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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必要
和凯撒及拿破仑两人可联想在一起的政府原理向不为英吉利人民所欢迎，即克伦威尔本人也极厌恶以武力来统治国人；关于这层他绝不稍异英史中的其他名将。然国人已因他犯军人当国之嫌而厌恶他。在他的末了几年他正在寻觅一返归法律习惯及国会的坦途。但经数世纪连续不断之发展，并受了遗传下来的联想之影响，法律，习惯及国会在不列颠已和国王的职位成为莫可分离的制度，所以国民而不欲复享旧日的权利则已，如欲恢复，则君主制度亦须同时恢复。
查理二世像
查理二世，被处决的查理一世之子，1651年在苏格兰被立为王。内战后，他度过了9年的流亡生涯，1660年凯旋返回英国，恢复了君主制。
如果奥力味能活下去，他大概会恢复君主制度以恢复立宪政治，且即自立为王。这固将为他毕生最大的难事，然在他身上这只少尚可一试，至于在他软弱的儿子理查身上则绝无一试的可能。在理查秉国之时，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之人能坚握军权之故，军队互攻及将佐倒戈之事有如在罗马帝国最乱时之蜂起，而军治之为军治益为人民所无可容忍。要避免国内之不时发生无政府状态，并防止海外帝国之解体，除了召回斯图亚特的后嗣外实无第二办法。国会及旧日的圆头党如能愈早而愈出自愿地把他召回，则人民于复辟的君主下所能享的自由亦将愈大。
国会之选任国王
民会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之能自由选举，半须归功于门克将军。他能领导军队中头脑清楚且富于爱国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他，则军队或仍不会让人民自由选举国会。民会国会中以旧日长老党中的缓和圆头派人为主要分子，但骑士党的色彩亦不弱。它把查理二世自荷兰召回。际此宪法的重要关头，国王并没有召集国会，而国会却来起用国王：此为极值得注意之事。复兴的盎格力干教社固然仍可以君权神圣之说为厚爱的教旨，而法律家也可强说流亡的查理于乃父断头之日起即已为查理二世，但君主制度，经过长期的中断而后由查理凭新选的两院之决议而复活的事实，又何能熟视无睹？而不加承认？
国王权力之缩小
国王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利重又被视为无可分离。它们尽可长处于敌对的地位，它们有时仍可互相仇视，但它们决不复能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制度，有如斯屈拉福德及弑王派人所想要实行者。专制主义及共和主义两者都成过去，两者不但永不能在英吉利发生，且自此而后除了詹姆斯二世尝一度想恢复专制主义外，也绝没有人做过恢复专制或共和主义的尝试。
国王从此“复得享受他应有之权了”。查理二世有什么即“享”什么，到也没有怎样越轨，但“他应有之权”早已不是他祖宗所传授之权。在长国会的第一次会时国王的威权已被剥夺不少，是时所剥夺者到了复辟时并没有恢复。足以激怒通常法法家而助国王以欺凌百姓的特权法院，和它们所采用的罗马法，并不随复辟而重设，20年前废了的星室法院，及高等委任法院，至此仍为违法的机关，仍不能复设。征税除了国会的通过外仍无别法。故复辟虽为劳德及他的白衣教士的胜利，但罕普登和他对于船税的抗议，及斯屈拉福德的两大仇人，“科克·爱德华爵士和他的年报”，所获的胜利也并不消灭。
克拉稜敦及复辟
亥德·爱德华————今为克拉稜敦伯及大法官————为上一代中著名人物的硕果仅存者。他尝随王室流亡在外，忠勤无比。斯图亚特王室之卒得复返英国者他之功为最大，因为他于颠沛之时仍常常督责年轻好乐的查理不要忘了国事，不要和国内的盎格力干教社及立宪王党断绝往来。要是没有他，则幼主殆将受母后及剑客的包围而忘了英国宗教及政治的制度，而复辟也就无望。克拉稜敦诚为复辟建筑的大匠。在初复辟的几个月中，新政局赖有他的稳健及贤明，和国王的随便及敏锐，而得以稳定，而全国亦跟着得到和平；报仇雪忿不致发生，而各党各派亦知尽忠于复辟君主之为有利。
查理二世复辟
于攻击斯屈拉福德时克拉稜敦本尝为福克兰的知己而罕普登的同盟，他今日的理想仍与他在那时的无异。他今欲把政局移至1640年的基础上，一若英史中最多故的20年中之事变概未发生。他的工作并不完全无功。1660年所定夺的国王及众院间的均势，实无异于长国会第一次时的形势。而且经革命的破坏而后，为使国人得一可以复苏将息的机会起见，新恢复的宪法平衡良为再好不过的方案。不过国家正在膨胀，活动力亦正在增加，仅仅的平衡只可作消极的补救于一时，而不能充积极的政体于永久。此层即庇姆及斯屈拉福德也早已鉴及。如立法及行政两机关长为敌对的团体，遇到争端时彼此都不分上下，则国家的行动，尤其是在海外的行动，势将为分权的制度所牵制而麻痹无力。直到了国会于监督财政权之外兼能控制外交政策时，直到了国王的大臣兼得为众院的心腹时，国王的政府始能得全国的信任；在此以前，它总是穷困无力，而遭人民的猜忌。国王及两院间的竞争，无论国会是“骑士”党的，或是“辉格”党的，亦总是无可幸免的。
新时代的人物
克拉稜敦并不乐为国王及众院间的中间人，因为两者都不喜他所立的界限。他的又一悲痛为他之不能复见他少年时所识之人所具的忠义正直之气。在内战，革命及没收产业的不良势力之中，英国政客的品格大见腐化，即有田绅士阶级的全体亦有同样的倾向，纵无政客之甚。除了一二伟大的例外而外，政客及诗人的主义向背可以一年数变，好比冬衣夏衣之更替。此时在国内乘胜驰驱，顾盼自豪的少年王党乡绅亦因缺乏相当的教育之故，不知如何而可以做他们应做之事。有些当年少应入学校之时，不在学校，而尝和外国的下流人民局处于阿诺河（Arno）畔或塞纳河畔的楼顶小房之内；有些则留居英国而尝长成于采地府的下屋之内，采地府早已为革命党人所抢去，和他在一起者只是厮养走卒。为求温饱起见，他们尝不免流落下去，而此种流落则成为他们惟一的教育及训练，故在他们的心念中宗教转不足重轻，而对于掠夺他们财产的清教徒的痛恨转盘旋于胸间而不释。
这样出身的一种上等阶级是不易过健全的生活的。清教徒的得势及衰落，一方使他们恨世愤俗，觉世上一切之事尽为虚伪，一方又使他们深信人生行乐之为真理所在。这两层的引诱他们绝少抵抗之力。嘲笑《休狄布剌斯》（Hudibras）[1]的一代人物本把德行和虚伪之间的区别看得极微。幼年境况无异于上述阶级的查理二世亦过着爱美而忍心的宫廷生活。克拉稜敦不入时的道德观使他既不能和国王，复不能和晚辈的国会议员声气相投。他的严肃正直本可博得犹重德行，犹作家庭祷告，而性质尚未腐化的中等阶级之信任，有如庇特或皮尔（Pitt，Peel）日后之所得，但政治及宗教上的倾向剥夺了他做他们领袖的可能。他太旧派了，他绝不能降尊以博中等阶级的好感；所以领导商业社会及复活的违教徒，而助之作政治活动的大任转而入诸如小巴京汗一班浪荡之徒，及沙甫慈白利一班信心不立之人之手。
赦免及罔议法
克拉稜敦及查理最重要的功绩，厥惟他们之坚决不准有大规模的报复。关于这层，两人都应受无限的赞扬。然而这也是国王实践他在荷兰将归时所立约言的，及使各党各派一致承认王位为国家典制的，惟一方法。因为查理不取报复的政策，故骑士讥《赦免及罔议法》（Act of Indemnity and Oblivion）为“赦免国王的仇人而遗忘（Oblivion）国王的友人”之法。王党本希望可以诛戮仇人而取其财产，然在大体上他们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而他们也始终不能为克拉稜敦恕。
土地的解决
12名曾与弑君之事之人为报复欲中的牺牲品；此外汾·亨利爵士（Sir Henry Vane）————在未死的共和时代的政治家中其品格之高贵实可首屈一指————也捐了生命。在英吉利，要求多多杀戮以作报复的叫喊向不能持久，他们的就义即和缓了这种的叫喊。但要求收回土地的叫喊则比较的要大声而持久。土地在那时仍为欲望的主要目标，亦为财力，权力及社会地位的主要根基。为取到旧日圆头党的大部分的服从新政局起见，克拉稜敦想出了一种调和的办法。曾被叛逆政府没收而发卖之教社及王室的土地，及骑士大户的私产，今皆————物归原主，曾经购买这种田地者得不到分文报酬。但骑士因不能担负所谓“恶人”应付的罚金，而自动变卖的田地则仍为购主所有。因此之故，大部分在内战时期致富的人，只消参加新恢复的盎格力干礼拜，便能在英吉利乡绅阶级中取到合法的地位。这班有钱的旧日圆头党成了后一时代辉格党的地方领袖。[2]
骑士国会的反动
处这样一个的调和办法之下，好多的骑士当然无从恢复他们因忠于王室而不得不出卖的田地。他们深觉政府之忘恩负义；他们更痛恨旧日的圆头党，厌恶他们的政治见解而外，又仇视他们的个人。在1661年反动正盛时举出的骑士国会，其政策即为此种仇恨的性情所左右。国会的多数成为一个————即日后称为“托立”者————比王党还要盎格力干，还要偏护乡绅权力的政党：他们所给与国王的赋税极有限，他们时拒绝查理及克拉稜敦的提议，他们改组各种会社，改组时注重他们党的及他们教社的利益，而国王的利益转不甚顾及。他们又赖国王的立法以诛除清教徒之违背国教者，其诛除的残酷不特远过于国王之所愿见，甚且过于那个坚持盎格力干主义的大法官之所愿见。
“克拉稜敦法典”
以攻击异教为目标的所谓“《克拉稜敦法典》”实不是克拉稜敦的作品，更不是查理的作品，而是国会及乡绅的作品。际此新朝开始，国家需要宗教容忍急于一切之时，国会之坚持比前更甚的宗教诛除政策，实为本朝后期层见不断的阴谋，党争及横暴的种子。《克拉稜敦法典》可视为骑士对于圆头的报复。骑士曾经20年许的含辛茹苦，且失了许多土地；他们多年所期望的报复既为《赦免法》所挡住，他们遂转而于法典中求报复。他们之所以订此残酷的法典，由于宗教的固执者少，而由于政治的怨忿及个人的仇恨者多，盖他们所受的冤屈及损失，至今仍有许多未经昭雪或赔偿。
异教徒（Dissenters）今后所受的灾难，其根盖伏于国会之罚“恶人”，及杀劳德和查理一世。“《克拉稜敦法典》”不仅是报复而己，它也是防止圆头党复活的一种警戒政策。1662年的《宗教一致法》恢复了《祈祷书》，且一举而革除两千不能“诚心服从”书中一切的内容之僧侣，革除后亦不与以任何的赔偿。两年后的《潜拜法》（Conventicle Act）复以监禁及流徙来虐待参加异教礼拜之徒。这些法律都为国会的政策，而非出自国王的拟议。劳德的宗教固然得了胜利，但胜利不来自王家的权力，也不来自他所尝尽力恢复之僧侣的权限及威力，而来自乡绅所操纵之国会的措置；国会所规定宗教的权利，他及查理一世固宁愿杀身而不愿承认者。
诛除的恶果
复辟时的宗教解决固不类当时的政治或社会解决，固不基于调和的精神，然而国教教社如能包罗较广，则其结果，是否定能比刻下所采狭窄政策的结果更要有利于宗教，智识及政治的自由，诚是一个疑问。即令“包容”巴克斯忒（Baxter）及缓和清教徒的计划能通过于1661年的萨伏会议（Savoy Conference），而会议能有结果，夸刻会徒，浸礼会徒，以及比较极端的诸派势仍不能站在国教之外；如果站在教社以外者仅有这几个势孤力单的小派，则宗教容忍之取得恐将永无一日。当日的处置使盎格力干及繁杂的清教教社不得不各随各的方向发展，于是容忍亦为不能永远不加承认之事，而足以代表近代英吉利，且和中古的，或推铎尔的，或斯图亚特的教国观念大不相同的，宗教竞争及繁赜的宗教花式遂得应时而起。
固然，我国的清教各派因不能吸受大学的文化及參加政治权力及社会势力之故，损失极大，但它们的丧权即它们的实力所在。因为它们是受屈者，故历200年之久他们为自由最有力的拥护者，而政府最可畏的批评者。在政治上两党制度之所以能十分发达而历久不衰者，良因我们在宗教上亦分成有权及丧权的两大党之故。
但介乎复辟及革命间的30年中，国家因严厉诛除大批抗议异教徒而受的损失极大。乡绅们，无论是辉格或托立，固能全体遵守盎格力干的礼拜仪式，即使两党对于教社的态度仍绝对相反————但在巴克斯忒，班杨及福克斯·乔治时代的许多中下阶级之人则宁甘丧家破产，被幽监禁，而不愿放弃国会所定为违法的宗教仪式。商民阶级因政府惩罚异教徒而发生的损失尤大，诛除对于英吉利工商业的恶影响，政客们到了后来也为之吃惊。然政客们对于教育上的损失仍熟视无睹。《五哩法》（Five Mile Act）禁止任何僧侣或教员走入离城市五哩以内的境界，除非他先作“誓不想作更改教社的或国家的政府之企图”之誓。清教主义本在城市中为最有势力，《五哩法》则剥夺了清教主义的教育机会，因此而发生之文化上的损失，即在日后亦不能完全补充。
25年严厉的————虽则断续不连的————诛除使异教徒之数无从增加。但即在灾难最深的年头，笃信者仍在希望下次总选举之能给他们以救济。因此之故，劳德及斯屈拉福德时大批赴美之举不复发生于此25年之间。清教徒对于众议院从未失了信仰，虽则骑士国会在世一日————它在世有17年之久————他们的厄运亦一日不终。
查理二世的宗教政策
在槐特和尔查理二世的朝中，罗马公教及怀疑主义都比在韦斯敏斯忒乡绅的国会中为有势力，故提倡较大的容忍者不乏其人。国王自己在本心中本即是一个罗马派人；他愿容忍且扶掖公教徒，他也知同时容忍清教徒的必要。而且这位实行快乐主义的国王视惩罚异己为苦事，不像道德君子受着良心的督促，故能以诛除异己为乐事。诛除的诸法经国王的《放任谕告》（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而暂停执行者不止一次。然国会恒宣告国王干涉法律的整个执行为非法，而清教徒之受此种断续的恩典者于良心亦深滋不安，一因恩典来自国王的擅权行为，二因罗马公教徒亦受同样的恩典。至于国会则坚持清教徒及罗马教徒两须受法律全部的制裁，而不稍宽纵。那真是罗马，坎忒布里及日内瓦间，国王，国会及灾难的臣民间的三角式的竞争。此项竞争在1688——1689年的解决内始分永久的胜负，在此以前，它尝经过多种的变化。
辉格党的起源
在复辟后之次10年内信抗议教的异教徒开始在另一方面————比国王的特权较合他们脾胃的一方面————希望有救济的可能。异教徒本把两院中对于骑士及朝廷俱加反对的少数党看作他们的救星。反对党的人数既在随旧议员之出缺及新议员之补选而逐年增加，他们能给异教徒以法定的救济之可能自亦不远。
这个日后以“辉格”得名的少数党，其一班党徒大都和清教有密连的关系，其高级党员则和新时代的宽阔主义（latitudinarianism即广包兼容之意）及合理主义相密连。清教徒及合理派两者互联起来视得势的高教社派为公敌。浸礼会的牧师，因不胜诛除之厄，因厌恶侦探自此潜拜所至彼潜拜所之追踪他，及治安法官之自此监狱至彼监狱之斥责他，故当他一闻辉格领袖在国会中所提倡的容忍是包容一切抗议教徒的计划时，亦乐见他们的成功，而无暇问及锡德尼·阿尔泽农（Algrnon Sidney）之是否仍沐上帝之恩，或沙甫慈白利所谓“全体贤明人的宗教”究何所指。
宽阔主义及怀疑主义
王家学会（Royal Society）及科学上伟大运动虽到了在剑桥屈麟尼替书院研攻的牛顿·爱撒克爵士时而始蔚为智识上的大观，但其发轫之始实深有赖于查理二世及其信怀疑主义的朝臣之多方作育，多方扶植。他们纵无别的长处，他们至少有好奇的美德。科学及宽阔的运动逐渐的养成一种有利于有如辉格哲学家洛克·约翰（John Locke）所阐明的宗教容忍主义。在政治的范围之外，巫蛊的检举和焚杀虽尝雷厉风行于斯图亚特上半期，至是亦稍稍戢敛，因为法官及陪审团亦先后感觉得良心上的疑惑。
低高教社
即在国教本身以内，宽阔主义亦自成一党。他们为数虽不多，而以博学善辩著；且在伦敦比在四乡尤有势力。这就是所谓“低教社”（“Low Church”）派。“低教社”之名在那时并无福音主义（evangicalism）的意义在内，而和我们今日所称“阔大”（“broad”）或“自由”（“liberal”）之观相当。低教社派如斯替令夫利，替罗特孙及柏涅特（Stillingfleet，Tillotson，Burnet），在政治上皆为鼓吹容忍而示惠于信抗议的异教徒者。同样的，当时用以称教社中大多数的僧侣，及附和他们的世俗人之名称，“高教社”也尚无仪式派（ritualist）的意义在内；它不过表示下列数种的情感而已：对异教徒及罗马教徒的强烈反对，王权世袭及神圣不可抵抗之说的笃信，把查理一世看做殉道者而与以无上的尊敬，及————至少在僧侣中————把教社的权力看做至大，且在政治及社会上都应有说话的权力。约翰孙博士（Dr. Johnson）虽生在百年之后，然他固为复辟及法兰西革命间任何时候的“高教社”头脑的最好代表。
清教主义的遗泽
清教的思想及实施————至少是浓厚抗议教的思想及实施，————能够不随清教各派在国家及教社中的失势而衰落，诚堪值得我们的注意。家庭祈祷及诵读《圣经》在绝大多数信教的世俗社会中，无论为国教教徒或为异教教徒，已成为国民的习惯。英吉利人的性格亦已受了清教主义的影响，且此影响历200年而不稍损灭，虽则他们尝拒绝清教徒的强制，并尝把异教徒逐出于典雅社会之外。即清教徒的礼拜日亦历久而活着。詹姆斯一世及劳德尝极力望英吉利人民之能在礼拜日的下午游乐如昔；照常人的想象，这种希望似应极获好运动及好游猎的上等社会之欢迎，但事实则完全相反。即在复辟之后，人人讨厌清教，而监狱中充满了无辜的夸克教徒及浸礼教徒之时，清教观念的礼拜日————严格的休息日，亦即宗教的自省日————仍为英吉利人民所一概奉行。全国国民自动执行的克己寡欲，————每7日中有1日完全不工作，也完全停止任何有组织的娱乐，————其结果究竟为恶为善，则尚有待于无偏的社会历史家的研究，而不能遽为断定。
国库的撙节
岁出的撙节为推翻克伦威尔政治之最得人心的结果之一。国王固因骑士国会的奇吝而处处受制，以致行政缺乏力量，而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然国库的支绌实为“回复宪法上公平的均势”（克拉稜敦所视为政治上最高发展的均势）的必有结果。除非国会取得监督政策及国用之权，国会决不敢慷慨的输将的。然当众院要求清查王家账簿，藉明荷兰海战供给的真实用途时，克拉稜敦及其他朝臣皆大惊失色，而视众院的行动为对于行政权力一种极不正当的侵害。实则此仅为国会监督国用的初步；要待国会能监督国用而后，国王的政府始能自纳税人获到充分的且不断的供给，而近代国家繁重的需要才能满足。
常备军
受减政的影响最大者为陆军的建置方面，海军却未受影响。模范新军到了复辟时才一举而遣散；长国会如实力较佳，则13年前本早可把它遣散。遣散时的临时支出固大增，然此后的经常费用则大省。新军去后，并无其他继起的大军；除了国王赫赫“近卫军”（“Life Guards”）以外，只有极少数的其他团伍存在，而且此中又多半驻在国外的领地，如丹吉尔之类。[3]“近卫军”由王党充任，任警跸防护，抵御狂徒及第五君主国党（Fifth Monarchy Men）[4]之责，军容颇盛。不列颠陆军最老的团风或团传习（regimental traditions）不始自少数沿传至今之克伦威尔的队伍，如科尔德斯屈麟卫队（Coldstream Guards）等，便始自曾属荷兰军中的几个著名团伍，如东肯特团等。[5]
骑士国会实深深的反映着当时英国四乡绅士的热烈情感，故闻“常备军”之名便却步，痛恶更不遗余力。他们深知有了这种实力，合法的国王和篡位的护国者可同样的愚弄他们。然而他们既为忠实的骑士，他们自然相信惟国王才有委任将校及发布军令之权，他们绝不能为国会争这些权力。不啻甘为叛逆，成为圆头，因为大内战即由统率问题而爆发，他们如为国会张目，岂不甘为叛逆，而蹈圆头党的覆辙？欲维持这些忠君的前提，则合理的结论惟有将陆军限制极小；只有如是才可绝了国王陛下妄用威权的野心，而为臣者亦无不忠的嫌疑。
皮普斯
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是英国17世纪的大人物，事业巅峰时官至海军部长、皇家学会会长。作为海军部长，他成倍地扩展了英国海军力量并使英国恢复了海上霸权。
上述的过虑本是极有见地的。国会一不慎而让詹姆斯拥有3万大兵时，革命便立即激起。革命之后，国会始取得军队不能用来侵害国中自由的保障。在威廉三世及女王安的朝中，因上述的保障已经确立，故国人对于常备军的害怕也稍稍衰减。首先不怕者为辉格政治家，因为他们深愿对路易十四的陆战之成功。托立乡绅对于常备军的感情变动较慢；即在纳斯卑百年而后，他如一见正式军队的进行，他仍会立时想及闯入他祖父的大堂，荡毁他祖父的家产，禁止他祖父的宗教，及杀了他祖父的国王的红衣军队，而毛发为之悚然。他所能信赖的惟一武力为各邑训练极坏，而由乡气重重，像他自己一流的乡绅所统率的民军。
海军
海军的维持并不会产生同样的害怕或相似的回忆。复辟时的朝廷及国会两皆接受临死的布来克所传给后世的，共和国海军的传习。查理二世及他的弟弟詹姆斯对于海军都能有亲身的及通达的关心，海军的统率方面亦得拍匹斯（Pepys）一班人物的主持而不减昔日的光荣。骑士国会及托立党对于海军盖皆能特垂青眼者。
荷兰之战
和荷兰的海战不久重又爆发，两大经商群社间始于共和国时的斗争又重演起来。两方将士的优良及规模的宏大今次都不减于畴昔，惟较大的一国又因较富而致胜。结果为《布勒达的和约》（Treaty of Breda），纽约则归于英国。[6]
但当和约正在磋商中时，由得垒忒（De Ruyter）所统率，而由英人领港的荷兰舰队突然驶入泰晤士河及美得威河（Medway），俘获停在察坦姆（Chatham）我国最好的战舰，而付诸一炬。这个重大的耻辱对于和约的内容固未发生多大的变动，但它为紧随伦敦大疫及大火而来的灾难，所以英吉利人民的想象及政治竟因之而大受影响。伦敦人之耳闻泰晤士河上敌舰的炮声此尚为第一次。吊奥力味的尸首而加以辱骂之事虽仅数年前之近事，但大家已在回忆“他所做的惊天大事，所为足以震慑邻国君侯之事”而怅然若有所失。世人说道：“国王除了行乐以外不管它事；他对于救国的关心，尚不及他欲使卡斯尔门贵妇（Lady Castlemaine）和斯图亚特太太（Mrs. Stewart）两人于失和后复归于好的尽力的十之一”。我们此时已可听见我们“受治于槐特和尔的教皇派人”的谣传。世人甚有相信伦敦的大火即为“教皇派”所放者；如大火早起几年，世人殆将以清教徒为罪人。在这样一种丕变的空气之下，反对党及反对政策的突起有如雨后的春笋，而为骑士国会在前几年中所未见者。
然而美得威河耻辱的主要原因即为众议院之不肯慷慨给钱于它所不能监督而且已露不能信任的政府。为撙节起见，政府不得不将军舰空搁起来，而将船员遣散。在实际上，不列颠的船员尽有因多年欠薪之故而私自脱逃，改投荷兰海军者。他们在英所领者为废纸式的国库券，而在荷兰所得者则为实在的洋圆。
克拉稜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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