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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乔治三世，殁于1820；乔治四世，1820——1830；威廉四世，1830——1837。
谷法
和后物价的暴跌使许多农夫及实业家破产，而大批工人失业，工资的购买力之一时大有增加，也是于事无补。英吉利史中物价之因外国食料的输入————此时尚只由欧洲而未自美洲————而受重大的影响，此尚为首次。意在禁止外国五谷廉价输入的《谷法》（Corn Law）不特对于穷民为恶法，为侮辱，而营制造业的中等阶级对之亦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也并不希望穷人将所得尽作糊口之用。所以工业的雇主及工人首次能联合起来，以共同反抗地主阶级藉垄断政权而做出来的设施。
所得税的取消
但是中下阶级这首次的联合运动不幸未久即告消沉，纵然也不是永久的消沉。穷人因继续为贫困所迫之故，仍骚然思动，且在科柏特及韩德的灵感之下，仍继续的为反抗统治阶级的激动，驯至四年之后有彼得庐之变及《六种法律》之通过。但中等阶级因他们的健将布鲁安·亨利及国会的辉格领袖已获胜利，已得强迫托立政府废止所得税之故，颇能知足，暂时亦不复问及政治。他们废除所得税的运动乃用请愿为利器，全岛各处城乡“最体面”[1]的居民继续不断的上书国会，抗议和平时的所得税，尤其抗议“大批视察员及间谍之强迫请愿人民把一切所有尽情暴露”。在群情愤激之余，政府亦不得不为所屈服。此次实为民众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不幸民众所主张者适在错误的那个方向。所得税废除而后，已经过重的间接税比前益重，然而间接税的负担于穷富本无分别，故穷人的负担亦更不堪。此种不公平的情形直到比耳于1842年恢复所得税后始获改正。
间接税除了用以偿付国债的利息于富裕的债权人而外，兼可用来支给薪俸及年金于华族的官吏及夤缘者，因此，科柏特于批评政治时辄将国债及夤缘奔竞混为一谈，而同加斥责。他常说，而且也不无相当的理由，穷人所纳之税全作增裕富人的私囊之用。在当时的激烈派看起来，“食税人”（“tax-eater”）似乎属于另一种的，而且只是半具人性的族类，他的利益也和“纳税人”的完全相反。所以居于反对党的辉格党及激烈派都希望以减政及减税来救济穷困，而并不想到平均负担为较好的一法。但他们于《改革法》后登台时立即发现“减政”不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之最好方法。
科柏特·威廉
科柏特·威廉虽尝关于财政及其他问题写过一大堆不通的激烈议论，[2]但他在英吉利史中究扮演了一伟大而且有功的角色。他复兴了佩因所尝发起而庇特所尝禁止之劳工阶级的政治运动。而且他所复兴的运动不是共和或雅各宾的运动，而是国会的运动；他替劳工者要求选权，他并指导他们从这方向以解除他们的困难。当1816年他势力极盛之时，他有号令他们的权力，但他则叫他们少从事于暴动及放火，而多注意于政治的讨论及组织。他的忠告，他们本也不会听从，但他为极有天才的新闻家，在那初有报纸的时期中，他的一枝秃笔有绝大的力量，但他又为当时惟一能替穷人说话，而把他们的穷况表现出来之人。当时无论在城中或在四乡，所有教国当权之人，在工人看起来，总是和雇主一鼻孔出气，而和他们作对。他们无他们可以说话的讲坛。他们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都无选举之权。他们也不能有合法的职工组织，故虽为数甚众，而在劳工市场中仍是毫无势力。科柏特实为能作他们有力的喉舌之第一人。
科柏特·威廉是一老派的部尔·约翰[3]，是一笃念过去而酷好鸟语花香的乡境者，是一推崇自由农民，及其耕具及草舍者。他既瞧不起外国人，又不尚理论，所以他初当新闻记者时，他为一个反对佩因及其“《人权论》”的一个反雅各宾派。但他见到，或自以为见到，英吉利人旧有的权利被当局者所窃夺而后，他立即以恢复它们自矢，而他初年的同道者则对他既怒且惧。他的《政治记录》（Political Register）不特于篱下厂中有人宣读于不识之无的听众之前，即“体面之人”有时亦加以披阅，激赏其尖刻而笑骂其无礼，然而既读之后终不能不考虑其所言之有理与否，于是上等阶级亦得稍窥见穷人的生活之苦。穷人的眼光中，所有别的人既似乎一致的在阴谋损害他们，压迫他们，劫掠他们，诋毁他们，则他们对于科柏特的爱戴自亦可以想见。要对抗那一大群自觉或不自觉的强梁，也需要一个强梁。旧式的英吉利，方在过去之自由农民及野草地设麦酒肆的英吉利，于其最后一次的努力居然产生了这位光荣的，无可抵抗的大强梁：体虽笨重而无丝毫的懦怯气，言行虽激烈，而不存丝毫的恶意。
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活动
反《谷物法》同盟以反对人物法为惟一目标，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也不提其他要求。它是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企图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单一的经济利益目的。
激烈主义
科柏特成为那个影响19世纪不列颠极大而毫不带哲学气味的激烈主义之师保。那个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而仅是一种精神————替穷人叫屈的一种愤慨。它虽时常和自由主义联盟，而却无结合；他和放任主义更少结合。籍了许多不同的政党及政客之力，它居然通过了《工厂诸法》，废除了《谷法》，强取了选权，教育自由，及言论刊行的自由，最终且能改变上等阶级对于下等阶级的整个态度。边沁及弥尔（Mill）固比科柏特为明达通晓，然他们苟没有他的赞助则必不能从他们的学者交椅上将英吉利丕然大变。
劳工阶级运动的历史，一自工业革命使他们有了自觉力以来，向盘旋于政治行动及经济行动之间，互为更迭而没有停止。初经滑铁卢后的行动为政治的。在当时它尚无完备的职工会组织，且除了希望得到而尚未得到的较高的工资而外，也没有任何经济的政纲或福音为其声援。[4]1815年的《谷法》似乎在挑动工人们去采政治的行动，所以为改良经济的生活起见，国会的改革应为第一步的努力。
辉格党的态度
这时候的中等阶级犹站在外边为中立者，而让无组织的劳工，在科柏特及韩德的领导之下，和上等阶级及政府的全力来决改革之役的胜负。辉格党或可说是华族的自由党，也是无力的旁观者，因为它于国会的改革问题仍未有一致的意见。辉格党人一方固痛斥托立政府的高压举动，一方又极不以激烈派的论调为然，然而他们自己也不能提出他们自己补救方法来以为代替。所以改革的一役此时仍完全操于利物浦，威灵吞及卡斯尔累的托立政府之手。
托立政府的反动
很不幸的，滑铁卢及维也纳和会的胜利者于应付内争时却无同样的见识及灵敏。除了一味高压外，他们别无其他政治或经济的提议来可作补救。庇特反雅各宾的高压固然尝于战时克制住了极小的多数，然今则竟以之来压倒也许在国内占多数的反对派于平时。政府以大逆罪来控告暴动者，而以谋叛罪来控告印刷者及著作者，但中等阶级的陪审团也并不老会照政府所控以定罪。间谍及密探，如著名的奥力味（Oliver）之流，则由政府密布于激烈派之内部。《出庭状法》则宣告停止。所有的出版品俱须纳一便士的租税，不但激烈派的宣传品固因此大受限制，即别的书报穷人亦无法购阅。在1836年以前凡值一便士的报纸亦至少须五便士才能购到————此诚为国会智虑之所拟定者！
彼得庐
公众的集会普通也在禁止之列。索性所有的集会一概禁止，那倒要好些，而彼得庐的惨杀也就无从发生。不幸集会有时是容许的，故大群能守秩序的劳工男妇有集会于曼彻斯忒的圣彼得广场以要求国会改革之举。但地方官则骤然的恐慌起来，也不暇问集会的内容，而遽命自由农民兵放起枪来，结果死者12人，而重伤的男女则有数百之多。
政府不待详查即嘉纳这个错误的惨案，但国民的多数则不以为然。不特激烈派及工人愤激异常，即安居乡宅的辉格党人及高坐华厅的商人亦为这残杀同胞的暴行所震惊。国人称此惨案为“彼得庐”，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可以表示他们对于取得滑铁卢的胜利者之感激已消灭一部似的。[5]它对于无论那一党派那一阶级方在长成的一代之头脑都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它能证明反雅各宾的托立主义所采一味消极压制的政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但可以替代这政策的政策一时仍没有找到，调和既是不可能，则秩序势必严格的维持，因之是年冬有《六种法律》之通过。
彼得卢大屠杀场
这幅19世纪的作品描绘了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彼得卢大屠杀”场景。当时地方行政官派遣了义勇骑兵队前往圣彼得广场，去制止政治改革支持者举行的和平公众集会。在接踵而来的恐慌骚乱中，11个平民遭杀害，数百人受伤。事件发生一个时期后，辉格党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托立党人的失政
次年的二月又有伽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的暴露。这为武力激烈派（physical-force Radicals）的阴谋，由替斯尔乌德（Thist lewood）所主持，而以乘内阁晚宴时一举杀尽为目的。政府固因此得了国人若干的同情表示，然如一思及阴谋的凶惨，则政府所能引起的同情心实亦微薄异常。那年夏天诸大臣为迎合他们新继位的主翁乔治四世，而助之离异喀罗林后（Queen Caroline）起见，又在上院中举行离婚的大审。这个丑举动更使他们不齿于人民之口。臣民对于王后的人格固也有怀疑者，但他们对于国王的劣行则始终无丝毫的疑问。固然他们当时只疑心而尚不知他有同时和两个女人结婚之事，但英吉利人崇尚公平的意识究不能直国王部下，招致下流意大利人，以当全国贵族，证明其妻的不名誉之所为，而况国王自己又在公开地和别的妇人们同居？所以对付主后的“处罚案”（“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在没有能提到下院以前即得撤销。由克鲁克善克·乔治（George Cruikshank）打头的一班新起的漫画家此时亦正在描绘乔治四世不复堂皇的面貌，及自由农民军枪杀惨呼的妇女的暴行，而他们的残酷正亦不亚于在季尔累（Gillray）时他们前任攻击福克斯及所谓“雅各宾派”时的情状。
乔治四世像
乔治四世（George Ⅳ，1762——1830），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兼汉诺威国王（1820起）。
自由的托立党人
“王后审判”的失败给政府以一大打击，一时的空气较清净，而国人的心胸亦较舒适，于是托立的内阁又有一度的振作，而又得维持十年的政权。有三种情形是袒着他们的：一是贸易的复盛；二是在国会中惟一能和他们作对的辉格党之衰萎；三是卡斯尔累的逝世；卡斯尔累的天才长于对外而绌于对内，然而他一日不离内阁，则新的而且较自由的一派托立主义之有力代表者坎宁便一日不能出头得势。
在此后的八年内，不特近二三十年来反雅各宾的严厉制度一蹶不振，即世人所认为自1689年以来向属不列颠宪法的各部亦有破裂改变者。纵然旧有的选举制度无法使人民任何的大部分得有直接的代表，但国会也不至于完全不能代表新时代的精神。在朽腐城市没有取消而辉格党人没有得到公平的机会以前，旧日的两党制度纵然不能恢复，但多派的制度也不至于完全不能代表国中不同的各种舆论。在托立内阁本身中即有两个派别：坎宁及哈斯启孙（Huskisson）代表比较自由[6]的看法，而威灵吞及老年的厄尔登贵族为牢守过去者，而首相利物浦及善思的比耳则力谋两派的和洽。然而即在威灵吞当首相，老派尽把敌人逐出内阁之后，他们也为时势的潮流所迫，而不得不通过比坎宁本人所能提出通过的法案更要自由的法律。
托立政治末了八年的结果一为若干重要改革的成立，再为当权已逾一世之反雅各宾的托立党之解体。在国会改革问题最烈的一二年中，有新的辉格·自由党及新的保守党继它而代兴；这两个新党在将临的时期内彼此轮执政权而无断。所以经一时期特殊的混沌之后，国会的生活又回复到两党之制，虽则在改革后的国会实代表较前更繁复的争端，及较庞杂的阶级和利益。
皮尔像
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首相（1834——1835，1841——1846），保守党的创始人。于1829年实施都市警察法，建立大伦敦地区警察队。
反结合法的取消
在托立末数年当权时所成立的自由法律中，取消庇特《禁止结合诸法》的法律实为重要的一法，然它并不是由于阁员中任何一派的特别主张，而由于舆论的转移，及国会外那个杰出的激烈裁缝普来斯·法兰西斯（Francis Place）机敏的活动，以及国会内那个激烈议员休谟·约瑟夫（Joseph Hume）的合作。普来斯在北部诸工厂区域中纠合了巨数同志以共上请愿书于国会，国会议员受了请愿书及见证人的包围后，自亦不能无动于衷。
比耳
又一大串的重要改革应归功于比耳为内相时所具的朝气。比耳·罗伯为一近代式的郎克邑大制造家之子，他和执政的托立领袖发生关系盖尚在哈洛及基督教社（Harrow，Christ Church）求学的时代。在少年时他即为英吉利乡绅及僧侣，及爱尔兰得势一派得宠的政治经理人及说客。他毕生相好的友谊结于半岛之战正极热闹，而旧式托立主义正极浓厚之时。如果他延后十年始作政治生涯，则他也许会自认他是像坎宁或哈斯启孙的一个自由·保守党人。实际上他之属于旧派转使旧派所坚持的阵线遇危险时不易保守；如果他公然地加入对方作战，这阵线之保守或转可较易。威灵吞有一次尝批评比耳，说他（比耳）所开始的战役他（公爵）每不能预知其结束。这个批评对于政客的（以别于军人时的）公爵自己固然更要确切，但对于比耳也无不公之处，只要我们照克伦威尔的说法再加上一句：“无人能比自己不知何往之人走得更远。”英吉利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不能逆睹4年以后之事实，则已是英吉利逢到变动极快时一种常有的特色。
法律改良及文人警察的设置
1822年比耳代息德马司贵族（Lord Sidmouth）长内政部后，政府高压并侦探激烈工人的恶制瞬即取消，而各党及各阶级也从此得到较公平的待遇。比耳更将边沁，罗密力（Romilly）及马琴托士·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多年提倡的刑法改革制为法律；他废除了百余种不同的死罪。末了到1829年他又设立我国史上尚为第一次有的有效能的文人警察，这种警察因深得民众之爱，故常被以亲爱的名字见呼。他们能应付普通的罪恶，他们对于社会的效用极大；然他们也能应付激烈派的暴民，故政治的效用也不在社会的效用之下。到了此时，执武器的军人可以无需，而仅执警棍的文人警察可作代替。他们不因没有武器而遂不敢和暴民抵抗，故军人的长处他们也有。然而他们又有军人所不能有的便利，因为他们在事发时即可实行制止。自是而后戈登·乔治贵族式的暴动及彼得庐式的惨案可以永不发生，因为军队可以无须在都市中为维持治安而出动。两年后改革法案怒潮中火烧布勒斯托尔的暴动，如果能有一百个“新式警察”来及早应付则必可消患于无形。不幸新式的警察此时只行于伦敦。但在一世之内此制已逐渐应全国的要求而推及于各处。他们的制服自始即采文人的蓝色；他们在早年不戴头盔而戴硬的高帽。
哈斯启孙的善政
在同一时期中国家的财政亦经哈斯启孙来整理一过。向有的关税税则，无论从税收方面或从保护方面看起来，只是一乱堆不合科学的层积及不相联属的试验，而处处于贸易有害。哈斯启孙并没有想成立完全的自由贸易，而且他的行动也受民众反对恢复所得税以裕税收之限制；但他已经能大大的减除了好多货物的入口税，而他所保留者则都有条理及目的。只有一类货物仍是神圣不可侵犯：在英吉利的政治中，一部分的乡绅阶级能一日的藉了朽腐城市以包办权力，则一日的“谷是国王”。
哈斯启孙又予尝于过去百几十年中使不列颠船只得以专利不列颠口岸商业的《航海法》[7]以首次的大打击。那种人为的助力在先时容是必不可少的，即斯密司·亚当也尝称颂有加，但不列颠的航业到了现在已充分发育；故尽可不必再求助于它。《航海法》的完全去了固须有待于自由贸易成为国民政策而余存的保护税也一律废除的下一时期，但哈斯启孙已加以重大的变更。《航海法》所给予他们的垄断权利取消后，不列颠的船公司及船厂主人亦不得不振作精神以改良他们管理及制造的方法。因为维多利亚时的不列颠在工业上处最优胜的地位，故海船之用蒸汽及铁板实于它有利，尤其是它此时本已不易得到木材的供给。向外运输而于全球各埠都可购得的煤炭也为促进不列颠航业的一大鼓励。历19世纪的余年，我们的商航继续的日增月进而没有一厉害的匹敌。
卡斯尔累像
卡斯尔累（Lord 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外相（1812——1822），曾协助领导反拿破仑大联盟，并在1815年重绘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上起过主要作用。欧洲一致原则的主张主要是由他提出的。
卡斯尔累及坎宁
坎宁之代卡斯尔累而为内阁中主要的个人势力给内政上的改革势力以一种很大的鼓励。在两人都特别致力的外交方面，坎宁固没有怎样更动他前任的政策，但他毕竟和寡言骄傲的卡斯尔累不同，他不特常诉诸众院的公意，他也好求民意的评判。在他当权之时，外交不复如格稜维尔及卡斯尔累时之为高年政治家的一种神秘。坎宁所采的新的公开方法到了判麦斯吞，格拉德斯吞及的士累利之世更大有发展，驯至总选亦有以外交问题而决胜负者。到了世纪之末，萨利斯布里贵族又稍稍回复卡斯尔累比较静默的方法上去。
所以坎宁入主外政而后，外交的方法大有变更，新的方法实和新时代比前民主及比前好问的精神如出一贯。但不列颠外交政策所缘以进行的方向则一仍旧贯，所不同者步伐比前较快，而政策的自由立场及不列颠立场亦比前更是显明更是着重而已。
卡斯尔累的政策
卡斯尔累既显明地是一“欧洲人物”（“good European”）他自会赞成列强之按时会议以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但那时列强之不能代表人民犹之那时诸邦之不能代表各种族，所以那时的会议绝没有逐渐成为有似我们今日的国际联盟一类组织之可能。在反动的梅特涅及以反动终的俄皇亚历山大的势力之下，这些会议反而变为神圣同盟诸国政府的愚昧政策之清算所。神圣同盟诸国本以压制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发动而联合，卡斯尔累既不愿见英吉利之被牵入于各国内部的警视问题，自不得不渐渐地和大陆的会议政治疏远。他后因不胜工作的繁重而自杀。但他之绝不赞成希腊及意大利的独立运动似可令我们预知他之决不会采择他后继者所采择的自由政策。[8]
坎宁的政策
在一方面坎宁固是绍述卡斯尔累的工作者，然他究引入了一种反抗大陆各国反动各派的精神。他比卡斯尔累要感觉得深切些，即英吉利国家所拥护者为一种介乎雅各宾主义及专制主义间的制度，固不是前者，也决不是后者。少年时之他既尝受不列颠精神的灵感而成为一能干的反雅各宾派，中年时的外相遂亦受同一精神的趋使而成为大陆上专制王公的恶煞，而自由党人的北辰。此时欧洲的诸帝王自波兰西迄葡萄牙，正在利用前时尝藉不列颠的武力及津贴而恢复成的权力来践踏一切政治，种族，及文化的自由，英人对此自然不胜其愤激，而坎宁则深表同情于国人。当神圣同盟委托王党及僧侣专权的法兰西用武力来压服西班牙的立宪运动时，英吉利的全国，无分阶级与党派，俱不胜其愤慨。但坎宁虽抗议法兰西之侵入西班牙，他却能聪明地避免采恐吓的态度，因为恐吓的结果非继之以第二次的半岛之战，便势必有不荣誉的外交退缩。
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83——1830），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
坎宁像
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政治家，以其在外交大臣任内（1807——1809，1822——1827）和1827年担任首相的4个月内推行自由主义政策而闻名。希腊独立战争期间（1821——1832），坎宁给希腊人争取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自由的斗争以外交支持，并保证最后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
南美的独立
但在西班牙问题的又一方面，就中南美殖民地反抗君主母国之一事而论，则坎宁有比较自由的处置权力，因为不得不列颠舰队的默许，法兰西或神圣同盟所遣的十字军决不能渡大洋以征服波里瓦尔（Bolivar）所率领的叛徒。而且南美的独立于不列颠有物质上的利益。西班牙对于英人和它美洲殖民地贸易所设之限制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向为极麻烦的问题；如果殖民地自身能成独立国家而和不列颠处于和好的地位，且愿于和它的商人贸易，则激成掘类克之战，熏烤海贼之战，及窝尔坡尔时“贞琴兹的耳之战”的痛心事便可一劳永逸的解决，永远的除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列颠工商巨子之愿见南美独立确不仅在为新的英吉利工厂所生产出来而堆积如山的货物找到新的市场，他们对于自由的胜利也的确有诚挚的热诚，对于科克蓝（Cochrane）之赞助叛逆政府而于智利及秘鲁沿海获得惊人的巧捷也真的有充分的愉乐。凡是英人也无一不乐见法兰西人及刚愎自用，尝作伪誓的斐迪南七世之重受失了美洲的重罚。当坎宁在众议院中作他已产生了一个新世界以助复旧世界的均势之宣言时，他实是在对上述的各种民众情感而发言，故民众亦立即为他的声援。无论何时都爱旧世界甚于新世界的厄尔登及威灵吞则大不乐见他们同僚之变成一个民众的鼓动者，而托立党内部的分裂遂亦更深而更甚。
门罗主义
就宣告并保护南美的独立之事业而论，英吉利及合众国的政治家和人民极为一致。门罗总统尝趁这个机会来立下他极有名的，且于日后极关重要的“主义”，他否认欧洲国家于已有的土地而外尚有在美洲大陆另得新的领土之权。这个“主义”固为当时对于神圣同盟各国的一种警告，然同时也不啻是对于不列颠日后行动的一种限制。坎宁颇不喜欢这种论调，他及继他而起的他的徒弟判麦斯吞都不及卡斯尔累对美之有好感，有如后者在加拿大国界除兵问题中所表示者。[9]但在坎宁之世，英美间的争端尚无发生，故暂时英语种族的两大支能完全一致。但我们也不要发生误会，使法兰西或神圣同盟不能削平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乱者乃是不列颠的舰队，而不是门罗总统的“主义”。
希腊的独立
除了中南美极广的面积外，世界政治地图上的较小的某一点也至今留存着坎宁手触的旧迹。希腊的独立大部须归功于坎宁。在利凡特他当然不能一手抹杀欧洲列强的意志，有如他在大西洋彼岸之所为。幸而关于希腊反叛土耳其一事，神圣同盟各国的政府也彼此不能一致。奥大利固始终如一地赞助能代表“反对革命”的一面之土耳其，但俄罗斯则一因私利攸关，再因向表同情于巴尔干各民族之故，力主拥护东方耶教徒的利益。法兰西半因宗教及文化关系之故亦同情于俄之看法。因此英吉利的态度所关极大。威灵吞步卡斯尔累的后尘，故为帮土耳其者。但不列颠的公众则已深为摆伦之慷慨捐躯所感动，而当时的文化又是十分的“古典”，故他们把希腊的“爱国盗”（“Klephts”）捧作色摩比利（Thermopylæ）的英雄。坎宁则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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