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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立国的观念
圣德太子像
画中是圣德太子与他的两个儿子。圣德太子是日本古代政治家。他提倡佛教和儒教，主张建立新的政府以及宗教和文化机构。他尽力仿效中国，不断扩大皇室的权力。他派出遣隋使节，从中国聘来许多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为两国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他采用中国历法，建设道路网，兴修许多佛寺，其中的法隆寺坐落奈良附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物。他仿照中国方式编修史书，定官职为十二阶，以不同颜色的冠标志官位的高低。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推行中国的官僚制度。另外还兴修水利，创办社会福利设施。因死时较早，始终未能袭皇位。
文化立国的含义
由于臣、连、伴造的竞相攫取私地私民，以及国造的叛离，致使国家体制开始废弛，天皇的权威也出现了衰颓的迹象。皇族间围绕皇位问题而引起的内讧更助长了这种情况。6世纪初，武烈天皇之后，皇族中没有适当人选可以继承皇位。大连大伴金村与贵族们商量之后，从越前国三国迎立应神天皇的五世孙为天皇，这就是继体天皇，可以想见皇室在人事方面竟是何等衰微。在继体天皇和其后的钦明天皇时代，日本在朝鲜半岛上势力的衰退问题已日见表面化，据说，遭到任那屯仓灭亡厄运的钦明天皇，对他的太子留下了复兴任那的庄严遗诏。后来的几代天皇也都曾为实现这一遗诏而苦心焦虑，但都由于国力不足没有办到。不仅如此，当时在贵族之间，争夺私地私民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大臣苏我氏与大连物部氏间的斗争，还牵涉到皇族和其他贵族，形成摇撼上层社会的大规模内乱。内乱的结果，苏我氏获胜，加强了大臣苏我马子的独裁权力，最后终于发展到弑杀当时的天皇崇峻天皇。皇室虽已衰微，但其传统的权威还不至于薄弱到能为马子的力量所推翻。相当于崇峻天皇的异母妹妹的推古天皇继位，选用明天皇的皇子圣德太子（}kt}圣德太子（574——622），名厩户丰聪耳，又称上宫王，用明天皇的皇子。推古天皇（592——628在位）即位后，以他为中心的比较进步的贵族奴隶主如苏我氏等，打倒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以物部氏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奴隶主们后，即被任为皇太子（593）摄政，掌握当时大和朝廷的政权。在他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制定十七条宪法，设立了冠位十二阶，建立了屯仓等，使日本古代国家的组织日臻完备。同时，在他的主持下，从600年开始向中国大陆派出了使节（遣隋使），不但恢复了对中国的外交，而且更派了留学生、僧随行以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为以后日本古代国家的发展、强化奠定了基础；大化革新中起主要作用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都是当时的遣隋留学生、僧。佛教，在当时是代表进步思想的，圣德太子在把佛教引到日本，并促其昌盛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不仅建造了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佛寺，而且还亲自注疏了一些经卷，以使佛教能在日本传播。————译者}/kt}）担任摄政皇太子，天皇制国家体制并没有任何变化。天皇和皇太子的选定，反而说明了皇室在面临危机时，能以高度的理性和智能，掀起自力更生的运动，同时也为国家的革新和国力的复兴打开了道路。一般所说的推古天皇新政或圣德太子新政，就是以皇室的自力更生、国家机构的革新为内容的一系列事业。它以深刻的学问和思想为依据，具有十分突出的和平的文化的性格，和平常所说的国政改革并不相同。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的文化即飞鸟时代文化，被看作是新文化的空前昌盛时期。我们今天所向往实现的文化国家，早在1300年以前就由我们这些先辈所树立计划并完成了。
文化立国的基础
推动这个时期的国政改革和文化立国政策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太子的思想根据是佛教和儒教。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东方思想体系，统一在圣德太子一人的人格中，构成了稀有的丰富智能和深远的理性。太子原名厩户皇子，所以称他为圣德太子，是由于他人格的崇高。圣王、法王、圣德王等等称号都是太子在世或逝世前不久，当时人对他的称呼，[1]用这种汉语概念作为称号，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太子这种杰出的伟大，使后世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奇异而神秘的传说，尤其是佛教徒把他称为佛祖的化身，这对太子来说，实在难以接受。[2]今天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采用那些后世的传说，不过，对传说过于挑剔，连事实也去怀疑，那未免有些过分。津田左右吉博士对太子所做的各项事业持否定态度，认为都是牵强附会和伪造，但我认为他否定的根据不够有力。[3]太子向高句丽僧惠慈学习佛教，向博士觉哿学习儒教，他的讲经和著作《三经义疏》就是他钻研佛教的成果。所谓讲经，就是在朝廷在着皇帝和贵族官吏面前，像僧侣一样讲述、阐释经典。在中国，像梁武帝那样笃信佛教的皇帝也曾这样做过。《三经义疏》是对《法华经》、《维摩经》和《胜鬘经》三部经典加以注释的书。三部书都流传至今，可以知道它的内容。特别是《法华义疏》还留存有太子亲笔的草稿，这是日本人写在纸上留传至今的最早的文字。《义疏》对经典的注释，参考了大陆学僧以前的注解，又加进了新的独到见解。这除了说明太子对佛教的深刻理解和高度智能都超出常人以外，还证实了太子在佛学方面的造诣，就是同大陆学者相比，也毫不逊色。大陆学者的著述繁琐，且流于知识性的理解，崇尚隐逸而脱离社会；太子的理解则基于深刻的体验，怀有在佛光普照下普度众生的积极愿望。《三经义疏》在奈良时代经留学僧之手传到唐朝，唐朝法云寺僧明空曾对《胜鬘经义疏》加以注释，写成《私钞》6卷。由此可见，唐朝对《义疏》也做出高度评价。
太子思想根据的另一支柱是儒教。关于儒教，虽然没有像佛教那样进行讲解著述，但改革事业的中心内容————宪法十七条是太子亲自制定的，也就等于他的著述。据学者研究，宪法的文章有许多出自汉籍，所以不精通汉籍是做不出来的。这些汉籍包括《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左传》、《礼记》、《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选》，等等。仅此一事，可知太子具有如何丰富的儒教修养。[4]从宪法的内容上，从制定冠位以及其他各项事业中，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汉籍精神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下面就谈谈包括这些在内的改革事业的具体内容。
天寿国绣帐（部分）
天寿国绣帐（飞鸟时代）是圣德太子死后太子妃缅怀太子往生的情景，命宫女绣制的。上面绣有百字铭文，内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语，道出太子对宗教体验的感言，日后被视为太子的至理名言。
改革的具体内容
圣德太子所施新政的具体内容很多，主要可归纳为弘扬佛教、制定冠位、颁发宪法、对隋通交和编修国史五件大事。现在试一一加以说明。弘扬佛教是新政的基本精神所在，不同于其他四项单一独立的事业。如果说这项内容也有浓厚的独立性事实的话，那就是推古天皇即位之初下诏宣布弘扬佛教和宪法第二条规定，要求一般国民虔诚敬佛（}kt}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译者}/kt}），以及前文所说的太子亲自讲经、著作《义疏》等等。佛教的传到日本，如上所述，是在钦明天皇时代，但当时的信仰者，仅限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一般群众中去。推古天皇劝国民信仰佛教，国家把弘扬佛教作为政纲之一，企图让佛佗普救众生的无边威力遍及到所有国民中去，以缓和现实社会的动荡和不安。这正是理想主义政治的一种表现，也是随着佛教的普及，振兴新文化，以提高国家文化水平的一种文化运动。圣德太子的嫡子山背大兄王把太子的遗训“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奉为终生信条。当他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被苏我入鹿的军队包围时，他不愿因自己一个人而连累万民，不惜壮烈自杀身死，以酬入鹿。这种壮烈的牺牲精神，在古代史上是一种光辉的表现，这正是太子所希望的信仰佛教的成果。
法隆寺
所谓制定冠位就是把群臣的官职重新规定为十二等，授以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等职称，分别授予紫、青、赤、黄、白、黑颜色的冠以作标识。授位的标准不是根据门阀家世，而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功勋，因而只限一代，不能世袭，在一生中，可以依次升晋。这就彻底否定了以前那种凭门第决定“姓”，永不改变的旧做法。它宣布了打破门阀，拔擢人才的新政治原理，也表明了具体进行整顿组织和确立制度的文化主义政治。
颁发宪法就是指公布太子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宪法这个名词，是在这时首次使用，后来一直沿用到今天。严格说来，当时所谓的宪法，和现代法学概念中从Constitution一词译出的“宪法”的含义是不同的。不过，概括说来，它是国家的基本法，在这个意义上，十七条宪法也是可以称为宪法的。在明治时代，有一种学说，认为十七条宪法不是法律。理由是其中道德教训的成分太多，缺少制裁的条款，[5]但是今天已没有人主张这种说法了。现在公认的是，古代的法律同道德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用说，宪法十七条对国家观念表现了强有力的反省，自觉地认识到国家组织的基本原理，从这一点而论，它分明是法律，而且是国家的根本法。[6]在十七条的条文中，除尊君重礼、上和下睦、信佛崇法、承诏必谨之外，还有各项具体条款。这些条文根本的、划时代的理念是；有关国家的永久性、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的伦理性。构成这个国家的人的因素分为君、臣、民三个阶级，明确规定了他们各自的义务和权利。君是统治者，处于绝对的地位，但必须尊礼、重信、任用贤者、赏罚严明。臣处于辅助君的统治者地位，必须忠实职守，公私分明，要用民适度，大事不擅权，必须经大家充分讨论。所有这些儒教的教化政治和伦理政治的理想，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作为脚踏实地的具体行动而提出来的。这是清算过去那种毫无自觉的国家观念，而追求远大的国家理想，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它不仅是医治当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贫困的对症良药，同时也等于宣布了国家要永远有章可循，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国经长时期的南北朝分裂后，终于再次建立了统一帝国————隋朝。对隋通交就是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节。自从雄略天皇向中国南朝遣使以来，一直没有由国家向中国派遣过使节，直到这时才又恢复了与中国通交。不过，重新恢复的外交，同以往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以前通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丧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所以态度是卑屈的。而新外交，则是为了积极摄取新文化，并显示经过整顿后的日本国力，因而其态度是光明正大的。推古天皇十五年（607），（}kt}这是据日本方面记载而写的，据中国《隋书》卷81《东夷传》载，在这以前，即隋开皇二十年（600，日本推古天皇八年）还曾有过一次使者入隋。————译者}/kt}）向隋朝派遣了使节。十六年随同使节回国，隋使裴世清来日，紧接着同年又遣使入隋。在使节所携的国书中，首次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则用“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字样，即你是天子，我也是天子，你是皇帝，我是天皇，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大胆挑战。按照外交常规，这应该说是缺乏策略的举动，但它却成功了。隋朝遣使来日，并允许派遣留学生。这固然是由于圣德太子在外交对策上，巧妙地利用了当时隋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时，陷于困境的弱点，但根本上还应该说是充满文化立国气魄的新兴日本文化精神的胜利。
菩萨像————法隆寺壁画
《书纪》中载有编修国史的情况，说在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集录了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180部并公民等的本纪。除天皇纪以外，作为国史说来，天皇纪以下的名字都过于繁杂，而且并没有经过整理、推敲的迹象，可能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书名虽未经整理，但要写的内容，从所列的名称中，可以很好地推测出来。首先是天皇，其次是国，再往下从臣连到公民。这种写法，同宪法中卓越的国家观念和君臣民的国家组织次序是完全一致的。编修这部书，同制定宪法一样，是完善国家组织、巩固文化立国基础的重大事业。这部书，并不是日本最早的史书，比它更早的，有6世纪初继体天皇时笔录的《帝纪》和《旧辞》，书中记录了上古的传说，初步具有历史书的形式。不过，内容正如书名那样，仅仅是罗列了皇室的系谱和古代传说而已，作为一部历史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到了这个时期，就以这些文献为材料，编成不次于中国纪传体体裁的历史书，这一点具有划时代意义。上古的纪年大概也是这时确定的。《帝纪》和《旧辞》用干支来表示崇神天皇以后的各代天皇驾崩之年，除此之外，所有记载一般都与年代毫无关系。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深感有必要编纂正规的历史书，这就必须有明确的年代。他们根据当时中国流行的哲学思想————谶纬说，编成了上古年代的框架，依照谶纬说认为，在辛酉年和甲子年往往发生革命；还规定由六甲为一元，二十一元为一蔀等原理推算。推古天皇九年（601）是辛酉年，由这年向上推算，其一蔀即1260年以前的辛酉年，当是国家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便以那一年作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把推古天皇九年作为推算的标准，很可能因为考定年代的工作是在推古天皇时代进行的。何况大规模编修国史也是在这一时代。[7]
四天王寺伽蓝布局（图）
法隆寺伽蓝布局（图）
佛教文化的发展
佛教是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佛教并不仅仅是作为信仰的宗教，而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广泛的文化体系。佛教的兴起，也就是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尤其艺术的发展最为显著。飞鸟时代的文化从内容来说，是佛教文化，这也是它同前代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艺术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因是造寺、造佛的盛行。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寺院，但那是随着信仰佛教而把一部分私宅加以改造而建的。第一座完备而正规的寺院是从崇神天皇时就开始建造，直到推古天皇初年才完成的飞鸟寺（法兴寺）。当时负责建筑工程的是从百济来的寺工、塔匠、瓦匠、画工等等，这所著名的寺院，耸立着大陆风格的堂塔，是十分壮观的伽蓝。[8]此后陆续修建寺院，相传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橘寺、蜂丘寺（广隆寺）、池后寺（法起寺）、葛木寺（妙安寺）等七座寺院都是圣德太子建立的。但据今天研究的结果，有些寺院并不完全是他直接修建的，只有四天王寺和法隆寺的确是太子所建。四天王寺修建在难波（大阪），以守护佛国的四天王为本尊，具有镇护国土的意思。寺院的格局是百济式的，即长方形的场地周围是步廊，中央的直线上依次建有中门、塔、金堂、讲堂。法隆寺是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为实现用明天皇的遗愿而建立的，采用了日本独特的寺院格局，在连接中门与讲堂的走廊中，塔与金堂并排朝南。这座寺院的一部分金堂、塔、中门、围廊至今仍保留着创建当时的样子，是世界闻名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但在学者中间，也有人提出是重建的说法，认为最初建筑于天智天皇九年（670），已烧毁，后来又重建的。反对这种说法的非重建说也很盛行，现在看来，重建说是比较有力的。[9]虽然是重建过的，但重建后的格局仍承袭着以前的样式，留下了后世见不到的独特风格。比如柱子是呈凸肚状的大圆柱，柱子顶部带有巨大皿斗，肘木和皿斗呈云形，栏杆接近于“卍”形，托架是人形的等等。它同高句丽古坟的壁画以及中国云冈、天龙山等处石窟中六朝时代的建筑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除风格特殊外，这座寺院表现的建筑美也是后世难以匹敌的。五重塔的基座与其高度相比显得很宽大，给人一种安定庄重的感觉，金堂的双重屋顶雄伟、壮观，配以巨大的斗拱和粗壮的圆柱，显得十分庄严、神秘。法隆寺不仅以其建筑的古老，还以其造型的优美使现代人为之倾倒。
修建了寺院，就需要有佛像雕刻和佛画等等。这个时代著名的雕佛师是鞍作鸟，他因制作了法兴寺本尊的1丈6尺铜佛像而被授予大仁的冠位。他的作品中留存到今天的，有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像和释迦三尊像。这些作品手法刻板，服饰的纹络生硬晦涩，脸谱都是异国样式，甚至带有几分怪相。但另一方面，它有着超尘出俗的清净感，摒绝烦恼的高雅感，对当时人们领略宗教的气氛起了很大作用。稍晚些时的作品有法隆寺金堂的百济观音像，中宫寺及广隆寺的弥勒像等等。这些作品已减少了生硬感，姿态具有优美、温柔、和蔼可亲的感觉。
在绘画方面，可以看到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的名字。由于高句丽僧昙徵来日制作出彩色和纸墨，因而使绘画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但遗憾的是，留存下来的作品仅有法隆寺的玉虫橱柜上画的密陀画和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玉虫橱柜上的画，是描写释迦一生的故事，整个画面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画出相应的景物，这使人想起后世的连环画卷那样的画法。天寿国绣帐是太子死了以后，夫人桔大郎女为了追念太子往生的情景而作的刺绣曼陀罗，这是一件最早的刺绣，同时也可以从中见到绘画之一斑。
由于制作寺院内部装饰用的佛具和日用品等，工艺也有了很大进步。其遗品留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的玉虫橱柜和天盖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具有丰富的世界性。比如工艺品中随处可见的忍冬蔓草花纹图案，这不仅在云冈石窟等六朝遗物上也可以看到，其原型还可以在土耳其斯坦、健驮罗、波斯萨珊王朝以及东罗马、希腊等处找到。法隆寺的猎狮文锦中描绘的波斯式猎狮图、法隆寺旧藏的龙头水瓶上描绘的天马等，都是说明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好资料。这个时代的文化不是闭锁的、唯我独尊的，而是在与世界广泛联系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这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大陆风格的歌舞音乐也传入日本，丰富了艺术界的内容。据传这时百济人味摩之来到日本，带来了吴的伎乐舞。后来伎乐就在寺院举行法会时演奏，其技术便世代流传于各大寺院，有些伎乐用的面具一直遗留至今。关于伎乐的本源有许多说法，它不只是与中国和西域乃至希腊似乎也都有联系。这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文化有着广泛的世界性。
吴女面
醉胡王面
日本在飞鸟时代，先后吸收纳了中国、三韩的伎乐和舞乐文化，至奈良时代伎乐衰退，舞乐改革，即分“左舞”和“右舞”。“左舞”为唐舞乐，“右舞”为三韩舞乐，加入古歌谣和说词，以雅乐伴奏。现存奈良时代的“伎乐面”还有220多具，其中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吴女面”和“醉胡王面”，一女一男最有代表性和艺术价值。“吴女面”是奈良时代伎乐的唯一唐代美女面具，“醉胡王面”则是醉酒的胡王面具。舞乐开始时是在法会、祭祀和宫廷各种仪式上表演，后来发展为倭舞或称大和舞，逐渐形成日本民族的舞乐艺能。
第二节 国政改革
改革国政的必要性
圣德太子的文化政治是制止上古末期的社会混乱、挽回国政颓势的远大设想，所以不能要求在短时期内见到它的效果，需要在杰出的领导者长期间不屈不挠的努力下，才能结出硕果的。但是，现实却陆续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圣德太子以49岁的壮年逝世，留下了许多未竟的事业，皇室贵族中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的遗志，继承他的事业。在他生前，似乎很佩服他的人格，并协助他的事业的大贵族们，在他死后，却立即暴露本性，疯狂扩张个人势力。社会的矛盾和混乱不但丝毫没有得到匡正，反比以前更加严重。那些并不理解太子理想政治的本质，只是漠然为表面的升平现象所吸引、梦想着将来繁荣的人们，在太子死后，觉得失去了希望的光芒，一看到周围的现实社会丝毫也不比以前进步时，就大失所望，增加了不安。这是因为太子的理想政治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缺乏渗透到社会基层的强有力的具体措施所致，也是太子理想政治本身的局限性。然而，太子30年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太子指出的重建国家的理想永远是正确的，文化立国的基本精神是应该遵守的。目标已经指明，无须变更，问题是如何对待现实，如何实现他的理想。而内外形势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苏我入鹿首冢
苏我入鹿（？——645）为大和朝廷的权臣。苏我马子之孙、苏我虾夷之子。由于苏我虾夷晚年身体状况不佳，绝大部分的政治决策都出于苏我入鹿之手，后代理国政。苏我入鹿有意拥戴亲苏我家族的古人大兄皇子为天皇，反对当时呼声甚高的山背大兄王出任天皇，便改立宝皇女为皇极天皇并逼使山背大兄王一家自杀。
这件事不得不使有识之士感到苏我氏的跋扈，已到了必须加以打击的地步了。于是，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和仓山田麻吕三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645年6月12日，诛杀了苏我入鹿，其父虾夷自尽，成功地消灭了苏我氏一族。图为苏我入鹿首冢。
痛感有必要改革国政的形势之一是，苏我氏的独裁势力急遽增大，皇室的权威受到威胁，面临危机。特别是苏我入鹿认为圣德太子的王子山背大兄王的存在，是他确立自己霸权的障碍，便举兵袭击王宫，杀死了山背大兄王。这件事不能不使有识之士感到苏我氏的跋扈，已到了必须加以打击的地步了。其次，促使实行国政改革的国外形势是中国的新兴朝代————唐的压力。推古天皇二十六年（618）隋朝灭亡，代之而兴的唐王朝，经武德、贞观两代后，国力十分强盛。在整顿国内各种体制的同时，并派兵征服周围国家。半岛上新罗的势力，也日益强大，很有可能依靠唐朝的力量胁迫我国。在这种外来危机感面前，要求尽快加强国内体制，以备应付外敌。这些情况，都要求尽快实行国政改革。这时恰好又加上得到了指明改革方法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过去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遣隋留学生，结束了多年的学习和钻研陆续归国。他们虽然是研究佛教、医学等各种专门学问的，但他们都共同关心隋、唐那种有深远理想的政治制度和完备的统治方式。回国后，他们宣传切身体验到的唐朝那种法制完备和势力强盛的情况，使国内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正是当前进行改革的样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所缺的只是等待发动改革人物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皇子、世袭祭祀神祇职位的中臣镰足和苏我同族的仓山田麻吕。这三人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于皇极天皇四年（645）在宫中太极殿诛杀了苏我入鹿，并迫使其父虾夷在私邸自尽，成功地消灭了代表旧势力的苏我氏一族。这样，使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以急风暴雨之势实行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
在645年的一次政变中夺得政权之后，皇极天皇开始土地改革的庞大计划————大化改新————目的在于通过把他们巨大的地产国有化的方式，打碎日本世袭的各地方家族的权力。首先，皇极天皇派遣大批的测量员为每一块地的地形与自然资源编制目录，画出地图。此图显示一块在摄津国属于东大寺的地产，边界是群山，其中有一条河穿过，测量员将其按份地大小分成了矩形的方块。农民们分得一块土地，其大小依据他所要养活的人口数来决定————但并不是无偿的。为给政府筹措资金，皇极天皇对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各种高额赋税，包括一种对所有成年男人的税。纳税人是没有可能逃税的：帝国的人口普查员给每一个家庭编辑详细的登计册。右上的文件登记着筑前国的物部家族的27个成员，包括姓名、年龄以及每一个人的纳税等级。税务负担沉重，致使许多农民放弃土地，迫使政府把土地免税地还给原来的贵族。
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各项事业，是在诛灭苏我氏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这一天，孝德天皇取代皇极天皇即位，立中大兄皇子为太子，废除以往的大臣、大连制，设左大臣、右大臣、内臣等官职，并设国博士作为最高顾问，由唐朝归来的僧旻和高向玄理担任此职。革新首先从刷新政府干部的阵容开始，接着大会群臣，把新政的精神奉告天地神祇，发誓自此以后，君无二政，臣不叛君，重新确认了宣称天皇权威绝对性的十七条宪法所宣扬的理念。这一天开始建立年号，名为大化元年（645）。改革的各项措施就这样陆续实行了。不过，在大化元年（645）时，基本上还是处于准备阶段。新政的主要内容，则是在大化二年（646）正月朔日贺正典礼结束时公布的四条革新诏书中发表的。其第一条是废除贵族所拥有的一切土地和人民，归属于国家。当时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和人民，包括本来属于他们的部曲和田庄以及侵占皇室、皇族所有的“子代入部”和“屯仓”等，这一切都要废除，全部归公。这是第一条的主要目的。第二条是整修京师，确定畿内制度，并设置国司、郡司、关塞、介候、防人、驿马、传马等的地方制度；首次制定了国防、交通制度。第三条是制定户籍、计账和班田收授法。第四条是改革税制，规定田调、户调以及官马、兵器、仕丁、采女的贡纳等等。[10]
以上四条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条，它也的确是革新的最高纲领。如果考虑到以往社会混乱的产生，是由于贵族日益严重地私占土地和人民所致，天皇权威的丧失和国力的减弱，其根源也在这里，那么就可以了解这种否定一切私地私民的尝试，完全是一种拔本塞源的适当的改革。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旧势力的基础是不会这样轻易被消灭的。因而有人怀疑，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实行。所谓形式上的改革，是说它体现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的原理，承认它在形式上、名分上，都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但实际上在社会经济方面，对于人民生活来说，并没有重大改革的意义。这种主张还进一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那仅仅是一种统属关系的变更，上层建筑的变化，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主张，如果仅就这一条来说，大致还可以承认，但这第一条是原则性的规定，实行这一规定的具体条件，则在其他条文中有所规定。比如第三条的记账、班田，第四条的税制等等，都是把第一条的原则具体适用于社会的因素，它意味着人民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比如户籍和计账是全国人民的名簿，户籍是班田的凭据，计账是征收调庸赋课的依据，详细记载了各户的姓名、年龄、户主、户口、与户主的关系、身体特征、有无课役等等，是一部登记人民情况的底账。人民通过登记入册，就成了对国家执行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他们的姓名和籍贯得到国家的确认，没有正当的理由，不通过规定的手续，是不得更改和离开的。制定户籍、计账虽说是国司郡司的责任，但所依据的基础却是由各户户主申报自家成员姓名、年龄等的报表。实际上当时的许多户主可能没有胜任这项工作的能力，但由于他们尽量依法做了，因而带来了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也启发了大家参与基层组织的想法。它在一切方面都意味着比起以往贵族私有民的无秩序、无纪律的生活来，是一种伟大的进步。班田收授法当然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巨大变革。大化以前的土地所有情况是，有的人兼并了数万顷田地，可是另一些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大多数人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或是租种贵族的土地，苦于高额地租的盘剥；或是沦落为贵族富豪的隶属民，被驱使直接为其经营农业，生活贫困，前途无望。而班田法一律授予人民一定面积的田地，许其终身耕种。虽然田地不算多，但给予的居住宅地和栽培桑漆蔬菜的园地，却是相当宽裕的。他们有了口分田、园地、宅地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料，便由此成了独立自营的农民，前途当然不能不说是大有光明的。第四条的改正税制，也和人民生活有很大关系，税目绝不算少，但服劳役以往是每30户出一人，而新制是每50户出一人，负担大体上是减轻了。以往税制是各地分别征课，轻重不一，现在改为全国一样，这一点也使人民负担实质上得到了改善。上述情况说明，私地私民的归公，在形式上虽是隶属关系的改变，但同时在实质上却的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可以肯定，人民的生活由于革新而走上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道路，这种想法是不错的。
下面谈一下私有地私有民的归公，有没有得到彻底实行。这是很早就提出来的疑问。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估计这样做会使贵族在经济上遭受致命打击，他们不会同意这一改革的。这种想法毋宁说是庸人自扰，因为改革的计划者早已充分考虑到了对贵族进行经济补偿的办法。首先，贵族领到了封地，作为直接的补偿，在封地内指定一定数量的民户，他们的全部贡纳要交与封主。这种制度，可以说几乎完全保留了以往土地、人民属于私有时的实际效果。此外，根据位阶、官职和功勋，给与贵族官吏特别的土地和大量的俸禄。新制决不是要消灭贵族的经济力和打倒贵族阶级，而是要在新的国家机构中千方百计地保留他们，使他们的存在合法化。只要这条基本政策不变，贵族就不会有根本性的反对；当然可以设想开始时由于误解和手续上的一些困难，未能顺利进行。盛传中大兄皇子这一年率先献出了自己的私地和私民，这就表示了初期很难为人所理解。后来到天智天皇时，部曲制曾一度有所复活，但不久就取消了。可见实行起来会有曲折，但方向是确定无误的。总之，私地私民的归公是实行了，全国的土地人民成为公地公民这一课题是解决了。
从上面在经济方面对贵族给以补偿中可以看到，改新并不是极端过激的改革，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方针，旧制度只要对改革无妨就保存了下来，形式上虽改变了，但实质却没有变。这也是革新所以能够比较顺利进行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不彻底的改革也给后世留下了课题。食封当是其中的一例，而过去的地方豪族国造，在新制度下担任了地方官郡司，这是旧势力利用新制度的形式继续保存的实例。另外，新制也几乎否认了氏姓制度的意义，但并没有将其废除。此外，作为整个改革指导思想的基础中，儒家和法家等外来思想，虽然占有很大比重，但固有的神祇思想，也同样受到重视。神衹思想并不是可以同儒家、法家思想并存的思想体系，不过是一种具体的祭祀仪式。但尽管广泛吸收了外来思想，同时还始终保存了固有的仪式，并承认其优越地位，这种做法也是改革并非过激的革命，而是稳健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月朔日的革新诏书颁发以后，政府还不断下诏加以补充，并力促实行。其中大化二年三月发布的废除旧俗诏书，说明革新注意到了人民生活的细节。其中列举的各种具体生活情况有：民间强者对弱者的不法行为；男女之间男子对女子的残暴；交通要道两旁的住户对旅行者的不友好行为等等，表示社会上贪婪之风，灭绝人伦，无视正义和以强凌弱的风气。诏书列举这些现象，意在扶弱抑强，实现社会正义。这正是新政的伦理向民间的渗透，是新政对被压迫者的解放寄予深刻关心的明证。同样的精神，在大化元年制定的钟匮制度中也可以看到。钟匮制度是对于控诉的人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时，可以将其原由写成文件，放入朝廷所设的匮箱中。这个匮箱每天早上打开，将其中文件上奏天皇，天皇指示群臣加以断处。如认为断处仍属不当，还可敲响朝廷设置的钟进行申诉。这一制度可使人民有二次直接向天皇申诉的权利，与前代相比，不能不说是明显地尊重了民意。另外，与此相联的是，政府对实行新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表现在这种钟匮制度立即得到应用，地方人民对官吏恣意扣留因公进京的人们充当杂役提出申诉时，天皇对此深表遗憾，责令取消其杂役。这样的精神，也同样能见于大化二年（646）八月，把在元年八月任命的国司召集到京师，评判其一年中的功过，严戒其不法与私欲；强烈要求官吏发扬道义，提高效率，并在其赴任一年后进行审核。这充分体现了政府革新政治的干劲和追求理想的热情。大化改新之所以能顺利推行，其大部分理由就在于统治者这种高尚的理想和十足的干劲。[11]
天智天皇像
天智天皇，日本第38代天皇（668——671年在位）。父为舒明天皇，亦称中大兄皇子。645年（大化元年），与中臣镰足计划讨平苏我氏。继而以孝德、齐明两天皇之皇太子身份，从事对大化革新各项政策的拟定和实行。其间，依百济之请，派援军支持朝鲜，但在白江口之战中大败于唐朝与新罗的联军。660年，齐明天皇死后，从事内政的整顿，迁都于近江的大泮。662年奉皇令与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668年即位。670年2月制成《庚午年籍》，是为日本最早的全国性户籍。
政治形势的演变
大化改新的原义应该只限于大化年间（645——649）的改革事业。因为到了大化以后的白雉年间，统治者早已失去大化年代那种改革的热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从广泛的历史角度看来，要了解革新这一改革国政运动的全部过程，其时间范围应该再后延50年，直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因为这时制定的《大宝律令》，可以看作是改新在形式上的完成。下面谈谈大化以后政治形势的演变和大宝律令的内容。
继孝德天皇之后的齐明天皇时代，革新事业不但没有明显进展，甚而连理想政治的精神也丧失了。这个时代值得特别提出的事件是阿倍比罗夫开拓东北的进展和救援百济的战役。这时对东北部的开拓，已一直进展到了北海道，但只是沿着海路确保了一些日本海岸的要地，并没有在内地扶植起巩固的势力，结果在开拓东北的事业中，仍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未着手的部分。[12]
齐明天皇六年（660），唐与新罗的联军攻陷了百济京城，国王及其一族都为唐军所俘，国家灭亡。但遗臣中有人企图复兴，想迎立以人质身份留在日本的王子丰（也称丰璋）为王，并请求我国派遣救援军。我国对这件事十分热心，在送回丰的同时，天皇亲临九州行宫，策划派遣援军。不期天皇死于行在，中大兄皇子继位，派送了大量的援军和军需品。最初，复国的义兵占有优势，但不久因君臣之间发生内讧，军势衰败。我国前去救援的水军，在白村江（白江）江口与唐和新罗的联军作战失败，战局遂定。百济王丰逃往高句丽，我国败军撤回日本，百济的遗臣也有不少同时来到日本。面对唐与新罗的优势联军，日本之所以站到决无胜算的复国义军一边，可能是出于不忘过去情谊的侠义精神，抑或因为百济作为日唐通交的中间站是绝对必要的。不论哪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想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说还有着更深远的精神意义，因为它是行将最终结束4世纪以来日本经营半岛政策的重大时刻，舍不得放弃传统上对朝鲜半岛的经营，便倾注了举国的力量，振起了进行最后决战的勇气。结果以惨败告终，真正结束了日本经营朝鲜半岛的政策。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被彻底清除，半岛完全脱离了日本的羁绊。这是古代史上的一场大悲剧（}kt}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朝鲜、台湾，并侵占中国东北建立傀儡国家，更进一步用武力侵入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当时一些御用学者为其强盗行径制造出一套强盗逻辑。这里称古代朝鲜之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到自己的祖国为悲剧，就是其具体的表现。著者是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受这种强盗逻辑的熏染，以致在形势大变的今天，还不免流露出来。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一译者}/kt}），并由此开始了后来长期决定日本历史命运的对外政策走向消极的道路。不过，这个命运本是一个世纪以来就大体上预见得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它恰恰发生在刷新国内体制的过程中，这真是命运的恶作剧。起初积极派遣和撤回援军的天智天皇，这时就只能转而整顿国内体制，朝着争取大化改新成果的道路迈进。[13]
天智天皇像
天智天皇时，首次进行了制定律令的尝试，以从形式上来固定革新政治。这个律令以天皇都城的所在地近江为名，称为《近江令》。天智天皇死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叔侄（大友皇子与大海人皇子）之间发生争执，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壬申之乱。内乱平息后即位的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更加致力贯彻革新政治。从制定律令、改正冠位、废除部曲、整理食封等措施可略知其施政的大概。革新政治中，本来没有给佛教以重要的位置，但这时采取了积极发扬佛教的政策。不仅造寺、写经、读经盛行，并在指导政治的原理中也明显地渗透了佛教精神。这个时代还制定了八种姓（}kt}八种姓，原文是“八色姓”。这八种姓是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这八种姓仍然是有尊卑之分的，可以说是用新的形式来代替旧的氏姓制度，目的在于确立以皇亲为最高的身份制度。所以一开始，真人只授给旧制度的公姓，朝臣授予原来的臣姓，宿祢授给原来的连姓各氏族。————译者}/kt}），给已经徒具形骸的氏姓制度注入了新的意义。当时还首创了大尝祭、祈年祭等重大祭祀，对神祇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整顿。革新政治在经过这些时代以后，丰富了内容，一面进一步同旧制度保持调和，一面坚持其基本精神不变，朝着建设文化国家与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14]
《大宝律令》
经过天智天皇颁发的《近江令》、天武天皇颁发的《飞鸟净御原律令》，到文武天皇颁发的《大宝律令》，历代律令的修订工作基本完成。后来在养老二年（718）虽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但那仅是枝节的修改，而且《养老律令》在制定以后，近40年没有实行，所以《养老律令》[15]的位置，实际上完全可由《大宝律令》来代表。《大宝律令》是把大化改新的纲领，其后50多年实施新政的经验和中国历代编纂律令的经验、教训，融汇在一起，经过仔细推敲而制定的一部完整的国家基本法典。它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兼具高度的文化性和伦理性。圣德太子的文化国家理念和大化改新的法治国家观念都凝聚其中，是古代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的最高统一表现。而且以此为准绳的政治方式，规定了其后持续长达400余年的古代社会的本质；其效力形式上一直持续到明治年代初期。律令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律令总括地构成了一个法律体系，如果细分的话，则律相当于刑法，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等。《大宝律令》是由律6卷、令11卷组成的（《养老律令》各10卷）。现在分别从官制、身份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概述它的内容。
官制
官制的特点在于具有完整组织的综合、统一的制度，最好地体现了律令的形式性。中央政府由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构成。二官是神祇官和太政官，前者掌祭祀，后者是最高行政官厅。以往盛传首次把神祇官与太政官分开是因为根据国家的风习重视祭祀神祇而来，但不能误解的是，并不是在太政官之上又设置了神衹官。由其成员来看，相差也很悬殊。太政官的长官位阶是一位或二位，而神祇官的长官却是从四位下，在行政事务方面，神衹官也要接受太政官的指示。八省是在太政官之下分掌行政事务的官厅，有中务（掌管侍从、诏敕、传奏等宫中事务以及位记、户籍等）；式部（掌管文官的进退、朝仪、学校）；治部（掌管姓氏、继嗣、丧葬、佛寺、外国事务）；民部（掌管一般民政）；兵部（掌管武官的进退、士兵、武器等）；刑部（掌管司法）；大藏（掌管出纳、调、贡纳物、金银、物价、度量衡等）；宫内（掌管宫中庶务、供奉、营造）。各省管辖若干下属的职、寮、司等官厅。比如中务省下面有中宫职和左右大舍人、图书、内藏、缝殿、阴阳六个寮；画工、内药、内礼三个司；宫内省下面有大膳职、木工、大炊、主殿、典药四个寮；正亲、内膳、造酒、锻冶、官奴、园池、土工、采女、主水、主油、内扫部、莒陶、内染十三个司。一台是弹正台，是负责整饬风俗，弹劾不法官吏的独立官厅。五卫府是卫门、左右卫士、左右兵卫；负责宫城、卤簿等的警卫工作，与此类似的还有左右马寮、左右兵库。这些官厅原则上都是由四个等级的官吏组成，即长官、次官、判官和主典。其职称也有严密规定，省一级为卿、辅、丞、录；职一级为大夫、亮、进、属；寮一级为头、助、允、属；司一级为正、佑、令史。只有太政官例外，长官为太政大臣、左右大臣；次官为大纳言；判官为少纳言与左右大中少弁；主典为大少外记与左右大少史。其中太政大臣最为特殊，以道德辅佐君主，负有调整四时之和的任务，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也就不一定常设，它是充分体现了律令的教化政治和儒教政治精神的官员。
地方行政组织，全国一律分为国、郡、里三级。五十户为一里，二里以上二十里以下为一郡。郡根据里数不同，分大、上、中、下、小五等。国分大、上、中、下四等，其区分的标准没有规定。国设国司，郡设郡司。作为特别行政地区，京城设左右京职；摄津设摄津职；九州设大宰府。国司与中央官职完全同级，经常相互交流。郡司的长官（大领）、次官（少领）由国造中选任，下级官吏（主政、主账）也由当地人中选任，在各方面都和中央官职性质不同。至于里长则是当地人的义务性职务，不认为是官职。
官职与位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官职都有相应的位阶，位阶是担任官职的前提条件。位阶是从以往的冠位十二阶演变而来。亲王从一品到四品有四级，诸王从正一位到从五位下有14级，各大臣从正一位到少初位下，有30级。担任官吏的一般条件是德行卓越，才干高强，贡献大。具体来说，或是大学毕业考试合格者，或是各地（国）推荐经中央考试合格者，或是根据父祖的身份授予一定位阶者。中央在式部省管辖下设有大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关，地方则在各地设置国学，培养官吏。大学和国学的基本课程是学习儒教经典，明经道，此外还附设有音、书、算诸科。一般官吏每年要考核其学习成绩，根据六年中的成绩来升迁、调转。各种官职通用的考核标准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四条（称为“善”），此外各种官职还各有特殊的标准（称为“最”）。善与最的数字决定位阶的升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律令制下的官吏不单是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而且还要担当以德行教化人民的责任。这完全是想在实际上推行儒教所追求的教化安民的圣贤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与地方人民直接接触最多的国司，责任十分重大。国司掌握地方政治的全权，不仅能左右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国司人物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地方的兴废。
身份制度
人民的身份，大致分为良民与贱民两种。良民包括一切自由民，是指从皇族、贵族直到一般农民的大多数人民。皇族分为亲王与诸王：亲王指天皇的皇子、兄弟姐妹，诸王则指从二世以下到四世王，五世王虽称为王，但不包括在皇族范围以内。贵族是指五位以上的有位阶者，他们拥有巨大的社会经济特权。四品亲王和三位以上的诸王诸臣领有封地，五位以上的授予位田和位禄，此外还对其位阶相当的官职，授予季禄、职田、公廨田等等。三位以上的子孙和五位以上的儿子称为荫位，到达一定年龄后即可蒙受叙位的恩典。一般的有位者免除课役及其他义务。平民是指六位以下的有位者到品部、杂户这一范围很广的阶层，主要是一般农民。农民耕种口分田和其他田地，负担租、庸、调和杂徭等课税，兼负兵役等义务，是生产者阶层，占人民中最大部分。他们每一户都由直系亲属、旁系亲属、隶属人等组成一个大家庭生活。每五户组成一组，叫作“五保”，担负相互扶助的任务。50户组成一里，这在前面已经讲过。每户里面，往往又有由几个以直系亲属为中心的小家庭组成，它是这个复杂的大家庭的下级单位。在这种场合，前者称为乡户，后者称为房户，加以区别。最下层的良民是品部和杂户，它与一般农民身份多少有些不同，是前代某些部民继承了其世袭职业和与官府的隶属关系而沿袭下来的，他们不交调庸，或为官府劳作，或交纳其手工制品。贱民是不自由民，其中可分为陵户、官户、家人、公奴婢、私奴婢五个等级。陵户是守卫山陵的人，其境况大致与杂户相同，但由于忌讳死秽的思想，把他们列为贱民。官户隶属于宫内省的官奴司，家人是隶属于私家的准奴隶，官户与家人身份相等，从其可以组织家庭，从事私业这一点来看，比奴婢身份略高。公奴婢和私奴婢的身份最低，被看作是主人的财产，可以随便买卖或转让；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们，犯了罪后，经官府许可，还可以处死。他们必须和身份相同的人结婚，其子女也必须留在同等身份内。所以产生这种贱民制度，是由于过去奴隶身份，不但没有解放，反而仿效唐朝的贱民制度，规定了一些复杂的等级。律令的形式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出来。贱民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但法律规定，贱民到了高龄，或是主户断嗣时，可获得解放变成良民。此外，也有不少人因申报户籍的错误，而变成良民的。历史事实是，贱民后来逐渐减少，到延喜年间（901——923）用法律宣布了废除贱民。即使在最盛时，贱民的人口也远远不到总人口的1/10。
土地制度
律令的宗旨是把全国土地作为公地。土地有所谓园地、宅地等田地和住宅地、山川薮泽等杂种地。其中最重要的、经常成为政治经济对象的，是栽培主食水稻的水田。田地从缴纳贡赋的角度来说，可分为输租田、不输租田、输地子田三种；从使用的主体或性质方面来说，可分为许多种类，有口分田、位田、职田、公廨田（以上二种在《养老令》里称为职分田）、功田、赐田、屯田（在《养老令》里称为官田）、神田、寺田、垦田等等。输租田是向官府纳租的田，包括口分田以及位田、赐田、功田、郡司职田、垦田等多种田地；不输租田是不纳租的田地，包括神田、寺田、公廨田等等；输地子田是指出租一年，每年要交纳收获量1/5的田地，口分田中分剩下的所谓剩田，就属于这一类。口分田是班给全体人民的田，凡人民满6岁以后，男子每人可分2段（}kt}段，当时日本的面积单位，按“改新诏书”规定，“凡田长30步，广12步为段。”————译者}/kt}），女子可分到其2/3，即1段120步，家人和奴隶则为良人的1/3，即240步（家女、婢则为160步），许其终身使用。许多学者指出，口分田是律令土地制度的核心，在这方面虽采用了唐制，但并非照搬。唐朝是按劳力班田，只注重收获的效果，而我国却是授给广大人民使用之利，富有均分土地的精神。位田是授予五位以上者的，职田是授予大臣、大纳言等高级官僚和郡司的，公廨田是授予大宰帅以下各国司的，功田是授予立功者的，赐田是根据特别恩赐而授予的，屯田是设在畿内，专为供奉天皇的，神田、寺田是属神社佛寺所有的，垦田是新开垦的田。由此可知，位高居官者则授予大量土地，所以，律令那种均分土地的精神，只是就口分田而言，并未贯彻到其他方面。神社、佛寺对神田、寺田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要比其他各种田地强大得多，几乎近于所有权。功田根据大、上、中、下的等级，其世袭程度不同，大功田准许代代世袭，实际上近乎私有。因此，土地公有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就不能不认为是例外了。这些同后来规定允许垦田私有结合起来，成了使律令土地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温床。园地和宅地是和口分田一起班给各户的土地，园地供栽培桑、漆、蔬菜用，份额因土地状况而有所不同，但原则上是均分的。按后世法律家的说法，园地每人可分到三四段，并不算少。园地和宅地不像口分田那样收受，可以自由买卖，几乎就是私有地，这里也存在着产生土地私有制的因素。耕地以外可供生产的土地统称为山川薮泽，律令规定，由此所得利益由公私分享，即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山野伐木刈草，下河下海捕鱼拾贝。虽有这样的规定，但不久演成的结果是，那些有资力的贵族富豪便凭实力占有这些无主土地，不许他人使用，造成了产生大土地所有的重要原因。
财政制度
全国的土地虽都是公地，但国家直接使用的土地，除剩田外几乎没有，大都授予人民使用，所以国家的财源只有依靠人民的贡纳。人民的贡纳分好多种，最主要的是租、庸、调、杂徭四种。租是缴纳稻谷，所授田地每段交2束2把（}kt}束、把，当时日本计算粮食的单位，1束10把，用手抓稻谷，以满为度，3次的量称1把。————译者}/kt}）后改为1束5把），大体上是收获量的3%，比率并不算高。调和庸是向成年男子课的人头税，21岁至60岁的男子为正丁，61岁至65岁为老丁，17岁至20岁为少丁（《养老令》称中男），负担额按正丁1人等于老丁2人、少丁4人的比率递减。调是缴纳绢、绝、丝、绵、布等当地物产，并附缴副产品紫、红、蓝等染料和其他食品杂品等；庸是用布来代替每年正丁要到京城服役10天而缴纳的。调、庸每年从八月中旬开始，到十二月三十日为止，不论多远的地方，也都要到京城缴纳完毕，其运输费用全部由缴纳者自行负担。杂徭是国司责令人民负担60日以内的地方杂役，它与庸不同，总是以劳役为主。从上述可知，租比较轻，但调、庸、杂徭的负担却非常重，总的说来，成年男子负担过重。此外还有义仓，为备荒每年要上缴一定数量的谷子；还有所谓出举，强迫接受贷给的稻谷，责令缴纳利息稻；还要到军团服役当兵，到京城当卫士值勤，到西部边疆当防人防守边疆；每50户中还要抽选仕丁2人到中央官府服务等等，负担很多。在这些贡纳中，政府把租的大部分留给国郡，责由国司管理，专充各地方的经费，剩余责令贮存。租的部分稻谷贷给民间，收取利息稻，以求增加财源。另一部分则舂成米运往京城，上缴大炊寮作为各司的食粮。调、庸的物资全部充作中央政府的经费。官吏的薪俸————季禄和位禄、神社的币帛、佛寺的布施、宫廷的费用和朝仪的经费等多由此支出。国家的全部岁入全都来自人民贡纳，人民的负担自然很重，一旦贡纳不能按照规定缴纳，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危机。
司法制度
律令官制中，没有司法官与行政官的区别，行政官署同时也就是法院。法院是有等级的，下级法院在地方上是郡司，在京城则是各司；其上级在地方上是国司，在京城则是刑部省，再上面则是太政官、天皇。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笞是用竹鞭抽打，鞭打次数从10至50分为五等；杖也是用竹鞭抽打，只是次数是从60至100分为五等，徒是下狱拘禁，从1年到3年分为五等；流是送往流放地充当使役，按流放地的距离分为远、中、近三等，近流在越前、安艺；远流则到伊豆、安房、常陆、佐渡、隐岐、土佐等地，死刑有绞与斩两种。不同的官府判决轻重不同的刑罚，郡司只能判决笞罪，在京各司判决笞刑和杖刑，国司判决杖刑和徒刑，刑部省判决徒刑，太政官判决流刑，天皇判决死罪。尤其是死罪，要三次上奏天皇请求考虑才能裁决，采取了十分慎重的做法。司法制度中也明显地贯穿着儒教的教化政治精神，比如规定了“八虐”这种特殊的罪行，是所有犯罪中最严重的，即使在恩赦时，也不赦免。所谓八虐是指谋反（危及天皇）、谋大逆（毁坏山陵、皇居）、谋叛（反叛国家）、恶逆（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不道（杀死一家三人以上或毁尸）、大不敬（毁坏大神社或盗窃其神宝）、不孝（控诉或咒骂祖父母、父母）、不义（杀害主人、本国国守或师长），这里充分体现了儒教的家族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另外还不应忽视法律的阶级性，即对上级阶层触犯刑律而量刑时，明显地酌情轻减。最有资格接受减刑的称为六议，即议亲（皇族等）、议故（旧故）、议贤（德行）、议能（才干）、议功（有功勋者）、议贵（三位以上）。六议以下而有位阶者也可以按其位阶减刑。极端说来，这些人只要不犯八虐杀人等重罪，一般刑罚可以说几乎加不到他们身上。他们只是通过解任、免职等降低其位阶，辞官视同他们服徒刑以下的刑罚。其他的罪行，也可以课以叫作“赎铜”的罚金来抵偿。
天皇的地位
律令制度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上述以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规定，这里就省略了。最后说一下天皇的位置。从表面看来，律令中几乎没有关于天皇的规定，这并不是说律令不重视天皇，恰恰相反，正是认为天皇地位重要，不能为法律规定所限。在律令中，天皇不仅是历来那种宗教式的、族长式的首长，而且兼具德治国家的圣天子和法治国家的专制君主的性质，巍然高踞人民之上。主持传统的神祇祭祀，听取一切重大政务的上奏并加以裁决。作为人民的父母，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建立一个道德蔚然成风的理想国家。天皇没有一寸私有土地，本来领有天下土地的天皇，应受天下供养，无须拥有区区的私有土地。不过，这种理想的天皇地位，在现实中却很难保持。天皇并非总是具有完全的君德、才能的，其权力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移到辅弼的臣僚手里。国家的财政机构并不总是那样健全，天皇也不能只依靠国家的供养。后来天皇权威的衰退和规定皇室私有地等现象，可以说是孕育于这些与律令规定完全相反的事实之中。
第三节 古典文化的繁荣
奈良时代
大宝律令制定后九年、和铜三年（710），首都迁到大和的平城（奈良），以后有七代七十多年间，首都基本上都在这里。比起过去，每一代都要迁都，这是一个进步。很有意义，一般都把这七十余年作为一个时代，称为奈良时代。首都在哪里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并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个时代政治史上的意义莫如说是在于，它是实行律令政治的初期，是以佛教为中心的各种文化取得惊人发展的时代。现在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情况来说明这个时代的性质。
奈良首脑的保护者
奈良王朝是8世纪日本的统治者，他们也模仿中国组建了一支卫戍部队。由于把没有军事才能的贵族青年安插其中，使部队战斗力削弱，王朝最终为此付出了深重代价。
政界的变迁
制定大宝律令的文武天皇早已逝世，接下来是元明、元正两代女帝。这一时代律令政治顺利实行，儒教文化昌盛，国运上升。如果用中国的例子来说，那么可同汉高祖以后的文帝、景帝那样节约国用，为后来武帝打下了飞跃发展的基础相比。相当于汉武帝的是圣武天皇，圣武天皇起首也是实行儒教政治，后来逐渐受到佛教精神的熏陶，最后到达佛教至上的世界观，转向了佛教主义政治。天皇当然不是只从佛教中寻求自我超脱，而是希望佛教能发挥安民保国的效验。当时律令社会的矛盾愈趋表面化，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疫病，贫民增加，政治陷于困难，只凭儒教的教化政治观念早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佛教的说法却能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从天武天皇时起流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仁王护国般若经》，宣扬诵读和讲说这些经文的功德，可以保护国王的安泰，国土的安全，消灾解难，得到天王保护。另外，佛教的仪式很有魅力，使憧憬于异国文化的上层社会人士，对之怀有一种深厚的信赖感。在庄严的寺庙、端庄的佛像前面反复诵读难解的经典，使人感到庄严；华丽的仪式，会带来巨大的效验。圣武天皇的佛教政治，其根本精神是以君王具有一种护国安民的自觉责任感为基础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有其不健康的一面，即憧憬新文化流于粉饰外表。而这不健康的一面发展下去，竟使整个时代的历史都变得暗淡无光。这点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圣武天皇像
圣武天皇（701——756），热心佛法，推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圣武天皇在位期间（724——749），处理天灾地变、氏族对立、叛乱等政治危机极为得体，并极力采纳唐代文物制度，用以充实国政。信仰佛教，创建国分寺、东大寺。743年（天平十五年）下诏在奈良东大寺内建造著名的卢舍那大佛。两次派使赴唐，学习中国文化。因其倡导，使日本文化出现繁荣景观，史称“天平文化”。756年病卒。其文学功底很深，自幼吟诗会友，其作收在《万叶集》和《续日本纪》中。
东大寺大佛殿
东大寺，日本古代佛教寺院。741年圣武天皇下诏仿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兴建。因位于平城京（奈良旧称）之东，故名东大寺。
该寺坐北向南，寺门重建于1199年，按天竺式样建造，有18根长约30米、直径约1米的木柱，是日本最大的寺门。大佛殿始建于公元752年，1708年重建，面宽57米，进深51.5米，高46米，为世界最大、最高的木构大殿。又经1903——1911年和1974——1980年两次大整修。殿内供奉铜铸大佛。殿前有创建时期的遗物“金铜八角灯笼”。殿的东面有钟楼，13世纪重建，内有752年铸造的梵钟，高3.86米，口径2.74米，重26.3吨，为日本最大的古钟。殿的西面有戒坛院。754年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在殿前修设戒坛向圣武皇上、孝谦天皇以及僧侣们讲授戒律，创建了律宗。次年将戒坛移至现址，江仁时代重建。殿北有正仓院。
圣武天皇推行佛教政治的事迹很多，其中最伟大的是创建国分寺和东大寺。国分寺是在全国各地一律建造僧寺和尼寺，修七重塔，安放1丈6尺高的释迦像，并在寺中置备有《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和《大般若经》的抄本等等，凭宣讲诵读这些经文的功德来祈祷各地方的平安。规定僧寺有僧20人，尼寺有尼10人。这好比政治上设置国府、任命国司掌管民政一样，在佛教界也设了普度众生、守护国土的地方机关。这说明中央集权机构的势力渗入到佛教界，佛教渗入到地方政治。在决定在各地方修建国分寺的同时，圣武天皇又决心在首都建造一尊卢舍那大佛，理由是佛恩还没有遍及天下，要借此三宝的威灵感化天地，修造福业，使天下众生万物繁荣昌盛。而且这不能只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要允许天下有志者都来参加，哪怕是献上一根草、一把土。要建造5丈3尺高的金铜大佛，当然在资材上或技术上都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由于君民的不懈努力，经过10年时间，终于建成了佛像殿堂。天平胜宝四年（752），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大佛开眼仪式，这就是东大寺的大佛。大佛作为《华严经》的本尊佛，表现要普救众生，恩及四海，大慈大悲，这也象征着圣武天皇治国安民的热烈的理想。另一方面，能够完成这样巨大的事业，是以说明当时文化水平的进步和国家经济力量的充裕。庄严的大佛威容，是最能够说明当时天皇的权威和国家实力情况的纪念物。[16]
中臣镰足
奈良时代大力推行佛教政治，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当权者频繁更替和政界不断发生阴谋倾轧的情况。在形式上否定了旧日氏族世袭的政治方式，采用了选录人才的新方式，但实际上新旧交替实行得并不彻底，在刚刚实行的新方式中却不知不觉掺杂了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政界的稳定根本实现不了。以天武天皇诸皇子为中心的皇族担任知太政官事等高官，掌握政权，但到天平元年（729），左大臣长屋王以谋反罪被诛后，皇族势力就衰微了。这件事似乎出于藤原氏的策谋，藤原氏日见得势之后，为消灭反对势力，采取了强硬手段。藤原氏自镰足（}kt}中臣镰足（614——669），古代中央贵族，大奴隶主。策划并辅助中大兄皇子完成大化革新、打倒苏我氏之后，成为当时日本朝廷中的重臣。天智天皇时担任大织冠、内大臣等要职，树立了律令制的基础。以后赐姓藤原，为藤原氏的始祖。一直到平安时代，藤原一族在日本朝廷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译者}/kt}）以来，作为律令文化政治的实行者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贵族的首领，镰足之子不比等把女儿送进文武天皇和圣武天皇的后宫，由此得以与皇室结为姻戚，但以后的发展，并不顺利。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先后死于天平九年的疫病；其中宇合之子广嗣，在九州举兵，标榜要清君侧，但被讨伐的官军所诛（天平十二年，740年）。广嗣的清君侧，对象是新从唐朝回国的僧玄昉和吉备真备（}kt}吉备真备（695——775），原姓下道，出身于备中国（冈山县）下道郡一个地方豪族奴隶主家庭，其父国胜是一个下级官吏。15岁左右通过考试，入当时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大学寮，22岁时被派遣为入唐留学生（同时被派的有阿倍仲麻吕、玄昉等）。养老元年（717）三月，随遣唐使多治比县守入唐，九月底到达长安，入国子监求学。天平六年（734）十一月，随上年来长安的遣唐使多治比广成一行回国，携有《唐礼》、《大历衍经》等不少书籍及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多数先进器物。吉备真备在唐18年，遍学法律、算术、音韵、天文、历法及兵法等各方面知识。回国后供职中央朝廷，以后和同在唐留学的玄昉从事唐化改革，天平十八年（746）赐姓吉备，天平胜宝二年（750）左迁到九州，次年被任为遣唐副使。天平胜宝四年（752）入唐，次年回国。天平宝字八年（764）转任造东大寺长官后不久，因有惠美押胜（藤原仲麻吕）的变乱，被命指挥军队，平叛后任中纳言、大纳言、右大臣等要职。宝龟六年（775）以81岁高龄逝世，是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各方面极有影响的一人，尤其是在盛唐文化的传入方面，其功甚伟。————译者}/kt}），这两个人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股政治势力。玄昉是后来继续推行佛教政治的行基、良弁、道镜等人的先驱；吉备真备生在备中一个郡司的家庭，因其才学而官至右大臣，是新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除此以外，和藤原氏对抗的势力，还有敏达天皇后裔的橘诸兄，他属于保守的旧贵族阵营。圣武天皇则位于这些政治势力之上，让他们都来为实现佛教政治而出力。但他没有儿子，而由皇女继位。皇女继位后，各派势力立即失去均衡，特别是由于女帝孝谦天皇个人的好恶，出现了一批宠臣，搅乱了政界。最初的宠臣是藤原仲麻吕（后来赐名为惠美押胜）。对于仲麻吕的专权，大伴、佐伯等旧氏族联合起来，以橘诸兄之子奈良麻吕为中心，计划推翻仲麻吕。可是这种策划没有成功，（天平宝字符年，757年）反而加强了仲麻吕的地位。他试图扭转佛教政治的方向，实行儒教政治，凡事模仿唐风，奖励孝道，提倡文治武功的政策；采取了改正官名、征讨新罗等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的措施。但是，佛教徒的势力不能容忍仲麻吕一直专权下去，而女帝的爱宠又转到了主持宫中佛教仪式的僧道镜身上。仲麻吕终于发难被诛（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于是又恢复到佛教政治的轨道上。不过，这次已超出了佛教政治的范围，成了淫佛之政。道镜任太政大臣禅师，接着又被授予法王称号，接受百官朝贺，在新帝即位举行大尝祭时，在祭神之前要首先拜佛。这种情况再加上女帝无嗣这一自然条件，竟使道镜觊觎皇位的客观形势渐趋成熟。因道镜的专权而一时受制的藤原氏，并不会总是甘拜下风的，他千方百计让天智天皇之孙充当皇嗣，成功地拥立了光仁天皇。在新天皇当政下，藤原氏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与佛教的纠缠，决心重新实行原来的律令政治。这是直接继承这个时代前期元明、元正朝时厉行的律令精神，也是后来产生桓武天皇复兴律令政治的基础。奈良时代政权更迭的历史，不仅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者的兴盛衰亡，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外，还有随之而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内部政治思想的变化和文化价值观的演变。
镜饰
本图所示是一面以珍珠母、琥珀与玳瑁壳装饰的中国镜子的背面，一只犀牛图案出现在精美的花瓣中。出产在长江上游与黄河流域的犀牛因它们的角而成为众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犀角用来装饰一些消遣性物品。
经济的进步
班田制产生了自耕农民，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农民痛感收获不足，以及政府面临班授田地不足的情况，便认为有必要大量开垦荒地。养老六年（722）政府制定了垦田100万町步的计划，一般都认为这个计划是在东北地方，因为数字过大，具体情况不详。不过，由此可知开垦的热情和决心[17]。第二年，即养老七年发布了有名的三世一身法，对律令的土地公有主义做了根本的修改。这个法律规定，凡新挖沟池进行开垦者，准其三世（子、孙、曾孙）拥有所垦土地；依靠旧沟池进行开垦者，则准其终身拥有所垦土地。这个法律的公布，表明政府急切希望人民自发地去开垦土地，到天平十五年（743），更进一步将三世一身法扩大为允许垦田永世私有。于是人们竞相开垦，尤其是拥有充足劳力和生产资料的贵族和寺院等，大量增加垦田，以致酿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但大量开垦，国内耕地由此增加，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天平胜宝元年（749）规定了各寺垦田所有额的最高限度，东大寺为4000町（}kt}町，日本的面积单位，律令制时的面积，和后来的并不相同。律令制的1町=10反=3600步，而近世是1町=10反（段）=100亩=3000步。这里所说的是当时律令制的町。————译者}/kt}），元兴寺2000町，大安、药师、兴福、法华四寺和各国分寺各1000町，由此可知仅仅寺院的垦田规模，竟是多么巨大了。这固然是律令制内早已产生了大土地所有的一个实例，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耕地面积增加的实例，也是值得注意的。政府对灌溉事业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常常役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大兴土木，修建灌溉T.程。农具的供给也很充足，常用锄代替布帛发给官吏作为薪俸，在临时赏赐中，也常用大量锄来充当。从这些情况中不难看出，铁制农具已从上层阶级普及到一般人民中间了。
与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矿产品也有了显著增加。据天智天皇七年（668）记载，越后产出了石油。天武天皇二年（674），对马向朝廷进献白银，这是在日本首次见到的矿产白银。到文武天皇时，各地献上金、铜、锡、铅锡合金、白矾石等十几种矿物。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年号中，如因对马贡献黄金而改元大宝，武藏贡献自然铜而改元和铜。和铜六年（713），命各国编纂的风土记中，也载有国内的矿产资源情况。想要发展以佛教为中心的新文化，一定痛感需要矿产品等资材。凡是新文化昌盛之际，总是先开发矿产资源，这是古令的通例。此外，从近代初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古的所作所为，也可以了解到这种情况。
马鞍
这是保存在宗庙的8世纪的马饰的一部分。那里也保存着大量的剑、弓、箭与铠甲————在圣武天皇去世后8年发生的一场暴动中，其中很多东西遭到劫掠。
随着生产的发展，流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无论是藤原京还是平城京，在首都左右两侧都设有东西二市，这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官办市场。首都与各地方首府之间都开辟了交通干线。道路根据交通量的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等。山阳道是大路，东海、东山二道是中路，北陆、山阴、南海、西海四道是小路。在这些道路上来来往往的是鞭策驿马飞驰而过的官府信使，乘传马去地方的政府官员，驮在马上或由人背负去京城进献贡品的人民；此外也会看到从京城往地方运送商品、从地方往京城运送农产品的商旅。随着中央集权机构与交通路线的完善，物资的交换流通也一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促进交换和流通的媒介，货币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我国第一次铸造通货，大概是在天武天皇时，到持统天皇和文武天皇时还设置了铸造货币的官署————铸钱司。但到和铜元年（708）以后，政府才真正对货币表示了积极的关心，在铸造和流通上采取了重大措施。这个时期所铸造的“和铜开珎”是我国最早铸有文字的铜币与银币。铸造钱币的直接动机是当时武藏国恰好发现了天然铜矿，用以表示祥瑞。但是应该看到，在客观上，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货币流通的阶段。然而当时人民还没有领会到货币的方便，所以还得政府多方设法鼓励人民使用，这样才使货币能在以京畿为中心的地区开始大量流通。与此同时，出现了伪造的货币，使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为了防止币值下跌，并利用改铸以增加国库收入，在天平宝字四年（760）进行了改铸。新币有三种，即铜币（万年通宝）、银币（天平元宝）和金币（开基胜宝）。规定1枚新铜币相当于10枚旧铜币，1枚银币相当于10枚新铜币。接着天平神护元年（765）又铸新铜币（神功开宝）与先铸的新币等值流通。旧币与新币的比例之所以定为10∶1，是模仿唐朝改铸货币时的处理办法，政府自称这样做于民无损，于国有益，但实际上新币价值定得过高，所以币值不久就开始下跌，引起物价暴涨。和铜四年（711），1石米的价钱是33文，到天平宝字六年（762）已超过了1贯，宝字八年（764）竟涨到3贯，50年间上涨了100倍。于是政府不得不废除新币当十的法令，使新旧两币等价流通。尽管通货政策有过一些失误，但总的说来，当时钱币的信用还是很高，作为交换手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写经所需要的食品、纸张、笔墨都是在平城京市场上购买的，据购物账载，一切支付都用钱币。一天中购入的大宗物品有绝120匹，价123贯680文；纸7600张，价13贯50文；白米35石，价38贯820文，薪64担，价925文；炭100筐，价974文等等。[18]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市场上备有多种多样的大量商品，流通的货币量也颇可观。在这种情况下，钱货势必然会集中到富豪手中。这个时代末期，各地富豪献上大量钱币和稻谷，而被授予官位的例子很多。从进献的数额来看，最多的是1000贯，也有献2000贯或1200贯的。由地区而论，最多的是京城，远的也有常陆、伊予、因幡、长门、周防等地方。在这些边远地区都有钱币流通，这不仅说明这个时代经济的进步，也说明中央集权政治的彻底，政府的权威很高，能达到这些边远地区。
尺子与棋盘
来自东南亚象群的象牙，为上图所示的珍贵的尺提供了原料————从正反两面展示。图片中以檀香木镶嵌而成的棋盘，是圣武天皇宫中下围棋用的。棋盘被分成18行18格，棋子装在抽屉中的龟形棋盒里。
铜花瓶及木箭
图片中的铜花瓶和绘有仿羽毛图案的木箭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游戏用品。这种游戏也同样引起日本宫廷的兴趣。比赛是从一定距离努力把箭投入花瓶口中。
版图的扩大
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显著的事件，即版图的扩大，国郡的增力口。在东北地区要扩大版图，首先就得制服虾夷（}kt}虾夷，日本的一种少数民族，古代居住于日本列岛的东北地方，以后受大和族的压迫，陆续同化，北迁，据说到镰仓时代已完全同化，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又称虾夷是阿伊努人的祖先。————译者}/kt}）。因此，就不断通过征讨的方式，使虾夷人与内地人同化或逃往内地；平时推行的边境政策，也是通过征讨向前推进的。和铜元年（708）根据越后国的申请，首次建立出羽郡。五年之后，以出羽郡为中心，加上陆奥国的最上、置赐二郡，建立了出羽国。与陆奥同时作为平分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出羽国，就开始出现在历史上了。这也可以说是在前代阿倍比罗夫大致确定的开拓日本海岸这个骨骼上添上了开发内地的血肉。与此同时，太平洋岸的陆奥国的区域也扩大了。陆奥国于和铜六年（713）设置丹取郡（名取郡），灵龟元年（715）又添设香河郡、闭伊郡，养老二年（718）将该国南部分出建立石背、石城二国。天平时代，多贺城已成为既是镇守将军的驻所，又是该地区的首府，还在其北方各要地设置了城栅，作为前进基地。神护景云元年（767）又在其最北部建立伊治城，设票原郡，表示向北发展。在陆奥、出羽两国间，还开辟了联络路线，出羽在现在秋田地方设置了出羽栅，在其南边设雄胜郡。城栅的设置，具有深刻的军事意义，但郡的设置，估计则是供负担正规租税的编户民居住的，这说明它已确实编入国家政治经济圈内。这个时代，在百年左右的时间内，用如此惊人的速度开发了东北地区，最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国力的强盛。
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也不次于东北。九州南部是隼人的住地，前代已经归服，但仍不时掀起叛乱，每次都被平定下去了。和铜六年，在那里设置了大隅国，这对该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西南各岛，在天武天皇时也有多祢（种子岛）、掖久（屋久岛）、阿麻弥（奄美大岛）等处人来朝；文武天皇时除以上各处外，还有度感（德之岛）人；元明天皇时，还有信觉（石垣岛）、球美（久米岛）人来朝。政府也积极遣使前往该地勘探。南岛的开发，在当时是由于同新罗处于敌对关系，遣唐使船不能再经由朝鲜沿岸，不得不向南方探寻航路，这就需要把南岛作为停泊地，所以开发南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国力日见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和人民所具有的魄力，也是推动开发的一股背后力量。政府把掖久和多祢合并为多祢岛，列为国一级行政区，设与国司同等的岛司，下面设三个郡。这样，九州就有壹岐、对马、多祢三个国一级的岛屿，所以当时把九州地方总称为九国三岛。
持统天皇像
除边境之外，内地也随着荒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加，增设了国郡。丹后、美作、和泉、能登、安房等地方，都是在这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国，此外，还有到后来撤销的芳野监、诹方国等。郡的设置，由于数目繁多，无法一一列举，就不谈了。全国的国的数目，虽时有增减，但在元正天皇末年（养老五年，721）时，共有69国3岛，到孝谦天皇末年（天平宝字元年，757），则为65国3岛。
文化的特点
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无不与唐风有关。人们认为唐文化具有最高的水平，尽早达到它那样的水平，是当时一般的共同目标。这正和明治时代把欧美文化视作具有最高价值，而想尽快吸收并达到那个水平完全一样。就像明治时代频繁地派遣留学生赴欧美一样，当时，国家多次派出遣唐使作为外交使节，并有不少留学生也随同赴唐。在航海和造船技术还很幼稚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航海真是名符其实地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个时代共派遣了6次遣唐使（}kt}遣唐使，日本在公元6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以氏族为中心的奴隶主统治已不再适应，急需输入新的文化，生产技术和统治方法来维持和巩固贵族奴隶主政权的统治，所以圣德太子掌握政权以后，除在国内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外，还从公元600年起直接向中国派遣使节通好，并派遣留学生、僧随行，输入中国的先进文明，这就是历史上称为“遣隋使”的。唐代隋兴后，日本贵族奴隶主政权仍执行这方针，继续不断地直接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僧。由于其国内情势的需要，间隔的期间虽不尽相同，但使团的人数却逐渐庞大，有500多人的，由630年到894年管原道真奏请废止派遣为止，包括没有成行的在内，先后共任命、派出了19次。这些遣隋使、遣唐使（主要是遣唐使）使团的人们，回国以后对日本各方面所起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很多在日本古代史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如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吉备真备、最澄、空海都是曾随遣隋、遣唐使团而留学中国的。这里所说的“这个时代共派遣了6次遣唐使”。是指任命派遣以后而到达中国的次数，实际上经日本朝廷派遣任命的次数是8次，而不是6次。其中第十三次（761）和第十四次（762）两次，都是在任命以后，由于船舶破坏或因风向不顺，无法航行而中止出发，所以没有计入。但从任命的次数来说，应该是八次而不是六次。————译者}/kt}），分别是在大宝二年（702）、养老元年（717）、天平四年（732）、天平胜宝四年（752）、天平宝字三年（759）、宝龟八年（777）出发的。这些次遣唐使中，没有一次不在去时或回来时没有碰到危险的。其中有像在养老年间赴唐留学的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天平胜宝年间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在回国途中遇难，漂流到安南，终于没能回国而埋骨于唐的；天平年间的使者在回国时，船只遇难，其第三船漂泊到昆仑，115名乘坐人员中仅4人生还，第四船完全失踪。宝龟年间的使者回国时，也发生第一船舳舻折断，副使及答礼唐使等66人沉没海中，其他三船也分别漂流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尽管有这样的危险，但仍陆续任命和派出了遣唐使，这完全是由于移植文化的热情十分迫切所致，因而出现盛极一时的唐风文化的盛况，也可以说是当然的。[19]
玻璃碗
图片中的玻璃碗，可能制作于曾被罗马占领过的中东地区：这种工艺在那里十分流行，并被称为罗马玻璃。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运到长安，像这样的赠品最终被在唐朝的宫廷送往日本。
唐风文化从内容上来说，具有丰富的世界性。当时的大唐帝国，不仅统治着中国中原，而且北降东突厥，纳蒙古、西伯利亚于其统治下；西平回纥、高昌、吐蕃、西突厥等，置中亚细亚于势力之下，形成了与大食（撒拉逊帝国）、印度接壤的巨大版图。撒拉逊人在教祖穆罕默德的统治下，统一了整个阿拉伯，东灭波斯；由印度西北部进入中亚细亚；西侵小亚细亚，直逼君斯坦丁堡。穆罕默德创教以来一百余年，形成了一个从中亚到大西洋的东西长的国家，因其地理位置和人民经商的关系，在横跨欧亚的东西交通和东西文化交流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首都巴格达是东西贸易的中转站，拥有巨大无比的财力，表现了高度的文化。唐都长安的繁荣完全可以和巴格达媲美。长安不仅居住着中国周围各民族、国家的许多留学生和商人，而且印度、撒拉逊、西欧人及其文化也通过中亚大量流入，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文明都市。唐文化正如长安所象征的那样具有世界性，以广博和包容见称。我国与唐通交，向长安派遣使节，就意味着想通过大唐帝国而直接接触世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与各外国人结交。另外也给唐人及印度、西域人提供了来到日本的机会。当时到日本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有：东大寺大佛开眼时担任导师的印度婆罗门僧正菩提仙那、传来林邑乐的林邑（印度支那）僧佛哲、波斯人李密翳等。
地毯
一块羊毛制成的小地毯绘有波斯图案。在七八世纪，波斯的工匠们沿丝绸之路迁移，并在长安和远东其他商业中心建起他们的商店。这些精美图案就很快被当地的工匠们所吸收。
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具有丰富的世界性，所以充满明朗豁达的气氛，呈现出清新活泼的姿态。这是象征着国运的兴隆和版图的扩大、充满了光明与希望的国家的文化。不过，这种光明与希望，并不属于庶民阶层，而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因而就不免有这样的批评：只属于上流阶层的文化，无论怎样繁荣，从全体国民看来也不能说是健康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旗手是上流阶层，但我不认为，庶民阶级就因而被完全排斥在外，没有沐浴文化光明的机会了。恰恰相反，这个时代，庶民参与上流阶层文化程度之深，超过前后两个时代。在圣武天皇的天平时代，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天平六年（734），在宫城的朱雀门外举行歌会，在天皇亲临之下，有包括皇族、贵族在内的240多名男女参加，都城中男女市民可以自由参观。神龟元年在宫中举行骑猎，从亲王以下直到庶民，凡有把握者都参加了。前面已经讲过，建造东大寺大佛时要求广大人民通力合作，献一根草或一把土，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庶民就这样积极地参加了贵族的文化生活。所谓庶民与贵族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怎样探讨贵族文化的特点，都和庶民无关。这种指责应该说是片面的。即使贵族和庶民都有各自的界限，但他们都均沾了这个时代文化那种明朗豁达、广博包容的特点，并且从根本上就加以支持。海犬养连冈麻吕所咏“民是我生存的象征”的感慨，我想绝不仅仅是贵族阶层的感慨吧！
学问
如果把学问根据这个时代的观念来进行分类，那么分成内典之学和外典之学两种是最合适的了。内典之学意味着学习佛教学，外典之学则意味着从佛书以外的汉籍中得来的学问。佛教学后面再说，先谈一下外典之学。如果按今天学问的范畴来说，则从哲学、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直到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范围十分广泛。不过，重要的是，这些学问都来自汉籍，而汉籍都是用外国文字————汉文写成的。因此，要想学习这些学问，就必须首先认识汉字，通晓汉文。所以在当时，学习汉文、汉学，就成了学习各种学问的前提，这个前提越是困难，就会越过分地花费力气，反而会有达不到最后目的的可能。从根本来说，汉文、汉学是文学，但又是最重要的学问，研究文学，作诗作文压倒了其他学问而成为学问的主流，这是这种特殊学问在我国的特点所决定的。
研究学问、进行教育的设施有式部省的大学、各地区的国学、中务省的阴阳寮、宫内省的典药寮等等。这些都是以培养官吏为主要目的的机构，研究学问毋宁说是附带的。但从儒教政治的理想来说，官吏应该是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它们自然代表了国内学问的最高水平。大学的正科，是研究经书义理的明经道，教科书是《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还有特别科，如教授经书读音的音道、教授书写秀丽的书法和教授算术的算术。由于正科的明经道学的无多，教授律令的明法道和教授文章的文章道等反取而代之十分兴隆。天平时大学里有明经、明法、文章、音、书、算六道，担任的教官是博士，学生则为诸生。政府热衷于尊重这些学问，优待学者。历代屡次对各道学者赐予物品，以奖励其学业；对学者有时还因其学而免其罪。这些都表明，新兴文化国家认识到文化繁荣的根源在于学者的活动所施政策的健全。
这个时代的儒学，在内容上究竟达到什么水平呢？由于材料很少，无法确切知道。从现在还遗留下来的、当时作为国家最高一级考试————秀才道的论文考试的部分试题和答案中，可以看到诸如忠、孝孰为先，儒、老孰优等问题；所提答案每多注重罗列引经据典的文章，而对关键学说的思维性和逻辑性的论述则很不够。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明，在学习儒学时，对其外形词句、文章的理解和模仿，超过了对其内容义理的研究。这个时代的儒学，还有一个虽与学问内容的进步无关，但却是不应忘记的事实，即天平宝字元年（757）曾下达一个敕令：百行以孝为先，全国家家户户都要置备《孝经》一本，精读勤诵。当然，实际上这不可能实行，也没有见诸实行的证据，但仅从这个命令，就足见其气势如何壮盛。从学问应用于政治，影响到社会来看，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儒学可能已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阴阳寮有阴阳博士、历博士、天文博士，除教授诸生阴阳学、历学、天文学外，并以其技术参与政府事务。典药寮有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和药剂师，除教授医药之学外，还负责诊疗、采药。这些是当时学习的几种主要的自然科学，也是实际上经常需要的一些技术。
用汉字写成的佛教经典
这个8世纪日本书卷，用中文讲佛的历史。图右是佛进入印度国王频毗娑罗为他修建的寺院。图左是佛接受了寺院，国王正在以赠礼的方式倾倒香水。日本僧人与朝鲜僧人都传播汉字佛教经典。
流传至今的《日本书纪》、《古事记》、《风土记》等历史和地志书籍，虽与大学的学问没有直接关系，但其成果却具有学术的性质和水平。它们当然都是这个时代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以大化改新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的一个思想总结，作为新兴文化国家的文化基础，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日本书纪》和《古事记》都是由天武天皇提议而开始编纂的，但两书却有许多不同之点。《书纪》是由许多委员集体编修，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模仿中国史书体裁而编纂的我国正史（养老四年成书）；《古事记》则是由太安万侣记录的稗田阿礼个人所诵习的东西，使用的材料不过是帝纪和旧辞，没有按照中国风格进行加工、润色，是一部素朴的史书（和铜五年，712年成书）。尽管有这些不同，但两书都是从国家的永久性和皇室的恒久性这一坚定的信念出发，记述了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如果说律令是大化改新的现实成果，那么它就是意识方面的成果；前者是律令国家的法律基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其思想根据。[20]《风土记》则是在《纪·记》前后，命令各国编纂、提出的各国地志，记载的内容，有当地出产的矿物、植物、动物的种类、土地的肥瘠、地名的由来、古老的传闻、逸事等等。这也说明政府的权力，确已伸展到了地方各国。它象征着不但现实国情，就连过去的历史奥秘也要全部掌握到政府手中，是律令精神渗透到地方的一个实例。《风土记》留存至今的只有播磨、常陆、出云、丰后、肥前五国，其他都只有在各书引用的佚文。这些书的实际成书年代，各国似乎各不相同。[21]
汉文学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学问，纯粹的汉文学作品就是《怀风藻》。《怀风藻》是一部汉诗集，它收集了大友皇子以及皇族、朝臣、僧侣等64人的120篇作品，是我国的第一本汉诗集（天平胜宝三年成书）。诗中有的只是罗列定型化的文字，模仿的色彩很浓厚，但也有的洋溢着真挚感情沁人心脾的作品。许多知识分子吸取异国诗的形式，并努力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一点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这个时代著名的文人有淡海三船和石上宅嗣。淡海三船因首次为神武天皇以下历代天皇撰定汉风谥号而著称；石上宅嗣则以开设私人图书馆————芸亭，供人们阅览而闻名。
佛教
前面已概括谈到佛教因其护国安民的效验而被采用到政治中，这里只就作为学术的佛教来探讨一下。本来，这个时代的佛教，与其作为宗教，莫如作为学术来探讨更为合适。当时的佛教，是一种知识性的佛教，哲学性很强而宗教性却很少。专门的佛家也是把重点放在研究学术上，并不注重宗教体验的深化。这个时代的佛教分为六宗，有南都六宗之称，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与其说是教团的派别，不如说是专门研究学术方面的区别。例如三论宗就是专攻三论教义的学僧集团，法相宗则是专攻法相教义的学僧集团。也有的除学习专门的宗以外，还钻研其他宗的，一所寺院里混住着各宗的僧徒。据镰仓时代的学僧凝然回忆，最早传入三论宗的是推古天皇时来日的高句丽僧惠灌；最早传来法相宗的是孝德天皇时入唐的道昭；最早传来华严宗的是圣武天皇时来日的唐僧道璿；最早传来律宗的是孝谦天皇时来日的唐僧鉴真。成实和俱舍分别是作为三论和法相的附宗而随带传入的。三论、法相、华严、律四宗是随时代先后从中国传来的，这是由于这些宗派在中国盛衰的情况，也照样移植到了我国。另外也可以说，传入的顺序是由于各宗教义内容在思想上发展的必然性。三论宗认为一切事物皆空，主张立足于真空的中庸；法相宗则认为一切事物均为我心的表现，把根本意识作为“有”来掌握，然后去探索万法的缘起；华严宗则认为一切事物都表现本体真理，显现万有世界，可以说它把互相对立的前两宗，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统一和发展；律宗则是钻研作为僧侣实践规范的戒律的，它具有对偏重于哲学思维的教界提出关心采取实践行动的意义。
鉴真像
鉴真就日僧之邀，赴日弘法，虽经磨难5次东渡失败，矢志不渝，最终第六次从扬州出发抵达目的地，先在东大寺设坛受戒，后创建唐招提寺，收徒布法，传播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和医药等知识，对于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晖。
从当时国内保存的经典数量，可以具体地看出，那时的佛教作为学术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经典起初都是从大陆运来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僧等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传入法相宗的道昭从唐朝带回了后来称为元兴寺一切经的经论，玄昉从唐朝带来5000多卷经论。不过，无论带回了多少经卷，如果单纯依靠它，其作用还是极有限的。为了普及经卷，当然还必须在国内抄写复制大量的副本，这就产生了写经的必要。奈良时代设有各种公私的写经所，动员了大量技术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事业。关于这一点，由于现存的正仓院文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明确了许多事实。据石田茂作博士调查，当时实际抄写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1193部，4884卷；中国撰述的636部，4218卷；共1829部，9102卷。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同时代唐朝经录所载的数字。可以断言，我国一切经的数量与唐朝相比，也决不逊色。[22]在这样丰富的经典基础上，蓬勃发展的佛教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也就不难想象。另外，我国学僧的著述，也很能说明问题。已知的有元兴寺智光6部、兴福寺善珠19部、兴福寺行贺15部、西大寺常腾10部、兴福寺修圆14部、元兴寺护命16部，数量很多。[23]东大寺灵寿著的《华严五教章指事记》是详细而忠实注释唐贤首大师法藏所著的华严教义中基本著作《华严五教章》的教典，在中国、朝鲜，都公认它是这部书的最早的注释。这些学僧在唐朝扬名的事迹有，上述的兴福寺行贺在唐31年，在唐百高座中位居第二；灵仙在唐时作为“笔受、译语”参加了《大乘本生心地经》的翻译工作。在经典的翻译中，“笔受、译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必须由精通拜汉两种语言，学识渊博的硕学来担任。异国僧侣被选拔担当此任，说明其学识决非寻常，大大为日本学僧增了光。
由于佛教是种高深的学问，僧侣是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僧侣以所学的知识和技术直接为增进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也很巨大。佛教带给人民的福音，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社会事业形式表现出来的，佛教的宗教性在这一点上，也因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道昭周游全国十余年，在路旁凿井，在渡门备船、架桥。行基修建了9所供旅客住宿的布施屋，两座停船码头、6座桥梁、15个水池、3条灌溉渠等土木工程。普照在道路两旁栽种果树，供旅客夏天避暑，饥饿时摘果实充饥之用。医术也是靠僧侣传播的，各大寺中都有施药院等医疗设施，有不少著名的僧侣为病人治病，并有很多人收到很好的效果。协助圣武天皇弘扬佛教的光明皇后，创设悲田院和施药院，负责对饥饿、患病人的疗养，这也可以作为佛教政治光明面的一个例子。
鸟依
如图所示的鸟依是一种佛教僧侣所携带的仪式性权杖。这支权杖两端都饰以犀角，并在边缘部分装有雕刻的象牙。
艺术
这个时代的艺术首先要提到和歌。尽管知识阶层通用的文字是汉文，诗情是用汉诗来表达，但是率真的心声还是要用固有的诗歌形式————和歌来表现，这也是件当然的事。就好比政府无论怎样提倡信仰佛教，但对固有的神的崇敬和祭祀仍然延续不衰一样。我国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kt}《万叶集》，共20卷，是日本最古的歌集，并不是某一个人编纂的，而是汇集从仁德天皇（4世纪）到天平宝字三年（759，唐乾元二年）为止的歌集，大伴家持（718？——785）是在编选工作中起最大作用的一人。《万叶集》所选入的歌曲，不仅有皇室、贵族和官吏们的，而且也有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谣、歌曲等民间的，共收4500首，其所用的文字和一般假名稍有不同，称为万叶假名，《万叶集》不但是日本古代的歌集，而且也是古代史基本史料之一。————译者}/kt}）是汇集了这个时代及以前人们所做的金玉之篇。《万叶集》共20卷，所收和歌有长歌260余首，短歌4170余首，旋头歌61首，合计达4500首。关于其编纂年代和编者有各种说法，开头2卷体裁工整，可能是敕撰，最后4卷好像是大伴家持的私人歌集，其他各卷也好像多数是从个人的私集中选来的，因此全书体裁并不完整。注明年代的和歌，最晚是天平宝字三年（759），而为此歌集的搜集编纂工作做出了很大力量的大伴家持死于延历四年（785），由此可以推测其大体的编纂年代。集中使用的文字是所谓万叶假名，也就是用汉字的音训来表现日语的典型例子，是产生后世的日本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的母体。歌集中的作者，从历代天皇到皇族、贵族、僧侣、农民、妓女等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的地区也从京畿到东国、北陆、山阴、山阳、筑紫等，遍及全国。这部歌集充分表现了文化普及到各阶层、各地区的时代特征，这是《万叶集》与后世的敕撰歌集不同之点。其次，作品虽有巧拙之分，但都贯穿着纯朴、诚挚的精神，对皇室的无限忠诚，对子女的纯真爱情，对情人的热烈恋慕，对大自然的素朴的惊喜等等，无一不深扣人心。那是健康的自然之子的感怀，是前途充满光明希望的青春的气息。这也是《万叶集》与后世敕选集不同之点，正因为如此，后世歌人常到《万叶集》中去寻找革新的根据。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歌人是柿本人麿、山部赤人、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坂上郎女等。其中柿本人麿擅长长歌，格调雄伟、气势豪迈；山部赤人巧于短歌，静观自然，把自己沉浸在自然中。前者奉侍高市皇子的殡宫时吟咏的长歌，是集中首屈一指的长篇，恰如倾听雄伟的交响乐；后者的富士山之歌，淋漓尽致地咏出了这座灵峰的神圣姿态。山上忆良深通儒佛之学，其脍炙人口的《贫穷问答歌》（}kt}《贫穷问答歌》，山上忆良（660——733）所作，内容是描写穷苦人家受里长的横征暴敛，而陷于极度贫困的情况。这首歌收在《万叶集》中。————译者}/kt}）深刻地思索了社会和人生，以严正的社会正义观念咏出了贫苦农民的姿态。大伴旅人受老庄思想影响，在酒杯中享受人生，其子大伴家持决心为一家发扬传统的古代精神，但在现实面前却为一筹莫展的时代矛盾而深感苦恼，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24]
五弦琵琶
工艺品中关于折中主义特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在8世纪影响到了日本，这个印度风格的五弦琵琶————从正反两面展示————又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唐朝宫廷式样和波斯风格。
《万叶集》现存最古手抄本
《万叶集》，日本现存最古的诗歌总集，全集20卷，收诗歌4500余首。其成书年代，众说不一，大致是经过多人之手做过多次编辑，最后到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末叶，主要由大伴家持总其成，又经其后数人的加工，形成今传的版本。
东大寺正仓院
东大寺大佛殿殿北正仓院，建于天平年间早期。内部分为北仓、南仓和中仓三室，珍藏有圣武天皇生前用的服饰、日常用具及756年光明皇后的《东大寺献物账》1卷，还有东大寺大佛开光做佛事时的衣物、武器、乐器、伎乐面（假面）和当时的文书、绘画等。寺内创建时期的建筑有三月堂即法华堂及后世重建的二月堂、四月堂、开山堂等。
佛教的繁荣，和前代一样，使造寺、造佛，十分兴盛，从而也带来了美术工艺的明显发展。美术史家把孝德天皇时起到这个时代初期称为白凤时代，圣武天皇时起到这个时代结束止，称为天平时代，认为是美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修建的大寺有从飞鸟故都搬到平城新京的兴福、大安、元兴、药师四寺以及新建的东大、西大二寺，加上前代修建的法隆寺，合称南都七大寺。在地方上也修建了国分二大寺院，作为公家的大寺，此外还修建了许多寺院。各寺的伽蓝布局除遵照前代法隆寺式的以外，又出现了药师寺式、东大寺式、大安寺式等新式布局。药师寺式是将中门、金堂、讲堂配列在一条直线上，回廊从中门左右向金堂延伸，中立东西两塔。东大寺式和药师寺式一样，把中门、金堂、讲堂配列在一条直线上，所不同的是两塔建于中门斜前方回廊之外。大安寺式是东西两塔更进一步建在南大门之外向南很远的地方。这说明把安放舍利的塔作为伽蓝中心的观念，已逐渐淡漠。塔的原来性质已被忘却，仅成了点缀寺院的一种装饰建筑。
药师寺式伽蓝布局
东大寺式伽蓝布局
大安寺式伽蓝布局
这个时代的建筑，存留至今的有据称是表现白凤样式的药师寺一座东塔。塔共三层，各层均有外沿，看上去好像六层，各层与外沿大小交错，呈现出一种音律的谐调美。柱子还留有几分凸肚状，但柱顶的云斗云肘木不见了，代替它的是分为三股的支撑木。天平建筑的遗迹有当麻寺东西两塔，东大寺法华堂、新药师寺本堂、唐招提寺金堂、法隆寺梦殿、荣山寺八角堂和东大寺转害门等。其中唐招提寺金堂给人以极其庄重优美之感，它的屋顶有美丽的四角，前面是一排裸露的柱子，颇有古希腊建筑之风。由于平城京的修建，在宫殿建筑方面，唐式也极为盛行，主要的有太极殿、朝集堂等。朝集堂后来改建为唐招提寺讲堂，其遗址一直留存至今。另外，法隆寺传法堂原是光明皇后之母橘夫人的旧宅，由它可以看出当时贵族邸宅的概貌。东大寺正仓院是收藏光明皇后施给东大寺的圣武天皇生前喜爱的珍宝的仓库。正仓院是用方木交叉成式盖起来的库房，这种样式很适用于日本潮湿的环境，除正仓院外，现在还保留着另一些这样的仓库。
唐招提寺金堂
执金刚神像
到白凤时代雕刻受隋和初唐的影响，多少带有印度、波斯的风格。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作是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体态匀称，风貌雄伟，铸造技术巧妙，可以说是古今稀有的杰作。药师寺东院堂的圣观音像可以透过薄薄的衣衫看到绷紧的肌肉，与遥远的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具有共同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优秀作品，如法隆寺橘夫人膜拜的阿弥陀三尊像、长谷寺铜版法华说相图、野中寺弥勒像等。天平时代的雕刻接受了盛唐风格，把白凤时代圆满流畅的技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创了雕刻史上空前绝后的盛况。材料也在前代铜和木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泥塑与干漆。天平雕刻的许多优秀作品都集中在东大寺法华堂（俗称三月堂）。主佛干漆不空羂索观音像，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纹式样都保留着唐的风格，但更加优美了，镶嵌着珠宝的银制宝冠和独特的舟形光背都给人以美丽醒目之感。伫立在里面佛坛四角的干漆四天王像和主佛后面的泥塑执金刚神像的那种结实、绷紧的肌肉和魁伟的相貌都表现得十分逼真，与主佛一起站在坛上的泥塑日光、月光两菩萨则显得神采奕奕，风貌崇高，表现出灵肉调和达到极点。此外如东大寺戒坛院泥塑四天王像、新药师寺主佛药师像、泥塑十二神将像、圣林寺十一面观音像、兴福寺十大弟子像和八部众像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杰作。不过，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唐招提寺金堂诸佛像那样，已显出了暗淡的格调，表现出要向下一时代————弘仁样式过渡的征兆了。另外除佛像之外，还有不少肖像雕刻，如法隆寺梦殿的行信僧都像、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像等等，这也是这个时代雕刻的一个特点。
正仓院树下美人像（部分）
在绘画方面，白凤时代的遗品有著名的法隆寺金堂壁画。它由描写佛教净土的四大壁和各画有一尊菩萨的八小壁组成，其富丽严谨的色彩和线条，使人感到它既沿袭印度阿旃陀壁画系统，又表现了远东独特的技法，说明在绘画技术方面，已有了飞跃发展。圣德太子画像也是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天平时代的遗作有药师寺吉祥天画像、正仓院树下美人像、过去现在因果经绘等。总的来看，与建筑、雕刻等相比，绘画中留下的优秀作品较少。
工艺的发达也很显著。白凤时代的代表遗物有药师寺金堂主佛台座等；天平时代的遗品大量保存在正仓院的御用物中，种类很多。前面已提过，正仓院御用物是圣武天皇生前喜爱的物品，在天皇逝世后，由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历了1200年风霜，而这些东西却一如往昔保存了下来。这些御用物品种类繁多，有武器、文具、乐器、日常用具以及娱乐用品等，遍及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由于这些都是实际使用过的物品，所以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由工艺技法角度而论，也是变化万千。如金工有铸金、雕金、透雕、金银镶嵌等；漆工有赤漆涂、黑漆涂、干漆、金粉漆画、金银花纹涂漆等；织物有锦、绫、绝、纱、交织品、绮、毛毡、花毡等；染物有浸染、蜡染、夹染等；玻璃有吹制玻璃、雕玻璃及着色玻璃等，此外还有螺钿、木画、染色牙雕等，不但今日的技法，应有尽有，而且有的已经失传，直到今天还不知其技法的，可见当时的工艺之发达，已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了解，使用这些工艺品的当时的文化生活，该是多么高级，实在令人吃惊。
书法是大学的一个科目，随着写经的盛行，更加受到重视。这个时代的书风完全处于中国书风影响之下。对晋朝王羲之的崇拜，由圣武天皇、光明皇后起，直到无名的写经生，都竞相仿效，风靡一世。正仓院御用物中有一卷光明皇后临摹的王羲之所书《乐毅论》，东大寺收藏的王羲之所书20卷，是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初唐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等对当时的书法，也很有影响。许多学者指出，留存至今的日本最古的写经《金刚场陀罗尼经》（丙戌岁书，686）的书风，与同年制作的长谷寺铜版法华说相图铭文的书风，和欧阳通的完全一样。可见唐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直到下一个时代的空海，才在书风上摆脱唐的影响，开创出日本独自的风格。
印刷在这个时代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印刷也是为了节省抄写经卷的劳力而想出来的办法。宝龟元年（770），称德天皇做了130万座3层小塔分给各寺，每个塔的露盘下都有一个陀罗尼，而这些陀罗尼是在分给各寺时印制的。今天还保存着许多这种小塔，据说那些陀罗尼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印刷品。
前面已经讲过，伎乐是推古天皇时传来的佛教音乐，政府为承袭和钻研音乐技术曾付出很大努力。雅乐寮是专门掌管音乐的机关，里面有舞师、笛师、唐乐师、高丽乐师、百济乐师、新罗乐师、伎乐师、腰鼓师等专家，分别教授学生。从这些乐人的名字就可以知道雅乐寮中所掌管的音乐，其种类是多么丰富，除了日本传统的舞蹈、吹笛之外，还有唐、高丽、百济、新罗等各自的音乐以及吴乐的伎乐等，使人感到这里集中了东洋各地所有的音乐。事实上还不止于此，随着圣武天皇以来开始与渤海国通交，又传入了渤海乐，林邑人佛哲又带来了林邑乐，从而更加丰富了音乐内容。因此，在当时的法会仪式上，经常演奏这些音乐。天平胜宝元年（749），字佐八幡的祢宜拜谒东大寺时，除演奏唐、渤海、吴等外国音乐外，还跳起了五节曲舞和久米舞等传统舞蹈。天平胜宝四年（752）的大佛开眼仪式上，演奏了雅乐寮及各寺的种种音乐，表演了王臣诸氏的五节、久米、楯伏、踏歌、袍袴等歌舞。这说明奈良时代文化的丰富多彩，在音乐部门也不例外，在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异国文化昌盛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日本的固有文化。尽管两者还没有达到实质上的完全融合，但表面上却已经是毫无抵触地相互依存了。
第四节 律令政治的复兴
平安时代
天应元年（781）即位的桓武天皇是大化改新的领导者天智天皇的三世孙，他所推行的新政，一扫前代佛教政治的流弊，有力地把律令政治推上正规，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天皇再次把都城从平城迁到平安，奠定了后来1100年间作为日本首都的基础。历史上一般都很重视这次迁都，以此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与前代的奈良时代相呼应，把由此开始到镰仓武家政权成立以前的400年称为平安时代。用平安来作为这时代的名称，并不单单因为首都设在那里。如果只就都城的所在地而论，那么在历史上是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把它作为前面所说的刷新政治的一个象征时，才有意义。如果仅仅从首都所在地一点来说，那么平安时代就不只是400年，而要延续1100年才对。在这里，破除了那种时代划分的旧观念，把平安时代划分为三个独立的时期，每一个都是与奈良时代并列，而包括在古代后期中。第一期是从桓武天皇到醍醐天皇末期（930）为止的150年，在这期间，占支配地位的是桓武天皇的复兴律令政治的精神。尽管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但从中可以看出皇室第一的盛况。文化虽然还与前代一样，唐风文化居优越地位，但已出现若干新的发展形态，与第二期相比，在质的方面有了截然不同的区别。下面就来概括叙述这150年历史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应在新的意义上将此150年称为平安时代。
严格修改律令
桓武天皇为发展律令政治而采取的方法，首先是把佛教与政治完全分开，使政治的指导精神从佛教主义回到儒教主义，取消了僧侣对政治的发言权。其次是摆脱了佛教的束缚后，政治上严格执行律令条文，为此多次颁布诏敕公告，叙述发挥律令的宗旨，并一再督促官吏励精图治。再次是对律令条文中不符合社会实情的部分，大胆地进行修改，使其易于执行，必要时甚至完全废除，代之以不同的新制度。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措施好像是否定律令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坚持了律令政治的基本精神，对枝节的一些修改和废除，给律令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因此可以看作是发展律令政治的重要行动。
下面从各个方面具体说明一下其做法：
第一，尊重神事，整顿神祇制度。主要内容是，规定祈年祭时奉献币帛的神社。以往即使偏远地区的神社也要由侍神员到神祇官那里领取币帛，今后改由当地备置币帛，分成所谓官币和国币两种。另外，向来对神事方面的犯罪，不课以“律”所规定的一般刑罚，而是处以财产刑，称为“袯”。这次更具体地分成大、上、中、下四等袯，给古代的刑罚规定赋予新的组织和权威。此外还令人撰写皇太神宫仪式簿和止由气宫仪式簿，以记录伊势神宫的沿革、制度等。
第二，关于僧侣和佛寺，禁止各地擅自令人出家为僧，禁止私建寺院，禁止向寺院捐献田宅、园地以及寺院买卖田宅园地，禁止京城各寺以房宅做抵押品向贫穷人民放高利贷，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纠正、肃清僧尼交结俗人、忘本贪利的流弊，也可以说是严格执行僧尼令的精神。另外为了从内部积极革新佛教，在僧侣中选拔了最澄和空海两名俊杰，成功地开创了与南都六宗相抗衡的新宗派。
伊势的圣殿
位于本州岛伊势的圣殿是为崇拜神道众神而建。里层的圣殿，如上图所示，是献给皇室的女祖先太阳女神天照的。在右侧的中央建筑被认为是仿照古代谷仓建立的，并存放着神圣的镜子以象征女神。每隔21年，圣殿被铲平，并在邻近的小块地上重建，这个过程使人想起季节的衰退与新生。在这种时刻，一个在原来的地址的小屋里存放着“中心柱子”，即旧建筑的残存物，将被保存在新的圣殿中。
第三，改革民政经济。班田，按规定是每隔6年班授一次，由于实行起来相当困难，便把时间延长一倍，改为每隔12年班授一次。山川薮泽之利，在“令”中规定公私共享，但实际上并不如此，违反者颇多，为此屡次提出警告，责令遵守“令”的规定。由于国司本身经营田园，每多妨碍人民生业，因此禁止国司侵占人民耕地，在公廨田以外经营水田，增加自己的垦田。对租税的减免法也进行了多次改革，对歉收的田地实行减租，以求减轻人民的负担，防止国司营私舞弊。政府还将贷给人民的出举稻（}kt}出举稻，一种类似中国借青苗的高利贷，分为公出举和私出举两种。公出举是指由官府在春季贷放稻谷给农民，而到秋季收回的实物借贷，其利率高达50%；私出举则是由社寺、贵族、豪族等奴隶主贷放，其利率更高，有高达100%的。————译者}/kt}）利息从50%减为30%。
第四，整饬地方官的纲纪。对国司制定了严格的交接制度，为审查“解由”，在太政官中设立“勘解由使”一职。所谓“解由”，是官吏交接时，由后任交给前任的一种证明文件，其中说明前任在任中，没有违法行为，可以接任其公务等。这种规定，因交接时经常发生纠纷，实际很难顺利进行。为使公务交接有所依据，搜集历来法令、格式中有关交接的规定，附以一定的解释，编撰成书，这就是《延历交接式》一书。使郡司也担负地方政治的重大责任，其任命要根据才能，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根据门阀。同时还制定了16条条例，作为考核国司和郡司的标准。
以上是严格执行律令，并对其加以说明、阐述和局部修改的几个例子，此外也有过重大的修改，首先就是废除征兵制。奈良时代几次征讨虾夷，结果证明律令的征兵制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并不是获得精兵的好办法，因此天皇废除征兵制，改为选拔郡司的子弟和有位者等，作为健儿，以代替从前的士兵。这是企图在提高士兵的社会地位和质量的同时，借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其次是废除关卡。关卡是大化改新以后为国防和警戒等目的而设置的，妨碍交通、给人民造成不便之处很多。废除关卡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一种令制改革。再次是准许良民与贱民通婚，所生子女定为良民。这是否定了令制中对良贱通婚的禁令，但实际只是对律令贱民制基础上产生的良贱差别观念的温和改变，使之符合当时并不十分鄙视贱民的社会实际情况。
以上述各项措施为代表的桓武天皇的新政，给已经显出衰败征兆的律令制注入了新的精神，并赋予新时代的基本体制以强大力量。因此，将桓武天皇的新政概括为律令政治的复兴，或许是合适的。还有一种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奈良时代以来历代天皇在即位诏书中，都将天智天皇制定的法，即律令视为不朽的圣典，宣布要遵循这些律令来履行大政。桓武天皇最明确地宣布了这一点，后来历代天皇无一例外地沿袭了这一程序，直至明治天皇。但从文德天皇的诏书开始，对此又插入了“遵桓武天皇之命行之”的一句话，从而形成了由天智天皇、桓武天皇这一双重结构组成的惯用句。这说明后世将桓武天皇作为推行律令政治的直接楷模，通过桓武天皇再追溯到天智天皇，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桓武天皇在复兴律令政治方面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在桓武天皇的政绩中，还有自古以来脍炙人口的两件大事，即迁都平安京和征讨虾夷。平安迁都的经过十分复杂，起初朝廷曾将同是山城的乙训郡长冈定为新都，开始营建，但因后来不断发生不祥事件，便断然放弃了，改定在葛野郡宇太村营建，称为平安京。新都的布局，大体上与平城京相同，但比它面积大，制度也完善。新都东西宽1508丈，南北长1753丈，比平城京东西宽68丈，南北长133丈。宫城位于京城的北部中央面南，东西宽394丈，南北长460丈，宫城内部是皇宫和百官执行衙门。宫城南面中央的正门称为朱雀门，从朱雀门开始有宽28丈的朱雀大路，大路向南延伸，将京城分为两部分，东侧称为左京，西侧称作右京。两京分别有东西走向的道路各九条，北边设了一个半条。各条又分别以南北走向的道路划分为4个“坊”，全城共72个坊。各坊都是180丈见方的正方形。分成4个“保”，16个“町”。每町都是40丈见方的正方形，再将其东西方向分为4部分，南北方向分为8部分，如此形成的宽5丈、长10丈的地块叫作“一户主”，这是京内宅地的单位。建设新都城的计划虽然如此壮观，整齐，但城内似乎并不都是普遍这样规划的，也不是到处都有人家。由于都城的建设并不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完全是根据统治者从上而下的命令，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也是必然的结果。据说在迁都以后二百年左右，右京已几近废墟，人烟稀少。人家栉比之处，只是左京的四条以北一带。[25]
奈良时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大体上已扩展到了陆奥的栗原郡伊治城附近。后来由于光仁天皇时，归顺的虾夷在伊治呰麻吕率领下，于宝龟十一年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攻陷了多贺城，官军惨遭失败。这种意外的情况，直到桓武天皇即位以后，仍没有得到改变。他决心挽回败局，在将军人选、士兵训练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做了周密的准备，于延历八年（789）、十三年（794）、二十年（801）先后3次派遣了由大将军统率的征东军，最后终于攻陷了叛军的大本营胆泽，并在那里修筑了城池。后来又成功地向北推进了二十余里，（}kt}这里的“里”是日本的长度单位每里长3.927公里。————译者}/kt}）在志波修筑了城堡。与奈良时代相比，疆域向北推进了很大一片，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迁都和征夷是桓武天皇最辉煌的政绩，但在劳民伤财这一点上，却未必能够得到有识之士的赞同。他在晚年曾让心腹大臣批评天下政治时，参议藤原绪嗣说：“现在天下苦于战争和修建，如果停此，民心可安。”由此可见，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何等入不敷出，而民众生活的困窘已成为有识之士不能忽视的严重问题了。
平安京条坊图
一町四行八门图（左京）
坊保图
桓武天皇的基本政治方针，为后来历代天皇所继承，特别是到醍醐天皇为止的十代统治者对此尤为热心，因而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就。这里所说的“某种程度”是有所指的，具体说来，是指形式上虽然取得了成效，但在实质上却几乎没有收到效果。形式与实质、政治的表面现象与社会的实际状态彼此乖离，表面上虽遵守了律令政治，但实际上却出现了社会方面脱离律令政治而自行其道那种令人不可想象的奇怪现象。当然，统治者们也并未对此袖手旁观，他们曾努力设法修改法令，以使其能在社会上加以实施。其结果就是频繁发布了修改律令的“格”或“式”。“格”，是修改律令的诏敕官符的总称；“式”，则指施行律令的细则。格、式虽然一开始就附带律令而存在，但在这一时代却格外频繁地颁发，因此三浦周行博士在划分日本法制史时期的时候，甚至曾将其列为仅次于律令时代的“格式”时代。[26]不过，就是最容易实施的“格式”实际上也和律令一样未能逃脱化为一纸空文的命运。统治者们虽也意识到它不过是一纸空文，却反而认为完善法制有意义，从而对颁发格式自我陶醉起来。因此，律令政治虽在形式上取得显著发展，实际上却几乎没有收效，这种情况愈演愈甚。
政治形式的完善
格式编纂事业的发展最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治形式完善的情况。上面说过，格式是应各时期需要而发布的临时补充法令，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逐渐增多，检索起来十分不便，因而就产生了将其适当加以整理分类，以便于适用的要求。桓武天皇很早就制订了这样的计划，但未获成功，嵯峨天皇继承了这一事业，于弘仁十一年（820）编纂了《弘仁格》10卷、《弘仁式》40卷。接着，清和天皇又于贞观年间下令编纂了《贞观格》12卷、《贞观式》20卷（格于贞观十一年（869）完成，式于贞观十三年（871）完成）。醍醐天皇时又编纂了《延喜格》12卷（延喜七年907年完成）、《延喜式》50卷（延长五年（927）完成）。一般将上述朝代编纂的“格式”，称为“三代格式”，是了解当时政治制度的极好材料。其中延喜式是在弘仁、贞观二式规定的基础上补充了独自的规定，是集大成之作，不仅记载了政治制度，还用具体数字记述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此外，在式里面特殊事项的“交替式”，最初在延历年间曾有所编纂，接着又于贞观年间（贞观九年，867）和延喜年间（延喜二十一年，921）分别编纂了《贞观交替式》和《延喜交替式》，也都是三代具备。弘仁年间（弘仁十二年，821），还拟定了3卷朝廷仪式程序的《内里式》；在三代仪式方面，也分别编纂有《弘仁仪式》、《贞观仪式》和《延喜仪式》各10卷。
除了上述格式以外，天长十年（833），还专门编纂了对令的官撰注释书————《令义解》。因为令的条文都很简单，适用时难免出现疑义，所以必须将有关说法固定下来。《令义解》的解释具有官方权威性的意见，因而这项工作也应视为一种立法事业。
伊势皇大神宫内东、西宝殿
上述各法典的编纂最直接地说明了律令政治的形势日趋完善的事实。类似的事实还有不少，例如建立朝廷的仪式和修整仪礼就是其中之一。嵯峨天皇对此尤为注意，不仅将朝仪、官服和颁发给各位大臣的位章都改为中国式的，而且还将宫殿各门的名字也都改用中国式的雅名，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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