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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乔治三世，1760——1820。
1760年的内阁制
乔治三世1760年继位以前，责任内阁的新制已经确立于英国：内阁有首相为领袖，故其意志统一，但它须赖众议员多数的信任以维持生命。自此制发明之后，斯图亚特时期中行政立法两机关间不断的冲突，得以不再发生，而政府的行动也不至到处有着障碍，以和1689年的消极解决比较起来，新制于自由政府的实施实有更大的功绩。后此，不列颠的自治殖民地及许多欧洲的国家亦采用内阁制度；内阁制度盖成为英吉利对于政治机能的主要贡献。
当时内阁制的弱点
上项的制度窝尔坡尔尝赖以统治平时的英国，而庇特尝藉以克敌于国外。庇特之子更以复活的托立党党魁的地位，把它刻板化起来，而成为不列颠不变的政府制度，直至今日尚未改易。但介乎庇特父子的两政府之间，尝有过二十余年的变态政治，责任内阁及首相之制即非完全在停止的状况中，至少也是混乱无章。我国宪政发达史中之所以仍不免这个挫折，乃由于乔治三世个人的野心。乔治欲恢复国王在1689年的解决所尝留给于他的权限，所以他不惜视首相为国王意志的传达者，而使内阁则不仅有“国王的臣仆”之称，且也真有其实。经了1761年后数年间猛烈且错杂的斗争之后，一时他居然大有成就。他把辉格党人尝藉以腐化众院的任官之权收回。有了此权，他自己可以贿通并操纵众院；于是内阁也失了效用，而他的目的也达到。
如果内阁政府能以平民为基础，而不以华族，能恃舆论为后援，而不恃“操纵”，则乔治三世显然不会有若何的成功。18世纪中叶国会及内阁的制度固一极良的机械，然道义的力量及民众的赞助则尚是缺乏。固然，当7年之战的来势极恶时，辉格的寡头亦尝婉从民众的意见而让庇特组阁以解危难，然民众仍无一定的，有规则的方法可以强制众议院之尊重民意。当时所谓“荐选城市”（“nomination boroughs”）的数目极大，故议员往往可由某某一人提出而无须乎选举。而且庇特本人也丝毫没有运用这个奇特的政治机械之力。他所代表的古舍蓝固然也是一个朽腐城市古城的废址且已成为牧羊之所在，但他并不是一个城市贩卖者，也不是城市贩卖者的友人。他瞧不起辉格寡头，他更常盛气凌人地侮辱他们；他们则害怕他并讨厌他。他尝告纽喀斯尔道：“少说些罢，公爵！你的言语早已得不到我的重视！”因此之故，国家的危险，因庇特的胜仗而成过去后，他和辉格贵族间所成立的合作办法便不能继续的充施政的制度。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59——1806），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首相（1783——1801，1804——1806）。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职时只有24岁。他是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的次子，于1781年进入政坛，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和查尔斯·福克斯一起倡导与美国和解。但另一方面，他却坚持对当时崛起、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坚持加以对抗。后来因为国内的宗教问题而被逼解散内阁。
敌对政党之不存在
乔治三世之所以能藉国会的腐化以恢复王权盖尚有第二个理由的存在。当时尚没有强有力的托立党，故辉格党人及国王两不受正当的监督。国会内阁的制度，如要能健全地行使职权，则必须有两个可以互相批评的政党，如此国民庶可有所取舍，而两方俱不敢大意。在威廉及安之时，托立及辉格两党虽失之激烈太过，好争太甚，然互相监督的职务总算有人尽力。在首二乔治之时，因为有了詹姆斯党之故，真正的托立反对党反而没有。但詹姆斯党自“四五”之变即已萎蘼不振，而当那个“农夫乔治”，那个“以生为不列颠人为荣”的，深得民众爱戴的少年英人，继他德意志的祖父而为国王时，且已完全死去。从前曾为詹姆斯党徒及高托立党人者如约翰孙博士之辈，皆甘愿把他们无着落的忠心移向这样体面入流的一位新君。和革命解决可以相容的一个新托立党本可早日恢复，哪知要等新朝已过二十余年之后，它始在少庇特的卵翼之下应运而起。
政制的废弛
在此青黄不接的期间内则乔治三世得以抛开政党而治国，内阁成为王命的工具，而议员则仰食于国王的禄奉。众院中所谓“国王的朋友”仅是他的雇佣，至多也不过是他个人的死党，而决不能视为真正的托立党人。照波令布洛克所说，“爱国国王”登极后的黄金时代应是无偏无党的唐唐王道，乔治本人，察坦姆，及讨厌辉格华族当权的别的许多人们都尝被这个理想所感动而大起幻想，但其结果则和波令布洛克的预言大相径庭。政党政府一被取消而后，不但无感恩图报的国民来称颂国王的仁慈，国中反而充满了治人者及被治者间不足为训的冲突。尉尔克斯（Wilkes）本不是一个品端行正之人，然而政府累次的凌压他转足以使他成名，使民众奉他为民权的拥护者；此其故本不在他之真能为民权尽瘁，而由于行政机关之多事干涉，及众议院之不肯承认密德尔塞克斯选民有选举任何人充任代议士之权。尉尔克斯一案实可充分表示那时期一切冲突之不足为训。至于对外，则我们在7年之战所困苦得来的威望及推崇亦被标特（Bute）在1763年所用以取得《巴黎和约》的方法及嗣后伦敦和我们自已的殖民地间不堂皇的争执所一扫而空。所以到了帝国内部的危难发作之日，不列颠在欧洲只见有仇敌而没有一个的友国。
察坦姆之无能为力
然新朝起首20年中内政外交之纷乱失败，亦不能尽以诿诸国王及反对国王之辉格华族。一部分的责任也应由庇特————在此混沌的时期中已成为察坦姆伯爵————担负。他虽没有他自己常有的国会徒党，他于国王及辉格党之间却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因为在那众院极不能为民喉舌之时，他要算是国民真实的代表者。如果他能善用他的地位，则当时的纷乱总可减轻若干。但他政治上虽表同情于民众，他的傲世之态却远过于华族之所有。他本人尽可是一高贵的，自由为怀的独断者，然而和他共事则为不可能之事。他的地位本可使他中立于两方之间，判断曲直，减少争端，但因倨傲失常，且乏知人之明之故，他竟治丝而益紊。他不能和乔治合作，也不能和辉格党人合作，至于使两者得有一种协调则更为绝不可能之事。
在有一个时候，察坦姆尝重拜组阁之大命，全国也都望他能成立一“超党”的政府，以救国家于因内部溃滥而起的危难。但此时他的体力及意力俱已不济。他自伊吞（Eton）学生时代起即尝努力抵抗痛风之症，至是竟使他卧床不起，历数月之久他困处于多虑的愁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易怒暴燥，不可向迩之态正不让于铁栏中的怒狮。他的内阁本有赖于他亲身的领导，而无任何团契可言，他既拒绝接见同僚后，他们更如群龙无首，迷惑无路；他的政府固不能不跨台，而不列颠及帝国最后的希望亦归于乌有。
乔治的获胜
到了1770年时，乔治三世已打倒所有的政敌————打倒和“辉格党有关系者”，并打倒他所疾恨的察坦姆。他本疾恨一切有才之人，只有甘愿奉行他的意旨，而不别有政策的二三等政客不在被恨之列。察坦姆尝保全了并扩大了他所不能维持的帝国，但他反称他为“叛乱的喇叭”。自乔治三世的眼光看起来，批评国王的政策即是“叛乱”。他之评量所有的政客亦全凭他们对于他的态度[1]。这样一位国王，于对待新英格兰的殖民时，自也不会特别的宽容，因为那地的“叛乱”比察坦姆的较为严重，而又为地方的特产。然而那地正在发生之帝国关系的问题固极需妥慎的解决，而不容丝毫大意者。
英美对税法之争
因7年之战而法兰西之势不复存在于北美，因法兰西势力之消灭而有不列颠帝国初次的崩溃。北美的英吉利殖民者自脱离了异族侵迫的危险后，即不在乎祖国的援助，故态度大变。同时，祖国则因多年作战，负债累累，田赋锐增之故，其政治家颇希望殖民地亦能担负保护帝国的军费之一部分。首次的尝试为格稜维尔·乔治（George Grenville）1765年的《印花税法》。按照该法殖民地中所有一切的正式文件俱须粘贴印花，所得税项即拨为维持在美的王家军队之用。但殖民地反对新法极烈，故通过的次年洛金汗（Rockingham）的辉格政府即予撤销。1767年汤森·查理复于美洲征收茶税及其他数种货物之税。察坦姆本为英人中反对征税于殖民地的政策之最有力者，然他此时名虽犹是首相，而实则因痛风及愁郁症之故，已和实际的政治断绝往来。到了1773年时凡此种种不得民心的税项只有茶税一项仍未取消；且乔治三世的嬖臣诺司贵族（Lord North）所视做原则问题而坚持不废的茶税，已非原来的茶税，税率既低，而收入亦极些微。不幸的，在殖民地方面，8年来因征税问题而引起的长期争执，已使一般的殖民者有固执成见的倾向，茶税于实际上纵无多大损失，但英吉利国会可以自由征税的原则则非取消不可；为达到目的起见，任何的纷乱，任何的牺牲也可不恤。他们所大声疾呼的是“没有代表，便不能征税”，即农民及边陲林民（backwoodsman）亦各以罕普登自居，而把诺司当做斯屈拉福德。
纽约大街上反对《印花税法》的狂潮
美人之反对英吉利国会，反对他们绝无代表的国会来向他们抽税，无论所抽者若何有限或若何公允，本也不是说不通之事。他们和英王有君臣的关系，他们是完全承认的，————虽则马萨诸塞特在斯图亚特时期中有时似乎不甚注意此层，虽则在1643年它尝未经请示国王的手续而即和法兰西作战————然他们却从未承认过国会享有最高之权，从未承认在韦斯敏斯忒开会的国会有权可以通过束缚殖民地的法律及税法。它们各有各的议会，只有它们自己的议会能有束缚它们之权。关于这个争端，两方都可有富有法律根据的辩护；本来在历史上尝使我们的种族分为赞否两派的许多宪法上的大争端，类多不是只一方有法律根据而它方无有的。苟舍法律而言政策，则向殖民地征取供给帝国公用的赋税，自宜由它们自己的议会自愿通过，而不应由不列颠的国会来高压它们。[2]
美人对于帝国的冷淡
很不幸的，他们半因节俭，半因对于帝国的联络漠不关心之故，也不想自动的来抽税。法人侵迫的危险一成过去而后，阿利甘尼中的边陲林民便视帝国为一种抽象的事物，而不值得他们的垂青，犹之今日一般中部西方（Middle West）人之视国际联盟然者。沿海岸一带的人民对于帝国固知之较谂，然也未必定有较好的感情：代表帝国的督臣将校皆属不列颠的上等阶级出身，他们之常不能和平民的社会相往来，犹之油及醋之难以相合。而且，在美人的心目中帝国和他们工商业上所遭的限制是相联之事，帝国常偏袒英商或西印度的垦植甘蔗及烟草者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在殖民人中只有西印度富盛的垦植者独得祖国的青睐，即对于蓄奴之制祖国亦尚未丝毫有动于中。
察坦姆————我们或许应说庇特·威廉，那惊人的大平民————尝使美人能宝重和帝国的关联于战时，且他也许会有使他们能容忍这关联于平时。不幸察坦姆今已失了指导帝国政治的势力，他今仅是一个卡撒掘剌（Cassandra）[3]式的预知家，他尽向乔治三世进警告，然而忠言逆耳，恩将怨报，乔治不但不听，反诋之为“叛乱的喇叭”。
争端之无法和解
在理论上————至少在流行于英吉利本国的理论上————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团结不分的国家。在实际上则它只是一个许多自治群社的联邦国，联邦的条件则又从未订定，且常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形势自是危机四伏，国人之不知这种形势及危机之存在则益足以提高危险的程度。已告物化的辉格寡头不能说是曾经有过何种的殖民政策，或对于帝国有过何种明晰的意见。庇特的人才内阁也已如过日的黄花。到了今日，乔治三世的大臣单方所提出抵补帝国支绌的财政之方法，既不为美人所接受，而殖民者则又拒绝提出任何的抽税方法来做代替。当时苟有意态诚恳，存心为公之士起而召集一圆桌会议，则排难解纷或尚非难事；在此会议席上，不列颠尽可自动的放弃对于殖民地贸易的限制，而美洲则可自动的担负祖国因保护它们而需要的军费之一部分。
但这样的一个会议在大西洋的两方都没有被人想到的可能。英吉利是时犹为“重商”及旧式保护主义的理论所奴役。它把殖民地仍旧看做它货物的市场，而殖民者的工商业则须以不悖祖国的经济利益为范围。我们不列颠殖民政策的史家说得好：1776年的“破裂之为由1765年及1767年的法律所促成固是显而易见的；然〔殖民地及祖国间〕之迟早总会破裂，除非大不列颠能把它的整个殖民政策更易，也是无可致疑的。”[4]
讲到美洲或可自动担负帝国费用的希望，则所谓“美洲”者并不存在，13个殖民地互相嫉妒殊甚，它们的思想完全是属于地方性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有极大的地理上的，经济上的，及社会上的隔绝。它们1754年在奥尔巴尼（Albany）时尚不能联合起来以共御法人危急的侵迫，在此承平之时，更何能希望它们联合起来以和英吉利磋商它们所不认为紧急的问题？
美人的激烈性
所以事情便一天一天地流向僵的方面去。一方，有乔治三世的固执不变，及那个随随便便，和易近人的诺司贵族之善伺王命，不肯亦不能丝毫加以纠正。又一方则有激烈党（Radical Party）不妥协的热诚，及亚当斯·撒弥尔（Samuel Adams）的有力领袖。在亚当斯心目中，向不列颠宣告脱离似乎本身即是一件好事，虽则这个见解是渐渐的得来的。[5]
使英人美人不易互相体会的缘由在当时诚繁多而且深固：此中有许多已随时代的变迁而消灭，但种族的区别则至今日而更甚。英吉利的社会在当时犹是华族的，而美利坚的社会则已是平民的。伦敦及波士敦之间相隔有六七星期不舒服的大洋颠沛，所以人与人的往来极少，而自祖国向美移殖的潮流则自1640后早已濒于停滞。在英吉利，政治及高雅社会非清教徒之所得插足，但在新英格兰则新教高于一切，且从而弥漫于其他的殖民地；在马萨诸塞特盎格利干主义转为不时髦的信仰。英吉利的社会是古旧的繁复的，人为的，美利坚的社会则为新进的，单简的，生糙的。英吉利的社会建筑于极不均等的财富之上，而在美洲则财产犹是比较的均等，有望的童子尽可有于日后和本乡首富相捋的希冀。在英吉利乡绅们的意见操纵政治上的意见，但在美洲，则政治上的意见来自农夫，沿海的暴民，及森林中的边民。[6]
两社会日常生活的处境及空气既如是的迥异，要体解大西洋彼岸一般人民对于争端的看法之究属何似，目非具有极大的意向力如同柏克，察坦姆及福克斯所具者不可。乔治三世固有坚强的意志，执行的才力，和勤劳的美德，但他那有意向力？
抛掷茶箱
勒克星吞
波士敦海港发生了有名的抛掷茶箱之举后，勃然震怒的英吉利政府即铸成万古不磨的大错。它急急地于国会通过了几个惩处马萨诸塞特的法律，封闭波士敦口岸，撤销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并令所有关于美洲政治犯的案件统移往英国审理。这些处置使别的殖民地亦归附马萨诸塞特，而本或可为英政府所利用的犹豫分子及保守派人亦悉站在激烈党人的背后。《惩处法》的惟一结果当然是和殖民地宣战。除了把它们看做战时的行动外，它们绝无辩护的可能，所以它们一获通过，政府应立即为作战的预备，以保胜利之可期。然而即在那年，不列颠政府反在裁减海军中的海员，而它在美洲的军力亦不认真的予以充实。当最后的决裂来到，而战事在勒克星吞（Lexington）爆发之时，柏赣因（Burgoyne）在波士敦写道：
我们的延误已久，我们不特没有采取有力的处置，且连这种处置的预备也没有着手；然而我们忽然地采取决然的行动起来。
我们此时正际恶战开始之时，然而我们除了火药外，什么战品都还没有征发！
保王党
不列颠政府虽已以强硬方法对付新英格兰，且挑之使出于用武的一途，然勒克星吞发生前的12个月之中我们所做者只为波士敦的占领，而毫无别的动作。反之，四乡的激烈党人则方在利用此无动作的少憩时期而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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