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詹姆斯及1688—1689革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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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末年的朝廷

    查理二世末几年的政府本根据于朝廷和高教社及托立党之相互的密切谅解。凡槐特和尔枢密院所决定者，乡气未除的地方官吏即欣欣然执行之于各邑，而牧区牧师则称颂之于牧区教堂的讲经台上。朝廷及极端的托立党人俱以排除他们的公敌，辉格党及异教，为能事；为达到目的起见，他们不惜利用法律及法院来禁止任何种的反对行动，或任何样的言论自由；好在法官是他们的，治安法官也是他们的，而陪审员则他们可把持包办。托立党更于教社的无抵抗教义中找出宗教上的根据来助他们严厉地对付一切批评王政之人。过去的经验，他们既多忘却，而未来的变化他们更少预知，故他们很得意地以为国王的政策将永永和他们的利益及意志一致。然而这所谓永永只限于查理二世的余年。终他的余生，他确不复作恢复已经于1674年放弃的罗马公教计划的企图。他固然仍受路易的津贴，但此举仅在避免召集国会的必要及维持对法的和平，而并无企图在国内或在国外为罗马公教作任何运动的用心。直到在临终之顷，他始正式的复和他中心所属的宗教言归于好。

    詹姆斯和托立党人

    詹姆斯二世一即位，即召集国会。新国会是御用的一个。好多的议员皆藉城市会社的改组而得到议席，辉格党人盖无一能留在改组的会社之中者。托立党及国王能合作一天，则他们一天无须害怕总选举的发生，辉格的国会是永无实现的可能的了。而且《克拉稜敦法典》的执行，今比昔日更有恒性，昔日国王及众院间常因发生误会而有“放任”的间断时期，但今则可以不断的把法典严格执行。因此，“异教利益”的完全铲除，迟早亦总可实现。

    1685年国会的忠君心比骑士国会的尤见浓厚，但有一事是詹姆斯所绝对不得任性的————他绝对不能恢复罗马公教。詹姆斯及托立众院对于这问题的争持因蒙穆斯在西方的叛乱而提早发动，虽则那叛乱在一时曾把他们结为更好的朋友。

    蒙穆斯的叛乱

    蒙穆斯的叛乱并不能引起辉格绅士及缓和各派的同情，虽则两者在三年后的革命中都是中心人物。它是清教徒的叛乱，清教徒因不胜严酷的诛除起而作反抗的举动；他们的精神不是近代辉格党的精神。而是旧日圆头党的精神，不过在克伦威尔之时圆头党得上等阶级为有力的领袖，而今日的清教主义则已流为平民的宗教，即索美塞特中亦只限于汤吞的铺户及乡里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塞治穆耳（Sedgemoor）之战为乱事的结束。在战阵之中，清教徒颇能慷慨的捐躯，因为他们误认卑下的蒙穆斯为他们宗教的健将；然他们和他之间却无丝毫封建式的忠勇存在着，不像许多高地部族和詹姆斯党间的关系，完全由于这种的忠勇。

    詹姆斯二世像

    詹姆斯二世（James Ⅱ，1633——1701），从1685年到168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他是最后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国王。他的臣民不信任他的宗教政策，反对他的专权，在光荣革命中他被剥夺王位。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的上台，永远确立了议会在英国的统治权力。

    刻克（Kirke）及其自丹吉尔运来野蛮化的军队，及酷爱苛暴的法官泽夫立兹（Jeffreys），对于叛徒所先后施行的报复尝得王命的鼓励。这为新朝使得托立党震动而又厌恶的第一事。威塞克斯的路旁满吊了异教徒长列的涂黑尸首。这种可怕的陈列使向日摧残英吉利政治及宗教生活的党争烈焰开始减杀，而趋向于新时代民族统一及宗教容忍的运动首次发轫。

    詹姆斯之招大军

    但蒙穆斯之变对于詹姆斯反有促成专制的影响。他受了法人及耶稣会徒的顾问之包围，他立想全国罗马化，他所采用的计划似乎比他初即位时所想及的步骤更要急进。借口清教徒的叛乱，他招集了3万人的一个常备军，并在近郊豪温兹罗野草地（Hounslow Heath）上扎了一个大营以镇慑首都的人民。他误以军队为极可信任，故不惮和托立的国会，乡村的官吏及盎格力干教社挑战。他以为他有自由行使王室特权以停止法律执行的权利，他撇开了国家的法律，而以罗马公教绅士来充任一切的军官。他尽力诱导他们来担任这样危险的职务，但他们的人数总嫌不敷。至于兵士中则同教教徒的人数更是太小，故他从爱尔兰装了几船操塞尔特语的农民来充兵士。英吉利人，无分军民，都把这些新招的兵当做洋鬼子及蛮人；即在他们自己的岛上英人也不容他们有武装或容他们桀骜不驯。但今则他们且降临英吉利而为英吉利的主人翁！

    当革命发动之时，詹姆斯已经毁坏了他极好军队的纪律及忠顺，但尚未能使它变成可以用来斩除抗议教的武力。革命领袖之所以要在1688年即行革命，诚有防止那种军事演进的成功之作用存乎其间。但詹姆斯之所为已足使托立乡绅又有一长时期的厌恶常备军。他们已两次见过常备军的援用，第一次由克伦威尔，第二次由詹姆斯二世，然两次都用来压倒乡绅及教社。

    蒙穆斯的失败及被诛，一方使詹姆斯益走向颠危的道上去，一方又替奥伦治的威廉除了一个障碍物。英吉利各党在他之下的联合亦较前更近事实。他自丹比内阁以来向和托立党的感情极好，但半数的辉格党则迷于蒙穆斯狂妄的热烈而误以他为有望者。他的覆没使英吉利全体的辉格党人及异教徒集中他们的希望于威廉及玛利。在1687年，大多数的英人本一致的希望詹姆斯不久逝世，而他女儿玛利可趁早嗣立。

    公教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形势

    英吉利罗马公教徒的中坚分子由乡绅们所组成，他们虽不能充地方官吏，但并没被摈于社会之外，且和他们托立邻居的感情也很过得去。他们对于詹姆斯正在依法人及耶稣会派的建议，受无主义的英国佞臣，如泽夫立兹及孙德兰（Sunderland）等的鼓动而采用的政策，并无好感。公教的乡绅们深知国人的性情决不能再容公教之为国教，除非藉外军或内战之力；然而第一次的内战已大减了英吉利公教徒的实力，焉知第二次的内战更不会促成他们的灭亡？他们这样的想法深得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Ⅺ）的赞同，盖他为一头脑清楚思想稳健之人，和下令禁绝依利萨伯的诸教皇迥然不同。而且他和路易十四及法兰西耶稣会徒不睦，他很怕法兰西在意大利及欧洲的权力太大；他很同情地注视威廉抗议十字军的出航及成功，因为它可以拯救英吉利逃出法兰西把它夷为附庸的危险。

    教皇及缓和的英吉利公教徒之所能在英国希冀的，非政治上的最高权利，而仅宗教上的容忍。威廉已公开的宣言愿以他的全力来替他们取到这点。从性情，政策及环境他都应主张宗教容忍的。于容忍的基础上他的伟大的先人尝把荷兰团结起来。他本人又是反路易大联盟的盟主，他有把奥大利，西班牙及罗马教皇同荷兰及抗议教的德意志联合一致的责任。詹姆斯本人如稍微有些耐性，他本不难叫国会正式认可实际上已在公开奉行的公教仪式。但托立党及威廉两者都不能让罗马公教徒来充任军官，地方官，枢密官，末了并侵占英吉利教社本身的禄位。然而詹姆斯三年中的设施竟在此而不在彼，手段既日趋于暴烈而不法，目的亦似乎只在为一旦用武力令英国重依公教的预备。

    南特诏令的取消

    正在这几年中，他的同盟路易十四则在取消容忍的《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路易当时诛除法兰西的呼格诺徒的凶猛诚堪令人发指；除了禁止他们向外流亡，并常用非刑逼他们做弥撒外，他更拆散他们的家庭，男的送上扁船去摇桨，妇孺则被捆绑起来而强之信她们所憎恶的宗教。好像她们是黑奴而不是常人似的。这种淫威所酿成的灾苦诚非人类所能想象，更非人类之所能忍受。幸而在若干年之间私自逃出国境者尚有数十万人之多。逃走者大半至英，荷或普鲁士，其中一大部分为品格高尚的匠工及商人，容留他们的诸国亦因而学到经商的秘密及新的工业方法。宗教的同情心居然胜过了同行的嫉妒，故他们所至俱极受欢迎。英吉利之所以能于工商业方面远远超过它伟大的邻国，理由固不止一端，然这许多呼格诺徒之自法改隶英国，也不是一个最微末的理由。法兰西因宗教诛除过于残酷，故竟发生楚材晋用的恶影响，许多法国的旧工业坐是衰败，而许多英国的新工业则一一建立。

    英人的疾恶公教

    海峡外这类残暴的设施及无数因不胜罗马公教主义的压迫而来归的无辜哀鸿，其对于詹姆斯二世的臣民所发生的影响可和亚尔伐的残行与圣巴退尔米大屠杀对于依利萨伯英吉利的影响，及九月屠杀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残暴对福克斯及庇特的同时人的影响相比拟。《南特诏令》的取消成为1688年革命及随后经年不断的法兰西战事之情感上及心理上的背景。战事使英人对于“教皇教”的痛恨达于极点，而火焚教皇俑像以取乐之举亦盛极一时，虽则在全欧洲分成反路易及联路易的两大帮时，教皇固尝站在英国一边。

    英人对于“教皇教”的观念乃从他们的近邻法兰西耶稣会徒及热烈主张铲除呼格诺徒的僧侣得来。他们深恐法兰西的制度会因詹姆斯的措施而推广到英国来，故福克思的《殉道记》及玛利朝诛除的传说所引起的回忆又宛然如将临之真祸。各式各样的抗议教徒，自大主教桑克洛夫特（Sancroft）以迄巴克斯忒及班杨，皆见到抛忘嫌隙，共抗国王，以推倒他发狂似的政策并防止他任意停止英吉利法律的必要。全体抗议教徒的一德一心联合一致后，盎格力干低教社派，辉格党人及他们的容忍政策竟得起势来，而昔日尝主无抵抗主义的托立党人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他们只有放弃他们盲目主张的主义，否则他们便须袖手旁观，而让突将他们的抽象主义具体化的“尼禄”把他们的宗教毁灭。

    詹姆斯之欺抑托立党人

    托立党的地位不特在道义上及智识上大非昔比，即在物质上及政治上亦不堪回首。在1685年时，所有枢密院的枢密官，城市及乡村的法官，各郡的统制（Lord Lieutenant）及邑官几尽为托立党人及高教社派；但三年而后，当革命将临之时，中央及地方的机关中几无他们立足之地，纵有奥力味在经营他们被槟之周到亦不能过是。詹姆斯尝蔑视国家的法律而图以罗马公教徒替他们。但他不能觅得如许多的同教教徒来供他驰驱，所以他同时也请抗议教的异教徒来帮他的忙，虽则后者中之甘愿违背国法，牺牲抗议教全体的利益，以快一时的报复（对高教社派的）者也不多见。

    国王及教社两者都在恳求违教者之帮助。国王允以不法的《放任谕告》来停止可厌的法律之执行，而给他们以宗教容忍及平等的公民权利。教社则允于自由的国会召集后，以法律来给他们以宗教的容忍。违教之徒，半因他们素向亲国会而远国王，半因恐怕法国式的罗马公教的专制，故接受教社方面的建议，虽则这建议在形式上远不及王室建议的宏大。

    詹姆斯之危害教社

    国王今且公开的侵犯盎格力干僧侣的禄位及业产。他违犯国法而恢复高等委任法院，以作他蹂躏教社的工具。伦敦主教昆普吞（Compton）因拒绝禁止抗议教徒关于教义的争辩而被停职，许多的教禄且由罗马公教徒来享受。牛津穆楞书院（Magdalen College）生员的产业亦受非法的剥夺；大书院的本身且被变做一个罗马公教的神学院。这个暴虐的举动对于牛津及惟牛津马首是瞻之人有极大的影响，无抵抗及神权主义的坚垒竟一变而为叛逆的城市，在英史中最多事的那个冬季中，牛津大街上竟高悬奥伦治的旗帜起来。

    末了，国王复命全体僧侣在他们的牧区讲经台上朗诵国王停止一切诛除罗马公教徒及异教徒的法律而准他们充当文武官吏的《放任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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