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庆（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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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叫醒服务————拜访中国农户————好路————冗长的宴席————不洁之身————董家————又见“风水”————奇谈————铭文

    周日，4月8日，天气还算好，只不过是阴天，只在中午出了一点太阳。在商行凉爽的庭院里，温度为65华氏度。

    在中国，四川以其阴天和多雨的气候闻名，我待在该省的整个四月份里，每晚都要迎接瓢泼大雨。四川省似乎正处在一个云雾带下方，这个特殊地带从古代起便体现在了邻省云南省的名字中————意为“云的南方”。

    自1875年马嘉里被杀后，北京委派了一位继任的英格兰代理领事至中国西部旅居，他的总部在重庆。1876年的烟台条约规定了这名官员需监督中方所承诺的条款，它们被张贴在所有的大城镇里，宣告了英格兰子民在整个中华帝国通行无碍的权力；他还需报告这些边远地区的贸易能力。就这样，在这些领事的长眠之所，众多极其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被收集起来，以领事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后人无法仿效的贝德禄、斯宾士和谢立山 [1] 因其在这一地区历经艰辛收集原始数据，赢得了国民的一致赞扬。在我抵达此处时，谢立山先生已经离开前往贵州省（位处四川的东南），领事馆由“文书”H·M负责，梅先生，或以官衔称他为梅师爷。领事衙门位于上城，结构为现代中国合院式建筑。我造访时接待我的是梅先生，他是位云南人，也是位伊斯兰教徒。他去过新加坡，因此很熟悉野蛮人的“急”或不安分，鲜少旅行的中国人则对这种“急”非常惊讶且担心。于是他回应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或董老爷。后者是一位煤矿老板，希望我能为他引进外国的泵送机械。在热情的房东董兴熙先生的饭桌上，这两个人和我一起吃了早餐。中国的上层商业阶级每天吃两顿正餐————10点的早餐和17点的午餐，不过晚睡的人会多吃一次晚餐，大部分商人都是如此，因为大多数生意是在晚上抽着鸦片烟谈妥的。我接受了董先生的邀请，明天前去参观他的乡间别墅，并在那里逗留一两天。在我们商行的台阶上，我看到一支考究的佛教队伍经过门前，整支队伍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无数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每个神话都由4个盛装的男孩站在一个平台上呈现，平台由竹竿支撑，扛在两个男人肩上。打扮成圣人的孩子们有飘逸的白色长须，骑着马跟在队伍后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美的构想，对我而言新奇无比。

    下午我拿着一封介绍信，拜访了惠勒博士，他住在上城。我坐着轿椅到了他家，一路都是向上的石阶，街道宽阔且繁忙，但同时也很肮脏，与我在中国造访过的上百座城镇没什么两样。惠勒博士是美国美以美会的人，去年冬天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从九江来到此处。她们对离开大院毫不在意，欧洲女性对中国西部仍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他们家的位置很可爱，可俯瞰小河（支流）流向江北厅的壮美景色。我和这个亲切友好的美国家庭一起喝了茶。

    周一，4月9日，我在船上得了重感冒，前一个晚上又因为咳嗽整晚没睡，于是昨晚用了一点点精制鸦片，就是一般用来抽的那种。我睡得人事不省，一声也没有咳，不过醒来时头痛得快要裂开了。我一直打盹到下午2点，因为答应了董老爷要和他一起去他的别墅，我便穿戴整齐，坐进了一台由三个轿夫抬的轿椅中。轿椅的动作让我又开始犯恶心了，我现在确信用鸦片来做治疗还不如就那么病着。董老爷的住处就在山间的一道裂谷边上，谷中有一条大道通向成都————该省的省会。这条路是出重庆的唯一一条“旱路”，它修建在扬子江冲出的一个半岛上。扬子江在本地被称为字水河，这个名字源于河中如中国字般的卷浪，它们是无数涡流在平缓又闪亮的河面形成的，其中包括干流的河面，也包括小河，即支流的河面，后者大约有主干流的一半宽，从西北而来。这条河的水源来自甘肃和陕西，并与合州、巴州、遂宁和嘉定府连成了一片水网————当然了，这片水网由几乎连绵不绝的险滩所阻隔，险滩是四川所有河流的伴生物。上述旱路算是中国境内相当壮观的一条大路，它近5英尺宽，交叉平铺着沉重的石板。这条路近半程都由上上下下的石阶构成，这里的山丘和遍布中国的山丘一样，陡峭得令人侧目。在城内街道上走了一英里多后，我们出了西城门，走下约一百阶石梯来到一条马路上。这条路沿着砂岩悬崖的边缘而建，悬崖比河面（目前有三分之二是干涸的）高出大约150英尺，靠外建着漂亮的石栏杆，但在某些部位已经损毁了。而后，路面以石阶的方式向一座约500英尺高的山上攀升，路两旁尽是些小小的坟墓，它们大都没有名字。此间没有一棵树或一点灌木来打破这种单调，但奔腾的河水和对岸高耸的山峰形成了宏伟的景色，罂粟、大麦和豆子等春天的作物染绿了一切，树木环抱着如画的村庄，处处都是民居。四川东部有一个特征是我在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没见过的，那就是既没有平原，也没有光裸的山丘，每一寸土地上都覆盖着作物或树木，只除了城周，无尽的墓地所占的土地面积比活人还多。就这样，我们在坟墓覆盖的山间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走了三英里，之后爬上一处树木繁茂的窄谷，从几处精心雕刻的石牌坊下面穿过，四川的牌坊比其他省份的都更多且更漂亮。接着我们穿过一个小村子，爬上一座高山，它俯瞰着一众山河所形成的壮美景色，而“董家”就建在这山上。最后我们终于在正式的客堂中歇了下来，它面朝一个漂亮的封闭式庭院，石台上放着巨大的花瓫，瓫中种满了橙子、山茶和杜鹃花树。我一下子就被这家里的小孩子们围住了，一共是三兄弟的18个孩子，10个男孩和8个女孩。女人们只被允许从门帘的缝隙间偷窥我这个野蛮人。

    我们一坐下来，拧干的热毛巾就被递到我们手上，好擦擦我们的脸。这个礼节相当提神。还有惯常的热茶，两个勤勉的仆人绝不会让它们变凉，他们提着一壶热水走来走去，客人每啜一口茶，他们都要把水补满。接着是庆祝我到来的中式晚宴，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事冗长乏味得很。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着，作为客人，我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座位，而其他人都是两两坐在半长的凳子上。先是上了16大盘重调味的碎馅、水果和蔬菜，还有十几个浅碟，装着瓜子、花生、甜橙皮等等。桌子中间则是“换菜”，在整个宴会中，中间的菜被置换了十几次，它们主要是以不同方式烹饪的肥猪肉。这一天我们就在没完没了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热“糁熟”，一种用小米做的一种烈酒；咔擦咔擦地嗑着瓜子和花生，并用筷子尝各自不同的菜。贵客面前那极小的碟子里堆着各种珍品，是由过于客气的主人用筷子夹来的。渐渐地，在大约两小时后，大家都酒足饭饱，桌上杯盘狼藉，我们再也吞不下任何食物了。然而，中国人非常热衷的、吵吵嚷嚷的划拳游戏再次激得人们开始饮酒了，我非常擅长这个。这一次宴席中，完全没有一小片面包或一小口米饭来帮助我们咽下油腻的菜肴，只有时不时出现的热毛巾，用来擦嘴和出汗的额头，以及几口常见的水烟。一个小伙子负责随时给每位客人分发。他一手点燃火柴，一手拿着水烟筒，将长长的铜烟管递到某人嘴里。每个人面前都叠着一张小小的红色纸巾，5英寸乘2英寸大，但用它根本擦不掉桌上的油点，涂漆的桌面上早就满布油渍了。而骨头和软骨之类的满地都是，混着倒出的烟叶，因为烟筒总是不停地被重新点燃。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坐在一张又高又硬的凳子上，对一个疲惫的西方旅者来说真是够折磨的，但中国人民从早到晚都窝在上面。最后，一个脏兮兮的仆人终于拿着饭桶出现了（他们全都又脏又油），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把饭桶放在一个边台上，旁边还有一叠小饭碗。他用木勺给每位客人装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晚宴总算到了尾声。但饭碗里的饭必须吃光，否则人们只会认为你纯粹是在装客气。为了吃掉它，桌上某些又油又冷的汤被倒光了，客人们把汤倒进自己碗里，好吃光最后一粒米饭。饭后上了茶，酒就不会再出现了。对这条无情的规则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酒是用谷物做的，把酒置于茶之上，就好比把儿子置于父亲之上。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习俗，它们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但理由都很稀奇。中式晚宴被各种人描述过一遍又一遍，但我还是讲述了今天的这一次，因为我认为那些描述很少能让人体会到这些宴席的沉闷，以及其无法给人一种真实的慰藉。不管怎样，要想和人们交往，你就必须压抑自己的厌恶，遵循他们的习惯。

    我们9点时散场的，从黄昏至睡前的这几个小时就这么令人难受地度过了。坐在又高又硬的方凳上，身处一片昏暗中，只有一盏黯淡的油灯照明，它是一盏翘起的油腻腻的浅碟，置于一个高架上，装满了油，一根冒着烟的灯芯从边上伸出来。在中国没有隐私，我在我泥地板的卧室里摊了摊手，屋里有一台雕工华美、处处镀金的床架，还有一排带着黄铜锁的红漆衣柜，以及惯常的硬凳子和小茶几。我被小心地扶到床上，床垫是稻草编的，有一床不太干净的棉被，以及非常肮脏的丝绸花床帷。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穿着华丽的丝绸和缎子，内衣却往往脏到极致。尽管他们从理论上明白清洁的价值，但他们的整个儿人生————从公众场合到私下里————都几乎在完全地拒绝清洁。富人和穷人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四川人在这方面也并不比他们的邻居好到哪里去。一路逆流而上时，船员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疥疮，我给了他们一些药膏，他们也不愿意费劲去涂它。毫无疑问，他们对不适和苦痛漠不关心。另外，他们看起来极度缺乏想象力，所以永远也发明不出什么新东西，也因此，他们就不需要忍受这种能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的折磨，也同时失去了我们更敏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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