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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城镇————访客————中华内地会————本地邮局————道观————穷困的牧师————中国的银行————短暂存在的市镇————过河————天主教教堂————迷人的市郊————内里的污秽————沉闷的夜晚————棋————麦芽酒————公园————城墙

    周三,4月11日,早起回城,转道游览了一个大花园。它占据了俯瞰小河的一道狭窄幽谷,其中有庭院、寺庙、会客室、鱼池、蜿蜒的石子路和假山等等,被称为“宁江会馆”或江西会馆。整个帝国较大型的商业城市里都聚集着许多商贩,外省商贩在每个城市的行会都有自己的行会公寓。上方的山谷种满了成片壮丽的竹林,整个地界都弥漫着植物的清香,无论日光多么充足,这里的空气都像温室里一般闷热潮湿。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有漂亮的亭阁散落在园林周围,人们常常聚在这些地方“饮酒”,即“耍”,也就是玩。常见的橙树、山茶和杜鹃花占领了每一处缝隙,还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花朵。

    尽管董家热情好客,我还是很高兴能离开棉花埔(他们所住的村庄),因为中国村舍的生活真是沉闷得让人难以忍受,说实话城居生活也一样。当壁上的书卷被看完后,封闭的庭院就变得单调无聊。想观赏景色就必须出门走进街道,而当我起床出门时,身边总是跟着这些人:我自己的两个仆人和房东的仆人,还有这个家里的成员(不用说,只有男人),所以我能充分体会皇室成员的厌烦。被人跟着,被人盯着,这些人里甚至包括礼貌的大群闲人,这一切将美景带来的愉悦感毁掉了一半。天气太热太闷,运动就意味着大量流汗,而就好比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洗澡是件陌生的事。

    在住的商行里吃过晚饭后(5点),我像平常一样接见中国访客,庄重地坐在客厅前头的台子前,然后开始下象棋。这是商行里年轻人很热衷的一种娱乐活动,和中国的一切一样,它多多少少是一种粗浅的玩法。对我来说,它能让我度过中式居所里日落至就寝间这段昏暗的时光。9点,我们吃宵夜或晚餐。这是另一顿极其让人难受的餐点。在油灯下,我们用筷子夹食一些小碟子里的食物,有冷洋葱、切碎的韭葱、冷豌豆和豆荚,它们用醋和酱油调味,还有杏子和瓜子。上述这些都是下酒菜,中间我们不停地啜饮温热的米酒(实际上是一种啤酒,发酵的而非蒸馏的)。

    周四,1883年4月12日,我拜访了当地官员:道台、巴县、当地治安官,告诉他们我打算逗留一阵。我发现他们非常健谈,并且和蔼可亲,我和他们讨论了港口开放的可能性。治安官后来给了我一张布告,让我贴在商行的墙上。它的序文引用了天津条约,根据后者,英格兰子民有权力因商贸和居住原因造访内地,布告还劝告人们公平地对待我,不要围着我或骚扰我。这份布告基本上没什么必要,因为四川官员和四川人民看来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不同,他们与外国人交流时态度格外良好。

    之后,我应中华内地会之邀造访,它是本地基督教会的主据点之一。这个使团属于英格兰,且不说我同情他们不得不像贫穷的中国人一样生活,能在他乡遇到自己的同胞总是让人高兴的,我很乐意去见他们。这个使团的成员无论男女都穿着中式服装。他们在重庆有五个人:传教士特伦奇先生,一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绅士;威尔逊先生,向某些苏格兰附属社团贩卖圣经的商人,他的工作就是向全国散发未删节的圣经译本,对于从家乡那些好人们手中艰难募集到的资金来说,这个用途很难算得上明智。在宜昌,这些书大部分被用来做鞋底,对于少部分难以阅读或是难以理解它们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口头的解释,这些书真的是“很愚蠢”。使团的第三位成员是爱德华兹医生,他是一位医师,对于中国穷人来说极其有帮助,但更富裕的人家总是滥用他的服务。还有两位女士,尼科尔夫人和另一位。他们在城市更上层更开阔的位置租用了很大一块相当荒废的地方,建了男孩女孩的学校

    今天我的同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志愿者向导。不过他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回答惯常的问题时,对一位文官说他是直隶人,对另一位说他是山东人,但我认为他其实是个山西人。之后我问他隐瞒出生地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最好别让官员知道得太多。没到过中国的人根本想不通:要准确了解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需要付出多少力气(上海和香港的风格过于欧化,难以真正了解本土人情)。

    周五,4月13日,收到仅仅于十天前发出的宜昌信件。这里的邮局和全中国的一样,是私人组织的,而且非常可靠。信件由送信员运送,他们靠双脚在连绵山间的羊肠小道上走完全程。宜昌和汉口间也有相似的服务,两地间的送件通常只需5天。这些送信员必须是耐力十足的男人,他们得连续多日在崎岖的道路上每天行进40英里,全程近似于慢跑。单程送抵普通信件的邮资是6便士。任何人都可以创办邮递服务,和其他行业一样,高回报总是会引起竞争。在汉口和上海之间,外国蒸汽轮船能无偿运送邮件,但中国人往往通过本土邮局送信,以便确保信件能抵达正确的地址,对外行来说,中国信件的姓名住址根本就像天书。

    下午我搭渡船过河(距离半英里,时间半小时),来到贵州路路口,这条路通向与其同名的省份,并至其省会贵州府,行程12天,单程90里,即25英里。这条路横越过面向重庆、高达1200英尺的陡峭山区,然后从一片连绵的山岭间穿过。作为帝国的主干道之一,此路有足足4英尺宽,铺着路石。爬上一段连续的上坡(部分是长长的台阶),来到道路的一个分岔点,一条支路向上通往某座山峰,而主路从这些山峰间穿过。左侧的山峰林木繁茂,散布着被称为“老君洞”的亭台庙宇。另一侧更巍峨的山峰上立着一座宝塔,补足着重庆的风水。从这陡峭的山间往一侧望去,景色壮丽,整座城市尽收眼底。

    老君是一位可敬的道士,住在近峰顶的山洞里,一道清泉从洞中涌出。道观广阔秀丽,亦有平台,石栏平整的台阶连通着不同的大殿。从主台基上可以俯瞰河流银色的线条与整座城市。重庆城建在高达100至150英尺的砂岩绝壁上,但此处离河面超过了2000英尺,在北面拱卫着城市,因此远处的城郭就仿如建在平面上。老君洞对于重庆人来说是节庆期间的避暑胜地,但现在处处年景不好,无论是“玩耍”还是其他事都得仔细掂量钱袋,道士们(大大小小17个)都在抱怨入不敷出。此处有一众从本地神灵转投天主教怀抱的信徒,他们投入资金,从而建起了那些难看的灰白色教堂,这颜色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与此同时,那美丽而古老的寺庙,那些凉爽的殿堂、绿树成荫的花园,那些艺术与自然浑然一体、令人心旷神怡厌倦俗世的一切都渐渐腐朽。甚至连那声响宁静幽远的大钟都逐渐被野蛮的古董收集者移走,代替它们的是邻近小教堂里刺耳的叮当声。有多少次,我在某些寂静的林谷中听到那深远的钟声,每一次敲击都隔着漫长的间隙,一些佛寺里响着僧人们的晚课,而我在漫步中停下来,看着那些礼赞者焚香祷告。

    无论如何,老君洞的神甫目前生存艰难。一个煤矿正在破坏他们主神殿的地基,因此道士们正起诉对方,而这诉讼在花光他们的钱。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人公开向我要钱。我没有预料到这次远足的路途这么长,因此没有带上苦力,也就没有人给我提钱袋(价值一先令的铜钱重一磅半)。他们用茶水和水烟热情款待我,当发现我没什么可以给他们时,多少有些不高兴。

    周六,4月14日,天气很热。我回访了张行栋钱庄的经理,他姓“赵”。我在他那里吃了早饭,有小麦面包和粉丝汤,还有“发菜”,一种非常细的海草,我难得如此享受一份餐点。这个钱庄是此处最主要的山西钱庄及商行,它存在了270年,总经理在家乡太原府管理整个产业。这些钱庄是帝国最受尊敬且管理最严格的产业,它们的分支深入18个省的每个重要城市,员工数量达到数百人。我问他如何负责运营一个存在了近三个世纪的公司。他回答道:“我们的规矩很严,内部员工都来自山西。他们要当学徒,住在商行里,晚上九点以后禁止出门。”他说南方的商业机构更松散。这些山西钱庄为散布于整个帝国的分行发出大宗款项的汇票,奇妙的是在如此迟缓的沟通情况下,他们竟然能够管理他们的财政。

    下午我再度出门闲逛。从最近的“太平门”出城,走下240层肮脏的台阶,身边都是常见的运水工。城里用的水全都是通过各个城门从河里运上去的,抬水的苦力薪水很低,两大桶水只值4至5“钱”。我到了河滨,现在这里是干的,到处都是小酒馆、店铺、鸦片馆、木柴和煤炭店,但这一切在一个月后都得挪走,因为河水将再次暴涨。我注意到有两块孤零零的巨岩立在沙洲上,它们是从城墙下方的悬崖上掉下来的,而城墙已有部分被涨高的水侵蚀了。根据当地的信息(常常不可靠),这些岩石是三个冬天前落下来的。较大的那块大致上是个约15英尺的长方体,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被挖走,它在水边的位置很便利,是一块紧实均匀的灰色砂岩。这里是重庆的西南边,河床渐宽,在中央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沙石堤坝,称为“珊瑚坝”。其顶端大约有一平方英里的位置种了作物,上面还有一些村舍,在正常的年份里能堪堪逃过洪水。现在这片堤坝的顶端离河面约有50英尺,算是我在四川东部见过的唯一的一块平地。我沿着它的边缘走了近一英里,直到脚下如板球大小的松散卵石多到难以行走。我得提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么难走的路,是想要逃开那一大群一直跟着我的流浪儿。这些孩子被四川话友善地称为“娃娃儿”,他们聚集了大约有几百人,自得其乐得扯着嗓子喊:“洋人跑马!”后来我得知这个叫法(或任何乌合之众的口号)都源自上海集会的西洋镜秀,这次集会是最近由一个巡回马戏团举办的,它激起了重庆年轻人嬉戏的心态,而我希望地上的石头能对他们的光脚形成阻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能跳进一艘舢板,让人载我渡河,这才逃开了他们。当这个让人愉快的结果发生时,聚集的娃儿们轰然大叫起来。

    在过河时,5海里/小时的水流将我们往下游冲了近一英里,但在对岸的涡流中,船只迅速收回了失地。这涡流通向一处小险滩,它由右岸伸出的一处阻碍河道的岩架形成。多天前,一艘载油的大帆船在这里失事了,她的船体被拖进浅水中,现在她漂在那里,甲板已不知所踪。她所装载的油桶堆在岸边,它们是竹编的,内里衬了竹纸。船员们舒舒服服地沿边扎营,在船帆做的雨篷下守卫着这些货物。靠岸后,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发现一座新坟,还有一些舒服的石凳,就建在突出的山坡上。我在炎热的阳光里坐下来,享受眼前的风景。无论从哪个高处看,重庆城的风光都别具风味,每个角度都形成一幅新的画面,画中有岩石、河流、林木、寺庙,有雉堞的城垛,还有屋顶的飞檐,各种细节让人眼花缭乱,只有摄影机才能正确地记录它们。我坐在那里眺望了半个小时,竭尽所能地在视网膜上留下这一切的印象,因为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重访此处,这回忆将是我拥有的最怡人的旅行印象之一。

    在欧洲,除了纯天然的景色外,眺望众多至胜美景的愉悦感总是会被人类新建的粗糙作品削减,在美国更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开始在美丽的日本发生。在那美学之乡,人们开始疯狂地模仿西方的建筑与服装,旭日之岛就仿佛染上了枯萎病。但在中国这遥远的西部,还没有什么东西侵入这天人合一的境界。风水正当盛行,人类与土地的和谐就仿佛鸟之于空气,鱼之于水。建筑全都与环境融为一体。古老的城垛就如同天生于崎岖的悬崖之上,城墙随着山川江谷的曲线起伏,没有什么透露出与自然冲突的迹象,而我们粗野的西方正鼓励这种冲突。没有哪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会建起高楼凌驾于邻居的头顶,盗取他们的空气和阳光。比较醒目的建筑只有寺庙和衙门,前者以其绿色和金色的瓷瓦别具一格,后者以其两侧古雅的旗杆自成一派。据贝德禄称,它们象征着阴jing,其形状和西方的旗杆完全不同,杆子光裸,旗帜呈方形。如果有谁像安妮·芒雄斯女王撼动伦敦那样撼动这里的话,那龙与龟将(以暴民的形式)从沉睡的时代中惊醒,推翻那些不吉的建造,直至片瓦不存。这座城市对外国人表示出反感的唯一一处是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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