对宇宙的理解和崇敬转变为另一种认识，即邪恶的存在并不邪恶，宇宙的秩序绝对是必要的与完美的，所以单是提及邪恶这个词也是盲目的、渎神的。
这种观点和其他被称为泛神论的观点一样，经常被伪装成天赐灵感，时而有人宣传；但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理智地考虑它时，其含义就相当于：善与恶的亲缘关系就是事物与受它们影响的生物的关系。事物本身不可能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整个复杂的宇宙更是如此但是从宇宙养育与娱乐生命的角度来说，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好的。如果我们把智力定义为认清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那么很明显只要哲学家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宇宙对他而言就是纯粹的好东西；宇宙万物都会任他表达孤傲的激情。因此智慧劝我们要当哲学家，要尽可能以纯知识的角度关注生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被知识带上和平的道路。宇宙的本质不会因此就被证明是好的（虽然在知识方面极为自负的哲学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说），但是它会变得对我们有益，会使我们幸福自由地生活在其中。因为人的头脑已经适应了那些像美丽或习惯等可以被理解的事物，所以会感到那不过是社会中的寻常现象。
这是一个古老的、睿智的、难以推翻的观点。我认为如果罗伊斯能一直坚持它，就会避免妄想出来的邪恶之谜伤害他虔诚信仰中最健康的部分，那将是来自真理的愉悦，还带有一点对人类幻想的幽默和嘲笑。他身上有温顺服从的一面；就像小孩子喜欢看事物运作一样，他喜欢看一排排事实讽刺地列队前进，不管我们对这种爱好作何评价。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他起初着迷于斯宾诺莎，后来又专注于数学逻辑。他一生对“绝对”的忠诚和那种古老的观点是相通的。
然而那种世界观很复杂，他用先验主义的知识理论置换了其中的一半内容。这种理论把包括宇宙在内的所有客体都视为思想家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的词语，其意愿则有那思想家固有的思维定式。为了让自己的思维应和某个具体客体，他必须先主动地选择并创造出一个；否则不论他的观念构成了怎样的情景，只要没对准其知识范围的某一个具体对象，那观念就谈不上正确还是错误。当我们不想谈论外部世界时，它是什么样子都与我们的论述无关。比方说，如果真正的罗伊斯不是我思想（或者说内心）的产物，我也就不可能对他有错误的看法。在先验主义者看来，我们的判断对这种最初关联的需要把所有可能的客体都带入了隐秘的思想中，因此他有两个头脑，一个搜寻事实另一个则已经拥有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保管甚至创造它们。
当这种关于知识的新哲学被采纳后，泛神论起初似乎失去了基础。不再有可以顶礼膜拜的外部宇宙；在作出巨大的牺牲后，我们在无尽的世界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供我们建起一个安全的窝。我们曾经屈尊以就的知识失去了它的崇高地位；它不再被称为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它变成了像威廉·詹姆斯这样的理智主义心理批评家通过它所推出的东西，即人类对抽象、解释、信念和推理的嗜好，这种嗜好把虚构的东西和真理放在了为生活服务的位置上。因此，它和热情、音乐、美学品位处于同样的地位，它是一种精神的复杂产物，也许有助于研究一些与其有先天联系的其他心理现象，但是它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和令人满意的卓越之处，也没有确证或认知功能。因此这种知识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它是幻想世界中一种闹哄哄的劳动机器，莫名其妙地帮助我们生活下去。
起初，先验主义给浪漫主义者带来的好处是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是抛开了外在现实或真理的沉重负担。虽然起初解脱的感觉（例如对于费希特的学说）是极为畅快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获得的自由是虚幻的：令人厌恶的“绝对”已经移植到了自我之中。你是自己全能的主人；但是你对待自己的态度就像以前你对待卡尔文或斯宾诺莎的神的态度一样，都是阴暗、敌对、毫不宽容的。因为这个虚幻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你内心的杰作，你其实比自己意识到的更精明、更邪恶。和从前相比，你感到大自然的双臂、你自己乖戾性格的罗网把你束缚得更紧，让你喘不过气来，而这就决定了你的命运。罗伊斯从不会在谬论和严酷的事实面前退缩；他过去常说当一只老鼠被猫折磨撕碎后，它潜意识中的愿望就实现了，因为它下意识地选择了在一个有猫的世界中当一只老鼠。所以老鼠在心底非常愿意被猫威胁、捉住并且吃掉。表面上罗伊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迷信和文明的宗教毫不留情；但是我们又发现他其实内心里相信所有迷信的原始准则：尊敬任何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他曾对自己说过从上帝就是魔鬼这种观点来看（日常经验和黑格尔的逻辑证明它基本正确），崇拜魔鬼就是真正的宗教。
然而，他的思想也在反对这种学说。青年时受到的深刻影响令他支持道德意义————支持斯多葛学派和康德的观点，认为美德是唯一美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把美德视为意志的英勇高尚的态度（在世界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例子），那么整个生命轮回怎么也会是美好的呢？尽管泛神论和乐观主义把道德主义抱在怀中，不满意这个邪恶世界的道德主义怎么会容忍和接受泛神论和乐观主义呢？根据有独创性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应该热情地拥抱美德，而美德就是（罗伊斯常说）紧紧扼住邪恶的咽喉；所以世界是美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遏止的好世界，只要我们能成功地遏制它，它越是更应该受到遏制，它就越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这件赫拉克勒斯式的循环往复的壮举不可能一次完成，从此一劳永逸；赫拉克勒斯所付出不会是十二次而是无限的辛劳，因为他的美德就是不断付出辛苦，如果他停下休息，或被接纳进入奥林匹斯山，他就丢弃了美德————这唯一美好的东西。世界的邪恶不是我们可以放弃美德的理由；相反我们深入美德之中并且经历了它的各个阶段；美德是严厉的但并非吹毛求疵。它需要无尽的辛劳、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冲动和激情。因此道德主义和为邪恶的辩解能够取得一致并融入对悲剧经历的歌颂中。
这种观点是黑格尔生活哲学的主题，罗伊斯欣赏并接纳了它。黑格尔和其支持者们似乎喜欢想象自己进入了一场悲剧。但是是否因为古希腊人的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是伟大的悲剧诗人，生活如果不像他们寓言所描述的那样，就会变得可鄙呢？悲剧英雄的生活并不美好；它是被误导的，不必要的，荒谬的。但那正是浪漫主义哲学常谴责我们之处；我们必须大步前进、大声咆哮。我们必须支持那些自诩为英雄却污蔑对手为邪恶的个人和国家，支持他们偏激的狂热；但是这种狂热是一种德国式的故作姿态，能在短时间从一个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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