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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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的英国————怀特菲尔德————斯威夫特————斯泰恩————约翰逊————休谟

    在今天这一讲中，我们将看一看18世纪的英国，这个世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19世纪的我们会非常感兴趣。

    在上一讲中，我们看到1800年来形成的信仰体系里面，有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到那个时期所形成的人类思想的伟大里程碑最后崩塌，化为自杀性的毁灭。我们看到一个杰出的民族毁灭了：在伟大的时间种子田里，颗粒无收。因而歌德说得好：“我的遗产，一无所有！时间，一无所有！”因为人类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把种子撒进田地里，它在那儿不断地生长。但法国人什么也没有播种，不仅如此，伏尔泰还把火扔进了干燥的树叶里，引起的燃烧我们会慢慢注意到。关于伏尔泰我们只能简略地说一说。他是一个内心快活的人，非常敏锐，表现出最辉煌的天才，但缺乏深度；他涉及的问题多且广，但在重大事情上，除了令其溃烂、毁灭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人们曾一度认为人类陷入了怀疑论，我们可以想见其他所有思想领域必定会变成同样贫瘠的沙漠，比如说政治。在法国，也出现了马布利 注2 、孟德斯鸠和其他众多持怀疑论的作家，最后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集中体现出来。他们认为智慧的最大用处不是用来观察自然的外部特征，不是特定情形所要求的爱或恨，而是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并解释它、论证它。在英国以及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如此。

    法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两个特征是形式主义和怀疑论，这两个特征成为那个世纪所有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法国文学在所有国家都扎了根，迄今为止最肤浅的事情之一是它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东西，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信息。但另一方面，它最讲求逻辑的精确性，遵循已有的规则，精心筹划，这一点渗入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在德国，法国文学有一个时期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几乎占据了公众的思想。在英国、在西班牙也同样如此。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把法国文学介绍进来，塞万提斯的优秀作品被法国文学挤占了，此后再也没有重现其过去的辉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人们怀疑任何一个特殊的信条，而是因为社会变得完全不可信赖，宗教信仰完全变成了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因此，对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宗教信仰是否在地球上存在都尚有疑问。人们看到欺骗盛行，看到周围的真理被践踏得粉碎，看到骗子在他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看到骗子干得比其他人还要好。直到最后人们也赞同这种新的秩序，自己也加入这种可悲的安排，热衷于追逐名利，除了信仰一些人们通常信仰的金钱自有金钱的价值以及享受就是快乐之外，没有其他的信仰。如果可能，为那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悲哀吧，因为他们不管做什么，总是期待回报！看到这些很令人难过。这样的时代特别令人痛苦————它是一个国家的隆冬季节。如果没有春天来临，那么为这个国家悲泣吧！所有的人都会为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而痛苦。

    在英国，这种有害的精神不像在法国那样深，这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在本性上比法国人要温和、深沉得多，任何时候都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被吸引，不管是被怀疑论还是被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度，它与法国截然不同，是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一个英国人可以调和他的意见，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发现许多英国人只相信自己对世界上各种大事的调查研究，尽管不能把彻底的怀疑论这块黑色的领域完全置于身外，他们仍然全心全意地、勇敢地做许多事情。与此相反，在法国，一切事情都处在一种极度糟糕的状态，很多事情都要依赖耶稣基督。无论如何，18世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争论的世纪，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信仰，但它是一个矛盾的世纪，除了争论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论争，特别是关于萨谢弗雷尔博士的 注3 论争。所有的东西都要接受同一个标准的检验，从对萨克威瑞尔博士的论争，到整个形而上学，再到摩西的神圣使命，从休谟、培利 注4 ，一直到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所撰写的有关奇迹以及类似问题的文章。尼克尔斯的《18世纪的掌故》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描述了这一论争状态的有趣画面，其中十分之九的掌故是关于教会和教会问题的，好像人的智慧除了用于辩论便没有别的用武之地了。现在，虽然我对逻辑表示我最大的敬意，但我要斗胆说，像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这些重大问题，如果只能用逻辑来表达的话，实际上和失去意义一个样。我要你们记住歌德说过的话：“最重要的东西是表达不出来的。”神圣的事物中总是蕴藏着最深的秘密，庞培 注5 在耶路撒冷神殿里寻找有什么秘密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古埃及的塞伊斯(Sa?s)，有一尊蒙着面纱的雕像，但那也不是让人看的。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也被看作没有理解世界上最伟大、最出色的东西的能力。我十分赞赏写在瑞士人花园上的那句箴言：“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在话语尽情地表达过之后，沉默便囊括了所有话语忘记表达或不能表达的东西。说话有时间性，是现时的；沉默是永恒的，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沉默的，当用逻辑对它们进行辩论时，它们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意义。语言根本不可能证明信仰或道德，因为如果我们想一想，逻辑意味着什么呢？它好像是在强调人们要信仰一个东西，但那样做实际上不可能带来这种强制性。把所有的事物都放在逻辑面前看一看，我发现只有一件事情要完全依靠逻辑，那就是欧几里得的原理。在其他方面，准确地说，逻辑只能向别人详细说明你信仰的是什么。你这样做了之后，一个有你这样心理的人，看到你的信仰，可能也会像你一样去信仰。但在数学上，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某种简单的、权威性的名称来称呼的，那就是它的最终情形，就像二加二等于四、半圆的角是直角一样。但人们对称谓词的含义也有不同看法，这要视情形而定。比如，我们拿美德就是实用为例。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对美德和实用有不同的界定，让他们陈述自己的信仰，但不要试图用狭隘的逻辑来限制对美德和实用的界定。尽管以前学过逻辑，但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没有看到过一个排列正常的三段论，不过我能看出它会推导出一个无知、可悲的谬误。

    不管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多么不完美，它的精神却是最伟大的。英国做了几件大事，建了几座大型城镇，像伯明翰、利物浦，建造了庞大的工厂、造船厂。英国至少有真诚存在，比如，发明了珍妮纺织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是个真诚的人，瓦特在发明方面也很真诚，但法国不是这样。这一时期真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我们称为卫理公会的教派。表面上看，它只是汇集了一些空洞的教规，刚开始时几乎没有带给人什么启发，因为它存在于普通大众愚钝的心中。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怀特菲尔德，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在把自己的天才付诸行动之前，和周围那股否定性的力量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斗争。他所有的逻辑和他心中的火焰比起来微不足道，自彼得隐士以来无人能比。他先是到了布里斯托尔，向附近的煤矿工人讲道，他们还都是些异教徒，他坚持向他们传教，直到他看到，像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黑皮肤的脸上闪烁着白色的泪花”。他又来到苏格兰，在那儿募捐，用以皈化异教徒。想一想苏格兰人那种艰苦、节俭、冷冰冰的性格，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他到格拉斯哥传教，讲到印度人和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还不愿意捐款捐物去救助这个可怜的民族吗？他点燃了这个冷淡民族的火焰，结果，身上没有带多少钱的人跑回家去取，甚至抱来了毯子、农具、火腿，等等，在教堂里堆起一座小山！这是证明这项工作是好还是坏的极好例子。休谟听说了怀特菲尔德在卡尔顿山上的事，没有比这更能打动他的了。

    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发现很少有蒸汽机时代的那种精神。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德莱顿了，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的灵魂和他要写的东西不再相一致，他只关心自己在宫廷的影响，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法国的戏剧作为自己创作的范本。他变成了一个只注重作品形式的人，而不去安静地、默默地描述他内心的东西。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责备德莱顿，是贫穷导致他这样做的，而非他愿意如此。德莱顿最后变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从他翻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比如他翻译的《埃涅阿斯纪》，里面有许多优美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

    在安妮女王时期，在那个最丢脸的家族————查理家族去世之后，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怀疑。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是安妮女王时期的特征，但在这一切之中，令人惊奇的是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征兆，说出了很多真理。艾狄生只是一个外行的布道者，完全拘泥于形式，但他确实说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真理，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人做出不朽之事的范例。斯梯尔更加纯真无邪，但他只是艾狄生的追随者，过分地遵从艾狄生，而人们只会给艾狄生投上冷冷的一票。

    我认为那一时期最伟大的人物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主持牧师斯威夫特。他虽从小营养不够，但身体非常强壮，有一颗真正的撒克逊人的心，对宗教不无尊敬，虽然在某些情形下宗教没有唤醒他。由于刚开始进入教会时他并不是非常愿意，所以他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使命，但看到他自己安排的一些宗教活动，你会感到很惊奇。有人看到他有一天以一种秘密的方式给他的仆人讲道，而且每天早晨一次，因为他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摆脱陈词滥调。但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心中没有上帝，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混乱、虚伪的世界上，这一点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他以言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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