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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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写作材料，主要来自参与者本人————盟军的官兵、与盟军作战的德军部队，以及在战役中幸免于难的柏林人，总共有2 000多人为本书提供了材料。从1962年开始，在为期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0个人提供了书面材料，或者接受了采访。他们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从日记到地图，从个人的叙述到珍藏的剪贴簿，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战后幸存者名单”一节中[1]。

    亲历者们提供的材料，又被安置在根据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军事框架之内。我获得了部队的战后报告、战争日记、师史、情报总结和审讯报告，还对那个时期关键的军事人物和政府人物进行了采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档案、文件和笔记交付于我。仅搜集到的资料累计填满了十个文件柜，所包含的信息五花八门，比如战役开始前柏林的大型储气罐中的燃料数量，甚至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戴的手表里面有一块罗盘。

    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上提供了帮助。要是没有《读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的话，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开始，华莱士夫妇把他们机构的巨大研究资源提供给我使用，并报销了我的许多费用。我谨对我的朋友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表达敬意，刘易斯是《读者文摘》的总裁兼执行主编，他的不懈努力使本书面世成为可能。我还想对《读者文摘》驻美国和欧洲的编辑部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搜集了研究资料，采访了数十位参与者。如果只是单单挑选出某些人来，那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个编辑部中人物的姓氏字母先后为序，报出他们的名字。柏林编辑部：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黑尔佳德·克拉默（Helgard Kramer）、苏珊娜·林登（Suzanne Linden）、露特·韦尔曼（Ruth Wellman）。伦敦编辑部：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琼·艾萨克斯（Joan Isaacs）。纽约编辑部：格特鲁德·阿伦德尔（Gertrude Arundel）、尼娜·乔治斯——皮科（Nina Georges-Picot）。巴黎编辑部：于尔叙拉·纳卡什（Ursula Naccache）、约翰·D.帕尼察（John D. Panitza，欧洲首席记者）。斯图加特编辑部：阿尔诺·亚历克西（Arno Alexi）。华盛顿编辑部：布鲁斯·李（Bruce Lee）、朱莉娅·摩根（Julia Morgan）。

    我因为获准在历史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而必须感谢美国国防部。我尤其想对军事历史中心办公室主任哈尔·C.帕蒂森（Hal C. Pattison）准将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玛格达·鲍尔（Magda Bauer）、德特马·芬克（Detma Fincke）、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伊斯雷尔·威斯（Israel Wice）、汉娜·蔡德里克（Hannah Zeidlik），以及厄尔·齐姆克（Earl Ziemke）博士————他们都把时间和帮助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还感谢“二战录音部”的主任谢罗德·伊斯特（Sherrod East），他允许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录音进行日复一日的研究。录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友善：资料组的主任威尔伯·J.奈伊（Wilbur J. Nigh），以及他的同事洛伊丝·奥尔德里奇（Lois Aldridge）、莫顿·阿珀森（Morton Apperson）、约瑟夫·埃弗里（Joseph Avery）、理查德·鲍尔（Richard Bauer）、诺拉·欣肖（Nora Hinshaw）、托马斯·霍曼（Thomas Hohmann）、希尔德雷德·利文斯顿（Hildred Livingston）、V.卡罗琳·穆尔（V. Caroline Moore）、弗朗西斯·鲁布赖特（Frances Rubright），以及黑兹尔·沃德（Hazel Ward）。与这个小组一起紧密合作的是朱丽叶斯·怀尔德斯托瑟（Julius Wildstosser）博士，她完成了艰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读者文摘》的同事们检查了几米长的微缩胶卷，并翻译了几千份德国文件。

    我尤其感谢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阿拉曼子爵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威廉·H.辛普森上将；詹姆斯·M.加文中将；黑斯廷斯·伊斯梅勋爵；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斯特朗勋爵；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维·布鲁斯；大使查尔斯·波伦；艾德礼伯爵；安娜·罗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将弗朗西斯·德甘冈爵士；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将；刘易斯·莱恩少将；罗纳德·弗雷德里克·贝尔彻姆少将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美英官员和外交家，都帮助我理解那个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背景，并且阐明了英美盟军无法继续向柏林挺进的原因。

    感谢苏联政府，承蒙他们允许，我从他们国防部的档案中看到了此前尚未披露出来的文件、命令、审讯报告以及其他文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一向无法取得一致观点，而且我的方法也并非总是那么富于外交手腕。然而我却发现，对苏联军方持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态度，也得到了他们同样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回报。例如，有关在柏林发生的性侵问题，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某些官员对我指出，若是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讲外交策略。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同意那种看法。在我动身前往苏联之前，他对我讲话的大意是，苏联人大概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是做交易的老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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