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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原始文化的展开
世界的石器时代
地球上最初出现的人类据说是在洪积世初期，距今已有数十万年。当初的人类在体质上同类人猿相当类似，但他们显然具有使用火和制作石器这样的文化，这一点就是使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家在划分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时，把石器时代作为开端是很恰当的。考古学家根据所用利器质料的不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石器时代又进一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或者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地质年代上的洪积世，石器是打制的，到了末期才逐渐使用骨角器，于是狩猎捕捞文化才开始发展。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冲积世，制作磨制石器和土器，开始农耕畜牧、发明编织技术以及建造巨石坟等，在这些方面比旧石器时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进入中石器时代，因地区不同而呈现多样化，但大体上相当于冲积世的开始，石器仍以打制为主，开始出现磨制的萌芽，已有简单的植物栽培、狩猎捕捞盛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新石器文化出现最早的地方之一，其确切的年代据说可以上溯到纪元前10000年乃至5000年。
打制石器 半磨制石器
无土器文化
在日本，迄今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以最古的文化认为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与石器同时出土的土器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其出土的地层也有上下之别，所以把这种土器大致分为绳文式和弥生式两类。一般认为，绳文式文化与弥生式文化显示了在时代上先后连接的两个文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考古学家的热心探索，终于查明在日本也存在类似旧石器的东西。昭和二十四年（1949）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遗迹的挖掘，证实了可能从洪积世末期堆积的关东红土层中出土的手锤、刃形石器等并没伴有土器。接着报告说，从东京都板桥区茂吕、长野县诹访市茶臼山、该县南佐久郡川上村和北海道寿都郡樽岸村等地，也都发现了并没伴有土器的石器。这些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还是中石器时代的，这还有待今后的研究来决定（根据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关东红土层自不必说，就连最新的立川红土层，也至少是10000年以前的堆积层；也就是说，关东红土层都是属于洪积世的，因此对出土的石器，应认为是洪积世时代的，是后期旧石器时代，不能再称为无土器时代。1962年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芹泽长介已正式使用这旧石器时代的名称。————译者），不过，在比绳文更早的时代，有过使用这些石器的文化阶段，则是毫无疑问的。学者们把它称为前绳文文化或无土器文化[1]。
无土器文化石器的出土地点，目前密布于关东、长野县和山梨县等地，在北海道也有不少，西部则延伸到冈山县、香川县等濑户内海沿岸地区。随着今后调查的进展，出土地点肯定会进一步增加，但仅据目前所见就可以推断，这种文化遍及日本的广大地区，这或许不会有错。
无土器文化时代的石器
出土石器的种类有：呈梨形或椭圆形的手锤（手斧），用纵长的石片剥削而成的带刃石刀（刀片），特别是把它做成近似小刀形的刀片，类似尖端斜刃小刀刃的刃形石器，顶端尖锐用于刺扎的尖头器，属于小型石器的细石器等等。在欧洲，很早就开始了对旧石器的研究，有精密的分类编年，但日本还没有能做到这一步。不过，把到现在为止见到的加以整理的话，那么，以关东地方为中心，根据出土地层的上下不同，可以认为，其发展顺序是：手锤→带刃石刀→刀片→刃形石器→尖头器→细石器。
由于没有其他的资料，对这一时代的生活方式等情况几乎不详，但基本可以肯定，已使用了火。从遗址的所在地可以推测，其居住地已不是在岩石后面和洞窟，而是在开阔的台地上。[2]
线刻小石偶 绳文时代早期
绳文式文化
代表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绳文式的名字是根据与石器同时出土的土器表面留有条纹而来的。关于这种文化与无土器文化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有什么肯定的说法。但是，以无土器文化最新时期的细石器为媒介来推断它与绳文式文化的联系，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关系到日本民族是否一系相承的重要课题。
绳文式文化的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六七千年之前，延续了四五千年。根据土器式样的变化，一般将其分为早、前、中、后、晚五个时期。
早期以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等土器群为代表，这些名字都是根据土器表面留下的花纹而起的。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的顺序，除了表示发展阶段以外，其分布的地区也不尽相同。捻线纹土器不仅大量存在于关东地方，并几乎遍布全国，但刻板型纹土器只分布在九州到关东之间，东北地方没有。这说明除了时代不同以外，文化圈也不相同。另外，这些土器是尖底深钵形的，这点和欧洲最早的土器形状有共通之处。
前期土器在胎土中掺有机物纤维，形状上也由尖底改为平底或高底深钵状，从花纹上也可看出绳纹十分发达。中期是日本石器时代的黄金时代，其具有代表性的土器是胜坂式土器。这种土器壁厚，形状多为筒形、深钵形，器口边缘格外突出，带有装饰把手，表面有雄浑的隆起纹，缠以黏土绳，在整体上给人以雄浑、壮观的感觉。但这大都出土于关东到中部山岳地带，北海道和东北的土器虽也有隆起的花纹，但没这么复杂，西部的土器则没有隆起的花纹。
到了后期，器形变得纤细，增加了带有注口、台座等异形土器，而且精制装饰品与粗制什器有了明显的区分。晚期土器在东北地方以带有美丽装饰的龟冈式土器为代表，在西日本则盛行无纹土器。
古坟
以上是土器编年的梗概。这种发展顺序不仅限于土器，可以说也反映了以它为背景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各个阶段。现在来谈谈这一时代的生活环境。
最能够反映这一时代生活环境的，可以说是贝冢和居住地的遗址。自古以来，日本到处都有名为贝冢的地方，而且有时在丘陵上部等处也发现过有贝壳的堆积物。不过，真正了解那是原始时代的遗址，却不是很早的事。明治十年（1877），美国动物学家摩斯（E.S.Morse1838——1925）得知在东京的大森有贝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这是把贝冢真正的意义介绍给日本的开始，也是广泛进行石器时代遗址研究的开端。贝冢是石器时代人吃完贝类后丢弃的贝壳和其他食物残渣自然堆积的地方，也就是垃圾场，它说明附近有人类居住，有部落存在。贝冢在南面日本分布得很广，在东北的松岛湾，关东的东京湾、霞浦，中部的渥美湾，中国（这里的中国地方，包括现在的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岛根县和鸟取县在内的一带地区。————译者）地方的儿岛湾，九州的有明海等周围地区很多。其中有的地区，现在看来是在远离海岸的内陆地方，遗留有咸水产贝类的贝壳，这说明那时平原很狭小，海水一直流入腹地。还有，概括说来，贝冢多数位于面临河谷沼海的丘陵上，这说明这些地方最适于当时的人们居住。[3]
居住地址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竖穴住处，将地面挖下几十厘米，做成土屋地面，上面搭上屋顶。穴的形状早期的是方形，中期以后变成圆形或椭圆形，宽度直径有5——6米的，也有达7——8米的，中间都设有火炉。这种住处冬暖夏凉，据说可能是当时最理想的住处。另外还有一种平地住处、铺石住处，将地面画成圆形或椭圆形，铺上黏土夯实，或是铺上石子。这种住处从中期末期到后期很多，不过，关于这种居住遗址，还有待今后研究。
土偶 绳文时代
岩偶 绳文时代
试从这些住居遗址来推测一下当时集落的情况。早期的集落规模很小，一个集落通常只有几户。从前期到中期，集落规模逐渐扩大，并坐落在面积很大的平坦高地上，似乎一般是长期定居在同一场所，在这里可以看到制造那种豪华壮大土器的能量取得发展的社会基础。从后期到晚期，由于人们都致力于捕鱼，所以集落也都迁到湖沼岸边、河川流域和海岸等地。特别在东日本，这一时代的遗址大都是在鲑鱼和鳟鱼回游的河流弯曲处。
绳文时代，人们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供他们食用的鸟兽种类达60种以上，鱼类达30余种，贝类有220余种。[4]狩猎的工具基本是弓箭。制作石箭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石质也因地而异，形状更各具特色，大小一般是2——3厘米，也有达6厘米的。除弓箭外，可能还用过石枪。另外，贝冢里发现有家犬的骨骼，这说明还使用了猎犬。捕捞的方法除用渔叉刺，用钓钩钓以外，还用过网。渔叉和钓钩是用鹿角和兽骨大量制造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多种多样，从后期到晚期，随着捕捞生活的发展，其变化尤为显著。
除狩猎、捕捞外，当然还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以供食用。有的学者认为，中期大部落的形成同某种植物的播种栽培有关。人们很有可能从甘薯、芋头等芋类吃剩扔掉的碎块发芽，得到启发，从而进行栽培。[5]这一时期打制的石斧刃很钝，充其量只能用来作为挖土的工具，这从侧面得到了证明。石器除打制外，从中期起磨制的也多了起来，做成的斧、手斧、凿子等除了用来伐木、制造建筑材料和工具以外，也用来作为武器、宝物，用途十分广泛。
其次，他们是怎样烹调食物的呢？可能是用石器中的石匙、小石刀等刮去动物的皮，把肉切碎，用磨石、石皿把植物的果实和球根等磨碎，做成淀粉。土器最初就是作为煮沸工具而发明出来的，除了煮食或烤食鸟兽肉以外，贝类也可能是启开贝壳放在土器里煮食的。到了中期，土器的用途多了起来，成为保存食物的用具，为了盛装食物，另外还用了碟子和小钵之类。还有，带嘴的土器，专门用来盛装发酵植物果实而酿造的酒类。
火焰纹平底深钵 绳文时代
再次，谈一下他们的服装。有的学者认为，中期以后大量制作的土偶，好像穿着衣服，因而想象他们可能是身穿筒袖上衣和短裤了。不过，那时还不懂得编织技术，可能是以毛皮或树皮为材料。身上戴的装饰品好像已大量使用，现在发现的有贝制的手镯、石制和土制的耳饰、石制和骨角制的颈饰、发饰等等。另外，直接在身体上装饰的，还有拔除特定的牙齿或是把牙齿磨尖等等。
埋葬方式还不是特别讲究，只在住处附近挖个小洞掩埋遗骸，既无棺椁，也不修坟丘。尸体多是由膝部把下肢弄弯，即所谓屈身葬，也有胸部抱石块的。关于屈身葬，众说纷纭，还没有定论，抱石大概是恐惧亡灵，想让它抱块石头以抑制出现在地面上。土偶是一种和他们信仰有关的遗物，中期以后，数量大增，其中有不少是表现女性的，可能具有咒物一类的意义，同母性崇拜、生殖器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关。
以上是从遗物、遗址见到的绳文时代的生活概况。他们并不是漠然想象的那样，沉湎于未开化的蒙昧生活之中。尽管材料有限，却能在仅有的材料上尽量发挥美的意识，制作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日用器具和祭器。也能同相隔很远的各个地方交换物资，取得材料，备置必需品。只是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则完全不详，也许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家族，几个家族聚成的同族集团形成一个部落，但是统治各个同族集团的政治性组织可能还没有发达。要弄清这些，当是今后的课题。
铜剑
铜剑，祭祀用，弥生中期，香川县瑜珈山遗址出土。
弥生式文化
在绳文式文化陆续开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压倒绳文式文化的弥生式文化首先出现在北九州，并逐渐由西向东传播，一直达到奥羽南部。（奥羽是陆奥、出羽的略称，即今日本的东北地方，包括青森到山形、宫城一带地区。————译者）弥生式的名字也和绳文式一样，是根据象征这一文化的土器而起的。所谓弥生式土器，是为纪念明治十七年（1884）最早在东京本乡区的向冈弥生町发现的土器而命名的。
这种弥生式文化，很明显的是从一开始就伴有铁器，进行农耕，特别是栽培水稻，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由绳文式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无疑是以某种形式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从文化阶段看来，石器始终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利器的，但这时使用了铁器和青铜器，因而不能叫作石器时代；而青铜器也不像青铜器时代那样成为主要利器；金石并用时代这个名称，从各外国所用的含义看来，也不够确切。[6]它是一种在长期闭锁的环境中，突然接受高度的外国文化时出现的异种文化的混合物，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变形。在日本历史上，后来也常常有过这种情况。这里且不拘泥于其属于哪个阶段，具体地叙述一下这种文化的状况。
首先，根据土器的样式，在编年上把这一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以福冈县远贺郡水卷町立屋敷为中心，以在远贺川流域大量发现的土器即所谓远贺川式土器为代表。这种土器首先在北九州发展起来，不久传到畿内。唐古式土器中最初的就属于这一类。中期在北九州是以和中国、朝鲜有很多相似处的须玖式土器为代表，从畿内到濑户内海周围，盛行的是像梳子痕纹那样的栉目纹系统的土器。东日本的弥生武士器也创制于这一时期，但必须注意的是，它不像畿内和北九州等处的土器那样具有鲜明的特性，在受到栉目纹影响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绳文式土器的传统。到了后期，畿内的无纹土器风靡全国，将以往九州和畿内的两个中心合而为一，进一步发展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瓦器。
七枝刀
在日本出土的东晋时期的七枝刀。
弥生式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金属器，在这一点上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铁器与青铜器并存这一事实。以往的学说重视青铜器，轻视铁器。但最近各地都有铁器出土，这说明具有普遍性的不是青铜器，而恰恰是铁器。铁器好像从这一文化阶段初期就有了，例如在工具方面，有铁斧、枪刨、刀等；在农具方面，有锄头、镰和掐谷穗用的刀形铁器；在武器方面，有箭头、铁刀、铁戈等，都已实际应用了。另外，从大和的唐古、静冈的登吕等遗址的出土物来看，木器在这一时代已大量使用。这些木器的制作，由于使用了铁制工具而有显著的进步。
铜镜
铜镜，前汉后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早舶来品，佐贺县二冢山遗址出土。
青铜器有铜剑、铜矛、铜戈、铜铎、铜镜、铜箭头等，其中可以清楚地分出舶来品与国产品，实用品与非实用品的区别，并且其分布的区域也不相同，自古以来著名的青铜器是铜剑、铜矛、铜戈与铜铎。
铜铎
铜铎，水鸟鹿纹，弥生时代。
剑、矛、戈三种在中国都是用作利器的，先是传到朝鲜，不久又传到我国的北九州。在我国出土的遗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样式，剑有细型与平型之分，矛、戈有狭锋与宽锋之别。细型、狭锋的器身细长而尖端锋利，是用作武器的，是舶来品；平型、宽锋的器身扁平、尖端很钝，刃在铸造后未经加工，根本无法切割，当然无法用作武器，它是国产品，这点已由在北九州发现了铸模而得到证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以九州为中心，集中在四国、中国地方、近畿等西日本地区，特别是供实用的舶来品，绝大多数都在以福冈县为中心的地区，在坟墓中作为随葬品发现的。非实用的国产品虽在北九州也很多，但还进而分布到四国、中国地方，有的甚至更往东部地区。不过，这些似乎都与坟墓无关。
铜铎的形状好像是从侧面压成扁平状的寺钟，小的高度有12厘米左右，大的高达150厘米。大体上有三种样式：第一种小而厚，呈黑色，在周围横带之间铸着各种各样的花纹。第二种形状稍大，刻着流水纹或纵横花纹。第三种大而薄，呈青绿色，一律是纵横花纹。这种类型的含锡量低于其他类型，似乎为了便于制作而减少了合金中锡的分量。铎的出土地点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有明显的地域性区别，即西在岛根、广岛、香川、高知各县的连接线以内，东在石川、长野、静冈各县的连接线以内。这三种类型各有其分布中心，第一类是在中部濑户内海地方，第二类是从东部濑户内海到畿内，第三类是在南海地方与东海地方。从小而厚到大而薄的形式演变，与从中国地方到畿内、从畿内到东海、四国这种地域的扩大相适应，说明了铜铎的发展过程。
铜铎有什么用处？其祖型是什么？向来就议论纷纭，现在都认为它起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乐器————编钟。还发现过几例铜铎内部带有下垂的舌，可见其原来的用途是用作乐器的。不过，超过1米的大型铜铎，已经失去了实用性，而具有祭器或礼器的性质了。铜铎没有舶来品，全都是国产品。因为国产青铜器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把舶来青铜器回炉熔化的，所以，在制作大量铜铎的背后，恐怕牺牲了大量的舶来铜利器。
铜铎的出土地点多数在远离部落的小丘陵的斜坡上，一般是单独一个埋在地下，但也有十几个，七八个埋在一起的情况，显然这都不是偶然埋藏的，而是人为地埋下的。究竟他们为什么埋藏的呢？现在这样解释似乎比较稳妥，即：靠土地生活的农耕民为了保护共同社会的安全，出于迎神、祭神的意图，把用作祭器的铜铎埋下了土中。这种解释也适用于国产的剑、矛、戈等利器。而在坟墓中发现的舶来铜利器，可以解释为是用来显示个人的荣誉和权势的，而国产的铜利器其所以与坟墓无关，而在丘陵等处发现，可能是出于人们怀着祈求守护一个部落和共同体的愿望而埋藏的。从时代看来，铜利器与铜铎的制作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铜铎是后来发现的，最初北九州的人们接触到舶来铜利器，是用来供实际应用的，但不久有了铁利器，就不再用铜利器，而制作一些非实用的国产铜利器。后来传播这种制法的中国地方、畿内的人们，又通过独自的想法制出了铜铎。青铜文化的传来，输入了制作青铜器的技术，这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是他们不满足于输入品，自己制出了仿制品以至新制品，这一点是应对弥生时代人们的才能做出应有评价的。[7]
铜镜作为青铜器也是不应忽视的。在这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铜镜有两种，一种是汉镜，是经朝鲜输入的，在北九州，是作为随葬品而出土的。另一种是多钮细文镜，这种铜镜在中国没有类似品，而朝鲜有，可能是从朝鲜传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进步到能制作仿制镜的水平，在了解弥生时代的真实年代上，舶来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根据墓中有汉镜存在，可以了解其年代的上限不能超过公元前2世纪。另外，由于王莽时代的货币与弥生式土器同时出土，可以作为旁证，确定其年代在公元1世纪。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弥生式时代延续的时间是以公元1世纪为中心，前后各延伸二三世纪。
弥生式文化的另一特点即农耕的开始，特别是水稻栽培的开始，过去是根据附着在土器上的稻谷痕迹来推测的，现在已经有了从遗迹中出土的炭化米、各种农具、水田遗迹等丰富的材料，相当清楚地了解了其真实情况。水稻的原产地是印度，广泛地栽培在亚洲南部的热带地方。但日本产的稻米形状一开始就和那里的不同。南方品种谷粒细长，而日本种则略呈圆形。这一品种据说和分布于中国北部到中国东北部及朝鲜的相同。水稻栽培是怎样在日本盛行起来的呢？往昔的学者向来认为是从南方直接传来的，但其品种和南方的不同，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根据最近日本学者的研究，直接由中国东南地区传到日本的说法，又很盛行。水稻是怎样传到日本的，迄今没有定论，因此这里只是著者的看法。————译者）莫如说同金属文化从朝鲜传来一样，它是一种适合在中国北部、东北部、朝鲜寒冷地带栽培的品种，和技术同时经过朝鲜传入北九州。这种想法也许比较合理。有人举出许多与水稻栽培有关的南方习俗，但这可以解释：适于寒冷地带的水稻原来也是从南方传来的，后来竟把南方的习俗原封未动保存了下来。水稻栽培需要很高的技术，要受自然条件的支配，难度是很大的，而刚开始进入农耕生活的弥生式时代人竟能出色地完成了水稻栽培，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大概是西日本的航海者们在同朝鲜交易的过程中，接触了那里生产的稻米，知道了它的美味，便学会了栽培方法，传到日本的。由于米食适合人们的口味，所以很快就推广到了各地。在接受铸铜技术时表现出来的弥生式时代人的灵巧性，在这里也发挥了它的特色。
木制农具
简单的木制农具，象征水稻农耕文明的开始，奈良县平城宫址出土。
滑石制人形模造品
由于种植了水稻，这一时代的饮食生活比绳文式时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他们把米煮成粥，或是放到蒸罐里做成饭。虽说，作为食物，稻米在全部食品中占有多大比重不得而知，但日本人从这时起就同稻米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到这一点是很有兴趣的。稻米以外的食用植物还发现有麦、粟、豆等等，好像也是栽培的。还栽培了桃、甜瓜、瓠子等等，此外胡桃、橡子、榧子、栗子等野生植物的果实可能也被当作食物了。
绳文式时代盛行的渔猎，这一时代还在进行，鱼类、贝类和鸟兽的肉仍然是重要的食物。在铜铎的表面铸有手持弓矢的猎人图像，出土的石箭头、铜箭头也很多，从各地遗留的贝冢可以推测捕捞也很盛行。从后期的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土坠子和大型石坠子，可知已使用渔网进行大规模的捕捞。
弥生式时代的集落，因水稻耕作这一条件的影响，已从绳文式时代的山丘上移到了低平的地带，除住处之外，水田也包括到生活圈内了。住处和绳文式时代没有很大差异，仍有竖穴住处与平地住处两种。竖穴中方形圆角的最多，大型的长边约7——10米，小型的在3米左右。平地住处似乎是建在洼地，一挖竖穴就出水，其代表性的有登吕和瓜乡（爱知县丰桥市）的。根据铜铎表面上画的房屋，可以推测，此外还有高床建筑，登吕就曾发掘出这样的两处遗迹，其用途恐怕是用来贮藏谷物的仓库。登吕是由12户平地住处和两个高床仓库组成的部落。唐古遗迹中所见到的，同时存在的住处，据说不超过20户，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出这一时代部落的规模。福冈市的比惠遗迹，则在几户竖穴周围，还设有濠沟和栅栏，表明这是构成部落单位的若干住户的集合体。
服饰与绳文式时代不同，由于纺织品的出现，有了很大进步。以构树、楮树、苧麻等的纤维为材料，用类似坐式纺车那样的原始织机，将其织成类似现在麻布那样的布。
瓮棺葬
随身装饰品却不像绳文式时代那样复杂，形状和材料几乎都固定下来，最普通的随身装饰品有用以装饰胳膊的贝环；带在颈部和腕部的管玉、勾玉、小玉等等。另外，拔牙的风习在这一时代还继续存在（《魏志.倭人传》中栽有“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这里却没有提到。————译者）。
埋葬制度也比绳文式时代有了进步，已经确立了把遗骸装进棺材里的风习。棺材有用大型土器做的瓮棺和用石板围成的箱式棺材两种，都是以北九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同样的棺材，朝鲜也有，因而可以认为，是从大陆传来的。瓮棺是以一米左右的大瓮为瓮身，用同形或小形的瓮做盖儿封口，也有用土器的碎片或石头盖上口的。箱式棺是将石板组装成大小可容下遗骸的箱子状，然后上面盖上石板。这些棺材大都是在部落附近的高地上成群发现的，由此可以推测，他们辟有共同的墓地。这些墓群附近都有堆土、围石，好像是用来作为标志的。最显著的是支石墓，它是在地面上用几个小型基石支撑着板状巨石，最近在北九州发现了很多例子。支石墓是盛行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墓制，这也进一步说明北九州文化大部分均来自大陆。
瓮棺和箱式棺的式样一样，似乎社会的贫富之差还不太大，但确切说来，应该是贫富的差别还没有发展到表现在棺材样式上那么显著。偶尔发现在瓮棺内有许多镜、剑、矛、玉、璧等随葬品，可以推测这是表示特定个人的财力、权力的，而这种权力人物正在逐渐产生。同样还可以想象，将支石墓的巨石由原产地运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说明已经存在着能够集结这些劳动力的权力。经营水田也需要动员部落的全部力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办不到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可能已产生了身份的分化，各个部落之间力量也有大有小，在这阶段，大概已开始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过遗物、遗迹了解到的弥生式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具有政治社会萌芽的时代。[8]
《日本书纪》片段
《日本书纪》，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典籍之一。7世纪天武天皇授意编写，8世纪舍人亲王、太安万侣等人奉命修成，成书于720年。该书是基于政治需要，对内强化国家观念、对外树立国家形象而修的官方史书。全书共30卷，记载了日本上古时代至持统天皇（约690——701）间的神话与史实。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1——3卷）为神话传说；第二部分（4——13卷）是虚构的纪年史事；第三部分（14——30卷）多为历史沿革的实录。形式上模仿中国史书，采用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体例，全部用汉文撰成，语言比较抽象，缺乏生动性。文学价值远不及《古事记》。唯书中插入的歌谣，可与《古事记》的歌谣相媲美。故后人常将二者并提为“记纪歌谣”。该图为第10卷残卷。
第二节 统一国家的建立
文献的性质
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是《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但是，要想从这些书籍中，充分了解国家形成前后的历史事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书中所载有关国家建立的情况，不是神话，就是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的主要部分中，或许含有若干史实。但多年以来，在辗转传播承袭之间，已加润色和修改。汇编成史书时，又进行了加工、整理。所以，从中虽然可以了解到产生这些神话，或编撰这些史书人们的思想，但要想从中了解历史的事实，却不啻沙里淘金，十分困难。
这样，国内的文献，无法寄托很大期望，但幸而外国的文献却弥补了这种缺陷。所谓外国，这里指的是中国。当时中国在东方，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与周围各国之间的交往也十分活跃，并且还具备能记录和保存这些事实的方法和机构。现在这些记录，仍都保留在历代正史之中。虽说其中也有因传闻和观察不正确而导致的错误，或故意做了夸大或者缩小的处理，但还不至于毁损整个客观事实的质和量，倒是还能从中帮助我们进行自己国民意识不到的宝贵的客观观察，因而是我国历史的珍贵材料。
《古事记》片段
《古事记》，日本现存的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内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撰写者太安万侣（？——723）。
7世纪天武天皇时期曾对“本辞”（神话与传说）和“帝纪”进行整理。8世纪初奈良时期，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以发扬“邦家之经伟，王化的鸿基”。太安万侣根据熟知“本辞”和“帝纪”的女官稗田阿礼的讲述，加以撰录整理，于712年成书。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录了神代纪，记载很多的神话和传说；中卷和下卷则记录了天皇的历史。《古事记》是一部具有多层意义的文献：第一，《古事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第二，《古事记》是日本散文文学的起点。第三，《古事记》是韵文文学的起点。图为现存的最古版本真福寺本。
汉代的倭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日本被称为倭。据《汉书》记载，前汉时，倭分为百余国，定时与汉通交。汉王朝在武帝（前140——前87）时达到极盛，向四方扩大了版图，在东方，朝鲜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北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发达的中国中原文化由此便传播到远东，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汉朝之所以知道有倭人的存在，以及倭人和汉王朝通交，都是通过乐浪郡进行的。到后汉时，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向后汉派遣使节，光武帝赐予印绶，这事见于《后汉书》。《后汉书》中的倭奴国应该读作“倭之奴之国”，是百余个倭国中的一国，其地点就是现在的博多，古代称作傩县、那津等，可能是占据着北九州大门口的一个部落国家。江户时代的天明四年（1784），偶然在博多湾口志贺岛发现了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印文上的委字，可能是倭字的简写，无论从金印的形状特征，还是从出土地点来看，不能不说很有可能就是光武帝所赐的金印[9]。总之，公元57年，应该是倭国中的一国与汉开始通交的确切年代。此后还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中的一国前往贡献的记载[10]。但到了桓帝和灵帝时（147——188），倭国大乱，攻战不已，其间自然杜绝了与汉的通交。这时在中国，后汉也已灭亡，魏、蜀、吴三国鼎立；在朝鲜，四郡中的三郡早已撤废，只剩乐浪一郡，在其南面又新设了带方郡，乐浪和带方二郡都在当时称雄辽东的公孙氏统治之下。这一时代可作我们史料的文献，便从《汉书》和《后汉书》转到《三国志》的《魏志》中，这就是著名的《魏志·倭人传》（《魏志·倭人传》是通用的略称，正式应作《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倭人。————译者）。
蛇纽金印 汉委奴国王
魏代的倭
《倭人传》详细记载了魏时与魏通交的倭人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等事实，今天读来，仍然会给读者以新鲜的兴趣。记载的中心内容是各倭人国中的盟主邪马台国的情况，和其国女王卑弥呼的动向，由此也说明了当时倭人国的国家结构等情况。魏所知道的倭人国是从带方郡到邪马台国沿途的对马、一支（壹岐）、末卢（松浦）、伊都（怡土）、奴（傩）、不弥（宇美）和投马等7国[11]。此外，在沿途以外，还有斯马、己百支等21国。关于这21国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对沿途7国的记载很详细，其位置，除投马外都可以明确地在北九州找到。还记载着其户数和官吏的称呼等。特别是关于伊都国，记载着它有世袭的王，隶属于邪马台女王国。伊都国内驻有女王任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督，这个总督监督上述7国的行政，并掌管女王国的外交事务。带方郡及魏的使节前往邪马台国时，通常首先要在这里停留，通过总督把文书和赐物交给女王。在女王国的南面有狗奴国，由男王统治，不属于女王国。在女王国的东面隔海还有倭人国。这些就是《魏志》记载的各个倭人国的外部情况；必须承认，汉时分成百余国，并各自与汉通交的部落国家分立的状态，当时也明显地有了趋向统一的情势。女王之所以出现，原是2世纪后半叶倭国内乱的结果。内乱是由于金属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武力的增强，激化了部落国家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内乱的终止，并不是凭靠强大武力的征服，而是归服于神秘的女王卑弥呼的宗教权威。因此，部落国家仍然以原来的形式继续存在，以部落国家形式参加到以女王卑弥呼为盟主的类似联邦国家的组织中。这时女王是盟主，掌握外交权，当然要废止过去各国分别与大陆的通交，实行统一的交往。在南面和东面，还存在许多不属于女王国的倭人国，这也是很自然的。卑弥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控制整个日本列岛的程度，邪马台国的国力也还没有那么强大。这样一考虑，那么，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这个历史上的难题，也就自然有了解决的端倪。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邪马台国在畿内的大和说和九州的山门说，两种说法互不相让，我则毫不踌躇地采取九州说。如果邪马台国是在畿内的大和，那么，在从北九州到畿内这条漫长道路上的各个国家，都应该在女王国的统辖之下；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应该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这样大的一个联邦国家不会总也征服不了南方的狗奴国，竟向带方郡申诉其攻战情况，暴露自己无能为力吧。还有，接待外国使节也不会只在伊都国，完全可以在濑户内海的鞆津，武库的泊，难波的浜等地设立第二站、第三站的接待设施[12]。
这些暂且不谈，现在看一下女王国与魏的外交关系。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出使带方郡。在郡使带领下来到了魏都，明帝对他特下诏书，授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紫绶，所赐礼品的贵重，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女王所贡献的。明帝的这种优厚待遇，在对待外夷上是一个例外，可能是对久已杜绝的倭人来贡感到高兴，想要利用它来支持刚刚归魏统治的乐浪和带方，牵制高句丽。这时开始的魏倭间的交往，后来在友好的气氛中继续下去，仅记录所载，双方的使节就有数次往来。正始八年（247），卑弥呼遣使到魏，申诉与狗奴国的战争情况。不久，卑弥呼就死了，立了一个男王代替她。国中不服，又立卑弥呼的宗女台与（或作壹与。————译者）为王，于是国中才渐渐稳定。台与上台后立即派使向魏贡献，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代魏而兴的晋代。史书记载到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遣使为止。从此以后，在中国史籍中，就暂时完全见不到倭的名字，再次出现倭的名字是在147年以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从双方历来的友好关系来看，这147年应该说是不正常的，一定是有某种阻止两国通交的异常情况，这可能同日本国内广泛开展的国家统一运动和在此基础上女王国的消亡有关。
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此碑为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广开土王的功绩，于414年（长寿王二年，东晋义熙十年）立于好太王陵东侧。它由一块巨大的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四面环刻碑文，字体介于汉字隶书与楷书之间。
天照大神
这幅三联图表现的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其蛰居的洞中出来，再一次使世界沐浴在阳光中的情景。太阳女神是日本神话中最核心的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
统一国家建立的年代
公元266年到413年之间，以畿内的大和为中心进行了国家统一的运动。建立统一的日本国家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其详细情况。因此，目前除了根据有数的神话、传说和遗物、遗迹来加以推测以外，别无他法。不过，这一年代的下限413年，还可以再进一步上溯到4世纪后半期。一个能够证实的材料就是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好太王，就是朝鲜史上的广开土王（391——412）。好太王碑是他死后不久，树立在其陵前，歌颂其生前功业的碑文。由于碑石风化颇多，拓本有不清处，故目下对碑文解释，尚有争议。————译者）。好太王是4世纪末到5世纪初高句丽极盛时期的国王，记载其功绩的古碑树立在现今鸭绿江流域的辽宁省集安县通沟地方。碑文详细记载了高句丽与倭十余年间在朝鲜半岛上互相攻战的经过。战争始于辛卯年（391），倭渡海侵入半岛，击败百济、加罗、新罗，奴役其人民。由此可知，公元391年，倭人已经具有能够向半岛派出大军、取得重大战果的强大国力，这决不是北九州的联邦国家所能办到的，只有全日本统一之后的强大的集权国家才能做到。这就是把在413年才见到的统一国家的存在向上推了二十多年的根据所在。再进一步设想，要想收到391年时完成的军事成果，需要进行相当长的准备，至少朝鲜半岛南部的所谓任那地方，在此以前就作为日本的前进基地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书纪》载有丙寅年（366）到壬申年（372）7年间，百济与日本开始国交的经过，特别是己巳年（369）日本大规模出兵的事实。这段记载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年代、人名、地名以及基本情节是根据百济的记录而来的，是可信的。这一事实也应该看作是统一国家的行动。这样又可把391年上溯到366年，可知到4世纪中叶，日本已经完成了统一；4世纪后半期，已经在朝鲜半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3世纪末到4世纪，本是东亚各地民族发展、国家统一的运动广泛开展的时代，在中国的中原，胡族入侵，演成16国兴亡；高句丽于313年吞并了乐浪和带方二郡，占领了北鲜的广大领土；百济从290年到372年间，统一了马韩50余国而强大起来；新罗从286年到377年间，统一了辰韩十二国而兴起，日本同这一东亚普遍的时代潮流也绝不会是无关的。
统一的过程
统一国家的中心势力是畿内大和的部落国家，它具有高度的文化和强大的武力，拥有地利与人和。因此，逐步扩大其统治范围，是在想象中的。可是，这一过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松村武雄博士认为，日本的神话大体上由三个主要的神话圈融合而成，一是高天原系（天孙民族系）神话圈，二是出云系（国津神系）神话圈，三是筑紫系（南方民族系）神话圈。其中高天原系神话圈占有最优越的地位，明显地吸收了其他两个神话圈的特点，并将其加以改造[13]。这种神话圈的存在，清楚地说明了有创作这些神话的部族存在。也可以从这些神话中看出，在出云和九州南部也存在着强大的部族集团，他们同畿内大和的部族集团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以后，被畿内的势力所统一的情况。另外，以盘踞在北九州的邪马台国为盟主的联邦国家也绝不是轻易能够征服的。传说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巡幸九州的故事，是把熊袭当作主要敌人的。熊袭当然不能不考虑，但邪马台国也应包括在内。传说中主要讲的正是如何历尽艰辛，才统一了这些地方的故事。传说中说的熊袭的半岛依存主义，只要降服了新罗，熊袭就自然会归顺的说法，无论从地理位置或从历史事实来看，比熊袭更符合邪马台国，在这里不是可以依稀看到传说中邪马台国的影子吗？巡幸时看到有许多女酋，这恐怕也同女王国的事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日本创世神话
此画描绘的是日本神话中的“秋天的男人”和他的妹妹及妻子“秋天的女人”，将饰以珠宝的矛浸入天堂高原的水域中，从矛上甩掉的水滴就变成了一块坚实的陆地。
王者形象
如图所示持剑、怀镜、垂玺的王者形象是日本正统皇室的传统象征。
统一势力的所在地
以上就是国家统一的过程。完成统一的中心势力是大和的部族集团，他们是起首就生活在大和的呢？还是从其他地方移居到那里的呢？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神话体系中的要点————天孙降临和神武天皇东征的意义，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神话里说，大和朝廷的祖先是从高天原降临到九州日向的高千穗峰，在日向国定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到神武天皇时，为了寻求东方的美好地方而移居到畿内大和的。这个故事从神话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但对于历史事实，会有什么贡献呢？学者们对这点众说纷纭，不过，日向是古代史所传熊袭的住地，是反抗大和势力的根据地，而且是一片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把这样的地方说成是皇室的发祥地，按常理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有人说这纯粹是编造的故事，与史实毫无关系。也有人说，故事是根据从大和临时去九州巡幸停留这一历史事实而制造出来的。但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认为日向意味着朝向太阳，是一种观念上的产物，与史实无关；大和朝廷的祖先在久远的古昔，只是漠然自西向东迁移，并定居在大和的，这想是历史事实。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以东迁这一事实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考古学家认为，包括大和的畿内有大量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金属文化的遗物也很多，文化发展的程度总是高于其他地方。因此，有人很自然地认为，优秀的部落国家萌芽最初就产生于畿内。不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承认，弥生文化最早发生于北九州，后来传播到东面的。因此，有人推测，存在着一个肩负新文化而由西向东迁移的部族，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最近，在主张邪马台九州说的人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邪马台国在台与以后，就向东迁移[14]，形成畿内大和的势力。我认为这在时代上未免太晚，西力东移是在更早的年代，至迟也在2世纪的内乱以前。3世纪时，九州的邪马台与畿内大和是同时并存的。
国家统一与天皇的系谱
上面只是就统一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下面想谈一下我个人对《纪》、《记》中传说的历代天皇系谱同这一过程的关系的看法。《日本书纪》从神武天皇起开始有精确的纪年，记载天皇出发东征的时间是甲寅年（前667），即位的时间是辛酉年（前660），以后历代天皇的名字都有相应的纪年。但一般都知道，这些纪年是故意延长了的，很不可靠。本居宣长和藤贞干等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明治以来特别引起了学者的关心，发表过许多论文，试图纠正《书纪》的纪年，以断定古史的确切年代。但由于缺乏确切的材料，许多地方要靠推测，结论在细节问题上往往因人而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在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卷里，有关朝鲜记载的正确纪年是向下推干支两周120年，这就大体上得出了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确切年代。另外仁德天皇的确切年代，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确定为始于413年，即在和中国通交中断了147年后又恢复起来的第一年。由此上溯，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时代，应在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初，这是可靠的。因此由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前半期进行国家统一运动的时代，应该是与神功皇后的时代相距不远。根据《纪》、《记》中所载的系谱，这一段时间在位的是崇神、垂仁、景行几位天皇。关于崇神天皇的传说，极其丰富，有祭政分离，派遣四道将军，创立税制，任那归服，在完善国家机构方面取得划时代的进展等故事。在《日本书纪》中有御肇国天皇这一称号，在这一点上同神武天皇是一致的。要使统一国家建立的年代同天皇的系谱一致起来，崇神天皇恰恰起到一种媒介作用。崇神天皇对完成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他的许多故事记载在《纪》、《记》中的崇神天皇卷里，写得有声有色。
铜镜
这面8世纪的铜镜，制作精美。它与另外两件东西剑和玺一起，是日本皇权信物的三种神器。这面镜子是古代日本皇权与神权的一种象征。在三件东西中，镜子是最强有力的，它与日本民族的太阳女神天照有关系，太阳女神是皇家的神话中的女祖先。
天皇的系谱，在崇神天皇以前还有九代，关于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记载了不少事迹，但以后的各代，即从绥靖天皇到开化天皇的八代，却什么记载也没有，形成了所谓阙史时代。这说明与崇神天皇的伟大事迹相比，这八代里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东西。即使是神武天皇的事迹，也有好多可能是影射了崇神天皇的事迹。当然我并不是单纯怀疑神武天皇以下八代天皇的实际存在。崇神天皇以前，天皇作为大和国家的首长，其位置也是世袭的。《纪》、《记》中的系谱所载的历代天皇，当然是确有其人的。我想说的只是，《纪》、《记》中有关神武天皇的事迹实际上究竟是不是神武天皇所为，值得怀疑。鉴于《纪》、《记》中对崇神天皇以前的天皇及其以后的天皇记载雷同，神武天皇是不是统一国家日本的首长也令人怀疑。本来，我们在进行议论时，使用天皇这个后世加上的称号，会引起概念上的混淆。正式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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