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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被派到俄罗斯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于是有了以下这些笔记。
俄罗斯。引起我对俄罗斯兴趣的理由与同时代人的大概差不多，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俄罗斯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不过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笔下的情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小说。他们让西欧最伟大的小说也显得矫揉造作。见识过他们创作的新颖，我便偏了心，不再看得起萨克雷、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道德观。就连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相比之下也显得刻板且有些冷漠。这些英国和法国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是我们所熟知的，而我以及我这一代人都厌倦了它。他们描写的社会是一个被整顿、束缚了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思想毫无新意，千人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放纵情感也只在允许的限度内。这种小说只适合中产阶级文明，它的读者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坚定不移地记住他们所读到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荒唐的九十年代刺激了有头脑的人，让他们无法再冷漠下去，使他们焦躁不安、心怀不满，但却没拿出什么东西满足他们。旧的偶像被打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纸糊的。九十年代的人大谈文学和艺术，但九十年代的作品却像玩具兔子，拧紧了发条，它们便会往前跳，然后咔哒一声，不再动弹。
现代诗人。我宁愿他们多一点情感，少几分聪明。他们浅吟低唱，却不是因为巨大的忧伤，而是良好教育带来的清醒、愉悦。
特务。他的个头连中等都不到，但长得虎背熊腰。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悄然无声，姿态很奇特，有点儿像只大猩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离身体有点距离。他给你一种他几乎是一只猿的感觉，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有使不完的劲儿，这让人感到不安。他粗短的脖子上长着方方的大脑袋，脸刮得很干净，小眼睛敏锐狡猾。那张脸扁平得奇怪，就好像五官被一拳打陷进去了似的。他的大鼻子肉乎乎的，很平，嘴巴也很大，一口黄牙倒是挺小。他一头浓密的浅色头发，梳得油光水亮，贴在头上。他从来不大笑，但常常轻笑，笑时眼中闪烁着幽默的光，残忍的幽默。他穿着美式成衣，很得体，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中产阶级移民，在中东某个繁华的城市做点小生意，小有成就。他英语说得很溜，但不准确。和他在一起呆久了，便不可能不欣赏他的决绝。与他坚毅的性格相对应的是他强壮的体魄。他冷酷、聪明、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让人感到恐惧。他想象力丰富，满脑子点子，这些点子全都狡诈而大胆。他所从事的工作错综复杂，而他则像个艺术家，视之为赏心乐事。当他向你介绍自己想出的一个计划，或是描述哪次成功的脱险，这时，他蓝色的眼睛发亮，满脸恶毒的快乐，容光焕发。他对人的生命有种英雄式的漠视，因此你会觉得为了某项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朋友或是儿子。他的勇气不容置疑，他的精神和头脑让他不仅能够面对危险（这不算是难事），也能忍受困苦和无聊。他生活俭朴，而且能够长时间不食不寝。他从不放松自己，也从未想过放松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尽管冷酷，但他的脾气很好，他能够杀掉一个人，却不表现出对那个人任何的憎恶。除去对好雪茄的极度喜爱，他的生命中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他极具组织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也同样要求他的下属。
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很奇怪，它充满了狂妄自大：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民族不同，并因此沾沾自喜；他们说起本国农民的无知时自鸣得意；他们大肆炫耀自己的神秘和复杂；他们重重复复地说自己用一副面孔看西方，换上另一副面孔看东方；他们为自己的缺点而骄傲（就像一个粗人对你说上帝就是这样造他的），洋洋得意地承认自己的确是愚蠢且无知，做计划时混乱不堪，行动起来优柔寡断。但是别的国家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复杂情感，他们却似乎没有。我曾试着分析这种特别情感在我心中是由什么组成的。对我来说，单单是地图上英国的形状就意义深刻，它让我脑中生出万千意象：多佛的白色悬崖和茶色海水，肯特郡宜人的蜿蜒小道和苏塞克斯郡的丘陵，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池，诗篇锦句，柯林斯[1]卓越的颂歌，马修·阿诺德的《博学的吉普赛人》，济慈的《夜莺》，莎士比亚的台词选段和一页页的英国历史，德雷克[2]和他的海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汤姆·琼斯[3]和约翰逊博士，我的朋友们，维多利亚火车站上的海报；还有隐约感受到的庄严、力量、传承；还有，天知道为什么，还有这样一幅画面：一条三桅船鼓满了风帆驶过英吉利海峡，火红的落日挂在天边————哦，气宇轩昂的航船，你撑起白帆，是要去往何方[4]。这样的感受和千百种其他感受汇集成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乐于牺牲，这种情感中兼有自豪、渴望和爱，但它是谦逊而不是自负的，并且不排斥一点幽默感。也许这样的情感过于精巧琐细，而俄罗斯实在是太大了，它的过去太缺乏骑士精神和浪漫传奇，它的个性太含糊，它的文学太贫乏，于是想象力无法将整个国家，它全部的历史和文化，都纳入一种情感之中。俄罗斯人会告诉你农民热爱他的村庄，而他的眼界也仅局限于此。读俄罗斯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代又一代，每个时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都是那么淡漠。偶尔他们爱国热情高涨，赶走了入侵者，这样的事件少得可怜，一旦出现则叫人惊讶不已。通常情况下，只要事不关己，他们对同胞的沦陷和苦难是漠不关心的。神圣俄罗斯帝国能长时间地、顺从地套上鞑靼人的枷锁可不是事出偶然。现在轴心国[5]可能会侵吞俄罗斯部分国土，这并没引起俄罗斯人什么愤慨，他们耸耸肩，一句话就打发了：“反正俄罗斯也够大的了。”
但我的工作让我和捷克人有密切接触，他们身上的爱国情操让我惊诧不已。他们全身心沉浸在这种强烈情感中，根本没给任何别的情感留下空间。我觉得这些人让我敬畏而不是欣赏，他们为国家事业牺牲一切，他们不是冷漠人群中的两三个狂热分子，而是成千上万个公民，他们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安宁，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以换取国家的独立。他们如同一家百货公司一般井井有条，如同一个普鲁士军团一样纪律严明，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爱国者也急于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坚决要求自己也有利可图。（唉，这在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常见了。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人们依然忙着找工作，搞阴谋诡计，以权谋私，互相嫉妒，这样的事实，有谁会提到？）但是捷克人完全没有私心。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根本不求回报。别人得到冒险刺激的机会时，他们欣然接受单调乏味的工作；别人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们甘愿居于卑微的职位。像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不同的党派和纲领，但这些全都服从于共同利益。在俄国成立的伟大的捷克人组织，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的人，从富有的银行家到穷苦的工匠，都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这难道不是个奇迹么？甚至战俘们（大家都知道那可怜巴巴的几个小铜板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何等宝贵）也能攒下钱来，捐出的款项总额高达上万卢布。
九十年代只吸引理智，那是潺潺流水，一切从水中流过的东西都得到了净化。但当今文学吸引的是情感，那是一口井，一潭死水渐渐变得肮脏恶臭。九十年代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像所罗门的窗台上绽放的绚丽兰花，但我们当代人却把喜怒哀乐放在污水盆里。也许激情似火、燃起宝石般炫目的火焰的确有点荒唐，但做一罐面包酱也委实是单调乏味。
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时还是个孩子，那是本由沃尔特·司各特出版的蓝封皮译本。那时离我自己开始动笔写作还早得很，我对那本书的记忆已经模糊。许多年后我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时我是从专业的角度看它的小说艺术，我认为这本小说有力、奇异，但有些生硬、枯燥。后来我读了法文译本的《父与子》，我对俄国的东西实在一无所知，没法欣赏它；那些奇怪的名字、独特的人物的确自有一番情趣，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它只是一本平常的小说，和同时代的法国小说相似，不管怎么说，就我看来，它没有什么太重大的意义。后来，当我发现自己的的确确对俄国有了兴趣时，我又读了屠格涅夫其他的小说，但它们都没能打动我。这些小说里的理想主义太无病呻吟了，不对我的口味，而且读翻译本也无法领会俄罗斯人所欣赏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之美，我觉得这些小说写得不成功。直到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了《罪与罚》的德文译本），我才得以感知一种新的情感，令人迷惘又扣人心弦。这些书里才真的有对我来说意义深刻的东西。我一本接一本贪婪地读着这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我最后读了契诃夫和高尔基。对高尔基我不以为然，他的创作题材的确奇且偏，但是论才华他似乎很平庸：他写最下层人民的生活，文风不矫揉造作，倒还可一读，但我很快就对彼得格勒的贫民窟没了兴趣。而当他开始深思或是进行哲学探讨时，我就发现他很浅薄。他的才华来自于他的出身，他是作为无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不像大部分的作家是作为资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但是，我发现契诃夫作品里的精神我十分喜欢。这才是个真正有个性的作家，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股狂野的力量，令人吃惊，给人灵感，叫人恐惧，又让人不解，契诃夫不是这样，你可以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只有从他身上才能了解到俄罗斯的秘密，换了其他人都不行。他的写作题材广博，有直接的生活阅历。有人认为他堪比莫泊桑，但这样说的人肯定两者的作品都没读过。莫泊桑是一个聪明的说书人，但最多只能算效果精彩（当然，这应该是评判作家作品的标准之一），和实际生活没什么关联。读他的名篇时你会觉得有意思，但它们太不自然，经不起仔细推敲。那些人物都是戏剧舞台上的形象，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像木偶而不像活人。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观，而他们的生活观乏味而庸俗。莫泊桑的本质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推销员，他的眼泪、他的笑声像是从哪家外省旅馆的商务室传来。他是郝麦先生[6]的儿子。但读契科夫，你似乎根本不是在读故事。这些作品中没什么明显的奇思妙想，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谁都能写，但实际上没有别人写这样的故事。作家有了一种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你便可体会这种情感，你就成了作家的合作者。用“生活的片段”如此陈腐的说法描述契诃夫的故事太不合适了，因为片段是割裂的一个小块，而读契诃夫的短篇时你绝不会有割裂之感：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的。
上面我对莫泊桑实在有些不公，他的《泰利埃公馆》就足以驳斥我的不公论断。
现在俄罗斯作家风靡一时，有些作家，仅仅是因为他们用俄语写作，就有些严肃的人来使劲儿夸大他们的优点，于是有的作家万众瞩目，比方说库普林[7]、柯罗连科[8]、索洛古勃[9]，其实他们本不值得人们这样重视。我觉得索洛古勃毫无价值，但是他把肉欲和神秘主义相结合，这肯定会吸引某个阶层的读者。话又说回来，我倒不像有些人那样，要摆出一副鄙视阿尔志跋绥夫[10]的架势。我认为《沙宁》这本书有些价值，它的优点是拥有俄罗斯小说中少见的阳光。我们习惯了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冰冷的毛毛雨中，但《沙宁》中不是这样：天空蔚蓝，夏日宜人的微风拂过白桦，哗哗作响。
每一个刚开始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惊讶于其贫瘠。对于十九世纪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连最满腔热情的评论家也只不过对它们的历史价值有些兴趣。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没了。研究者会提到不少名字，但他们并不看重这些人，门外汉们只要随便读一读别的作家的作品，就会明白不读这些作家也没多大损失。我试着想象，如果英国文学从拜伦、雪莱（用托马斯·摩尔代替雪莱也可以）和沃尔特·司各特开始，接下来是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最后以乔治·梅瑞狄斯收尾，那会怎么样？第一个影响就是人们会把这些作家看得更重。
正因为俄罗斯文学极其贫瘠，俄罗斯人才能对自己的文学琢磨得如此透彻。只要肯读书的俄罗斯人，就都读尽了俄罗斯文学，而且是频繁地读，读得烂熟于心，就如我们读钦定英译本《圣经》一般。因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组成是小说，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来，小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分量更重。
《钦差大臣》在俄罗斯享有盛誉。它本身就构成了俄罗斯古典戏剧的全部。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读它，就像我们读《哈姆雷特》一样；它一到节假日就会公演，就像《熙德》[11]节假日在法兰西戏剧院公演一样。对俄国人来说，这部微不足道的小戏就如同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康格里夫[12]和威彻利[13]，哥尔德斯密斯[14]和《造谣学校》[15]一般举足轻重。剧中的角色都已成为各种性格特征的代名词，现实中的人们可以对号入座，而且已经有上百句各类台词成为了格言成语。但其实它只不过是一部微不足道的闹剧，跟科策布[16]的《德国小市民》大致一样，也许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德国小市民》。《钦差大臣》这部戏的水平和《屈身求爱》差不多。戏剧情节很普通，对剧中人物的刻画只是滑稽的模仿，而不是角色创作。不管你多发自肺腑地想相信他们的真实性，你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些角色的不以为然。不过果戈理倒是有自知之明，没在剧里设置什么聪明或是体面人，所以没有破坏画面。他的剧中聚齐了一帮恶棍和笨蛋，说起来也达到了某种艺术完整，若是在这帮人中间安插个老实人或是能干人则会打破这种完整。康格里夫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睿智，他十分注意不要在自己笔下那群浪荡子中插入一个贤人。果戈理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看重这一部闹哄哄的小滑稽戏，这倒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那些通晓西欧文学的评论家居然也看重它。通常，那些向世界介绍俄罗斯的人自己多半对其他国家不甚了解，就因为某些特征不是英国特色，他们便赞颂为俄国特色，而不知道这些特征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在别的与俄罗斯自然条件相似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特色。想要对哪个异邦有一点了解，你不能只在自己国家和这个国家生活过，起码你还得在别的哪个国家待过。阿诺德·本涅特[17]就一直坚信，早餐不吃面包卷和咖啡是法国人独有的特色。
我没什么非凡的天才，但我有刚烈的性格，它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其他的不足。我有理智常识。大多数人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能把眼面前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最伟大的作家能看透砖墙，我的目光还没这么犀利。长期以来，人们都说我愤世嫉俗，我只是一直都说实话罢了。我就是我，我可不希望别人把我看成别的样子；而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虚饰伪装。
比起研究本国的人来，研究异邦的人没法指望认识太多的异邦人，而且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多少年也没法儿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虽没太多语言隔阂，也没法真正地互相了解。或许，只有当人们早年的生活以及教育背景相似时，才最能相交相知。塑造一个人的是他生命前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而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这道鸿沟不仅宽之又宽，还深不见底。单是语言差异就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大大地拉开了两者的距离。就算你语言掌握得很好，也好不到足以让人忘掉你是外国人的地步，他们与你相处永远不可能像他们自己之间那样。外国人想要最大程度地深入了解一个异族，就得靠阅读，而在这方面，读二流作家要比一流作家更有用。伟大的作家会创造，而稍次一点的作家则是临摹。关于俄罗斯人，契诃夫能告诉你的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多。然后，通过对比你认识的人和你读到的人，你的脑子中便能形成一个印象，就算这印象同事实仍有差距，不管怎么说，它也相对完整、合理，且贯通畅达。
关于学习一门语言，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学到我能流畅阅读、能应付日常对话的地步就足够了，再学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想要精通一门外语需付出巨大努力，得不偿失。
近些年文人们流行谈上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写万能的主，好平衡句子，或是让段落充满感情。这下萧伯纳和H·G·威尔斯[18]也来凑热闹，虽然只是踩着时间刚刚赶上，他们却加快了脚步，要走在这场运动的前面。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么活跃，那做某种思潮的领头人可是够困难的，如果他俩看上去都有些上气不接下气，那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希望哪个有思想的人能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的文人会重拾宗教信仰，甚至在战前就开始这样。而奇怪的是，他们并没能带动大众，教堂依旧乏人问津，更没能对那些更有才智、极有学问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总的来说，法律界、科学界和商界人士都对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这个思潮纯粹是文学上的。这当然与法国类似的思潮有关，在法国，这场运动植根于政治，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则为它奠定了基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无精打采，没有活力，因此自然倾向于信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反天主教，于是所有反对它的人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许多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法兰西的伟大等同起来。最终，那些不明智的人想要的承诺科学没有兑现，有些问题科学从没装作能给出答案，他们却对此不满，于是许多人就投入了教会的怀抱。
法国每出现一场文学运动，英国就会有人效仿。我国有不少文人以“独创性”著称，他们其实不过是做了孜孜不倦地阅读法国文学评论这件简单事。就像在法国，在英国也有许多人对科学不满。我们的大学依旧虔诚信教。它们不断向年轻人灌输“信仰上帝是高尚传统”这样的思想。不难理解为什么重拾宗教的主要是文人：首先，若是以前，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会受圣职，但现在做教职人员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职业，于是这些人便把全部或部分时间投入了写作；其次，作家不断地求变，他们这类人善变无常，而捍卫一种垂死的信仰不仅可以给提供他们别致、生动的新主题，而且正合他们热衷浪漫传奇的本意。我们都知道，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一直渴望浪漫传奇，这种热情持续升温，我们都在贝斯沃特大街上寻找着鲁里坦尼亚王国[19]。后来大战来了，随之而来的痛苦、恐惧和困惑让许多人选择了宗教。看到别人死去（他们并不怎么在乎这些人），他们便通过信仰全能的、大慈大悲的、无所不知的造物主来给自己以慰藉。我有一次在海上，认为自己身处危境、面临死亡，那时嘴边便不由自主地要冒出祈祷的话，这是儿时信仰的残存碎片，原本早已忘记。我凭着自己的意志，颇下了一番力气才抑制住了它们，得以冷静从容地面对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但幸好我还有敏锐的辨别力，认得出什么是无比荒唐的，这才摆脱了恐惧，没有投降。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20]里记下我为什么会舍弃了自己幼年时期的虔诚，但这种事难以精确描述，我也一直对最终的定稿不太满意。尽管我的思想方式很具象，不善于做抽象思考，但我挺热爱玄学，而看到哲学家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面对难以理解的东西时，我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乐。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有些赞成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很理智，不知如何否定、驳斥它们，但对于“宗教”一词的通常所指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而我并没有从那些著作中读到任何能够诱使我放弃这种怀疑的东西。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整合在一个概念中，我对这种人没什么耐心。而且就算我曾怀疑过自己的见解，这场大战也早已打消了这点疑虑。
只要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或是读俄罗斯小说，就一定会注意到强烈的罪恶感占了俄罗斯人生活的多大比重。俄罗斯人不仅会不停地告诉你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似乎是真心感觉自己有罪，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饱受痛苦煎熬。这一特点真实而奇怪，我试图找出个中缘由。在教堂里我们自然也会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但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有头脑，知道自己绝不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有缺点，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还没到要让自己捶胸顿足或是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挺正派的，机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在其中尽力而为。就算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我们也觉得上帝如此睿智，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邻居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对我们身上类似的毛病，他老人家也肯定犯不着追究。倒不是我们自满，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够谦逊的了，只是我们专心做手边的事，而不怎么记挂自己的灵魂。俄罗斯人则好像不一样。他们比我们更喜欢自省，有强烈的罪恶感，对忏悔的渴望更迫切。他们被这一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一小点过失，他们就会悲切哀悔，抽泣恸哭，然而换了我们这些没这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视自己为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他看到了一个暴躁、狂热的人，灵魂肯定在撒旦手里。然而冷静一点判断，德米特里不过是犯了些小错。他喜欢玩牌，酒总是喝得太多，喝醉了大吵大闹；他好色，还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草率、冲动，但他的弱点也就这么多了。凡尔蒙先生，还有被爱情变成“幸福的伪君子”前的乔治·黑尔爵士[21]，这两人根本就不会在乎德米特里的“罪过”，只会觉得好笑。实际上俄罗斯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不坚定；他们话太多；他们没什么自制力，所以虽然表达起自己的感情来总是无比热烈，实际上感情是否如此强烈可说不准；但总的说来他们心肠好，脾气也好；他们不怀恨不记仇，慷慨大方，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比起西班牙人和法国佬，他们也没那么沉迷于性事；他们友好；他们虽是火爆脾气，但火发起来快，熄下去也容易。如果他被罪恶感压着，这明显不是因为他没做或是做了什么事（实际上，他们多半是因前者而自责不已），而是由于生理上的癖好。参加过俄国酒会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都喝得很凄惨。他们一喝醉了就会哭。他们常常喝醉。整个民族都受着宿醉头痛之苦。如果禁饮伏特加，抹去了俄罗斯人的这种怪癖，大概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俄罗斯人的这种特征让西欧的感伤主义者们认为很值得深思。
最近流行通过文学培养人们的吃苦精神，对此，我只觉得可怕。我一点都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受苦受难的态度。我目睹过无数人受苦受难，自己也没少受苦难。当我还在学医的时候，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见过病痛对各类病人的影响。大战中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而且我还见过心灵上的折磨对人的影响。我从没见到过痛苦能加强人的性格修养。“痛苦能使人完美、使人高尚”，这纯属杜撰。痛苦对人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变得狭隘。他们变得以自己为中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周围环境，在他们眼中都变得无比重要，在外人眼里这不可理解。他们变得暴躁易怒、满腹牢骚，成天在鸡毛蒜皮的事上纠缠。我遭受过贫困的折磨，也曾情场失意、希望破灭、理想幻灭、怀才不遇、缺乏自由，这些折磨都让我痛苦不已，而我知道它们让我变得善妒、无情、暴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以及快乐则让我趋善向良、变得更好。健康的人发挥自己所有的机能，他自得其乐，也能为别人制造快乐；他精力充沛，能利用并完善自己的禀赋；他的智力不断成熟，让他产生复杂的思想，变得充实；他的想象力让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通过培养和教育，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他一天天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但苦难会压抑活力，它败坏道德而不是提高修养；它不能育人，而是毁人。苦难有时的确能教人学会忍耐，而忍耐的确陶冶情操。但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仅此而已。忍耐对那些想做大事的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在琐事中忍耐，也就同那琐事一样，不那么值得尊敬。如滑铁卢大桥，它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连通泰晤士河两岸的一条通道而已，是桥两端伸展开的伦敦城才让它变得重要。你不会钦佩一个有耐性慢慢收集邮票的人，这一品质的运用并不能改变集邮是一项不重要的消遣活动这一事实。
有人说受苦受难会让人顺从，而人们把顺从看做解决人生难题的方法。但顺从就是屈服于厄运的任性。顺从坦然地接受了残暴命运掷来的矢石，受尽折磨，还要说是些好东西。它亲吻惩戒自己的棍棒。顺从是被征服者的德性。勇士是绝不会顺从的，他会同生存环境做不懈地斗争，而且尽管明白自己与敌人并非势均力敌，他仍会义无反顾战斗下去。失败也许在所难免，但如果屈从了，就是双倍的失败。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却依然英勇，坚不可摧；而另一个人，吊在耻辱的十字架上，还恳请圣父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故意————对于有些人来说，普罗米修斯远比另一个家伙更鼓舞人心。对于英勇的人来说，顺从太接近于淡漠了。它有时会屈从于既不必也不该屈从的东西。它是奴隶们最后的尝试，好把自己的懦弱变成自我陶醉的理由。尽管人生的各种束缚牢不可破，一个人也照样应该斗志昂扬，充满反抗精神：尽管他饥饿寒冷，贫病交加，没有朋友；尽管他知道前面全是上坡路，艰难困苦，而且长夜漫漫没有黎明，也请允许他否认寒冷饥饿、疾病贫困是好事；尽管他已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再继续这场无望的战斗，也请允许他保守住心中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正是这点火花让他可以说痛苦坏透了。
俄罗斯人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易受传统的奴役。俄罗斯人绝不会仅仅因为别人觉得他应该做某件事就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平静地忍受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他们的确是平静地忍受，因为整个民族都长期容忍他们也认为无法容忍的暴政，这实在是不可理喻），是因为尽管政治上受着压迫，个人的生活仍是自由的。俄罗斯人比英国人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大得多。没有什么规矩约束他。他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他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用顾及社会习俗（艺人会泰然自若地戴圆顶硬礼帽、硬领子，律师则会漫不经心地戴顶墨西哥阔边帽）。他的习惯在他身上显得那么自然，别人就也觉得它们的确自然；尽管他常常喜欢夸夸其谈，但他从不试图掩饰自我，表现出另一个面目来，他不过稍微有一点吹牛而已；他虽不支持某个立场，却也不会对它感到震惊；他什么都能接受，对待其他人思想和行为上的怪癖他也无比宽容。
俄罗斯人很有些受虐狂倾向。扎赫尔·马索赫[22]自己就是个斯拉夫人，他写了一本短篇故事集，在别的方面没什么出彩的，就是让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疾病。据他妻子回忆，他本人的状态就同他自己笔下描写的病症一样。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男人在性的问题上渴望受到深爱的女人对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例如扎赫尔·马索赫自己就坚持要求妻子和一个情人去旅行，而他自己则装扮成男仆，一边天天低三下四地为这一对服务，一边妒忌不已，饱受折磨。在扎赫尔·马索赫的小说中，女人都被描绘得高大强壮、精力充沛、无耻且残忍。她们使唤男人，对他们百般侮辱。俄国小说里就充斥着这样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主人公都是那种飞扬跋扈的类型，爱她们的男人对温柔、甜美、文雅和妩媚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倒是从自己所受的侮辱中获得不少怪异的快乐。他们想要自己卑微下贱。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都聪明、机警、活跃、积极进取，而男人们却意志薄弱，只会幻想，不会行动。这是俄罗斯小说的一个特征，我想这反映了俄罗斯人一种植根于本性的性格特点。在与俄罗斯人相处时，没人不会注意到俄罗斯女人待男人有多么粗暴。她们似乎能从当众羞辱男人中获得快感。她们好争吵、说起话来蛮不讲理。有些话，英国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说，而俄罗斯男人却能忍受。你会看到哪句嘲讽让他们红了脸，但他们绝没有一点要反击的意思。他们柔弱被动，动不动就会哭。
俄罗斯人珍视自我羞辱，因为这来得容易。他能接受侮辱，因为被侮辱能给他以异常的快感。
俄罗斯小说中人物类型真是少得可怜，叫人吃惊。相同的人物换上不同的名字，反复出现，不仅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是这样，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亦是如此。阿廖沙[23]和斯塔夫罗金[24]便是两个突出的典型，他们似乎萦绕在俄罗斯作家的想象中。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俩代表了俄罗斯人性格的两个方面，每个俄罗斯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或多或少有这两个人的印记。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身上有两个互不相容的自我共存，才使得俄罗斯人如此之混乱、矛盾。
是幽默使人类得以彰显无穷无尽的性格类别。俄罗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有限，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人特别缺乏幽默感造成的。在俄罗斯小说中，你找不到风趣诙谐、巧舌如簧，读不到揶揄打趣、挖苦讥讽，也享受不到警句妙语的智慧，俏皮话的轻松愉快。俄罗斯小说里的反讽粗劣且浅显。当俄罗斯人笑时，他是嘲笑别人，而不是和别人一起开怀大笑，因此能让他们幽上一默的只有歇斯底里女人的癔病、乡巴佬的奇装异服、醉汉的滑稽行为。你不可能和他一起笑，因为他的笑有些粗鲁，不厚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就不怎么高明，和泡在酒吧里鬼混的家伙的幽默感差不多，做的是类似把水壶拴到狗尾巴上这样的勾当。
我想不出任何一本俄罗斯小说里有哪个人物进过美术馆。
俄罗斯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似乎很简单：“爱”中藏着宇宙的秘密。其对立面俄罗斯人认为是“意志”，一种敌对而有害的力量。俄罗斯小说家不知厌倦、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意志会给受其奴役的人带来多大的灾难。他们就像女人对唐璜着迷一样地对它着迷，不过仔细思量，想到它的穷凶极恶，他们便毛骨悚然。然而他们却又怜悯它、追逐它，就像《天堂猎犬》[25]里的基督追逐仓皇逃离的灵魂一样。他们不认为它目标单一，而相信它自我分裂，内部存在对抗，确信意志的深处仍存在一点爱的火星，正是这星星之火燃烧吞噬着意志自己的心脏。若是它投降，哀求着要投入他们敞开的胸怀，他们就会欢欣鼓舞，像天使们一样唱起赞歌；而若是它最终拒绝投入他们张开的怀抱，他们就会像称职的基督徒一样，将它驱逐到黑暗的世界，对它怒目切齿。
但俄罗斯人将“意志”和“爱”这样对立，不过是把一种凭空想象的浪漫幻影置于另一种凭空想象的浪漫幻影面前。它们都只是表象，而我们若以为它们不止如此，那也许只是因为它们给我们以无比真实的感觉。但它们自始至终都只是感觉。爱，只要是积极活跃的，便也带有意志所具备的性质，因而不能作为它的对立面，不能成为解释存在之谜的相反答案。但契合俄罗斯人的性情、吸引俄罗斯人的却是它消极的那一面，它的克己、它的谦卑，俄罗斯人正是从这其中找到了答案，可以解开那些让他们困扰不已的谜团。这明显与理智没什么关系，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臣服，他们说爱中藏着宇宙的秘密时，就是承认自己放弃了探索宇宙的秘密。俄国人如此专注于人类命运和世界意义的问题，却对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一点都不在行，这真是奇怪。偌大的一个国家，不说一流的，连个二流的哲学家都培养不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严密思考的能力，想不准也想不深。在思想问题上，他们都有空想症，沉溺于空想，怠惰懒散。为什么俄罗斯人的这一信息会风靡欧洲，探讨一下应该很有趣。爱的至高无上在欧洲被好好地宣传了一番，好评如潮。各类作家被它吸引，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影响了他们的观念。它来得正是时候，世界已经对科学失望了。法国曾是许多西方思想运动的发源地，现在它也自惭形秽，疲惫厌烦。自然主义学派如今枯燥而机械，叔本华和尼采也没了原先的新鲜感。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对玄学问题感兴趣，却既没有那个修养、也没那个耐心去研究玄学著作。神秘主义大行其道，有人告诉他们“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疑问，他们便开开心心地接受了。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因为“爱”这个词词义丰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最美好的经历给它一个定义。以前让他们困惑不已的东西，通过这种熟悉的情感似乎都清晰起来了，一想到这，他们便又生出一种情感，并很乐意把它视作一种解释。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指鹿为马。对一些人来说，这一见解同他们一直未放弃过的信仰是一致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曾从理智上抛开了某种信仰，但情感上还没有放弃，现在它便又重树了这种信仰。我们也不应该忘掉，“爱”是花言巧语的家伙们钟爱的主题。
我读了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作者是X。这书读上去像是哪个牧师的老处女女儿在更年期写的。没有理由不能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保持冷静。读一本小说没必要狂喜、热诚到像领圣餐的修女那样。总对某人赞不绝口不仅会让别人厌烦，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我认为，若是仰慕一个人，就应该理智地评价他，比起像醉汉沉迷于酒一样盲目崇拜他，这是一种更好的恭维。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能蛊惑自己读者的思想，他就会很乐意让别人去赢取他们的心。在已逝的这些人中，阿鲁埃·德·伏尔泰先生的地位肯定比穆迪甚至桑基先生[26]更显赫。
我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技巧。我觉得，尽管他的读者并未觉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对读者有如此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独特的写作手法。听人们的口气，似乎大家觉得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有些写作策略他用得极有技巧。有一个策略他最喜欢，也始终在用，那便是让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对某种荒唐到让人费解的行为进行讨论。他技艺娴熟地引导你一步一步弄懂其中的玄妙，就像加博里奥[27]揭露案件真相一样。这些长长的对话引人入胜，令人兴奋，而且他还有一种巧妙的技巧让人益发兴奋：他的人物个个激动不安，状态与说出来的话极不相称；他描写他们激动地直哆嗦，脸色要么发青，要么就是惨白得吓人，惊恐万状，这样一来，最平常的词句有了莫名的深意。目睹了如此极端的反应，没多会儿读者自己便也绷紧了神经，一有什么事发生便会大吃一惊，而若是平常见到这种事儿他们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出乎意料的人走进来，宣布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小说家太优秀了，安排起巧合来绝不犹豫，而他的人物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这样的写作手段是欧仁·苏[28]的写作手段。我这可不是要谴责什么，只要你有才华，所有的写作方法都是好的。拉辛就能在亚历山大诗格[29]的禁锢下尽情展现人类的各种激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通俗闹剧的元素也能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佳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难以模仿的大师，有些活宝作家自己想要成为英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最多不过是成为欧仁·苏的影子。
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机械地使用这种写作技法，这个时候，他的人物就会很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一个场景虽以晴空霹雳结束，那动静其实也不过是球滚过铁皮折腾出来的。此时，他的人物扭曲变形，像是波伦亚画派[30]笔下毫无生气的人物画，都只是摆出些毫无疑义的姿势罢了。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塑造相当粗枝大叶。他的人物都是一个类型的。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最伟大的作家们至少都暗示了这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却永远一成不变，他们就像十七世纪流行的“角色”设置一样：铁血男儿就永远坚定如钢，轻浮女子就永远水性杨花，高尚之人就永远圣洁崇高————他们只是情感、品质或是弱点的化身，很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整个西欧世界天真地相信他们就是俄罗斯人，然而我所遇见过的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铁血男儿也会有他的弱点，轻浮女子也会有一颗善良的心，高尚之人也会有他的不是。读者能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最大乐趣，是看一个人既英勇豪迈又卑贱可怜，看人性矛盾无穷，丰富混乱，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你得不到这种乐趣。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塑造过于连·索雷尔[31]那样纠结复杂的人物。
我们都听说过，哲学上“绝对”这个概念深不可测，它涵盖了所有的痛苦和快乐，包括了所有的变化，蕴含了时间和空间，而人是如此之复杂，做“绝对”的象征正合适。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像是道德剧中的角色。你觉得他们复杂是因为你没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稍稍有些“交情”后，你便发现他们实际上简单得过分，他们的一言一行真的从来都是按标准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让我想起艾尔·格列柯[32]。而如果说两个艺术家中，艾尔·格列柯似乎显得更伟大的话，可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合适：他们两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天才，可格列柯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更有利于他全面发展这种才华。他们都有化无形为有形的本领，两人都激情澎湃，感情总是大起大落。他们都让人觉得他们窥探过灵魂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在不一样的地方走过，那里的人呼吸的不是你我呼吸的空气。两人除了五官都还有其他的感官，凭着它识破了什么天机，非常希望将之公诸于世，但只能以五官感受来描绘表达，因此徒劳无功，两人便都因此无比苦恼，饱受折磨。他们都在努力地回想一个梦，记起这个梦对两人来说都无比重要，可这梦却总徘徊在意识的边缘，叫他们抓不着，让他们无比痛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巨大的画布上也画满了夸张的人物，他们也摆出奇怪但优美的姿势来表现自己，那些姿势里似乎饱含深意，可你却总是参不透。两人都通过人物姿态表达深意，这是一门艺术，而他俩都是这一艺术的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对这门艺术有些了解，他声称这是肖像画家最了不得的禀赋。
《复活》这本书能出名全仗了作者的名气。书中的道德说教掩盖了它的艺术性，与其说它是部小说，不如说它是本宣传册。狱中的几场戏、对罪犯流放西伯利亚一路行来的描写，总让人觉得是托尔斯泰特地死记硬背、硬着头皮写的，真是可惜。但托尔斯泰才华横溢，即使在这里也没被埋没。自然风景的描写处理得极出色，既写实又充满诗意，让人赏心悦目，他让我们领略了乡村夜晚的幽香、正午的炎热，还有黎明时分的神秘，俄罗斯文学中能有如此笔力的再无第二人。托尔斯泰的人物塑造能力非凡，也许聂赫留朵夫这个角色的塑造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通过聂赫留朵夫这个耽于声色、神秘、无能、多情、糊涂、胆小又固执的人，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典型，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从聂赫留朵夫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若是纯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中最出彩的莫过于那许多形形色色的次要人物了，有些人只在一页上出现过一次，但托尔斯泰常常只用三四句话就能把他们描绘得性格鲜明、特立独行，任何一个作家读了都会啧啧称奇。莎士比亚戏剧中小人物大多根本没有什么个性：他们只是些名字，有几句台词要念而已，而演员们多半在这种事上直觉很准，他们会告诉你想要把这些木偶演出性格得花多大的力气。可托尔斯泰却赋予每一个人物以独特的生命和性格，于是，只要书评家够能干，哪怕是描写得最粗略的人物，他也能估摸得出这个角色的过去，揣测出他的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读屠格涅夫。我觉得，像他这样才华如此有限，却能获得如此声誉的作家，大概是找不出第二个了。世人多高估俄罗斯文学，有些作家出名正是沾了这一点的光，而屠格涅夫最是如此。他与奥克塔夫·弗耶[33]或是谢尔比列[34]的写作理念和风格一致，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有柔情有涵养，知足常乐。因为他的身材和出身，他在巴黎的文学圈中颇引人注目，若能知道这个圈子里的人到底是怎么看他的，应该会很有意思。他认识福楼拜和莫泊桑、龚古尔兄弟、于斯曼[35]以及玛蒂尔德公主[36]沙龙中的那些常客。他的书读起来让人心安：你绝不会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立即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你会一页一页地顺着看下去，看到最后一页后也不会后悔看了这本书。读他的书就像行驶在河面上，整个过程平静、平稳，一路既没有惊险也没有激情。有人说他的作品中涉及了某些主题，由于俄罗斯政治凶险，他不敢明讲，便在作品中暗示（不过他是在巴黎写作，和莫斯科离得远，很安全，所以他其实完全可以同大胆的赫尔岑[37]或巴枯宁[38]一样，没必要畏畏缩缩），似乎只要他一说到某个主人公在种地，俄罗斯的读者们就会兴奋不已，认为这暗示了革命运动，当然这和他的书到底有没有价值毫不相干，一本糟糕的书不会因为政治局势问题变成一本好书。这就好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就算创作它们是为了挣钱糊口、养活妻儿，也无法让它们成为艺术品。屠格涅夫的优点主要在于他热爱自然，他们那一代的人描写自然都像列清单，一笔一笔地记下各种声音、气味和景色，而不会提及自然让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屠格涅夫也是这样写自然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责备他，再说他的描写还是相当优美怡人的。他还写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一个贵族家庭的乡村生活，他的描写也很有韵味，读起来很叫人喜欢。而时过境迁，现在再读起来，还添了一分风趣的优雅，增了几成历史价值。他的人物塑造都很程式化，而且人物类型也很少。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年轻女孩，每一个都严肃、端庄、充满活力；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索然无味的母亲，一个夸夸其谈、懦弱无能的男主人公，次要人物都写得含糊、苍白。在他所有的书中，唯一一个在你合上书本后，还依旧拥有自己的生命的人物，是一个叫乌瓦·伊凡诺维奇·斯塔霍夫的大胖子，他出现在一本叫《前夜》的小说中。他笨重乏味，总是打着响指，说起话来含混得过分。但最能叫屠格涅夫的读者们惊讶不已的，肯定是他的故事居然都那样琐碎。《贵族之家》写的是一个不幸福的已婚男人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听说自己的妻子死了，就向女孩求了婚。但他的妻子突然出现，这对情人又分开了。《前夜》写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保加利亚人。他生了病，他们结了婚，他的病发展成肺结核，然后他死了。这两种情况，如果前一个中的男主人公采取了最基本的措施，先写了封信给他的律师，确认一下他妻子是否的确死了，而后一个中的男主人公去取护照时穿了件厚大衣，故事也就都不会发生了。屠格涅夫和安东尼·特罗洛普[39]，将他们俩做个比较，你会很受启发：除了写作风格之外，每一点上都是那个英国作家占优势。他更通人情世故，变化更多，更幽默，视野更广，塑造的人物更形形色色。特罗洛普笔下普劳迪主教跪在死去的妻子床边，祈求上帝让自己不要为此欣慰感激，这一幕是如此震撼，它将永远印刻在人的记忆中，但屠格涅夫就从未写出过这样的场景。
这上面的判断可真够差劲的。屠格涅夫的确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被激情所吞噬，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广博、慈悲，但是他有其他的品质，他有魅力、风度和柔情。他优雅而与众不同（这可都是绝佳的特质），理智，并且对乡村很有感情。即便是读译作，你也能看出他的文笔是多么漂亮。他从不走极端，从不虚伪，从不乏味。他既不是说教者，也不是预言家，他满足于做一个小说家，纯粹而简单。下一代人的定论很可能将他看做三个人中最伟大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墓地外围着整齐的铁栏杆，地上平整地铺着沙砾。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巨大圆盒子，前面是一块玻璃盖，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环，花环是由人造花朵编成的，古板的白玫瑰和铃兰，比真花大得多，上面系着个大蝴蝶结，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绸带，上面印着金字。我希望这墓地无人问津，盖满了落叶，就像它周围的那些墓一样。它这样整洁，显得庸俗，真叫人难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身雕像放置在花岗岩石碑前，那石碑根本没什么形状，上面刻了些毫无意义的徽章，而且它看上去就要垮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他长着一对大招风耳，耳垂很厚实，一看就是感官主义者的耳朵。他的嘴巴也很性感，凶巴巴地板着个脸，却又像是一个噘着嘴的伤心孩子。他的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他留着络腮胡和八字胡，都很长，脏兮兮、乱蓬蓬的；长头发稀疏；额头和脸颊上各有一大颗痣。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境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
涅瓦大街[40]。邦德大道[41]狭窄而弯曲，就像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它让人时时想起这座贵妇人前来度社交季节的城市，就是在邦德大道，最后一位克利夫兰女公爵掴了她仆人一耳光。和平大街[42]有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耀眼华贵，它宽阔大气，庄严凛然，却又欢快轻松，似乎科拉·珀尔[43]和奥尔唐斯·施奈德[44]的影子依然对着所收集的宝石笑得那么灿烂。第五大道也很欢快轻松，但它的那种欢快与和平大街不同，它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它青春气盛，有着年轻人那种缺乏想象力却灿烂辉煌的光彩。尽管每一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特点，也只可能和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契合，但这些伟大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彬彬有礼，欣欣向荣，正合适代表一个站住了脚跟、充满自信的社会。但它们都没有涅瓦大街那样有个性。涅瓦大街昏暗肮脏、邋遢破烂、破败不堪。它很宽也很直。街道两旁的房子低矮、单调、油漆脏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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