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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被忘却的胞妹

    当乌尔里希当天傍晚到达X城并走出车站时,一个宽阔、进深浅的广场出现在他眼前,这广场的两端汇入街道并且对他的记忆产生一种几乎是痛苦的影响,这是一种人们已经常常见过、如今又已忘却的景色所特有的情况。

    “我向您担保,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而生活费用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共是百分之四十!”“我向您担保,持续六天行程的自行车比赛是一件团结各族人民的事!”这些声音来自他的耳朵里,火车车厢里的声音。接着,他清楚地听到有人在说:“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还是歌剧高于一切!”“这大概是您的一项运动吧?”“不,一种嗜好。”他低下脑袋,好像他必须把耳朵里的水抖搂出来似的:火车拥挤,旅途漫长;行车途中涌进他耳朵里的旅客交谈中的片言只语如今又涌流了出来。乌尔里希怀着到达的喜悦和匆忙心情————火车站大门像一根管子的口子让这种心情洇进广场的宁静之中————等候着,直到这种心情一滴滴地滴落;如今他站在嘈杂之后出现的一片寂静中。在由此而引起听觉骚动的同时,他眼前的不寻常的宁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在其中都比往日厚实,他朝广场上看去,但是那一边极寻常的窗樘中的十字梃架在苍白玻璃光掩映下的暮色中显得如此暗黑,仿佛它们就是各各他[1]的十字架似的。在移动的东西也在以一种在很大的城市里没有的方式脱离街道的静止物。飘浮的和静止的东西在这里显然都有扩展其重要性的余地。怀着几分重返故里的好奇,他发现这个特点并观看这座外省大城市,他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他一生中虽小但却不太舒服的部分岁月。它在本质上,如他所分明知道的,含有某种无国籍——殖民地的成分:一个最古老的德国市民阶层的核心,几个世纪前到了斯拉夫土地上,在这里饱经沧桑,如今除了几座教堂和几个姓氏以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回忆起它来的了,而这座城市后来曾充当过的旧邦议会所在地,除了一座保存下来的漂亮宫殿以外,也很少再看得见什么遗迹;但是在这段往日的君主专制管理时期,皇帝的总督职权被大量运用,建立起了外省的中央职位、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兵营、法庭、监狱、主教府、方形堡、剧院,出现了与此相关的各行业人,出现了商人和手工业者,最终也还出现了一种移居入境企业主的工业,这些企业主的工厂在市郊鳞次栉比,在最近几个世代里比所有别的东西都更强烈地影响了这块大地的命运。这座城市有一段历史,也有一张脸,但是在这张脸上眼睛与嘴不相称,或者下巴与头发不相称,而在一切之上则都沉积着一种激烈动荡、内部空虚的生活的痕迹。可能是,这在特殊的个人情况下有助于非同寻常情况的出现吧。

    用一句同样不是无可指摘的话来说:乌尔里希感觉到某种“精神的无实体”的东西,人们如此沉醉于其中,以至于它竟唤起对放荡不羁的想象的兴致来。他在口袋里装着他父亲的那份奇特的电报并已经熟记电文:“告知你我已经逝世。”这位老先生让人这样通知他————或者该说这位老先生这样通知了他————这种思想已经在其中表达出来,因为电文下的署名是“你的父亲”。这位真实的枢密顾问阁下从不在严肃的时刻开玩笑:所以这则消息的怪僻结构也是极其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说他在临终前写下这电文或向某人口授了这电文并规定这份这样产生出来的文件在他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息之后生效的话,那么,这就是他,是他本人通知了他的儿子;人们也许简直就无法更正确地表述事实情况了,然而从这个当代试图控制它不再能够经历的未来的过程中,却飘忽着遗留下一股愤怒腐败意志的叫人害怕的尸体气味!

    在采取这种态度————通过某种关联这也让他回想起小城市的那种简直可以说是极不协调的风气————的同时,乌尔里希不无忧虑地想到他已在这外省结了婚的妹妹,如今他大概将在不多几分钟内见到她。在旅行途中他就已经想到她了,因为他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时不时地,父亲的来信也按部就班地将有关于家里人的消息传递到他这儿,诸如“你的妹妹阿加特已经结婚”,紧接着便是补充介绍有关情况,因为当时乌尔里希不可能回家去。大概一年后他便已经收到这位年轻丈夫的讣告;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之后过了三年,“你的妹妹已经令我满意地决定再次结婚”的通知抵达。这五年前的第二次婚礼后来他参加了并和他的妹妹相处了几天,但是他只记得这些天就像一个纯粹是白色织物的大转轮,它不停地转动着。对那位丈夫他记得,他不喜欢这个人。阿加特当初想必是二十二岁,他自己二十七岁,因为他恰好获得了博士头衔;如此说来,他的妹妹现在二十七岁,而他则自那次见面以来既没再次见过她,也没和她通过一封信。他只记得,父亲后来常常写道:“在你妹妹的婚姻中,真可惜,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虽然她的丈夫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也有这样的话:“我很为你妹夫最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总之,信里曾有过类似这样的话,遗憾的是,对这些来信他从未给予过关注;但是有一回,对此乌尔里希尚还记忆犹新,信里既对他妹妹无子女有所责备,同时也对她尽管如此仍会觉得婚姻美满抱着希望,即使她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她承认这一点。“她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他想。他在他们小小年纪,就在他们的母亲死后不久便马上将这兄妹俩从家里打发走,这是这位老先生————他如此忧心忡忡地向他们通报彼此的消息————的一个怪癖;他们各在各的学院里接受教育,而表现不好的乌尔里希则常常不准回来度假,所以实际上自他们的童年时代以来————那时他们当然互相很喜爱————他便一直没怎么再见到过他的妹妹,阿加特十岁时,唯一的一次较长时间相聚在一处算是例外。

    乌尔里希觉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通信,这是顺理成章的。他们互相会有什么话要写的呢?当阿加特第一次结婚时,据他现在回忆,他是少尉,当时他正带着决斗枪伤躺在医院里:天哪,他真是一头蠢驴!其实,他干过不知多少蠢事!因为他想起来,少尉枪伤这段往事根本不在此列: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已经是工程师并且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使他无暇顾及家庭节日!关于他的妹妹后来他听说,她曾经很爱她的第一个丈夫:他记不得,他是从谁那儿得知这一情况的,但是“她曾经很爱”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们这么说说而已。她又结婚了。这第二个丈夫乌尔里希极不喜欢:这是唯一有把握的一点!不仅按个人印象而言他不喜欢他,而且也就他读过的此人的几本书而言,很可能就是从此他便并非完全无意地在记忆中渐渐把他的妹妹淡忘了。这样做是不好,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甚至在他想到了这么许多事情的最近这一年里,他竟一次也没回想起她来,在接到讣告时也还没有。但是,在车站上他却问来接他的老头儿,他的妹夫是否已经来了,当他得知哈高厄尔教授举行葬礼时才来,他暗暗感到欣喜;虽然距葬礼至多才两三天,他却觉得这段时间就像他现在将要在他妹妹身边度过一段无限长久的幽居生活,就仿佛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似的。倘若他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恐怕也是徒劳无益;“陌生的妹妹”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那些大容量抽象概念中的一个,许多哪儿也没有合适归宿的情感在这些抽象概念中都有一席之地。

    就在琢磨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乌尔里希已经慢慢走进这座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城市在他面前展现开来。他让一辆车拉着他的行李————在临动身前的最后一刻他还曾往其中塞进去相当多的书————老仆人跟随在自己的身后,这位老仆人自他童年记事时起便在老家当差,如今已经接他出站。老仆人集勤杂工、大管家和大学跑腿于一身,随着年月的增长这些职务之间的内部界线已经模糊不清。很可能是这个谦逊且沉默寡言的人,乌尔里希的父亲是向这个人口授了报丧的电文;乌尔里希的脚极其愉快地走在把他引回家去的这条路上,而现在他的感官则清醒和好奇地吸纳着一个个新鲜的印象,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会以这样的印象令人感到惊喜,倘若人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过它的话。到了某一个地点,乌尔里希信步拐弯离开大道,他的双脚比他的意识更早地认出了这个路口;不一会儿,他便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狭窄的、只由两堵花园围墙构成的胡同里。他的斜对面坐落着这幢中间较高的、勉强够三层的楼房,边上是旧马厩,还一直紧贴着花园围墙的,是那所小屋,这是仆人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这情形,就仿佛尽管十分信任老父亲还是把他们推得尽可能远离自己身边,但却用围墙把他们围住。乌尔里希迷迷怔怔地来到关闭着的花园门口,顿时就要让人去敲挂在破旧熏黑的矮门上当铃使的门环,这时他的陪同者赶忙跑过来纠正了这个错误。他们必须绕墙回到前门去,车就停在那儿;这时,就在屋门没打开的房屋出现在眼前的时刻,乌尔里希才注意到,他的妹妹没到车站去接他。仆人告诉他,说是夫人有偏头痛,吃罢饭就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是曾吩咐他等到博士先生来时再叫醒她。他的妹妹是不是常犯偏头痛,乌尔里希继续问,他当即便后悔提了这个笨拙的问题,这向父亲家宅的这位亲信老仆人暴露了自己的陌生感,并且触动了某些家庭关系,对这样的关系人们是宁可只字不谈的。“少夫人吩咐我半小时后上茶,”老人颇有教养地现出一副礼貌周到的仆人神态回答,这神态以谨慎的方式作出保证:他不了解任何超越他职责范围以外的事。

    乌尔里希不由自主地抬头向窗户望去,猜想也许阿加特正站在窗户后面打量自己。不知道她可爱不可爱,他暗自寻思并不愉快地注意到,如果她不中他的意,这几天的日子恐怕就相当不好过了。她既没上车站也没到大门口来迎候,他觉得这倒是一个令人产生信任感的特征,这显示出某种亲近感,因为严格说来急忙向他迎面奔跑过来,跟他自己刚刚到家就要扑向他父亲的棺架,同样都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他让仆人去禀报,说是他将在半小时内准备就绪,随后他便稍稍整理一下自己的行装。他住的房间在中间部分的复斜屋顶式的三楼,从前是儿童寝室,现在奇特地添上了几件显然只是临时搬来应急用的方便成年人起居的家具。“很可能是只要死者在屋里,就不好另作安排,”乌尔里希想,并在自己童年时代的废墟上不无困难地安排自己的屋室,然而却也带着一丝快意,这种快意像雾一样从这地面升起。他想换衣服,这时他突然想穿开箱取东西时偶然发现的一身睡衣裤式便服。“她至少应该立刻在住房里迎候我的嘛!”他想,一丝责备之意蕴含在毫不在意地选择了这身衣服之中,虽然他的妹妹采取这样的态度想必有某种会令他感到满意的理由的这种感觉也依然存在并使换装具有某种礼貌的意蕴,这是无拘无束的信任的表露。

    他穿上的是一身宽大的软羊毛便服,近乎男丑角的演出服,有黑、灰色相间的方格花纹,袖口和脚腕子跟腰部都一样系住;他喜欢穿它是因为它舒适,在经过了不眠之夜和漫长旅途之后,如今他一边下楼一边感觉到了这种舒适。但是当他走进他妹妹在等候他的那间房间时,他对自己的装束感到惊讶了,因为他发现由于偶然事件的神秘安排自己面对着的竟是一个高大、金发、穿细巧灰色和赭色条纹和方格纹衣服的男丑角,第一眼看上去完全酷似他自己。

    “我倒不知道,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嘛!”阿加特说,露出一脸喜悦的神色。

    二 信任

    他们没有互相亲吻表示欢迎,而是只是亲切地彼此面对面站着,随后他们互换位置,这便于乌尔里希打量他的妹妹。阿加特的头发比他的头发浅淡,但却有着同样的干燥皮肤的芬芳,这正是他所喜欢的自己身体上的唯一的东西。她的胸脯不显出浑圆的轮廓,两个乳房纤柔而有力,而他妹妹的肢体则似乎带有狭长纺锤的形状,它将天生的活力和美融于一体。

    “我希望,你的偏头痛已经好了,我看不出你有偏头痛嘛。”乌尔里希说。

    “我根本没有偏头痛,我只是为了图省事才让仆人这么对你说,”她说,“因为我不便让仆人把错综复杂的原因告诉你:我就是懒惰。我睡觉了。我已经在这里养成了一有空闲就睡觉的习惯。我压根儿就懒惰;我想是由于心灰意懒吧。当我得知你要来时,我对自己说:但愿现在我将是最后一次嗜睡。随后,我便沉入一种恢复健康的睡眠之中:经过仔细考虑,在支使仆人时我把这一切称为偏头痛。”

    “你根本不进行体育运动?”乌尔里希问。

    “稍微打打网球。但是我讨厌体育运动。”

    在她讲话的时候,他再次观看她的脸。他觉得这张脸不是很像他的脸;但是也许他搞错了,这张脸之像他犹如一幅彩色粉笔画之像一幅木刻画,致使人们只看到材料的不同,忽略了笔法和构图。这张脸上有某种令他感到不安的东西。没多一会儿,他想到,他简直看不出这张脸上有什么表情。这张脸上缺乏可以让人揣摩出人的特性的东西。这是一张内容丰富的脸,但是这张脸上哪儿也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哪儿也没有显出流畅的性格特征来。

    “你怎么会也穿上这身衣服的呢?”乌尔里希问。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阿加特回答,“我以为,这样穿挺好。”

    “这很好!”乌尔里希笑道,“可是这简直是变魔术似的偶然巧合。父亲的死,据我看,也没有让你深受震动嘛?”

    阿加特慢慢抬起身体踮起脚,旋即又落下身子。

    “你的丈夫也已经到这儿了吗?”她的兄长问,他这是没话找话说。

    “举行葬礼时哈高厄尔教授才来。”她似乎为有机会能够如此生硬地说出这个名字并对它像对某种陌生事物那样敬而远之而感到高兴。

    乌尔里希不知道对此他该如何回答才好。“噢,这我已经听说了,”他说。

    他们又相对而视,随后他们便按道德习俗的要求走进停放死者灵柩的小房间。

    这间房间在人为作用下变得阴沉昏暗;房间里充斥着黑色。鲜花和燃着的蜡烛在其中闪亮并发出气味。这两个丑角挺直身子站在死者前面,似乎在观看死者。

    “我再也不回到哈高厄尔身边去了!”阿加特自言自语地说。人们几乎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这话也是在说给死者听的。

    死者躺在支座上,这是他生前安排好的:身穿大礼服,裹尸布一直盖到半胸高处,再往上便露出上浆的衬衫,左右手互握,没有十字架,摆放着勋章。小而硬的眼球虹膜、凹陷的面颊和嘴唇,缝合在这张令人战栗的、没有眼睛的死人皮上,这张死人皮尚还是生物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异样了————生命的旅行袋。乌尔里希不由得觉得自己从存在的根基上受到了震动,在这个根基上没有情感、没有思想;但是此外哪儿也没受到震动。倘若他必须把话说出口来,那么他只能说:一种累赘的没有爱的关系已经结束。一如一门坏的婚姻使无法摆脱它的人变坏,每一种从永恒出发考虑的、沉重压在身上的纽带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如果一时的东西在它重压下而萎缩掉的话。

    “我真巴不得你早点来,”阿加特继续说,“可是爸爸不允许。一切和他的死相关的事务他都亲自安排。我想,当着你的面死去,这会让他感到难堪的。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星期;真可怕。”

    “至少他是爱你的吧?”乌尔里希问。

    “一切他想妥善安排的事他都委托他的老仆人去办理,从此他便一直给人以一个无所事事并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的人的印象。但是大约每隔一刻钟他都要抬起头来看我是不是在房间里。这是头几天的情况。后来是半小时一次,再往后就变成数小时一次,在可怕的最后一天里压根儿就只还发生过两三次。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一句话也没对我说,除非我问他什么。”

    她讲这些话时,乌尔里希在想:“她本来就心肠硬。小时候她就不声不响地极端任性,尽管如今,现在她看上去很好说话?”这时,他突然回想起一次雪崩。有一次他在树林里遭遇一场雪崩袭击几乎丧命。雪崩由一团软和的云雾状雪末引发,这团雪末被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攫住,变得像一座倒塌的山那样坚硬。

    “是你给我发的电报?”他问。

    “当然是老弗兰茨!这一切都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他也没有让我照料他。他肯定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来这儿。我感到不舒服,便尽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死的。”

    “很可能他想以此向你证明,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来!”乌尔里希闷闷不乐地说并拉着她走出去,“但是也许他曾希望你抚摩他的额头?或者在他的卧床旁边跪下?虽然不是出于任何别的什么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经常在书本上读到过:作父亲的在临终告别时理应如此。他没有开口央求你这样做?”

    “也许吧。”阿加特说。

    他们又一次站住并观看他。

    “说起来这一切真可怕!”阿加特说。

    “是呀,”乌尔里希说,“这些情况人们都不了解。”

    当他们离开这间房间时,阿加特再次站住并且与乌尔里希攀谈:“我向你叨唠一些事,你当然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的:可是我恰恰是在父亲卧病期间下定了决心,我绝不返回到我丈夫的身边去!”

    她的固执态度让她的兄长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因为阿加特的眼睛之间现出一道垂直的皱纹并且讲起话来情绪激烈;她似乎怕他会不站在她那一边,这就像一只猫,这只猫很害怕,所以就勇敢地转入进攻。

    “他同意吗?”乌尔里希问。

    “他还蒙在鼓里,”阿加特说,“但是他不会同意的!”

    兄长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的妹妹。但是她一个劲儿摇脑袋。“哦,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不是这么回事:没有第三者插足!”她回答。

    说到这里,交谈暂告一段落。阿加特为自己没顾及乌尔里希又饿又乏而道歉并把他领进一间房间,只见房间里已经摆上了沏好的茶,由于短缺什么,她便亲自去查看。乌尔里希便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尽可能地回忆她丈夫的音容笑貌,以便更好地理解她。此人中等身材,腰背部渐渐由宽变窄,大腿圆滚滚地套在缝制粗俗的裤子里,一部短而硬的小胡子下面是有些隆起的嘴唇,爱好大图案花纹领带,这大概可以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而是一个好为人师的教师。乌尔里希感到他对阿加特的选择的旧有的猜疑又在心头泛起,但是说这个人会掩藏秘密的不道德行径,这却是完全不可信的,如果人们回想起从戈特利布·哈高厄尔的额头和眼睛亮起的坦率闪光的话。“这简直就是个思想开通、精明能干的人,是个正派人,在自己的领域里促进着人类的发展,而并不干预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物,”乌尔里希断定。这时,他也又回想起哈高厄尔的著作,并陷入并不完全愉快的沉思之中。

    人们最初在其学生时代就可以把这些人的特性刻画出来。他们学习————一如人们混淆因果关系所说的那样————不认真,倒是井然有序、讲求实际。他们首先安排好每一项任务,就像人们若想在早晨迅速和不出差错地出门,就得在晚上把第二天穿的衣服纽扣一个也不缺地准备就绪;没有哪个思维进程会不被他们借助于五至十个这样准备好的纽扣牢牢纳入他们的认识之中的;人们必须承认,这种认识随后便显得不错并经得起检查。他们因此而成为优秀生,却没有令他们的同学们在道义上感到不舒服,而像乌尔里希这样的人则受其天性驱使时而趋向轻微的高度时而又趋向同样微小的低度,这些人以一种似命运那样悄悄潜行地的方式落在他们的后面,即使天赋要高得多。他发现,其实他对这种优秀的人有一种隐藏心中的胆怯感,因为他们的思想上的精确性使他自己的对精确性的幻想显得有点儿轻浮空洞。“他们没有丝毫感情,”他想,“但却是好心肠的人。十六岁以后,如果这些年轻人对精神方面的问题感到兴奋,那么他们表面上似乎有点儿落在别人的后面,没有什么能力去理解新的思想和情感,但是即便在这种时候他们也使用他们那十个纽扣;总有一天,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他们始终是全都理解了的,‘不过没有种种站不住脚的过激看法’,到底他们还是倡导新思想的人呢,如果这些人对于别人来说早已成为被忘却的青年人或者孤独的夸大!”就这样,当他的妹妹又走进来时,乌尔里希虽然还一直不能想象她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他却感觉到,一场反对她丈夫的斗争,哪怕这是一场不公正的斗争,也会是某种东西,某种拥有一种完全不光彩的、使他感到愉快的倾向的东西。

    阿加特似乎认为根本无法理智地解释自己的决心。她的婚姻从表面上看————对具有哈高厄尔这样性格的人我们也不能有别指望————井然有序、完美无缺。没有争吵,几乎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也就是因为阿加特,如她所说的,在任何问题上都不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他。当然没有越轨行为,既不嗜酒,也不赌博,连单身汉时的习惯也不复存在。合理分配收入,持家有方。许多人在一起时愉快聚会以及两个人在一起时不愉快聚会的平静过程。“如果你简直是无缘无故地离开他,”乌尔里希说,“婚姻破裂就是你的过错;如果他申诉的话。”

    “他应该申诉!”阿加特满不在乎说。

    “如果他同意法庭解决问题,那么也许还是让他得到一些财产上的利益的好吧?”

    “我只随身带走了,”她回答,“三周的旅行所需用的东西,此外还有几样儿时以及哈高厄尔以前的纪念品。其余一切都留给他了,我不要。但是将来他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便宜!”

    这几句话她又是用极其激烈的口吻大声喊叫出来的。人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些话:阿加特从前让这个人占了太多的便宜,如今她想报这个仇。乌尔里希的好斗性,他的运动员竞技状态,他在克服困难方面的创造才能正在被激起,虽然他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因为这就像一种兴奋剂所起的作用,这种兴奋剂把外在的情绪调动起来,而内心的感情却还依然完全没有被触动。他转移话题,迟迟疑疑地试图了解大概情况。“我读过、听说过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他说,“据我所知,他在授课和教育的领域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人物!”

    “是呀,这没错。”阿加特回答。

    “就我读过的他的著作而论,他不仅是一个胜任一切工作的教师,而且也很早就拥护对中等学校进行改革。我记得,有一回读过他的一本书,书中一方面谈到历史——人文主义课程对德育的不可代替的价值,另一方面同样也谈到自然科学——数学课程对智育的不可代替的价值,第三还谈到体育运动和军事教育的集体生活意识对行为教育的不可代替的价值。对吗?”

    “大概是对的,”阿加特说,“但是你注意到了吗,他是怎样引证的?”

    “他怎样引证?等一等,我模模糊糊记得,什么情况确实曾引起我的注意。他引证得很多。他引证古代大师。他————当然他也引证当代人,现在我知道了:他以一种对于一个教师来说简直是革命的方式不仅引证大教育家,而且也引证当代的飞机制造者、政治家和艺术家……但是这毕竟只是我方才已经说过的呀……”最后他小声小气地说,心头不由得泛起对往事的一种回忆。

    “他这样引证,”阿加特补充说,“比如他在音乐上毫不迟疑地一直引到理查德·施特劳斯或者在绘画上一直引到毕加索;但是,即使只是作为某种错误观点的例证,他也从来不会举出一个不是已经在报纸中已经获得某种知名度的名字的,至少也得是由于在报纸上受责备而获得知名度的!”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点乌尔里希曾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过。他抬起头来。阿加特的回答因其审美观和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观察能力而使他感到高兴。“就这样,他作为优秀分子中的一个跟在时代的后面亦步亦趋,从而渐渐地变成一个向导,”他笑着补充说,“所有后来者看见他已经在自己的前面!可是难道你爱我们的优秀分子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引经据典。”

    “无论如何,让我们谦虚点吧,”乌尔里希说,“你丈夫的名字具有一个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最崇高的东西。他的活动体现出一个扎实的小小的进步。他的职务升迁指日可待。迟早他至少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虽然他被中学教师这糊口的职业折磨得够受的;而我,你瞧,我根本没有什么别的路子可走,只能在我的笔直的路上走下去,今天这状况,我很可能连大学讲师的职位也谋不到:所以这就不简单!”

    阿加特失望了;这很可能就是她一边亲切地回答一边脸上现出一位女士的毫无表情的神态的原因,她说:“我不知道,也许你得照顾哈高厄尔的利益吧?”

    “他什么时候来呀?”乌尔里希问。

    “葬礼时才来,他舍不得多花时间。但是绝不让他住在这儿这所屋子里,我不允许!”

    “随你的便!”乌尔里希出乎意料地作出决定,“我去车站接他并把他拉到一家旅馆门口。在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对他说:‘您就下榻在这儿的房间里吧!’”

    阿加特感到惊异并突然兴奋了起来:“这会让他气炸了肺的,因为这得花钱,他肯定希望能住在我们家里!”她眨眼间变了脸色,像在干一件卑劣行径那样脸上重新又现出某种儿童般狂乱的神态。

    “一切都是怎么安排的?”她的兄长问,“这所房子归你,归我,还是归我们俩?有遗嘱吗?”

    “爸爸曾让人交给我一个包裹,一切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全在这个包裹里。”他们朝位于死者房间另一面的书房走去。

    他们又轻轻穿越过烛光、花香,穿越过这两只再也不会看见什么的眼睛形成的圆圈。在这闪耀着的半明半暗的烛光里,刹那间,阿加特便只是一团发出金色、灰色和淡红色微光的雾。遗嘱在包里,他们拿着那些证件走回到喝茶的桌子旁边,可是在那儿却忘了打开包裹。

    因为当他们坐下时,阿加特告诉她的兄长,说是她和丈夫虽然同住一幢房子,但却几乎过着分居的生活。她没说这已经有多久了。

    这首先给乌尔里希留下一个坏印象。如果已婚的女人以为一个男子可能会成为她的情夫,那么她们之中的许多人便惯常把这种故事告知这个男人;虽然他妹妹神情尴尬,实际上则是冥顽不灵地作了这番表白,怀着不明智的决心,定要随便怎么推动一下,这是人们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但是他仍然感到恼怒,她竟想不出用更好的点子来诓骗他,他认为这是一种夸张。“我压根儿就永远也不理解,你怎么会能够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的!”他直言不讳。

    阿加特说,是父亲愿意这样;她能有什么办法吗,她问。

    “可是你当时就已经是寡妇,不是未成年的小姑娘了嘛!”

    “那又怎么样。我回到爸爸身边;当时人们普遍都说,我还太年轻,不宜独自一人过日子,因为即便我是寡妇,我也才十九岁;后来我就忍受不了这儿的生活。”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另外找一个男人呢?或者上大学,从而开始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乌尔里希不依不饶地问。

    阿加特只摇了摇头。稍过片刻她才回答:“我已经对你说了,我懒惰。”

    乌尔里希觉得这不是回答:“你嫁给哈高厄尔,你有特殊原因!?”

    “是的。”

    “你爱着另外一个人,你不能得到这个人?”

    阿加特犹豫不决:“我爱我亡故的丈夫。”

    乌尔里希感到遗憾:他竟如此粗俗地使用“爱”这个词儿,仿佛他认为这个词儿所表示的社会习俗的重要意义是牢不可破的似的。“如果人们想施与慰藉,就立刻舀一碗嗟来的汤!”他想。尽管如此,他却不由自主地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讲话。“后来你就发现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就刁难哈高厄尔。”他说。

    “是的,”阿加特证实说,“但不是立刻————晚些时候才这样,”她补充说,“甚至很晚。”

    这时,他们稍微争执了几句。

    看得出来,阿加特坦白承认这些事是经过很多思想斗争的,虽然她自愿作这些表白并且显然一如与她的年龄相称的那样把性生活状况看作为一种可以随便与人交谈的谈话资料。她似乎想豁出去,别人理解还是不理解全在此一举,她寻求信任并且不无真诚和激情地下定决心,要征服这位兄长。但是乌尔里希还一直在道义上怀着施与者的情绪,他没能立刻就迎合她。尽管有着精神的力量,他也并不总是没有为他的心灵所不齿的偏见,因为他太频繁地对自己的生活听其自然,对自己的精神则不然,而由于他太频繁地用一个猎人对捕捉和观察的兴致去利用和滥用他对女人的影响,他几乎总是也在脑海中浮现出与此有关的幻象,在这样的幻象中女人是野兽,这头野兽在男人的爱情长矛下崩溃,而羞辱的狂喜则印在他的记忆中,做爱的女人屈从于这种狂喜,而男人却离相似的献身精神相去甚远。这种对女性弱点的男性权力概念今天仍还相当平常,虽然随着一批批青年人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比较新的观点;而阿加特对待她对哈高厄尔的依赖性所采取的那种自然态度则伤害了她的兄长的感情。乌尔里希觉得,当他的妹妹在接受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的影响,并且在若干年里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时候,她便是在无意之中已经忍受了一种耻辱。他没把这一层意思讲出来,但是阿加特多半从他的脸部表情上看出了某种相似的内心活动,因为她突然说:“我既然已经嫁给他了,那我就不能马上就从他那儿逃走嘛;那样做就显得过激了嘛!”

    乌尔里希————始终是处于兄长状态和既给予又教育人的理解贫困化状态的乌尔里希————莫名惊诧地呼叫起来说:“忍受厌恶并立刻从中得出种种结论来,这确实过激了吗?!”说罢,他便微微一笑并带着尽量温和亲切的神态望着他的妹妹,试图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

    阿加特也看着他;她的脸完全张开了,她努力探究他的神情。“一个健康人对难堪的事情是不会如此敏感的,”她再次重申,“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这就使得乌尔里希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愿意再让一个“部分自我”控制自己的思绪。现在他又是个好功能理解的人。“你说得对,”他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人们观察它们时所依据的想象体系和包容它们的个人体系。”

    “你这话什么意思?”阿加特满腹狐疑地问。

    乌尔里希为自己的抽象的表达方式表示歉意,但是就在他寻找一个形象的比喻的时候,他那种兄弟式的嫉妒再次出现并影响了他的选择:“我们假定,一个我们并非不喜欢的女人被强奸了,”他说,“按照一种英雄的想象体系,我们就必须要么期待复仇要么期待自杀;按照一种玩世不恭且从经验出发的想象体系,我们就只能指望她像一只母鸡那样把这抖搂干净;而今天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则大概是两者的混合物:可是这种内心的无知却比一切都更丑陋。”

    但是阿加特对这种问题的提法也不同意。“你觉得这事有这么可怕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不知道。我觉得,跟一个你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耻辱。但是现在————随你便吧!”

    “这比这种情况更糟糕吗?一个女人离婚后不到三个月又想结婚,让医生受国家委托检查子宫,由于继承权的原因,检查她是不是怀孕了?有这样的事,我读到过!”阿加特的额头似乎因愤怒自卫而合成了圆形,眉毛间又现出那道垂小皱纹。“如果非如此不可,每一个女人都会想得开的!”她不屑地说。

    “我不反驳你,”乌尔里希回答,“所有事件,既然确实已经发生,就会像雨和阳光一样消逝。既然你自然地看待这件事,那么你很可能比我理智得多;但是男人的天性不是自然的,而是改变自然的,所以有时就过激。”他现出亲切的笑意,他的眼睛看到,她的脸多么富于青春活力。这张脸一激动起来,便几乎没有一条皱纹,而是为在它后面所进行的思想活动所绷紧而显得愈加平滑,宛如一只手套————拳头在这只手套里捏紧起来。

    “我从未对此作过如此一般性的考虑,”现在她回答,“但是在听了你的一席话之后,我便又觉得,我生活在天大的冤屈中了!”

    “一切都只是,”她的兄长用开玩笑的口吻消除这种相互认罪,“由于你已经自愿地说了这么多,但却没说要害所造成。如果你对那个促使你最终离开哈高厄尔的男人的情况不向我透露一个字,我说话怎么能说到点子上呢!”

    阿加特像一个孩子那样望着他,或者像一个受到教师伤害的大学生:“难道非得是一个男人吗?!不会自动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没有带着情人私奔,我就做错了什么事了吗?如果我断言我从未有过情人,我也许就是对你当面撒谎;我也不愿意显得这样可笑:可是我就是没有呀,倘若你认为我无论如何需要一个情人,以便离开哈高厄尔,那我就要对你生气了!”

    她的兄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她担保,说是感情强烈的女人即便没有情人也会逃离她们的丈夫,说是他认为这甚至还更可尊敬————他们相见时沏上的茶渐渐变成一顿不规律的、提前的晚饭,因为乌尔里希旅途劳顿,所以就请求提前吃晚饭,他想早点上床睡觉,以便睡足了好应付第二天种种乱哄哄的繁忙事务。他们在分手前抽香烟,他不了解他妹妹的情况。她既没有解放了的妇女的特性,也没有放荡不羁的特性,虽然她身穿宽大的裤子坐在这儿,她就是穿着这样的裤子接待了这位陌生的兄长。倒不如说有某种两性人的特性,现在他这样觉得;这身轻薄的男性的衣裳在谈话的活动中带着水平面的半透明性显露出位于下面的温柔形态,而与那自由而独立的大腿相应的,则是她那一头用发夹别高了的女性的秀发。但是,构成这个不调和印象的中心的却还一直是那张脸,那张高度拥有女人魅力、但却有某种折扣和保留的脸,这张脸的本质他揣摩不透。

    他对她所知甚少,他如此亲密地和她坐在一起,却也完全不同于和一个可以把他视为一个男人的女人坐在一起,这是某种很让人感到愉快的事,就在他疲倦困乏,即将沉入睡乡的时候。

    “自昨天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他想。

    为此他很感激,他竭力想在向阿加特道别时说些有手足之情的话,但是由于他有些不习惯于此道,所以他没想起要说什么话。所以他只是将她抱住并亲吻她。

    三 丧家之晨

    翌日晨,乌尔里希一早便从床上惊起,像一条鱼从水里蹿出来那样;这是一宵酣睡驱除了昨日疲劳的结果。他试图弄早饭吃,便在屋里寻找。屋里的哀悼气氛还没怎么展开,只有一股哀悼的气味在所有的房间里笼罩着:这使他想起一家店铺,这家店铺已经在清晨卸下所有护窗板,而这时的街道上还空无一人。然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他那篇学术论文,带着它走进他父亲的书房。当他坐在其中,炉子里燃起一团火时,这书房看上去比头天晚上更富有人情味了:虽然一个学究式的、方方面面考虑周到的人充分利用空间,连书架顶端也有相互对称摆放着的石膏半身塑像,可是这众多留下的、个人的小物件————铅笔、眼镜、温度计、一本打开的书、笔匣等等————却使这个房间带有一个刚刚才被离弃的生命外壳的动人的空虚感。乌尔里希坐在其中,虽然靠近窗户,但在写字台前,在构成这个房间的主调的写字台前,他感到一种奇特的意志疲惫。墙上挂着他祖先的画像,一部分家具还来自他们那个时代;这个在这里居住过的人用他们的生命之壳造成了他的生命的卵:如今他死了,而他的家用器具还活生生地摆放在这儿,但是秩序眼看就要散落,就要顺从继承者;人们感觉到,各事物的更强盛的生命力几乎不露声色地在其呆滞的哀悼表情后面开始重新涌动。

    在这样的氛围中乌尔里希摊开他几个星期、几个月前中断了的论文,他的目光一开始就落在水的物理方程式那段文字上,这一段文字他没有写完。他隐约记得,当他举水的三种主要状态作为例子,试图用它显示一种新的数学可能性时,他想到了克拉丽瑟;后来克拉丽瑟就转移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但是有一种记忆,它不是由话语,而是由承载这话语的空气唤起;就这样,乌尔里希一下子便想到:“碳……”并且犹如从虚无中悟出了这个印象:现在只要知道碳以多少种状态出现,他的论文就会有进展;可是他想不起来,他反倒在想:“人表现为两种状态,男人状态和女人状态。”这一点他想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似乎惊讶得一动也不动,仿佛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持久状态之中是什么新发现的奇迹似的。只不过是在他的思维的这种停滞状态下面隐藏着另一个现象罢了。因为人们可以冷酷、自私自利、孜孜以求,简直锋芒毕露,他可以突然作为某某同一个乌尔里希感到自己也翻转过来了,沉陷下去了,作为在所有周围事物的一种难以置信地敏感的和不知怎么地也是无私的状态中的一个无私而幸福的人。他暗自思忖:“我最近感受到这一点,那是在什么时候呀?”他感到不胜惊讶,这居然几乎还是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的事。乌尔里希周围的这一片寂静令人神清气爽,而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的那种状态却没像往常那样让他感到异乎寻常。“我们大家都是生物体嘛”,他欣慰地想,“在一个不友好的世界上必须全力以赴、贪婪无比地相互抗争的生物体。但是跟他的敌人和牺牲品在一起,每一个人却也是这个世界的微粒和孩子;也许根本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是脱离他们、独立自主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便觉得这种情况绝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有时一种对统一和爱情的预感从这个世界上升起,几乎是一种确信,相信明显的生命之所需在通常情况下只显露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总体关系的一半。这没有任何特性,会伤害一个有数学-自然科学的和精确的触角的人:乌尔里希不由得因此回想起一位心理学家的论文,他跟这位心理学家有私人联系:这篇论文论述说,有两个大的、互相对立的概念群,其中的一个建立在经历的内容被包围,另一个则建立在包围的基础上;论文提出这样的信念,即一种这样的“置身于某物之中”和“从外面看某物”,一种“凹形”和“凸形感觉”,一种“空间的”和一种“物体的感觉”,一种“认识”和一种“观点”还会在如此众多的别的经历对立面中以及它们的语言图像中重复出现,以至于人们可以猜想得到在这后面的一个古老的人性经历双重形态。这不是那种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探究,而是一种富于幻想、有些神驰遥想的探究,一种得益于日常科学活动以外的推动才得以形成的探究,但是这种探究的根基是牢固的,其结论带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些结论向着一个隐藏在腾腾烟雾后面的感觉的统一性运动,据乌尔里希推测,今天的举止行为归根到底可能是从这种统一性的几经更换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举止行为围绕着一种男性的和女性的经历方式的对立若隐若现,并且被古老的梦幻投上神秘的阴影。

    想到这里,他试图————恰似人们在下山越过一个危险的攀缘地段时使用绳子和墙钩那样————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开始作进一步的考虑:

    “最古老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几乎模模糊糊不可理解的传统哲学常常谈论一种男性的和一种女性的‘原则’!”他想。

    “在原始宗教中与众神并行存在的众女神事实上不再为我们的感觉所企及,”他想,“对于我们来说,与这些超凡坚强的女人的关系也许就会是虐待淫乱症!”

    “但是大自然,”他想,“给男人ru头并给女人一个男人的残遗性器官,人们大概也不会从中推断出,我们的祖先就是两性人。即便在心灵上他们也多半不是两性人。后来想必是给予性和索取性观看的双重可能性有一回从外面被感受到了,作为大自然的双重面孔;不知怎么地,这一切比生殖器的差别古老得多,后来生殖器又从中为自己补上了心灵的外衣……”

    他这样想着,但是后来便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回忆起儿时的一件事。这件事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因为回忆使他————很久没发生这样的事了————感到愉快。必须首先说明,他父亲从前曾骑马,也拥有过骑乘的马,这一点可以由花园围墙边上那座空荡荡的厩房为证,就是乌尔里希到达时首先看到的那座厩房。很可能这是他父亲在赞赏他的封建贵族朋友们之余自己不自量力享受的唯一贵族嗜好,但是乌尔里希当初是个小男孩,而一匹马的高大、强健的躯体对于一个啧啧赞叹的孩子来说所拥有的那种简直是无穷尽的、至少也是不可测量的魅力如今则像一座童话般————令人战栗的山又被感受到了。他发现,这是那些记忆中的印象中的一个,那些印象的光辉来自孩子的软弱无能,这孩子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人们拿这与这种简直是超自然的光辉的意义比较,或者与那相当神奇的光辉比较————小乌尔里希稍后寻找最初的光辉时用指尖触摸到这相当神奇的光辉。因为在那个时候城里张贴了一个马戏团的海报,海报上不仅有马,而且也有狮子,老虎以及高大、漂亮、和其他动物友好相处的狗;他凝视了这些海报很久,后来他终于搞到了一份这样的彩色海报并把那些动物剪下来,然后他再用小木架支撑它们。但是此后所出现的情况,却只能与一种啜饮相比,这种啜饮不把渴止完,即使人们长时间不断地啜饮;因为这种啜饮既没有停止,而且在几个星期之久的展开中也没什么进展;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被拉过去进入这些受赞赏的生物的内心世界,现在每逢他望着它们,他便总是怀着一个孤独的孩子的巨大幸福感自以为拥有这些生物,同时他也同样强烈地感觉到,这上面缺少某种最后的东西,它无法得到任何满足,随后便恰恰是渴望从中获得透过身体发出无限光芒的东西。但是随同这个奇特而无边无际的印象一道,那个青少年时代的一件不同的、又只是稍晚一些的事情如今也以极其自然的方式从忘却的记忆中浮现,并不顾他童年羸弱而占有这高大、睁着眼睛做梦的躯体:那是小姑娘事件,这小姑娘只有两个特性:一是必须属于他,二是斗争,他因此而必须和别的男孩进行斗争并取胜。这两个特性中只有斗争的特性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不存在这么一个小姑娘。奇怪的时代,他像一个游侠骑士向着他的对手们————最好是,他们比他个头高大,并且让他在一条僻静、隐秘的街上遭遇上————猛扑过去并与那遭突袭的人搏斗!他没有因此而少挨揍,有时也大获全胜,但是不管结局怎样,他都觉得自己的期望落空了。这些他确实认识的小姑娘和那个他为之而斗争的小姑娘都是一样的人,对于这个容易理解的想法他感情上就是接受不了,因为他跟所有他这个年龄的男孩一样在有女性在场时就变得傻气和呆板;直至有一天居然出现了例外。现在乌尔里希记得清清楚楚,仿佛这情景在一架望远镜的圈里,这望远镜可以看到这几年里的事。他记得那是在一天晚上,阿加特穿上了过一个儿童节日的衣服。她穿一件天鹅绒衣服,她的头发像光亮的天鹅绒波浪那样披在肩上,致使他虽然自己穿一身很可怕的骑士服,但一看见她时突然就完全以那种同样的、说不出来的方式,像渴望马戏团海报上的动物那样渴望当一个姑娘。当初对男人和女人他还不甚了了,所以他不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然而他却又已经略有所知,所以他没有像一般孩子所做的那样,迫不及待就尝试着要强行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今天要他为此找一个表达法,那么就大致相当于这样一种状况: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遇到一个暖烘烘的或者暖和甜蜜的阻力并一再紧紧贴上去,那阻力亲热地迎合他对穿越过去所怀的热望,却不给他让路。也许这也像一种不伤人的吸血的激情,它吸住渴念的人,可是这个小男人却不想把那个小女人拉到自己身边,而是想完全向她那边伸展过去,而且这件事做起来带着那种只有性的早期经历才特有的温柔多情。

    乌尔里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自己的梦幻感到惊讶。离他不到十步远,墙后躺卧着他父亲的尸体,而他则现在才发现,在他们俩四周已经好似从地下冒出来的似的挤满了人,这些人在这所已经消亡而又继续生存着的房屋里忙乎着。老妇人们铺上地毯,点燃新的蜡烛,楼梯上在敲敲打打,鲜花送上楼来,地板打上蜡,如今这股忙碌劲儿分明也波及他本人了,因为他得接待来访者,这些人这么早就出动,他们想得到什么东西或了解什么情况,从此刻起他们便络绎不断前来造访。大学派人来了解葬礼的情况,一个旧货商来小声小气打听卖不卖衣服,一个市里的旧书商受一家德国公司委托一迭连声地说着道歉的话开出一个价格要购买一部珍稀法学著作,这部作品估计在死者的藏书室里,一位副牧师代表牧师求见乌尔里希,因为有什么情况需要澄清,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职员送来一份长长的清单,有人想低价购买一架钢琴,一个房地产代理商留下自己的名片,说是若想卖房可和他联系,一位退休公务员表示愿意书写信封,就这样,在这几个有利可图的早晨时刻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们趁办丧事之际,书面和口头上索取着自己的生存权利;大门口,老仆人竭心全力驱除这些人,楼上,乌尔里希却仍然不得不接待所有漏网的鱼儿。他从来也没有想象到,有多少人彬彬有礼地等待着别人的死,在自己的心停止跳动的那个瞬间人们让多少颗心活动起来;他有几分惊奇并看见:一只死甲虫躺在树林里,别的甲虫们、蚂蚁们、鸟儿们和翩翩蝴蝶们向它趋近过来。

    因为这种孜孜以求的利益驱动也会到处添上一种幽暗密林深处的颤动和飘浮。当一位在一身介于丧服和工作服之间的黑色衣服上戴着黑纱的先生走进来,在门口站住并似乎期待着不是他便是乌尔里希突然抽噎起来的时候,私欲透过受感动的眼睛流露了出来,宛如大白天点着的一盏灯。可是两种情形均未发生,几秒钟后他似乎也就作罢了,因为这时他便径直走进房间,完全就像每一个寻常的业务员也会做的那样,他亮明自己殡仪馆领导人的身份,前来询问乌尔里希对迄今为止的安排是否满意。他保证,此后的事务也将按连父亲大人在天之灵也无论如何一定会同意的方式进行,人们都知道,让令尊大人称心满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他把一张有许多预先印好的表格和长方形格子的纸硬塞到他的手里,强迫他在为各种订购等级撰写的协议书草案中读如下单个的词:……八匹马拉和两匹马拉……花环车……数量……帷幔……有前导马、镀银……送葬队……马利恩堡式火炬……阿德蒙特式……送葬人数……照明式样……使用寿命……棺木……花卉装饰……姓名、出生年月、性别、职业……拒绝承担任何意外的责任。乌尔里希莫名其妙,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些部分拟古的名称;他询问,那位业务员惊讶地望着他,原来他也昏昏然不知所以。他站在乌尔里希面前就像人类大脑的一道反射弧,刺激和行为通过这道弧线联结起来,意识里没有的。这位殡仪业务员熟谙数百年之久的历史,他可以把它当商品名称随意支配,有这样的感觉:乌尔里希拧开了一个错误的螺钉,他设法迅速用一句可以化为实施交货的话拧紧这个螺钉。他解释说,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在帝国殡仪馆协会统一条约中有明文规定,可是如果人们不遵守,那么这也就没什么意义,不过反正没人会这样做的,而如果乌尔里希签字的话————令妹太太昨天没有兄长大人在场没肯签字————那么这便直截了当地意味着,先生同意其父亲委办的事务,对一流的服务先生定将会认为无可挑剔。

    乌尔里希边签字边问那人,他在这城里是否见过一台电动制香肠机,这种机器在外壳上有圣路加屠夫同业工会的保护神;说是他自己在布鲁塞尔见过这种机器————但是他没能听到答复,因为在此人的位置上已经站立着另一个人,此人有求于他,是一名记者,他想为一家外省大报收集悼词素材。乌尔里希介绍了一些情况,就要辞别这位记者,但是就在他开始对什么是他父亲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时,他已经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采访他的记者不得不帮他一把。只是在受过职业培训善于获取有价值情况的好奇心推动下,用一系列精心设计好的问题,才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乌尔里希不由得感到,仿佛他正在参与创造世界似的,而当乌尔里希回答说,他父亲直至临终前最后一个星期还在讲课,他便写成:精力充沛、精神矍铄。后来谈到了老先生一生中的主要履历:一八四四年出生于普鲁蒂文,上过这所那所学校,任命为……某年某月任命……主要的任命几乎也就是五次。其间结婚一次。几本书。有一回差一点当上司法部长,因某一方人士反对失败了。记者笔录,乌尔里希复核,内容无误。记者满意了,他有了必要的字数。乌尔里希对一个生命残留下来的这一小撮灰烬感到惊奇。记者为所有他所获得的情况准备好了六匹马拉和八匹马拉的用语:大学者,开放的世界意识,谨慎而富有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广博的天赋等等;想必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死过人了吧,这些话语久已未用,都渴望得到应用。乌尔里希考虑:他本来还想对他父亲说些好话,但是确实可靠的材料已经让这位现在正在收拾写字用具的编年史家采访到手,而残余的部分则是,仿佛人们想不用玻璃杯就把水拿在手里似的。

    这时,来来往往的人渐渐少了,因为昨天阿加特要所有的人都来找她的兄长,如今这大批积压访客已一一给打发走了;当记者告辞而去时,留下来的便只有乌尔里希独自一人。不知由于什么缘故他情绪愤慨了起来。他的父亲做得不对吗,他拖着知识口袋,稍稍翻掘一下知识谷粒堆并且此外还干脆屈从于那种在他看来是最有威力的生活?他想到他的论文,它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没有被触动。很可能人们将压根儿就不能像说他父亲那样说他是个知识翻掘者!乌尔里希走进安放死者灵柩的小房间。一片焦躁忙碌中的这间呆板、幽暗的斗室————这忙碌便发源于它————极其阴森可怕;死者僵硬得像一小块木头那样在忙碌的潮水间漂浮,但是这种情景也可以瞬间反转过来,于是活着的便显得僵硬,他就似乎在一种极平静的运动中滑行。“这与旅客有什么关系,”然后他说,“这些城市,它们在停泊处留下:我在这里生活过,我的行为符合人们的要求,但是如今我又要航行!”……处于其他人中间希冀得到不同于他们的别的什么东西的人,这个人所担的风险压抑着乌尔里希的心:他盯住他父亲的脸。也许一切被他认为是他的个人特性的,无非就是一个依赖这张脸的、不知什么时候幼稚可笑地获得的矛盾?他寻找一面镜子,可是没有镜子,而且除了这张暗淡的脸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反射光线。他在这张脸上寻找相似点。也许有相似点。也许一切都在这张脸上,种族、制约、非个人特性,人们在其中只是泛起的一个涟漪的继承权大河,限止,令人沮丧,永远重复并且在精神竞走圈里,他在内心深处憎恨这种竞走!

    突然受到这种沮丧情绪的侵袭,他考虑,他要不要打点行李,在葬礼前就离开这里。如果他在生活中确实还可以有所作为,那么他在这里还有什么事要干的呢!

    但是他刚走出房门,便在隔壁房间里与前来找他的妹妹撞了个满怀。

    四 从前我有一个伙伴

    乌里希第一次看见她身穿女人衣服,由于有了昨天的印象所以这一回简直觉得她化了装了。灯光从敞开的房门照进清晨蒙蒙亮的房间里,这个金发黑乎乎的形象似乎伫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岩洞里,闪耀的光辉在这岩洞里流淌。阿加特的头发紧贴在头上,她的脸因此而显得比日前更富有女性特征,温柔的女性的胸脯在式样简朴的黑衣服下显出依从和反抗之间的那种最完美无缺的平衡,这是一颗珍珠的轻飘抵抗力所特有的那种平衡;在细长、高挑、他昨天见到的与他的大腿相似的大腿前垂下了裙子。由于这个形象今天在整体上与他更不相似,所以他便发现了脸庞的相似性。他心里觉得,从那儿走进门口并迈步朝他走来的,是他本人:只是比他更美丽而已,并且沉浸在一种光辉里,他从未在这样的光辉中看见自己的形象。他第一次为这样的想法所攫住:他妹妹是他本人的一个梦幻式的重现和变样。但是这个印象转瞬即逝,所以他又把它忘却了。

    阿加特是来提醒她兄长赶快履行她自己几乎因睡觉而耽误了的职责:她手里拿着遗嘱,让他注意其中刻不容缓、急需办理的事项。其中有一条关于老先生的勋章的有些起皱的指令尤其应该注意,这条指令仆人弗兰茨也知道;阿加特热心地、虽然也有些不虔诚地用红色线条标出了遗嘱中的这段文字。死者想用这些勋章作陪葬,他拥有不少这样的勋章;但是由于他不是出于虚荣才要用它们作陪葬,所以遗嘱里附上了一大段立意深刻的说明文字,他的女儿只读了开头,如今便让他的兄长给她解释其余部分。

    “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乌尔里希说,他读完了这段文字,“爸爸想用这些勋章作陪葬,因为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国家理论是错误的!他向我们推荐普遍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从国家的创造性团体中才感受到一个超个人的目标,它的好意和公正;孤单单的人微不足道,所以君主意味着一个精神的象征:简单地说,人在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必须把自己裹在自己的勋章里,就像将一个死去的海员裹在旗帜里沉入大海那样!”

    “可是我却读到过,说是勋章必须交还?”阿加特问。

    “勋章必须由继承人交还给皇家内阁文书处。所以爸爸弄到了复制品。但是,他似乎觉得从珠宝商那儿买来的复制品不是真正的勋章,所以他希望在盖棺盖的时候我们才调换他胸部的勋章。这就难了!谁知道呢,也许这是对规章的一种无声抗议,他不想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抗议。”

    “可是到时候这儿将会有上百个人,我们会把这件事忘掉的!”阿加特担心。

    “我们这就给他调换了吧!”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你得读一读下面那段他写施翁教授的话:施翁教授随时可能会来,昨天我就已经等了他一整天!”

    “那我们就等施翁来了以后再去读它吧。”

    “不满足他的愿望,”阿加特表示反对,“这恐怕不好吧。”

    “他不会知道了嘛。”

    她疑惑地望着他:“你有把握吗?”

    “噢?”乌尔里希笑道,“也许你以为这件事没把握?”

    “我对什么都没把握。”阿加特回答。

    “有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他从未对我们满意过!”

    “这是对的,”阿加特说,“所以我们还是待会儿调换吧。但是现在你告诉我一件事,”她补充说,“你从来不为人家要求你做的事操心吗?”

    乌尔里希迟疑不决。“她问得好,”他想,“我大可不必担心她会有小城市居民的狭隘性!”但是由于昨天整个晚上不知怎么地都和这些话联结在一起,所以他就想给一个既可以继续存在又可以为她效劳的回答,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使她不致错误理解他的意思。最后,他便不经意地用少年气盛的口气说:“不只是父亲死了,他周围的礼节也死了。他的遗嘱死了。到这里来的人死了。我不愿意说什么恶毒的话。上帝知道,人们也许会多么感激这些有助于加强尘世的生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生命的钙盐,不属于大海!”他发觉他妹妹现出游移不定的神态,便领悟到,他信口开河讲的话多么让人费解。“社会的美德对圣者来说是罪恶。”他笑着补充说。

    他有些以恩人自居或自负地把胳臂搁在她的肩上:纯粹出于窘迫。但是阿加特却神情严肃地往后一退,不理这个茬。“这话是你编造出来的?”她问。

    “不,这话是一个我喜欢的人说的。”

    她现出某种一个不得不受思考折磨的孩子的恼怒,把乌尔里希的答复归纳为这样一句话:“那么你是几乎不会说一个习惯诚实的人是好人的吧?但是一个第一次行窃时心几乎跳到嗓子眼的小偷你却说是个好人?!”

    乌尔里希对这些有些奇特的话语感到惊讶,并因此而神情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他简短说,“我自己或许倒不很在乎什么东西被认为公正或不公正,可是我不能给你定出可以让你照章行事的规则来呀。”

    阿加特把探询的目光慢慢从他那儿移开,又把遗嘱拿了起来:“我们得继续读下去,这里还有用线条标出的段落!”她提醒自己。

    老先生在最终卧床之前撰写了一系列信件,并在他的遗嘱里对这些信件的理解和发送都作了说明。其中特别画线标出的部分涉及施翁教授,这位施翁教授就是那位老同事,是他在当了一辈子的朋友之后通过这场刑事责任能力降低条款之争使兄妹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愤愤不平、抑郁不振。乌尔里希一眼就认出了这场关于观念和意志、法制的尖锐和自然的模糊的熟悉而又长期的争论,父亲临终前曾再次向他扼要叙述过这场争论;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像社会学派的告密让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这样耿耿于怀的,他曾加入过这个学派,这学派是普鲁士精神的产物。他刚开始拟定一个小册子的写作计划————这小册子的名字叫《国家和法或一贯性和告密》————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日益衰弱,于是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独领风骚。用只有人在死亡临近和为神圣的名誉而战时才会说得出来的庄严话语,他要他的孩子们负责,不让他的事业衰败,尤其是要他的儿子去利用与权威人士的关系————多亏他父亲的永不疲倦的提醒他才赢得了这些关系————使施翁教授实现其图谋的希望彻底破灭。

    如果人们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么这并不排除他们在事情做完或不如说拟定之后会感到需要原谅一个从前的朋友因怀有低级的虚荣心而犯的错误。他们会倾向于原谅别人和请求别人原谅自己;可是如果身体又好起来了,那么他们又会废止这种做法,因为健康的身体天生就有某种不愿和解的特性:两种情况老先生临终前在健康状况的变迁中显然都曾体味过,他必定是觉得这两者都同样合理。但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一位有声望的法学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就凭借训练有素的逻辑想出了一个招数,这就是他这样留下自己的意愿,使得这意愿可以不受事后心情变化的影响,不折不扣地起到遗愿的作用:他写一封宽恕信,既不在这封信上署名也不标明日期,而是委托乌尔里希填写上他死亡时刻的日期并和他妹妹一道作为遗嘱执行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像在立一个口头遗嘱时濒死的人没有力气签字那样。其实他是一个安静而乖僻的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这个小老头儿,他服从了生活的等级顺序并作为它的勤奋的仆人捍卫它,但却带有种种反抗性,在那条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他无法找到表达它们的措辞。乌尔里希不由得想起他收到的那份讣告,这讣告很可能是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下安排好的,他几乎从中看到了一种与自身的相似性,但这一回不是带着怒气,而是怀着同情,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鉴于这种表达欲,他理解对儿子的这种仇恨,这儿子享有过分的自由,过着优游的生活。因为子辈们的处世方式在父辈们看来总是都是这样的;一种孝顺的情感在乌尔里希的心头泛起,他想到了郁结在自己心头的疙瘩。但是他再也找不到时间去使这件事具有一种公正的、也可以让阿加特理解的外形;他刚开始这样做,昏暗的房间里倏地闪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溜烟似的进入房间,便迈步径直走进蜡烛光里,在那里将手绕一大圈举到眼前,就离灵柩台一步远;这时,父亲的仆人才急匆匆赶来禀报。“尊敬的朋友!”来访者用庄严的声音大声说,而小老头则抿紧着嘴唇躺在他的敌人施翁的面前。

    “年轻的朋友们,威严的星空在我们头顶,威严的道德法则在我们心中!”此人继续说,边说边用忧郁迷离的目光望着这位学科同行,“在这个已经冷却下来的胸膛里曾经存在过威严的道德法则!”说罢,他才转过身来,和兄妹俩握手。

    但是,乌尔里希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以便完成自己的任务。“可惜枢密官先生和家父在最近一段时期里相互为敌了吧?”他小心地探询。

    给人的印象是,这位白胡子不得不先思索一番,才恍然有所领悟。“意见分歧,不值一谈!”他边动情地望着死者,边宽宏大度地回答说。但是,当乌尔里希客气地坚持己见并暗示这涉及一个遗愿时,房间里的气氛倏然紧张了起来,像在一个下等酒吧间里,全酒吧的人都知道:现在有一个人已经在桌面上拔出刀来,一场厮杀眼看就要爆发。所以老头儿很是有一手,在赴黄泉的路上还要给他的同事施翁添点麻烦!这样一种旧日的敌意当然早已不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如果没有随便什么东西恰好重新煽起敌对情绪来的话,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无数过去的事件的内容总和已经积聚成一种相互轻蔑评价的形态,这种评价就像一个没有成见的真理那样不受感情波动的影响。施翁教授对这件事的感受跟他的这位现在已亡故的攻击者曾经有过的感受完全一样;他觉得原谅完全是幼稚可笑的,是多此一举,因为临终前的这种软和的内心冲动,况且还只是一种情感而不是收回自己观点的学术性表态,这对一场多年争论的经验来说自然根本没有任何证明力,并且据施翁看来只是完全无耻地充当在他品尝胜利滋味时使自己显得理亏的一种手段。施翁教授觉得应该和他这位死去的朋友告别,这自然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的上帝,我们当讲师、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嘛!你记得吗,我们怎样在城堡花园里沐浴着晚霞讨论黑格尔?从那时以后已经沉没了多少个太阳,可是我尤其记得那个太阳!你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学术争论吗,这场争论在当初几乎就已经使我们成为敌人?这多美呀!如今你死了,我却令我欣慰地尚还站立着,哪怕是站在你的棺架前!众所周知,上了年纪的人在遇到同龄人谢世时,其感情均带有这样的特性。人们一进入这个年龄,诗意就会勃发。许多人十七岁以后就一直没写过诗,七十七岁写遗嘱时,他们突然写了一首诗。像在末日审判时死人一个个被点名传唤那样————虽然他们连同他们的一个个世界像沉船里的货物安息在时间的底层————遗嘱里种种事情也是直言不讳、不加粉饰被列举出来并且重又收回它们的在使用中丢失了的品格。“铺在我工作间里的那块带雪茄窟窿的布哈拉地毯”在这样的最后的底稿里有这样的话,或者是“那把他于一八八七年五月在温特百货公司购得的犀牛角手柄雨伞”,甚至连股票也一一谈到并列举出号码。

    并非偶然的是,与每一个单个的物件的这种最后的闪亮一起,一种渴望也觉醒起来,这就是渴望把一种道德、一种警告、一种祝福、一种规则与这联系在一起,让它们用一种有力的表达形式去评论这种意想不到地众多的、在衰亡的四周再次出现的东西。所以与遗嘱时期的诗意一起,一种哲学也在觉醒;可以理解的是,这往往是一种陈旧的、积满灰尘的哲学,人们在五十年前已经把这种哲学遗忘,如今又把它请了出来。乌尔里希突然明白了:这两个老人中谁也没能让步。“生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要原则依然无可争议!”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需要,倘若人们知道,在不多几个月或几年后他的原则会在他之后仍还活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位老枢密官的内心两种原动力还一直在互相抗争着:他的摹仿浪漫主义,他的青春活力,他的诗意要求做出一个高贵、美好的姿态,说出一句高尚的话;而他的哲学却要求他通过突发情感和一时的精神衰弱————他的已故敌人就给他设置过这样的陷阱————表达理性法则的不可触动性。已经两天了,施翁一直在寻思:如今此人死了,施翁式理解降低刑事责任能力不再有拦路的障碍;于是他的情感汹涌地奔流向这位老友,像想出一个仔细推敲好的、只待信号一发便可付诸实施的战时动员计划那样,他设想了这个告别场面。可是如今这件事算是告吹了。施翁怀着激昂慷慨的心情开始行动,但是如今他的情形就像一个正在构思一首诗的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最后几行诗他再也想不起来。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一张白净的未刮胡子的脸和白胡子茬脸,两个人都强硬地紧闭着牙关。

    “他会怎么办呢?”乌尔里希暗自寻思,他怀着紧张的心情静观其变。在枢密官施翁的心里,刑法第三百一十八号条款如今将按他的建议被接受的这个确凿无疑的喜讯终于压倒了心头的恼怒;由于他摆脱了邪恶的念头,所以他真想放声歌唱“从前我有一个伙伴……”以表达他那从现在起已是无比喜悦的感情。由于他不能这样做,他便对乌尔里希说:“相信我吧,我朋友的年轻儿郎,起主要作用的是道德危机;社会衰败紧随其后!”说罢,他向阿加特扭过脸去并继续说:“令尊大人随时准备促使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学基础观点取得突破,这是令尊大人的伟大之处。”说着,他抓住阿加特的一只手和乌尔里希的一只手,边摇晃这两只手边大声说:“长期共事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小的意见分歧,令尊大人并不怎么太重视这种意见分歧。我一直确信,为了使自己在敏感的法律意识问题上不遭受指责,他必须这样做。明天将会有许多教授来向他告别,但是其中将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教授!”

    这一场戏就这样以和解而告结束,施翁一边告辞一边还向乌尔里希重申,说是如果他决心还要献身大学教书生涯,可以指望得到他父亲的朋友们的帮助。

    阿加特睁大着眼睛在一旁倾听并观看了生命赋予人的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最终形态。“这就像一座石膏树林!”她事后对她兄长说。

    乌尔里希笑道:“我像月光下的一条狗那样感到感伤!”

    五 他们干不公正的事

    “你记得吗,”过了一会儿,阿加特问他,“当初我年纪还很小,有一回你在和别的男孩一起玩耍时掉进齐腰深的水坑里,你想把这掩盖过去,坐着吃饭时上身是干的,但从牙齿格格地打颤上,下半身还是让人发现了?”

    当少年乌尔里希从学校回家度假————比较长时间地回家度假其实就那么一次————当这具皱缩的小尸体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还是一个几乎是万能的人的时候,曾不时发生这样的事:乌尔里希不愿承认一个过失并且拒不表示悔意,虽然他不能否认。所以当初他也就发起高烧来,不得不立刻被送上床去。“只给你喝了点汤!”阿加特说。

    “对!”她的兄长微笑着证实说。对他受过处罚的这种回忆,某种根本就与他不再相干的事,这时他觉得这无非就好比是他看到他儿时穿的一双小鞋摆放在地上,这双鞋也与他毫不相干了。

    “你因为发烧本来也就只可以喝汤,”阿加特重复说,“尽管如此,对你做这样的安排也还是带有惩罚性的!”

    “对!”乌尔里希再次确认,“不过这当然不是出于恶意而为之,而是在履行一种所谓的义务。”他不知道他妹妹说这话意欲何在。他自己还是看见了儿时的鞋。没有真的看见它们;只是仿佛他会看见它们似的那样看见了它们,同样感觉到他已经不会再受其影响的那种侮辱。他心想:“在这种‘不再相干’中不知怎么地总是表现出,人们在生命的任何时刻都不是完全很自由自在的!”

    “可是你反正本来就除了喝汤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吃!”阿加特又重述了一遍并补充说,“我相信,我整个一生都曾害怕我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不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两个人的回忆,涉及他们俩都知道的一段往事,不仅能相互补充,而且也能在还没讲出来之前就融合吗?此时此刻发生了某种相似的事情。一种共同的状况像在大衣下面人们绝不会料想到的地方露出来并意外相互握住的手,使兄妹俩感到惊异,甚至迷惑。每一个人都突然对往事知道得比他曾自以为知道的还多,乌尔里希又感觉到自己发烧时的那种灯光,那灯光当初从地板顺墙向上爬行,类似在这间他们现在站着的房间里烛光的闪烁;后来父亲来了,穿过台灯的光锥,在他的床沿坐下。“既然你对行为作用的意识大大受到损害,这种作用也许就可以显示出其温和的一面,可是然后你就得先向我承认这一点!”也许这是遗嘱里的话,或者是闯入他记忆中来的那些谈到三百一十八号条款的信件里的话。他一向既不记细枝末节,也不记字句;所以这件事来得颇有些蹊跷,整段整段的句子突然在他脑际浮现,而且这和他的妹妹有联系,她站在他面前,就仿佛由于她近在身边,他内心才起了这一变化似的。“既然你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力量,不受任何强制你的必然性的影响,从你自己内心需要出发决心去做一件卑劣行径,那么你就必定也认识到,你的行为是有过失的!”他继续说并断言,“他一定也对你讲过这样的话!”

    “也许不完全这样,”阿加特作出更改,“通常他都认可由我的本性所限定的申辩理由。他总是告诫我说,一种愿望是一种与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不是本能的行为。”

    “这是一种意愿,”乌尔里希引证,“这种意愿必须在智力和理性进一步展开时以思考和随后采取的决定的形态使要求————说得确切些————使本能接受自身的检验!”

    “这是真的吗?”他的妹妹问。

    “你为什么问?”

    “很可能是因为我笨。”

    “你不笨!”

    “我学习一直不好,从来都是似懂非懂。”

    “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那很可能是我坏,因为因我不接受我所理解的东西。”

    他们靠房门的门柱子————这扇门通向隔壁房间,在施翁教授离去后就一直敞开着————互相挨得很近地面对面站着;日光和烛光在他们的脸上交相辉映,他们的语声宛如轮唱圣歌般交叠融合。乌尔里希领诵祈祷文,阿加特的嘴唇从容跟诵。旧有的劝告的痛苦在于在幼年时代的脆弱、无理解力的脑子里被挤压进一种严酷的、它不熟悉的秩序,这种痛苦使他们愉快,他们在玩弄它。

    突然,没有什么直接因由地,阿加特呼叫起来说:“你就设想这延伸到一切之上,那么这就是戈特利布·哈高厄尔!”她开始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模仿起她的丈夫来:“你确实不知道,Lamium ablum[2]是白野芝麻?”“倘若我们不是让一位忠实的导游拉着手走完这段同样的、充满艰辛的归纳法路程,这段经过几千年的辛勤操劳、充满着错误、一步一步地把人类带向今天的认识水平的路程,舍此我们还将如何前进呢?!”“难道你不能认识到,亲爱的阿加特,思维也是一项道德任务?集中思想意味着不断克服自己的惰性。”“精神教育就是那样一种对精神进行的纪律教育,由于有了这样的纪律教育人类便越来越有可能在对自己的想法不断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这就是说通过无可指摘的三段论法,通过联结推理和演绎推理,通过归纳法或象征推论,去仔细研究较长的思想系列并对最终获得的判断不断进行验证,直至所有思想互相适应!”乌尔里希对他妹妹的这种记忆能力感到惊讶。能说出这些教师爷式的话,这些她天知道从哪儿,也许从一本书里学来的话,倒背如流地背诵它们,这似乎给阿加特带来极大的喜悦。她声称,哈高厄尔正是这样讲话的。

    乌尔里希不相信:“你怎么可能仅仅从谈话中就记住了这样冗长、错综复杂的句子的呢?”

    “它们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了嘛,”阿加特回答,“我就是这样的。”

    “难道你知道,”乌尔里希诧异地问,“什么叫象征推论,或者什么叫验证?”

    “毫无所知!”阿加特笑着承认,“也许这些话他也只是不知在哪儿读到过。但是他就是这样讲的。我顺着他的嘴像记一系列无意义的言语那样记住了这些话。我认为,是出于愤怒,对他这样讲话气愤不过。你跟我不一样:事情搁置在我心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置它们————这是我的记忆力好,因为我笨,所以我的记忆力就好得惊人!”她做出一副仿佛其中包含着一个她必须摆脱掉的可悲的真实的样子,随后便豪放不羁地继续说:“哈高厄尔甚至在打网球时也是这种样子:‘我学打网球时第一次故意将我的球拍摆好一定的位置,以便使球————在这之前我对球的飞行轨道一直是满意的————从现在起获得一定的方向,这时我就是在干预现象的进程:我在实验!’”

    “他网球打得好吗?”

    “我打他6∶0。”

    他们哈哈大笑。

    “你知道吗,”乌尔里希说,“就事论事地说,你所引用的哈高厄尔的那些话,他说得完全正确,就是显得滑稽可笑罢了。”

    “可能是他说得对,”阿加特回答,“我就是不明白呗。可是有一回,你知道吗,他学校里的一个男孩这样逐字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

    怯懦者们在他们死前屡次死去;

    勇敢者们除一次外从不品味死的滋味。

    所有我还曾听说过的奇迹中,

    我深感奇异:人类居然担心,

    会看到死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随时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降临。

    “他修改这几行诗,我亲眼看见过那本练习本:

    怯懦者在他死前已经死去多次!

    勇敢者们只品味一次死的滋味。

    我听说过的种种奇迹,

    我觉得最大的奇迹……

    “如此等等,完全照抄施莱格尔[3]的译文!

    “我还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我想是品达[4]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话:‘自然的法则,所有凡人和不朽者的国王,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用万能的手!’他对译文进行‘润笔’:主宰所有凡人和不朽者的自然法则,用万能的手横扫一切。”

    “这美妙吧,”她问,“他学校里的这小男孩————他不满意这个学生————把这些话这样逐字逐句、令人战栗地翻译,就像觉得它们躺在那里如同一堆摔碎的石头?”她重说一遍,“怯懦者们在他们死前屡次死去————勇敢者们除一次外从不品味死的滋味————所有我还曾听说过的奇迹中————我深感奇异:人类居然担心————会看到死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随时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降临……”

    她用手像围抱一棵树的树干那样围抱住门框柱子,将这些诗句按其本色狂烈而美妙地呼喊出来,全然不顾一个皱缩的不幸的人受到她那再现出青春傲气的眼睛所射出的目光的逼视。

    乌尔里希皱着眉头凝视他的妹妹。“一个人不是给一首古诗润色,而是保留其风化剥蚀、半已毁坏的意义,这跟永远也不会给一座缺鼻子的古老雕像加上一个新大理石鼻子是一样的,”他想。“人们可能会说这是风格感受力,但是这不是,这也不是想象力如此活跃以致可以不受短缺的东西干扰。这还不如说是个根本不重视完整性的人,所以这个人也不要求自己的感觉‘完好无损’。她可以亲吻一个人,”他突然思路一转从中得出结论,“而不会马上整个身体都倒塌!”这时他觉得,除了这几句激昂的诗以外他不需要了解他妹妹的任何别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她从不“完全和什么事融合”,她也和他一样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不完整的人”。他甚至因此而忘记了自己另外一半渴求适度和克制的本性。现在他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告诉他妹妹,她的行为中没有哪个与她最近的环境相称,而是所有的行为都依赖一个极其可疑的最远的环境,甚至简直是依赖一个到处都没有开端、到处都没有界限的环境;第一天晚上的充满矛盾的印象本来从而也就可以得到一种有利的解释。但是,他所习惯的那种克制态度却更为强烈,他好奇地,甚至不无疑问地等待着阿加特从那棵她已经攀登上去的高枝上下来。她仍还在门框柱子旁高举着胳臂站在那儿,再多站这么一小会儿可能就会败坏这整件事情。他厌恶举止行为像是被画家或导演设计好的,或者在一阵像阿加特这样的情绪激动之后以一段富于艺术性的钢琴曲收尾的女人。“也许她会,”他考虑,“从热烈情绪的顶峰突然带着有些呆傻的、似梦游者的表情滑落下来,就像一个接受催眠术试验的对象醒过来时的面部表情;她大概没有别的办法,这也会让人感到有些难堪的!”但是阿加特似乎自己知道这种情况,抑或是从她兄长的目光中猜到了她所面临着的危险:她兴冲冲地从高处跳下来,两脚一着地便向乌尔里希吐出舌头来!

    但是随后,她便神情严肃、沉默不语起来,她一句话也没说便去取勋章。就这样,兄妹俩开始采取违背他们父亲的遗愿的行动。

    阿加特将这行动付诸实施。乌尔里希显得心虚胆怯,不敢去碰无可奈何躺在那儿的老人,但是阿加特有一种特性,她可以干不公正的事,却不会让人在心头生出这是不公正的想法来。她的眼神和手势像一个照料病人的妇人,有时它们也有幼畜的那种粗犷而动人的特性,那些幼畜中止嬉戏,以便查看明白主人是否在看它们。乌尔里希接过解下来的勋章并把备件递上。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心跳到嗓子眼的贼。如果说他有这样的印象,觉得这些星形勋章和十字勋章在他妹妹手上比在他手上更加熠熠生辉,甚至简直会变成魔幻物件,那么,在这间黑绿两色的、充斥着大观叶植物的众多反射光的房间里情况就可能真是这样的,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他感觉到了妹妹的占首位的意志,这种意志朝气勃勃地侵袭着他的意志;由于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意图,所以在一种不混有任何杂质的接触的时刻便又产生一种几乎是无延伸的、因而也就是相当强烈的感觉,一种他们俩存在的感觉。

    这时,阿加特停顿下来,完成了任务。只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思索片刻后她笑吟吟道:“我们要不要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一句美好的祝愿,把纸条塞进他的口袋里?”这一回乌尔里希立刻就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样的共同的回忆并不多,他回想起,她在某一个年龄段上对描写某人死去并被人忘却的忧伤的诗歌和故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导致这一效果的也许是她童年时代的孤寂,他们也常常共同臆想一则故事;但是阿加特当初就倾向于也对这样的故事详加说明,而乌尔里希则仅仅掌管更具男子汉气的、大胆和冷酷的事情。于是,在阿加特倡议下,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每人剪下一块指甲,将它埋在花园里,她还从她的一头金发上剪下一小绺和指甲放在一起。乌尔里希骄傲地宣称,一百年后也许有人会发现它们,会惊异地问,这会是谁呢;他这样做是受到流传后世这个意图的影响的,而小阿加特则主要着眼于埋藏本身,她觉得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藏起来,使其永久摆脱一个世界的监督,她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的教育方面的要求给吓住了,虽然她并不怎么看重这些要求。因为当时正好花园边上在盖仆人住的小寓所,所以他们便约定做点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他们想把绝妙的诗句写在两张纸条上并写上他们是谁,把这砌入屋子的墙内:可是当他们开始写这些应该是特别美好的诗句时,却一句也想不起来,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墙壁已经高出地槽。于是,在刻不容缓的情形下,阿加特最终写上了一句算术书上的话,乌尔里希则写上“我是————”,随后是他的名字。尽管如此,当他们悄悄向两个在那儿干活的泥瓦工走近过去时,他们还是吓得心里怦怦直跳,阿加特把她的纸条干脆往泥瓦工所在的坑里那么一扔,就连忙跑开。但是乌尔里希作为个头较大的男子自然更怕泥瓦工叫住他、问他要干什么,他紧张得既举不起胳臂也抬不动大腿,致使因自己没出什么事而变得更胆大起来的阿加特最后竟返回来,把他的纸条也拿到自己手里。现在她做出一副天真烂漫、闲庭信步的样子拿着纸条向前走去,在一排刚砌上的砖墙的最外面的一端察看一块砖,将它稍稍掀起一点,人家还没来得及把她轰走便将乌尔里希的名字塞进墙里,而乌尔里希自己则迟疑不决地跟随她,并在行动的瞬间感觉到,一种可怕地挤压他的压抑感正在变为一个尖刀车轮,一把把尖刀在他胸口转动得如此迅速,以致顷刻间尖刀变成为一个喷射的太阳,恰似人们点放烟花爆竹时那样————原来阿加特联想到这件事了,乌尔里希久久没有作答,只表示拒绝地笑了笑,因为跟死者重玩这样一种把戏,他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这时阿加特已经弯下腰,从大腿上捋下一条减轻腰带负担用的宽大长袜松紧丝带,抬起豪华棺盖,把它塞进父亲的口袋里。

    乌尔里希一想到这个又浮现在眼前的印象,起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后来他几乎要跳上去,阻止这件事情;无非就是因为这是完全违背常理的。可是后来他看见妹妹的眼睛里射出一束带着清晨纯净凉爽气息的光,这种气息还没沾染白日的混浊,这使他退缩了回来。“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他说,带着淡淡的劝阻口吻。他不知道,她是不是想消除死者的敌对情绪,因为对他做了不公正的事了嘛,抑或她是不是想让他带走点什么好东西,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这么许多不公正的事:他本可以问一问的,但是让死者带走一条带着他女儿大腿上热气腾腾的长袜松紧丝带,这个残暴的想法从内部关闭上他的咽喉并在他脑海里造成种种混乱。

    六 老先生终于入土

    在葬礼前尚还可支配的短促时间里,有无数不寻常的琐琐碎碎的事有待处理,这段时间眨眼便就过去;在出殡前的最后半小时里,像一条黑线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宾客终于变成一个黑色的典礼。殡仪馆的人比先前敲打、扒挖得更起劲了————露出像一个外科大夫那样严肃神态,人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个外科大夫,从此以后再也不可随便说三道四————并且铺设了一条肃穆的情感小径贯穿屋宇里未被触动的充满着日常氛围的其余部分。鲜花和簇叶植物、黑色棉布和绉纱挽幛、银白色烛台和闪烁不定的小小烛焰,它们接待起宾客来,比乌尔里希和阿加特更透彻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乌尔里希和阿加特不得不代表全家向每一个来吊唁死者的人致意,倘若不是老仆人提请他们注意身份特别高贵的吊唁者,他们便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所有这些来吊唁的人轻轻向他们滑行过来,轻轻滑行开去,并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单独或三三两两地抛锚停泊,一动不动地观看着这兄妹俩。这两人的脸上现出拘谨的、严肃克制的表情,直至车马总管或尸体运送公司老板————就是拿着预先印好的表格找过乌尔里希、在这最后半小时里至少上下楼梯二十次的那个人————终于从侧面向乌尔里希飞奔过来并带着小心翼翼有意显示出来的煞有介事神态、像一个副官在阅兵时向将军报告那样告诉他,一切已准备就绪。

    由于送葬行列将庄严地穿过市区,所以人们稍晚一些才上车,而乌尔里希则必须作为前导走在其他人的前面,一边是皇帝和国王的地方长官,他亲自前来为一位上院议员送葬,在乌尔里希的另一边行走着一位同样高贵的人物,上院一个三人代表团中的最年长者;之后是另外两个有身份的人,然后是大学校长和评议会成员,在这些人之后,在看不到尽头的、各式各样身份渐渐由前向后递减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礼帽洪流之前,阿加特迈步行走,四周是穿黑衣服的妇女,这表明除官方首脑人物之外,私人悼念也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因为“纯粹有同情心者”的不规则的哀悼行列在这些有官方身份的人士的后面才开始,这个哀悼行列甚至有可能只由这一对年老的仆人夫妇组成,老两口孤单地跟在这支送葬队伍的后面走去。所以,这主要是一支男人的队伍;行走在阿加特身边的不是乌尔里希,而是她的丈夫哈高厄尔教授,他的这张上唇蓄着粗硬小胡子的似红苹果般的脸这时在她看来显得颇为陌生,隔着这块使她可以偷偷窥视他的又厚又黑的面纱带着深蓝色。在这之前的许多个时辰里一直和他妹妹待在一起的乌尔里希本人,一下子不由得感到,还是源出于大学建校时代的古老殡葬制度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了,他惦记着她,可是哪怕只是回头向她看一眼也不可以;他想出一句玩笑话,他们再次见面时他要用这句玩笑话欢迎她,可是他的思绪被地方长官夺走了自由驰骋的可能性,这位地方长官沉默不语、似君主般迈步行走在他身边,但却时不时轻声对他说上一句话,他必须接住这句话,他受到所有这些达官贵人直至校长和系主任们的另眼相看,因为他被认为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影子,而人们渐渐到处对这位伯爵的爱国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则使他声誉鹊起。

    此外,路边和窗户后面已经聚集起看热闹的人,虽然他知道,一小时以后,简直就像一场演出那样,一切就将结束,可是在这一天他却还是特别生动地体味到了这一个个事件;对他的命运的这种普遍关注像一件厚毛皮镶边的大衣压在他的肩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传统习俗的笔挺的姿势。像一个浪潮那样作为这个行列前导的路边群众————他们闲谈、缄默不语并且又舒一口气————的激动情绪,教士的吸引力,人们料想得到的行将来临的土块落在棺木上发出的砰砰声,送葬行列郁积着的沉默,这一切像扣动一件古老的乐器那样扣动着身体上的脊椎骨;乌尔里希不胜惊讶地在自己内心感到一阵难以描绘的回响,他的身体在这响声的摇荡中挺直起来,仿佛这身体被这庄严的响声确确实实地支撑起来似的。就在这一天他与别人更亲近了的时候,他马上就想象,如果此刻他按糊里糊涂被当代承拉过来的奢华的原义真的以一股强大势力的继承人的身份昂首阔步,那么情况还会有多么的不一样。一想到这些,悲伤之情顿然消失,死亡便从一个可怕的私人事件变为一种在公开庆贺中发生的转化;那个受到可怕凝视的窟窿,人们习惯其存在的每一个人在他消失后的头几天里都会留下的那个窟窿不再裂开,继承者已经迈步行进入死者的位置,公众向他流露出这种气息,万灵节对于那个接过剑第一次在没有前列者的情况下独自向着他自己的终点迈步走去的人来说,同时也是一种庆贺成年的庆典。“我本来是应该,”乌尔里希不由自主地想,“合上我父亲的眼睛的!不是为了他或为了我的缘故,而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想法想到底;但是他不喜欢父亲,父亲也不喜欢他,鉴于这一秩序他便觉得这是对个人重要性的一种浅薄的过高估计,死亡之前个人的思维本就有股淡而无味、无足轻重的味道,而一切瞬间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则似乎都出自这个巨大身体,这个由徐徐穿过人群的送葬行列构成的巨大身体,尽管这个行列里混杂着闲暇、好奇和随大流的人。

    然而,乐曲在继续演奏,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乌尔里希的情感摇来晃去,像在一个宗教仪式行列里撑在圣体上空的华盖。乌尔里希偶或照一下在他前面行驶着的灵车上的镜子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戴帽子的脑袋和肩膀,时不时地他在饰有家族纹章的棺木旁边那辆车的底部一再发现前几次葬礼残留下的旧的鳞状小蜡片,人们没有认真把它们擦掉;于是他就直截了当、不假思索地同情起他的父亲来,宛如同情一条在街上被车压了的狗。于是,他的目光潮湿了,当他越过这众多的黑色向路边的观众们望去时,观众们看上去就像沾湿了的五光十色的花;现在看到这一切的是他,是乌尔里希,不是曾天天生活在这里、况且对这种隆重的场面比他喜爱多得多的那个人,这种想法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他竟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当他离开一个他在一般情况下曾认为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会不在场。这动人心弦,可是乌尔里希并不曾因此而忽略到,这位把这天主教行列带到墓地并保持其整齐队形的殡仪馆经纪人或老板是一个三十岁开外、身量高大、体魄强健的犹太人:他蓄着一部长长的金黄色小胡子,像一个旅伴那样,口袋里装着证件,奔前跑后,不是在这儿用手指摆弄好一匹马的皮条上的什么东西,便是在那儿对乐师们低声耳语些什么。这又使乌尔里希想起,他父亲的尸体最后一天没放在屋里,是安葬前不久才又送回屋里来的,按照一条基于学术研究自由思想立下的将他供学术支配的遗嘱;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在这次尸体解剖手术之后人们将这位老先生只是凑合着重新缝上;如此说来,在反映出乌尔里希的图像的镜片的后面,这时正一起滚动着一件杂乱缝合的东西,它是伟大、美好、庄严的想象的中心。“佩戴着还是没佩戴着他的勋章呢?”乌尔里希愕然地心里暗想;他一直没想到过这件事,如今不知道人们在解剖后是否又给他父亲穿好了衣服,然后才将他入棺送回家里来。阿加特的吊袜松紧丝带命运如何,这也让人感到心里不踏实;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它,会以为这是大学生们开的玩笑。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十分为难,所以在他的感觉一刹那间几乎圆满地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梦的光滑外壳之后,当前的种种异议又将他的感觉化解为许多细节。他只还感觉到人类秩序以及他自身的荒谬、纷乱的摇晃。“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完全孤零零的了————”他想,“一根锚索已经撕裂————我在上升!”就在他在人墙之间继续迈步行走之际,对他在获悉他父亲的噩耗时所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的回忆现在又披上了他的情感的外衣。

    七 收到克拉丽瑟一封来信

    乌尔里希没有给他的熟人留下地址,但是克拉丽瑟从瓦尔特那儿得知地址,瓦尔特像熟悉自己的童年那样熟悉这个地址。

    她写道:

    “我亲爱的人儿————我怯懦的人儿————我的人儿!”

    你知道吗,人儿是什么?我搞不清楚。瓦尔特也许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儿。(“人儿”两字下面都画上了粗线。)

    你以为我是喝醉了酒去找你的吗?!我不会喝醉酒的!(男人会喝醉我不会。一件怪事。)

    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你讲了些什么话;我想不起来了。我怕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我讲了我没有讲过的话。我没有讲过那些话。

    但是应该写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刻就写!以前:你知道,梦怎样张开。你做梦时,你有时就知道:你曾经去过那儿,你已经和人谈过一次话或者————这情形,就仿佛你重新找到了你的记忆。

    我清醒地知道,我曾经清醒过!

    (我有同室过夜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吗,谁是莫斯布鲁格尔?有些事我得给你讲讲:

    突然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这三个音调铿锵的音节。

    但是音乐是欺诈。我是说,如果光是音乐的话。孤零零的音乐是唯美主义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生命的弱点。但是如果音乐与视觉相结合,那么围墙就会摇摆,坟墓里就会现出未来者们的生命。我不仅听见了这三个有音乐性的音节,我也看见它们了。它们在记忆中出现。你突然知道:那儿,在它们出现的地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给你的伯爵写过一封谈莫斯布鲁格尔的信:这样的事情人们怎么会忘记呢!我既听见又看见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站着、人在行走,正如你一直了解的那样,但是既有响声又可以看得见。这种情况我描绘不清楚,因为才出现了三个音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谈论这件事,现在也许还为时尚早。

    我对瓦尔特说:“我想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瓦尔特问:“谁是莫斯布鲁格尔?”

    我回答:“乌洛的朋友,杀人犯。”

    我们读了报纸;是在早晨,瓦尔特就要去上班。你记得吗,有一回我们仨都读报?(你记忆力弱,你不会记得的!)我展开了瓦尔特给我的那张报纸————左边一条胳臂,右边一条胳臂:突然我感觉到硬木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问瓦尔特:“不是昨天报上才登过布德维斯附近发生火车事故的事吗?”

    “是的,”他回答,“你干吗问这个?一件小事故,死一两个人。”

    过一会儿我说:“因为美国也发生了一起车祸。宾夕法尼亚在那儿?”

    他不知道。“在美国。”他说。

    我说:“司机们永远不会故意让他们的火车头相撞的!”

    他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不会。”他说。

    我问,西格蒙德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他不太清楚。

    现在你看:火车司机们当然不会出于恶意让他们的列车相撞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呢?我告诉你吧:在这张巨大的罩住地球的铁轨、道岔和信号网里,我们大家都正在失去良心的力量。因为倘若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再次检验我们自己并且再次重视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总是作出必要的努力,防止出车祸。车祸是我们在迈倒数第二步时站住不动!

    人们当然不可以指望瓦尔特会马上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我能获得这巨大的良心的力量,我曾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免得瓦尔特察觉其中的闪光。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以为我有义务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你知道,我的兄长西格蒙德是医生。他将会帮助我。

    我曾等候他。

    星期日他到我们这儿来了。

    每逢把他介绍给什么人时,他就说:“可是我既不是————也不是有音乐才能。”这就是他的幽默。正因为他叫西格蒙德,所以他就既不愿意被人认为是犹太人也不愿意被人认为有音乐才能[5]。他是在瓦格纳热中出生的。不可能让他作出一个理智的回答。我极力规劝他时,他总是只嘟嘟囔囔说胡话。他扔石头打鸟,用棍棒戳雪。他也想铲出一条路来;他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干他的事,据他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真奇怪,你竟从未遇见过他。“你们有一座很不错的菜园子!”他说。我揪他的耳朵,捅了他一下,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然后我们进屋走到瓦尔特身边,他当然坐在钢琴前,西格蒙德把上衣夹在腋下,把脏污的双手向高处举起来。

    “西格蒙德,”我当着瓦尔特的面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支乐曲?!”

    他咧嘴一笑,回答说:“永远不会理解。”

    “如果你自己在内心做这件事,”我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个人?你必须一起做他。”一起————做!这是一个大秘密,乌尔里希!你得像他那样:但是不是你朝着他进去,而是他朝着你出去!我们拯救出去:这就是强烈的形态!我们参与人类的各种行为,可是我占满它们并超出它们。

    对不起,我写这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列车相撞,是因为良心不迈出最后一步。社会各领域不会出现,如果人们不拉它们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有才智的人有义务进攻!他有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但是西格蒙德,这个胆小鬼,他看了看表,说是该吃晚饭了,因为他必须回家。你知道吗,西格蒙德总是保持一种中间状态,他既有一个不认为自己业务能力很强的有经验医生的那种自命不凡,又有超然于精神传统已经又恢复了朴素和园艺劳动卫生术的合乎时代精神的人的那种自命不凡。但是瓦尔特却大声嚷嚷:“天哪,你们干吗谈论这样的事情?!你们究竟要对莫斯布鲁格尔怎么样!”这一招奏效了。

    因为这时西格蒙德就说:“要么他有精神病,要么他就是一个罪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克拉丽瑟自以为能够改造他呢?我是医生,我总得也允许医院牧师自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吧!她说‘拯救’?!唔,为什么她不应该至少见见他呢?!”

    他刷了刷自己的裤子,摆出一副平静的姿态,洗了洗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全谈妥了。

    我们也已经找过弗里腾塔尔博士;这是个助理医生,他认识这个人。西格蒙德曾直截了当地说,他负责引见我,让我随便顶一个假的称号,说我是女作家,想见这个人。

    可是这是个错误,因为这样直言不讳,对方只能说不。“假如您是塞尔玛·拉格洛夫[6],我就会对您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我现在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这里可惜只承认学术上的兴趣!”

    被认为是一位女作家,这真是妙极了。我盯住他的脸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比拉格洛夫还强,因为我不想为研究目的做这件事!”

    他看了我一眼,随后就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您带着一封您的公使馆的介绍信来找医院院长。”他把我当作外国女作家,没明白我是西格蒙德的妹妹。

    我们最后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我将不去见罹病的而是去见被拘禁的莫斯布鲁格尔。西格蒙德给我搞来一家慈善协会的介绍信和地方法院的批准书。后来西格蒙德告诉我,弗里腾塔尔大夫认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半艺术性的科学,西格蒙德称他为恶魔马戏团团长。可是这会中我的意的。

    最美的就是,医院被安置在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我们不得不在过道的一端等候,讲堂在一座小礼拜堂里。它有大的教堂窗户,我可以从庭院往里看。病人们都身穿白衣,坐着听教授讲课。教授极其亲切地向他们俯下身去。我暗自寻思:现在人们也许会把莫斯布鲁格尔带来。我感到,我想从高大的窗户飞到讲堂里去。你一定会说,我不会飞:那么就从窗户跳进去?可是跳我是肯定不会跳的,因为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希望,你不久会回来。这些事情人们永远表达不出来。在信里尤其说不清楚。

    下面是画有粗线条的署名:“克拉丽瑟。”

    八 两个人的家庭

    乌尔里希说:“如果两个男人或女人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合住一个房间————在旅途中,在卧车里或者在客满的旅店里————那么,他们往往会奇特地成为朋友。每一个人上床睡觉时都有不同的漱口或弯腰脱鞋或弯曲大腿的方式。内衣和服装大致相同,细看起来却有无数细微的不同之处,它们一一呈现在眼前。开始时————很可能通过今日生活方式的过度紧张的个人主义————有一种阻力,它像一丝轻微的厌恶,它阻挡彼此过分亲近,阻挡伤害自己的个性,一天没被克服,它就存在一天;后来便产生出一种亲密关系,它像一个疤痕那样显示出一个不平常的起源。许多人在经历了这一转变之后表现出比平时更高兴的样子;大多数人更和善了;许多人更健谈了;几乎所有的人更和蔼可亲了。性格变了,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变成一种不那么古怪的性格了:明显被认为不舒适和是一种降低的、但却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我们’征兆取代了‘自我’的位置。”

    阿加特回答:“在女人之间尤其存在着这亲近相聚时的嫌恶情绪。我始终未能习惯于与女人相处。”

    “这种情况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乌尔里希说,“它在那儿只是被爱情交易的义务遮盖住了而已,这些义务立刻占去了注意力。但是这些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人往往突然从这种爱情交易中醒来,随后便看到————按他们的特性分别怀着惊奇、讥刺或渴望逃避的心情————一种完全陌生的本性在他们身边蔓延;有些人甚至在许多年以后还是这样的情形。后来他们说不出什么更自然:是他们与别人的结合呢,还是他们的‘自我’从这种结合向着它的独一无二性的错觉作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反弹————因为两者都符合我们的天性;两者在家庭概念里都给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不是完整的生活;年轻人在家庭圈子里就会觉得自己受到掠夺,影响减弱,头脑不清醒。你看一看未出嫁的老闺女:她们受到家庭榨取、被家庭吸尽膏血;她们已经成为‘我’和‘我们’之间的极其奇特的两性人。”

    乌尔里希感到克拉丽瑟的信是一种干扰。信中那跳跃式的情感爆发远不如她在内心深处为一个显然疯狂的计划所做的那种平静的、几乎看似理智的工作让他内心感到不安。他在心中暗想,他回去后一定得跟瓦尔特谈谈这件事;打这以后他便故意谈论别的事情。

    阿加特伸直身子躺在沙发榻上,她抬起一个膝盖,热烈地接过他的话茬儿:“你自己用你所说的话说明了,我为什么必须再次结婚!”她说。

    “然而在这所谓的‘神圣家庭情感’上,在这种互相溶化上,在这种互相服务、在封闭的圈子里的无私运动上,却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乌尔里希没有任何顾忌地继续说;阿加特感到惊讶,每逢他的话已经近在咫尺的时候,他的这些话便总是又离她而去。“这个集体的‘我’通常只是一个集体利己主义者,于是强烈的家庭意识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不堪忍受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把这种无条件互相替代、这种共同战斗和承担创伤想象为一种令人不快的、深深植根在人类的时代之中的,甚至已经在牲畜群里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情感。”她听见他这样讲;她无法在听他讲话时多加思索。在听到以下这句话时她也不能多加考虑:“一如根源已消失的所有旧有的状态那样,这种状态同样也很容易蜕化变质。”他最后说出这样的话:“人们很可能必须要求个人就具有某种特别井然有序的特性,如果个人所构成的整体不该成为一幅毫无意义的讽刺画的话!”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又在他身旁受到很好的照料,并且想在望着他的时候不让眼睛闭上,使他不致在这时候消失,因为这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他坐在这里,讲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高处消失,一下子又像一个给树枝绊住的橡皮球那样坠落下来。

    兄妹俩于傍晚时分在接待室里相遇,人们自葬礼以来已写了几天的论文。

    这间长形客厅不仅在风格上按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的艺术风格布置,而且其摆设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品;窗户之间悬挂着镶平滑金框的高大长方形镜子,略显呆板的椅子靠墙摆放着,致使空荡的地板似乎用其暗下来的光亮充斥了这间房间并且正在填满一个人们犹豫不定地把脚伸进去的浅浅的盆地。在这个雅致而不宜居住的客厅的边上————因为书房腾给乌尔里希了,他第一天早晨就已经在书房里住下————大致就是在有一个挖出来的边角壁龛的那个地方,壁龛里是炉子,它像一根式样简朴的柱子,顶端托着一个花瓶(正好在它正面中线一个在齐腰深处绕炉子一圈的壁架上有一个单独的烛台),阿加特在那儿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极富个人特色的半岛。她让人搬去一张无靠背矮沙发,在地上铺上一块地毯,这地毯的古旧的红、蓝双色和无目的无穷尽重复出现的床铺上的土耳其图案一道构成对柔和的灰色和合理且飘浮的线条轮廓的一种严重挑战,而根据祖先的意志这种灰色和线条轮廓则是这个房间的主要色调。此外,她还用一棵绿色、大叶的一人高的植物冒犯了这个自由放荡和高尚显贵的意志。这棵植物是她从丧礼装饰物中截留下来的,她将它连同那只提桶一道放在头部那一边当作“森林”————若摆到另一边就当作又大又亮的落地灯,它可以方便她躺着阅读书报,并且在这间房间的古典主义氛围中看上去就像一盏探照灯或一根天线杆。这座客厅连同它那分格天花板、壁柱和柱式小柜几百年里很少有什么变化,因为它很少被使用并且从未被真正纳入其后来的拥有者的生活轨迹之中;也许在老祖宗那个时代墙壁还蒙着细软的织物,它们没有现在使用的这种浅色油漆涂料,而且椅子套的样子可能跟现在的也不一样,但是,如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客厅,阿加特却是自童年时代起便知晓的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她的曾祖父母,抑或是陌生人,把住所装修成这样,因为她从小在这所房屋里长大,而她所知道的、留在她记忆中的唯一的一件奇特的事,就是她总是怀着一种惊怯的心理走进这间屋子,这是人们要孩子们当心某种容易被他们毁坏或弄脏的东西而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惊怯。可是如今她已经脱下过去岁月的最后象征,脱下这身丧服,又穿上了她那身睡衣裤,躺在这张渗透着叛逆精神的沙发榻上,从清晨起就一直在读着她搜罗来的好书和坏书,她时不时中止阅读,吃点东西或小睡一会儿;当这样度过的一天时近黄昏的时候,透过渐渐暗下来的房间向已经完全沉浸在昏暗光线中、像船帆那样在窗前鼓胀起来的窗帘望去,看着看着便觉得,仿佛她正紧挨着的光环遨游于这个既僵硬又柔和的房间里,她刚刚才停下来。她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她兄长发现的,他一眼便看到她这块被灯光照亮的小天地;因为他也熟悉这间客厅,甚至可以给她讲述:这幢房屋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后来他大概家道中落,他们的当皇家公证人的曾祖父看到有利可图,便趁机买下了这所漂亮的府邸。此外,乌尔里希也了解有关这间客厅的其他种种情况,他曾仔细看过这间客厅;给他妹妹留下特殊印象的,是这样的说明:在他们曾祖父那个时代,人们觉得这样一种呆板的摆设简直特别自然;要她明白这个道理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她觉得这就像听一堂抽象难懂的几何课;过了好一会儿工夫,她才渐渐领悟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这个时代如此充斥着巴罗克式的鲜艳夺目的形态,致使她自己的对称的、有些呆板的举止被这个脆弱的,自以为是在按照一个纯粹的、不矫饰的和被认为是理智的人的意愿行事的错觉掩盖住了。但是,当她终于形象地想象这种观念的转变及其种种由乌尔里希添加上的有关细节时,她觉得,去了解许多迄今作为她的生活的总体经验一直为她所蔑视的情况,这是一桩赏心乐事;当她的兄长想知道她在读什么,她便迅速用身体压住她的所有的书,虽然她勇敢地声称,好书坏书她都喜欢读。

    乌尔里希上午工作,随后便离开了家宅。他希望能静下心来,直至今天他这个希望还没实现;原本指望惯常的生活的中止会带来的那种促进作用被新情况造成的种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给抵消掉了。葬礼之后,当开始时显得十分活跃的与外界的种种关系突然中断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变化。兄妹俩————他们只是以一种他们父亲的代表的身份在几天里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并感觉到了与他们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在这个城市里除了瓦尔特的老父以外不认识任何他们想拜访的人,考虑到正在服丧期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邀请,只有施翁教授不仅出席了葬礼,而且也还在第二天前来询问,他的已故亡友是否有一份论述降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遗稿,说是人们期盼着这份遗稿会在亡友死后发表。从一种不停地引人注目的动荡不安向着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宁静的这种突然过渡如今产生出一种简直是身体上的撞击。更何况,他们还总是睡在他们的从前的儿童寝室里,因为这宅子里没有客房,他们睡在阁楼上临时搭起的床铺上,四周摆放着儿时用过的物件,这具有一间躁狂症者囚室的某种设备简陋的特性,它带着桌子上或地毡膜上油布的光泽————这幢石块建筑物曾将其建筑式样的固执念头融入这荒凉的光泽中————一直挤向梦幻的边缘。这些回忆,像它们让人对之作好了思想准备生活那样无意义和无穷尽,它们让兄妹俩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的卧室,只隔着一间存放衣服和家用什物的小房间,至少相互毗邻;由于洗澡间在下一层,所以他们早晨醒来后也相互依赖,从早晨起便相遇在空荡荡的楼梯上和屋子里,不得不互相照应着,得共同回答一下子突然交托给他们了的这一套陌生家底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然也感受到了那种尴尬,这种既十分亲密又是未料到的联合不会没有的那种尴尬:它像船只失事使他们漂流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孤岛上的这种奇异的尴尬。两者都导致他们在头几天————这几天的过程他们影响不了————之后立刻便谋求独立,但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其说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顾及对方才这样做。

    所以,就在阿加特在客厅里营造自己的半岛之前,乌尔里希已经起床,他悄悄走进书房,搞起他那中断了的数学研究来,不过与其说是想搞出成果还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可是令他吃惊不小的是,他居然随即在一个上午的不多几个小时里做完了一切除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之外的、搁置了几个月的事。协助他意外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打破常规的想法之中的一个;至于说到那些想法,那么不但可以说当人们不再期盼它们时,它们才会出现,而且甚至也可以说它们的出乎意外的闪现令人想起一位情人突然露出喜悦的神情,惊愕的求婚者早就认识这位情人,用不着拿别人去和她进行比较。促使产生这样的想法的,不仅有理智,而且一直也有某一个激情的条件;乌尔里希的心情就仿佛此刻他必定会变得成熟完善、放荡不羁起来似的,甚至,由于既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也看不出有什么目的,他简直觉得自己已经提前变得成熟完善了,而这就把剩余下来的能量推进外面的梦幻之中。他看见了人们可以将这个已经解决了它的任务的思想也应用到重大得多的问题上的可能性,玩耍似的勾画一门这样的系统学的初步幻象,并且觉得自己在这些幸福松弛的时刻里甚至受到施翁教授暗中授意的诱惑,还想试一试重操旧业,寻找发挥作用、产生效果的途径。但是,当他在不多几分钟的这种有理智的适意之后冷静地考虑,倘若他受自己的虚荣心驱使,现在还作为迟到者选择在大学从教这条路,这将会带来哪些后果,他竟破天荒第一次感到自己年龄太大不宜从事一项事业,而且自从少年时代以来他就始终不曾把这个半无个性的年龄观念看作是某种有独立内涵的东西,并且迄今为止也同样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些事你再也没有能力去做了!

    当乌尔里希事后于傍晚把这种感受讲给他妹妹听时,他不经意地使用了“命运”这个词儿,这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想知道,“命运”是什么。

    “‘我的牙痛’和‘李尔王的女儿’之间的一种中间物!”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是爱用这个词儿的那种人。”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生命的礼赞;他们想获得一种命运,却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乌尔里希回答她:“在以后的、信息更发达的时代里,‘命运’这个词儿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统计学的内容。”

    阿加特二十七岁。相当年轻,足以还保存几个人们先培养的那种感觉形式;相当年长,足以隐约感到这为现实所填满的另一种内容。她回答:“衰老本身大概就已经是一种命运。”话音刚落,她便对这个答复感到很不满意,这个答复以一种她觉得是不知所云的方式显示出她那种年轻人的伤感。

    但是她的兄长没在意,他举例说:“当我成为数学家的时候,我想在学术上获得成功,便全力以赴去争取,尽管我只把这看作是获取别的什么的预备阶段。我的头几篇论文也确实曾————当然不完善,开头总是这样的嘛————包含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当初是新的,它们不是一直没受注意便是甚至遭到反对,虽然我在其他各方面都受到友善对待。如今人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之为命运:不久我便失去耐心,不想继续用我的全部力量去锤打这个楔子。”

    “楔子?”阿加特打断他的话,仿佛这个既带男性又带劳动者色彩的词儿的发音绝对给她添了烦恼了似的,“你为什么称这是楔子?”

    “因为这只是我首先想做的事:我想像推进一个楔子那样把这向前推进,可后来就失去了耐心。今天,我也许就要完成我的最后这篇还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论文,我认识到,假如我当初运气稍好些或表现出更强的毅力,那么我如今很可能就可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地把我自己看作一场运动的领袖。”

    “你还可以把这追补回来的嘛!”阿加特这时又说,“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轻易就变得老朽不中用的。”

    “不,”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愿意追补!因为这虽然令人惊异,但却是真的:这样做客观上————对事物的进程,对学术本身的发展————丝毫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可能超前于我的时代十年;但是,别人没有我稍慢一点,从别的途径也走到了那儿,我至多也就是可以稍许快一点把他们引到那儿而已,而我生活中的这样一种变化是否就足以使我自己带着新的领先距离超越出这个目标,这就很成问题了。于是你就有了人们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但是这导致某种极其没有个性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他继续说,“我年纪越大,便越频繁地觉得,我曾憎恨过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却绕着道儿与我自己的道路按同样的方向走向,致使我再也不能贸然剥夺它的生存权利;或者就是,我曾为之激动过的思想和事件受到损害。人们是否激动以及人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投入自己的激动情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似乎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一切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一切都为一种讳莫如深和不容争议的发展服务。”

    “从前人们把这归因于上帝的旨意。”阿加特皱着眉头回答,带有讲述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而且颇有些不敬的味道。

    乌尔里希回想起,她是在一家修道院里长大的。她穿着下面系紧的长裤躺在沙发榻上,他坐在沙发榻的脚端,落地灯把他们共同照耀,致使他们所在的黑乎乎的地板上出现一大片光亮。“今天命运反倒给人以一个总体的高一级运动的印象,”他说,“人们处在这个运动之中并受其推动。”他记得有一回自己曾想到过这样的念头:今天每一个真理都分裂成为残缺不全的东西来到世上,可是,尽管如此,一种更大的总体成果可能就会以这种轻浮而灵活的方式生成,仿佛每一个人都在严肃而孤单地追求整体义务似的。有一回他曾陈述过这个像钩子那样扎在他的自尊心上的、却还不无伟大可能性的思想,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他并不认真看待的结论: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再没有什么像这个结论这样离他如此遥远的了;恰好现在,就在他的命运似乎已经让他下车并且没留给他任何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对他的虚荣心来说是危险的时刻,在这个他受到特殊的推动也还完成了把他和他的较旧的时代结合起来的最近这件事,完成了这项迟到者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恰好在他本人完全是一张白纸的这个时刻,他感觉到的不是一种对自己的放弃,而是新的紧张,这是自他启程以来所产生的新的紧张情绪。它没有名字;人们不妨说,一个年轻的、与他有血亲关系的人向他讨教,人们同样也可以说点别的:但是他极其敏锐地看见了房间墨绿底色上那闪亮的淡金黄色苇席,苇席上是阿加特的丑角服的细小方块,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这轮廓清晰、形态模糊的他们的偶然相聚。

    “刚才这话你是怎么说的?”阿加特问。

    “人们今天还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正在受到集体的和最终可以用统计方法把握住的事件的取代。”乌尔里希重说一遍。

    阿加特想了想,随后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人们被统计学溶解,这难道不是一桩神奇的事吗;爱情早已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她说。

    这诱使乌尔里希突然给他妹妹讲述他写完论文后离开这屋子走进市中心打算去排解排解残留下来的游移心态时所遇到的情况。他本不愿意谈这件事,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太带有个人色彩的事。每一次,只要他的旅行把他带进城市,而他在这些城市里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便总是很喜欢这种由此而生成的特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少有这一次这么强烈的。他看到了电车、汽车、橱窗、大门的颜色,教堂尖塔的形状,人的面孔和房屋的正面;不管它们是否也显示出一般的欧洲的相似性,这目光都从它们上面掠过,像一只在一片带陌生诱惑的田野上迷了路、虽想安顿却又不能安顿下来的昆虫。这种漫无目的的行走和一个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城市里的清楚的定规,这种增强了的紧张经历和增强了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还因这样的信念而有所加强:重要的不是某个人,而只是这些面孔的总和,这些被身体卷起来的,彼此合并为胳臂、大腿和牙齿大军的运动,这些拥有未来的运动,这种情况能够唤醒这样的情感:人们觉得自己作为还在全身心地独自行走的人已经简直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近乎犯罪的了;但是如果人们随后还继续顺从这种情况,那么从中也可能会突然产生出一种如此愚蠢的、肉体上的舒适感和无责任心,仿佛身体不再属于一个感性的“我”被锁在小的神经末梢和神经纤维里的世界,而是属于一个充满着不清醒的甜蜜舒适感的世界。乌尔里希就是用这样的话向他的妹妹描述,什么也许是一种没有目标和虚荣心的状况的后果,或者是受贬低了的性格幻觉的后果,但是也许也无非就是“众神的原始神话”,那种“自然的双重面孔”,那种“给予的”和“索取的”看见,他简直像一个猎人那样藏在那后面。他急切地想知道,阿加特会不会表示或显现出一种认可的征兆,表示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当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时,他便再次解释说:“这就像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人们感到受到拥抱,被搂抱并且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无意志而舒适的依赖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依然头脑清醒并且有能力作审美批评,甚至准备跟这些充满未曾显现的非分要求的事物和人展开争执。这就是,仿佛在我们内心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层面,它们在平时深深保持着平衡。既然我们谈到了命运,这也就是,仿佛人们有两个命运:一个活跃而不重要的、正在发生着的命运,还有一个静止而重要的、人们永远不会获悉的命运。”

    这时,长时间一动不动倾听着的阿加特突然说道:“这就好像人们在亲吻哈高厄尔!”

    她双肘支撑着,笑了起来;大腿还一直伸直着搁在她的床铺上。她添上一句:“当然,像你描述的那么美好,这可是没有的事!”乌尔里希也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笑,这不太清楚。这一阵笑不知怎么地是从空气中或者从屋子里向两个人袭来的,或者是从最近几天隆重的、无益地触及来世的事件留在他们心头的遗迹中,或者是从他们在谈起话来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寻常的喜悦中;因为每一种受到高度培养的人类的风俗在自身中就已经孕育着更迭的萌芽,而每一次越出常轨的激动很快就蒙上一层淡淡的悲伤、荒谬和厌倦。

    以这样的方式、绕着这样的弯子,他们随后便终于并且似乎为了休养生息对无关痛痒地闲谈起“我”、“我们”和“家庭”来,并作出了这个在嘲笑和惊愕之间摇摆不定的发现:他们俩组成一个家庭。就在乌尔里希谈论对团体的渴望的时候————又是怀着一个使自己遭受针对自己本性的痛苦的男人的那种热情;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痛苦是针对他的真实本性还是针对他的假定本性————阿加特倾听着,他的话怎样向她趋近、后来又怎样离去,而他则发现,他长时间地在她的形象中————这个形象在明亮灯光下穿着她那身乖张的衣服在他面前显得未受保护————搜寻着某种会使他感到厌恶的东西,这是他的习惯使然,但却什么也没发现;他怀着一种以往从未感受到的好感对此表示感谢。他对这次谈话感到心醉神迷。但是当谈话结束时,阿加特无拘束地问:“那么你究竟是赞成你称之为家庭的东西呢,还是你对此持反对态度呢?”

    乌尔里希回答说,问题根本就不在这儿,因为他其实是谈到了一种世人的游移不定,不是他个人的优柔寡断。

    阿加特沉吟片刻。

    可是最后她突然说:“这个我可是无法加以判断!但是我想有朝一日一心一意也……就是嘛,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这样生活!你不想也试一试吗?”

    九 阿加特,当她不能和乌尔里希谈话时

    在阿加特登上火车、开始作一次出乎意料的旅行去见她父亲的时刻,发生了某种跟突然断裂有惊人相似之处的事情;启程的瞬间所爆裂成的这两个部分互相蹦离得如此之远,仿佛它们从来就不是属于同一个整体似的。她的丈夫把她送到车站,在她驶离的时候,他像在告别时理应的那样脱下了帽子,把它,把那顶硬挺、圆形、黑色、显著变小的帽子斜着向前伸向空中,这使阿加特觉得,仿佛火车迅速向前行驶,站台以同样快的速度在向后倒退似的。虽然她刚才还认为她不会出门太久,丧事一办完就立刻返回,但是此时此刻,她打定主意不再返回,而这时她的意识则变得焦灼不安起来,就像一颗心,这颗心一下子看到自己逃脱了一个它懵然无知的危险。

    阿加特事后想起这件事来,对此并不完全感到满意。她不赞成自己的这种态度,这种状况使她想起了她在童年时代,就在刚开始上学后不久得的一场怪病。当初她发了一年多的低烧,热度既不升高,也不减退,她瘦成皮包骨,这让医生们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找不到病因。这场病后来也从未弄清楚过。眼看着大学里的著名医生们神情威严、满怀智慧地第一次走进房间,一星期一星期地逐渐失去一些他们的自信,阿加特心里颇为得意;虽然她顺从地服用开给她的每一剂药,而且确实很想康复,因为人们要求她康复嘛,可是她却为医生们的处方无济于事感到高兴;在她的形容越来越显得消瘦的同时,她却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尘世的或者至少是异乎寻常的状态之中。她为只要她有病大人们便对她没有控制力感到自豪,她不知道自己的小小躯体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到头来这个身体自愿康复了,而且是以一种显然同样不平常的方式。

    后来,仆人们对她讲起这件事,她对此几乎已经懵然不知。仆人们声称,她让一个经常到屋里来、但有一回被粗暴地轰出门去的女乞丐用魔法给迷住了;阿加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这种说法上有多少真实成分,因为管家夫妇虽然喜欢煞有介事地作些暗示,但却从不作任何说明并且对据说是阿加特的父亲颁布的一项严格的禁令表现出恐惧的心理。她自己只记住了这个时期里的一个唯一但却生动的景象:她看见她的父亲在眼前浮现,看到他怎样怒火中烧痛地打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并多次张开手掴耳光;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看到这个个头矮小、平时一向极其正直理智的人完全变了样子、丧失了理智;但是她却记得,这事不是在她患病之前,而是在她患病期间发生的,因为她分明知道,她当时躺在床上,而这张床不是摆在她那间儿童寝室里,而是摆在下一层楼的“成年人身边”,摆在一间住房里,仆役们是不会让那个女乞丐进入这间住房的,即使她在厨房、洗衣间和楼梯间里并不是陌生人。是的,阿加特觉得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她患病的末期,她觉得这件事发生后不几天她便突然康复,便怀着那种奇怪的焦急心情从床上一跃而起,这场病就和它开始时一样意想不到地以这种焦急心情结束。

    然而,对于所有这些记忆中的事,她都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抑或是烧热发作时的一种臆想。“很可能这件事只是来得有点蹊跷,”她气恼地想,“这些印象居然能这样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而我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出租车在石子路面铺得低劣的胡同里颠来簸去,妨碍正常谈话。乌尔里希曾建议利用冬季天气干燥作一次郊游,而且也选中了一个目的地,这其实不是什么游览地,但却是向半记忆中的自然景色的一次挺进。现在他们待在一辆汽车里,这辆汽车将把他们送到城市边缘。“这件事一定来得有点蹊跷!”阿加特暗自重复她方才想过的这句话。她在学校里学习也有类似的特点,她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愚笨还是聪明,心甘情愿还是勉勉强强:人们要求她作出的回答毫不费劲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可是她却始终不开窍,不明白这样学习的目的何在,她觉得自己受到内心深处的一种漠不关心态度的保护,是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害的。得了那场病之后,她跟从前一样高高兴兴地又去上学了;由于一个医生想到了一个主意,觉得消除她在父亲家宅的寂寞、让她和同龄人生活在一起,这也许有好处,人们便把她送进一所教会学校去学习:在那里她也被视为性情开朗、易受管教,后来她就上了九年制高级中学。每逢人们告诉她什么事情是必要的或者真的,她便总是以此为准并乐意接受一切人们要求于她的,因为她觉得这样最不费劲;对与她没有关联并且显然属于一个按父亲们和教师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世界的固定规章制度做出什么反对的行为来,她觉得这是荒唐可笑的。可是她对她所学的东西一个字也不信,而由于她尽管有着她那看似顺从听话的举止,却并不是模范学生并且在愿望与信念发生抵触时总是从从容容地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受到同学们的尊敬,甚至钦佩和喜爱,这是善于举止潇洒就可以在学校里获得的那种好感。甚至,可能是她自己安排好了这场奇特的儿科疾病,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此外她一直是身体健康、从不精神紧张的。“简直就是个懒懒散散、毫无价值的人!”她无把握地断定。她记得,她的女友们常常比她自己更强烈地对呆板的寄宿学校校纪表示不满,她们何等义愤填膺地对这秩序进行了攻击;然而,她经观察发现,原来恰恰是那些对个别部分反抗最烈的人,后来对整个生活都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这些女孩子后来都成为家境优裕的妇人,她们教育她们的孩子时所使用的方式,跟她们自己所遭遇到的没有许多不同之处。所以,她尽管对自己不满也并不确信,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会更好一些。

    阿加特憎恶女性解放,简直就跟她藐视让男人为自己筑窝的女性孵化需要一样。她乐意回忆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胸脯绷紧衣服并且带着炽热的嘴唇行走在空气清凉的街道上的那个时代。但是,像一个圆溜溜的膝头从粉红色丝网眼纱里露出来那样,女人的发达的性爱活动从遮蔽住的少女时代显现出来,这在她的一生中都曾在她心头激起过鄙视。每逢她问自己,她究竟有什么信念,便总有一个感觉回答她,说是她是被选定要去经历某种异乎寻常、另一种性质的事情;当初她对人情世故还几乎懵然无知并且对人们教给她的微不足道的知识不相信的时候,她就已经有这种感觉。她始终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与这种感觉相适应的积极性:万不得已时,就一切顺其自然,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阿加特斜睨了乌尔里希两眼,他神情严肃、挺直身子在车里摇晃;她回想起,她虽然不喜欢她的丈夫但却没在新婚之夜就从他那儿逃去,对此他在第一天晚上表现出了多么大的不理解。在她等待他到来之际,她曾对她这位兄长怀有极大的敬意,可是现在她微微一笑并悄悄回忆起最初几个月里哈高厄尔的厚嘴唇在又短又硬的胡子里爱恋地撮成圆形时给自己留下的那个印象:整个脸随后便团成厚皮皱纹向嘴角延伸开去,她一见顿时便有一种厌腻的感觉:噢,这个人多丑!他那种轻微的教师虚荣心和宽容,她也是像忍受一种单纯身体上的厌恶————说这种厌恶在内部,倒不如说是在外面————那样忍受住了。在最初的惊异过去之后,她有时曾移情别人欺骗过他。“不妨这么说,”她心中暗想,“在最初的时刻,一个没有经验、知觉沉寂的人觉得对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的渴求就像霹雳砸在房门上!”因为她证明自己缺乏不忠实的才干:她一结识情人,马上就觉得他们不比丈夫更有魅力,她很快便以为,一个黑人部族的舞会假面具和欧洲男人戴的爱情假面具,她都可以同样认真地加以对待。倒并不是说她从来也没有丧失过理智,但是在进行最初几次重复尝试时热情就已经消失!经阐明了的想象世界和爱情的装腔作势并不让她陶醉。这些主要由男人加以充实的、其全部要旨就是“据说艰难生活有时也有一个软弱时刻”的心灵导演规章————连同某一个变软弱的亚种:这种沉没、这种止息、这种被接受、这种献身、这种屈服、这种发疯等等————她觉得这都是过甚其词,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软弱,在一个由男人的实力建造起来的世界上。

    直截了当地说,阿加特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哲学是女人的哲学,这个女人做什么事都不甘示弱并且不由自主地在观察男人企图在什么方面压倒她。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被倔强地掩饰住的沮丧;一直还搀杂着想促成一种陌生解体的受遏制的意愿,这种意愿也许甚至会随着表面反抗的减弱而增长。由于阿加特书读得很多,但天生不喜欢搞理论,所以她在将自己的经历和书本上和剧院里的理想加以比较时便往往有机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惊奇:既不是她的引诱者们像陷阱迷惑一只野兽那样吸引住她————果真是那样的话倒也就符合唐璜式的自画像了,当初一个男人寻花问柳时惯常持这样一种态度————也不是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的共同生活按斯特林堡[7]的方式演变成为一场两性间的斗争,被俘获的女人————这是次要时尚————使出各种手段将她们的既专横又笨拙的主宰折磨致死。她与哈高厄尔的关系反倒跟她对他怀有的更深层的情感相反,一直是相当良好的。乌尔里希在第一天晚上为此使用了诸如惊恐、震惊和强奸这样的大字眼,它们完全是不恰当的。就在回想这件事时阿加特还在倔强地想,她为未能好好侍奉人而感到惋惜,在这门婚姻中一切反倒是进行得很自然的。她的父亲提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支持这个男子的求婚,她自己曾决定重新结婚:好吧,那就结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这既不是特别美好,也不过分令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现在她还感到抱歉,她总是有意伤害哈高厄尔,只要她想这么干!她不曾希望得到爱情;她曾以为,不管怎么总会行的,他是个好人嘛。

    毫无疑问,他是那些总是带着善意行动的人中的一个,但他们自己身上没有善意。看来,一旦善意变为善良的意愿或行动,它同时也就会从人的身上消失!乌尔里希是怎么说的?一条推动工厂运转的小河失去了自己的落差。这话,这话他也说了,但是这不是她所寻找的话。现在她找到的:“看来,其实只有不做许多好事的人才有能力保持其全部善意!”但是这时,就在她想起这句话来的时刻,显而易见,想必当初乌尔里希就是这么讲的,她却觉得这句话荒唐透顶。人们不能断章取义单单摘出谈话中这一句来嘛。她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些话,用它们换成相似的话;但是这时便显示出第一句话是正确的话,因为别的话都是白费唇舌,它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话乌尔里希是这么说了的,但是:“人们怎么能把行为坏的人称为好人呢?”她这样想。“这确实是一派胡言!”在他讲出这些话来的时候,这个论断尽管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但却是神奇的!“神奇”不是表达这个意思的恰当字眼:当她听到这句话时,她几乎高兴得恶心!这样的话语说明了她的全部生活。譬如这句话吧,就是在他们最近作长谈时讲的,在葬礼之后,在哈高厄尔教授已经又动身离去了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了,她的行为一直是多么漫不经心,当初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她简单地以为“总可以以某种方式”和哈高厄尔一起过下去的,因为他是个“好人”嘛!这样的意见乌尔里希经常发表,它们在某些个瞬间使她的内心完全充满幸福或不幸,虽然人们不能“保存”这些个瞬间。譬如什么时候,阿加特暗自思忖,他曾说过,他或许会爱一个小偷,但是爱一个按照习惯诚实的人,他才不呢?她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可是最妙不可言的是,她很快便觉察到,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她自己这样断言过。他所说的话当中的许多话她自己就已经考虑过,只是没有说出口来而已。因为这样明确的论断,像从前那样单凭她独自一人,是永远也提不出来的!阿加特,在行驶在市郊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并把这两个无力说话的人用一张机械震动的网裹住的汽车的来回跳跃颠簸中,迄今一直感到很舒适,她在自己的思潮起伏中使用她丈夫的名字时并不怀有什么别的情感,她仅仅是把这视为这些思绪的时间和内容限定;但是这时不知怎么地有一种无尽的惊恐渐渐袭上她的心头:哈高厄尔曾实实在在地到她这儿来过!迄今她想到他时的那种公正态度顿时一扫而光,她的咽喉痛苦地抽紧。

    他是葬礼那天早晨到的,尽管姗姗来迟却深情而急切地希望还能见上岳父一面,他去了解剖室,延误了盖棺的时间,以一种得体的、诚实的、紧凑的方式显得心情十分激动。葬礼后阿加特推说极度疲劳,于是乌尔里希就不得不和他的妹夫一道到外面去用餐。据他后来讲,哈高厄尔的絮絮不休惹得他直冒火,就像一个太紧的衣领,所以他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走。哈高厄尔打算到首都去参加一个教育日活动,然后再在那里用一天时间到部里去办事和进行参观,他曾打算在这之前拿出两天的时间,作为殷勤周到的丈夫在他妻子身边度过并过问一下她的遗产继承事宜;但是按照事先和他妹妹商量好的,乌尔里希编造了一则故事,让在住所接纳哈高厄尔显得是桩不可能做到的事,并通知他说,已经在市里的头等饭店里为他订好了一个房间。哈高厄尔像预料的那样迟疑不决:住饭店不方便、昂贵、由于礼节的关系房费得由他自己支付;另一方面,也许也可以用两天工夫在首都办事和参观,如果在晚上动身,还可以节省一夜的宿费呢。于是,哈高厄尔假惺惺地故作姿态,说是让乌尔里希为他操心,他心里很过意不去。最后,他坦白说出了自己的几乎不能更改的决定:他当天晚上就走。这样,就还只剩下继承问题有待处理了,想到这里阿加特又微微一笑,因为遵照她的愿望乌尔里希告诉她的丈夫,说是遗嘱几天以后才可以开启。说是有阿加特在这儿呢,她完全可以维护他的权益,他也将会收到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此外凡是涉及到家具、纪念品等等物件,乌尔里希作为单身汉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完全可以满足他妹妹的愿望。末了他还问哈高厄尔是否同意,倘若他们打算卖掉这幢无人居住的房子的话,这个表态当然没有约束力,因为他们之中还没有哪个看见过遗嘱;哈高厄尔表示,这当然没有约束力:他暂时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必须保留在确实付诸实施时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一切都是阿加特向她的兄长建议的,他鹦鹉学舌般说了这些话,因为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一心只想摆脱哈高厄尔。可是阿加特突然重新感到恶心,因为在她这样成功地安排了这件事之后,她的丈夫在她兄长的陪同下还到她这儿来向她辞行。阿加特采取尽可能不友好的态度并声言,她说不好什么时候回去。她了解他的为人,所以马上便察觉到,他对此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并且对他如今因决定立即动身离去而显得自己冷酷无情感到很生气;他还事后突然对要他住旅馆的这个无理要求,对他受到的冷遇感到恼火,但是由于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所以他没吭一声,决定以后再跟他妻子去算这笔账,在拿起帽子之后便按惯例吻了她的嘴唇。这个吻,这个让乌尔里希在一旁看见了的吻,它似乎让阿加特无地自容。“这怎么可能呢,”她惊愕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在这个人身边忍辱含垢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难道我不是已经不加反抗地忍受了我的全部生活了吗?!”她强烈责备自己:“哪怕我有一点点骨气,就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阿加特把脸从她迄今一直在打量着的乌尔里希身上扭开,向窗外望去。低矮的市郊房屋、结冰的道路、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这便是一个恶劣、荒凉的地区的印象,它们从一旁缓缓行驶而过;它们在指责她的生活是一片荒芜,她感到自己稀里糊涂地已经陷入这一片荒芜之中。现在她不再挺直身子坐着,而是让自己的身子略微下滑,靠在出租马车发出已老化气味的垫枕上,以便可以较舒适地从窗户向外张望,并且不再改变这个不美的坐姿,随着马车的一颠一簸她的肚子狠命地一摇一晃。就在这个身体像一块破布那样被抖动的时候,她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身体是她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有时候,她作为寄宿学校的女学生清晨在朦胧天色中醒来,她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仿佛她乘着自己的身体,像在一条小船的船舱板之间那样,向着未来漂流而去。现在她比当初大约年长了一倍。马车车厢里的光线跟当初一样半明半暗。但是她还一直不能想象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对前途也感到渺茫。男人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种补充和充实,但不是精神的内涵;人们对待他们,就跟他们对待别人一样。她的身体告诉她,不多几年以后它就会开始丧失自己的美:而这种丧失的感觉,这种直接来自身体自身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言语和思想来表达。到那时候就一切悔之晚矣。她想起来,乌尔里希曾以相似的方式谈到过他的体育运动的徒劳无用;就在她强迫自己扭开脸待在窗口的当儿,她打定主意要好好问问他。

    一〇 游览瑞典堡垒的延续进程;下一步的道德

    兄妹俩在到达城市边缘最后几幢低矮且已经完全带有乡村色彩的房屋附近时便弃车徒步顺着一条坑坑洼洼、宽阔、向上伸展的公路向山上走去,公路上结成冰的车轮痕迹在他们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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