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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1890——1940）
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
————歌德
世界反对德国————德国廉价的工业————工人和士兵————法德备忘录————德国的运动员
欧洲的和平持续达40年之久。在这个大陆上，五大国并存，相互合作，时而为盟国，时而为对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大国”这个词和人们讲到“第一流旅馆”一样，并没有严谨的含义。欧洲当时的“大国”也可以说包括第六个国家意大利在内。人人都知道，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不上是一个“大国”。甚至在地道的大国中，有两个国家，尽管它们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否能真正称得上大国也殊属问题，这就是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在同一朝代下已统治达数个世纪之久，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已经衰微败落，俄国由于社会问题而分裂，奥匈帝国则因民族问题而分裂。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中，到处都提出两个一致的要求：给穷人，即大多数人以平等权利；给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
从1871年到1911年，和平遭到破坏，除了一半在亚洲的俄国和土耳其发生过战争外，在欧洲没有开过一枪。在文明古国的大陆上，既没有家破也无人亡。但是有两件事对欧洲各国国内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世纪末，英国在南非打仗，运气不好，南非这样一个小农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向世界显示，在一个没有交通通道的国家，能够坚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旁观者都对看来一度起着压迫者作用的英国不满。不久以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被打败，信誉扫地。欧洲亲眼看到，美国和日本，世界这两大新的强国正在兴起，而且在本世纪初开始理解，今后的战争将再次演变成像17世纪那样的世界大战，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大约在1910年，世界对欧洲的舆论已发生变化。英国由于主动将重大的特权让给战败的布尔人，其道义的威信得到恢复。俄国的威信也得到了恢复，这是由于它成立了第一个虚假的代议制民众政府，而且沙皇在战争爆发前还提出过真诚的和平倡议，这一点在他在位时一直对他很有利。与此同时，世界舆论从支持德国转而支持法国。
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德国这一巨人的兴起。其二则是对德国人的高傲自大不满。看来，歌德对我们这一时代早已有了预感，他曾经写过下述一段话：
德国人的生活和感情出名的枯燥无味，阴郁寡欢，毫无机智。他们在私人关系中也感觉迟钝，特别是他们生性妒忌心重，行动鬼祟，这一切都使和德国人共同生活的人们深受其害……而现在这种极度的动乱不安，这种对成就和利润的追逐，这种对机遇的过高估计，更是使德国人坏上加坏。人们不得不愤然认为，德国人所有的这些精神上的恶习和弱点，只能掩盖一时，而不能永远根治。
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皇帝本人已成了习惯的讲话语气，德国人在世界各国旅游时的那种神情，刺耳的喧笑声，尖刻的讲话声，挑衅性的玩笑，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损害德国人的形象了。各国旅游者总是带着冷淡尊敬的心情参观柏林，而带着友好景仰的心情参观巴黎。在柏林，他们看到的是艰苦工作的人民，和纽约一样的忙忙碌碌和急功近利，而在巴黎，他们看到的则是生气勃勃富裕的人民。他们本能地感到长此以往，平静的局面难以维持。在德国，人口在增加，在法国，人口却在减少。在德国，一切井然有序，准时，而这两个优点法国都没有。在德国，人人服从，在法国无人服从。在德国，军队士气高涨，显然是在做好出击的准备，而在法国，军队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防卫。德国的戏刚刚演到第二幕，而法国已进入了第四幕了。
有谁能拒绝尊重一个如此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个工业国家的人民呢？又有哪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能和德国的卓越组织工作相媲美？当埃森的工业家访问曼彻斯特归来，或者波鸿的矿山老板视察威尔士归来，在他们精致的别墅品饮莱茵葡萄美酒促膝交谈时，他们会说，“我们都超过了他们。”在英国，一切事物，从机器，工厂，到办公室，似乎都是循规蹈矩，守旧落后，至于商业理论更是如此。当今天灵巧轻便的产品风行一时时，这些英国绅士刚刚开始计划停止生产结实耐用的产品。当“德国货”成为时髦名词，德国商人将贴上英国标签的德国货在大不列颠销售时，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好像今天日本货首先渗入生产同类产品而且质量要高得多的国家中去一样。
19世纪末，德国开始生产成本较低，就和日本在1930年左右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工资远比其他国家为低，组织形式更为有效，可以节约数以百万计的管理费用，同时还由于好战的传统和严格的训练，服从性已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1700年普鲁士国王用棍棒，将整个国家变成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到了1900年左右，克虏伯工厂已不再使用这种棍棒了，但这些棍棒依然在后代身上起作用，一直没有追求自由的向往。那些在机床上生产炮弹，或者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天10小时背驮煤块，用手推木轮车运输的人，仍然是那些从前当过三年兵，尝过各种拷打和惩罚滋味，而且从来也不反抗的人，他们充其量只是通过一位无权无势的代表，说几句控诉又迅速被人遗忘的话。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工人和平民一样喜欢当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样喜欢当兵。因为所有那些社会党人在五一节发誓要最后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不仅得到大兵们的拥护，有时甚至得到国王和上校军官的拥护。德国工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期望过，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共和国。尽管社会主义者并不喜欢威廉皇帝，他们却在巴黎宣称，如果一旦成立共和国，那么也要由这位大公爵出来当总统。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连当夜间看守人的资格都没有，却和永远也不能成为卫队军官的平民一样，一直怀念他们服兵役时期度过的岁月。当他们在一起喝啤酒时，最喜欢唱的是军队进行曲。他们怀念三年兵役期间愉快的往日。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重复地唱着：
年轻人再也不回家，
他们将战死疆场。
大多数德国人和德帝国前总理布吕宁一样，留恋旧日服兵役的日子。这位前总理在流亡时曾对本书作者说过，他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多少世纪以来，德国人习惯于服役和受苦受难，而当他们服役时又不怎么吃苦时，他们就会感到，这是再好不过了；而一旦要求他们独立行动，承担责任时，他们就会感到不自在。
德国工人甚至像传播革命思想一样，将他们在军队时学到的服从和秩序带到工厂和党内去。他们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相当于军士的人，至少可以指挥十几个人，反过来自己又对上级唯命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组织性最强的政党。从数量上讲，它也是最强大的政党，拥有数百万个选民，而法国社会党仅有10万个选民。在法国，对自由的热爱在人民心灵中根深蒂固，这使他们倾向于无政府，他们难以容忍相互之间建立固定的联系，更谈不上一个有着固定议会和要求履行义务的政党了。在德国，对金字塔式的国家等级制的偏爱，破坏了所有对自由的热爱。法国工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发起了两次革命，但他们却组织不起除了只有少数党员参加的群众大会。德国工人的选票在25年内从75万张增加到400万张，其中1/4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政党，但是他们的革命却失败了。最后他们没有反抗就被解除了武装。
德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是因为人们感到德国人的性格使世界面临危险。法国逐渐放弃复仇思想，部分原因是由于俾斯麦奉行和解政策的结果，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拿破仑采取暴力政策，使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已经筋疲力尽，大伤元气。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10年，法国的学校教科书婉转地赞扬1870年的战争。为失去省份而举行的哀悼仪式几乎在同时停止了。只有从阿尔萨斯省侨居出去的家庭，还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忘却旧恨。当法国在1904年和英国缔结协约时，它们还没有想到要对付什么侵略战争。那些不同意这一看法，对形势作出不同分析的人误解了法国人的心理。从1870年到1917年几乎有半个世纪之久，德国的中小学校和大学一直在庆祝纪念色当的胜利，用以培育青年人获取新的胜利所需要的傲慢情绪。
只有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一直记着凯旋胜利的日子。
德国体育运动员对运动的态度也有类似之处，他们并非出自内心的喜欢而从事体育活动，而是一般来说出于对比他们优秀运动员的妒忌，或者出于争取客观世界承认的愿望。当1912年德国最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两个美国运动员挫败时，德国人将这一失败归咎于条件不平等。
一旦有人超过德国人，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促使德国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向世界挑战，在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在1928年德国人再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德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写道：这不仅仅是比赛和奖章的问题，而是“在过去的52个月来胜利地顶住了世界的压力”的德国，现在终于再度参加竞赛，“德国之鹰超过了一群狼”。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东道主抱怨德国人的举止像一群入侵者。当德国足球队败给乌拉圭时，他们立即指责埃及裁判员。
德国伯爵哈雷·凯斯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描绘过这种反映德国人性格的德国运动员的举止。凯斯莱尔在艾斯柯特受过拳击运动的训练，在他16岁时，和一个特别傲慢自负的德国小伙子进行拳击比赛，他勾手一拳击中这个小伙子的下颌，将他打倒在地。“当这个小伙子费劲地站起来后，还头昏目眩，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但是他却向我大为光火，然后转身而走。其他孩子都笑我是笨拙的骑士。”帝国总理布洛夫也叙述过类似的情节。当伟大的张伯伦之子，作为英国下院的年轻议员发表他的处女讲话时，张伯伦的死敌，自由党人格拉德斯通立即发言表示深为满意，他说，看来父亲的杰出品德，已经由儿子继承了。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儿子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发表处女讲话，而尤金·里希特尔，类似上述英国的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死敌，却走向讲坛，不断地诘问俾斯麦的儿子，企图使他陷入窘境。布洛夫亲王和凯斯莱尔伯爵都是德国贵族，他们指出，通过这一事例，他们认识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性格的区别。
士兵至高无上————权力更甚于金钱————种族论的前驱————“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贝恩哈尔迪的哲学————施里芬学派
在世界大战之前的1/4世纪里，德国人民在三大运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
工人们将他们的军事纪律带进了社会民主党内，缴纳党费，举行阅兵游行，唱歌，一切都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早在1912年，它就成为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它的代表团拥有110个议席。这些所谓的“赤色分子”很自然地引起富人的仇恨和蔑视；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回避他们，因为当时不当赤色分子是一种时髦。甚至到了帝国最后的10年中，赤色分子的成就也不大。至于他们未能阻止世界大战，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在于国际的不团结。战前，他们投票反对扩军拨款或者反对建立新舰队，总是遭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对德国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拒绝走这条路则是难以想象的。
几乎不知不觉开始蔓延的和平主义，在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心灵中并无反应。甚至倍倍尔也曾经说过，如果德国反对俄国，他将扛起枪走上战场。他未能认识到，在这种结盟的体制下，俄德之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他看到的只是血腥的沙皇和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时被击毙的群众。在他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废黜沙皇而不是制止战争。当时普遍认为，在对俄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革命，倍倍尔确实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话出自一个社会党领袖之口，对一向服从成性，又天生好战的数百万德国工人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想找碴儿打架，从来也不会找不到道义上的托词的。
工人终究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其次才是工人。因而，甚至在俾斯麦紧急法停止执行20年之后，德国工人的巨大政党还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就。它甚至不能改变普鲁士的羞辱性的三个阶级的特权。在拉萨尔时代，德国社会党人经历了一个美好春天的前兆，随着春天而来的却是迫害和流放。但从此也就没有夏天和秋天，更无硕果可言。
第二个运动是德国工业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应归功于德国人具有的服从意识和纪律观念，而不是德国工业领导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业领导人更具有天才。他们自认为是半神半人，虽然他们没有互相称呼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或武丹，没有采用天上战神的称号，而是用了“总经理”或是“工业界头子”之类的称呼。德国工人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他们之甘愿受剥削，是德国工业兴起的重要原因。而每一个德国人，其内心现在和过去始终深信枪炮比黄油更为重要，他们甚至认为，没有磨炼，没有服从，没有大声叱责就做不好工作；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小小的改革要比一场大革命好。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国家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军人，也能生产出最价廉物美的产品。
他们出于同样的责任心，能生产出最精密的显微镜、照相机和化工产品。从事这类精细的工作，需要的是同样的献身精神，要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即使油罐大火熊熊，也不会逃离工作岗位。通过一件件的事例，可以看出，他们想的并不是为了祖国，而是认为自己优越，习惯于遵守秩序。他们用以研磨出最精密镜头的双手，不仅能生产最现代化的武器，还能完美无缺地使用这些武器。服从，责任感，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保证了德国人能迅速发展工业和进行战争。当埃及人出于宗教信仰渴望修建宏伟的大金字塔时，只有服从和精确度才能保证这一工程的完成。当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再加上古代战争的本能，就会培养出最完善的现代化军队。具有这些特点的德国人，能生产出全世界难以媲美的蔡司双筒望远镜。也因为德国人具有这些特性，他们才能向波兰进军。
现在这个国家第一次获得了统一和成功。从中世纪以来，德国第一次作为一个强国雄踞欧洲的中部，他们似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德国人在他们的精力、天性和历史方面，和美国人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在于，即使财富再不断地增加，也难以使他们满足。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幻想主宰世界，现在这种幻想更加强了。如果德国人仅仅是为了金钱、舒适的住房、汽车和花园，他们只要在国内好好工作，就能不断地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幽默感和业余的爱好。但是，不论是新工业界头子还是老一辈将军或容克地主，都不具备这些特点。他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野心勃勃，渴望权力远远胜于追求金钱，甚至在今天，促使他们拼命的不是追求更多的财富和生活的享受。一个好战的民族从来不会在假日或周末闲情逸致地享受一番，相反，它希望剥夺别人这种享受。德国人认为，轻而易举而获得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希望通过千辛万苦，征战攻取而获得的，才是有价值的。
在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中，德国不断扩军，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正是反映了这种强烈的霸占欲；它的整个计划在于攻击邻国，加以征服。他们臆造出德国被包围的神话，以煽动人民的情绪，正如所有的神话一样，只要反复宣传，人们就会相信它。这是第三个决定德国前途的运动。所谓“人民没有生存空间”，不对外扩张，德国就会窒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首先和比利时相比，明显的事实是它的人口密度等于德国的两倍。而比利时也只派了数千人到殖民地去，并且在它吞并刚果之前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其次是所有过去德国老的殖民地，他们的赤字总额，大大高于他们为德国所带来的。英国拥有比任何国家还多的殖民地，并且有着将子女送到海外的悠久传统，尽管如此，国内的人口密度还是不断增加，而且比德国越来越富，不是越来越穷。
德国更善于作为征服者，而不是殖民者。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梦想炮制一个理论，德国人民的领袖并不满足于像罗马人那样仅仅发出战争的叫嚣。他们将自己的枪炮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只是露出枪口炮口。这一伪装就是“种族”和“文化”。
帝国国会议员、泛日耳曼联盟主席哈塞在189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1950年的大德国和中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鼓吹俄德战争，并在德国取胜后，吞并巴尔干国家。所有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将从德国遣送到波兰和小俄罗斯。大德国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的讲德语的部分地区和奥地利——匈牙利。也就是说，将波兰、小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扩大的塞尔维亚”均并入德国版图之内。它将拥有8600万人口，有1.31亿人经济上依赖于它。这本书出版于希特勒之前的50年。
有两个非德国人奠定了日耳曼人或条顿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这一理论：一个是重要的法国人高毕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种族理论家。————译者注）另一个是浅薄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这两个神经质的人将他们的理想寄托在光彩照人，卓越的种族身上，他们自己缺少的正是这种品质。高毕诺宣称，尽管他仰慕瑞典，但他不能忍受瑞典酷寒的气候。张伯伦的准则完全建筑在种族和崇拜瓦格纳的基础之上，他在1900年左右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有两位读者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感谢信给这位作者，他们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张伯伦这个老人实际上承认希特勒在执行他的计划。我们无须就种族优越问题进行争论，世界对此早已有定论。至于对种族和门第发表了大量言论的尼采，我们在本书中已扼要摘引了他对德国人的看法。
德国还利用文化作为它形而上学的镇静剂。普鲁士国防部长在帝国议会中甚至还乞灵于这种文化。这个人就是法尔肯海恩将军，他在世界大战前说过下述一句话：“如果文化发展到我们的军人再也不能充满信心地进行战争时，那就让魔鬼消灭你们所有的文化吧！”但在其他方面文化却被常常用来作为一种展品，置于突出的地位。早在1900年，纳粹的前驱大日耳曼联盟就以文化相同为借口，在其纲领中公开要求“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语地区和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中来。”
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将军支持这两位优生学理论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就把战争鼓吹为一种哲学，现在他继续通过他的追随者施加他的影响。他写道：“只有在人们感到厌倦和软弱的时候，才要求维护和平。”骑兵将军卡尔·冯·贝恩哈尔迪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一局面，才锻炼骑马疾驰和用语尖刻。1910年以来，他的书对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这位普鲁士将军鼓吹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时，甚至全世界都在倾听他。以他的身份而言，他的讲话可以被认为代表官方的立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出版者曾经一度是歌德的出版者，他赞誉这位将军具有文学的预感。除了文风较为流畅外，贝恩哈尔迪1917年撰写的《德国的未来》一书可以说整页整页地论述和希特勒后来写的内容非常类似。所不同的是，在当时没有人敢于公开嘲笑正义和文明。相反的，人们对正义和文明予以肯定并且利用它们作为掩护。
这位骑兵将军在这本书中说：“美国塔夫特总统实际上是建议在大国之间缔结仲裁的条约。我们必须挫败和不信任这种努力。我们必须肯定战争在道义上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甚至对公众舆论也要阐明。战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其伟大意义必须做到家喻户晓，以使其与本身的价值相符合。简而言之，一个高贵的民族为了理想或为了自己生存而战，不能被视之为野蛮的，而是文化最高尚的表现。为此而战是人类崇高的行动。为了人类的理想，不能顾忌个人的粗暴，更不能意志薄弱。就斗争的形式而言，以骑士的气概，使用真枪实弹进行一场战争，要比那种在表面和平的掩盖下，企图利用金钱的力量或阴谋诡计挫败敌人，具有更为崇高的道德。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一个民族的精力才能保持旺盛。”
缔结全面的仲裁条约肯定对正在兴起的国家，例如对德国是特别有害的，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其政治和民族顶点，为了充分地完成肩负的文化使命，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这样一个强国，能充分发挥人类最宝贵的才智。
当其他人也以德国人注定要独霸世界的名义，祈求康德和歌德的幽灵之后，这位骑兵将军骑在高大的军马上表达了要给德国人以世界统治权的真正理由。德国人口每年增长100万人，法国人口根本没有增加，因而德国人有权利“和法国彻底清算”。4500万不列颠人却统治着1500万异族白种人。世界上不列颠人要比德国人少，但是不列颠人以他们的残暴征服了1/5的世界。俄国人和波兰人的文化完全归功于德国人，因而应该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为了避免种族混杂，德国人必须移居到波兰去。纯粹从法律形式上占有刚果的比利时，在文化上对刚果没有什么建树，因而“可以认为比利时在道义上早已失去占有刚果的权利。从崇高的人类法则来看，确实可以提出这一问题，比利时是否占有刚果太长了些”。由于人口过剩，德国从道义上讲，有权利要求将那些仍然受外国剥削的国家归为己有。
这不过是一个骑士气概国家的某些理想目的而已。从这位骑兵将军讲话的傲慢口气中，就可见一斑。他说，德国应该自愿地和英国结盟，条件是“英国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任何扩张都应事前就予以赞成，与此同时，英国还要脱离协约国”。至于不履约的问题，这位骑在马上困难重重的将军早在30年前就企图越过这一障碍，他操着惯常的文雅口吻说，“如果能通过其他的手段使一个国家生存得更好，更有把握，那么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生存寄希望于条约义务的恩惠上”。
这些话均出自这位骑马的政治哲学家之口。
步兵将军们飞速地推行他们的“文化”计划。著名的施里芬，这个人被认为是第一流战略家，也许他的计划被错误地执行了，他要求总参谋部按照打过83次战役的七位将军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出击。他的这一计划如此的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以致二十年来从未修改过。
这份计划假设取道比利时或荷兰入侵，从而必然挑起英国的干预。虽然鲁登道夫1917年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对德国能否获胜持有异议，并且提及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都可能成为敌人，战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反对英国，但是没有一个文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这一点今天已可以由共和国公布的文件得到证明，似乎事件早在几世纪前就策划好了。普鲁士军事学院坚持认为：“政治从不能给战争行动带来丝毫影响。”
从此，德国军人占优势的历史从普鲁士开始，在国家生活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当时的皇帝、首相和总参谋部，对这样一个对德国人民有着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布洛夫亲王对本书作者说，他就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出击计划，包括出兵比利时，但是他并无决策的权力。在当时，基本的作战计划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因而，不是军人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进军，而是政治家不得不根据出击计划调整政策。
按照施里芬和莫尔特克学派的主张，政府领导人在战争时只能完全依靠将军。对于诙谐的柏林人以及其他德国人来说，总参谋部大楼成为某种阿波罗神式的圣殿；而那些进出这个大楼的身穿宽红条镶边军裤的军人，则好像人人头上都有一圈圣人的光环。这种感情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上，更进一步增加了军人对平民的蔑视。每一个少尉感到自己是身着宽红条镶边军裤神甫手下的唱诗班儿童，因而有权对平民耀武扬威。在柯尼希广场上总参谋部红色大楼的对面是德国国会大厦，但从来都是前者蔑视后者，而不是后者蔑视前者。
在所有国家中，将军和政治家在战时总是对立的，回忆录中不乏这种记载。但是只有在德国，将军却认为自己远比政治家优越，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的主题。直到今天，德国军人还怀着这种优越感，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他们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支持的。
因而，当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时候，总参谋部受到欢呼，全国都表示支持这一行动。没有人挺身出来反对这次入侵，连最优秀的思想家都缄默不语，他们认为，既然总参谋部下令出击，就表明这一行动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反应必然使德国在战时失去政治领导，而导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个将军的专政。
残废的左臂————威廉的性格————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沙夫克里斯————德国的危机————退位？
威廉二世和路德、俾斯麦一样，在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母亲充满着敌意，而责任也在于威廉的母亲。这位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儿总是感到自己和普鲁士人格格不入，在她眼中这些普鲁士人都是野蛮人。她也渴望权力，曾经希望很快就能获得她公公的继承权。她在失望之余，却发现，她比自己的丈夫更能得到知识界的支持。
这个维多利亚英国女人的愿望是生一个体质强健的儿子，可是头胎生的儿子体格却不健全。这就使今后的发展前景更难预测。母亲的虚荣心和普鲁士人要求未来的国王首先是一个军人的思想偏见无形中结合在一起了。尽管这位王子的左臂太短，完全残废，可还要接受残酷的训练，他要和所有的其他军官一样，骑马和游泳，击剑和射击，而且要干得更出色。
这样的童年生活必然给他的性格带来两方面重大的影响。他痛恨母亲让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于是就和俾斯麦一样，和母亲背道而驰；既然她是英国的自由派，他就要成为普鲁士的反动派。他的身体有生理缺陷，迫使他去做某些他所不能做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他简直是在当演员，一直在扮演着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如当他参加奠基典礼时，他总用右臂尽力使劲抡锤，以遮掩他孱弱的左臂，如能给他以很好的知识教育，而不仅仅是军事训练，则由于他的缺陷以及他异常的聪敏，德国将会有一个浪漫主义者国君，而不是一个大声咆哮的战争元凶。由于担心被人看做是一弱者，驱使他一直保持昂首阔步，虚张声势的架势。在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面对世界高谈阔论，然而他那无休止的咆哮和所有磨刀霍霍的讲话，都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他最亲密的朋友证实，从性格上来看，威廉是个胆小羞怯的人。
威廉左臂瘫痪造成的悲剧，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世界的进程，却使这个统治者成为神经衰弱的君主，他的反应和感情使世界大受其影响。如将威廉和罗斯福相比就非常能说明问题。罗斯福的缺陷给他带来相反的影响，他在40岁没有受到瘫痪折磨之前，性格并不坚强。罗斯福，可以自由地接受教育，而威廉则不行，也许从这一点看，他可以获得原谅。他的父母本来应该开导他，身体缺陷并非耻辱，确实，对一个身体健康、头脑健全的人来说，某个方面的身体缺陷并不是重要的。
威廉由于身体原因而产生了自卑感，在他成为德国统治者的继承人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自卑感。德国连续有两个神经衰弱的人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被迫去仰慕这两个人，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威廉在他一生中确实掩盖了自己的缺陷。通过无数的照片可以看出，这位出访频繁从不厌倦的国王，在上千次招待会上总是落落大方。在德国，从来也不允许神职人员、朝臣或是学校教员对国王说三道四，这一点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人们受到的教育是，尽管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有先天的缺陷，也应该尊敬他。这位国王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过自己可怕的青年时代，直到本书作者提出这一看法之前，世界上没有人原谅过他。这件事正好反映了德国民族的不平衡的特性。德国人在世界上惯于采取的那种粗暴，大声喧哗和傲慢自负的举止，现在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头号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当威廉28岁时，由于父亲的暴卒，接管了这个由俾斯麦缔造的强国。他面临种种棘手问题，在任何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写过：“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
威廉二世像
威廉二世皇帝于1888年成为德国第三代霍亨索伦王朝帝王。他左臂萎缩，无所事事，只会军国主义式叫嚣，把德国带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德国战败，他被迫退位，到荷兰寻求庇护，并于82岁死在那里。
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行使权力的结果，驱使他那神经质的性格达到了极限，越过这个极限就是神志不清。他最亲密的顾问一再提醒他可能像他叔祖父一样失去理智，也许不得不宣布他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当威廉30岁、37岁和44岁时，他的大臣和臣属都考虑过要采取这一步骤，这些人后来公布的文件均提及这一点。不过，威廉显然是个天才人物，他善于灵机一动，以通情达理而取悦于人，而且善于在关键时刻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把他英国母亲的智慧和他父亲的忍耐心结合起来，这一点吸引过许多人。
他的性格和希特勒有着十分相同之处，这两个人都不信任自己的伙伴，而总是自己奋起，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狂热地工作。两个人都是才华横溢的雄辩家和演员，因为缺少文化，喜欢讲排场，而个人倒有节俭的习惯。两个人在关于艺术问题的公开讲话中，都是一派胡言，而两个人又都认为自己被艺术家误解了。两个人都有神秘感，都喜爱祈求上帝的保佑。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人类的精华，自恃拥有伟人的知识，向人民许愿缔造光荣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同时既是庸才又是演员，他们既易于上当受骗，同时又是大吹大擂的专家。
这两个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威廉是稻草闪光的火焰，而希特勒则是干柴烈火。威廉因为他的世袭而受到宠幸，希特勒则苦于斗争。因而威廉易受友好感情的影响，而希特勒则是内心充满着仇恨的化身。威廉生长在权势财富之家，没有后顾之忧；而希特勒出身贫寒，始终担心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早在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对30岁的威廉作过下述一段描述，这段话也许很适合于希特勒：
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希特勒这个人虽然一滴英国血也没有，却可以这样说，他继承了威廉的对英国又爱又恨的感情。这种感情支配着威廉的整个政策，成为世界大战的一个起因。
如果威廉没有被德国人的恭维奉承的话弄得飘飘然，如堕入五里雾中，他本可以具有更高一些水平。谄媚奉承之辈尾随他长达25年之久，直至他溃逃为止。这一类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有，他们缺乏自信心。德国人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使德国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事无成。
从上层的容克地主和伯爵开始到下层的仆从，这些人包围着威廉，他们只是从制服的不同判断别人地位的高低。其他的国王也被拍马奉承之徒所包围。不过历史上也有少数人，如前面提到过的耶各布，曾经将1848年的真实情况告诉过国王。在路德以前的年代中，每个世纪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但是新的德国人已被帝国弄得眼花缭乱，被金钱毒害，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新的地位弄得昏头昏脑，这些人拥戴威廉达20年之久，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也会推举威廉当选为总统的，30年以后，也是这类人出于同一思想，投票支持希特勒当权。
例如有一位伯爵卑微地请求国王允准他的母牛可以戴上和皇家牛群一样的颈铃。还有一位容克地主在狩猎之后用金字在一块花岗石上刻下这句话：“皇帝陛下在此地猎获一头白公，是为至尊无上的皇帝捕杀的第五头野禽。”还有些教士在皇帝本人在场的时候，响起教堂的钟声，颂扬他的美德。而那些大使们通过驻在国国王的嘴，塞进自己的难以置信的恭维皇帝的话。至于一些将军们则在举行皇家军事演习时，秘密的保留着数百名狙击枪手，在关键的时刻放出来，使皇帝领导的一支军队获胜。还有一个名为冯·马肯森的将军亲吻皇帝戴着手套的手，而且在陆军中推广这一做法。
数十年来，剪辑报纸的人只让皇帝知道赞扬他的国家的报道。皇帝对大使报告的边注和评语又被电告驻外大使，以便他们可以发回更合乎皇帝口味的报告。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冯·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贤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在市和镇的大厅的门前，市长与镇长们不着大衣，穿带有金黄穗子的全副礼服，颤颤发抖地欢迎他们身穿皮毛大衣的封建君王。因为皇帝通常骑在马上聆听大臣的祝词，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脖子冻得僵直。主管皇家资产的官员向皇帝报告，他的母牛每天产奶40夸脱，至于他们给这些母牛饮了多少奶，皇帝是从来也不过问的。而那些德国教授们，诸如施拉比、哈尔纳克、杜尔斐德、波德之流，在干此类蠢事的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这些教授们肃然起敬，洗耳恭听皇帝大言不惭地对他们主管的专业作出最愚蠢的判断。当时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过：“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希腊悲剧作家。————译者注）从康德到柏拉图”；而兰普莱西特，这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直到1912年还在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作战司令部里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司令部里正与兴登堡（左）和鲁登道夫（右）商讨战事。
巡洋舰草图
1894年，威廉二世皇帝在一张空白电报纸上，绘制了这张巡洋舰的草图，尽管专业的海军设计师们一致认为这个设计是无法实现的。威廉皇帝坚持德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以向英国在公海的制海权挑战。
威廉二世肖像
这幅威廉二世的肖像，完成于1890年，也就是这一年，俾斯麦辞职。画中的他极力表现出自己便是普鲁士武士国王的理想化身。一位法国将军嘲讽他说：“这不是一幅肖像，简直就是一个战争宣言。”
在这些教授中也有位令人难忘的例外，如马姆森教授，他就有一次当众顶撞皇帝。这位罗马史专家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他正在修复的一座古罗马城堡并无多大价值。还有一位男爵冯·莱维乔夫，在一次公开的晚餐会上驳斥了皇帝对他那个阶层的侮辱。
在一片对皇帝赞美合唱声中，有时也受到知识分子的干扰。奎德写了一部历史，富尔达写了部戏剧，嘲笑威廉。雕塑家高尔拒绝在皇帝的纪念碑上刻下飞鹰。少数社会党人的编辑有时也密闭门窗，谈论真实情况。不过，真正反对这种拜占庭式统治者的知识分子的斗士只有两个。一是《辛普里西斯姆斯》杂志（或意译为《简单化》）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敢于讽刺这个政权；还有一位是麦克米伦·哈尔登，他有力地抨击这个政权，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长达20年之久。他的作品可以和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相比，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德国人民只有一次显示出要起义反抗他们的皇帝。这是在1908年11月，10年后，皇帝背弃了德国人民。在一次军事演习时，威廉骑在马上向一位英国上校透露，他在布尔战争期间曾向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皇提出过建议，按照皇帝的说法，这是一个战役计划，如果英国罗伯特伯爵采纳，英国本来会获胜的。这个谈话内容，不知怎的首相没有看到。皇帝用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措辞指责英国人，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人对这种侮辱用沉默表示他们的愤怒。至于德国人，他们纷纷反对这次谈话内容。在报刊，在会议上，在每次谈话中，社会各个阶层都对皇帝这次毫无策略的谈话愤慨万分。即使没有战争，没有失败，没有紧急法或警察措施，德国人民也感到皇帝是在没完没了地说些浅薄的话在欺骗他们。
在这场危机中，威廉本来可以被迫退位的。他本人确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由于他儿子的反对。但是只有他的容克地主们对这件事十分认真。在帝国议会上，首相说了些半心半意的话，与其说他为自己的主子辩护，不如说他在指责自己的主子。在这次会议上，只有少数人发言，根本没有通过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总是墨守成规，笃信法治和权威。两周以后，一切又被置于脑后。至于皇帝本人，正当报刊报道此事时，他和皇室的朋友一起寻欢作乐，以显示他对此事不屑一顾。和1848年一样，德国人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大吃一惊。可是他们后退了，他们容忍了这个人，这个政权，甚至还和同一个首相一起，继续治理这个国家，直到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战争。
艺术的堕落
在威廉时期，德国科学界和工程界产生了许多真正伟大的人物，如伦琴、爱尔利希、爱因斯坦、普兰克、狄塞尔和齐伯林，而德国的文学和艺术却停滞不前。在美术和文学领域里，没有一个出众的思想家和富于创造力的人物能逃避时代的厄运。没有一个人成为德国知识界的领袖。今天，不仅学院派人物，甚至左派和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曾取得破纪录的演出成就和达到最高销售额，例如霍普特曼和韦尔登布鲁赫这些人的姓名，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迄至世界大战前，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边尔生、（Björnson，1832——1910，挪威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曾获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萧伯纳等人受到有思想的德国人的推崇。可是自己国内的人物，如马克斯·韦伯等极为卓越的教授以及少数新闻评论家却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这个时期，即使连一本德国书也不出版，德国的革命依然可以来而复去。在最近20年内，即使德国书译成世界主要语言比以往要多，可是在德国以外，却没有对世界思想界产生任何有分量的影响。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一书例外，不过它产生的肯定是消极的影响。
1900年以后也产生了一些真正的诗人，特别是德美尔、里尔克和霍夫曼塔尔。不过在尼采以后，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施台方·盖奥格。尽管读他书的人并不多，他却建立了一个小圈子，最初在纯美学界，后又逐渐扩充到各大学，甚至政府部门。盖奥格和从前的克洛卜施托克以及荷尔德林一样，献身于无形的德国，他和他们一样对德国人持怀疑的态度。他在近代德国历史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生涯由于遭到少有的公开侮辱而达到悲剧的高潮。在30年前过早地失去尼采的纳粹分子转而颂扬盖奥格为“优秀的人”，他们确实也想让盖奥格在这个新国家中担任一官半职。这位诗人本该接受这个位置，但他们的领袖像使他毛骨悚然，把他吓跑了。当纳粹分子继续和他纠缠不休时，这位从未外出旅行过的年迈而又身患疾病的诗人一夜之间逃离德国，就像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一样，旋即死于逃亡之中。在瑞士尽南端的莫拉尔图，用12块花岗石板堆砌了诗人之墓，周围饰以月桂树叶，它使人们想起还有很多坟墓，静静的安息着为了精神的统一而逃离德国政治的先知和诗人。然而施台方·盖奥格是为了避免受到纳粹青睐而逃离这个野蛮国家的第一个人。
不过，在某一个艺术领域，威廉的德国位居先列。在这个演员皇帝统治下，德国的戏剧取代法国而首屈一指。在世界音乐之城维也纳以它的歌剧见长于世的时候，柏林有两个人创造了新型的舞台艺术，其演出效果要远远超过德国的现代戏剧。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勃拉姆斯，另一个是马克·莱因哈德。后者除了创作了许多杰出作品外，还向德国人介绍了新莎士比亚戏剧。它对舞台艺术的意义，不下于一百年前施莱格尔将莎士比亚戏剧译成德文出版。除了弗洛伊德和施特劳斯两个例外以外，莱因哈德的戏剧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能唯一征服世界的成果，是纯粹的民族成就。也许只有齐伯林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最后他的飞艇和其他的德国梦想一样，在空中焚毁。
此时不仅在德国，在其他国家，创造性的艺术也都暗淡无光，让位于音乐演奏的熟练技巧。德国人面对这种变化，仍然忠实于他们古老的使命，保持了首屈一指的音乐地位。德国的音乐指挥、歌唱家和独奏家名扬世界。而名声最大的则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可以说，他掌握了当代最熟练的技巧，用他那魔术般的手指使瓦格纳的风格走向极端，因而喜爱音乐的青年纷纷脱离这种风格。德国新作曲家，特别是马勒尔和雷格尔都抛弃了瓦格纳。
“维利”和“尼基”————德国反对社会————俾斯麦最后的警告————不要联盟要海军————不要殖民化————英法联盟————恩格斯的预言
自从签订了所谓的“1867年协议”以后，生活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下的7个民族受两个民族————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捷克人、小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奥匈帝国议会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可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个拥有5000万居民的多瑙河国家，直到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是处于二十多个容克地主家族统治之下，因为其政府一成不变的由贵族阶层的德匈成员组成。政府和军队一直在试图解决语言问题，而到头来这个皇朝也无能为力，解决不了。在瑞士这个小国家，能做到三种不同语言都受到尊重，而在维也纳就不可能，唯一的原因是弗朗茨·约瑟夫明确表示自己是德意志亲王。
年迈的皇帝固执己见，专横傲慢，心胸狭隘。当时有两条道路可由他挑选，任何一条都可以拯救奥地利，可是他一一加以拒绝。他或可以采取梅特涅的方式，恢复专制体制，这当然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但还合乎逻辑，暂时可以像俄国那样走下去。或者他可以将帝国变成由独立各邦组成的联邦国家，采取英国战前的方式，由英皇作为国家的元首。这是他的继承人弗朗茨——费尔丁南想象中的解决方案。
全世界早已预见到腐朽的奥匈帝国结局。可是德国却要和它结盟，用威廉二世的方式，用真诚感情结合一起的联盟。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两个皇帝相互以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向对方保证，虽则尼伯龙根本人就破坏过誓约，并不忠诚。本书顺便提上一笔，对结盟不忠诚的不是德国，而是奥地利。1908年，奥地利突然吞并波希米亚，对抗它的盟国。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像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是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也是当时欧洲年龄最大的在位首脑。1914年他已经84岁，就在那年他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发生世界大战。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去世，没能看到自己的王朝覆没。他的继承者卡尔一世无力维持帝国的统一，遂于1918年弃位，四年后在流放中死去。
舞会
20世纪初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维也纳出席的一次舞会。在他统治时期（1848——1916），奥地利帝国（1867年为奥匈帝国）遭受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极度压力。
此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笃信帝国使命是上帝恩赐的威廉，坚持和沙皇维持良好的关系。特别在老沙皇死后由他神经衰弱的儿子尼古拉继位时，威廉仍然坚持这样做。后来由布尔什维克公布的两个皇帝之间十分可笑的通信中，两人互相用小名称对方为“维利”和“尼基”，虚弱的德国企图蒙蔽更为虚弱的俄国。当沙皇由于被日本打败而完全被吓倒时，“维利”却于1905年夏天秘密结盟而使“尼基”十分震动，此事旋即遭到沙皇大臣的谴责。
正当俾斯麦遭到罢黜时，德俄条约破裂，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从此，俄国倒向法国，和法国站在一起，正式参加世界大战，反对德国。因而这种对德国的“包围”，完全是皇帝本人咎由自取。在他争取意大利支持时，他很清楚，或者至少别人这么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旧恨未消，而要保持三国同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由奥地利方面作出重大的牺牲。
在欧洲处于分裂之际，沙皇的朋友提出设立国际仲裁法庭的设想，德国人的反应和冯·贝恩哈尔迪将军一模一样，他们大声嘲笑说，只有一小撮没有影响的人妄想在1898年可以在海牙写下历史新的一页。难道要我们放下武器，在我们打仗的地方，对我们进行仲裁？品格高尚的男爵夫人冯·苏特纳尔，多年以来一直在德国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可是她的见解现在却成了拙劣和虚伪讲话嘲笑的主题。当皇帝对这个设想批注了“无稽之谈”后，首相随即宣布，“对这一设想是否定的”。英国内阁首相在伦敦也遭到军事集团的反对。这个计划到处受到嘲笑，只是在柏林更为甚之。
在首次海牙和会上，德国几乎是独家反对国际仲裁法庭。可以说德国的国家道德观念，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并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了出来。布洛夫呈报给皇帝有关这次和会的报告，读起来就像犹地亚总督为镇压新兴的伽利略学说向罗马皇帝送呈的报告。至于威廉本人，则在这份报告上，用了几句直截了当的军人用语做了批注，结束了这个插曲：“我将依仗锋利的刀剑单独向上帝呼吁！至于和会的所有决议都是混账话！！”
一年以前，皇帝受到了最后的警告。俾斯麦几乎出于本人意料之外受到大家的欢迎。80岁的俾斯麦在耶拿广场上向人民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在这座图林根森林小城中，发生过路德事件，后来又发生过歌德和席勒事件。1817年少数好斗的大学生也是在这里烧毁了假发辫子和俱乐部。而现在又是在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不受欢迎而在1892年被罢黜的首相，却第一次受到德国人民的尊敬。
皇帝没有屈服。他的小心眼，易变的性格，以及他对任何在这个国家比他更受到欢迎的人的妒忌，都驱使他制造一场戏剧性的假和解；但是这位老臣依然毫无干扰地不断地攻击这个政权。他担心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会在这位漫不经心的后继人手中遭受厄运。俾斯麦作为一个引退了而受信任的奠基人，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当今的皇帝用过去政府担保的投资从事投机活动时，他不禁为帝国的命运忧心忡忡。当皇帝最后知道这位讨厌的老人行将就木时，他于1897年再度拜访了俾斯麦。俾斯麦坐在群臣面前，连开场白也没有讲，就提高声音，对皇帝讲了他最后的一句话：“皇帝陛下，只要您将军官团掌握在自己手中，您确实什么都可以干。而您如果掌握不了军官团，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警告并非无的放矢，20年后军官团终于垮台。但皇帝当时对这番话置若罔闻。他从不和这位老人深谈，在整整八年内，他再也没有听取过俾斯麦的意见。他认为，他对什么事都了解。请看他是怎么答复这位老人的，他漫不经心开玩笑地说：“你知道雪茄烟和丈母娘的区别吗？”
俾斯麦预见到将来要发生的一切。这时，他已决定放弃帝国，就好像他已经丢失了这个帝国一样。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就像上述引录的那段话一样记录在案，和皇帝的母亲一样，预言共和国的诞生。
威廉称海牙插曲（1899）是“小孩子梦中的愚蠢恶作剧”，他指的当然是沙皇。在这以后，军备竞赛开始了。欧洲有一半国家希望在陆军方面，英国则希望在海军方面和德国并驾齐驱。
直到这个时候，战争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主要的大国应该有理由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某些协议。在法国，主战的政党力量很小，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则是巨大的。两个支离破碎的东方帝国一想到战争都战栗不已。至于英国，它不能表明自己有半点战争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冯·贝恩哈尔迪和威廉关于战争的讲话，世界上除了德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企图对外扩张和谋求世界市场，不过德国已受过教训。当时世界上多数人认为，要想通过战争将其对手德国压下一头的是英国。而皇帝本人为英国的诽谤提供了根据。
一生交织着爱与恨的威廉二世，始终抑制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于对自己的半个英国血统的不满，来自对自己母亲的仇恨。仅凭这个原因，他也不会信任母亲的兄弟英王爱德华。还在他年幼时，当他知道这位年迈和善的老人是他的舅舅时，他就开始仇视他。因为这位英国绅士和商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这位大摇大摆高谈阔论的亲戚，这一点使威廉感情上受到创伤。这种个人之间的敌意也恶化了海军问题，从而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
张伯伦像
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
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出任首相。此时欧洲的安全已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威胁，张伯伦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了一系列让步，想借此换取欧洲的和平。他所执行的政策被后人称为“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直接威胁英法安全。张伯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同日，张伯伦被迫下台，让位给丘吉尔联合政府。同年9月9日，张伯伦病逝。
1900年以前，英国有三次试图和德国结成联盟。约瑟夫·张伯伦，这位有着两个著名儿子的父亲，曾经争取实现俾斯麦的最后计划，建立英德天然的联盟。当柏林了解到张伯伦意图时，反应是典型的德国式的：“两次予以断然拒绝！”一个独身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地方议员，荷尔斯泰因人，小阴谋家和股票投机商插手私了此事。当然这个人不过是德国人性格的象征而已。当这次谈判获得双方民众充分支持，工业界和商业界几乎完全同意，工人也无保留意见顺利进行时，皇帝和首相却欺骗了他们的新伙伴。这个皇帝的专横政府，无须要求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结盟的，干下了与其说本世纪不如说是洛可可时代的荒唐事。皇帝为祝贺考斯划船比赛发去一份极不策略的电报，导致了所有的谈判破裂。历时四年之久关于建立英德联盟计划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最后由于一个不正常的怪癖而招致失败的厄运。
德国在扩建海军方面也采取了同样欺骗的手段。英国作为岛上帝国难以轻易放弃某种海上优势，因而它要求就修建海军一事和德国达成协议原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自从1897年来就担任要职的海军大臣，竭力鼓吹扩建海军。这位名为冯·梯尔皮兹的海军上将是个著名专家，水平很高，代表了德国性格的特殊变种，却是个说谎者。梯尔皮兹是冠冕堂皇玩弄花招的第一个德国军官，这种恶习到戈林时竟成为军人的美德。随着梯尔皮兹不断地玩弄手腕，“老成的水手”，布吕歇尔式的“先遣将军”，普通的德国军官————身穿补丁衣服的德国米歇尔，这种种朴素的形象消失了。梯尔皮兹欺骗了英国和德皇，还欺骗了布洛夫亲王。他提交了一份隐瞒了真正目的的计划。他的目的之一是不受阻碍地通过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危险的区域，在那里修建大批军舰，消除英国的威胁。
皇帝曾在1908年写道，“1900年以后我们将能不受约束地和英国就海军建设问题达成协议”。德国大使伏尔夫·梅特涅公爵，这位高贵的新德国最敏锐的人之一，认为英国海军具有优势，和梯尔皮兹斗争达九年之久，但最终他屈服了。很多年以后，当他已经退休眼见威廉崩溃，在朋友面前还是不愿说皇帝的坏话，尽管皇帝后期对他很不好。在德国贵族中也不乏令人尊敬的例外。
当时建设德国海军的理由是谋求海外殖民地，这一点从未受到德国人民的欢迎。德国人擅长的是沿着军事防线行动，在非洲也是如此，和英国人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军官总是先于商人到达殖民地。德国拥有殖民地30年历史的后果是，除一个例外外，花费不少而没有带来利润。本书作者在非洲所到之处，均不能证实后来人们所说的德国人对付黑人特别残酷的行径。德国人之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对待有色人种和对待自己手下的白人一样的粗暴和冷酷。普鲁士人从来不是天生的殖民者，少数适应性强的奥地利人比他们干得好多了。
巨大的邮船航线，大规模的德国移民，到达的不是德国殖民地而是外国。威廉二世的德国逐渐富裕起来不是因为有了殖民地，而是轻视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相对繁荣和通过对瑞士和比利时的对比，驳斥了缺乏原料无法生存的说法。比利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并不比没有殖民地、原料和船只的瑞士更富有或更幸福。各大陆之间迅速的信息交流，现代世界商业和化工产品的发现，这一切使所有的国家可以摆脱对占有殖民地的依赖。今日的德国难道不是很好的证明吗？据说，德国在战争中攫取地盘是为了分享世界的财富，现在德国并没有分享多少财富，却能武装起来，而且在几个月内征服了半个欧洲大陆。仅这一事实就说明，必须要有直接的殖民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整个殖民地时代确实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在激动人心的海军军备竞赛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有关国家的文件是用“外祖母”和“亲爱的威廉”称呼开端的。皇帝内心深感沮丧，因为他不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有感情用事之处。他好比一位多年来尽找自己妻子的岔子，事事神经过敏几乎将妻子逼疯了的丈夫，当他的妻子突然提出离婚要求，他竟感到吃惊，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一方。在这些文件上，威廉的旁注是：“撒谎”……“狗在撒谎！”“英国！”“叔叔！”“可爱的绅士”，“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虚伪！”“废话！”“胡言乱语！”“好啊！这帮英国恶棍！”威廉态度之直率由此可见。
结果是造成英法联盟。爱德华再也不担心像以前张伯伦那样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他用了很多时间，在巴黎争取法国倾向于当时很不受欢迎的英国和他本人。这件事几乎成为一件笑料。尽管在几年以前，法国还因为英国沿着尼罗河占取殖民地而感到受骗上当，可是爱德华还是获得了成功。法国面对气势汹汹的德皇，感到1905年在丹吉尔丢了脸，因而接受命运的暗示，握住英国伸出来的手。但德国并没有被包围，它将自己置于这个范围之外。现在两个结盟的集团在欧洲互相对峙。它们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战争。
谁都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在不远的未来将要爆发，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它已近在咫尺。有一个人早在30年前就预见到未来的这场战争，他的看法是非常了不起的。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1888年就写下了下述一段话：对于德国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后证实有900万人死亡）。“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工商业和信贷的混乱，其结局是普遍的失业。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祖国的治国才略一起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见恩格斯《波克罕〈纪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译者注）
对自由的服从————战争的罪责————一幕闹剧作为前奏曲————1917年7月————战争机器的力量————“让我们感激上帝”
然而，当这场战争在1914年爆发时，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一样地感到意外。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像25年以后那样期望准备好这场战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这场战争。战争这一锻炼人的大学校一直在延续着，最初是300年，然后又是40年，年复一年的战争，使这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武装准备。德国人，他们之中有数百万人，好像是专业的火力战斗力量，每个人夜间躺在床上，一听到第一次警钟声就迅速起床，到经过上百次实战演习指定的地方去。而其他国家人民则像义务救火队员一样，在一片混乱和惊慌中奔向各地。
海报
这是德国人为1917年的一场战役而发行战争债券所做的海报，画面是一名戴着德国雄鹰标志的骑士正把长矛刺向一个联盟的怪物。海报常用来为新兵鼓舞士气，或者为战争筹措款项，有时也用以扰乱敌军军心或者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在被封锁了的德国，海报甚至用甜言蜜语来说服妇女们献出自己的美丽长发，送到工厂织成设备所需的传送带。
本书在另一篇章讨论过战争的罪责问题。有四个国家或者说五个国家的政府，有的出于私利，有的出于错误，都是有罪责的。如果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的心理，其宣传教育和方法，那么从整个背景和宣战书来看，这场战争最大的罪责应由柏林和维也纳承担。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负什么罪责。这种罪责不是指那个蛮横无理的政府，它在作出决定时，没有和人民商量，甚至连帝国议会也没有通过。这场战争结束后，在凡尔赛和会上，根据已作出结论的证据，确定德国政府是有罪责的。
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一个丈夫，其生活被他自己的妻子毁了，就应该捶胸自问：“我为什么娶了她，又为什么养活了她？”近百年历史和近十年来历史，都表明德国人民是有罪责的。在19世纪，德国周围有六个国家人民起来反对它们的政府，推翻了国王，设置了街垒，制定了宪法和设立了议会。他们为自己而战，牺牲了生命。只有德国人连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认为自己能治理自己而心满意足。他们接受了无能的亲王，蛮横无理的容克地主以及腐化堕落的公爵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奴隶制；如果有那么一次他们敢于起来反抗，那就用不了多久就会立即逃回到自己的老鼠洞内躲藏起来。为什么？而在战争中，他们又从来也没有被证实过他们是胆怯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总习惯于服从，这使他们不能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对自己的上级总是顶礼膜拜，进而和宗教教义协调一致，这就使他们不会开枪射击他们的压迫者。德国人干革命也要等待从来也不会等得到的上级的指示。他们确实有过少数受欢迎的领袖，由于他们没有穿制服，群众就从不敢趋前进行辩论。他们起来战斗是出于服从而不是出于愤慨。在组织卓越的军队里，他们人人善战，但在非正规军里，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差，在革命运动中，就更谈不上战斗力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从来也没有能像西班牙人那样的气势，和拿破仑作战。
20世纪人情激愤，德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像一群驯服的羊群，不受任何大事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听任牧羊人带着走下去。他们确实出于自愿在北德国会上（1807年通过，1871年批准）投票反对议会行使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利，因而在决定战争或和平这些重大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现在他们的皇帝是一位90%的独裁者，有着宣战和结盟的权利，引导他们在最坏的条件下进行生与死的斗争。被选举出来的665名代表不得不服从。
数十年来，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亲如兄弟，发表不少讲话，通过无数决议，要求制止战争。现在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国际劳工协会聚会布鲁塞尔决定进行总罢工，如果真正这么做了，是可以使战争机器瘫痪的。当然像这样的总罢工应该双方同时举行，至少是柏林和巴黎应同时举行。难道不就是要求皇帝打仗的容克地主，也许就是皇帝本人欺骗和监禁了德国工人吗？“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即朕的意志。现在颠覆活动可能猖狂起来，我命令你们枪杀你们的亲人，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兄弟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如果发生了，你们不要埋怨，而要执行我的命令！”1900年柏林市电车工人罢工后，皇帝打电报给首都卫戍司令官称：“我期望下一次至少猎获500个。”皇帝将他的臣民视同玩物，因而采用了打猎的用语。
当国家可以授权拒绝数十亿军事拨款时，社会民主党却一致支持这一提案。在国会就第二次军事拨款表决，只有一名为李卜克内西的投了反对票。就是这个人的父亲，在1870年7月在相仿的形势下，为对付法国通过类似的军事拨款案时也投了反对票。这是霍亨索伦家族和李卜克内西一家在德国历史上的再次相逢。
德国人像勇士一样热情地走上战场，因为他们被说服了，据说是德国遭到可怕的攻击。也正是这个国家，它的军歌使人们回忆起它的残酷，它的军营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对一个厚颜无耻的少尉的颂扬。通过这件事，世界深深为德国这种依仗军刀、手枪和军服横行霸道的作风所震惊。
事情发生在阿尔萨斯一个军事小哨所查贝尔，有个20岁的容克地主少尉侮辱阿尔萨斯新兵，鼓励士兵殴打不守纪律的阿尔萨斯人。当这件事公之于众时，学生们开始拦住这个少尉，要和他算账，后来他不得不下令卫兵护送他进城。用武装警卫对付学生一事，使他成为嘲笑的目标。另外还有一个容克地主上校下令5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军营前设立纠察线，这一做法激怒了越来越多的镇民，他们聚集在军营前。这位上校向人群发表讲话并以流血相威胁。有两个人因大笑而被拘留，监禁在兵营的煤库内，准备次日审讯，其中一个人还是地方检察官。由于一些学生手脚敏捷，一溜了事，这个上校军人只能抓住一个跛脚的皮匠。这个皮匠竟被少尉用军刀砍头而死。
这一事件被传出后，人们心情激动。最高军事当局为了“教育人们尊重下层公众和揭露阿尔萨斯纪律松弛的民事当局”出面干预此事。这位容克上校得到训令公开嘉奖这位少尉，容克将军得到训令公开表彰这位上校，而国防部长又得到训令，公开表扬这位将军。这件事引起帝国议会群情激愤，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对首相和国防部长提出不信任动议案，但是皇帝却立即表示他信任这两个军官，致使表决时未能通过。柏林警察局的容克地主头子在《十字架报》上认为这些军官的举止是他们的权限，是合法的，军事法庭随后宣判他们全部无罪。只有几个对少尉出钱鼓励一事评头论足的新兵受到了监禁。阿尔萨斯总督被免除公职。
这场闹剧只是前奏曲，随之而来是一场战争的悲剧。历史学家早已从中看到分裂的因素。查贝尔事件表明德国军官的精神完全脱离了时代和人民。这种精神必然使国家权力机构不能发挥作用。这种将军怎么能在战场上作战，怎么能期望怀有这种情绪的将军能在战壕中了解自己的士兵，又怎么能期待这些士兵理解他们的领导人？如果这种将军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如果在战争危急时刻，整个国家受这些在查贝尔事件中宣判无罪的人领导，又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国防部长冯·法尔肯海恩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而得到了皇帝特别的宠爱。如果没有查贝尔事件，冯·法尔肯海恩还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出任最高司令部的参谋总长。
但是德国的悲剧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人民和领导人之间的区别而告终结。这仅仅是开端，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冲突，随之而来的还有体现在皇帝身上的那种德国人的不安全感和自负。
斐迪南大公遇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他在塞尔维亚被刺害。这一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孤立性事件，很快就演变成全球性的冲突。德皇以此来煽动他的盟国、他的大使及首相进行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
威廉二世像
190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作为1888——1918年时期的德国皇帝，推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19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有一个月之久，德皇煽动他的盟国，他的大使以及他的首相进行战争。在无数的批注中，他下达的旨意，反映了他的情绪。奥地利皇太子遇刺一事引起他勃然大怒，他内心并不喜欢这个人，不过他利用这一事件，想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法国总统卡尔诺遭到暗杀时，他的反应并不带有感情，而企图谋刺国王乌贝托则引起他的暴怒。现在皇太子遇刺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写道：“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远也别干！我们必须除掉塞尔维亚人！”
此时，他要表现出自己是强有力的人，也就是他一生中一直企图掩饰自己生理上缺陷的那种愿望。他知道，将军们认为他胆怯，而将皇太子看做是英雄，后者也只不过在闺房中逞逞英雄而已。另一个促成这次战争的因素，是威廉只能容忍软弱和忠诚的大臣，如贝司曼霍尔维格之流。在发生1914年7月重大事件时，如果不是由谨小慎微的贝司曼霍尔维格，心怀不满的伊斯伏尔斯基和可耻的伯爵贝尔希德霍尔德来处理，而是由以前曾掌过权，也还在世的布洛夫、维特和梯斯萨处理，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爆发。
德国最先寻求战争，进而制造战争，而后指挥战争，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败北。在这场战争爆发时，充分地暴露出这批贵族继承者昏庸无能。他们垄断了大使和内阁大臣的职位达三百年之久，在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却不能像商人那样在谈判中运用自如。
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勒斯伯爵收到从柏林发来的宣战书有两个版本，以对付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为了可靠起见，他将两个版本写在一张纸上，都交给了俄国大臣。在这同时，圣彼得堡奥地利使馆成员一直在等待随时可到的本国的宣战书。最后终于收到了密码电报。军官译出电文后，大使紧张地向心情激动的使馆成员宣读电文。而电文的内容却是“皇后陛下贝希托尔德女伯爵要求不要忘记长期订购的俄国巧克力，1914年8月1日发自维也纳”。这是在场亲眼目睹的人告诉本书作者的。
这一天，皇帝已在这场赌博中输了。他走得越远，他的神经质性格就越使他犹豫不决。作为演员，他鼓舞自己像英雄一样死在战场上。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只是想像演员一样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因而，当塞尔维亚人几乎全部接受了维也纳的最后通牒时，皇帝感到宽慰，他写道：“这就消除了任何战争的理由！”但此时已为时晚矣！维也纳伯爵们已经进行了周密的筹划，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计划。四十年来，每年举行的军事演习和动员只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现在战争阴影已遍布欧洲，成为现实。甚至战争的另一方，圣彼得堡和巴黎也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三天来，威廉徒劳地发出一次又一次的紧急电报，警告他的维也纳盟国和柏林的将军们。可是现在战争的机器比他更强大，他单独的行动再有力，也不能关上战争的大门，他已经失去掌握战争的钥匙。在这一时刻，他甚至害怕他会遭到皇太子集团的废黜。
当这一切过去以后，他和懦弱的人一样，将一切归罪于别人。他写道：“斯拉夫人的背信弃义，拉丁人的横蛮高傲，英国人的言而无信对这场战争都负有罪责，而真正的战争罪犯是英皇爱德华，即使他死了，也比我这个活着的人还有影响。”至于威廉，在人们看来，是德国军人的国王，实际上是他，铤而走险投入这场世界大战中去的。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带着悲剧的表情，向柏林市民大声地讲了几句话。而站在阳台下的人群，并没有唱起德国国歌，也没有唱起皇室的颂歌或旧军歌。他们唱的是一首古老的路德赞美词，一首更适合于战争结束时唱的歌。歌词的开端是：“让我们用心灵，双手和声音感激上帝！”两代人以前的1848年3月，叛乱的人群在皇宫前唱过：“耶稣，护送我的灵魂走向天国吧！”
军阀的厌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出现————两者的对比————相互配合————兴登堡的传说————德国的英雄
本书不准备论述这场世界大战的进程。在这场战争中，勇敢，守纪律，随时准备牺牲，这种种德国人的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德国人家园的破坏要比法国人的为轻，因为敌人实际上并未踏上他们的国土。然而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固守碉堡，生活极其困苦，在战争的后期，德国饿殍遍地。在这两个国家中，每个家庭中都有死亡；然而两个国家人民的内心都感到道义上的安全感，因为他们都感到无端地受到了攻击。德国中产阶层和劳动阶级都不能抱怨在战争之初受到了欺骗。但是即使说德国人民因相信了政府的一小部分人，因而对战争的爆发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对这场战争的延续下去，他们是无罪的。在“国际”遭到破坏以后，工人已失去了争取和平的手段。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发现他们已无能为力，成了乌合之众了。
当时只有个人，可以作为象征牺牲自己。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做了，受到了监禁。在战争爆发两年以后，他在柏林散发传单，呼吁大家，德国只有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才应该起来战斗。政府宣称，它正是这样做的。1917年初，柏林20万工人罢工，只是在采取暴力手段和颁布军事法之后才迫使他们屈服。1917年底，俄国人，特别是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发出的呼声传遍了全世界，给德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初，有150万奥地利和德国工人罢工。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谴责任何企图征服他国的行径，在这个准则的基础上，德国才有可能取得体面的和平。为了对付这些工人们，采取了种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其中有一种严重地伤害了德国人心目中的战争光荣感。这就是凡是被认为是犯法的工人，就从工厂强迫遣送到战场上去。本来不去打仗要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光彩的，而现在却被认为只有犯法堕落的人，才走上战场。
谁是最大的军阀现在已经显而易见。在经历了异乎寻常狂暴的25年以后，他坐在宫内，心情烦闷，身着草绿色军装，这是他参加这场他应承担责任的战争的唯一标志。当全世界称他为第二个阿提拉（Attila，406？——453，于433？——453期间为匈奴王，以凶暴著称，被称为“上帝之鞭”或“天罚”。————译者注）时，他早已引退，面色苍白，离开了危险和决策的地方。这时敌对的双方军阀最关心的是相互宽容。他们商定彼此不轰炸对方的司令部。在战争爆发前夕，焦虑不安的德皇曾下令立即要将海军舰队从港口调离出去。后来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德国海军舰队依然在港口内安然度过了四年。战时，德国人均得交出家中的铜器，而德皇的专列火车上却装有铜浴缸，德国人每个月分配的鸡蛋不多于两个，而德皇普通的午晚餐都得有三道菜。
德皇最后交出权力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害怕发生叛乱。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名誉，他不久即在将军们的保护下自行引退，避免了臣民的攻击。于是国家的重担落在冯·兴登堡将军的肩上，他先被任命为陆军元帅，随后又被任命为帝国总司令。这是德国人决定命运的一件大事，它的后果是使德国人民遭受了有史以来两次最大的失败。兴登堡这个独裁者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落得失败的下场，而后来又是他被纳粹召来出任总统。
在战争之初，当已经退休的兴登堡被召回时，他已是66岁年近古稀的将军了。他是容克地主，东普鲁士地主的儿子，任职军官已有数十年之久，而且他又是捕捉鲱鱼渔夫和掘墓人的后裔，因为他有一个祖父走错了一步，娶一家平民女儿为妻。由于这门亲事，使兴登堡有了一个曾经站立在波茨坦宫前肃立致敬的高大榴弹兵的外曾祖父。他的外曾祖母是宫廷洗衣妇，很可能洗过他曾祖母为出席宫廷舞会而穿的衣服。兴登堡的母亲深为她的祖先而自豪，1848年时她曾收藏和保护过国王的旗帜。她是在对人民怀有敌意的气氛下将兴登堡培养成人的。但是兴登堡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身高六英尺一寸，不提及这一点难以理解他日后的仕途。他的高大身材，并不是继承容克地主的血统，而是继承了他当榴弹兵祖先的血统。
兴登堡像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1925——1934）第二任总统。其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鲁登道夫像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普鲁士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军事政策与战略的主要负责人。战后成为反动政治运动的领袖，最终加入纳粹党。
1871年他在巴黎时为少尉，后来骑着马在国王的后面随着凯旋的队伍，穿过勃兰登堡大门。后来，他作为恪尽本职的军人，总是按规定逐级提升，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现在要将这个人放在鲁登道夫将军的上面，因为鲁登道夫作为战略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人们的眼光中，他又过于年轻。现在的做法好比是由一位年老的绅士出任协会的名誉主席，置于协会干具体事的执行秘书之上。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个人受的教育虽然类似，但由于两个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不同经历，使两人既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又有互相补充的一面。所有亲眼目睹的人谈论兴登堡时，总是谈论他的性格，而对鲁登道夫则是谈论他的精神。在谈论兴登堡时，没有人记得他在专业上或个人方面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而在谈及鲁登道夫时，没有人能认为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善良个性。兴登堡给伙伴留下的印象是沉着，而鲁登道夫则富有能力，这是前者所不及的。富格斯对这两个人的评语是：“鲁登道夫是位将军，而兴登堡则是爱国者。”
他们的身材也成鲜明的对比。兴登堡粗犷朴实，像一座木雕像，生来就使人们尊重。鲁登道夫的个子则要小得多，看起来长得不够匀称，但并不纤弱。这两个人不像济金根和胡登，在身材方面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别。兴登堡这个人到70岁依然健康，直到87岁也还是如此。他在整个一生中，睡觉、吃饭和行动等都非常有节奏，从不受工作的影响，在战时也是如此。而鲁登道夫在战争前夕因患病已筋疲力尽，面色苍白，双颊瘦削，这是浩繁的工作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的身体从未通过体育活动或娱乐得到过恢复。鲁登道夫从来不知道休息，从来也没有满足过。
从来没有人看到兴登堡激动过，也没有看到鲁登道夫大笑过。鲁登道夫这个人可能由于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他所有的感情，除了野心勃勃外都受到压抑；或者可能是宿命论者，他越来越陷于沉思，探讨人类的问题，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鲁登道夫不相信任何事，他靠的只是运气。
而兴登堡这个人则一生都笃信上帝，忠诚于天降以重任的国王。他在下达军令时总是要祈求上帝的保佑，每当他做出重大决定时总是要加上一句：“愿上帝保佑我们！”
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士官生，一个以他的品质和坚定不移，一个以他的能力和知识，通过不同的途径，成为著名的第二流人物。两个人都有忍耐的美德，有责任感，为人正直，有不为人收买的品德。但是要指挥1000万人，指导6500万人取得对世界的了解，获得有关欧洲的知识，这显然是总参谋部主管人力所不能及的事。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之外，还要求具备天才，这就是生下来就具备的品质————灵感、激情和想象力。作为一个老人，届此高龄，体力和性格的变化，已不会再有任何妒忌心了。而那位年轻人，也是很狡猾的，他先将荣誉让给别人，因为他的野心在于权力而不在于荣誉。确实，他后来声称，一切的荣誉都应属于他。
从来也没有一个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能像他们两个人一样，完全在个人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恰当形式的关系。
鲁登道夫处于优势地位并不意味他单独承担责任。兴登堡从来没有否认他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兴登堡承受鲁登道夫全部荣誉的同时，也忠实地承担了由于鲁登道夫的错误而造成的全部压力。兴登堡确实不想争权，但他被自己签署的命令弄得束手无策；如果有人将日后任何涉及德国命运的决定，归咎于鲁登道夫个人，这将意味着对兴登堡形象的丑化。
促使两位将军分道扬镳的故事，简直是传奇性的。其原因深植于德国人的性格，德国人总是赞誉一个人，而将属于别人的努力也归功于这一个人。没有这个传说，战争的进程也许会有所不同，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这个带来危险后果的传说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位想象中的领袖人物，因而必须回过头来谈谈人民。
形成这一传说的第一个起因是坦能堡的胜利。这是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首次胜利，是为人民所理解的一种胜利。敌人被包围，他的军队被消灭，有十余万人被俘虏。每个人都在问，谁是胜者？
德国人首先获悉的是兴登堡是个巨人，和西格弗里德一样的强劲有力，同时又和孩子一样的温柔。他外表粗野，内心却很纤细。他的头像适合于浇制石膏像，目光安详，髭胡繁盛，一副雕刻出来的军人面部表情，对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感染力；同时他体格魁梧，头发灰白和温情脉脉，又显示出他是德高望重强劲有力的贵族。而当德国人听说，他第一个被从立功名册上划掉姓名时，他们满心高兴。这既是误解同时又可以使人内心感到纯洁。此外“兴登堡”这个名字富有音乐旋律，他在坦能堡胜利后第一次签了这个姓名，没有用他的全名————冯·贝纳肯道尔夫。他的外形威风凛凛和沉着坚定，有着指挥作战司令官的风度，同时又有着慈父般的感染力，他具备了赢得德国人崇敬的所有特点。为了取悦于人民，他使尽了一切力量。“这场战争对我很适合，好像进行了一次温泉疗法”，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完全赢得这个尚武民族的心。
所有这些长处，鲁登道夫都不具备。他既不高大，也不是贵族；他不老，不像和蔼可亲的父亲；也没有粗野的外表，内心也不纤细。和这一切正好相反，他阴险、易怒、野心勃勃，但是德国人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需要的人，有如亲王需要有一个为王室传宗接代的配偶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由于他不是最高司令官，他甚至在权威面前，公开回避德国人对他的崇敬。
有许多论述提及并且认为，这位新将军在坦能堡曾经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他只不过参加了一场早已在进行的战役。至于这场战役的继续下去，鲁登道夫是要单独负责的。因而，鲁登道夫的助手，霍夫曼将军后来说，当他听到是兴登堡在坦能堡取得胜利时，他对当年西班牙将军汉尼巴在坎尼战胜了罗马人的这一说法再也不相信了。短短几个月内，在人们脑海中，兴登堡取代了皇帝。对皇帝的焦虑不安和讲话，人们已容忍了很长时间，现在至少出现了一个性情这样平和，语言极有分量的人，自然取得德国人的欢心。这一切在德国历史上都是新的，很难和俾斯麦相比。
这一传说形成于1914年秋，它对接踵而来的50年德国历史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它确实决定了这场战争和后来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自从兴登堡开始时在一次真正的战役中取得胜利以后，人民寄希望于他个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即使在失败后，这种希望也没有消失。这一点和德国人的性格是一致的。德国人总是愿意把智慧才能转化成为感情，他们信任的不是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一个人的性格。他们赞赏的是崇高淳朴的理想。
德国人只是偶尔受另一种类型的人的迷惑，这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这类善于做作的人。
残酷无情的潜艇战————在将军面前的代表————《水牛战略》
这两位将军统治德国为时两年之久。这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国王，而是由一个容克地主和一个平民实行独裁。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年取得军队统率权时，俾斯麦的宪法实际已停止执行。当时的局势和今天有些相似，只不过那时是由军人保护领袖，今天是由以政党为后盾。专政独裁的范围成倍地扩大。这两个将军强行制订了一份针对西方新的战争计划。他们百般干扰首相和内务大臣的工作，将拘留、新闻检查和宣传权转到各省军区司令部的手下。他们筹划整个帝国的经济工作，制订战争的意图，提出和平建议和颁布大赦令。除了战争计划之外，面对这些繁重众多的任务，这两个人缺少知识和经验。不像今日纳粹的领袖，他们没有七年的经验可以汲取。因而他们在司令部里掌握着同样的权力，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只是能力却相差太远。
德国和其他国家还有一个区别，即议会的作用。最初，德帝国议会这批听话的议会代表在通过数十亿战争拨款案之后均已回家，各政党也达成了休战协议。德国人民为它起了非常浪漫的名称：城堡内的和平（封建的和平），但是将军们并不认为是“和平”，仍然宣布德国处于“戒严状态”。伦敦、巴黎和罗马的议会都在开会，只有柏林和维也纳却处于闭会期间，有时为了批准某些新基金会等项目，召开过一些短小的会议。“在战争期间，政治家必须缄默不语”，这是德国军人和皇帝向所有宁愿为德国而死，而不愿为德国而思的德国人发出的一个精辟的口号。但是仍然有极少数人集合在一起，派代表团请愿，要求不要打仗。这几年来，意见的分歧，形成了独裁者、将军和容克地主为一方，左派政党代表为另一方，后者希望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独裁者等反对，因为他们和重工业集团都希望彻底征服对手。
当他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时，就于1917年1月决定，采取潜艇战这一新形式，以便封锁英国。他们肆无忌惮地将它命名为“残酷无情的潜艇战”，由此可见它的真正的意图。了解美国的人早就提出警告，要防止美国参战，对此，一个容克地主在帝国议会上称：“美国人既不会游泳也不会飞，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此时，甚至首相也鼓起勇气对这一决定提出警告。在开战的第一天，皇帝授予首相以军事委员一职，以免身着便服出席帝国议会而窘迫不堪。这位刚刚表示过进行潜艇战是件致命危险的事的首相，当他身佩闪闪发光的勋章在总司令部出现时，一改原来的态度，表情坚决，小心地和副首相一起签署了进行潜艇战的文件。
1917年7月，帝国议会代表群情激愤，议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份宣言，要求和敌国谈和。独裁者以及国王此时都回到柏林，劝说这些文职人员恢复理智。将军们两次会见了议员代表。如果其他国家出现这类危机，通常应该由将军参加内阁和议会的会议。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将军应在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议员面前，对他们的质询做出答复。
代表德国人民的这十几名议员在这场赌博的开端就已经输了。他们不是在帝国议会接见将军，而是由议员代表走访总参谋部，而且一次只见到两三个人，好像一家人去看牙医一样。军事独裁者对迅速实现和平问题只字不提，却大谈占有比利时和东西欧煤矿、矿产地和生产谷物的省份的必要性。
次日，皇帝第一次会见民主人士和社会党人的代表。在这以前，皇帝只在很远的距离，在一个群众场面上看过他们一眼。现在皇帝嘲笑这些应一个大臣邀请来会见他的代表们，狂妄地侈谈他正在准备对英国进行第二次背信弃义的战争，最后他表示：“凡是在禁卫军出现的地方，就不能有什么民主可言。”这一谈话精神，贯穿于这次代表两个世界会见的整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民代表敢于吭声。皇帝和容克地主大声嘲笑工人和市民。
1917年圣诞节前后，正在以不兼并领土为条件寻求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实现和平时，由独裁者派去的将军却要求割让领土和居住有200万波兰人的“走廊”。谈判因而突然停止，双方再度出现敌意。后来以割让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为条件，实现了按照德国意旨的和平。此后不久，即1918年春，在布加勒斯特再次实现了按照德国意旨的和平，将罗马尼亚的石油、谷物和铁路交给德国人，为期99年，这个国家继续被占领五年。战后，人们将同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时，他们却称之为“这是受奴役的屈辱的和平”。与此同时，独裁者继续在前线贯彻福克斯所称的《水牛战略》，向拥有优势的敌人发动正面的攻击，因之又有50万德国人白白牺牲。到1918年8月，当兴登堡已经放弃了胜利的希望时，他仍然不接受进行果断的和谈，以避免战争造成的灾难的建议，而是继续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独裁者对在战争最后三个月毫无必要死去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在总司令部召开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他们不让大臣们知道，在这以前早已写出了秘密报告，指出这场战争已毫无获胜的希望。兴登堡甚至在讲话时，对底稿上有句听起来不那么英勇的词句略去不讲。独裁者蒙蔽政治领导人，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就像破产的企业有时窜改资产负债表一样。大臣们因不得不向“这些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将军们俯首乞求”，而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自上而下的民主————崩溃————皇帝的出逃————凡尔赛————法国的错误————奴役的条约
1918年9月底，鲁登道夫突然摊牌，抛出一份文件声明，要在24小时内停战。和所有其他文件一样，这份文件是由兴登堡签署的。这就是说，是他首先提出要求进行仓促的灾难性的停战。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威廉·奥彭爵士（1878——1931）创作的这幅名画，描绘了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和约时的情景。
此时一切均已丧失，而独裁者却认为依靠民主的保佑，可以保住自己。在德国人民被打败后，他们却受命今后自己治理自己；在他们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将崩溃破产的真实情况隐瞒起来，需要有人出来清理这一破产的企业时，德国人民在19世纪曾经三次试图建立都未能成功的代议制政府，现在却得到了允准。这一绝望的形势，只向少数政党领导人作了通报，他们根据兴登堡的紧急指示，要在24小时内促成停战。代表们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在场的人后来描绘这种情景时说，代表们顿时面色苍白，接着痛哭流涕。但是没有人出来反对承担和谈的责任。为什么这些在过去一两年中早就主张和谈的人，在这一场合下却失去了勇气呢？为什么他们不将这个球踢回去，要求皇帝、独裁者和容克地主阶级去缔结这个灾难性的和约呢？有指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可是德国现在或许将来，也许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国家了！
1918年10月初，一切事情依然如旧。原来无辜的人心情沉重，默默地承担了战争的罪责，连反对的意见都不提。有十几个公民，过去在宣战或这场受到谴责的战争还在进行时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现在却要求他们出来承担责任，就好比过去没有参加聚餐，现在却要掏腰包，付饭费。巴登亲王马克斯，这位精神不安虚弱的人，也是最后的一位伯爵被任命为首相。他拒绝仓促向威尔逊发出求和的电报。他向独裁者提出少许问题，获得的答复是一切均已解决。容克地主突然不见了，现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是工人和市民，但他们的死期早已到来。皇帝宣称，“我将欣然和艾伯特先生一起合作”。“我并不反社会民主党，只不过这个党的名称需要改变。”巴登亲王马克斯，这位首相同时又成为民主派，也许只是暂时的民主派。他为新旧两个德国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尽他的可能为这两个德国撮合。
即使在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签署新宪法。他逃避制定这样一部宪法是他的本性。外交大臣一再敦促皇帝签署，事后他描绘这幕情景写道：皇帝如何先是要求去吃饭，转过身来，向大门走去，听任宪法放在桌上未予签署。四年多来，容克地主和将军一直不让德国人民参政，却让他们流血牺牲，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十年来，皇帝一直拒绝人民对政府行使的监督权，现在由于岌岌可危的形势而从他手中夺取走了。兴茨大臣写道：“桌上放着至高无上的诏令，日期为30日，我一直尾随着皇帝陛下走到大门前，反复告诉他，新政府能否成立取决他的签署。皇帝转过身来，跨步走向桌前，签署了这份诏令。”
德国就以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建立了民主。因为它是自上而下交出的民主，而不是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民主，因而它缺乏内在的力量，几年之后就分崩离析。
和威尔逊的停战谈判，是在10月份由双方交换照会之后仓促开始的。因而，歪曲历史的人可以告诉下一代人，正是这些民主派进行的这场输掉的战争，否则又为什么要他们出来收拾残局呢！
在这些宣传的影响下，有一小部分人民和军人起来叛乱，最早是基尔和威廉港的水兵，而后是慕尼黑、弗兰科尼亚，最后是柏林的社会党人。在维也纳，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因为哈布斯堡皇朝也战败而分崩离析。没有人要求追查政府首脑的罪责。水兵的要求并没有使人们吃惊，而是得到人们的同情。
《凡尔赛和约》文本的最后一页
图为《凡尔赛和约》文本的最后一页，上有美国威尔逊总统率领的代表团代表的签名和盖章。
“只要给我们同样的食品和平等的报酬，这场战争早就获胜有期！”这句话反映了军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不要给军官吃得过好。直到1918年底，普通士兵看到在某些餐桌上放的是印刷精美的菜单，这会使他们产生什么想法？一个老兵后来说，餐刀被用来当“暗中伤人”的武器，还有开酒瓶塞的刀，开罐头刀和碎冰器都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最后的夏季战役中，老兵们确实已满腹怨气，偶尔也以“罢工破坏者”等骂人的话，欢迎年轻的补充兵员。几年以来，他们亲眼看到和听到一个又一个传说中的事。当他们衣衫褴褛回来时，在基地上生活舒适的军官却用“前线的猪猡”，这个骂人的字眼欢迎他们；在成千名预备军官中几乎没有人被允准晋升为参谋部较高级的军官。乳臭未干的少尉可以对每一个老的预备役军官大声叱责。只是由于这支军队接受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普鲁士纪律教育，否则他们在前线就会爆发一场革命。直到11月革命前，劳动阶级还没有要求建立共和国。
独裁者终于决心改弦易辙，不再反法，而是目标对准国内的反叛。只有民主派人士在关心停战，至于帝国议会，并没有夜以继日地开会，而且还在10月26日星期日自动休会一天。迟至11月8日，才和皇帝多次讨论了向柏林进军问题，行动的代号是“向祖国进军的行动计划”。
军官已人心涣散。这些军官家族们三十年来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皇帝而杀身成仁。皇帝想尽一切办法也是徒劳。在这以前，他罢黜了鲁登道夫。兴登堡告诉他，军队早已拒绝接受调遣。忠诚于皇帝的封臣知道，这位优柔寡断的主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寻求生路而已。这些封臣们依然留在皇帝身旁，沉闷迟钝，几乎是毫无生气。
当威尔逊的照会要求皇帝退位时，在柏林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新首相每天，后来每隔半小时就打电话给皇帝要求他退位。在11月9日这一天，当首相得到皇帝半心半意的要退位的保证时，皇帝在柏林宣布退位。威廉别无选择，因为工人领袖同意只有在皇帝退位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流血而改朝换代。所谓不流血，是指德国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已经死亡200万人后，不要再流血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皇帝还抱着幻想，面对壁炉里还在燃烧的余烬，他仍像演戏一样，神气十足。但是正当他声言明天即将进军国内时，他却已经看到窗外白金色的专列火车，像匹强健有力的骏马，正在整装待发。他知道，他乘上这列火车将一去不复返。此时，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决不退位”！而每个人都知道，次日他即将黯然离去。最后，他告诉那位越来越让他讨厌的副官说：“好吧，如果一定要我退位，那也要等到明天早晨。”于是，在专车上准备好六个人的午餐。
次日清晨，当他儿子起来时，父亲却已乘汽车悄然离去。在晨曦的时刻，威廉逃到了荷兰，在未获准避难前，不得不在边境上一幢用波纹铁皮搭的小候客室里等了六小时之久。
伍德罗·威尔逊及其签名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对待《凡尔赛和约》，希望以十四点和平纲领为基础，寻找理想的解决方案，强调世界和平和人民的自主权利。
柏林革命的消息于午间传到圣彼得堡，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大声朗读来电。在座的绅士们放下刀叉，顿时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可是最为吃惊的却是在旁侍候的招待员，一个德国士兵。他本来应该感到，此时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国人民的人，他应该有所作为。他本来可以高呼“共和国万岁”！或者可以打碎一个碟子。在这一尴尬的处境中，他为了稳妥起见，只是脱下了自己的白手套（据一目睹者告诉本书的作者）。德国人民就是这样，继续以赤裸的双手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欧洲不少国家在战败的困难时期建立了共和国。1871年，革命的法国，不得不为皇帝打败的战争付出代价。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剥夺了被废黜的皇朝及其阶级的权力。直到这次世界大战前，被赶下台的家族始终放逐在国外。而在德国，却得到相反的做法，这不能推诿于签订一个不好的和约，而是德国人的性格造成的。
因为不论《凡尔赛和约》如何不好，但与一年以前德国强加在被它消灭的两个敌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头上的和约相比，还是温和得多。而如果没有新兴的世界道义代表威尔逊的坚持，这个和约的内容可能更为温和。这个和约内容之多，可谓罄竹难书。简而言之，《凡尔赛和约》基本条款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国；以前从波兰抢来的波森（即现在的波兰波兹南。————编者注）归还给波兰；西部一小角土地让给比利时；但泽成为自由市；梅梅尔（即现在的立陶宛克莱佩达。————编者注）属立陶宛所有；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因而，德国所失去的只是原先是外国人居住的德国地区，现在将这些地区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德国居民从6500万人中减少了700万人。莱茵河左岸和萨尔区被占领50年，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未来的归属。莱茵河以东30英里内的防御工事全部予以拆毁。和约规定交还大量的船只、牛群、煤和铁路设备。还规定赔偿战争损失，不过赔偿额尚待确定。此外，裁减军队，陆军缩减到10万人，海军1.5万人的水平，允许拥有小型舰只。德国交出它的殖民地，在国联监督下，由不同国家托管。
劳合·乔治及其签名
劳合·乔治（Li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对于《凡尔赛和约》，乔治虽然个人倾向比较和缓，但为了即将来临的选举，他还是认可了有关惩罚的条款。
几乎所有这一切均符合威尔逊提出的停战原则。此外还规定通过公民投票确定阿尔萨斯的归属；老年退休金不应纳入赔款项目内；德国的裁军应在全面裁军之后进行。
但是协约国最大的疏忽，是未在停战之后立即派出一艘满装食品的船拯救嗷嗷待毙的德国孩子们。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均向本书作者保证说，他们最初确实想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充满着对德国的仇恨”。当时如果做出这种姿态，是会赢得上百万德国人，特别是母亲们的心的。
如果人们将法国人在1919年打败德国和德国人1940年战胜法国人之后提出的要求相比，《凡尔赛和约》显然是非常有节制的，这是毋庸赘言的。
《凡尔赛和约》没有一个条款对德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东部地区几乎是渺无人烟的地区。本书作者诞生于靠近那里的边境地区，经常有人打听那一地区是否已成为俄国人的波兰地区了。斯特拉斯堡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阿尔萨斯人的。因为阿尔萨斯人既不喜欢法国统治的47年，也不喜欢德国人统治的20年。居洛林支配地位的是法国人，因而俾斯麦就根本没有想吞并它。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可以建立小公国，而现在也只能建立小公国，类似的公国在欧洲大陆上目前有五六个。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莱茵河是他们的边境。莱茵河一直是德国的。
《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在于只要求一方面裁军：德国裁军，而它的周围邻国依然是刀光剑影，对于这个剽悍的武士民族来说，是太过分了。德国的复仇运动根深蒂固。这是出于德国人的荣誉感，就和身上佩的刀剑一样，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现在德国人失去了刀剑，而其他国家却仍拥有刀剑。他们感到，他们的荣誉也随之而丧失了。
不过如果那时允许德国保留武装，保留所有的城市和省份，一寸土地也不丢失，那么不是在十五年之后而是早在五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希特勒；因为德国人誓为失败而复仇的愿望，埋在内心的深处。
然而，1919年5月巴黎已经预料到这些条件会遭到拒绝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时，德国人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情况非常悲惨，共和国代表在魏玛举行了会议。难道因为他们是工人和平民，他们就不爱自己的祖国吗？当时又有谁敢说，这个阶级比哪个阶级更爱自己的祖国？确实，正像朗特超，一位高贵的伯爵所做的，拒绝巴黎的和平建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乔治·克雷孟梭及其签名
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对于《凡尔赛和约》，克雷孟梭则尖刻地阐述说；“对万能的上帝来说，十条戒律已经足够了”，他想让德国变成永久的受限国。
因为德国人得到了多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两位朋友的帮助，一位是威尔逊，另一位是列宁。前者带来了重新和解的原则、正义和国联。后者是德国敌人的敌人，准备尽速出动红军援助这个新兴的半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如果魏玛确实热爱自己的祖国甚于其他，它就必然会和这个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国家结盟，将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以击败已经同样筋疲力尽的敌人。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极端害怕；内部派别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仇恨；还有怒火满腔的德国社会党人，他们不愿意看到俄国人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来解放自己；以及天主教中心对俄国无神论者的反感。感情、饥饿、财产、恩怨，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德国人不愿意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而宁愿接受条件苛刻的和平。于是，温和的左派接受了这一所谓的“屈辱的和约”，而唯一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民族主义右派，却高傲地反对这一“和约”。
这一高傲的“不”字，使容克地主、工业巨头和日后出现的纳粹，得以继续保持他们的政治生命达十余年之久。
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们仍然是臣民
经历过这次动乱几年以后，一位普鲁士亲王将他的房产家具拿出去拍卖。在拍卖品中有腓特烈大帝的一枝长笛。一群波茨坦军官决意要为霍亨索伦皇室保存下这一遗物，他们参加了这次拍卖，有位军官对普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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