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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现世的”有着三个时态[2]，并且因此其实从不曾完全存在，或者完全地处在这三者之一中；“那永恒的”存在。一个现世的对象能够有许多不同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同时具备这些性质，只要它在这些特点的性质上是它所是。但是就其本身而言的翻倍（Fordoblelse）则是一个现世的对象永远都不会具备的；正如“那现世的”消失在时间之中，同样它也只是驻留在各种性质之中。相反，如果“那永恒的”是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永恒的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他身上翻倍，以至于它在他身上的每一个瞬间它都是以一种翻倍的方式在他身上：在向外的方向上，以及在向内回返进自己的方向上，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是完全一样东西；因为否则它就不是翻倍。“那永恒的”不仅仅是驻留在它的各种性质之中，而且也是在它的各种性质之中驻留于它自身之中；它不仅仅有着各种性质，而且也是在有着各种性质的同时驻留在它自身之中。
如此也是爱的情形。爱所做的事情，它是爱所是的东西，爱所是的东西，它是爱所做的事情————并且是在同一个瞬间里；在它出离自身（向外的方向）的同一个瞬间里，它是在它自身之中的（向内的方向），并且就在它处于它自身之中的同一瞬间里，它同时出离自身，以这样一种方式：这一出离和这一回返，这一回返和这一出离是在同一时间里的同一样东西。在我们说“爱给人坦然无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有爱心的人通过自己的本质使得别人坦然无惧；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爱在场，它就传播坦然无惧的信心；人们很愿意接近那有爱心的人，因为他驱逐畏惧；在猜疑者把所有人都从自己身边吓走的同时，在狡猾诡诈者在自己周围散布恐惧和使人痛苦的不安[3]的同时，在有控制欲的人的在场使人沉重就像雷雨前沉闷天气的潮湿气压的同时，爱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但是在我们说“爱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说一些别的东西，有爱心的人有着坦然无惧的信心，正如这叫作“爱在审判的日子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4]”，这就是说，它使得有爱心的人在审判中坦然无惧。在我们说“爱救人于死亡[5]”的时候，在这想法中马上就有翻倍：有爱心的人从死亡中把另一个人拯救出来，并且他，要么是在同一种意义上，要么在另一种意义上，把他自己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但他一次性地做出这事，这是同一样事情；这不是“在这一瞬间他拯救一个他人而在另一个瞬间他拯救自己”，而是：他在“从死亡中把另一个人拯救出来”的同一个瞬间，他把他自己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只是爱从不考虑后者，从不考虑拯救自己，从不考虑自己去获得坦然无惧的信心；有爱心的人只是有爱心地想着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并且从死亡中把他人拯救出来。
有爱心的人并不因此就被遗忘了。不，那有爱心地遗忘了自己，为了想着另一个人的苦难而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为了想着另一个人的悲惨而忘记了所有自己的悲惨，为了有爱心地去关心另一个人的损失而忘记了自己所损失的东西，为了有爱心地看护另一个人的好处而忘记自己的好处，确确实实，一个这样的人没有被忘记。有想着他的，那是天上的上帝；或者，爱想着他。上帝是爱[6]，如果一个人因爱而忘记自己，上帝怎么会忘记他！不，在有爱心的人忘记自己并且想着另一个人的同时，上帝就在想着这有爱心的人。自爱的人，他很忙碌，他尖叫着、吵闹着、坚持着自己权利保证自己不被忘记，他却是被忘记了；但是，那忘记自己的有爱心的人，他为爱所记忆。有想着他的[7]，因此有爱心的人得到他所给予的东西。
看这里的翻倍：有爱心的人所做的事情，他就是这事情，或者他成为这事情，他所给予的东西，他拥有这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得到这东西，多么奇妙啊，就像“吃从吃者出来”[8]。然而也许一个人会说：“有爱心的人拥有他所给予的东西，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事情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肯定会不去给别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好吧，但事情是不是确实也一直如此，一个人保留自己所给予的东西，或者，一个人自己得到自己给另一个人的东西，一个人通过给予而得到并且恰恰得到自己所给予的同样的东西，所以这“给予”和这“接受”是同样的东西？一般来说，事情则不会是如此，而是相反，我所给予的东西，另一个人得到它，而不是我自己得到我给予另一个人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爱总是在自身之中得以翻倍。在我们谈论“爱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在圣经里读到，那是“爱”的自己所说的言辞：对于那爱多的人，许多罪都被赦免[9]，因为在他身上遮掩许多的罪。
然而，这次我们不打算谈论这个。在这一小小的文稿中，我们继续谈论爱的各种作为，因此我们在向外的方向上考察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现在谈论：
爱遮掩许多的罪
爱遮掩许多的罪，因为它不去发现各种罪；而那必定是会存在的东西，在它能够被发现的情况下，不去发现它，这就是遮掩。
“许多”（Mangfoldighed）这个概念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谈论“许多的受造物”，然而这同样的东西意味着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要看谁是谈论者。一个人，他一生都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度过，并且只有过一小点去认识大自然的兴趣，那么，尽管他也谈论“许多的受造物”，他又能够知道多少关于这个概念呢？相反，自然科学家，他在全世界旅行过，到过各种各样的地方，地面之上和之下，见过一切他所见的许多，另外还带有武装起来的眼睛，曾远视地发现过本来是看不见的星辰，也曾非凡近视地发现过本来无法被人看见的爬虫，他所知的东西有令人惊奇地那么多，他却使用这同样的词语，“许多的受造物”。进一步看，在自然科学家为他成功地看见的东西而高兴的同时，他还是很心甘情愿地承认：各种发现是没有极限的，因为，甚至考虑到人们用于发现的各种工具，对这些工具的发现都是没有界限的，于是，这“许多”，既然它被发现或者既然可用于“发现”的各种新的工具被发现，这“许多”就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并且还不断地能够继续变得更大，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一切仍被包含在“许多的受造物”之中的同时，这“许多”会被证明是更大。“许多的罪”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个词意味着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要看谁是谈论者。
因此，一个人发现“许多的罪”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说，通过发现，它不断地被证明是越来越大，自然也是借助于人们所做的各种发现，考虑到为了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会是多么狡猾，他会是多么猜疑。这样，那不去发现的人，他就是在遮掩这“许多”，因为对于他，这“许多”比较小。
但是，“去发现”，这是某种值得称赞的事情，某种令人敬仰的事情，尽管这一景仰有时候是被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某些不同类的东西安排在一起；因为人们景仰发现一只鸟的自然科学家，于是人们当然也就景仰那条发现了“紫色”的狗[10]。不管怎么说，无疑就是如此：“去发现”在世界中受到赞美和景仰。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发现什么东西或者不发现任何东西，他就会被评估得非常低下。人们一般会这样说一个人，来将他描述为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的古怪的人：“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人们要指出一个特别浅薄而愚蠢的人，人们会说“他当然不曾发明了火药”，而在我们的时代也并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既然它现在已经被人发明出来了，那么，如果在我们时代有人认为自己是发明火药的人，那么这就只会是更不对头了。哦，但这“发现什么”在世界里是如此地受景仰，以至于人们无法忘记令人羡慕的命数————“发明了火药”！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的有爱心的人，在世界的眼中看来是卑微的。因为，即使是相对于“那恶的”，相对于罪和许多的罪，这“去发现”，“去作为那狡猾的、诡诈的、计谋多端的，也许这样或多或少地腐败的观察者”，在这个世界里也是极受尊敬的。甚至一个少年在他走进生活的第一瞬间，他也会如此想要（因为他是那么不愿意世界把他称为傻瓜）揭示出他是怎样认识和发现了“那恶的”。甚至女人在她最初的青春，她也会如此想要（因为她是那么不愿意世界称她为一头小小的鹅[11]或者一个小村庄美人[12]）揭示出，她虚荣地自以为是有知人之能，自然是在“那恶的”的方面。是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世界相对于古代有了如此的变化：当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识他们自己，而现在则所有人都是知人的专家。这是奇怪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发现了几乎每一个人在根本上都是多么的和善，那么他就几乎不敢认同自己的发现，他会害怕变得可笑，也许甚至害怕人类会因此而觉得受到侮辱。相反，如果一个人让人觉得好像是他发现了每一个人在根本上是多么卑劣，多么妒忌，多么自爱、多么无信无义，在那最纯洁的人心中，就是说，在那些被傻瓜和蠢鹅和乡村美人看作是“最纯洁的”的人身上，会隐藏有怎样的可鄙，是啊，这时他就会虚荣地以为他是受欢迎的，世界所渴望想要听见的是他观察的结果，他的知识，他的故事。这样，罪和“那恶的”对人们有着一种比人们通常所想的更大的控制力：“去是善的”是如此耻辱，“相信‘那善的’”是那么浅薄，“泄露出自己的无知”，或者，“作为一个未被接纳者————一个没有被接纳进罪的各种最内在的秘密的人”是那么像小城镇人那样没见识。在这里我们相当清楚地看出，罪和“那恶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怎样主要地处于一种对世界、对他人的虚荣的比较关系之中的。因为人们能够完全确定，同样的这些人，他们恰恰因为虚荣地害怕世界对他们的看法而在他们与他人的交往之中努力通过展示出对“那恶的”的特别熟识来显得可爱和有趣，人们能够完全确定，同样的这些人，在他们完全孤独的时候，在他们平静的心情之中他们无须因为“那善的”而感到羞耻，这时，他们就会有完全另一种看法。但是，在与人的交往中，在成群的时候，在人们数量很多或者至少有比较多的几个在一起时，也就是说比较，在人群有着比较关系，对此虚荣心不可能保持视而不见，这时，这一个就会引诱那另一个去揭露出他所发现的东西。
然而，即使是完全世俗性情的人们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对事情做出更温和的论断，不去发现什么东西。假设有两个狡猾的人相互要决定一些什么事情，对此他们恰恰不想要有见证，但是他们无法有什么别的做法，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有着第三个人在场的房间里决定这事情，而这第三个人则是（他们都知道）在极大的程度上坠入爱河，幸福地处于恋爱的最初几天之中，不是吗，那么一个狡猾者就对另一个狡猾者说，“是啊，他倒是真的完全可以在场，他什么都发现不了”。他们会带着微笑这么说，以这微笑来对他们自己的精明表示尊敬；然而，他们还是会对那什么都发现不了的坠入爱河者怀有一种敬仰。
现在让我们看那有爱心的人！是否有人笑话他，是否有人讥嘲他，是否有人可怜他，并且不管世界怎样说他，明确的是：在“许多的罪”的方面，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甚至这笑话、这讥嘲、这可怜，他都根本什么也没发现，他只看见非常少的一点点。他什么都不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作区分：“去发现”————这是为“去找到”而有意识、有意图的努力，和“去看或者听”————这可以是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发生的。他什么都不发现。不过，不管人们笑话他还是不笑话他，不管人们讥嘲他还是不讥嘲他，人们在根本之中深深内在地对他怀有一种敬仰，因为他立足并且深化于自己的爱，什么都不发现。
有爱心的人什么都不发现，因此他遮掩那会在“发现”之中被看见的许多的罪。有爱心的人的生命表达在使徒的指令之中：在恶之中作孩子[13]。世界所真正景仰的东西，比如说精明，是在“那恶的”上面的理解力，而智慧则是在“那善的”上的理解力。在“那恶的”上面的理解力是有爱心的人所没有并且也不想拥有的，他是并且继续是、他愿是并且愿继续是一个孩子。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强盗窝里（但是这孩子不可以留在那里，如果他自己会被败坏的话），就是说，让他在那里待上很短的一段时间，让他回到家里并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你可以看见，这孩子，他还是（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很好的观察者并且有着极好的记忆力，他想要详尽地描述一切，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东西被跳过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孩子曾和强盗们在一起，现在因为这孩子的叙述，他就根本不会想到这被跳过的部分。什么是这孩子所跳过的东西，什么是这孩子没有发现的东西呢？那是“那恶的”。然而，这孩子的关于他所看见听见的东西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那么，这孩子所缺乏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常常使得一个孩子的叙述成为对成年人们的最深刻的讥嘲？这是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这孩子缺乏这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这孩子根本就没有这愿望去知道“那恶的”。在这之中，有爱心的人就像这孩子。但是，作为所有“去理解”之中首先有着一种介于那要去理解的人和那要被理解的东西之间的理解。因此，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不管它想要怎样自欺欺人地让自己和别人以为它能够保持让自己完全纯净，它是在“那恶的”上的纯净的理解力）对“那恶的”还是有着理解的；如果这一理解不存在，如果这理解者不喜欢去理解这事情，如果他厌恶“去明白这事情”，那么他也就不会想去理解这事情。如果这一理解不意味着别的东西，那么它就还是一种对“那恶的”的恶性好奇心；或者，借助于对“那恶的”的广泛度的了知，它是一种对“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的狡猾侦察；或者，一种借助于对其他人的腐败的了解来抬高自己的价值的虚伪算计。但是，要小心；因为如果你好奇地给“那恶的”一个小手指，那么它就会马上抓住你整个手；借口是可让人收集的一切之中最危险的；借助于与他人的糟糕做比较来变好或者让自己更好看一些，这无疑就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来变好。在这一理解已经发现了许多的恶的时候，那么在这时又有什么发现是一种更为密切的理解所无法达到的呢，这理解确实真正地与“那恶的”达成了协议了！正如患黄疸病的人看一切都是黄色的[14]，一个这样的人，在他自己沉陷的越来越深之后，发现许多的罪在自己周围变得越来越大。他的眼睛变得敏锐，得到武装，唉，不是在真实的意义上，而是在不真实的意义上，因此他的视觉变得越来越盲目，这样，他就亵渎地在一切之中看见“那恶的”，甚至在那最纯净的东西中————唉，这一视觉（哦，可怕的想法）对于他却是一种安慰，因为他极其需要如此尽可能无限地去发现“许多”。在最后他的发现不再有任何边际；因为现在他发现罪，甚至在“他自己知道罪是不存在的”的地方，他借助于诽谤、捏造和谎言的创作来发现这罪————他在这种创作之中练习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他最终自己相信了。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发现了许多的罪。
但是，有爱心的人什么都不发现。在有爱心的人以这样一种方式通过根本不发现任何东西来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有某种无限庄严的东西，但它同时也是某种如此孩子气的东西，某种让人觉得像孩子的游戏的东西；某种让人觉得像孩子的游戏的东西，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和一个孩子游戏，我们游戏，我们看不见这孩子，但这孩子却站在我们面前，或者这孩子游戏，他无法看见我们，这让这孩子玩得很开心，如此不可描述地开心。在这里，这孩子气的方面是在于：游戏中的有爱心的人睁着眼睛无法看见在他面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庄严的方面是：他所无法看见的东西是“那恶的”。众所周知，东方人尊敬一个精神错乱的人[15]，但这个有爱心的人，他是值得人尊敬的，他当然就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众所周知，古代在两种类型的疯狂之间做出非常大的区分，这无疑也是对的，一种是可悲的疾病，并且人们为这样的疾病感到难过；另一种则被人称作是神圣的疯狂[16]。如果我们一次性地“以神圣的方式”使用一下这个异教词句说：有爱心地不能看见正在自己面前出现的“那恶的”，这是一种神圣类型的疯狂。确实，在这在“那恶的”上有着如此多理解力的精明时代，我们去为“学会尊敬这种疯狂”而做一些什么，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不幸，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一个这样的有爱心的人，他对“那善的”有很多理解力却不想要对“那恶的”有任何理解力，对他，人们做了足够多的事情，去使得他看起来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想象一下，如果提及那至高的，想象一下在被置于公会前那一瞬间的基督[17]，想象一下那愤怒的人群，想象一下祭司文书和长老的圈子，想象一下，有多少道目光对着他，瞄准他，只等着他要望过去，这样这目光也能够把自己的讥嘲、自己的鄙夷、自己的怜悯、自己的蔑视传送给这被指控的人！但是他什么东西都不发现，带着爱心地遮掩许多的罪。想象一下，有多少咒骂、有多少蔑视、有多少讥嘲的话被叫喊出来，这叫喊者的声音必须被听见，这样，最重要的是，这叫喊者不能够看上去让别人觉得他是懈怠了、让人觉得他不是有效参与地在场————在这里他必须置身“与所有人的联合”之中，因此，是作为那真实的、那公共意见[18]的工具，去嘲笑、去侵犯、去虐待一个无辜的人，这对于他是一种迫切，否则的话，这叫喊者就会感到不可描述的难堪！但是基督任何东西都不发现，他有爱心地遮掩许多的罪————通过什么都不发现。
他是榜样，有爱心的人从他那里学到了，在他什么都不发现并且以此来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在他作为一个称职的弟子，“被离弃、被仇恨、背负十字架”[19]走在讥嘲和怜悯之间、蔑视和哀号之间，却有爱心地什么也不去发现————确实是比那三个不受损伤地走在烈火的窑中的人[20]更奇妙。然而，讥嘲和蔑视在根本上不构成什么伤害，如果那受蔑视的人不因去发现，也就是，因变得愁苦而受伤害；因为，如果他变得愁苦，那么他就发现许多的罪。如果你真正要为自己弄清楚，有爱心的人是怎样通过不去发现任何东西来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就再去考虑一下爱吧。想象一下，这个有爱心的人有一个爱着他的妻子。看恰恰因为她爱他，所以她会发现，有那么多种对他所犯的罪，在屈辱中，她会灵魂带着愁苦[21]去发现每一道讥嘲的目光，她会带着破碎的心去听人们的嘲笑，而他，那有爱心的人，则什么都不发现。如果这有爱心的人，在他无法避免看见或者听见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仍为对攻击者们准备好了辩解：他一定是自己有错；那么这妻子就会无法在他身上发现任何错，而只会更多地发现这是一个怎样的许多在向他行罪。现在你看见吗，就在你考虑着“妻子（当然是确实）发现了什么”的时候，你看见，这是多么真的事实：这什么都不发现的有爱心的人遮掩许多的罪！那么，想象一下，如果这被用在所有的生活关联之中的话，你会承认，这有爱心的人确实遮掩着这许多。
爱遮掩许多的罪；因为，对于它所无法避免地看见或者听见的东西，它通过沉默、通过温和的解释、通过赦免来遮掩。
它通过沉默来遮掩这许多。有时候会是这样，一对相爱的人想要保持让他们的关系隐蔽着。现在假设，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他们相互表白了爱情并且相互许诺沉默，在这瞬间很偶然地有着一个第三者在场，但这个不相关的人是一个正直有爱心的人，是可靠的，他许诺沉默，那么这两个人的情欲之爱是否就会是并且继续是隐蔽的呢？但有爱心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在无意中、完全偶然地、绝非因为他自己寻找机会而至于如此，如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得知了一个人的罪、他的错，得知了他所做的坏事或者得知了他是怎样被一种弱点左右，那么，有爱心的人保持沉默，并且遮掩这许多的罪。
不要说，“不管是沉默还是说出来这许多的罪都同样大，既然沉默无疑不会拿走什么，因为一个人只能够对存在的事情保持沉默”；宁可去回答这问题：如果一个人说出邻人的错误和罪，那么他是不是在扩大许多的罪。尽管事情是如此：不管我是否对其中的一些保持沉默，这许多都会是同样大；尽管如此，如果我对之保持沉默，那么我就是为“遮掩”做出了我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不是说“谣言通常会越传越大”么？我们这是在说：谣言通常使得罪过[22]大于它本身所是的状态。这却不是我现在所想的东西。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那讲述邻人之错的谣言扩大这许多的罪。但不要太轻率地对待这“对邻人之错的了知”，就仿佛只要事情已确定是“那被讲述出的东西是真实的”，那么一切就都没有问题的。确实，并非每一个对“就邻人之错而言什么是真实的”的私密的了知因此就没有责任[23]，只因为“被弄成了这私密的同知者”，这个人就会很容易自己变得有责任了[24]。这样，传言或者那讲述邻人之错的人就使得这许多的罪扩大了。一个人通过传言、通过街巷闲话而习惯于去好奇、轻浮、妒忌地，也许恶毒地，去了知邻人之错，这使人变得腐败。如果人们重新学会去沉默，这确实是值得人们去向往的；但是如果要谈论什么东西的话，就是说好奇而轻浮地谈论什么，那么就只谈论废话和琐碎的事情吧————邻人之错是并且应当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此，好奇、轻浮、妒忌地去谈论邻人之错，这就是一种腐败的标志。但是那通过谈论邻人之错来帮着去使人腐败的人，他则是在扩大这许多的罪。
很不幸，每个人都有着一种去看邻人之错的极大倾向，并且有着想要去讲述邻人之错的更大倾向，这只是一个太确定的事实。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唉，如果我使用最温和的表述的话，有一种神经衰弱，它使得人们在这种诱惑、这种怂恿之中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会去说邻人的坏话，以至于会在一瞬间里借助于一种如此有趣的故事来为自己招致倾听着的关注。哦，有一种东西，本来已经是足够地有害，就像那无法沉默的神经衰弱的欲望，有时候，这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种可怕的魔鬼般的激情，按照最可怕的尺度得到了发展。想来也不会有任何强盗、任何窃贼、任何害人者，简言之，任何罪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像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有害，这样一个人，他把这样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任务、作为自己可鄙的谋生手段：按尽可能大的尺度，以任何真理的言辞都无法达到的高声，以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极少能达到的广度伸展遍全国，渗透到每一个上帝的言辞都几乎渗透进的偏僻角落，去宣示出邻人之错、邻人的各种弱点、邻人的各种罪，去把这一亵渎性的知识强加给每一个人，甚至强加给脚跟尚未站稳的年轻人；————难道真的会有什么罪犯在最深的根本之中会像这样一个人那么有害，哪怕事情确是如此，哪怕这个人所说的那恶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哪怕事情是如此；但这样的情形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带着永恒之严肃的人会一丝不苟地去关注“他所讲述的恶的东西无条件地是真的”，并在之后会想要牺牲自己的生活去服役于这一可鄙的真相————讲述恶的东西。我们以主祷词作祈祷，愿上帝不带我们进入试探[25]；但是，如果这事情发生，并且如果这事情发生：我陷于试探————慈悲的上帝，请赐我一个恩典，让我的罪和我的辜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罪和辜：世界真正地将这罪和辜视作是令人厌憎而反感的。然而一切之中最可怕的事情必定是：“招致辜”，从大地朝天上叫喊着的辜，天天都在招致辜，再一次辜和新的辜————自己则对此毫不留意，因为一个人的全部环境，因为存在本身变成了一种幻觉，使得这个人越来越强烈地相信，这什么都不是，这不但不是辜，而且还几乎是值得称赞的。哦，有着许多这样罪行，世界不称之为罪行，世界对它进行酬报并且几乎赋予它荣耀，然而，然而我却宁可，真是上帝不容啊，我却宁可在我的良心里带着三次悔过的谋杀进入永恒，也不愿作为一个退休诽谤者带着这可怕而叵测的一大堆一年年地越堆积越高的罪行————这罪行可能依据于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尺度扩散开，将人们置于墓穴之中，使得各种真挚的关系愁苦，侵犯了那些最无辜的同情者，败坏了未成年的人们，对老人和年轻人都进行了误导、毒害，简言之，依据于一种甚至连最活泼的想象力都无法为自己设想出的尺度扩散开————这可怕的一大堆罪行，对这些罪行我却从不曾获得时间去开始悔，因为时间则要被用到各种新的罪行上，并且因为这些不可数的罪行为我生产出金钱、权势，几乎生产出声望，而最重要的是为我带来快乐的生活！考虑到纵火，我们做出这样的区分：那在房子上放火的人，他是不是知道这房子里住着很多人，或者他是不是知道这房子没人住。哦，诽谤的情形就像是对一整个社会放火，这却根本没有被当成是一种罪行！我们对瘟疫进行隔离，但是对那比亚洲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败坏灵魂和性情的诽谤，我们却打开所有房子的门，我们付钱去被传染，我们问候那带来传染的人，把他当成一个受欢迎的人！
那么，说吧，这是不是真的，有爱心的人通过不说邻人之错来遮掩这许多的罪，如果你考虑一下“人们是怎样通过讲述来增大这许多的罪”的话。
有爱心的人通过温和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
那使得某样东西成为它现在所成为的东西的，总是解释。事实或者各种事实是根本，但解释达成结果。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词句、每一个作为，简言之，一切都可以以许多方式来解释；正如人们不真实地所说的，衣装造人，人们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真实地说：解释使得解释的对象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考虑到另一个人的言辞、作为、思想方式，没有这样的确定性：“去设想”其实并不意味了“去选择”。因此，解读、解释，恰恰因为解释的差异性是可能的，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解释是一个选择，那么，如果我是有爱心的人，这“去选择最温和的解释”就总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这一比较温和的或者温和化的解释对别人轻率地、匆忙地、严厉地、冷酷地、妒忌地、恶毒地简言之不具爱心地将之直接地解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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