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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光年量度），我心中无限敬畏油然而生，但我实在没法想象出一个宇宙的缔造者。宇宙的存在是个谜，凭人类的智慧是没指望解开的，这样的说法我倒是很乐意接受。而关于生命的存在，有的说存在一种“心身”物质，生命的幼芽就包含其中，而进化这个如此复杂事物的根源就在它“心”的那一面，这个说法我不讨厌，还有点儿相信。但这一切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以及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窥不透、搞不清。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无一能让我信服。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且他也关心世间人事，那他一定应该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智的凡人那样，宽容地看待人类的各种弱点。
那么灵魂如何？印度人称它为“大我”[14]，他们认为它始于永恒，存至永恒。相信这个说法，比相信灵魂是在受孕或是个体出生时产生的要容易些。他们认为它具有“绝对实象”的性质，从其中散射出来，最终又会回归其中。这是种很不错的设想，仅此而已，不可能是别的。它导致人们相信转世轮回，而转世轮回又为罪恶灾祸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天才能想出的唯一合理解释：它认为罪恶灾祸是对前世错误的报应。它没有解释全智、至善的造物主怎么会愿意乃至有能力创造错误。
可灵魂是什么呢？自柏拉图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绝大多数不过是将柏拉图的推论稍加改动。既然我们不断地在用这个词，那它就肯定是有所指的。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简单、永生的精神体，这是基督教的信条之一。我们也许不相信这个说法，但依然重视这个词。当我自问我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我只能回答说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我的“自我”、构成我“自我”的个性，而这一个性由我的思想、情感、经历和身体特质共同组合而成。我觉得大概有很多人不愿承认人的身体特质会影响到灵魂的构成，他们对这个说法敬谢不敏。而对我来说，这却是我最最能确定的一点。如果我不口吃，或者个子再高上个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和现在就会大有不同。我的下巴有些前突，我小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当下巴还具有可塑性的时候，这个毛病是可以通过戴金属环来矫正的。如果当时他们知道，我的脸型就会不同，他人对我的反应就会不同，于是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会不同。可要是一副牙具就能改变人的灵魂，那它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机缘凑巧让我们当初碰上了谁谁谁，或者我们当初没有在某个特定时间正好出现在某个特定地方，我们的生活就会截然不同；同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魂，也会是另一番模样。
因为不管灵魂是品行、感情、癖好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混合体，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精神体，我们可感知的它的终归是个人性格。我想大家大概都承认，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总会对性格产生影响。我就认识一些人，他们生活拮据、怀才不遇的时候善妒、无情、吝啬，但功成名就后，就变得仁慈、慷慨。银行里有点儿存款，略尝了尝出名的滋味，他们的灵魂就伟大了起来，这难道不奇怪吗？而与此相反，我也认识一些原本正直、可敬的人，得了病或是落魄时就变得满嘴谎言、诡诈狡猾、满腹牢骚、心肠歹毒。灵魂与个人身体特征、境况如此息息相关，我实在没法相信它能够独立存在。你看到死人，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看上去的确是死透了。
偶尔，有人会问我自己愿不愿意把这一辈子再过一遍。总的来说，我这一辈子过得挺不错，也许比大多数人的都要好，但我觉得没必要重过一遍。这就像重读一本已读过的侦探小说一样无聊。但假定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对此坚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重返人间再获新生的话，我以前倒是想过自己会挺乐意尝试一下，经历经历以前受条件和个人癖好（精神上以及肉体上的）制约没能享受过的事情，学习学习许多我以前没时间或是没机会学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会拒绝这种机会。我已经过足了瘾。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希望我的死能够迅速、安详，待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那有着各种抱负、各种弱点的灵魂就随之消散，不复存在，如果能确定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啦。我的心中牢记伊壁鸠鲁写给美诺寇[15]的话：“你要习惯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但死亡使人丧失感觉。因此，能正确认识到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生命有终也就变得是一种享受，并不是因为它给人生增加了无尽的时间，而是它拿走了我们对于永生不死的渴望。因为对于真正理解了‘不生’并不可怕的人来说，‘生’便也没有什么可怖的。”
我觉得，在今天，用上面这段话给这本书作结，很合适。
距我写上面这篇文章已经过去五年了。尽管此后我写出了我提到的四部小说中的三部（第四部我不写了），我还是没有修改前面的文字。我结束了在美国的长期逗留，回到了英国，重访了我本想作为故事背景的那个伦敦城区，和那些我本打算作为小说人物原型的人又重新有了往来，这时我才发现一切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伯蒙齐不再是我所认识的伯蒙齐了。战争毁掉了很多东西，死了很多人。但当初乌云般笼罩在我朋友们头上的失业恐慌已经散去，大家都有了工作，不再住到处生虫的出租屋，而是住进了干净整洁的市建公寓。他们家中都有一台收音机，一架钢琴，一周要去两趟电影院。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而成了小资产阶级。这些变化都是好的，但我察觉到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些。人们的精神状态变了。在以前艰难的日子里，虽然他们要忍受艰难困苦，饱受贫穷的折磨，他们却仍是快快乐乐、和善友好的，但可叹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充斥着妒忌、仇恨和恶毒，苦涩不堪。他们以前并不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而现在却对恨透了那些能够享有他们所不具有的优越条件的人。他们郁郁寡欢、心怀不满。一个我认识多年的一家之母（她是个清洁工）告诉我：“他们把贫民窟和垃圾清理干净了，也把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清理走了。”我走进的是一个让我感到陌生的世界。我相信从它身上仍然能够挖出足以写一部小说的素材，但我脑中原本勾画的那些情景已不复存在，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写的必要。
在过去的五年内，我也许比以前又多学到一点知识。我偶然遇上了一位著名生物学家，这使我多少了解了生物体原理的一些皮毛。这门学科既启发人又引人入胜。它解放了精神。科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期，我们的这个地球将无法再维持哪怕是最低等形式的生命，不过远在这种状态到来之前，人类就像以前许多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一样灭绝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进化都实在是白费功夫，而且导致人类产生的进化过程完全就是大自然做的荒唐事，荒唐得惊天动地————和基拉韦厄火山爆发或是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一样惊天动地，但不管怎样，说到底还是荒唐。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没法否认，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忧患加在一起远远大于所有安乐的总和。只有在短暂的几个时期，人才得以活得安稳，不必时刻担心有暴死的危险。而且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在蛮荒时代人的一生才是孤独、贫穷、恶劣、野蛮并且短暂的。古往今来，不少人从来世信仰中获得慰藉，抵消了自己在这悲惨世界短暂停留时经历的艰难困苦。这些人是幸运的。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信仰解决了理智认定不可解决的难题。有的人说艺术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并说服自己相信为了能目睹画家和诗人笔下光芒四射的作品，拿一般人类的悲惨命运来换，实在算不上是太高的代价。
我怀疑这样的观点。有些哲学家们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艺术效果，并由此推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它导致的正确行为，我认为他们才是对的。因为一种效果，除非有效，不然就是徒劳。如果艺术只是一种快感，不管这快感的精神境界多高，它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支撑着巨大拱顶的石柱柱头上的雕刻，它们优雅、多样，令人赏心悦目，但一点实际功能都没有。除非艺术能导致正确的行为，否则它就只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悲观主义在《传道书》已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堪称不朽，而从艺术中是寻求不到慰藉，缓解不了悲观主义情绪的。我认为，当人英勇地面对着世界的疯狂时，他那非凡的勇气中有一种美远胜于艺术之美。帕迪·菲纽肯[16]坠向死亡深渊时，给他的飞行中队发送了这条信息：“伙计们，就这样了，”从他这无畏的姿态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美；奥茨上校[17]在冰冷的夜里离开团队，为了不成为同伴们的负担，而选择独自走向死亡，在他的冷静决绝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美；海伦·瓦利亚诺[18]，这个既不很年轻，也不怎么漂亮，亦不十分聪明的女人承受了地狱般的严刑拷打，选择了死也不背叛自己的朋友，而且她为之牺牲的还并不是自己的祖国，从她的忠贞不屈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美。帕斯卡有一段名言：“L'homme n'est qu'un roseau，le plus foible de la nature；mais c'est un roseau pensant. Il ne faut pas que l'univers entier s'arme pour l'écraser：une vapeur，une goutte d'eau，suffit pour le tuer. Mais quand l'univers l'écraseroit，l'homme seroit encore plus noble que ce qui le tue，parce qu'il meurt；et l'avantage que l'univers a sur lui，l'univers n'en sait rien.Toute notre dignité consiste donc en la pensée.（法语：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知道比起自己，世界的优势在哪儿，而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我觉得现在的人有些贬低了“尊严”这个概念，而我认为把法语里这个词译作“高义”会好一些。有一种高义并不源于思想，它更为原始。不必有文化，不必有教养，它就扎根在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中。在它面前，上帝（如果真是他创造了人类）会羞愧地捂住自己的脸。尽管人一把软骨头，一身的罪孽，但在必要时刻，却能有如此壮丽情怀，也许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彻底绝望。
但这都是些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写，这里也不是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船哪一天会开，但我做好了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可以立刻上船。城市的景点我都没参观。我不想去看漂亮的新高速公路，我再也不可能在上面驾车驰骋；我也不想去看现代化设施齐全的新大剧院，我再不可能坐进其中。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若是人提出借给我一本书，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来不及读完它；再说，面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我才不会对这么一本书感兴趣呢。我在酒吧里或是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很快就要离他们而去，因此不打算与他们深交。我人在旅途。
* * *
[1] 即The Summing Up，1938年出版。
[2] 诺埃尔·科沃德（Sir Pierce 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以精练的社会风俗喜剧闻名。十二岁开始当演员，演出之余写轻松喜剧。1924年剧本《漩涡》（The Vortex）在伦敦上演，颇为成功。其后的经典喜剧有：《枯草热》（Hay Fever）、《私生活》（Private Lives）、《生活设计》（Design for Living）、《现在的笑》（Present Laughter）和《欢乐的心灵》（Blithe Spirit），作品表现了在世俗背景下的复杂性格。他还写作短篇故事、小说和许多歌曲，包括《疯狗和英国人》（Mad Dogs and Englishmen）。
[3] 罗马涅（Romagna）是意大利中北部一历史地区，该地区曾是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势力中心，后来受教皇统治，现为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一部分。
[4] 《曼陀罗花》（Mandragola）是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剧作，也是第一部意大利语喜剧。剧本描写迂腐的学者尼齐亚膝下无子，听信青年卡利马科的主意，要妻子卢克莱齐娅服用曼德拉草根，结果中了圈套，卡利马科乘机和卢克莱齐娅相好，享受幸福。作者歌颂人的智慧、爱情，提倡享乐主义，谴责私利毁灭人的活力，抨击教会的虚伪、堕落。
[5] 克姆河（the Cambahee River）发源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南部，向东南注入大西洋，流程约225公里。
[6] 卡丹（Geronimo Cardano，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万向接头的发明者。
[7] 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十九世纪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写有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抒情诗《五月五日》、悲剧《阿达尔齐》等。
[8] 科特兹（Hernán Cortez，1485——1574），西班牙殖民者，曾率军横扫墨西哥，征服阿兹特克人，大肆破坏当地文化。
达连（Darien）是巴拿马东部一地区。
[9] “济慈说的‘观星者’”（Keats's Watcher of the Skies）指的是济慈《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中的一句：“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its ken（然后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观星者/看到了一颗新星游进视线）”。
[10] 柏罗丁（Plotinus，204——270），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主要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新柏拉图派的创始人，提出“流溢说”，著有《九章集》。
[11] 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从“实体”即自然界处罚，提出“自因说”，认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著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
[12] 布拉德利（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0——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只是“现象”而非“实在”，只有“绝对经验”才是“实在”，主要著作有《逻辑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ogic）、《现象和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等。
[13]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ethematica），1924年移居美国，曾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等。
[14] 大我，原文为Atman，是印度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Atman” 是梵语中“呼吸”或“自我”的意思。大我指人本身的永恒核心。它在人死后继续存在，并且转移到一个新的生命里去，或者从生存的羁绊中获得解脱。这个词后来成为《奥义书》的哲学中心思想，认为“我”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正如“梵”是宇宙活动的基础一样。在印度哲学的不同流派中，数论派、瑜伽派和吠檀多派都特别重视“我”的概念，不过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则按照每派的一般世界观而有所不同。
[15] 美诺寇（Menoeceus）是伊壁鸠鲁的弟子，伊壁鸠鲁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致美诺寇的信》），信中讨论了道德伦理，对死亡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16] 帕迪·菲纽肯（Brendan Éamon FitzPatrick “Paddy” Finucane，1920——1942），二战时爱尔兰皇家空军飞行员。他是当时的王牌飞行员之一，共击落敌机32架，并且是皇家空军史上最年轻的中校。1942年7月15日，他带领中队执行任务时，驾驶的战斗机被击中。他一边镇定地同战友们交谈，一边驾驶飞机努力向法国海岸线飞去。他对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This is it，chaps（伙计们，就这样了），”应该是在飞机彻底失去控制时说的。他的飞机坠毁在距离法国勒图凯八英里的海面上。
[17] 奥茨上校（Captain Lawrence Oates，1880——1912），英国人，是一名南极探险家，他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另外三个同伴，让他们也命丧南极，便离开帐篷，走进暴风雪中，牺牲自我以保全同伴。离开时他只说了一句“I am just going outside and may be some time（我出去一下，大概时间会长些）”。
[18] 海伦·瓦利亚诺（Hélène Vagliano，1909——1944），希腊人。她在英国念完书后，随家人定居在戛纳。德军入侵法国后，海伦一家被迫滞留戛纳。海伦加入了法国地下组织，积极抗德。1944年因为叛徒出卖，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严刑拷打，却没有吐露关于组织的任何信息，最终被德国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