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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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手。他觉得我应该直言不讳，“把话摆在桌面上”。我这样做了，而苏联当局也直言不讳地做出了回应。然而，还是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尽管我受到了赫鲁晓夫政府的邀请，前往进行我的研究，但莫斯科机场的边防警察却试图截下苏联国防部送给我的文件。那些苏联红军军官，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诸位元帅，他们是亲切和蔼的榜样，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资料，我采访的其他苏联军方人士同样如此。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语言学上的能力以及在苏联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在德国，波恩市政府新闻与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阿道夫·霍伊辛格上将写了几十封介绍信。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任卫戍司令卡尔·魏德林上将的参谋长，他花了几天时间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最后一场战役。瓦尔特·温克上将、特奥多尔·布塞上将、马丁·加赖斯上将、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Friedrich Sixt）中将、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军上将、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中将、古斯塔夫·克鲁肯贝格（Gustav Krukenberg）党卫军少将、汉斯·雷菲尔上校、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以及路易丝·约德尔太太。他们全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把柏林战役以及柏林最后的日子重新勾画出来。

    还有许多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供了帮助。位于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副顾问莱昂·J.巴拉特（Leon J. Barat）；柏林广播电台的总编罗尔夫·门策尔（Rolf Menzel）；德国军队档案馆的迈尔·韦尔克（Meyer Welcker）中校；柏林《晚报》（Der Abend）的主编弗兰克·E.W.德雷克斯勒（Frank E.W. Drexler）；位于柏林的美军占领区电台（RIAS）负责人罗伯特·洛克纳（Robert Lochner）；《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雷蒙·卡蒂埃（Raymond Cartier）；慕尼黑现代历史图书馆的尤尔根·罗韦尔（Jurgen Rohwer）博士；柏林市档案馆的阿尔布雷希特·兰珀（Albrecht Lampe）博士；德国老兵组织WAST的卡尔·勒德尔（Karl Röder）、卡尔·约翰·维贝格；战俘营前战俘全国联谊会的马塞尔·西莫诺（Marcel Simonneau）；西格贝特·莫恩出版社的迪特尔·施特劳斯（Dieter Strauss）博士。我谨向他们以及诸多其他朋友，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因为本书故事中的德国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谢留给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和交谈。他再次在战役的每个阶段投入作战了！他让我使用他的个人笔记、文件和战争日记。尽管他疾病缠身，却总是慷慨地把时间给予我。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我当作家有二十来年了，很少遇见具有这样的尊严和荣誉的人，也很少遇见在细节记忆上这样精确的人。

    该如何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亲爱的妻子做了校对，编了索引，进行了编辑和重写，与此同时，又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的岁月中照料着我们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杰里·科恩（Jerry Korn），他尖锐的编辑铅笔在稿纸上是如此才华横溢地移动着（不过在本页书稿上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非常宝贵的秘书“霍蒂”·范特雷斯卡（‘Horty’Vantresca）和芭芭拉·索耶（Barbara Sawyer），她们不停地打字，把文稿归档，接电话，并且支持了我们所有人。苏珊与查利·克利夫斯（Charlie Cleaves），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出现。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他们与海伦·巴罗（Helen Barrow，产品经理）、弗兰克·梅茨（Frank Metz，美术总监）、伊芙·梅茨（Eve Metz，版面设计），以及索菲·索金（Sophie Sorkin，编辑部主任），他们全都容忍了我那些难以达到的要求。拉斐尔·帕拉西奥斯（Raphael Palacios），他一丝不苟绘制的地图，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怀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他在欧洲各地运送着成箱的研究资料且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科林斯（Billy Collins）和罗伯特·拉丰（Robert Laffont）————他们是我在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为了这本书等待得太久，几乎就要“密切注视瑞恩”了。我的律师保罗·吉特林（Paul Gitlin），他的帮助、指导以及冷静是非同寻常的。我的代理玛丽·舍贝克（Marie Schebeko，在法国）和伊莱恩·格林（Elaine Greene，在英国），她们通过工作、勇气、支持和信念帮助我。所有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向他们表示诚挚深切的谢意。

    [1] 英文原著附有“战后幸存者名单”，列举了亲历柏林战役又为本书提供了材料的所有人的名单。首先是盟军的名单，然后是和盟军较量的德国军人的名单，最后是在1945年3月到4月住在柏林及其周边的平民。中文版翻译时略去，有需要者可以向出版方索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