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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超过目前的帆船。仔细研究此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船难都发生在上行途中：刮擦到了岩岸、拖引动力时常不足、无法与强大的涡流抗争以至于被甩到礁石上、缺少支撑的脆弱舷侧很快就会被撞出洞来。一艘能远离岸边的蒸汽船将不会遭遇这些风险，在必要的时候，它能随心所欲地放慢上行的速度。它的危险将来自下行时。现在，如果观察下行中的帆船，我们会发现，船上只需有足够的动力维持舵效速度，它们便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在河道的中央。对于轻舟来产，河中央无论在哪个季节都有足够的水和空间让它们航行，因此，吃水量相同的蒸汽船只要紧跟在帆船后方，便很难操作失败。随着时间的增长，蒸汽船的船长也能了解河况，拥有更多自信。优秀的领航员能带着帆船一路越过每个险滩，他们能根据地标了解到每块险礁位于何种水深，因为水面的高度每天都不一样。在他们的带领下，笨拙的帆船也能完美地安全下行。下行途中发生的大多数事故都是发生在小船上，这些船老大觉得自己不需要本地领航员也能安全航行。当然了，蒸汽机船想要完成相同的旅程，就必须经过专门的改造。中国和日本水域还未有这样的蒸汽机船，这是因为人们疏于进行烟台条约在限定条件下认可的尝试。该条约由威妥玛爵士和李鸿章在1876年签署，条款规定一旦蒸汽机船成功沿河上行，便要斟酌安排重庆港开放外贸。条款措辞的复杂程度足以满足最厉害的外交家的职业骄傲，其中满含争议的种子，以供缔约双方随时发起争吵。关于上游的条款可以比照于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男孩只有学会了游泳才能下水。毫无疑问，当有合适的蒸汽机船预备向上游航行时，中国人将就获得必要许可进行试航一事被施压，但北京当局也必然会躲在条约那模棱两可的条款后面，尽可能久地拖延许可的时间。
根据最近伦敦报纸的文章判断，我国似乎相信中国人愿意翻开历史新的篇章，接受西方的先进发展。而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官方希望能凭借优越的机械用具获得好处，这念头仅限于战争工具。“吾等可在被迫与蛮人交流的过程中获益，以驱其于国门之外。”这是伟大的爱国者曾国藩在死前不久交予君王的重任。这是非常自然的：有五六个饥渴的国家在叩响他们的大门，土耳其和埃及的命运已经摆在他们面前，中国人已山穷水尽，找不出办法抗击傲慢自负的野蛮人，守护他们完整且纯粹的古老文明。这是一个无望的任务，但你也禁不住要同情他们。他们的自然资源与美国的一样多，但这些财富深埋于地下尚未开发，而他们将不得不对其作出阐述。曾国藩因此而受到推崇，为了纪念他，帝国在武昌的一座山上建了一座庙宇，其中鲜活地展示了他辛勤工作的场景（武昌是湖北省的政府中心，位于扬子江南岸，正对着经济中心汉口）。前驻英大使曾爵士是他的大儿子。我们全都企盼着的铁路也许马上就会开始试验性修建，中国人将使用他们自己的资源，但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中国像日本一样在外国经验的辅助下设计并坚持修造，直至形成巨大的铁路交通网。从上海到吴淞有一段短短的铁路，却在1874年被毁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官员们顽固地抗拒过于强制性的改革。中国人民倒是很高兴有这10英里长的试验性铁路，因为它连接了上海与吴淞口，列车一经允许通行便挤满了人。本地政府自然许可了此事，但根本就没有和中央政府商讨。威妥玛爵士允许北京官员购买这条线路，以为他们会接手自己经营它，在我看来这个举措是很不明智的。他不了解中国人。这条线路被购买后没多久，就被拆下来扔进了海里。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由外国企业渐渐建立而成，上海与吴淞港的交通仍然只能依靠楼船和一些蒸汽船，其水路距离是14英里。铁路所在的路面曾暂时被用作车道，但渐渐也被丢在那里荒废，陆路交通方式再次变回了古老的步行。中国官僚机构对外国改革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他们对上海供水系统的态度为范例。上海宏伟的外国租界中有漂亮、整洁且宽阔的马路，有豪华的码头和林荫大道，有水力、煤气和电灯。而租界边上就是无可言喻的肮脏的本地人城区。本地人倒是非常感谢这种差别，因为，尽管地方税金很高，还有专横的“租界”规则，他们却蜂拥而来，进入了为外国人专门辟出的地界。这些人数量太多（高达15万人左右），以至于对欧洲居民来说，他们的存在变成了一种麻烦。只有房主除外，他们的租金因此而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这种差别对中国高官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在自己破碎的高墙后发火，当供水公司申请要为本地人城区提供纯水服务时，他们拒绝了这份申请。
我没有切入点可以探讨是什么样的动机引发了这样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许多动机是值得尊重的。在河上，他们担心纤夫们失去工作；他们守旧地反对矿业，实际上他们反对除农业外的一切工业，这种抗拒令大量人口无法在众多新公司中寻找职业，而蒸汽交通将不可避免地促生许多新企业，现在阻碍所有类似企业的限制条件终将消失。
我们不得不从日本为蒸汽机船进口煤炭，为此我经常嘲笑宜昌的中国官员，要知道宜昌离扬子江入海口有1000英里，并且城市边上就是世界上最大最易开采的煤田（据李希霍芬）。然而这就是事实。矿藏的任何事务都不准任何外国人插手，他们甚至要劝阻本土人民大规模采矿，因为官员们惧怕乱民集结，矿工在他们看来就是乱民。因此大西部的矿藏资源一直未曾开采，数千肢体健全的人得靠乞讨谋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近期的未来会发生改变。若非如此，像牲口一样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的广大民众便可以得到更多优越的职业机会，他们也许能赚到体面的薪水，令自己的家乡更加富裕。
整整三个月没有接触中国的上流社会，当我再次回到欧洲文明的舒适与便利中时，这种毫无改变的状况以及这一群体的停滞不前都让我感到震惊。就像马可·波罗先生描述的一样，昨日就像今日。事实上我们可以回溯10个世纪，回到普林尼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与现在有相同的特质。为此，我要以普林尼的话做结尾，它切合当下的实际，就如当年它刚被写下时一样（普林尼《阿米安》，第6章第23则）。
“中国人性情温和，他们躲避与其他种族的交流，但随时准备交换与贸易。”
“中国人活得很安静，总是避开武器和战争，除了和平与宁静外，他们也喜欢休憩，他们从不对邻居寻衅滋事。”
“他们有舒适又健康的气候、清澈的空气、温和有利的风。在许多遮天蔽日的树林（桑树）里，他们从树上收获轻软的物质，频繁地往上洒水，梳理出一种非常精致纤细的东西，那是绒毛和水的混合物，他们用其中抽出的丝线制成丝绸。从前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它们，但现在最下层的阶级也能毫无区别地使用了。”
“它们的名气一点也不小于最精美的毛线（棉花），后者是他们从自己郊野中的树上收集下来的。丝绸便被运往世界各地，用来制作昂贵的服装。”
在丝绸制作的记录中，古人对其的概念非常模糊，但除此之外，古人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拥有极其准确的认识，这就令人惊叹。中国人对战争极度厌恶，喜爱安逸，但他们几乎比历史上的任何民族都要备受内乱和战火的摧残。他们的历史看来证明了一个道理：要想获得和平与安宁，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只求表面，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