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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童话中[1]有个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外出历险以求学会恐惧。我们让那历险记自身按其进程发展，而不去关注“在一路上他是怎样地遇上各种可怕的事情的”。相反我要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的一个历险过程：去学会恐惧，这样他就既不会因为“从来没有恐惧过”也不会因为“沉陷在恐惧之中”而迷失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怎样正确地恐惧，那么他就学会了“那至高的”。
如果一个人是动物或者天使，那么他就无法恐惧。而既然他是一种综合，那么他就能够恐惧；并且恐惧得越深，这人就越伟大；然而这里所说却不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人们在通常所认为的恐惧，对于“那外在的”、对于那在“这个人”之外的东西的恐惧；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生产出“恐惧”。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解读关于基督，他恐惧一直到死亡[2]，以及当他对犹大这样说的时候：你马上要做你所要做的事情[3]。甚至路德自己在布道时所恐惧的那可怕言辞————“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背弃了我？”[4]甚至这言辞都不算怎么强烈地表达出那痛苦；因为在上面所提的两者中，后者被用于标示一种状态————基督所处的那状态，而前者则标示了对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状态的关系。
“恐惧”是“自由”的可能性，只有这恐惧才是通过“信仰”绝对地起着教育作用的，因为它消蚀所有“有限性”，揭露它们的所有欺骗。没有什么审讯者能够像恐惧那样地准备好了如此可怕的折磨器具；没有什么谍探能够像恐惧那样地深知怎样去如此诡诈地在嫌疑人最弱的那一瞬间之中打击这嫌疑人，或者说，深知怎样去如此诡诈地设置捕获他的陷阱；没有任何敏锐的审判者能够象像恐惧那样地懂得怎样去审讯，————是的，去使得被告惊慌失措，————不管是在消遣之中、在喧嚣之中、在工作中、在白天还是在黑夜，恐惧绝不让被告得以逃脱。
如果一个人通过恐惧而受到教育，那么他就是通过“可能性”而受到教育；并且只有在一个人通过“可能性”而受到教育时，他才是依据于其无限性而受到教育。因此，“可能性”是所有范畴中最沉重的。当然我们常常听见反过来的说法，说“可能”是如此轻易而“现实”是如此沉重。但是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听见这种说法的呢？是从一些可悲的人那里，这些人从来就不曾知道什么是“可能性”，并且，在现实性向他们显示出他们做不了事情并且还将做不了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谎言一样地唤醒一种“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是那么美丽、那么迷人，而在这一“可能性”的根本上却至多只是一小点青春的胡闹，这种胡闹其实是一个人应当感到羞愧的东西。因此，这“可能性”（人们谈论它说“它是如此轻易”）通常被理解为幸福、幸运等的可能性。但是这完全不是“可能性”，这是一种谎言般的杜撰；人性上的堕落只是为了有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上帝对世界的管理、为了有机会去变得自大，才将它精心打扮出来。不，在可能性之中一切是同样地可能，而如果一个人真正是通过“可能性”而得到教养，那么他就像领会“那微笑的”一样地很好地领会了“那可怕的”。如果一个这样的人在这时走出“可能性”的学校并且比小孩子知道其ABC更好地知道：向生活他绝对没有什么可要求的并且“那可怕的”、“迷失”、“毁灭”都门对门地与每一个人相邻而居；并且如果他彻底地懂得了：让他感到恐惧的每一种恐惧将在下一个瞬间发生在他身上；那么，他将为“现实”给出另一种说明，他将赞美“现实”，并且，虽然这“现实”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将记住，比起“可能性”之沉重，这“现实性”还是远远地要轻易得多。“可能性”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因为“有限性”以及各种有限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中一个“个体”被赋予其所在的位置），这些关系在这时可以是卑微而日常的或者世界历史性的，所有这些有限的东西都只能够有限地进行教育，并且人们总是能够说服它们、总是从它们之中得出一小点“其他”来、总是讨价还价、总是马马虎虎地从那之中逃避出来、总是稍稍地保持处于局外状态、总是阻碍人从中绝对地学到些什么，————而如果人们是想在绝对的意义上从中学到一些什么，那么，“个体”就必须重新在自己身上具备“可能性”并且自己去得出他所将去学的东西，虽然这东西在下一个瞬间绝不承认自己是由他得出的并且绝对地剥夺走他的权力。
但是如果一个“个体”想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借助于“可能性”而绝对并且无限地得到教育，他就必须诚实地面对“可能性”并且具备“信仰”。在这里我将“信仰”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黑格尔在某个地方以他的方式正确地将之称作“内在的确定性”————它预期“无限性”[5]。如果“可能性”的发现结果得到了应有的安排，那么“可能性”将发现所有“有限性”但却在“无限性”的形态之中使之理想化，并且在“恐惧”之中压倒这“个体”————直到他在“信仰”的预期之中重新战胜它们[6]。
也许很多人觉得我这里所说的东西是一种晦涩而糟糕的言辞，因为这些人为自己“从来没有恐惧过”而感到骄傲。对此我想回答说，一个人确实不应当为各种人、为各种“有限性”而感到恐惧，但只有当一个人彻底经受了“可能性”的恐惧之后，只有在这时，他才修炼成了不感到恐惧，并不是因为他逃避生命的各种恐怖，而是因为与“可能性”的恐怖相比，生命中的这些恐怖就总会变得微不足道了。相反，如果那说话的人认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那么我将很高兴地把他接受我的说明之中：这是因为他是非常地“无精神”[7]。
个体应当借助于可能性而得以修炼，如果一个个体欺骗这可能性，那么他永远也无法达到“信仰”，这样，他的信仰成为一种“有限性”的睿智，正如他的学校是“有限性”的学校。但是，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可能性”；因为，否则的话每一个人，只要把头探出窗户，就必定能够看见足够多的东西来让可能性在之中开始其演练。我们有一幅考多维克基的版画描绘“加来斯的自首”[8]，以四个不同气质的人观察[9]，画家的任务是让不同的印象在不同气质的表达之中反映出来。最日常的生活无疑有着足够的事件，但问题是在于那对自己诚实的个体人格中所具的可能性。人们讲述关于一个印度的隐士两年中以饮露水为生；他有一次进城品尝了葡萄酒，于是就深陷在酒饮之中不能自拔[10]。正如每一个类似的故事，人们能够以许多方式去理解这个故事：人们能够使之喜剧化，人们能够使之悲剧化；但是对于那通过“可能性”而得以修炼的个体人格，他只需这样一个故事就已足够。在同一瞬间他已经绝对地同一于那个不幸者；他在“有限性”之中看不见任何可供他逃避的后路。这时，“可能性”的恐惧在他身上找到猎物，直到它可以安全地将他交付到“信仰”手中；他无法在别的地方找到其安宁，因为每一个别的歇脚点都只是清谈，虽然这在人们眼中是睿智。看，因此“可能性”这样看来是绝对地教化的。在“现实”中从来没有什么人变得如此地不幸，一般说来，一个人总还保存了一小点剩余，并且常识说得不错：如果一个人是见机行事的，那么他就知道怎样去找门路。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经受了“可能性”的“不幸”课程，那么他失去了一切，————没有人曾在“现实”中这样地失去过一切。而如果他不去欺骗“可能性”（这“可能”将教他去学）、不去以花言巧语哄骗“恐惧”（这“恐惧”将拯救他），那么他也就又重新得到“一切”[11]，这“一切”是没有人在“现实”中能够得到的，哪怕另一个人在“现实”中得到了十倍于“一切”的东西，也无法得到这“一切”；因为“可能性”的信徒得到“无限性”，而另一个人的灵魂则已经在“有限性”中气绝了。在“现实”之中没有人会沉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无法沉陷得更深、以至于无法有一个人或者许多人能够沉陷得更深。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可能”中沉陷，他的目光晕眩、他的眼神迷惘，这样他抓不住张三李四们递给沉陷者作为救命稻草的衡量尺度；他的耳朵被封闭，这样他就听不见在他的时代里“人”的集市标价是多少、听不见别人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地有用。他绝对地沉陷，但这时，他重新从深渊的底部回升出来，比摆脱“生活中的任何麻烦和可怕的东西”更容易。只是我并不否认，如果一个人通过“可能性”来修炼，那么他就面临了，不是像那些通过“有限性”来修炼的人们那样面临“进入坏人圈子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放荡的生活”的危险，而是面临了一种沉沦毁灭的危险，也就是自杀。如果他在他开始了修炼时候误解“恐惧”，那么“恐惧”就不是带领他走向“信仰”，而是带领他离开“信仰”，这时他就迷失了。相反，如果一个人得到修炼，他待在“恐惧”那里，他不让它无数的赝品伪造来欺骗自己，他准确无误地记得“那过去的”；那么在最后，“恐惧”的各种袭击来临，虽然可怕，但却不会可怕得使他要逃避它们。“恐惧”对于他成为一个服役的精灵，它违背它的意愿而将他领到他想要去的地方[12]。当它在这时报到它出场、当它狡猾地作出一种好像它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恐怖手段————仿佛它在这时要比任何时候远远地更可怕，这时，他并不退缩，更不试图借助于喧嚣和紊乱来防范它，而是向它表示欢迎，他兴高采烈地向它问候，如同苏格拉底兴高采烈地摇动他的毒酒杯[13]，他关上门与它独处，就像一个病人在令人疼痛的手术要开始的时候对手术医师说：现在我已经就绪。这时，“恐惧”进入他的灵魂并搜查一切，并且使得“那有限的和狭隘的”感到恐惧而离开他；这时，它就把他领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当某种异乎寻常的事件进入生活时，当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英雄把诸多英雄召集到身边并且完成各种丰功伟绩时，当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刻出现并且一切都获得重大意义时，————这时，人们都希望加入；因为这让人得到教育。可能是这样吧。但是，现在我们有着远远比这更容易的方式来得到远远更深刻的教育。让我们设想一个“可能性”的门徒，让他处在日德兰[14]灌木丛生的荒野中————在那里什么事件都没有或者说在那里最大的事件是一只黑松鸡哗啦啦地飞起，但是他体验了一切，比起那在世界历史的剧场里被欢呼的人（如果这个人没有通过“可能性”而得到教育的话）所经历的，他对这一切的经历要更完美、更准确、更彻底。
在个体通过“恐惧”得到教育而走向“信仰”的时候，“恐惧”则恰恰要去消灭它自己所导致出的东西。“恐惧”发现“命运”，但是在“个体”想要去信托“命运”的时候，“恐惧”就反过来拿走“命运”；因为“命运”如同“恐惧”，而“恐惧”如同“可能”，是一封巫术变幻符简[15]。相对“命运”，如果个体人格在自己这里没有进行改造，那么他就总是会保留一种辩证的、任何“有限性”都无法肃清的残余，正如一个期待抽奖的人，如果他不是通过其自身而是通过“他持续不断地在这抽奖赌博中输掉”这一事实而失去信心，那么他就不会失去对于抽奖的信心。甚至相对于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一旦个体人格想要从什么事物中逃避或者想要在什么事物中碰运气，那么“恐惧”马上就迅速降临。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微不足道”，并且在外面从“有限性”的角度看，个体也无法从相关问题中学到些什么；但是这“恐惧”毫不犹豫，它马上把“无限性”的、“范畴”的胜利置于其中，而这是个体人格所无法以更大的牌面来压倒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人格不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去畏惧“命运”、不可能去畏惧命运的变幻莫测和挫败；因为他心中的“恐惧”本身已经造就了“命运”，并且绝对地从他那里剥夺去了一切“命运能够从他那里剥夺的东西”。苏格拉底在《克拉底鲁篇》中说，“被自己欺骗”是可怕的，因为人总是有“欺骗者”住在自己这里[16]；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欺骗者住在自己这里”是一种幸福，这欺骗者虔诚地进行着欺骗并且不断地————在“有限性”开始把事情搞糟之前————使孩子断奶。甚至，如果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个体人格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可能性”之中得到教育，那么对于每一个身具一种深刻的根本并且有要去学习“那善的”的欲望的人来说，这时代还是有着一种很好的品质的。一个时代，越是和平宁静，一切越是进行得有条理（这样“那善的”就有了回报），那么，个体人格就越容易在这样的问题上欺骗自己：在他的追求之中他是不是有一个（固然是）美丽的（但说到底仍还是）有限的目标？相反，在这种时代人们不用超过十六岁就能够看出：如果一个人马上要在生活的舞台上登场，那么他完全如同那个从耶利哥出发而陷入匪徒之手的人[17]。如果一个人不愿在“有限性”的悲惨之中沉陷，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去与“无限性”搏斗。这样的一种暂时的定向是对于“可能性中的教育”的一种类似，并且，如果不是通过可能性，这样的一种定向就不可能产生。这样，在人的睿智头脑完成了它的无数精打细算的时候、在它玩赢了游戏的时候，————这时，“恐惧”就来临了，甚至先于游戏在现实中的胜利或者失败，并且“恐惧”在魔鬼面前竖立了一个十字架[18]；这样人的睿智头脑就什么都做不了，并且，对于“恐惧”通过“可能性”的全能来达成的这种情形，相比之下，那睿智头脑的最机敏组合就像幽灵一样地消失。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之中，一旦个体人格想要作出一个狡智的转变（那只是狡智的而已）、想要从某种东西那里溜走，并且完全有着成功的概率（因为“现实”并非像“恐惧”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考核者），————这时，“恐惧”就马上在那里了。如果它遭到了拒绝（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一种“微不足道”），那么，“恐惧”将使得这种“微不足道”变得意义显著，正如小城马伦戈在欧洲历史中变得显著，因为伟大的战役在马伦戈发生了[19]。如果一个个体人格不是这样地通过他自己而戒绝“睿智”，那么这种戒绝就永远也不会真正彻底地发生；因为“有限性”一直只在零敲碎打地作出说明，而从来不会是完全的说明，并且，如果一个人的“睿智”总是出错（并且这本身在“现实”之中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他能够在那睿智的头脑之中寻找原因并且去努力去变得更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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