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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威廉及玛利,1689——1694;威廉三世(单独),1694——1702;安,1702——1714。

    威廉之战及马尔巴罗之战

    在1688——1689年的冬季,国内外的情势俱不容英吉利不为反法同盟的盟首。12年前丹比所拟的作战计划本已有此一着,徒因查理二世的上下其手及辉格党人的疑虑而没有实现。[1]革命后,新国会及重组的辉格党之第一关心即为如何抵抗法国,而国民全体的热心亦几不亚于当国者。路易之继续谋以詹姆斯父子为英吉利的君王,使威廉及马尔巴罗经营的诸战成为无可或免之事。

    威廉的战,即世所称为奥格斯堡联盟之战(War of the League of Augusburg)自1689年起至1697年始止,终止战事的《立兹尉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仍留大局于未决胜负的状态之中,经四年不舒服的休息而后,战事重又发动,规模亦较大,即世所称谓西班牙继承之战(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者。此次为马尔巴罗之战,马尔巴罗身为全欧的大将及外交家。结束此战的《乌得勒支条约》导入了一个18世纪文明的安定及特有时期;旧日法兰西君主国对于欧洲的危险从此告终,而大不列颠海事上,商业上及财政上的优势则代法兰西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而突起。

    英荷的合作

    反抗路易的战事,无论在海上抑在陆地,其成功的首要条件厥惟英吉利及荷兰的联盟。两国在商事及海事上久以劲敌相视,故在1689时彼此间的契合犹未能十分密切。但当日的情状亟需两国联合一致的行动;幸而欧洲当日最伟大的政治家得于是时兼统两国,而时代所急切需要的两国合作也不复成为问题。在威廉的策励指导之下,英荷两国的大臣获到了同心作战的合作习惯;这种习惯即于大总管国王逝世后,马尔巴罗和亥因栖乌(Heinsius)仍得继续遵守下去。且荷兰船舰在联盟舰队中成数年减一年,而荷兰的商业金融渐落在英国新征集的富力之后,英国对荷商业上的嫉妒没有昔日的浓厚,而两国间的合作自亦比较的不难。荷兰卒因不胜战时人力财力上的重大负担之故,它的人为的伟大日见衰退;但英吉利则并不因战事而稍有不振。[2]在安的末年,伦敦的经商群社已不甚觉得有妒忌荷兰商业的必要,所以辉格党人及“金融利益”敢提议于和约中给荷兰以托力党人及“土地利益”所恰当的视为过奢的让与。

    海权对于战事的影响

    历这遍及西欧中欧及其美洲领地的大战之全时期中,海军的举动,无不与威廉的外交胜利及马尔巴罗的外交军事胜利有因果的关系,虽则海军的活动在反抗路易战争中的真价值,直至近时得了马罕海将(Admiral Mahan)及他一派的历史家的说明后,始获世人的承认。海军功绩之不易得应得的领略盖亦自有其缘故。路克·乔治爵士及沙甫尔·克劳迪斯来爵士(Sir George Rooke,Sir Clowdisley Shovell)固为极佳海员,但海军中并未产生如掘类克,布来克或纳尔逊一类的名将可和马尔巴罗比拟,而惟一的海战拉和格亦绝难和布林亨,剌米宜(Blenheim,Ramillies)及许许多多省区城市的被征服同日而语。然而作战及外交的诸大计划固无一不须有赖于簸荡于大海上的不列颠战舰;法兰西的路易正如前于他的西班牙的腓力及后于他的拿破仑及德皇威廉,他们都被他们所从不目睹的一群猎犬所追获。

    两方海军力的消长

    拉和格的胜利于威廉之战的第四年中即已取得。照马罕海将的计算,法人“在海上于1689及1690时本比英人荷人为强”,故联军之能于这样的早年获得全战中最大的海上胜利诚是非常的功绩。在战事初起的几月中,路易如能善用他雄伟的舰队,他尽有永远保存法兰西海军的优势,并阻止英吉利革命的成功之机会。但他于1688年既不想法以海军截断威廉之运兵于英,而于随后的二年内亦不阻止他运兵于爱尔兰。1690年法兰西海军之战胜英荷较弱的联合舰队于俾赤山头(Beachy Head),可为它能对抗同盟舰队的明证,如果肯努力的话。如果在波因河战的那一年,它能截断英吉利爱尔兰的交通,则此后的形势宁不将大有不同?可惜僻处维尔赛(Versailles)内地的朝臣缺乏遇见海军机会即抓的知识,而在泰晤士河上可以亲睹潮来潮落的政治家则很少会让这种机会错过者。

    拉和格及以后

    两军的形势,到了1692年,因同盟舰队在海峡战胜法国舰队,随后复于社耳部耳(Cherbourg)及拉和格两港歼灭15法国战舰之故而大变。法方在这几次战事中的损失,就它们的本身而言,本不见得大于同盟国两年前在俾赤山头所遭的损失;[3]拉和格之所以结果能如掘拉法加(Trafalgar)之同样的决定胜负者,良因路易拙笨且开罪于人的外交已招致全欧的仇视,防御陆界的大军及坚垒已尽够他的操心及法国的担负,故他再无余力可以同时补充法兰西的海军使恢复原有的实力。1690年法国海军之所以能占暂时的优势乃由于朝中的主战政策,初不能和英荷海军之建筑于较大的商航及商业财富上者可比。法兰西的贸易及工业正受1686年自招的致命伤(《南特诏令》的取消)的恶影响而在徐徐的不振,所以路易的作战政策,诱令他重陆军而忽海军后,法兰西海军的衰萎竟又快而又永久,而法兰西的商业及殖民地亦随而不振。

    法国海军之不足重轻

    路易的战舰自后即深居简出,不复敢作主力战;威廉及马尔巴罗的陆军和全部的给养及援军可年复一年的自由渡至大陆,不虞半途遭击,而不列颠则逢到外交紧急之际却可以舰队胁服犹豫不决的国家,而不虞法国舰队的牵制。当威廉时,同盟的舰队尝保全了巴塞罗纳(Barcelona),而延长了西班牙对法的抵抗力。际马尔巴罗之战时,我们之能和葡萄牙及和反叛的加达鲁尼亚(Catalonia)同盟,及我们在地中海及在西班牙的整个作战方略都有赖于我们在那些海上的优势。直布罗陀及米诺卡(Minorca)之取得及保存则有助于我们之占优势者甚大。

    法兰西的海员,于他们的伟大舰队退归港中不复活动而后,便改用武装私船来劫掠英人。图耳微尔海将(Admiral Tourville)之日告终,而巴特·准(Joan Bart)的势焰大炽。英吉利的商业固大受他及他一类人的损失,但损失虽大,而繁荣仍昔;反之,法兰西的商业则不复见于海上。及法兰西的边界为敌国各军所封锁后,它只能依它本国极有限的物产为生,而英吉利则可以自中国远及马萨诸塞特的全世界为市场。

    英法财力的比较

    当雄主当朝的早年时,他的能而且贤的大臣科尔柏特(Colbert)尝极力扶养法兰西的工商业,且有显著的成功,虽则他所用的方法常偏于提携主义,或非个人主义的英人之所能容。但自1672年荷兰之战而后,卢瓦亚(Louvois)不健全的势力渐替科尔柏特而邀国王之宠。向外攻略的野心,及对内宗教的诛除两者联合起来竟把早年所培植成的繁荣尽付东流。路易固可向可怜的农民予取予求,不受限制,但他的取求也决不能多于他们之所有,所以远在马尔巴罗撤退以前,他早已将百姓的所有搜括净尽。他的治国办法卒因财政破产而失效,而专制政治及宗教诛除的道义上的威严亦随而塌倒。

    同时,当威廉元二年犹软弱纷乱的英吉利国家则在蒸蒸日上,际多年的战事中,它于内部的融和,财政的健全,及作战的精力都有增进,所以英吉利关于教社及国家的主义亦渐为世人所重视。英吉利成为大同盟的军需官,它一方津贴穷乏的德意志君侯,一方又维持它自己设备极佳,纪律及效率亦年有进步的海陆大军于极高的水平线上。

    英吉利银行及国债

    国会已成为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故它可尽量供给威廉及安而无稍畏避;两君之所得盖为两查理所绝不能得诸于国会者。国王的大臣和伦敦城盟好的重要,从战时财政的方面看起来,也不减于国会的大量。在此以前,王家的债款辄希望以将得的税收抵偿,或种的税收一收到后,债款的本金即须归还。但在从盟好而产生的新制度之下,爱国的投资家并不希望即时将本金全体收回,他希望以国家为抵押品,而分年的得到厚而可靠的利息。这种新办法于国家固有利,于他自己更有利。放债于政府的主要债主并相约而组成英吉利银行(Bank of England),大臣们则以公家的信用赞助它来和商人做银行的交易。

    英吉利银行及永有的国债当归功苏格兰人帕忒孙·威廉(William Paterson)及辉格国库大臣[4]梦塔归乌·查理(Charles Montagu)两人的创造力。但托力的乡下绅士则对于当年整个的财政运动疑惧百出,他们对于“金融利益”的得势深加妒忌。城中于政治及宗教的同情上本已大抵倾向辉格党;它自借给长期公债于革命产出来的诸政府后,更和辉格党有密切的关系。它绝不能让伪王(Pretender)回来,因为他必不认借于他仇人的借款,然而反对伪王回来则辉格党人固尤比托立党人更进一步。

    英吉利银行

    17世纪末的伦敦

    在这时期中以积聚的及应用的资本来发展世界的富源之大运动正在渐以经商的英吉利为活动主要地点。但工业的资本化犹在规模极小的时期,虽然家庭中工作的纺织工人和外界交易时已常须赖资本家为中间人。世界商业的资本化则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心则正在由阿姆斯忒丹移至伦敦。威廉及马尔巴罗时的伦敦并不是一极大的商场,然工业的重要尚远不及商业及金融。它的工作有三种人在经营:一为扰攘不宁的“考刻南”(Cockney)粗人————扛运夫,码头工,散工,水手及数不在少的累犯。他们住居于几无警卫的羊肠曲道中,好些且住在城墙以外的,尤其是以夫利特街(Fleet Street)为中心的一带人口过密之地;他们的住屋既污秽破敝,而他们的利益又无人为之关垂。其次为中层阶级,一班肆主及大半业精贵工艺的匠工属之。他们为数甚众,且已知自重,最高的为富有的商人及金融家。他们住在真正的“城”中。全欧盖无别地可和此富“城”相比。

    伦敦及其领袖和政府间的关系今又如水乳的相融,正如柏力及格勒善之日;不过自依利萨伯拮据地和腓力作战以来,国家理财的方法,伦敦的富力及富力的利用已有极大的进步。如果掘类克能得孟塔归乌·查理为后台老板,则他的功绩或不仅烧焦西班牙国王的须髯而已。雄主从失败的经验中始得知英吉利国会及伦敦城两者联合起来所得利用的财力实远在法国之上,虽则法兰西有人口2000万,而英吉利及苏格兰合起来仅得700万。

    17世纪60年代的伦敦

    东印度公司

    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排斥英商不使在丁香群岛立足的荷兰公司立于对等的地位。从玛掘拉斯,孟买,及恒河三角洲上的威廉要塞(Fort William即日后加尔各答的核心),公司四出和大陆上的蒙古帝国发生恒定的贸易。即在和路易交战的期内,合股公司的股东仍在一本万利的赚钱;公司的船只固常有被法兰西的武装私船所劫获而丧失者,但茶叶,香料,披肩及棉布的销路未减,而制造火药用的盐硝之需要且大增。公司并在渐渐的于中国及印度树立销售英货的大市场。国人虽有责它专门运出金银而只运进“奢侈品”者,但“奢侈品”仍为男妇所热烈要求,而被人唾骂的公司股份亦仍为国人所竞买。当威廉及安两朝中,城中有特许状的商人及无特许状的商人间,老公司及新公司间的争执,竟致使众议院哗然撼动,因为它已代国王而为商业特权的仲裁者。在革命后的12年内柴尔德·佐赛亚爵士(Sir Josiah Child),为保护老公司的垄断起见,赂送于阁员及议员者竟达十万镑之巨数。在这种种不荣誉的争闹之中,党见及私欲竟热烈到万分,因为世人所知之东方财富已不复是一个亚拉伯故事,而是城中大产业及各郡新巨室年有增多的实事。当时因东方贸易而致富者极伙,而其中最厉害最享盛名者非别人而即为察妲姆的祖父,庇特钻石的主人翁,庇特·托玛斯,他初在印度为“私营”(“interloping”)商人,继为公司玛掘拉斯的督理;他以发下的大财一方于祖国置很大的产业,一方又收买了古舍蓝(Old Sarum)国会市。

    地中海东部的商业

    此时代有名的咖啡馆所用的咖啡以地中海的英吉利商人所运入者为多,而由东印度公司运入者为少。[5]他们之在君士坦丁堡者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势力之所寄,他们在尽量的向意大利,威尼斯及利凡特的诸埠开拓英吉利疋头货的市场。巴巴利的海盗及自土伦和布勒斯特(Toulon,Brest)来的武装私船虽常常扰害我们,但我们在土耳其和威尼斯的商业在战期中仍极有利。及至直布罗陀及米诺卡被获,地中海有王家海军常驻而后,则他们的安全更有保障而他们的声威也更有进步。

    北美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人亦因海军之盛而大占便宜。两世纪后乌尔弗(Wolfe)和察坦姆间的大战在此时已有一度的试演。美洲诸殖民地中活动能力最大的马萨诸塞特人在和路易十四交战的20余年中尝两自法人获得阿加底亚;它在《立兹尉克条约》中固尝一度归还法国,但不列颠终于《乌得勒支条约》中并吞了它,嗣后并改称诺伐斯科细亚。在同一条约中不列颠也得了纽芬兰,但法人仍留存若干的捕鱼权利。此项权利历二世纪争执不清,到了爱德华七世始获最终的解决。哈特孙湾的区域亦归不列颠,它的雪掩的森林成为英吉利猎人取皮之地,而国内的皮货商亦可有货可销。所以————虽然进攻魁北克(Quebec)之举因王家的及殖民地的军力未能严密合作之故,没有成功————战事告终之时已见不列颠的势力稳植于圣罗凌士河之口,及法兰西沿河居留地的寒带后背。

    英国殖民地纽约一景(18世纪初)

    南美

    战事及和平更鼓励了不列颠又一宗的利益,即英人强向南美的大市场通商,虽则西班牙政府禁止任何外人通商的命令至今犹在。自詹姆斯一世和西班牙君主国媾和后,和中南美西班牙人的捣乱在英人方面向由熏烤海贼继续进行。[6]在查理二世时西印度群岛的熏烤海贼正际他们豪侠光荣的极盛时代,他们常扰乱西班牙美因的沿岸而为英吉利利益吐气。在威廉及安之世,他们在逐渐下降于提次一流的黑旗海盗的性质和地位;他们仇杀任何国家的人民,而任何人亦反对他们。但他们的降落是渐进的;好些如同启德和魁尔赤(Kidd and Quelch)之流的行为每每介乎海盗和私掠(Privateering)之间,而殖民地人民和不列颠官吏对他们的态度也视当时的情景及人物为转移。

    在《乌得勒支条约》中,我们尝想使我们和西班牙的关系规则化。托立政府之能于条约中获得有名的《允协》(Asiento),即他们最苛刻的批评者亦为之赞赏不置。照这允协英吉利单独取得每年派遣一船至西班牙美洲经商的权利,此外它并可运4800名黑人前往。在18世纪中英人利用这个有限的垄断来做较大的私下贸易;和西班牙的争执从新又起,直到波里瓦尔及坎宁(Bolivar,Canning)之时,西班牙统治终止,美洲门户开放时,这个争执始获最终的解决。

    奥古斯堡联盟之战

    说到欧战本身,前后两部间实具截然不同的性质。在奥古斯堡联盟之战中,路易以一手而和西班牙,荷兰及德意志君侯于法兰西所有的陆界上交战,但他却并未失败;斯腾刻克及兰登(Steinkirk,Landen)虽为法方的胜利,然两方都没有惊人的战绩,或有关轻重的胜利。作战的大部集中于法兰西及西班牙尼德兰间的一带,但两国的界线几一无更动。威廉三世为此次战事的政治及军事领袖,但威廉实不是获大胜仗或吃大败仗之人,他是比较的谨慎者。不列颠军队在他领导之下却学会了作战的技术,故他对于后一部的成功仍有极大的贡助。

    西班牙继承之战

    西班牙继承战开始时的形势适与前述相反,除了海军外,法兰西似乎处处占着便宜。它的军队,凭借了西班牙新王路易孙儿腓力五世之名,正占有西班牙所有在欧的领地。庇里尼斯山外的大王国,意大利的米兰及纳普而斯,及久在争持之中而满布坚垒的西班牙尼德兰,从作战的眼光看起来,在战事开始时,都可算是法兰西的疆土。而且,路易尚有居于德意志中心,而紧接奥大利的巴伐利亚(Bavaria)大国为联盟。奥大利的东部本已为匈牙利的叛军所困,今又有联法的巴伐利亚在西,故它于战事中的轻重减了许多。当时的情势甚不利于同盟各国,而英荷将来陆上海上的安全亦岌岌不保;除非它们能把路易逐出于上述的境界之外,尤其是西班牙尼德兰之外,则他实已取得之欧洲主人翁的地位益将牢牢的保持。但事实又尽出意料之外,在前次战事中竟不能动法兰西分毫的同盟各国,竟能把它尽逐于所占境界之外,只有它在西班牙本国的势力,因西班牙人民善于游击战之故,没有能力推翻,而波旁(Bourbon)的腓力仍为他们的国王。

    马尔巴罗1704年之进向多脑河及布林亨的大捷救了奥大利,并征服了巴伐利亚;西班牙尼德兰则被他于1706年于剌米宜所征服;同年友金(Eugene)的吐林(Turin)战役征服了米兰及纳普而斯,并替奥大利获得了称霸意大利半岛之权。波旁国王虽保全了西班牙本国,但西班牙在欧洲的帝国则被征服而瓜分;领土大多归奥大利,但不列颠及荷兰的安全却得到了永远的保障。

    上次战事之所以一无结果,而此次战事之所以得获重大的胜利,马尔巴罗的军事天才也不是不重要的原因。他又深得他的朋友,奥大利名将萨伏的友金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竭诚的合作。但当年的成功也得归功于不列颠日增月盛的海事,商业和财政权力,及马尔巴罗,哥多尔芬(Godolphin)和安时辉格诸大臣之能善用此种权力。马尔巴罗对于世界大战的战略及联络海陆军以取胜的方法,其了解的深切有非此后任何继他而执英国治权之人所得望其项背————也许察坦姆是一例外。英国的实力日有增加之时,亦即法兰西海权财权日在减落之时;法兰西于过去的50年中尝竭力以图征服全世界,然因而国力大疲,所以到了快要成功之时,反而不济起来。路易晚一辈将官之缺乏能力,及军士一挫于马尔巴罗后之丧胆,盖可视为国力衰疲的一种反映。

    战术

    战舰的大小和武装及海战的战术,在布来克时及纳尔逊时并未经任何的变化。但陆战的方法则当马尔巴罗于安之初年初为统帅之际,正在离考斯道夫·阿多发及克伦威尔[7]时方法,而发生重大的变化。自复辟以来枪刺渐渐得用;自启力克郎启新得的经验后环形枪刺(ring-bayonet)更于威廉之世盛行于时。它可长装在枪头上,即放枪时亦不须卸下。在克伦威尔时居各团伍半数的矛队竟因无用而被裁去;自此而后步兵中只有一种的兵士,即持有刺刀在梢之枪的兵士。兵器改换而后,利于矛队之步兵六重纵队的阵形亦一减而为三重的纵队式,因为这样可便于向敌人放枪。当时步兵的战术盖已类似大腓特烈及威灵吞所采用者,所不同者步兵的训练此时尚不及日后的完备,而调动亦无日后的敏捷而已。骑兵固犹能决战事的胜负,他们在布林亨及剌米宜也建过大功,但他们之为用已不如克伦威尔时之大,因为“穷步兵”的效率已大增。

    战略

    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已多半是堡垒要塞之争。读过《禅第·屈立时屈蓝》[8]者当尚能忆及威廉王的两老兵士对于马尔巴罗的围攻,比对于他的行军及战仗尤多职业上的兴趣。路易王的军事工程师,“那个有名的服榜(Vauban)先生”复将防卫的技术臻于极完备极复杂的至境;有堡垒的城镇纵横密布于法兰西的边界,在尼德兰中尤多,而强邻竟不易窥伺。

    防卫巩固的结果为战事之不易进行而阵线之不易摇动。这种现象在奥古斯堡联盟之战中尤为显著。但西班牙继承战中的一阵征服则又令人回忆及考斯道夫的战绩,而预伏拿破仑的奇功。路易军队之远离法界而深入西班牙帝国的领土及巴伐利亚,实为酿成此种不同的一因。当马尔巴罗受命为统帅之始,法军已远离他们的堡垒线,而在无防卫之境;所以他不顾一般人的稳重懦怯而立即乘机恢复行动式的战争。当他决定统率英荷两国的大军,穿过欧洲,趋至多脑河,以救奥大利而获布林亨的胜利时,他尚须极力瞒过荷兰政府及英国国会中的托立党人,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以昂贵的军队来作孤注之一掷的。

    马尔巴罗

    马尔巴罗实为不弱于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战略大家,战时政治家,及战时外交家。就能力而论,他的类似察坦姆和克莱武(Clive)两人的混合体,所不及者只是他没有察坦姆的演说天才及流露于外的义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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