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辉格党的寡头政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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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

    詹姆斯主义

    在乔治一世及二世时，不列颠诸大臣的政策，无论对内对外，俱以维持汉诺威王室的命运为前提。欲做到此层，则辉格党之继续当权又为不可少的条件————至少一般的人确是这样想法的。但辉格党人的得势也有两种限制；第一，只有遵从盎格利干国教仪式的党人得以掌大权；第二，托立乡绅在四乡的势力须绝对的加以尊重，不然他们对于政敌的统治便将发生私人的仇恨。只消辉格党人能一日奉行这两个条件，他们也一日能握着政权。托立党人固不满意于汉诺威王朝，但又不愿尽力参加恢复一位信罗马公教的斯图亚特之工作；所以他们于1715年及1745年的变叛中，和任何一方都不能携手，他们于选举时或于国会的议场上也不能联合一致的以力争他们的地位。

    旧日骑士党徒的子孙在英吉利者大都固已成为奉公守法，勤慎齐家的托立党人，充其量他们也只能叹惜地为“远在海外的国王”偶饮祝福。但在苏格兰，则骑士党后裔之变成詹姆斯党徒者甚众，他们一遇机会即预备揭竿以勤王。服从政府及厌弃内战的习惯在英养成较早，而在苏格兰则较迟。1707年的合并至是仍未获到民众的欢心，故希望藉詹姆斯党的复辟以恢复苏格兰的独立者亦颇有其人。在特威特河以南成为国教的且富有特权的主教教社在北不列颠则除用武力外，也别无其他恢复威权的希望。末了，高地诸部落的首领因嫉妒坎柏尔族雄霸全境之故，亦时时刻刻地渴望有依照高地旧日风气以厮杀斗争的机会。因此种种，1715年及1745年的叛乱俱发端于苏格兰。但英人未加援手，故终致失败。

    “一五”之变

    1715年英人方面的变叛几限于诺森伯兰罗马公教派的乡绅。他们的领袖为少壮的得温特窝忒伯爵（Earl of Derwentwater），但信抗议教的福斯忒（Forster）则充他们隐蔽逆谋的工具。在边地上招抚若干的苏格兰同志而后，他们即长驱昆布兰而直入郎卡邑，他们希望可于此地鼓动大批的罗马公教教徒。但他们的军力过小，他们卒在普勒斯吞的街上被迫降服，他们的运命和70年前，同是自北南下而被克伦威尔于此地击散的骑士军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上一回的军力要比此次大好几倍而已。“一五之变”在英吉利可说是最后一次的为“奉神游行”[1]，可说是北方诸郡的旧有封建主义及公教主义最末一次的挣扎。乱平而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这种反动势力亦卒根本斩除。卫斯立主义及工业革命不久复把介于屈稜特及特威特两河间的区域变成耳目一新的世界。

    但在苏格兰则“一五之变”甚是严重。反对坎柏尔族的诸部落，和东岸主教教社的教众联合后，声势颇为浩大；他们所能集合的军队远盛于30年后查理·爱德华亲王（Prince Charles Edward）所能招到的队伍。但在首次变乱时，辉格党人杀敌保王的精力亦比在下次变乱时为大。乔治一世即位时，政府本预备有变乱的发生，故不像1745年时之无备。而且统率在苏格兰的王室军队之坎柏尔·约翰，即当时的亚加尔公爵，就他的将才而论，又远在日后失却普勒斯吞判兹（Prestonpans）的柯普·约翰（John Cope）之上。亚加尔的势力在低地本是无往不大，而在高地的有几部分也是不弱；于此次的危难中他也能充分利用他的势力。福耳斯河以南的长老教徒惟他们的辉格僧侣之马首是瞻；城市的绝大多数亦很能为汉诺威王室出力。但在1745年时则他们的毅力，因30年的太平无事之故，已大不如昔，低地人的战斗性已就衰，而城市的民军则已破碎灭裂。在1715年统领苏格兰詹姆斯党徒的马尔伯爵（Earl of Mar）既不是一政治家，也没有任何将才。于瑟立夫缪耳（Sheriffmuir）之战，马尔8000人的大军竟为亚加尔的3500人所乘；此役虽未能决定两方最后的胜负于当时，然已足阻止叛军的前进而有余，而叛徒的最后失败因亦可以预卜。此外，“老伪王”（“Old Pretender”）詹姆斯，（即詹姆斯二世之子）既来得太迟，又没有唤起人心的能力。他的号召力不如“四五之变”时他儿子查理·爱德华的远甚。

    乔治一世

    从国家的安全方面着想，詹姆斯党之早日举事实是一件幸事；如果等到汉诺威王朝已为人民所充分厌恶后再举事，则新朝恐不易安度危机。乔治一世固不是最昏恶的人君，但他却是最无足取的人君。他不能说英语，他专以粗恶的外国妇人为情妇，而在德时的家庭悲剧则又历历在目；这样一个人物当然绝难令新百姓对他起景仰之心。因他对于英事不知不问，他的大臣遂握有决定国内大政及教国用人之全权；因此他转成为我们宪法自由的大提倡者。他信任大臣之心极专，他惟一的要求即是大臣须为辉格党人。他经过一小小的痛苦经验而后，即以英之大政付托窝尔坡尔。他之有此亦诚为贤明的一举，因为窝尔坡尔实是当时最稳妥，最有秉国能力的一个辉格党人。在乔治一世及二世之时，国王仍和众议院及辉格寡头共享有选任冢臣之权，故于窝尔坡尔的被任。我们仍不能不漠视国王有知人之明。

    帕萨落角之战

    詹姆斯党所以连这样一个庸君仍不能推翻之故，乃由出亡的斯图亚特氏之坚拒冒称抗议教徒以迎合民心，有如查理二世之所为。此外，路易十五早年时，法兰西摄政奥尔良（Orleans）的友英政策亦替乔治一世减除了不少的危险。此时的外患不来自法兰西而来自众所不料的西班牙。西班牙本已久成睡狮，但经富有雄才大略的意大利人大教臣阿尔贝洛尼（Cardinal Alberoni）的经营后，忽又有一度短时的振作。这位多才的冒险士重创西班牙的海陆大军。他的野心极大，也许太大，他企图恢复西班牙在意大利及在地中海的权力，而助成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和他同盟以攻击汉诺威者却为一绝无疑义的抗议教徒，即雄武善战的瑞典王查理十二。查理

    声名流传于后世，闻者震慑而色畏

    可以借来训诫后人，借来当作故事一谈也可以。

    他和他的毕生大敌俄罗斯的大彼得无一相同，无一相合，但他们的敌视汉诺威王室却不约而同。英人满以为下次领詹姆斯党入寇者非别人，必为这个好战的瑞人。但不列颠海军歼灭阿尔贝洛尼新创的西班牙海军于西西利的帕萨洛角（Cape Passaro）附近后，查理亦旋于诺威某要塞中逝世；这两件事并合起来保全了乔治一世的王位。并确立了不列颠以直布罗陀及米诺卡为根据地的地中海海上霸权。[2]

    南海泡泡

    再下一次对于汉诺威朝的危险却起自国内。一个投机狂热叫做“南海泡泡”（“the South Sea Bubble”）者，在那个初有交易所的时期内，竟风靡社会的全部，即政府本身亦被卷入漩涡，而不能自脱。国家的利益和南海公司发生了不应发生的关系，甚至发行债券以充公司的资本。国王的德意志情妇们及威尔士亲王俱和公司的计划有密切的牵连，虽则以今日的眼光观之，那些计划似乎都是骗取孤儿寡妇的圈套。及至黑幕揭穿之后，被骗者及倾家荡产者的哀号痛詈，全国盖无地不可闻见。詹姆斯党在当时似乎有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一刹那间的幸运转成为他们永远的劫难，因为有南海泡泡而后有窝尔坡尔·罗伯爵士的当权，而他一执波涛起伏的国家的政权后，他便不肯放手；政权之在他手中竟历20年之久。当南海事业正风靡一世之时，他尝警告他的同僚及公众，且尝预言其失败。所以当劫难之秋，他之奉召以恢复国家的信用及自信心，实为题中应有的文章。

    沃波尔像

    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1721——1742掌权）。1708年任陆军大臣。1710年任海军财务总监。1712年被控告有舞弊行为，关进伦敦塔。1715年任财政委员会首席委员兼财政大臣。1721年任财政委员会首席委员兼财政大臣。乔治一世不问政务，沃波尔控制议会和内阁，1734年出任首相。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首相。一般认为英国内阁制始于沃波尔任内。

    窝尔坡尔的对内政策

    在此以前的新世纪仍为剧烈的党争及朝代之争的时期。国内的和平安定固常被视为18世纪的特彩，然而英吉利之所以得有这种的和平安定却由于窝尔坡尔的长期统治。罗伯爵士之所给与不列颠者为休养生息；经三世的斗争而后休养生息固为国家所十分需要者。

    除了因国会中辉格党人自身间的互竞————帕尔特尼，卡忒勒特及汤森德（Pulteney，Carteret，Townshend）等之和窝尔坡尔对峙————而发生的派别之争不算外，当时反对政府的真实势力不在国会之中，而为国会以外的詹姆斯主义。内阁的举动常恐激起朝代的反革命而受牵制。因为害怕反革命之发生。故窝尔坡尔对内取“缓和”政策，而对外则取和平政策，否则战事一发生则田税必加重，而乡绅将为叛徒作爪牙。也因害怕詹姆斯党乘机窃发之故，他竟屈服地放弃他的国产税法（Excise Bill）；反对的理由固极不充足，但他自己常明哲地说过，他绝不愿因欲成立此法之故，而预备用武力来治国。他固为极伟大的国会人物，但他对于他在国会中的地位绝不有过分的自得；他不论做什么事或避免做什么事，他总仔细的计算它对公众所可有的影响。不列颠的国家在当时既无得力的警力，又只有极小的兵力，故当时的政治虽是华族政治，实只是深畏暴动的华族政治。

    要使政权已失的托立乡绅接受汉诺威王朝实不是难事，所需者只是相当的时间，而际此时间中又别无挑动或恶潮而已。这层窝尔坡尔总算做到。除了政治以外，18世纪的世界，在法律及社会习惯上，亦无不适合于乡绅及盎格利干僧侣的性情需要。汉诺威王室即是这个习惯固定的世界之屏障，而斯图亚特的复辟则不啻是跃入茫茫的大海，结果有难逆料。到了乔治三世即位时，这点已为大众所通晓，故乡绅及僧侣重又成为王室的主要拥护人。在过渡的四五十年间，则英人中所有的阶级及所有的教派皆因窝尔坡尔藉和平及繁盛，及因庇特藉作战及光荣，所给与的教训而渐得有统一的意志及统一的精神。窝尔坡尔及“大平民”俱尝立在众议员的立场上，并藉首相所领袖的内阁制度来统治帝国。[3]

    窝尔坡尔的为人

    窝尔坡尔本人的统治本非托立乡绅所难受。他是诺福耳克一个旧家子弟，有地也有相当的财富。即在首相之位而信札极多时，据说他仍先拆阅他猎场管理人致他的信。他如不能回家时，他便在利支满公园中带了小猎犬而狩猎。他酒量甚宏，饮亦有恒；每当豪饮时，他辄大讲最粗俗的故事。像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个长老教徒，或城中暴富，或骄世傲人的贵族；他必是一个和易的角色。他虽是一个极忠心的辉格党人，他在政治上虽和辉格贵族，金融界及异教徒为同盟，但就他私人而论，窝尔坡尔实为英吉利乡绅的代表。

    他的君后对于他也十分的称心合意。他能和乔治一世对坐共饮，消磨时光，虽则他们语言的媒介只能求助于蓝青的拉丁语。乔治二世之为人固远在乃父之上，然其和窝尔坡尔的来往，则几是一位模范的立宪君主。他虽不忠于淑德昭彰的安斯拍黑·的·喀罗林（Caroline of Anspach），但他之尊重喀罗林竟远在其他一切情妇之上；而且关于国家之事他又能采纳她的意见。她是罗伯爵士最贤明的顾问，同时也是最忠实的朋友。

    窝尔坡尔的心情格局对于他和平安靖的工作具有特殊的相宜。他的天才在于他的操纵（management）技术；无论于善义或恶义的操纵他具有出类的技术。他绝不任丝毫的理想或浪漫来诱他入于好战政策的途径。常识及和善为他特著的德行；而不分善恶则为他的短处。他阔面上善意的微笑又好像是含讥的冷笑。他绝不能令枪刺或恐怖为统治的工具，然他对于向有的国会腐败却看不出一些的不是。他的统治仍建筑于腐化议员的旧基础上，他并不谋以民族的良知及自尊心来做替代。当下一世时，老庇特欲藉民众的同情为统治的惟一基础时，失败立即随至；他须和那个腐化大家纽喀斯尔成立谅解后，始获有替英国获胜于七年之战的机会。但窝尔坡尔则不然，他自始即任国会及世界各行其素。他如果嘲笑反对方面之“童儿们”的“爱国心”，且暗自想着大多数“尊荣的议员”个个有一定的定价，他也没有抹杀了一切的是非，因为当时的事实确系如此。欲藉窝尔坡尔以得到道德上的改进是不可能的。

    窝尔坡尔的和平政策

    他的酷爱和平确是出自真诚。自古以来和平的旗帜本不是仅赖理想家之力而即可维持得了的。窝尔坡尔固然又粗又不关心正义，固然不是一个重视理想之人，但他却有力阻英国卷入波兰继承之战的（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英雄之仁，虽则他的同僚颇欲复念辉格党人对于波旁王室（The Bourbons）的旧怨者。他于1834年告诉喀罗林王后道：“本年度欧陆上被杀之数有5万，但英人则无一牵入者。”马尔巴罗之战既早已消除法兰西雄霸欧洲的危险，不列颠本落得袖手旁观，本可不必轻易加入大陆各国的互斗。我们之拒绝加入给了我们以休养生息的良机，而对于不久即要降临的大竞争我们转有了充分的预备。在当日的战事中，窝尔坡尔以“诚实的经纪人”自居，藉了他的经纪拉牵，各国亦卒获停战而重归于和平。

    贞琴兹的耳之战

    然罗伯爵士的和平政策，终因民众之要求和西班牙作战海上而告终。那个主战的怒潮在当时，在1739年时，固没有好好的经人领导，也缺乏充分的知识，但却和20年后拥护庇特·威廉上台及压倒印度北美的法兰西势力之潮流同出于平民爱国的热诚。即在1739年之时，民众以海外殖民地为目标的直觉也没有错误。欧洲各国的疆界问题绝不能激动暴徒的情感，心中念念不忘于汉诺威的利益者只是国王一人而已。民众的热烈情感完全因自由贸易的要求而鼓起。英人远自呼金兹及掘类克以来向要求得有和南美自由通商的权利，但西班牙则强加限制，只准英人在《允协》[4]的范围以内通商。贞琴兹（Jenkins）所受的种种虐待，以及西班牙关吏割去他的一耳的惊人传说，竟掀动英人举国若狂的恶感，即窝尔坡尔也不能不违心的勉从民意而拔刀以向，虽则他之执刀似乎是很不自然的。

    英吉利每经多年的和平之后而骤遇战事时，辄有手忙脚乱之病，此次亦不能为例外。海陆军的行动俱缺乏适当的指挥，所以坡托·柏罗，卡太其拿（Porto Bello，Carthagena）及古巴虽一一曾被袭击，而其功不著，南美洲贸易的问题亦丝毫没有进步。但西班牙美因之战在英吉利及欧洲俱发生反响，而窝尔坡尔的政府且因之而倒。国王及贵族院虽仍继续对他信任，但众议院1742年反对他的表决使他不能不去。他如果能于三年前即行辞职，而不勉强地支撑他所认为不会有结果，有好处的战事，则于国于身俱当好些。

    英法之争

    西班牙海战的又一结果为和法在大陆之战。辉格党人于《乌得勒支条约》时早已声言波旁氏兼王庇里尼斯山南北两国的危险，但两家族的“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在此以前尚未结成实际的果实。自有贞琴兹的耳之战（War of Jenkins’ Ear）而后，继窝尔坡尔而起的当国者竟不能再避免和法兰西的冲突。所以奥大利继承之战（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重把欧洲鼎沸后，我们又见英法两国站在对敌的地位，而多年的和平也告终止。30年的休息对于英国却是极有利的；它的自由的典制得以确立巩固，而它的权力及繁盛则得以鹏飞猛进。英法间今已发生新的争端，利益的主要冲突在美洲印度而不在欧陆；应付新的局面更需要新的人物及新的办法。

    俄亥俄流域英法殖民者之互争在新世界的霸权，印度英法两公司之互争在加那的克（the Carnatic）及在恒河三角洲的霸权，都为各该地方英法两群社间莫可避免的冲突，而不是欧洲政客纵横捭阖或诪张为幻的结果。然而解决这些争端则仍有待于欧洲的政治大家，而且就英国而言，须为大异于窝尔坡尔的一个伟人。这样一个伟人于窝尔坡尔辞职15年而后始得之于庇特·威廉；怪不得大腓特烈说过，英吉利劳而无功者甚久，到了它觅得妥人后，形势始大变。

    “四五”之变

    但窝尔坡尔所下的警告却应验了。他以为英吉利之重和法兰西西班牙两国的波旁王室交战必将引起詹姆斯党第二次的攻击新潮；他本人的政策即在极力防阻这种攻击的发生。封特讷（Fontenoy）之战，我们在尼德兰抵敌法兰西步兵，大显勇武虽败犹荣的那年，亦即查理·爱德华亲王在不列颠有惊人举动的一年。当时不列颠的空虚达于极点，军队都已出征，而人民则绝不知如何抵御，如何自卫。他们的自私又无以复加，所以对于斯图亚特及汉诺威两姓都没有取舍之可言。因此种种，亲王竟得率5000执手盾持大刀的高地人自爱丁堡直入德贝，沿途的人民只知相惊失色，而不知抵抗，也不会参加。窝尔坡尔收买操纵的政术，其短处尽可从1745年时不列颠人民之缺乏急公好义的精神中见之，无论自詹姆斯党的或自汉诺威王室的立场看起来。我们如记得12年后庇特·威廉能使激发同一的不列颠人民及其子弟充满了热烈及牺牲的精神，则1745年的麻痹真是可异。

    我们知道文明的社会往往不甚热心于它的典章之拥护，所以高地部族如果真能把国会及法律推翻，而把旧朝恢复，则其结果只有是失政无道，而决不会有其他。当时的国会政府既是十分腐化，而又无普及的选权为基础，所以不能经穿裙剑士（指高地人）的蹂躏；诸重要法律取消之日即将为国会政府颠覆之日。由此而复辟的斯图亚特君王必将重行诛除异教徒以取到大权，而异教徒则必仍忠于汉诺威王室而不携贰。到了1745年时人民之服从汉诺威王室者已历整世之久，故矢忠于它不肯变节的政治家，教士，及海陆将士为数亦必不在少；把他们尽置于法，为势所不可能之事。为便利起见，新君或且有擢用爱尔兰及苏格兰冒险人士之必要，然而他们固不适于英吉利的国情。且即以君主而论，查理·爱德华此时虽甚勇武，但他的后年则人格极为卑鄙。他如成事，我们尽可卷入内战的又一个轮回中，而于国内的文明及工业，于海外的贸易及帝国两俱不利。

    精密的推测虽不可能，但凶狂的高地部族，如获在伦敦变政，则其结果之悲惨乖谬是无可疑的。幸而不列颠得赶紧自大陆召回若干精兵以救危难。召回的人数虽不多，然为得亭根（Dettingen）及封特讷的百战之士，故进占德贝的叛徒绝不敢再往前进。而且查理·爱德华的徒众自越边界南下后，除了300曼彻斯忒的子弟而外，毫未有任何的扩充。他们实处于进退维谷之境，进则恐不能敌久战之师，退则亦终难幸存。他们终于退回苏格兰，他们之迟早会被歼灭也成为已定之事。他们的妙棋在出人不意先声夺人，但他们一举旗帜而后，他们绝无准备的军马可资声援。

    德贝退军后的福耳刻克（Falkirk）之战，和叛旗方举时的普勒斯吞盆兹之战同为高地人的胜利。但不数月而后，他们的势力尽歼亡于喀罗登荒地（CullodenMoor）之战。英人所放之萄葡炮弹及三重红色兵队的排枪实非高地人之所克抵御：在苏格兰的历史中从此亦不复有部落剑士之聚众作战。喀罗登之战昆布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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