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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维多利亚，1837——1901。
辉格大臣财政方面的失败
在边沁派的灵感及激烈派的压力之下，辉格党人尝于威廉四世时藉了《改革法》及《市会社法》两法，注入近代效率及民众代表两种元素于政府的机关中。这虽不过是起点，然而起点恒为全局之所系。如辉格党人之中能有一通晓当日社会问题的大政治家，或即有一能干的财政大臣，则他们也许可以立即导引国家入进步的光明大道，而他们多灾多难，忍力已无的同胞也可逐一实现他们（同胞）于《改革法》成立时所抱的种种奢望。不幸辉格党在旧日虽尝得梦塔归乌·查理，哥多尔芬及窝尔坡尔善于理财的助力，而此时则转为财政的穷促所困，故所得税及自由贸易可为解除当日财政及经济困难的良法尚须有待于比耳的发现。当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时，辉格党的国库大臣，照比耳不常发的调侃语[1]所言，好像“坐在空虚的钱袋之上，无底的亏绌之旁，而在求一预算。”[2]
比耳及保守党
所以于《改革法》成立的6年之后，大家已能看得清清楚楚，辉格党人的箭囊早已射击，他们袖中已无别种可以解救当时仍属急迫的经济及工业困难之政纲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对党和政府党间之能交执政权，互为上下，对于新局面下的国会政府制诚可算是一件幸事，不然岂不是又需一度的宪法变更？比耳所组织的“保守”党乃从被《改革法》所破坏的“托立”党中拯拔出来；许多年前为肃清朽腐城市而尝赞助辉格党者，如斯坦利及格累谟之辈，亦复————来归。英吉利19世纪所特著而和好些外国不同的一点，即上等阶级的各部分失却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时，他们并不因此而即退出政治的生涯，他们只变通一切以求适应于新的情形。1832年所成就的改革，固因范围太狭而永为后人所批评，然而正因其范围有限之故，而上等阶级和政治生活的关系得以继续不断，一种“职业式的政客”阶级亦可不致发达起来。选权断片似的零售似的扩充固然讲不出什么逻辑的道理来，然而前进无间的民主运动之能以次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民族的生活则尽有极大之实行上的佳处。
比耳1834年的“坦卫司宣言”（“Tamworth Manifesto”）已把《改革法》看做已成的事实而加以接受，它所有的涵义也被接受，而且比耳至少也能懂得这些涵义之为何若。他的“布尔乔亚”的出身及和工商阶级一种天然的接近使他能比大多数的托立辉格党人要易于懂得国人在经济上及财政上的需要。他懂得中等阶级的头脑，于其经济一方面，他也同情于穷人的灾难，而且他之懂得或他之同情尚远过他之能懂得或他之能同情于他所领导之地主政党的头脑。他把这个政党看做在他手中的一种政治工具，他有什么贤明的目的，他即可用这工具去实现。
新保守党的大多数则另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及情感。他们不喜比耳所偏爱的制造家；他们对于《谷法》的维护及教社的维护有深切的关心。他们极不以辉格党人准异教徒入牛津剑桥，及以爱尔兰国教教社一部分多余的财富用于世俗目的两建议为然，且深信教社已因此而发生危险，虽然他们也知有贵族在则这种建议决难成为事实。这类问题固然不但只党众关心，比耳也极关心，但比耳的心及意俱在改向救济贸易之财政方面的问题，及喀莱尔（Carlyle）等正在开始视为国会及内阁的主要事务之“人民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渐成为他的主要关心。但比耳不幸缺乏感动群众的天才，他能使他的至好及他的同僚，如格累谟，亚伯丁（Aberdeen）卡德卫尔（Cardwell），格拉德斯吞一班来日的比耳派随他信他，而不能使党的大众皈依他的信条。他得到他的政治训练盖尚在《改革法》及坎宁之前，而内阁的决定即是法律之时。改革而后，他所懂得关于内阁和人民间的新关系，比所懂关于内阁和己方党众的新关系者为多。
新的穷民救济法
在辉格党人尚未因了1841总选举的结果将政权移交比耳以前，《穷民救济新法》即已由他们通过，且比耳及威灵吞也完全赞同。此法之通过为改良社会组织中的一大步骤。根据于栖聂·拿骚（Nassau Senior）及其委员团的建议，斯聘纳兰以地方税津贴工资的制度今被废除。[3]南英的工人之得恢复他自尊自恃的人格而不复永沉沦于极贫的地位盖自此始。不幸的这个必要的更改来得太过于褊急，当事者只见及理论之应采择，而不见及苦况之更会增甚。在户外救济成为城乡万千人民的求生术时，如果一下把它取消而同时又没有强令雇主给他们以可资生活的工资，或为失业者及其依附人于贫民工厂而外，另设栖避之所，则穷人的苦况将更有难言者。而且，调查委员们因痛恨他们所欲废除的制度之有极穷化的恶果之故，不惜立下一个原则，即贫民工厂中的生活应比厂外自由工人的生活尤为艰苦不适。当时的经济理论尚不能容世人来从别一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容世人以法律来提高自由工人的情况，而使之优于工厂中的情况。[4]年老者及病人在是时因无年金或国家保险的制度故亦不能在家维持生活，但他们在贫民工厂中的生活一如常人，好像他们也因自己的不好而来到工厂似者。因了这种状况，《特威斯特·奥力味》（Oliver Twist）的年轻作者[5]才细描栖居贫民工厂者眼光中的工厂生活以求维多利亚时代一辈新起人物的判断。委员团之所顾及者为边沁式的抽象，而此书中所述者则为血与肉的实际，方在长成的一世感觉既较前辈为灵敏，则当能详察此中的利害。
藉了以上的雷厉办法，极穷社会的恶制总算一旦消灭。旧的《穷民救济法》中各地方间的参差及牧臣的独立性太大；《新救济法》中的中央集权的性质，虽在首二三十年执行过严，往往有乖人道，然究有使后代舆论所一致要求的改良及救恤易于实现之功。贫民工厂渐渐的不复为无告穷民的罪犯柄留所；而在有老年抚恤金及国家保险的今代，即遇不景气的年份它们也不复有多少寄居之人。
反映英国宪章派活动的漫画
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第一次单独的政治活动，目标是彻底进行议会改革，使议会真正代表人民。斗争方式也是激进主义的。
宪章主义
工资阶级对于《穷民救济新法》的愤怒以及那个愤怒之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威力，使他们锐敏地感觉到，如要使他们的意志能直接在韦斯敏斯忒发生效力，则另一的《改革法》是万万必需的。他们所鼓动的《十小时法案》，即沙甫慈白利贵族及伟大的纺纱工头飞尔顿（Fielden）所领导的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动运也因自由保守两党意见两都分裂之故，至1847年才能通过。[6]制造区域这类不断的激动，以及继续无已的凋疲竟使宪章主义（Chartism）得有发达的机会。实际上宪章主义所要求者即为1867年及1884年两次改革中之所允许者，换言之，即给1832年法律所漏了的各阶级以选权。“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俱只带着政治的性质。但宪章运动的动机及性质则是社会的。它拒绝中等阶级的翊助。它是工资阶级方面的怒号及阶级自觉。它对于国会也有它的影响，因为国会今已成较锐敏的气压计，而比前能易于记录外间的舆论。站在背景的宪章主义的厉影卒加速了《工厂法》，《谷法》《取消法》，禁止物品抵付工资（truck system）的诸法，沙甫慈白利的《矿法》，以及1848年《公共卫生法》的通过。公共卫生当然为第一公众的问题，但国会经了察迪克（Chadwick）的报告后始肯通过第一次的法律。
阶级和政党
由此一来，宪章主义间接地确改善了劳工阶级的生活，因而更达到它真目的的一部分。但它普及选权的政策则一时尚无成功的希望。它一日把普选当做阶级的政策，当做对于雇主阶级的一种攻击，而不要中等阶级的组织及领袖之帮助，则普选也一日没有取获的可能。然宪章派的领袖极缺乏实行政客所应有的才具，所以只知盲目地拒绝和中等阶级合作，而不知合作之可贵。他们的运动之所以能在1867年成功者，还是因为到了是时中等阶级中尚未取得选权的一半能在布来特（Bright）及格拉德斯吞的领导之下和工资阶级联合起来以要求选权的再度扩充。
中等和劳工阶级在这时之所以能较在宪章主义的一时期中为互相接近者一部分乃因全体社会都已比前为繁荣，故由穷困所产生的疾恨已末减了许多。其他的原因为比耳内阁有利的财政政策，及《谷法》所由取消的特殊情形。科布登（Cobden）的反对谷法协会（Anti-Corn-Law League）把劳工及中等阶级对于这个本无利害不同的问题之舆论极灵巧地集合而策动起来。他们经6年不断的鼓动后竟胜过地主阶级坚决的抵抗而获得的共同胜利。这次的工作使工资阶级和社会别的部分在政治上不致截然划分。墨尔本及判麦斯吞的辉格党————华族的一部分和中等阶级之同盟————之所以能渐渐扩成为格拉德斯吞的自由党————中等阶级的一部分和工资阶级之同盟————者亦有赖于这次敌忾的同仇。
藉了各阶级及各党这些错综复杂离合无定的动作，————但仍以国会中不变的两党制度来执行一切————维多利亚时代得以避免了在宪章主义及奥温·罗伯的全国职工大会（Grand National Trade Union）[7]之日似已无可幸免的阶级斗争。然而或种式样的阶级斗争仍是难以避免了，如果生活的状态————至少在纯粹的农村区域以外————没有继续不断的改良。社会的获救不特由于群社各部分的努力及善识，而也由于自1840——1850年中开始之贸易的进步及繁荣的增加。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叶不列颠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它固有赖于别的国家的食粮及原料，但煤炭及制造品则它们须赖它来供给。
洛维特像
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英国宪章运动领袖，要求选举改革的《人民宪章》的主要起草人。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等阶级自会发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会于他们有利。关于此事他们且敢作地主阶级的独立主张，虽则他们向来是感激地接受他们的政治指导的。市民之服从绅士阶级本为英吉利的老规矩，惟一的条件即服从者于方针上也有发言之权。即1832年法中的10镑自业主[8]亦常选举乡下的绅士代表他们。直到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以前，众议院中中等阶级出身而仍具中等阶级的标准之议员，如科布登及布来特等，虽已有出席国会者，然非被同僚当做应予容忍的奇人，则仍被邻座的托立及辉格乡绅看作值得厌恶的莽汉。在那时候，绅士阶级及富裕的中等阶级间之分别仍然存在：它们尚没有经过公众学校的教育之标准化而混为同层的社会。不同的宗教礼拜也常常为两阶级之所由分，而且在那个异教徒尚未准入牛津剑桥而宗教可以代表社会事实的时期，这个不同更有它的重要。一阶级的文化大部以古文学为基础，而又一阶级则以《圣经》为基础。其一对于游猎，政治及地产有极大的兴趣；其二则紧伴帐本，其娱乐比今日实业界的为少，而其周末也比较为短。
谷法的取消
即在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对于上焉者包办职位及排挤他们，仍多方忍受，但关于五谷的自由贸易一事他们意志坚决，且它也得未获选权的民众之一致拥护。国会中的保守党是反对取消《谷法》的，而辉格党则意见不能一致。比耳在他伟大内阁的初年内尝恢复了所得税，且藉了它的助力尝废除了好几种的人口税，而贸易亦大受其益。但他不能同样的把外国输入之谷之税也取消，所以谷仍为主要的问题。反对《谷法》协会之于工业的英吉利几乎和奥康尼的公教会之于农村的爱尔兰有同样的重要。于1829年尝屈服于后者的比耳也不能不于1846年屈服于前者，一因他觉得政府应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再因科布登在下院议场上的演说足以折服了他，更因爱尔兰1845——1846年的番薯害虫使他除了停止《谷法》或坐视爱尔兰人成千成万饿死外别无他法。但是外国五谷的关税，如果一旦停止，则再不能恢复，如要恢复则大不列颠必起革命的运动。《谷法》之“完全的，立时的”取消为庇特《合并法》所料不到的一个效果。[9]
皮尔像
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当时，解救灾荒的惟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皮尔下决心废除谷物法。1846年，议会终于废除了这个法律，一个“阶级的立法”也就寿终正寝。
保守党的分裂
《谷法》的取消因种种的缘故为首次及二次《改革法》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第一，它分裂了保守党，因而使辉格党人得于此后20年内的大部中执着政权，有时且尚能得着比耳派政治家如亚伯丁，卡德卫尔及格累谟等的参赞及表决力量为助，而格拉德斯吞理财的人才亦得为他们所有。
迪斯累利像
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首相（1868，1874——1880），为保守党制定了一种托利民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政策。
比耳及的士累利
保守党后方议员（private members）之反叛比耳本非一般人所逆料。后方数列凳子之所以起而哗变者乃由于的士累利痛骂卖党者的诸篇演说之卓绝有力，犹之欲炮之发火，必火药之先行燃着。的士累利对于《谷法》之为一种经济政策似乎没有很深切的信仰，因为他不久即尝不关心地说及保护政策之已成“死去，且亦该死”。但他同从前的波令布洛克一样，他也自以为和“乡下党”的绅士有职业上的关系，故对于他们觉得有“来一下”的责任。他是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观察我国的制度者，故英吉利伟人的乡阀世家对于他的意像有极大的吸引力，虽则属于敌方的辉格世家他又不能不视为例外。比耳于放弃《谷法》时实尝卖送了“英吉利的绅士”之利益，且尝对不起他们，他们既无法充分表示他们对于此事的情感，的士累利遂成了他们反抗卖党者之健将。他之逐去比耳的行为固使保守党20年不得握着大权，然他自己却得因而由后方普通议员高升为仅在斯坦利下的首领，从而更得于21年后“教育”他政党以转变过来的方法。21年后的转变，论其程度的完全与滋味的辛辣本和比耳的突变无异，但的士累利只有攻人而不为人所攻，而比耳则于民心归附最盛之时竟被的士累利所突然打倒，此诚不平之至！
天才有天才的便利处，任何人都不必加以嫉妒，因为有了天才，国会中的进行才能和危险较多的战事及革命有同样吸引当时的观察者及日后治史的学生之力。判麦斯吞、的士累利及格拉德斯吞都好像特意降生于此时，各用各的方法，以俘获新的民主政治的想象，而更以人的兴趣来引起世人对于国会政府之注意者。因为缺乏人的兴趣，有几国的国会制度才有如植物缺水之枯死。
农业利益
反对《谷法》协会的胜利为中等阶级胜过绅士阶级，工业利益胜过农业利益之第一次的重要胜利。但农业的利益，从较广的意义说起来，于此问题实不一致。如果英吉利有一为数极伙的小农阶级，其所有或所用之田俱不过大，则地主及大农夫在取消《谷法》的争端中便不至孤立无援。但无地的农业工人，如果政客去征询他们不足重轻的意见的话，则几一致的倾向于廉价面包的政策。
但即地主及大农夫不久也自知他们的“农业利益”没有因《谷法》的取消而有所损害。自由的输入使谷价，即在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金货充斥，而货币之值大低之时，仍得不至滥涨。它们不但没有增涨，而且在随后一世内颇为安定，而面包的消费则反大有增加。维多利亚时期中年的富饶及快乐于英吉利的乡宅及农庄为空前绝后的盛事。屈洛罗普（Trollope）的小说及利赤·约翰的（John Leech）图绘皆可为证。真的，市乡间所有彼此仇视的重要原因之除去使“巨户”得更享一世极尊荣的社会地位。过后大火输及横贯大陆的铁道两者发达，而美国得运来多量的粮食，所以在1874——1876年的士累利当权时，不列颠的谷产竟受了极大的影响，不列颠商业遍及世界的组织能自各地吸收粮食来岛，而不列颠农业的地位遂亦开始变为我们今日所见者。
1846反对《谷法》协会所获的胜利是政治教育及政治宣传的新方法所获的胜利，也是向着民主道上前进的又一步。在随后20年国泰民安社会无争的时期中，这些方法又似未甚大用，但自1867年及1884年新获选权之民以数百万计而后，它们又成为两党————不特自由党，即保守党也然————通用的技能。
《谷法》的争论尝使地主及纱厂主人间发生剧烈的口舌，而两者遂各以拥护被对方所压迫的阶级之利益为能事。在协会的讲坛上农村工人工资的低微及居所的恶劣常有表暴，但对方则尽量描写工厂工人所受的种种虐待。由此一来，无选权人民的境遇也得着充分的广告，关于有几件事且得着相当的救济。在地主及纱厂主互攻的数年内，沙甫慈白利的《矿法》及有名的《十小时法》[10]皆获通过。农业工人所得的救济较少，因为他们不像工厂工人之能集中于工厂而有职工会的组织，他们散处于四乡，力量微薄，既不为人所畏惧，而助之者也不易。
《海德公园的夏日》
图为约翰·里奇（书中译作利赤·约翰）创作于1858年。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富裕达到了新的水平。
辉格·比耳派的统治
《谷法》的争论结束而后，中年一维多利亚（Mid-Victorian）工商业大扩张的时间即时开始，而社会问题及下层社会的不平鸣则掩没于繁荣的巨浪之下而暂不翘首。政治亦反映着这弛懈的空气。自1846至1866间我们有比较安静的辉格·比耳派的统治，此时的主要演者为民众所特眷的判麦斯吞。他所演所做之事对于这个对内对外甚么都安全，甚么都不害事，————即向俄国挑战也没有多大的责任————的时期，实是十分的相宜。
员吏制度的改良
同时，格拉德斯吞则正在由一个旧世界的托立党人进而为一个前进的自由党人；在这迟慢的进程之中，他先别人而见到整理财政，养成度支传习（treasury traditions）[11]不妄用一钱，不滥用一丝之重要，他见到政治家对于群社所负的主要义务就在财政政策的可靠。他于这几年内本和度支部有密切的关连，所以他的努力，于传习之养成，有极大的贡献。此时好多的行政各部在发展它们的制度及传习，所以到了职务大繁的下一时期，它们已经有了相当的预备。同时，竞争的考试也正在代旧日夤缘奔竞的风气而为登进员吏的方法。考试可充测验人才的良好方法，其意思本从牛津及剑桥得来；两大学自19世纪开始以来，考试尝为极通行之事。判麦斯吞对于公众生活的观念犹一仍摄政时代[12]的标准，所以他极不屑地反对以政府用人之权完全让诸于一个考试机关。但新时代的论调一致的反对私人主义及华族的缺乏效能，故判麦斯吞死后，深以此事为意的格拉德斯吞，令槐特和尔各部几乎全体的采用公开竞争考试的制度。
政治上的消极时期
无疑的，一个识见较远的世代定会绸缪于未雨，定会利用中年————维多利亚繁荣的诸年来通过社会的立法，来设立全国初等及中等的教育制度，以防歹年之又至。固然，关于公共的卫生在几年中确实有些设施。但就大体而论，不平之鸣虽无前时的高大，而各党的政治家则都有姑息苟安的倾向，他们只希望为繁荣的巨浪所掩盖而不复能看出的丑状恶情将永远不会再暴露出来以促起国会的注意，他们并不肯用心于它们之根本消除。
至于教育，则时人以为它不过是民众流行的一种嗜好，而热心教育的亚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也不过是一个德人————教育也许对于不具我们其他性格上及国际地位上种种便利的中欧勤劳人民是必要的，然我们又何需乎于它？无论如何，从政治的方便方面看起来，教育是最不应论及的问题，因为无论你怎样办法，不得罪教社便一定会激了异教之怒。新的辉格党的政策关于此点是和窝尔坡尔旧党的政策一致的，它不欲惊醒了现正被锁于贵族院之门而熟睡不闹的宗教怪狗（Cerberus）。[13]而且辉格党人因和比耳派保守党人同盟之故，连违教徒对于强制宗教税及不准入大学的两大冤苦也不能与以解除。在那个十分安适繁荣的世界本来什么人都不易把冤苦觉得太认真，计较得太厉害，又何必顾问？当时只有像布来特那种样人仍维持着他的狺狺之声，他的希望是它将来可以扩大为大众的呼声。
判麦斯吞
国内的情况既是如此，这时期主要的政治兴趣自然是在外而不在内。在对外方面，判麦斯吞真是天生的炫耀宇内者，而他所放射的光彩也无人能加以否认，虽则用以放光的金钱，为数究有多少在当时为————且将永为————一快意的争点。
判麦斯吞和比耳一样，他的政治生涯也于半岛之战时开始，当时他也是一个托立大臣；中年时他尝追随坎宁，而在灿烂的晚年则可称为合乎坎宁派的托立党人和辉格华族间的一种人物。他常代表不列颠人的情感而反对外国的专制君主，于此坎宁和辉格党人本无分别。就他对于宗教教社加流奥（Gallio）[14]似的态度，及对于朝廷势力的反抗态度而论，则他是一个辉格华族。他固对内反对民主势力的增加，尤其是选权的扩张，他却不反对人民于相当范围内监督外交政策；他为外相时常以为自己对于舆论所负之责多，而对于君主所负之责少，即对于同僚，他所负之责也不及对于人民所负之大。他和前于他的坎宁一般，他常求助于中等阶级以贾彻他的外交政策而压倒朝中及内阁的反对，但我们也应加一句，他有时的行为实没有像他师父（指坎宁）那样的有理。
判麦斯吞的人望在国中为最佳，在众议院中尚好，在内阁中已极微，而在朝中则极不佳。他之所以能得民心半因他们信“老判麦”（“Old Pam”）是一“游猎家”，半也因他政策的性质。他的政策能双料的讨人欢喜。他有自由党人对于奥大利及俄罗斯，纳普尔斯及罗马之厌恶，然他也能力持纯粹不列颠的利益，他力持的语调若在后一代则将被视为极端的爱国主义（“Jingoism”）。照判麦斯吞活泼的言词，一个不列颠臣民即是一“罗马市民”（“civis romanuis”），即使他只是一个行骗于雅典的马尔太犹太人，他也可靠不列颠的舰队为保护。对于1848年大陆上自由运动失败，在匈牙利，意大利及其他地方为奥俄虐政所凌压的无告人民，他幸而也有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判麦斯吞当时替不列颠所采的态度，虽和女王及亚尔柏特亲王的意愿相违，然实不是卑劣，也不是完全无用，因为它昭示世界，即立宪的自由在列强中仍有一国在馨香祝祷其成功者。
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礼
本图描绘的是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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