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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多芬到俾斯麦（1800——1890）
德国爱国者是如此的傲慢，他坚信一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把别的国家取得的成就也僭称为自己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不是德国的后代，至少也是德国的远亲。
————歌德
四座碑塔————拿破仑————一种有黑色斑点的短毛狗————莱茵联盟前————普鲁士的失败
七百年来，古老的拿骚城堡一直矗立在莱茵河畔，眺望着兰河。居住在这里的氏族，即使在霍亨斯陶芬皇室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很高的爵位，大部分都只不过官至男爵，但他们不听命于任何别人。他们自称为直辖于帝国的官员，一个很奇怪的表示只忠于连续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亲王组成的日耳曼帝国的称号。他们保留住了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特权。现在他们就像打不碎的岩石到处散居在这个帝国大花园内，他们是旧时代的见证人，经受过一切暴风骤雨，因此人们无不对他们敬而远之。
居住在这个城堡的一个男人，也听到了19世纪钟声，他也像一块大自然岩石，而且他的名字莱西斯弗顿赫尔·冯·施泰因（石头），表明他更具有石头的象征。他的一切都像石头，魁梧的体魄，方正的脑袋，圆穹的粗眉，和一个特大的鼻子；但是如果这一切能说明他的力量和行动的话，那么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和一双深邃透明的眼睛，则说明他是感情丰富和有追求的人。在这个德国人身上，纯洁的理想——信念，代替了想象，滋润柔化了他的生硬性，但仍不失他的沉稳。如果路德出身名门贵族，他也将可能保持施泰因的刚愎，而不必低首服从诸亲王。
因为施泰因与路德一样，是一个改革者，而且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革命者，进一步来说，他没有任何畏惧。历史证明，一旦深深了解了人民，即使一个德国男爵，也会被激动，首先提出要求，然后采取当时还没有一个德国公民敢于采取的行动。他的改革德国社会的要求，虽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推翻拿破仑的目标达到了。因为在摧毁这个皇帝的斗争中，施泰因比所有的德国和英国的将军都干得多。
在巴黎，矗立着四座这个世纪高大的塔碑：歌德和施泰因的出现在该世纪初，尼采和俾斯麦的出现在该世纪末。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位伟大的护卫者吧。
为这个世纪点燃光明最多的是歌德和尼采这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属于世界的人物；捍卫了这个时期的德国的两位国家领导人，那两个男爵，首先在决定他们祖国的外部形式上，作了很大贡献，施泰因解放了祖国，俾斯麦统一了祖国，而且他的功绩对整个欧洲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很有意思的是，从时期来看，我们发现歌德和施泰因的最有作为的时期，同时在该世纪初，而且几乎是同时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以高龄逝世。尼采和俾斯麦也几乎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树立起他们的丰碑，直到1890年，两个人又几乎同时失去他们的领导地位，至该世纪末去世。
拿破仑一世画像
拿破仑一世（Napoleon Ⅰ，1769——1821），法国将军、法国的第一执政（1799——1804）和法国皇帝（1804——1814或1815）。他实现了多项改革，在法国和西欧许多国家的体制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如果有人希望把德国的思想精神和国家政治之间的斗争用小说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作者在创造和刻画两对主人翁方面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永远和这两位政治家无法调和。所有为争取德国解放在歌德时代发生的事情，和半个世纪后所有为统一德国在尼采时代发生的事情，两位思想家对它们的反应总是抱怀疑批评和关注的态度；虽然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当时来说都是必要的，甚至今天也发生着这类事情，而且为以后的历史发展基本证实。但是，就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就预见到了对德国精神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了解德国人的性格。
19世纪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革命的市民阶级反对愚蠢固执的皇族之间的斗争，发生在1813和1870年的斗争，都是果敢的贵族为争取德国的强大而进行的斗争，因此，间接来说也是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而当时的思想界却孤立地袖手旁观，不予赞同。
本书前面讲到，德国贵族联盟在遭到革命打击后，于1795年巴塞尔和约上，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领地割让给了法国，从此力量大为减弱。19世纪初期，他们继续放纵自己，懒散，碌碌无为，奸诈无信。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借助强大人物之手，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最有力量的也就是军人之手，拿破仑趁乱发动政变，于1799年自己成了独裁者。1800年，他在马雷克战役中获胜，一路势如破竹，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直到阿迪杰河岸；在某些方面，他和波旁王朝有着同样的野心，削弱过去的对手哈布斯堡家族。我们从中看到，王室之间的恩怨如何逐步地转变为国家之间的斗争。法国君主的古老传统，成倍地加剧了革命热情。也正如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同过去的彼得大帝一度进行过的一样，寻求西方知识。每一个革命运动，国际主义的旗帜往往只出现在其开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
当拿破仑还是法国第一执政官时，他就着手建立欧洲秩序，他从法国影响最直接的德国开始。第一步，他企图同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立友好关系。亚历山大一世是在拿破仑夺取政权不久，他的父亲被暗杀后继位的。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和别人，像和这位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同他一样不可靠的对手玩过这么长时间的猫和耗子把戏。于是，1803年，巴黎和圣彼得堡终于预先决定了雷根斯堡帝国国会的最后命运。其结果是早已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出临死前的哀鸣。那些站在灵柩旁边诸侯们并不悲伤，相反，他们纷纷向那个靠武力获得继承权的年轻陌生人大献殷勤。最后波拿巴·拿破仑废除了112个帝国宗主国，但仍保留少数诸侯，并在他们之间重新分配了领土，致使当时德国西部的地图看上去像一头黑白斑点的小毛狗。
一个好现象是，几乎所有的教会邦国不复存在了，德国现在也像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不包括意大利），只由世俗的君主国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被吞没的莱茵河右岸的教会邦国的总面积和现在的巴伐利亚州一样大。从而虽然比别的国家晚300年，最终还是结束了德意志的中世纪时代。当时留下的有53个天主教及73个耶稣教教会邦国。普鲁士在这场交易中，获利最大，它所得到的是它所失去的五倍。因为波拿巴希望削弱奥地利在帝国中的地位；他同时在德意志南部建立了三个服从他的仆从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
所有这一切对德国思想精神带来了分裂的后果。很遗憾，德意志帝国全部城市，除六个以外，都失去了独立性。但是幸运的是，大革命的原则，甚至法典，很快在德意志西部得到了响应。如果征服者坚持这些原则，德意志的优秀人物不致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他们将把信念寄托于法国的影响。费希特早在几年前就曾预言，除非法国取得胜利，否则“不久就没有任何被认为一生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能在德意志找到安息之地”。
当伟大的革命者波拿巴自称为拿破仑皇帝，从而使历史向另一个方向转变时，“正统的王权拥护者”又一次结盟，第三次起来反对他，这次是奥地利、俄国和英国。新皇帝在乌尔姆战役中获胜，占领了维也纳，并据此同凶猛投入战役的沙皇军队打仗，由于普鲁士这次没有加入新的联盟，使拿破仑得以在1805年获得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弗朗茨皇帝在布拉迪斯拉发打得不分胜负，但丢失了亚德亚海要地威尼斯，以及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与此同时，霍亨索伦的统治者，又同他的先辈一样，背叛了他的同盟者。由普鲁士新国王派去威迫拿破仑向右转的伯爵，此时此刻抛弃了被打败的沙皇，而与法国人订立了攻守同盟，以为这样可以削弱他的对手。为了赞扬他们的背信弃义行为，拿破仑授予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邦君以王权，答应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于是拿破仑成了德意志的真正的主人，并开始给自己的家分配领地。他要求大多数德意志君主向他称臣，拿破仑实现了德意志历代皇帝一千年来梦寐以求却没有达到的梦想。
1806年拿破仑根据已经出现的雏形，把这一切变化了的形势，用莱茵联盟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并维持了八年之久。德意志君主们继续纷纷奔往巴黎乞求开恩。法国高兴极了。路易十四和黎塞留的梦想实现了！法国成了德意志16个邦国的保护人，让这16个邦国的几百万德国人去反对其他的德国人。德意志最富有的第三者实际上是法国。德意志帝国解体了，它整整存在了一千年。最后一位皇帝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宣布退位，并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
对于这一发展，普鲁士国王并不甘心，他自以为他的军队没有遭到破坏，实力还相当雄厚，就悍然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的军队从南部德意志撤出。他认为自己是腓特烈大帝的接班人，并和他的前辈一样，总以为情况还和20年前一样，重犯父辈们的典型错误。他根本无视法国革命及它的新统治者，因为他对这两者都无法服从，甚至也不顾普鲁士实际上已遭到革命打击的事实。他异想天开，派遣上了年纪的布隆斯魏克伯爵去领导，即使在14年前这个职务对他也已经太老了。由于巴黎迟迟不给答复，柏林就以为拿破仑在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
当拿破仑作出答复时，他的军队已经到了图林根。很快他就在耶拿和奥尔施达特两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为了打这一仗，普鲁士把增援部队都用上了。因此当战斗结束时，胜利者已经到了家门口，已经没有力量抵抗了。11天以后，拿破仑在无忧宫接受腓特烈大帝的军刀，这件文物使他特别高兴。随后便是要塞一一相继投降，不作任何反抗。贵族地主司令官一个比一个胆怯怕死。有一个名叫冯·贝内肯道尔夫的少校，他是兴登堡陆军元帅的祖先，不战就把施本道要塞拱让给了敌人，国王下令处以其死刑，但后来他又获得了赦免。国王自己也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谦卑恭顺的信，并向后退至普鲁士东北角。
于是沙皇和普鲁士签订了一个并非真心实意的盟约，其唯一的目的恐怕就是要使东普鲁士成为一片荒芜的阻止法国人前进的地带。1807年盟军在普鲁士艾劳一带打了几次十分漂亮的仗，给拿破仑以迎头痛击，不过后来在弗里兰又失败了，不久沙皇就在提尔西特和拿破仑签订了和约，普鲁士国王也想利用自己漂亮的皇后向征服者求和，但这一事件只成为笑柄，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丧失了一半土地，易北河以西的全部，以及它从波兰得来的领土，外加一大笔战争赔款。在一段时间内它有了一个发展十分迅速的邻国————华沙公国。
经过一千多年，欧洲出现了新秩序。法国矗立在莱茵河和波河平原，直接同俄国、英国————征服者未经触动的最大的敌人为友。这与1940年权力再分配的情形无疑十分相像。
浪漫派————“我所采摘到的草莓”————阿恩特和费希特————黑格尔————官方哲学————私下表现
给旧普鲁士带来变革的人是拿破仑。他在圣赫勒拿岛后悔自己犯了错误时说道，他当时应该把霍亨索伦家族从皇位上拉下来，他不仅干了使自己过早失败的蠢事，也干了促使普鲁士东山再起的蠢事。腓特烈大帝死后130年来，普鲁士是日耳曼人的战斗核心，也是当时130年来这个同一民族的战斗核心。在两次仅有的大失败（1806和1918）以后，普鲁士分别在两个世纪内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他们的表现几乎完全一样，性格一脉相承。两次失败以后，民族的尚武精神就本能地崛起，反对法国胜利者的裁军命令；他们秘密地建立新的武装，与俄国联盟反对法国。两次失败后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心怀不满和怀念祖先的情绪急剧高涨。两届政府，第一次是国王，第二次是共和国，都由一个不合法的领导人领导工作。
但是，即使如此，读者还将为这种勇敢的抗拒欢呼，因为在这种抗拒内部，要求自由的呼声也涌现出来了，发展的结果却必然是悲剧界的。歌德的感觉是如此，今天被流放的德国优秀分子的反应也是如此。尼采说：“日耳曼人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伟大进程。俾斯麦和路德是例外。甚至在拿破仑（唯一被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担当此任的人）企图把欧洲建设为国家的社会时，德国人以他们的‘解放战争’打乱了一切，在欧洲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熔炉里，利用它过去的种族矛盾的色彩，挑起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使今天，特别是今天，这句已有60年历史的名言，仍有现实意义。
当时，当每个德国人都自然涌现出向往解放的热情时，思想界的领导人已经感到这一形势的双重意义。作为德国人，他们希望获得自由；作为世界公民，他们不欢迎大革命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被拿破仑歪曲了，也总比柏林的正步走和维也纳的倒行逆施对未来更具有希望。只要他们喊道，在现在开始建设的过程中，能赢得在别的西欧国家早就享有的人民的权利！但是他们预见到了解放后将在人民头上设下的大圈套。在这种形势下谁能不动摇呢？歌德是唯一从国家上升到人类，始终能保持平衡的人。但是正是从他们的这一困境出发，其他的德国思想家和创作家也引起了我们的同情。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创作家所参加的派别，被称为浪漫派；但似乎没有任何人能为德国浪漫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之所以称其为浪漫主义，绝不是因为它反对逻辑，但它还是反映了某些德国人和法国人性格上的不同色彩和德国人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浪漫派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道：“一个真正自由和具有文化修养的人，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情绪，从批评性的到诗一般的，从历史的到修辞的，从古代的到现代的，总之，任何时候，任何方式，都能像器具一样，随时变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这种人的念头越古怪，他们给国家生活带来的影响也越危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两个世界，勇气和思想，德国人的性格从这里分野，无论是对内残酷地压迫同胞，对外尽可能去讨好邻国；或者逃避现实，遁入天堂，但这个天堂也必然是只同他个人美好梦想一致的天堂。
确实，德国浪漫派诗人怜悯自己的民族，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找不到他们所能接受的东西，于是便躲入德国中世纪的“月色朦胧的迷人之夜”中去，撰写《尼伯龙根之歌》和搜集生动的德国神话故事，为了德国的浪漫文学，在德国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其译文的流畅优美，没有任何国家可与之比拟；或者醉心于创作抒情歌曲，在这方面，诺伐利斯和艾辛道尔夫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当处在异族占领的压迫下，从世界公民转为民族思想家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犹如去寻找一个国际保证委员会那样，转而信仰天主教。他们头脑敏捷而又善于分析，都希望以达到他们称为的“意识的潜意识”而摆脱自我意识太强的痛苦和折磨。
他们的幸福由于老是担心是否把最好的东西错过了而自我烦恼，其中勃梯那·冯·阿尔尼姆的名言表现得尤为深刻：“我对那些已经采摘到的草莓，早已经忘却。但那些我至今尚未发现的，却一直在我的内心燃烧。”这句话几乎成了浪漫派的箴言。这里，浮士德的英雄般的激情，一下降为轻佻的阿尔尼姆和梯克的恐惧和颤抖。有如举起一杯精心制作的鸡尾酒，把它看成一杯芳香醇厚的陈年美酒一样，浪漫派比歌德更快地自我陶醉了。毫无疑问，他们看上去相貌堂堂，意气风发。诺瓦里斯的眼睛含情脉脉，出色动人；克莱斯特有一张迷人的娃娃脸；赫夫曼瘦小的尖脸上，镶嵌着一双极大的猫头鹰般的眼睛；贝蒂娜无拘无束，成天信口开河；而阿尔尼姆和勃兰塔诺则无时不在装腔作势，准备别人把他们蚀刻下来。在浪漫派人看来，德国人的浮躁不安，正是他们天赋诗才的本色。
德国浪漫派诗人并不通过有影响的作品发挥自己的影响，而是通过提高社会水平，也就是说，通过那个时期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发挥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事情是运动，而不是成就；不朽的价值和一致的准则是不受浪漫派欢迎的。他们主张一切通过观察和研究；不相信固定的形式，他们认为上帝和真理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发现。浪漫派的这个信条，在美学上早期表现在巴洛克的建筑风格上，后期表现在瓦格纳的音乐作品中。
费希特和阿恩特为了普鲁士的解放积极从事工作，前者是一位思想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宣传鼓动家。阿恩特是一个瑞典农民家庭的儿子，中年获历史学教授头衔。他的作品很动人，但没有重大意义，但他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正直而高大的德国人的形象。他毫不妥协的反对拿破仑的言论和作品，使他几度流亡瑞典和俄国，有时是自动离开的，有时是被迫出走的；后来又在本国遭到第三次惩罚；直到70岁以后，才恢复名誉。他是施泰因男爵最优秀的学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说教，这也是他原来就十分向往的职业；他的阴沉和有时显得十分狭隘的表现，时而使人感到他十分执拗倔强。但是这种固执使他达到了英雄般的不屈不挠的境地，因为他对德意志具有真正的感情。他的内心不像路德等人的多变，因而他的天生的农民的骄傲比路德坚定，他曾说过：“作为一个战士，首先必须想到德意志，然后考虑国王和贵族。祖国和人民是永存不朽的，而贵族地主将随同他们的荣华富贵，风流孽债永离人间。”这样的话，在德国只有经过大失败后才能听到。
费希特像
费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德国哲学家、爱国者，先验唯心主义运动第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黑格尔像
黑格尔（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最后一位近代哲学体系的伟大奠基者。其事业承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衣钵，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
费希特（1762——1814）在世的日子并不长，52岁就去世了，作为思想家，他比阿恩特高明。他对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十分自信；的确，他的性格比较多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纯真的热爱人民的感情，愿意为他们献出一切。他是卢桑地一个赤贫的织带匠的儿子，他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治舞台的无产者；因此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雅各宾派，是一切世袭制度的天敌。他是康德的学生，希望把康德动摇了的理论重新建立起来，维持“自我”学说，恢复人的自决意识，但同时，他的确又成了康德和路德的反对派。关于哲学，他曾经非常精辟而又简单地说过，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这样的哲学观点和他的出身，使他在政治上提出非常激进的几乎与美国人一样的要求；而康德始终企图在“公民”与“国民”的权利上作出区别，费希特却教导说，人的罪恶本性，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将可怕地习惯性地增长。
所有这一切，上层阶级都原谅了他，因为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中，猛烈抨击共同的敌人，他不仅反对拿破仑，而且敢于在柏林直接反对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席勒和歌德。费希特是德国人中少见的，他虽然出身下层，却谁也不怕，不管是国王还是天才。
黑格尔（1770——1831），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是最出色的一个，常常被称为费希特的接班人；但他只是在理论上是费希特的学生。他与海德尔一样，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稳步地不断向上，虽然其间会出现曲折；但他从而得出来的政治理论却相当新颖。
如果说费希特以他的浪漫主义方式热爱德国和自由，那么黑格尔既不爱人类也不爱国家，他只喜欢他的逻辑和秩序；在冷静和透彻方面，酷似康德。
虽然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是完美的，但他充分知道，他憧憬的是理想化的国家，而不是他生活居住在那里的国家；尽管如此，他对国家提出来的新要求，只是根据法律要求司法公开和陪审法庭制度。甚至在当时，也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这个金字塔形的国家，只是在使国家神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以后，法西斯和共产党人从不同的方面都利用他的作品，强调国家的作用。普鲁士警察国家的统治者双手拥抱黑格尔，因为它反对社会主义，因为黑格尔能从理论上向它的臣民证明国王声称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耳曼优越于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概念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这与日耳曼依靠武力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它保证了日耳曼的胜利。确实，因为这是永恒世界的内在部分。”费希特写道；他在“关于国家的信条”中进一步写道：“除了强者的权力外，国家之间不存在法律和权力。一个已经注定了命运的人，有道德的权利，利用力量与智慧去完成自己的命运。”如有人把黑格尔的话，“战争是永恒的，也是道德的”加上去，那么他就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德意志世界带头人的条件，成为两个最有名的哲学家。
德意志上帝，在德国悲剧的这个阶段第一次出现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高等学府的大课堂里，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篆刻在19世纪的进门柱上。由于有这样的传统，今天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徒子徒孙们，为什么不能欢呼他们的条顿领袖呢？
这些德国解放的先驱者，为了德国人真正在想些什么呢？他们是否热爱人民，为了他们的解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远离家乡时做的笔记，这对了解德国人的性格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一般来说，在远距离之外，人们对自己的小天地总是想得更清楚些。爱恩斯特·莫利茨·阿恩特1799年在国外旅游时做了下述对比，这可能也是1940年德国“旅游者”最好的写照：
“意大利人只看到装饰宫殿院子的大力士神，德国人却看到雕像垫座上的肮脏。他希望把它打扫干净，以便使自己只看到美的东西；别人也总是乐意这么做……德国人，特别是当他们有钱时，总是热切地希望受到不仅仅杰出的人物，也包括每个门役和侍仆的赞扬和欺骗；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依靠自己。他们自我尊崇，等待着最大极限，一旦当他们发现要付出双倍或三倍的代价时，就发出可怕的嚎叫。”在去尼斯的一条船上，水手和旅客走向少数被判苦役的士兵，对此阿恩特写道：“整个船上讲话的声调听起来是法国式的，不是那种德国式的，从他们的眉梢可以看出他们过去生活的经历，他们脚戴镣铐，思想似乎也被禁锢住了。德国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就像耗子啃一块荷兰奶酪，一心一意……如果你观看一个德国击剑人面对一个法国人，你马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一个像条公牛似的站着，像条公牛似的乱闯乱撞，另一个却像跳舞似的东悠西晃，手里拿着似乎是根稻草，但是他击中了自己的目标。”
另一个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赫伯尔，在较后的旅游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里，在巴黎，公众是受尊重的。不像德国，士兵可以用枪支，如果咒骂，吆喝不解决问题的话……。在法国，人们不断地跳舞，这种情况怎么能经常维持下去，我不理解。如果在德国，就要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在法国，人们很少饮酒，一个为7000人准备的冷餐，恐怕只够汉堡70人饮用。因此这里无论什么事，甚至跳起大腿舞也都是文绉绉的，而在那边情况就不同了，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兽性大发作。”
他们的年青时代————发现者————世界主义————施泰因
这个时期德国思想精神的结晶是出现了一对普鲁士兄弟，这两个人物在德国历史上实为罕见。
洪堡兄弟，威廉（1767——1835）和亚历山大（1769——1859）是普鲁士一个普通人家的后裔。他们的祖辈一直在波美拉尼亚当公务员，1738年上升为贵族前，没有出现过重要人物，甚至没有一个将军。最后，由于长年的贫困，一个容克注意到一个同僚的遗孀，她婚前的名字叫科仑布，是一个法国移民的女儿，她的父亲与胡格诺派教徒一起被迫离开勃艮第和自己的玻璃工厂。外国的血液使日渐衰落的家族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她为这个家族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品格和成就，使人永远无法判断究竟谁更强一些。的确，这一对由法国人和日耳曼人的血液交融而成的兄弟，确是人间奇迹。
他们在柏林附近出生，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过早地去世；受母亲血统的影响，在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赫尔茨、拉昔尔·瓦恩哈根等犹太人圈子的熏陶下，他们文质彬彬，聪颖好学，不受普鲁士狭隘闭关自守的影响，同外界光明的世界有广泛的接触。从年轻的威廉的一幅侧身肖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材修长单薄，一束头发高高地结在后面，嘴角轮廓分明，很秀气，但下巴颏过尖，可以看出他富于幻想而体力略嫌不足。同哥哥相反，弟弟亚历山大却具有一副果断的神气，目光敏锐深邃，看上去远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威廉常常一个人沉思遐想，亚历山大则总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他们命中注定要从相反的方向发展。诗人成了政治家，有应付世界能力的人却成了科学家。他们的仕途的发展看上去似乎是荒谬的，却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这里，两个混血的德国人，通过他们自己思想上的互相补充和工作上表现出来的能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一度解决了国家政治与思想精神的统一问题。
威廉·冯·洪堡像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和教育改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兄长。18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文学声誉使他获得普鲁士驻罗马公使（1801-1808）职位，在罗马曾对人文学科和科学的研究工作慷慨赞助。1809年任普鲁士的教育大臣，主要在柏林从事洪堡大学的创办工作。
亚历山大与邦普朗在南美洲
南美洲奥里诺科河畔繁茂森林中的小木屋里，住着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坐着）和法国植物学家邦普朗，他们周围摆着各种标本和科学仪器。在历时五年之久的探险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涉及药物学到火山学的广泛领域。
但是这两位兄弟年轻时也因天生的体质和性格而受到过挫折。亚历山大年轻时多病瘦弱，虽然他雄心勃勃抱负很大，也不得不因此有所遏止；相反，威廉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天赋远远不能达到从事创作所需的能力和深度，虽然他经常梦想自己成为一个诗人。因此，在他们二十几岁时，兄弟俩就经常出远门，亚历山大沿着莱茵河采集玄武岩，后来就到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威廉在耶拿附近，开始同席勒，后来又与歌德形影不离，无论在他们敌对时期，或后来成为朋友的时期，他都是他们的好友。19世纪初期，兄弟俩双双奔赴巴黎，此后，他们就各奔前程了。威廉成了普鲁士驻罗马的代表。亚历山大从掌握着半个南美洲的西班牙国王处弄到了通行证，进行了一次伟大的考察旅行。在这期间，威廉在罗马以其大使的资格研究政治，同时又以诗人的资格研究考古。五年后，兄弟俩在各自的道路上坚定了信心，但是只有那位科学家为人类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亚历山大·冯·洪堡被认为是哥伦布第二。他不仅带回了6000种植物，而且为人们树立了无限可贵的考察精神，为研究自然创造了新的方法，取代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方法，同歌德、林奈（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译者注）一起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这个几乎是单独的为地球比较学奠定基础的德国旅行者，实际上开创了一场改革，一场革命。凡是经过他探索的，无论是地壳的形成，地震的起因，气候变化的理论等，在他智慧的努力下，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自己的观感经历，考察研究，使他加深了对自然界有机组织的认识。
不久，两个同他出生有血缘关系的国家都声称亚历山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争论正好说明他的超国籍的才能。他能同样流畅地用德文和法文书写，腓特烈大帝正好与他相反，两种语文都很蹩脚。因此他能广泛地通过教学扩大影响，而且经验越来越丰富。由于他作为有上千项新资料的发现者，洪堡立即成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和地理学的普及者，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福利。他年轻时学过冶炼，后来在国外考察的基础上，他在磁学、地质学、气象学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贵族开始认为他是炼金术士或懂巫术。埃及的首脑和印度统治者甚至出高价收买他。后来，新的研究计划几乎把他带到亚洲去，因为他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追求荣誉，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1804年，他在华盛顿度过了两个月，研究北美新的国家，他甚至想写一部美洲历史。洪堡从此声名远扬。
巴黎把这个德国人当做新世界的发现者来欢迎，这件事正发生在拿破仑登基加冕的前几周，巴黎对于拿破仑称帝竭尽全力加以宣扬和大肆铺张，亚历山大回国的消息更为其烘托了气氛。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结识了一个叫克里奥尔的年轻人，这是个拥有百万财富的公子哥儿，生活的优裕和闲散，使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上的快乐，整天郁郁寡欢。亚历山大利用从这个年轻人的家乡搜集来的故事，和在他祖国的土地上采集来的却又是这个年轻人很少看到过的动植物标本，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对生活的兴趣，他就是西蒙·玻利瓦尔，关于他和洪堡的友谊，我们将在另一本书中专叙。
当这个35岁的大自然的发现者在巴黎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举杯豪饮时，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法国人。
但是一年以后，当兄弟俩在罗马再次团聚时，兄弟情谊有如一股涓涓细流，淌满了他俩的心田。他们论今颂古，从艺术、自然、历史、地理，到当时政体、时事，高谈阔论，无所不议。意大利是日耳曼自古以来对南部的梦想在思想精神上得到充分实现的历史见证人。威廉对游学归来一度传说已经死去的兄弟献上自己最动人的诗句，亚历山大则向威廉献上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自然》。于是这对兄弟就被人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自己也开始感到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对于威廉来说，考古学无疑是要求简朴的箴言。他很快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名望所吸引，而不甘心人后。国王召他回柏林担任教育部长。在拿破仑的反对下，他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这在当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但是当他邀请已在巴黎的弟弟也到柏林来时，亚历山大拒绝了，虽然他在巴黎除了自己的朋友外，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今天，柏林大学的校园门口，矗立着兄弟俩诗人般的大理石雕像————这就是他们历史的写照。
同所有的德国知识界的先进人物一样，洪堡兄弟也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同胞。亚历山大曾经写道：“在伟大的法国，人们不会受到小资产阶级吹毛求疵唠唠叨叨的烦扰。这在柏林和波茨坦却比比皆是，人们几个月的为被歪曲了的形象而痛苦忧伤，而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却正是他自己薄弱的意志所造成的……我在这里生活得很不愉快。人们的情绪比沙漠和灰蒙蒙的天空更坏。”威廉写信给他妻子说：“同柏林相比，维也纳显然神圣得多。只要想想那沙土，松树，毫无艺术加工的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贫乏……人们无法想象笼罩在这里的一片冷漠、枯燥、乏味……我想我应该离开这里，永远和它告别，这里的一切太可怕了！”
威廉还十分精辟地总结了德国的问题：
“德国人之爱德国”，他写道，“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里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成的。这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是可以移植的。”
最后在1814年，这对兄弟在巴黎重新喜剧式地团聚。他们中的一个与反拿破仑的盟国一起进入巴黎，他匆匆忙忙地寻找安静地坐在书房学习的另半个法国人。弟弟为哥哥做向导，指给他看卢浮宫里的拿破仑从罗马偷来的雕塑。
一直到他们六七十岁时，兄弟俩才定居柏林，他们还是各有各的活动圈子。亚历山大后来成了王室的宠儿，而威廉反而失去了国王的欢心。但兄弟俩相处十分亲密和谐。
威廉逝世后，亚历山大写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还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悲伤。”
施泰因的出现————施泰因痛恨容克地主————拿破仑的错误————施泰因推翻普鲁士————施泰因侨居国外————爱国者
从1807年到1813年短短的六年中，德国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逐渐成熟。拿破仑分别给予普鲁士和奥地利以致命打击后，德国又以“莱茵联盟”的形式结合起来。在拿破仑的失败过程中，虽然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和西班牙的作用，但关键的因素却是德国军队的得以重建。事实上，这却只是少数几个坚决顶住阻力反对畏惧思想的人，他们敢于重新建立普鲁士政府和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大大起作用的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
这些人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也不相信服从和训练是唯一的重建军队办法。这六名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都出生在德国其他地区，因而能使普鲁士不像过去那样死板僵硬。另一个因素是，第一次少数将军来自低层，他们了解普通战士，这对容克地主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其中一个是格奈塞瑙，（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上将，军事学家。————译者注）一位虔诚的新教军人，有铁一般的纪律，只知为自己的良心及为国王服务。另一个是沙恩豪斯特（1755——1813），他是下萨克森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傻头傻脑，却富于想象力，有时甚至还有点浪漫主义的迷惑力。他曾在巴黎坐过牢，据说他是在敌人的包围下被交换出来。他们两个都精力充沛，狡黠过人，因为就像今天的德意志共和国，他们不得不违反条约，秘密发展武装。
腓特烈·威廉三世像
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年起）。由于1806——1807年军事失利，而批准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等提出的改革方案。曾长期屈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协调一致。在他在位的最后二十五年间，普鲁士国势日蹙。
施泰因像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普鲁士首席大臣（1807——1808），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1812——1815）。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在普鲁士推行广泛的改革，并促成欧洲最后一次反拿破仑联盟。
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不知姓名的健身操倡导者约翰，他主张以发展体育和体操增强德国。“这个奇怪的大个儿约翰的政治活动”，特莱切克写道，“开始向我们显示了某些给新德国脸上抹黑的歪曲形象————粗暴无礼，排斥异己，目空一切，蔑视良好品行和谦恭礼仪。这些不成体统的习惯，必然会伤害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条顿民族好把坦率与粗暴混淆起来。这个有思想的民族的后代，崇拜一个吵吵嚷嚷粗暴无礼的老师，这是一种病态。”普鲁士历史学家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精辟地预言了纳粹的品行。
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又一次根据处在两个放荡的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节俭谨慎的霍亨索伦的统治经验，最后认为为了应付拿破仑，军队必须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人民必须是这个改革的基础。他丝毫没有违背王室对他的传统教育，表现不忠。作为丈夫，他也很体面地处理了与可爱的令人销魂的妻子路易丝王后的关系，他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胆小。他所缺乏的是激情，他对什么都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
但是，为了使从腓特烈大帝之后就死气沉沉的军队得到新生，在没有伟大的将领的帮助下，就需要改革民权，而这是为已有三百年警察之国的历史传统所反对的。
敢于率先向普鲁士旧制度发起冲击的是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这个有着一双蓝蓝的眼睛和大鼻子的独立的帝国男爵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在本书这一章节开始就做过介绍。的确，他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热爱自由的人民倾向于自下而上的革命。但他不是一国之王，甚至不是普鲁士人，他只有依靠比他年轻得多的统治者的一时冲动，在他们的统治遇到了紧急情况时，才得以达到自己行动的目的，有如一个医生无法说服顽固的病人进行必要的手术一样，只有到了出现险情时，病人才被迫抬上手术台。难道国王没有理由担忧吗？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敢于建议向统治国家的两大支柱容克的特权和农奴制开刀，而且这两部分是部队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来源。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听到这位出身高贵的绅士怒气冲冲地说：“1500万德国人的命运系在不谙世事，胡思乱想的第36代小暴君的身上。让那些贵族老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国人是自由的。”这时，他一定若有所思。
施泰因的仇恨逐渐转向容克地主，他对他们太了解了。他是在莱茵地区长大的，并且一度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通过朋友和来访者，他深深了解普鲁士特权贵族地主的傲慢和懦弱；他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逐步增长，他认为农民是重大的牺牲者。甚至在灾祸之前，当时他已50岁了，他就提出推翻这一切的理由。他称易北河东部的城堡为“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认为“如果他们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国王能以国家重托赋予这样的人吗？国王情愿选择举止优雅而肤浅的冯·哈登贝格为大臣，因为他始终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想触动整个制度。但是在第一次失败后，国王还是把施泰因也召来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之间很快就展开了争吵。施泰因希望国王解除三个亲信中一个或更多亲信的职务。但是国王大为生气并答复道：“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个顽固分子，依仗自己的才气，桀骜不驯，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味根据个人的意气感情用事。”施泰因很快被解除了职务。
但不久，支持施泰因复职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拿破仑。拿破仑不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多大的祸根。拿破仑在提尔西特不十分精确地听到了哈登贝格和施泰因之间的分裂，他建议国王解除哈登贝格而召回施泰因，因为他希望这两个人继续矛盾下去，从而削弱普鲁士政府。就这样，1807年在提尔西特，拿破仑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别人的生杀之权，他可以制造一个国王，他可以消灭一个国王，他可以粉碎普鲁士，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就在这位统治者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敌人打开了一条给自己以致命打击的，使自己注定要失败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多地去阐述天意。
施泰因被无礼免职六个月后，国王以一纸口气冷淡简短的书信把他召回，并赋予他普鲁士国家最高领导权，此时，男爵正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即回信表示接受，没有要求道歉或提出任何条件。当他赋闲在拿骚城堡，并被迫无聊地听取一系列失败的报告的几个月中，他已彻底研究过了普鲁士制度上的缺陷，写下了拯救国家的条文。现在终于大权独揽，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国家事务中去，当时他在梅梅尔。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为法国所占领，施泰因不得不乘船采取迂回路线到达普鲁士的最东部梅梅尔；而且不久他就要在柏林开始谈判，因此他好像是一个在法国某城市的外国大使。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普鲁士要向法国支付多少赔款，这个情况与今天的现象刚好颠倒过来。敌人的部队林立在易北河岸边，时刻提醒着普鲁士战败国的地位，并还要防备潜在的敌人沙俄；法国当时提出的赔款数是十分惊人的，六年内普鲁士支付了10亿法郎，而当时普鲁士全部人口只有400万。只有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奇迹才能发生，普鲁士国王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内政部长，让他居于一切人，包括他自己及容克地主之上。就这样，施泰因在这一年内成了德国第一个因自己的能力被授权的专政者。这段喜剧般的历史的形成，与其说是人民，不如说是国王，更不如说是拿破仑本人把这位普鲁士的专政者推上台的。
施泰因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行改革。实际上他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重新奠定了国家的基础，而为了这一刻时间的到来，他却准备了20年。这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因为施泰因不是雅各宾。他一切为人民着想，但只有部分活动通过人民。人民到可以把他同米拉博伯爵相比，因为这个人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让步来拯救一切。但是这个时期的德国比那时的法国有权，普鲁士当时没有议会，国王主宰一切。
一天之内，仅仅一纸布告，施泰因废除了农奴制，接着建立政府内阁制度，再下一步，他就调动容克地主的地产，削减一半薪金，并推行包括容克地主在内的全面兵役制。经过300天后，他把城市的行政管理交还给市民，推行由组织起来的市民自我保证的自治政府。通过自由选举市政成员，他还打算推行省议会直到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不断地教育和选举使受到限制的圈子不断扩大，这一做法同今天的俄罗斯苏维埃类似。施泰因推行的是他的英国式的结合自治政府的贵族统治艺术，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他允许容克地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也允许市民和农民购买贵族地产，以家庭出身划分的等级制度很快就被摧垮了。
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小人物将越来越感到失望，而大人物却有各种理由满足自己。
从西班牙传来消息，拿破仑的地位开始不稳，施泰因的民族主义计划也加快了速度。1808年初，他认为起义的时机到来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密函。这封信落到法国人手里，不久即传到巴黎，成为普鲁士大臣的阴谋证明。拿破仑立即下一道命令剥夺施泰因的一切权力并没收他的所有财产。施泰因通过西里西亚盖满积雪的山头逃到波西米亚。他以变卖银器为生，开始了流亡生活，最后逃到了俄国。
这个时期的沙皇亚历山大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是拿破仑的朋友；但是拿破仑却像一个敏感的丈夫那样，早就感到沙皇在欺骗他，虽然他还只是内在的思想，并且他自己也干着同样的勾当。亚历山大是斯拉夫独裁者的后裔，因此他自己也蛮气未脱，一位瑞士籍的家庭教师向他传授了卢梭学说，他的性格不稳定，经常动摇在两个极端之间————一会儿充满热情，一会儿又非常压抑。沙俄由于对英国进行封锁，自己也遇到很大困难，但是拿破仑的榜样又刺激了亚历山大对博斯普鲁斯、地中海、芬兰、大西洋的野心。欧洲这一时期极不稳定。征服者努力通过合法权利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渴望通过同征服者结盟得到和平。
冒险家和爱国者试图发动孤立的暴动，成为民族起义的先驱，结果英雄般的牺牲，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历史却为它写下了一页。在德国没有一个贵族起来捍卫他的祖业，除了一个名叫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的容克诗人，他至少还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表示抗议：
杀死他，世界不会审问你
为什么要发射你的弩箭！
只有平民和农民才会冒生命的危险，维也纳一个牧师的年轻儿子企图暗杀拿破仑。平民的名字叫梅佐尔·谢尔，匈牙利后裔，他从柏林出发，带领一队勇敢的轻骑兵，向北奔去，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他最后在施特拉尔松被包围而阵亡。同年，蒂罗尔的一家农民客店老板安德里亚斯·胡佛尔听说奥地利皇帝与法国重新签订和约，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愿也不相信这样的消息，继续以皇帝的名义独自战斗，他们特别反对巴伐利亚的一个大臣与法国联盟。由于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他们确实几度夺回他们的首都因斯布鲁克，但由于维也纳政府始终不予援助，最后不得不向敌人投降，所有这三个人都以生命殉国。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像西班牙那样的人民战争；从德国人的性格来说，是不会为了自由而发动革命的。
此时，拿破仑第三次成了德国的主人。第一次是在1809年，他几乎已在阿斯佩打败，但几星期后，他取得了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于是在美泉宫签订了和约，从海上迫使奥地利后退，占领了奥地利的一个地区，同时决定娶奥地利的公主为妻。为这一切作出谋划策并承担了风险的人，是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1773——1859）。
梅特涅问世————他的统治————少数勇敢的人————胜利的亲王们————理想主义者被鞭挞————维也纳大会————梅特涅的和平
人们如果想把奥地利同普鲁士男人的精神气质作一比较，那么只需要把梅特涅同施泰因并列剖析就行了。作为国家的头面人物，他们相当于玛丽亚·特蕾西亚同腓特烈大帝。但是就在这方面也还有一定保留，即他们既不出生于多瑙河，也不出生于施普雷，而是都出生于西方；并且，作为莱茵河地区的两个人，他们都相当自觉地根据各自的性格，进入两个国家，为各自的主人服务。在这方面，梅特涅就像他出生地摩泽尔山区的汽酒；而施泰因就是一瓶朴朴实实的吕得斯汉姆粗酒，使人越喝越想喝。
从历史观点看，梅特涅更享有盛名，这仅仅是因为他统治国家长达半个世纪，而施泰因只统治了一年。他们一起消灭了拿破仑，但一个是运用他的智力，以欧洲的名义，在欧洲概念之内，追求，并一度实现了他的欧洲观点；而另一个则纯粹是为了实现他的德国之梦。一个从内心讲完全不爱社交活动，却处处表现出风度翩翩，一副绅士派头；另一个则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梅特涅追求的是贵族统治下的国际性的欧洲；而施泰因则希望唤起日耳曼民族的责任感，把德意志交给他们。一个是玩世不恭除了自己的阶级对谁也不信任；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却除了自己的阶级对谁都信任。
梅特涅像
梅特涅（Metternich，Klemens，Fürst von，1773——1859）是属于世俗一流的人，他的见解是现实的，甚至是见风使舵的。他出名的“体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外乎是一种常识。他依靠一个屡战屡败、民族庞杂、半壁河山已经被割去的帝国作后盾，采取断然步骤，把欧洲从一个立足于荒谬哲学而又贪得无厌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他使维也纳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和国际政治思想的中枢，这对于维也纳来说是空前的。有40年的时间，世界免于战争也是由于他努力的结果。
人们只要看看他那神采飞扬，俊美秀逸，灵气逼人的风姿，生来一副女性的形象，表情狡黠却不坚定；而施泰因则长着一张峻硬坚实、土里土气的脸，两眼充满渴望，就像一头豹子挨着一头狮子。两人均绝顶聪明，但梅特涅却显得灵活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坚持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反对拿破仑的会谈，要是换了施泰因，恐怕连一句话都谈不下去。半个世纪以来，梅特涅经历一个又一个风浪，而丝毫也没有触动国家的旧体制，相反，还使它更倒退。施泰因迫不得已，在四个星期内震醒了一个僵硬的封建国家；如果他在权力的运用上不过于直率，他将得到更大的成功，因为他相信真理，自由和自己说过的话，而这些对于梅特涅来说，却只不过是戏谑和嘲弄的笑料而已。
看着他们，人们马上会感觉到，施泰因从不装腔作势，朴实无华，而梅特涅则全身充满着虚夸浮华；一个从不计较钱财，另一个则对金钱多多益善；施泰因一生廉洁奉公，梅特涅则接受了达官显贵给他的许多馈赠。
他们两人的出生地————他们的祖先据以繁衍蛰居的古城堡，彼此相距不远，两个氏族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卡尔大帝时代，但梅特涅家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帝国的非直属成员国，只对皇上效忠。在两支家族的先辈中，包括他们的父亲在内，都是莱茵地区的高级官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都以同样的传统教养自己的儿子。他们年轻时都在英国生活过。但大革命的爆发肯定给予梅特涅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他当时只有16岁，父母直接受到威胁，而施泰因当时已三十多岁，已到了自己可以享有爵位的年龄。大动乱对于梅特涅的不稳定的性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当时他正在英国过着悠闲的少爷生活，成天混在女人堆中，而施泰因则在严肃地学习政治与历史，因而一个就把寡头政治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国家中去，而另一个开始向民主的方向走去。梅特涅是天主教的血统，外加他自己的世界主义性格，而施泰因是新教教徒，因而他对个人更感到具有责任感。
梅特涅是在维也纳受到的政治教育，他同那里的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人是姻亲关系，后来又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宫廷中生活过。他在1806——1809年担任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期间，在帝国的新形势下，耍尽阴谋诡计，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这必然会引起那位暴发户对他的反感，而且梅特涅还特别喜欢嘲笑拿破仑的姿势，他没有认识到拿破仑的厉害和他的才干，一味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在这方面梅特涅还远远不够狡猾。
1806年以后，奥地利皇帝自称为弗兰西斯一世，梅特涅得到他的充分支持。根据约瑟夫皇帝的说法，他的叔叔“既虚假又冷漠”，懒惰得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遇到这样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斯多葛式的愚蠢领导，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俩在年轻时就结为朋友，梅特涅几乎跟随了他一生。他在这方面比施泰因幸运得多，施泰因的国君既无能又顽固，他自己领导不了国家，又不肯听取别人意见。梅特涅在1809年奥地利被击败后接管政府，他的初步政绩之一是同法国缔结了和约，这个和约使奥地利沦为第二流国家，但是梅特涅利用发表声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使人民相信得到了幸福的解放。与此同时，他恢复运用哈布斯堡皇室古老的使这个国家三百年来因战争失败却不受惩罚的策略————联姻。要把一个在古老的皇室家庭庇荫之下长大的公主嫁给一个淘气茁壮成长的野孩子，但带着月桂的新花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16年前哈布斯堡皇室最后的一个公主，几乎处于同样的情况，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事，也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梅特涅在战后不久，即使两个原来的敌人变成了翁婿，仅此一事，不得不承认梅特涅的非凡天才。
他的目的绝不仅止于此。在设想把公主嫁给拿破仑的当时，他就想好了，如何从这个圈套中收回应收回的东西，包括同普鲁士和沙俄的重新联盟，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他需要重新安排时间。带着金色发辫美人玛丽娅·路易丝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而且她任务完成得不错，一年后她就给拿破仑生了一个他日夜盼望的儿子，唯有这件事是拿破仑一个人做不到的。两年后，他从沙俄撤退，这给被压迫国家提出了一个信号。就在这时，施泰因为欧洲命运重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是施泰因占了沙皇的上风，变俄国的胜利为欧洲的胜利，此刻，在施泰因的脑子里，德国古代的皇帝又重新登台了。那些西方新兴的国君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纷纷从他们的巢穴中逃出来，俄国的巨鹰出来保护他们。在发现人才上很少错过机会的亚历山大，很快把这个非法移民召到宫里去。在那里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建议干杯，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中总共才出现二到三回。拿破仑从莫斯科后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施泰因站起来说道：“我戎马一生，经常置生命财产于不顾。让我们痛饮这一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英勇。”这几句话，胜过贝多芬的美妙的音乐。
经过几周的接触，具有女性般敏感的沙皇，深深为施泰因所折服。施泰因当时仍与某些普鲁士军官保持着联系，他们企图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普鲁士与沙俄之间的联盟，必要时，甚至可以取下国王的脑袋。两支军队中有着传统的友谊，少数坚决的将军时刻等待着命令。苏格兰后裔约克·冯·瓦腾堡将军完全按照自己的行动，于1812年在陶洛根与邻近的沙俄军团签订了一个武装协会公约。还从未有过一个普鲁士军官做过这样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征求人民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的心情很迫切，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国王有点勉强，但他被迫跟着走。约克和施泰因采取的行动具有无可挽回的后果，为了把正在犹疑不决的霍亨索伦皇室拉到这一边来，1813年国王从布莱斯劳发表了他的“致人民公告”。在这篇讲话中，铁十字勋章第一次被提了出来。普鲁士人缺乏想象力，但在这篇讲话中却使黑白相间的普鲁士旗帜具备了如此了不起的高贵气质，因为铁十字勋章代表了它的庄严的职责，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忠诚。
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被盟军击败，并很快被逐出德国。举止优雅的施瓦岑伯格亲王因胜利而受到了赞扬。还有一位战地元帅布吕歇尔，他的作战本领大大高于他的文字水平。他出身于民间，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朴实而又勇敢的德国人，既不粗暴，也无奴性。
莱比锡会战期间，萨克森·符腾堡军团从拿破仑一边倒向盟军一边来了。经过三次战争，直到最后一个小时，德国统治者还在强迫他们开往法军前线，向德国弟兄们开枪。这次他们索性跑了过去，和他们握起手来。热爱自由的人民应该当场把那些亲王打死。难道这些人没有为了自己称王称霸而无视同胞的情谊、生命和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向全世界证明，德国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头衔和金钱吗？但是不论当时和以后，却没有一支德国部族起来反对这些卖国贼。莱比锡反对异族统治的战役在德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对认识德国人的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14年3月，联军进入了巴黎，这件事对这个世界城市来说，似乎是无法置信的。它已矗立在世界上一千多年了，敌国统治者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它的城墙。当巴黎人还在备尝自己的痛苦时，罗马人已在款待这些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的野蛮人。不过毕竟他们自己也向别的国家派出了够多的残暴的军队，和给别国造成够严重的大浩劫。但是现在，当这些俄国人和由嘴上带着一撇硬髭腰里别着一把短刀的布吕歇尔元帅带领着的普鲁士人，随着进行曲行进在广场时，这些失败了的法国人忘记了，这毕竟是一些来自未开化世界的冒险分子，对于他们，法国人长时期来就予以信任了。
自从四个世纪以前的康斯坦茨大会以来，德国还从未参加过如此精华荟萃的维也纳大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大会与1919年的不吉祥的巴黎大会情况完全相反。普鲁士国王计划三个月后回国，结果却一直延长了九个月。还只有四十几岁的弗兰西斯皇帝表现得老奸巨猾，在他的维也纳口音和诙谐后面，隐藏着杀机和农民的刁滑。
簇拥在梅特涅首相周围的，有一大批令人注目的人物，其中有施瓦岑伯格亲王，优雅的哈登堡，另外一个绅士，以及他们中最聪明的塔莱朗。施泰因组织了一个其中包括威廉·冯·洪堡在内的由完全不同的人物组成的小组。希望取悦于每个人的沙皇亚历山大，自从他的父亲被刺以后，老是坐立不安，一会儿阿谀奉承，一会儿手舞足蹈，始终像个演员。保守分子称他为半个拿破仑，半个傻瓜，而且显然他喜欢用浪漫的辞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时他自己就像一个宫廷小丑。“看上去老是怏怏不乐，愤恨不满的”普鲁士国王，始终焦躁不安，心神不定，而且像书呆子似的卖弄学问，动词老用不定式，惹得与会者捧腹大笑。这些人中，至少三个人：梅特涅、施瓦岑伯格和亚历山大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拿破仑征服者。
维也纳会议的斗争，德国人民甚至间接地都没有参与，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公众意见这一说，因此我们不必对此加以赘述。使会议事先就埋下了瘫痪种子和德意志政权得以形成的因素是三个主要异族国家参加了会议，这一点与西伐利亚和会的情况一致。
维也纳会议场景
这幅插图描绘了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场景。尽管法国也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但会上由胜利者作出一切重要的决议。普鲁士得到了莱茵兰一带的一些新的省份，那里的矿产资源日后有助于普鲁士成为德国最强大的邦国。
但是维也纳的悲剧是由于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斗争————民族主义国家对权力集团。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奥地利人都不能责怪梅特涅坚决反对成立民族主义国家，因为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一个世纪来的民族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崩溃。这两件事最终都发生了，虽然他成功地为一代人带来了和平，推迟了这两件事的发生时间。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只有一个可能性，即让参加莱茵联盟的德国亲王占有这个国家，或还给他们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莱比锡战役后梅特涅建议拿破仑与他的敌人谈判，恢复法国的自然边界。这位皇帝一心希望获得新的胜利，直到错过了时机时，梅特涅才同意继续向西挺进，直捣巴黎。
但是，对这个结局十分恼火的施泰因男爵却获得了后人的同情。当时德国亲王支持拿破仑，发动反对德国的战争，他们依靠拿破仑实行了六年多的统治。按照施泰因的想法应该惩罚这些亲王。施泰因希望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人民帝国重新站起来，因为他热爱民众自由，对德国人的成熟给予过高的估计。确实，施泰因希望来一个第二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个英国式的由人民控制的帝国。施泰因的这一思想，要比1815年在波美拉尼亚一个庄园出生，帝国由他缔造的人的思想还要先进。而将普鲁士建成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这是最先由魏玛提出，50年后又得到俾斯麦支持的另一个建议。阿恩特和他的朋友可能情愿看到弗兰西斯皇帝继续他的旧统治。不久以前，费希特曾经声称：“凡是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不论是谁，都不能凭命令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十分孤立，他们的呼声得不到响应。
施泰因及其帝国思想终于在这一斗争中屈服。这些变了节的莱茵地区的亲王几乎取回了一切他们在法国占领时期所占有的东西。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旧有的冲突又一次尖锐化了。这一切都与德国人民的意志有深刻的关系，当时他们尚不具备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内心充满感激心情的老百姓欢迎这些变节分子回到自己的家园，继续他们的统治。施泰因痛苦地说：“伟大的斗争将像滑稽戏一样的结束，如果这个斗争只是引起山岳党人与保皇党人一场新的内乱的话。”
梅特涅不再希望哈布斯堡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这两块地方正在等待交易，但坚持要多瑙河流域的地区。他改变向西扩展的意图，而代之以向黑海发展。普鲁士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扩大了地盘。重要的是，不仅领土面积扩大了，而且第一次同法国在大片土地上接壤，成为邻邦，这一地理位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的命运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了。所有的德国亲王都转向奥地利，因为他们逐渐害怕普鲁士。
10年以后，“德意志联邦”（1815——1816）取代了“德意志帝国”。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上，39个地位平等的亲王派代表出席会议。
然而，维也纳会议就其欧洲范围来说还是有后果的。德国人停止了自己打自己，甚至还取得了梅特涅称之为的欧洲平衡，确实在以后的半个世纪内，德国既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没有国外战争。建立了基督式的统一，开始时十分正式以《圣经》为基础，但以条约的形式建立了“神圣同盟”，三个胜利国“以同等的基督国家资格参加”，作为成员国，它的真正的主宰是上帝。这使人回想起“改革”时期为基督建立的烟雾缭绕的圣座。三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全世界面前起誓，他们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老百姓。不久，大多数亲王都参加了“神圣同盟”，确实出现了一派欧洲统一的气象。
但是“同盟”是建立在绝对专制基础上的。它完全忽略了“革命”。俄国的广大群众还要沉睡一个世纪，但是像柏林、维也纳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称法兰克福的使者是执行暴君命令的反对人民的刽子手。拜伦说，三个蠢材希望三位一体凑成一个拿破仑。
是的，欧洲太平了，特别在击败了拿破仑的再次反扑之后，欧洲确实出现了持久和平。只有一件事情也从这个大陆消失了，这就是自由。
贝多芬和拿破仑————他们的关系————《英雄交响乐》的主人公————贝多芬受到邀请————自由和胜利————“拥抱吧，父老兄弟姐妹们！”
当这位地中海之子在他的遥远的大西洋小岛上奄奄一息地度过他的最后几年时，他最大的北欧日耳曼对手还得坐在维也纳数年时间，以完成他的使命。世界征服者拉丁人的刀剑给德国的命运带来了沉重的创伤，然而德国天才们却以非武装的翅膀翱翔和涌现在世界面前。
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贝多芬可以作为征服者同拿破仑并驾齐驱。歌德是位贤哲，但不是战士。当时充满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统治、胜利、荣誉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在年轻人的头脑中，这些思想是受拿破仑的言行，也是受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产生的。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精神力量能像贝多芬交响乐的最后乐章那样鼓舞人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了。
拿破仑征服维也纳后，当时市内正在上演贝多芬的新作品《第五交响乐》，一位军官在最后乐章的开始，跃立高呼：“皇帝在此！”这一偶然事件揭示了人们的内心感受，具有深刻的含义。说明上千颗心同时感受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拿破仑同莫扎特、康德相比？也没人提到巴赫和莎士比亚？为什么没有别的军人，当代的或过去的，曾经鼓舞贝多芬为他奉献自己的一件作品？
拿破仑和贝多芬出生年月相距不远；他们的身材差不多，虽然根据贝多芬的朋友的描述，贝多芬显得更壮实。两个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龄经历了大革命。年轻时，两个人都以新异教徒的气派狂饮，这对于基督世界来说，将受到坚决的抵制，也根本不考虑什么道德和什么完美的生活。“昨天”，年轻的贝多芬写道，“他们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弄得我好不伤心。见他们的鬼去吧！我才不要他们的道德呢。力量————这是区别于别人，使自己永占上风的人的道德；这也是我的道德。”还写道：“我将进入命运之关，它决不会使我低头。”有时他会像普罗米修斯般的对一个小提琴手咆哮，因为这个小提琴手说有些乐章无法演奏：“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那把可怜的小提琴吗？我相信的是我自己。”拿破仑也常常是这样的。但只是只言片语，因为贝多芬过的是单独的创作生活。但是上百件作品可以证明它们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果我们得到一个不知名者的全部作品，把它锁在箱子里，连最聪明的人也会对泰坦迷惑不解的。一个天才与另一个天才的亲缘关系，将使事情更为清楚。
波恩的贝多芬雕像
路德维希说：“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贝多芬可以作为征服者同拿破仑并驾齐驱。”当时充满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统治、胜利、荣誉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在年轻人的头脑中，这些思想是受拿破仑的言行，也是受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产生的。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
确实，人们不应该去想拿破仑的国家大事，他的作战计划，而应该去看看他年轻时的情书，少数作战命令，以及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讲话；也不需要去摘引如泣如诉的柔板，《田园交响乐》和《春天奏鸣曲》中的诗情画意。每一个比较，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圈，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如果取两个人性格中的这一可以说明问题的部分，人们也将会受到很多限制。贝多芬常常沉思忧郁，陷入困难的境地，拿破仑却没有同样的情绪。一个把自己的伤感诉之于不朽的旋律，另一个却以沉默来压制自己的情绪。世界和女人已经表明，皇帝与作曲家太不一样啦，贝多芬求爱和屈服，拿破仑却命令和攫取。两个人之间一定有着巨大的鸿沟，其中的一个牺牲上千人的性命，另一个却舍不得伤害已经变节的侄子的感情。
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驱使贝多芬在他作品的结尾处，以火一般的意志追求胜利的愿望，使我们看到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和占领他思想主导地位的君王思想。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他的交响乐和奏鸣曲里以崭新的形式重复追求达到胜利的高度，只是在他最后崩溃，到了他自己的圣赫勒拿岛后，才代之以悲哀的结尾？这个没有传统观念束缚，像皇帝一样专断的看问题的人，他的这种创作精神，使他远远超过或居于同样自信和不断追求的人之上。
这是1803年。征服者已经吞噬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大片土地，在很多战役中把他们打败。作为莱茵地区和维也纳人，他和其他居民一样经历了很多遭遇。那时他正在创作《第三交响乐》，他用铅笔在第一页上写道：“为拿破仑而作。”在第一次草稿上他写了两个名字：
波拿巴————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这并不是唯一的奉献给别人的作品。贝多芬曾为很多买了他的创作权或以别的方式资助他的亲王们创作过，也曾为崇拜他的朋友，或为他心爱的女人创作过。第一部奏鸣曲是奉献给贝多芬自认为是他的学生海顿的。普鲁士可怜的小国王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第九交响乐》。但是贝多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一个他从来没有也不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大人物，即使他最崇拜的歌德也如此；也没有为纪念韩德尔或巴哈写过什么东西，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用大写和别人的名字写在一起。在这份乐稿上他这么做完全是认为这两个人具有同等的伟大意义。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在他那间狭小的房间里，他如何严肃地写下两个人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雄姿
因为他在拿破仑身上汲取了作品的养料。因为在这部作品里，他把这几年来的战争的恐慌精神化了，他早就聪明地预感到，当时还在继续发展的，过了很多年以后世人才称之为“主宰命运的人”的冒险家身上所具备的一些东西。《第二交响乐》和《第三交响乐》之间的巨大不同，表明战争本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要比那个把当时的作家驱入仇恨或对他奉若神明的人轻微得多。的确，这是拿破仑，贝多芬在第一乐章坚定的三和弦里，把他推入世界主宰一切混乱，而在结尾的乐章里赋予他凯旋的胜利，但在中间又加进一段英雄的葬礼进行曲，因为他预知这个伟大人物的悲剧。最后他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当然是准备去付梓的，这一奉献可能只给他带来坏处，而绝非好事。因为在这部惊人的新颖作品里，他用音乐加以庆祝的胜利者，是他祖国的敌人，而且明显的他今后还要继续反对他的祖国。当时法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正在攻击自己的领导人，情愿离开获得胜利的国家，而不向他效忠，这样的时刻，一个异族人，一个德国人却向征服者表示敬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译者注）也看到拿破仑天才的一面，但他还是离他而去了，而且遭到蹂躏的还不是他自己国家的人民。贝多芬，作为被征服国家人民的一分子，却迎面向这位新英雄走去。
然而，接着发生的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一年以后，当时这部草稿被锁在抽屉里，尚未付印，也没有被演奏，贝多芬的一个学生进门向他报告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拿破仑本人要登基做皇帝了。
“什么！”贝多芬喊道，“他难道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吗？”这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现在他也将开始践踏人权，肆意妄为了！他希望居于万人之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这个矮小的神奇人物走近堆着乱七八糟东西的桌子，拿起《第三交响乐》写着标题的那一页，撕得粉碎，把它扔在地上。
要是这条消息是关于这位征服者对贝多芬祖国的人民取得了又一次新的胜利该多好啊！可惜这纯粹是一条说明某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消息。正是这一时刻，贝多芬显得比拿破仑高尚得多了，因为贝多芬热爱自由。他曾经一直注意和猎取当时确实存在的战争的英雄行为的一面，把他谱入光辉的《第三交响乐》和其他作品里面去。确实，他使战争改变了形象。
激动过去之后，贝多芬重新写了第一页，改名为《英雄交响乐》，并在下边用意大利文写道：“为纪念一个伟大人物而作。”在另外一页上他删去了拿破仑的名字。经过一些有趣的周折，这部作品最后贡献给了一个名叫劳勃科维茨的亲王，他购买了这部作品为期数年的演出权。
五年以后，这位皇帝作为征服者第二次来到维也纳，他计划要去出席一场贝多芬的钢琴音乐会，贝多芬将在晚会上独奏。但是拿破仑终因有事在身，没有出席。然而，就在同一天，一位司令部的热爱音乐的高级军官，来到贝多芬的寓所，邀请贝多芬到巴黎去。贝多芬当时所需要做的，只是跨上这位军官宽敞的旅行四轮大马车就行了。这个时候贝多芬的耳朵尚未完全失聪。他仔细听着，然后回答说，他对于法国人民能容忍一位皇帝一事感到很恼火。在这里，贝多芬敢于以伟大的自由扑动巨鹰的翅膀，翱翔于国家之上。但是稍停，贝多芬出于好奇，把话题又引回到邀请上来，显然，他是带着微笑说这番话的。几乎是十分温文尔雅地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皇帝以表示我的尊敬吗？”“不需要，除非他邀请你去”，这位军官说道，他正在千方百计地骗取贝多芬去巴黎，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贝多芬回驳说：“那你认为我会被邀请吗？”“当然啦！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位皇帝不太懂音乐”，这位军官回答说。关于他们的见面就这样结束，贝多芬继续留在维也纳。
但是他内心的骚动，使他始终想着人类世界，这种情绪不仅在上百份没有文字的音乐作品中有所反映，而且在以下三件事情上直接表现出来。
在决定写一部歌剧问题上，他的选择是典型的贝多芬式的。“莫扎特的有些作品，我不能把它谱成音乐；我想选的，必须是一些讲道德的，使人向上的东西。”他说道。因此他选了《菲岱里奥》，一部关于夫妻爱情，同时也是关于自由的赞歌。剧本采用高度现代化的形式，把一些政治犯都带上了舞台，他们齐声合唱，使戏剧在热烈追求自由的高潮中结束，几乎与此同时期的《第五交响乐》的结尾，也采用同一形式。最后的喇叭声，就在无辜的犯人将要被处死之前，宣告省长的来到，犯人得到了赦免。今天，当局经常受到劝告，不上演这部歌剧，因为这些音符能使被压迫的人民起来造反。但终有一天，终会在某个国家《菲岱里奥》将再次为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人民重演。
不久，贝多芬在《庄严弥撒曲》中又为自己对世界的感情塑造了一幅新的象征性的图画。这部曲子的内容并不是关于令他十分神往的基督教教义的。在24小节的音乐中他匆匆忙忙把《第三章》的教义全部处理了，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对待德国历史上的战役一样，一笔带过。当时，离《英雄交响乐》完成已20年了，战争也结束了八年，作品又重新出现挑战的喇叭声，和就在恳求上帝赐予和平的段落出现军乐。当众生升天永生，高呼上帝“万能”时，天空真的豁然打开了，最后在“光荣，狄俄尼索斯”中一切基督思想和价值都停止了。作品在理想化中结束。
但在贝多芬临死前三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杰作《第九交响乐》中，革命、战斗、胜利等内容又一次出现了。《第三交响乐》与《第八交响乐》的间隔时间只有八年，但离《第九交响乐》的完成和计划创作《第十交响乐》却相隔了12年，就像我们最外空的行星，以最大的距离运行，从遥远的前几部合唱跨越到最后一部。关于席勒的《欢乐颂》，则早在他青年时就想为它谱曲。
在该作品的最后乐章里，在表示两个哀求者的悲哀的柔板之后，混乱再次出现，铜鼓声点点，激起人们的愤怒，苍穹发出回响，大提琴率声挑战，愤怒的火焰再次燃起。但是世界上的危机唤醒了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难道他们是畜生？是奴隶？为挣脱镣铐而发出的咯咯声！乐器齐鸣发出革命的呼声。他们要求自由。但是光明与黑暗仍然在继续搏斗。在这里，音乐似乎在代表人的语言，在觉醒过来的人群中互相对话，他们要求解放，对抗的群众反抗无力！但是从谜一般的远处，轻轻飘来一股新的思想，然后突然一起开始哼出一曲歌。再一次重复暴力和毁灭，然后在似乎会说话的迷人乐器声中，响起了一个真的人的声音。
它的第一句话是：“噢！朋友！”第二句，反抗：“不是这些声音！”静止，暴政，人类解放的黎明，千军万马跟随着新普罗米修斯的挑战；人声合唱湮没命运的铿锵声。一支巨大的游行队伍，随着三角铁的清晰的叮当声逐渐接近。“英雄，去争取胜利！”他听到了听不见的铜鼓声，交战声，预示着残暴命运的来临，他与人类共呼吸。此时合唱声渐渐消失静止，只有男低音继续鼓动，然后先是男声，继而女声随着喇叭一起大声合唱，勇敢地要求人类和睦相处：“拥抱吧，父老兄弟姐妹们！”所有的群众相随而起，去创造他们新的博爱的世界，赞扬高高在上的人类的主宰。此时，男女声四重唱逐渐突出于浩浩荡荡的合唱声，重复《欢乐颂》曲调，随之起伏。但是群众似乎要大声呼喊，因为在四重唱当间，有时插入一些突出的女声，随后开始了显示极大欢乐的乐声，伴随着优美的，沐浴在绚丽阳光下的小鸟啾鸣声，群众尽情地欢舞迎接解放，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栏栅在古罗马式的狂欢酒宴中打开了。
这是拿破仑被他伟大的同时代人征服的纪实，也是日耳曼伟大的天才向人类的贡献。也许今后它将成为全人类的赞歌。
歌德与贝多芬————两者均崇拜拿破仑
拿破仑和贝多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就是歌德，他对他们两个人都了解。这两个德国人彼此深刻地了解对方的工作。1812年在波希米亚的特普利采温泉，歌德在仲夏之夜，访问当时尚比他年轻20岁，但两耳基本上已失聪的贝多芬，在摇曳的烛光中静静地聆听贝多芬弹奏钢琴。这样的夜晚在德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比这两个更伟大的天才，面对面地相聚在一起。在他们这一对面前，路德和查理五世，伊拉斯谟和荷尔拜因，歌德和席勒的相识，都大为逊色。歌德本人对音乐的深刻感受，在他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印象中已充分流露，现在他看到了在他面前的那个出现在《哀格蒙特》中的那个人，这个人的梦想是把《浮士德》谱成音乐。他们彼此从对方个人身上获得激动人心的感情，是德国人中最使人喜爱的品质。
维也纳市中心的贝多芬广场的贝多芬像
贝多芬和歌德的作品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奥》和《浮士德》都以歌颂自由结尾。19世纪开始，德国在异族的统治下，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儿子既是自己祖国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超然于群众运动之外。
德国人很少知道他们的相遇。在这方面知道得最多的莫过于那位神经过敏的女人所写的东西了。由贝蒂娜·冯·阿尔尼姆所叙述的，关于这两个人与奥地利皇室交友的故事为德国人对歌德的认识，提供了非常错误的材料，因为它只取材于这个女人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早已为她的其他虚构材料所否定了。
在他们罕见的相逢时刻，思想和人性似乎在德国天才身上混合在一起了；我们已经无能也不愿记起一切坏事情了。虽然他们两人都是从德国的人性之海的高空中飞越过来的，也一定会回到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非常多养料的北方彼岸去，而且这些作品也没有准备为非德国的听众暴露自己，然而歌德，虽然只有部分的，贝多芬却完全的属于人类世界的财富。
歌德、贝多芬作品中关于德国的实质部分，只能遥远的同但丁、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民族主义部分相比较。而且不管哪一边都无法给予明确的解释。如果我们牢牢记住，他们作品中的民族主义色彩要大大弱于关于人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即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无论歌德还是贝多芬都认为，赞扬和胜利只有经过斗争和忧愁后才能取得。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个常用“富于表情的”，另一个则常用“不断的追求”等字样，来驱使自己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如但丁在他的思想和他的爱中所描写的那样的世界结构的实体，他们所经历的，是经过长期的战役，上百次的失败才获得成功的世界。
但是歌德和贝多芬也不同于北欧的莎士比亚，后者在同样的斗争和命运的翻滚摔打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前者却以自己的热情，殷切地追求和谐。他们狂热地希望不发生悲剧，这几乎在他们所有作品的结尾部分，都以完美告终，这两个着了迷的人，也因同样的原因，几乎都以浮士德的性格开始他们的创作。
拿破仑的出现，几乎给歌德和贝多芬带来了同样的冲击。诚然，歌德没有撕毁奉献给拿破仑的作品，因为他没有写。但他内心对这位皇帝的执著的爱慕，大大抵消了这位将军当时不仅征服了他的德意志祖国，而且也征服了不过由于侥幸，才免于毁灭的萨克森公国。确实，歌德有一次落入法国士兵之手，几乎丧命，只是由于他妻子的救援，才幸免于难，但他对拿破仑还是爱慕的。
1808年，他们两人在埃尔福特相会。这次会见对他们两人具有同样的精神意义，尤其对拿破仑来说更是如此。当歌德悄悄地进门出现在拿破仑面前时，拿破仑几乎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一个真正的人！”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谈话的方式和过程完全表明拿破仑视歌德为伟人。德国人还没有如此的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巴黎也没有。确实，歌德此时已处于完全成熟阶段，而拿破仑也感到了充分的满足。
歌德的举止要比拿破仑自如得多。这位征服者对人十分了解，歌德一进来，他就立即感觉到，来者不凡，后来也证明他的感觉是正确的。当歌德在谈话中三次顶撞他后，拿破仑既难堪又钦佩，已有十多年没有受到别人的抢白了。即使皇帝亲自邀请他，也不能诱使歌德到巴黎去。这里我们看到了如此发人深思的事实，两个伟大的德国人，都是自己祖国的批评者，又都钦佩拿破仑，却都拒绝了邀请自己去巴黎的奉承。他们的拒绝，反映了他们热爱自由和大无畏的勇气，大大超过了其他德国人的摇摆不定。
歌德对德国的自由运动一直持超然敬而远之的态度，的确，他对它们不感兴趣。“每个运动都是一次上升吗”？他问道。“难道只不过是走了岔路的人，也起来了吗？……不断挣扎吧————这个人对你来说太强大了！”
在异族入侵统治他所在的公国时期，他以消极的态度来忍受这一切；当形势变得更为恶劣时，他开始研究中国地质学，后来又潜心于阿拉伯诗歌。当克纳尔、阿恩特为德国的自由而创作歌曲时，歌德却为美酒和爱情作诗，虽然形式上这些诗歌符合阿拉伯习惯，但却可能是最佳的德国作品。
然而歌德和贝多芬的作品也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奥》和《浮士德》都以歌颂自由结尾。19世纪开始，德国在异族的统治下，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儿子既是自己祖国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超然于群众运动之外。
如果德国在19世纪远离他们自己祖国缔造的光明前途，而落入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阴影中去的话，这将是不符合歌德和贝多芬的思想和精神的。
辫子又回来了————解散————“禁止！”————七位勇敢的教授————发明者的出现————第一次统一
辉煌胜利后不久，德国马上出现了阴影。所有由施泰因和通过施泰因由普鲁士国王为动员老百姓救援祖国而许下的诺言，在拿破仑被打败后，都被国王歪曲或否认了。但是由于这些老百姓都是德国人，因此在大约长达三十年之内，他们没有想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推翻压迫和奴役。农民、市民、学生面对国王、贵族一个接一个的破坏或撕毁把他们引向战争的诺言，毫无反抗，忍而受之。在巴黎所有贵族阶级的特权在一个8月的一夜之间全部得到了废除，但在普鲁士却还需要两代人的时间，1792年老战士的儿孙们直到1867年才获得真正的独立。手工匠们的生活更为恶劣。在小小的车间里，师父的人数多于工人两倍，他们的手艺得不到发挥，然而他们听到英国的工人已经使用新的机器纺纱织布了。1850年德国东部还不知道纺织机，当英国人把用这些机器织出来的布，拿到莱比锡展览会上展览时，萨克森的家庭作坊工人还在忍受饥饿，以土豆和莴苣充饥。
在莱茵河的那一边，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第三阶级早已获得了解放，纺纱机也早已得到了使用。经历过新运动的德国南部，在国外作过战享受到过自由的公民，在国内也有较多的自由。凡有作为胜利者归来的大学生的地方，就有人起来争取政治权利；耶拿自由军团的老战士组织了一个名为“小伙子协会”的新式学生团体，随后出现了大量类似组织。黑红黄三色国旗也是在那个时候设计出来并在德国上空飘扬的。由于统治当局拒绝兑现他们的诺言，这些要求可能只有通过造反才能实现，可惜并没有发生造反。
相反，德意志联邦议会采取了一些落后于时代的措施。它类似我们衰退年代的国民议会，把精力主要花在会议上。一旦遇到严重的挑战，首先想到如何躲在强大的军力后面保护自己。它甚至不能为普通的德国公民提供防卫，它甚至没有统一的军备。法兰克福被称为德国政策的“分歧点”。各个亲王派往联邦议会的使节，在《和平与正义》塑像面前，个个俊雅秀逸，可是实际上他们彼此钩心斗角，恨不得把对方的眼睛挖出来。
在他们的领导下，约瑟夫皇帝的改革被抛置一边。被关闭的修道院重新开放；还成立了新的修道院；与罗马教皇签订的关于宗教的契约重新有效；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耶稣教秩序”重新建立。甚至似乎早已被束之高阁的旧头衔又再次启用；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让他的士兵重新戴上假辫子。
普鲁士容克地主害怕春天的气息吹进他们营房，立刻关上大铁门。普鲁士国王曾经答应选举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现在他把最残暴的贵族找来做警察局长。施泰因非常生气地在他的城堡内写道：“没有人会对普鲁士的毁灭感到遗憾；它的消亡将被认为是幸运，这个曾野心勃勃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权，它对自己或对欧洲国家联盟都没有实行自己的义务。”
路德烧毁《教皇训令》三百年后，“小伙子协会”在瓦尔特堡举行了一个晚会，烧毁了黑森州的假辫子和士兵俱乐部。这被认为是相当可怕的革命行动。一件政治性的暗杀，更使事件火上加油。这两个事件使梅特涅找到了借口，在1819年优美的水乡城市卡尔斯巴特的大会上，终于决定颁发今天专制政权十分流行的《卡尔斯巴特敕令》。
其后果是，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突然活跃起来了。任何发表过民族自信言论的人都被认为是阴谋家；新闻出版和大学都被受到监视；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被侮辱、抄家，或被解雇，诗歌只准写有点希腊和波兰人民追求自由的内容。
这里有两个关于柏林书报检查的例子。1828年，某人写道，柏林的《知识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份广告性的刊物罢了，检查官却批道：“既然这份杂志的命名来自1727皇室，这种诽谤就不能被允许的。”1826年国王给他的大臣下达了一个命令，直接反对《伏西斯日报》，因为它“描写了某地方协会为私人顾问歌德及黑格尔教授的生日庆祝活动，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讲话，其内容不能不被认为是竭尽全力地为君主登上宝座而欢呼。”这份命令是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用花体字签署的。
几乎同时（1830年7月）法国人民再次起来反对由外国扶植起来的皇室。波旁王朝被赶下了宝座，他们的一个亲戚，作为“资产阶级”国王被捧上了台。里昂的丝织工人起来反对，然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继续沉默————这种沉默继续了很长的时期。不久在英国，工人的不满和敌对态度促使当局实行了选举制度很重要的改革。这两个国家的革命都是由工人发起的，虽然中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站在工人一边。从此开展了三年劳工斗争，而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只有一百年历史。在这两个非德意志民族的国家里，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也与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拉克洛瓦发表了他的不朽的“七月革命”画册。为自由而奋斗的浪潮再次席卷全世界。比利时也争得了自由，波兰人民觉醒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群众运动也正在酝酿中。
只有德国仍然保持平静，分散的小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暴君仍在统治一切。所有的政治组织遭到严格禁止，“自由之树”，甚至黑红黄三色旗都不准悬挂。参加过“小伙子协会”的成员不准当医生或律师。39名大学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30年有期徒刑。建议过制定帝国宪法的教授们被投入监狱。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纳粹上台前的一百年，当时实行的几乎与纳粹一样的制度，只是没有领头的刽子手。
只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思想的尊严觉醒了，其代表就是七名教授。实际上他们只是这部分人中的代表，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尚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人。
1837年，汉诺威的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她把汉诺威留给上了年纪的伯父，这个人武断地废除这个国家实际上内容很贫乏的新宪法。对于这位国王，英国的报纸曾写道，他干尽了一切坏事，只做了一件好事，即自杀。此时，汉诺威的文官都要求作出新的誓言，七名戈丁根教授————达尔曼、葛维努斯、埃瓦尔特、魏伯、阿尔勃莱希特以及格林兄弟宣称，如果要在学生面前，真正保持为人师表的尊严的话，他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个誓言改变为另一个誓言。他们马上被撤了职，其中三人还被命令三天内离开这个国家。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普鲁士，因为这位卑劣的汉诺威国王是强大的普鲁士国王的姻兄，他带的口信说，“老百姓以自己有限知识来干涉国家领导人的行动，这是极不合适的”。然而真正的蠢人是国王，格林则是伟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英法两国人民早已经自己管理自己的年代，这只有在德国才有这种可能。确实，虽然半个德国都在大声赞扬“戈丁根七杰”，然而他们依然遭到了迫害。
由于人民的意志尚未达到敢于激动自己采取行动的程度，因此他们就把自己的感情发泄到音乐和言论中去，德国人典型的时髦做法是用歌曲来表达政治愿望。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一批政治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守卫在莱茵河上》及《德意志高于一切》。前者曾被谱入音乐27次，后者来自海顿的《皇帝赞歌》，确实，这个曲子的弦乐四重奏要比大合唱更为精彩。在素有“诗人之邦”称呼的国家中，两首国歌却被如此拙劣地改写成诗，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了统治阶级同知识分子的分裂。这个从来不敢推翻一个暴君和打死一个警察的国家，却在障碍重重的年代，用一半的时间花于大合唱，这样的人民实属罕见。
19世纪30年代，德国曾试图获得重大的统一。但无论是坚决主张为此进行斗争的亲王，还是其他重要人物都没有获得成功，讲究实际的德国人民却在这个时期发明了印刷术和炸药。那种在中世纪表现为浪漫主义希望征服世界和急切地向意大利挺进的扩张欲望，19世纪以后，变得比较实际了，而到了20世纪，这种欲望已大大超过原来的范围了。因此绝非偶然，欧洲大陆的第一条铁路首先出现在德国；通信领域的很多重大发明由德国创造发明。德国人性格中的最美好一点，是永远把幻想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现在找到了最好的满足自己好奇心和愿望的途径，同时也积累自己的财富。德国人比任何其他欧洲人更快地受到蒸汽机和电气的鼓舞，并且行动起来。
1835年，第一条铁路开始在德国“赛跑”起来，就像当时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从纽伦堡到菲尔特五英里路程只需15分钟，德国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几世纪以来养成的服从性和正确性的士兵气质，为德国出现工艺精湛的工人队伍做了准备。而且由于他们过去长期受压迫和惯于忍受苦难而无怨言，因此他们现在不仅工作努力，而且工资还比别的国家低。
从此演变开始了，从今天德国战争的高质量装备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后果。如果需要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民还能经受得住挨饿。
从个体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能干的市民阶层，与当时的“汉萨同盟”一样，也发出了他们的光彩。西里西亚的波尔泽西和弗里兰德修建铁路和开采煤矿。铁匠师傅克虏伯在1847年第一次用铸钢造出了前镗枪炮，二十年后他已经雇佣了上千名工人。这个时期贵族政府也大大落后于目光远大的公民。巴伐利亚卫生部长居然起来反对铁路，他坚持说，高速运动会引起旅客和周围居民的严重的脑病。普鲁士国王拒绝批准修建从柏林到波茨坦的铁路，武断地说，没有需要。
这个时期德国知识界有很多杰出的重要发明，虽然他们并没有使这些发明具体物质化。早在1809年慕尼黑科学家舒墨林就曾利用电流传送信号。1833年戈丁根科学家高斯和魏伯第一次发明了磁针电报机，从他们的观察站向实验室发送信号。1842年罗伯特·马耶和海尔姆霍尔茨发现了能源保存规律。1861年菲律晋·莱依斯发明了电话的前身。1886年海恩里奇·赫尔茨关于电波理论的研究，为今天的无线电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改变了外部世界面貌的发明，当时在德国还只是停留在书本，实验室或小规模的模型阶段。可是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却将它们投入实际生产应用。
所有这一切都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分散有极大的关系，在那里，政府与各阶层人民隔离，彼此不了解，不信任，而且习惯于分散为各个专门行业。德国科学家和商人还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携起手来，当时科学家看不起商人唯利是图，商人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在巨大的金字塔式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容克地主和普通市民根本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知识分子和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的生活也彼此脱离。1895年科学家第一次把他的发明————阿斯匹林卖给一家化学工厂，结果他受到了他所在的布列斯劳大学精神上的迫害。
蒸汽发动机和机器使德国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关税同盟”（1833）至少在它的地区拥有3000万居民，别的大国其实早就这么做了。在德国三四个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煤和铁，现在已被开采出来来回运行，南部和东部也像西部一样开始工业化了。仅普鲁士就有数十个属于别的小公国的飞地，现在可以减少67个关卡。物价迅速统一了。过路费取消了。货币、度量衡开始得到了统一。这一切使长期以来制造德国不统一的英国和法国感到大大的烦恼，他们非常害怕德国的统一。
海涅————费尔巴哈————德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马克思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随着一代文豪歌德的溘然长逝，德国天才称雄的地位终于拱手让给法国。在美术界，德国天才早已被他人超越达三百年之久。与此同时，德国的诗歌和哲学已经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过去，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始终独执牛耳。只有德国的音乐，甚至直到19世纪，还处于巅峰状态，可能只有三位外国音乐家的水平可与之相匹敌。在歌德之前，贝多芬、舒伯特、韦伯和黑格尔已相继逝世，这些德国的明星冉冉升起，悄悄陨落，此落彼起，相互衔接，协调一致。同样，继承德国精神新文明的天才也接踵而来————舒曼、门德尔松、瓦格纳、俾斯麦和马克思。
《罗累莱》的传说
没有人可以像诗人海涅那样，用自己的诗歌，搅动德国人的心弦。《罗累莱》，这首最受人欢迎的德国诗，正是海涅创作的。
所有在1830年到1850年之间诞生的诗人和思想家，大都受到政治的鼓励，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唯一的例外是伟大的叔本华。这位哲学家没有时间界限，也没有国界，他可以是希腊人，也可以是英国人。当时有位名为沙米索的法国诗人，欲成为普鲁士军官，他创作了第一首具有社会内容的诗歌。而弗赖利格拉特，这位诗人则第一次以杂乱无章的梦境，抒发了革命的激情，后来又是这位诗人引导一位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写诗，将自己比喻为在船舱下劳动的机械师，驾驭着驶向社会的航船。而黑尔韦格则像狂想的人，遨游德国，被流放出国，回国后谱写了无数歌曲，迎接革命的到来。还有格拉勃，一个被判处徒刑的海外侨民的酗酒儿子；英姆尔曼，一位贵族军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革新了德国的戏剧和文艺创作。海涅和伯尔纳，这两个人都侨居法国，善于用诙谐的手法，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同时这两个人又是死对头，相互猛烈攻讦。京特·普拉顿，是德国屈指可数的二三个出身贵族阶层又能成为诗人中的一个。他因为痛恨德国的不自由而逃亡意大利。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写下了非常美好的诗句，他的诗几乎都用意大利文，否则难以打动非德国人的心坎。
没有人可以像诗人海涅那样，用自己的诗歌，搅动德国人的心弦。这样的诗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五六首而已。《罗累莱》，这首最受人欢迎的德国诗，是海涅，一位犹太人写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出身微贱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微小的，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可以产生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罗累莱》决不是由于它的音乐而脍炙人口，它的旋律苍白无力，并且出于无名之辈。这首诗描绘一位引起德国人梦幻的山林水泽仙女。德国人沉醉在幻想之中，无辜的男人受到神秘女性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都源出于莱茵河，这是德国神话传说风靡一时又归之于消失的地方。正是这位诗人，以他德国犹太人的性格，怀着对祖国既热爱又批判的复杂心情，写下无数的诗歌和散文，激动了德国的心灵。这位诗人早已预感到今天的一切，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摘录海涅1838年发表的《德国》一文中的下述片段：
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杀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总有一天，这种用以约束条顿武士的基督教教义会不起作用。处于原始状态的残暴武力精神将再度兴起，北欧日耳曼人诗歌一再颂扬的残酷无情的个性将受人崇拜。基督教教义的信条彻底崩溃的日子行将到来。
随后，湮没在碎石乱瓦之中的古代上帝石雕，抹去数千年来落在他眼睛上的尘埃，重新又被树立起来。而雷神骤然抡起巨锤将哥特式大教堂击为齑粉……当你听到隆隆的雷声，撞击的巨声，可要当心你邻居的孩子，你们法兰西人，不要出来干预，德国人是在自己家里摧毁大教堂……而有一天，当你听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轰然一声时，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神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这隆隆的雷声震得空中的飞鹰坠地而亡，非洲偏僻沙漠上的狮子将会夹起尾巴，畏缩地溜进皇家的密林中去。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展现的这幅壮观相比，不过是一首无伤大雅的田园诗。摆脱了束缚的德国要比整个神圣同盟加上克罗地亚和哥萨克更令人震惊……你将会发见，这种残暴的精神一旦感染了人们，就会有种种哲理说明它是合乎情理的。
海涅实际上并未参与政治活动，他喜爱的是美学。他的著作和他朋友的一样在德国不仅受到压制，而且在他们尚未下笔之前就受到诅咒。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竭尽精力，通过对非政治性问题的阐述，体现时代的战斗精神。
当时，德国历史学家会议被称之为德国人民知识分子的议会，是先进分子聚会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场所。年迈的巴隆·冯·施泰因为了忘却自己失望心情，正在编纂一部卷帙浩繁的德国史。尼布尔、里特尔、施里曼，伟大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使德国扬名海外。伦克在80岁高龄之际开始撰写震惊世界的巨著《世界史》。马姆生概述古代朝觐罗马实况，为意大利人提供了一部他们的历史，据说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德国人感激的心情。与此同时，这些历史学家又彼此攻讦。没有一个有地位的德国历史学家不受到具有同等地位的本国历史学家的谴责，攻击对方的作品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利用伪造材料。
德国的书籍和刊物的产量————也就是说，德国智慧的结晶————总是在德国国家权力衰微破落时激增，而在权力日益兴起时就下降。1805年，在拿破仑压制之下的德国出版了4081部书，而1813年，从拿破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年，仅出版了2233部书。此后，整个国家不断分裂，知识分子的生活持续动荡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书籍不下13664部。1872年，德国取得巨大胜利，实现了统一，是年书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德国也始终是书籍出版纪录保持者。德国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和诗歌，其描绘和塑造的形象，远远胜过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德国历史值得引以为荣的也正在此。
波恩大学校景
马克思与海涅曾就读于波恩大学，波恩大学因马克思和海涅而闻名。
184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摘引汉诺威国王讲过的一段话，足以反映出在德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德国的王公贵族的水平是多么的低下。洪堡摘的是：昨天国王在进餐时又一次对四十多位来宾说，“教授、妓女、舞女，只要有钱，到处可以买到。只要给他们几个钱，他们就会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也就在这个时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详尽阐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号召人们要重视开拓殖民地。因而在100年以前，（如果以2006年为起点，应该是160年以前。————编者注）即1841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布森想方设法使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落入德国人之手。当时，大批德国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离开了德国。他们甚至还创建一个由绅士组成的组织，企图将还处于独立状态的得克萨斯州成为德国移民区。
与此同时，非世袭阶级的动乱在整个欧洲蔓延。在德国甚至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动乱。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发起了一场无计划，无领导的反抗运动。当时机器开始被大规模推广，手工艺工人走投无路，德国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既没有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也没有保护被剥削阶级的宪法。从瑞士到法国，到处都规定严禁结社，而德国秘密会社正在酝酿一场起义。此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已被禁止，而到处流亡的人士却越过边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1820——1895）是一对密切合作的朋友。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
马克思在工作
这幅19世纪创作的作品展现了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书房里工作的情景。
迅速成为领导人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他是特里尔一个法律顾问的儿子，在柏林大学读书，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正是这个人奠定了和黑格尔论战的基础，如今这场论战依然在俄国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个人是德国性格的新象征，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创建于德国，广泛流传于国外。马克思时年25岁，就已一针见血地抓住了德国人的弱点，他写道：“德国人蒙受的压迫一定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同样德国人受到的屈辱也一定会因它的公开宣传而更加感到羞辱。在政治上，德国人只想到别人做了些什么。德国是他们的理论良知。德国人思想上的抽象和傲慢，始终与他们对现实的片面性一致，德国人是如此的尊重思想、主义，以至于不敢将它们付诸实现。”
马克思26岁时被迫出任《莱茵报》编辑。尔后又逃亡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在英国侨居。这位来自莱茵地区的德国犹太人在伦敦撰写的著作颇受俄国的重视。在他出生整整一个世纪以后，莫斯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画像。
德国历史上有五对密切合作的朋友：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胡登和济金根、歌德和席勒、洪堡兄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一样，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共同合作，亲密无间。
不过在这一合作中，也有令人惊讶的史实。在这两位才智过人的作家、科学家和战士中，有一个为了使另一个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的人————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正如维也纳伯爵总是喜爱和伟大的作曲家交朋结友一样。恩格斯是位学者，善于自我克制，他不放弃经商，只是为了维持他朋友和他朋友一家的生活。恩格斯并不是只能为师傅添砖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的朋友，事实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在党内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即使恩格斯从不给他朋友一分钱，他的贡献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性格是德国人的长处，实为德国人民儿子具有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长期侨居国外，处境悲惨，厄运频频袭来，入不敷出，仍然始终坚定不移地生活下去。他怀疑俾斯麦暗中监视他，在伦敦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他和他的伟大妻子，五十年来如一日，鼓起勇气，忍受一切时而变化的少有的苦难生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他的身体并不魁梧，不过他的举止，他像狮子般的脑袋，他的自信，他大声疾呼阐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到处博得人们的尊敬。他的这一切要比撰写的书籍更有权威。但是在当时，包括马克思周围的人，也只有少数人理解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和马克思一样，生于莱茵地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他受教育时无忧无虑，并没有什么自身的需要驱使他起来反抗。恩格斯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将商业搁置在一旁。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信徒，早年就在父亲的曼彻斯特工厂中了解到了工人的状况。他曾经警告要重视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认为唯一解决途径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恩格斯以他富有的想象力和经验，给予他朋友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正如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先知，后者是思想家。1848年，他们两人用了几天时间，共同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三年之后，他们在伦敦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联盟，以秘密活动取代公开的宣传。1848年2月，他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至今仍是共产主义者的教条指导方针，或至少是一份鼓动性文件。
正当第一批工人在伦敦进入议会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摒弃了他们的市民国王，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欧洲出现的危机几乎和60年前危机一样严重。这一次又是法国，50年内第三次在世界上高擎火炬前进。德国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中间，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鲁提尼人之间，在匈牙利的匈牙利人和索布人之间引起了巨大反响。
而现在，甚至德国人也开始觉醒了。
1848年革命————梅特涅事件————萝拉·梦德茨的介入————路德维希二世的废黜————脱下帽子
历代的王储总是沉湎于幻想，一旦自己登基，往往一事无成，正如恋人结为夫妻总是要失望一样————这些王储们在德国受到特别的爱戴。他们传统上一向受到当君主的父亲的统治压迫，必然和自己的臣民有着同样的感受。腓特烈·威廉五世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王储。特别是他风度翩翩，温柔文雅，情趣横溢，善于诙谐，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皇室人物。而他关于成立制宪政府的先进观点，更是深受这个国家贤达人士的支持。时代在前进，欧洲正在为世界树立榜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德国希望取得独立，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在这个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中出现一个开明的统治者。腓特烈·威廉讲话的声调虽则过于激动，但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发表讲话时，人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情绪很好时，确实非常机智，讨人喜爱。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富有想象力。但他往往许愿得多，而兑现得少。他经常失去控制力，集中不了思想。
在这位一切行动都得靠自己的统治者身上，体现了德国人的精力旺盛，又富有浪漫主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有时证明是很不幸的，给德国人带来内在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干蠢事。威廉五世具有德国人那种善于自我剖析的性格，对自己的弱点是知道的。他以漫画的手法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傻瓜，一个秃头，这恰好反映出他介乎忧郁不乐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
在这位国王身上有着德国人通常具有的正义感和浪漫主义激情，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往往是事与愿违。强大的普鲁士，统一的德国，上帝赐予的专制政治和普遍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中世纪色彩。
多年来这位浪漫的国王拒绝兑现他的诺言，这个诺言甚至他的父亲在25年前就应该实现的。只是由于一次财政危机，才驱使这位国王在1847年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的代表机构，因据说罗希德提出，如果没有议会机构的签字，他就拒绝继续借款。柏林人幽默地称这个机构为“专制主义的借款院”。但是代表还是白签了这个字，因为国王又提出了一个新花招。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张写了字的纸，能干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的事”，就根据这一点，他拒绝任何宪法草案。议会开会时，他提醒代表，他们“只能提出请求，而不能发表意见”。这个金科玉律确实概括了德国的全部历史。
路德维希一世雕像
路德维希二世肖像
路德维希二世（King Ludwig Ⅱ of Bavaria，1845——1886）喜欢艺术，尤其热爱音乐和戏剧，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王子一样。但他不擅理朝政，最后导致被废黜。
1848年3月，人民起义，掀起一场暴风雨。这次德国人确实是奋起了。
然而，德国人民的要求和法国人民的要求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且行动也比法国革命晚了一个世纪。巴黎人将整个资产阶级政权，包括市民拥戴的国王一扫而光，而德国人孜孜以求的却恰恰是法国人要打倒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时间当时早已是1848年，他们却犹如置身于1789年。这好比在一座遥远草原上的农村正开始采用煤气灯，而城市已经用了电灯。除了南德在很短一段时间以外，整个德国要求建立共和制的并不是广大的群众，而是为数不多的思想家。相反，最初只是程度不同地进行温和的请愿或抗议，要求国王将财富分给农民，广开言路，保证公民在国王领导下参与国事。在开始的时候，散发的传单和讲话，语调温和，没有恶意。他们指出，美国总统的薪水要比许多国王用于一次寻欢作乐的短途游览费用少得多，或指出一方面是盛大的朝臣葬礼，另一方面则是凄凉哀伤的织工丧事之间的差别。
早在三百年前，德国南部的巴登和施瓦本农民先辈就已提出过几乎是同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只是没收少量庄园，焚烧赎罪券，同时又为国王和君主们的长寿健康祝酒。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流血事件。统治君主召请自由派大臣出来主持国事。即使这场革命是这样的温和，也仍引起封建领主的惊慌，他们迅速地恢复审查制度，打出过去禁用的旗号。也许这些旗号本来就藏之于密室之内，以备紧急之用。
从巴黎吹到德国来的不是暴风骤雨，而是阵阵春风。当黑尔维格宣布他有意要集合800名侨居法国的德国人，作为士兵派回国内作战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震动。李卜克内西，当时年方22岁，参加了战斗。而马克思，他和李卜克内西一样，曾亲身目睹过巴黎革命，对德国这一类浪漫主义的胡闹举动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维也纳的镇压远比德国严重，因而它的风暴要激烈得多。群众要求75岁的梅特涅下台。他12年来充当优柔寡断专制国王的大臣，一向飞扬跋扈，独裁专制。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皇朝却仍受欢迎，没有人要求改为共和制。正当皇家卫队和正在组建的国民卫队展开巷战时，战栗不已的各公国君主聚集在年迈的梅特涅周围，哀求他及早下台。梅特涅在治理国家近四十年后，带着年轻的第三位夫人，筹措了旅费，隐名换姓，仓皇逃往伦敦。
哈布斯堡逃往因斯布鲁克，不久即被劝说归来。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被罢黜，他垮台后由他侄子，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取而代之。数百年来，容克地主和伯爵们享受国王给予他们的特权，而现在不论在维也纳或是其他的地方，却无一人出来保护这些国王。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825——1848年在位）作为一位自由派国王开始贯彻让步非常有限的宪法。这一宪法是过去通过的，不过严格地说从未付诸实施。巴伐利亚首府，比较现代化的慕尼黑以它的城市建筑的宏伟，素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它就是由路德维希一世亲手缔造的。这位国王交友广阔，对画家、诗人和音乐家总是慷慨解囊相助。他还藏有当时聚集在他周围的窈窕美女肖像画。他的这些活动，换得了人们对他诗作的赞扬。他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跻身于杰出的学者行列之中。也正是出于这同一目的，他将慕尼黑建成大学城。“七月革命”后，他惊慌失措，在基督教会影响下，向天主教耶稣会信徒作出让步，转而走向反动，压制新闻自由。
就在此时，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发挥情妇作用和影响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萝拉·梦德茨，在她身上爱尔兰和西班牙血统各占一半。她成长在英属印度，与其说她是个舞蹈演员，更不如说她是个冒险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世界旅游中她来到了慕尼黑。这时已年近五十的路德维希热恋上了她。萝拉试图唤起这位国王对自由派的兴趣，因为她看到，这位国王确实想做一些比他已经做到的更好的事情。所有的年轻人都醉心于她。不过，正当她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时，风向骤变。大臣们将她攻击得一钱不值，传教士暗中诋毁她。殷实的市民抱怨路德维希在艺术和科学上挥霍巨资，认为这些纯属毫无意义的奢侈浪费，他们谴责在国王周围的朋友。市民并不指责国王在私生活方面挥霍浪费，而是指责国王在追求艺术美和智识方面过分大手大脚。问题出在国王还想让萝拉成为巴伐利亚公民，并授予她伯爵的称号。内阁大臣的阻谏，引起国王大怒，下令免除这位大臣的职务，解散整个内阁。国王一意孤行，不听劝谏，将他的女友封为贵族。
但是这些事件正好发生在1848年革命时期。面对即将发生叛乱的压力，路德维希不得不和萝拉分手，不敢再去看她，虽然国王曾身着微服，站在勃利纳尔街她住宅对面的小路上，眼看一群人嘲笑她，向她的窗门投掷石块。她仓皇地躲进马车中去。
国王以为他作出牺牲，和萝拉分手，就可以保住王冠。但几天以后国王还是被迫退位。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二世后来也落得和国王同样的下场。在稳健的市民眼中，路德维希二世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与国王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应该予以废黜。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女人牵扯进去。
在这事件中，有两件事对德国历史来说是新的，一是女人干政，二是罢黜国王。资产阶级大臣第一次拒绝国王的旨意，只是这个旨意是一位才华横溢女人出的主张。这并不是因为她窃取数百万国库资财为自己购置裘皮大衣，而是她要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这位在德国国王中可以说是最开明的国王，由于过分的容忍终于失败了。
维也纳起义几天以后，柏林爆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德国人的性格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勃兰登堡人在被迫效忠霍亨索伦国王整整四百年后，第一次奋起反抗，向他的后裔提出一系列要求。不过，柏林人和维也纳人、斯图加特人一样，很愿意继续由国王统治这个国家。确实，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来说，普鲁士的统治是须臾不可少的。
1848年3月18日，一个气候温和的星期六，国王敕令允准贯彻众所希望的宪法。为了对善良的国王表示感激，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皇宫门前。但是不知何人突然开了两枪。究竟谁率先开枪，引起这场起义，迄今仍是个谜。这时，毫无武装的人群被激怒了。人民拥向街头，两小时内修筑了两百处街垒工事。不过胜利的还是武装军队，死亡逾百的是人民群众。
但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他们引进军队保护国王？但他们却隐藏在暗处。据说国王获胜了，但他生性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他脑海中此刻想的是他以前的几位英国和法国死在断头台上的君主。他下令撤出军队。这时人群还在向军队掷石块，不过军队还是模范地执行命令撤了出来。国王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宣言中，允诺要满足人民所有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国王站在王宫里，茫然不知所措，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授权军队行动，宣布大赦令，组成新内阁。
国王之屈服投降既不是出于对自己臣民的热爱，也不是出于革命的激情。在普鲁士，国王和人民双方都没获胜。获胜的是普鲁士得到了安定。人们将死尸装上运货卡车，列队游行，在经过王宫时，国王的勋爵张伯伦将桂冠和鲜花洒在尸体上。战栗不已的国王夫妇被劝说走上阳台，这时有人高呼：“脱下帽子！”也正是这一时刻，普鲁士国王向他的子民，已经死了的子民致哀。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群欢欣鼓舞。这一事件并没有造成混乱。在巴黎，在同一情景下，响起雄伟的《马赛曲》，而在柏林，人们唱的却是《耶稣，我心灵中的牧羊人》的赞美诗，这是一首国王也可以一起唱的赞美诗。随后，民兵向国王致敬，为了保护国王，要求尽快召回军队。
3月12日，国王举行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市区列队游行，他宣布一项神秘的决定：“从今以后，普鲁士应解散并入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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