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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的卡莱尔关于西方文学史的演讲，是第一次出版。这些演讲是1838年4月至6月，在伦敦波特曼广场爱德华大街17号举行的。所有十二次演讲的讲稿，除第九讲之外，均由已故的托马斯·奇泽姆·安斯蒂先生整理。安斯蒂先生是出庭律师，后来担任尤格尔(Youghal)议会的议员。安斯蒂先生卓有才华，足以胜任这项工作，读者能够亲身感受到卡莱尔的风格特征在这本书里准确无误地表现了出来。
安斯蒂先生藏有好几个朋友提供的卡莱尔演讲副本，据悉现在还保存着三个。其中一个为出版商所有，征得他们善良的同意，道登教授把它与第二个副本进行了对照，道登教授在他那本有趣的《手稿与手稿研究》开头几页，对卡莱尔的演讲内容已有记载。这两份讲稿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出入。安斯蒂先生记录的卡莱尔演讲原始讲稿，现在属于孟买的亚洲学会，这个学会是在安斯蒂先生去世时得到它的。
每一次演讲都有时间标注。校正时尽可能地不改动内容，有确凿证据的和显然由于演讲者一时疏忽而造成的疏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补正。需要注意的是，卡莱尔在这本书中是以演讲者而不是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在思考其中的一些疑点时，最好以作者类似的著名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为指南，后者是在同一个地方演讲的，比这本《西方文学史十二讲》仅仅晚两年。
为什么卡莱尔在世时不出版他的文学史演讲集？毫无疑问他厌烦出版要做的漫长准备工作，如果要出版的话，需要认真确定题目，而他涉及的内容如此之广之多，不好确定。作为一位追求终极真理的先知，卡莱尔可能觉得自己不是特别适合做一个评论者，他可能善于以最具鼓动性的布道者和某些音乐家的方式，做必要的重复，对同一个问题反复解释，但他不具有马勒伯朗士 注1 那种广博、温和的阐释能力。对卡莱尔来说，加进评论可能会破坏他那讲起来十分有力的语句，削弱话语的表达力度，这是令人头疼的。与生俱来的缺乏耐心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促使他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在1838年，卡莱尔的天才可以说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创了他最负盛名的时代。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被视为他最好、最具个人特色的作品之一，它不是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而是对典型场景的有意识选择。此外，对其他历史阶段以及大革命所带来的教训，《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也进行了及时评述。我们眼前的这部文学史演讲亦是如此。这些演讲不是一个手册，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受欢迎，因为文学手册太多了。说这些演讲没有面面俱到而对其加以指责是不公平的，相对于文学而言，卡莱尔的演讲更关注文学产生的原因、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意义。
我们这里并不因为卡莱尔是一位文学大师就拉长篇幅，读者可能会因此而感激我们。卡莱尔一贯认为，在某个黄金时代，出版商和公众会认识到给作者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付稿费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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