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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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固定不移

    从政治上看起来，英吉利的18世纪实起自1689年的革命解决，而全世纪亦可视为那解决的注解或评议。1714年汉诺威王室继位的根据和25年前威廉及玛利入主的根据完全无二，25年前的原则不过今又多加以一层保障而已。

    革命解决有它性质上的缺点。它太过于保守；至少从近代眼光看起来，它确是如此。后世之人回顾起来，每会觉得当时的执政者如能乘机将国会议席依人口的多寡而重行分配，则日后的形势或将较佳。克伦威尔的诸国会中，已无朽腐城市的（rotten boroughs）代表；当时的执政者视这种城市为地方绅士的产业，故把它们铲除，而加增各邑的代表以为代。但旧日的选区已随查理二世的复辟而重来；1689年的人们更不敢改弦更张，驯至代表的基础日益腐化，而各种的弊病亦相至沓来。英人和美洲的龃龉或许即为此种大弊之一。革命的长处乃在它之为一种众意佥同的解决，而众意之所以能佥同则全赖已定利益的侵害之极力避免。某部分贵族及绅士之得在某几处城市中操纵众议院的选举，即为此种已定利益之一。所以在当代辉格或托立党人的眼光中，一个《改革法案》（Reform Bill）诚无存在的余地。

    而且革命外表上的目的本不在更改，而在保守。詹姆斯二世常违法地侵犯若干种的已定权益及有状或特许会社————教社，大学，城市，国会城市的选权，自由业主的财产，————他又不认国法之能有实效。革命之力排违法的侵犯而拥护以上的利益固为当然之事，但它也因此而转给它们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即优良合法的改革亦历百四十余年而不能提出。激起革命的种种暴行，能令英人对于已定利益产生一种理想的热忱，因为詹姆斯二世的行动，一时颇使不列颠自由的前程和已定利益有过共存共亡之势。造因的暴行虽不久即成过去，而所生理想的热忱则仍继续未衰。詹姆斯二世在恣睢暴戾时所蹂躏的现行法律，竟成为布拉克斯吞法官及18世纪人士的崇拜物。

    革命即是法律家之战胜行政机关；科克及塞尔登辈之所争者，即国王举动之是否合法应由援用通常法的法院来自由判断；法院取到此权后，他们及继他们而起的一班法官的努力亦即告一结束。法律之能克服擅专而且不负责任的权力固为文明的一大胜利，但法家的看法在18世纪中亦不免坐是而过于得势。革命只为抵拒独夫所欲引起的违法变动，但布拉克斯吞，甚至于柏克，则引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固定标准，而稍倾民众方面的改革则皆在不容之列。

    半因上述的理由，窝尔坡尔及庇特父子的时代竟成为各式会社生活一致腐化的黄金时代。凡把持宗教的，学术的，慈善的及学校的捐建及资产者俱没有被调查或被改革的危险。教员可以坐享薪俸而不去学校。大学可以出售学位，而无须举行考试或有所训讲。国会城市和都市的寡头团体，要怎样腐败或荒谬便可怎样腐败或荒谬，只消它们资格是老的，那就行了。“凡事之已然者即是合理者————如果能有特许状做护身”似为18世纪的标语。

    大人物的辈出

    因此之故，英吉利在革命后的一时代中，只可凭它各个伟大的人物，凭它自由活泼的人口之私人的造诣，凭它商人及工业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公开竞争为判断的标准，而不能凭它半醒半睡的会社制度，如教社，大学，学校，吏员（Civil Service）及城市会社之流来作判断的标准。不列颠18世纪的光荣应于在自由群社中自由作为的个人才能及精力中见之。马尔巴罗，斯尉夫特，蒲特勒（Butler）及柏克立（Berkeley）两主教，卫斯立（Wesley），克莱武，海斯顶斯·窝稜（Warren Hastings），两庇特，库克海校（Captain Cook），约翰孙博士，稜诺尔咨（Reynolds），柏克，斯密司·亚当（Adam Smith），休谟，瓦特·詹姆斯（James Watt），朋兹（Bums），布来克·威廉（WilliamBl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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