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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性，但这种外来压迫很少是基于人物自身道德意识的内在的矛盾纠葛，这又使西鹤的作品缺乏戏剧性。由于这样的局限性，使得西鹤对人生的看法中缺乏狭义上的伦理要素。在《好色五人女》中，箍桶匠与阿选的故事，还有装裱店的阿山的故事[5]，都能说明这一点。
如此说来，在西鹤的恋爱观中，难道没有意识到恋爱和恋爱之外的那些更广阔、更强大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性吗？如果说竟然还有这样的恋爱观，那岂不是奇谈怪论吗？无论他描写的恋爱是如何的激情和陶醉，他对恋爱的本质是如何加以冷静地洞察，假如他没有那种联系性的意识，那么就可以说他的作品差不多就是诲淫的作品吧。我当然认为西鹤作品中有联系性的意识，我只是想说西鹤的创作超出了伦理意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看出这种联系性呢？我可以举出三点，来说明西鹤的恋爱描写与整体人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第一是对于心性之美的敏感与欣赏，第二是写命运的不可思议，第三是涉及了经济的领域。
关于第一点，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现在谈第二点。所谓“命运”，就是个人及社会集团，与自然及超自然的力量相互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因果。一般说来，与生俱来的人的性格，包围着个人而又与个人若即若离的社会力量，都是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但在这里我要预先声明，我将这些因素暂且排除在外。我想说的，是在自然的和社会的因果律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由人的善业恶业而造成的因果报应，由精神力决定的善灵恶灵之类，从物理学上说就是大自然，这些因素在对人产生作用的时候，造成了各种各样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些偶然的结果是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会发生、任何人都难以摆脱的生死无常之相，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命运的主要部分。面对这样的命运，西鹤有时怀着恐怖，有时带着惊异，有时又怀着虔敬的感情。当然，也有像他在《本朝二十不孝》中所描写的那些肤浅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还有像那位死去的太夫显灵，在因为玩够了而厌弃今生的看破红尘者面前说的那些玩笑话（《好色二代男》卷四《参拜七墓逢故人》）。这类描写出现在西鹤的作品中，对于人物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视为小说写作的技巧。
西鹤以真挚的感情所观察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人生的偶然性和无常。这两种不能为人所左右的东西，也出现在人类最热烈的恋爱中。不顾一切倾心相爱、相互依赖的恋人，却出乎意料地为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干扰，令人束手无策。像“但马屋的七百两金子放错了地方”这样的偶然事件，使得清十郎身陷囹圄并最终被斩杀于刑场。[6]而去邻居家帮工的阿选，因为邻居家的主人偶然失手使罐子从搁物架子上落下，弄乱了阿选的头发，而使女主人醋意大发、破口大骂，而阿选心想：“既然那女人让我背上恶名，不如先下手为强，来真的算了！”这位原本相夫教子的模范主妇终于与那男人私通，被发现后当场自杀，尸体被游街示众。[7]都是跌落可怕的命运的陷阱而断送了人生。
再举一个“若道”的例子。因恋爱而身无长物只剩一把短腰刀的岛村太右卫门，在河里来回游泳的时候，被远处的人误认为是河上的鸟儿而遭射杀（《男色大鉴》卷一）。“人命无常”————西鹤除了这句话之外，对这些偶然的东西不发表一句评论，而只管描写。他似乎听到了在这无常的人生的深处，那不可思议的黑暗的力量在咆哮。软弱无力的人，强大无比的命运，纵然爱的力量不弱，但把这恋爱放在这个背景下描写的时候，热烈的爱恋、执拗的好色，结果都被吸入那无常的背景中了。“人如同落日，谁也不能不沉入地底。”《好色一代男》越接近结尾越浓厚的无常观，在世之介狂热的好色的一生中，似乎吹进了一丝晚秋的清冽凉风。
《好色五人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其中，有一件黑鸟羽的双层长袖和服，上有梧桐树与银杏树的比翼纹，红绸里子，山道形的镶边，薰过的香味犹存。阿七被此打动了心。她想，‘是怎样一个贵小姐夭折了呢？大概是把这作为遗物，送到这座寺庙里的吧？’她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年龄，深深地可怜那小姐。由这位不曾相识的人，她悟到了人世无常，‘想来，人生似梦，活着与世无争，只有祈求来世了’。她这样心情忧郁地沉思着。打开母亲的念珠袋，把念珠捧在手上，专心地念佛。正在这时，一个相貌端正的后生，一只手拿着镊子，全神贯注地拔取扎在食指上的刺儿。时近黄昏，他把拉门打开，还是拔不出来，颇感苦恼。”这位小伙子就是这样偶然地出现在阿七面前。[8]这种把恋爱与无常联系在一起加以描写的主要动机，在开篇第一章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体现了西鹤文章中最美的部分所呈现出的独特的谐调————在华丽的叙事背后，贯穿着“寂”[9]的柔婉风格[10]，还有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思考和观察，都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恋爱就仿佛“梧桐银杏树上的叶子”，是为了被秋风吹落而准备的。
当然，这种无常观是不能与“若不死就永远相伴”（《好色一代男》卷七）的积极态度混为一谈的。在西鹤那里，无常驱动着人们去享乐，无常像朝霭夕雾一样自始至终笼罩在恋爱之上。“一寸之前是黑暗，性命就在露水间，浮世难测明天事，只管一路往前赶。”（《东海道名胜记》），这种想法并不只是江户时代才有，早在妓院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这一点上，西鹤只不过是追随时流而已。然而，“所有的爱恋，都是悲哀，都是无常，都是梦魇，都是虚幻”（《好色五人女》卷四），从这一立场来描写人生，显然是西鹤这位“粹法师”[11]的一项崭新的事业。西鹤远远地超过了江户时代的那些虽然采用同一主题但发掘并不深的前辈作家，他让“物哀”的传统在新时代重新复活，并且在这方面，他与乍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的松尾芭蕉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两人都把恋爱和人生置于“无常”中加以观察，芭蕉在连歌俳句中观察和表现世相，西鹤的文章则着眼于自然描写的风韵，这一点是读者所不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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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接着说第三点，就是西鹤如何在恋情描写中涉及经济方面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西鹤与松尾芭蕉截然不同。诚然，芭蕉也写了一些与经济有关的俳谐，如“房子卖出去了，怀念那里的纸拉门和席子”“大米的价钱，扶摇直上”“到了霜降季节，劈柴便宜了”“在京城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下了轿子，要付钱”等，这些情景的描写在芭蕉作品中很多，颇带有西鹤的味道，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说，芭蕉对经济生活的观察是粗略的，而西鹤对人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却是有着深刻理解的，并将这些题材写进作品中，从而与“御伽草子”[12]式的不着边际地加以虚构的“假名草子”分道扬镳，独创了那个时代任何作家都未染指的崭新的文学样式。在这方面，虽说近松门左卫门也独辟蹊径，但他也算是西鹤的一个追随者，而且是一个在深度把握上无人企及的追随者。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开拓当然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本身所决定的，但文学绝不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反映。西鹤的《世间胸算用》[13]之所以代表了一种文学样式，是因为作者在经济生活这一人生重要方面的描写中，向读者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种种或明或暗的表现。
可以说，西鹤最显著的贡献，是将町人的世界赋予了一种精神。“人是一种长出手脚满足欲望的生物”（《好色二代男》卷三）；“人生第一要事，莫过于谋生之道。且不说士农工商，还有僧侣神职，无论哪行哪业，必得听从大明神的神谕，努力积累金银。除父母以外，金银是最亲近的”（《好色一代男》卷一）；“居家过日子，最希望拥有的，比起梅、樱、松、枫来，金银米钱更为重要；比起院子的假山，更重要的是家中仓库殷实，四季家用充足，这才是人间天堂之乐”（《好色一代男》卷一）。这种欲求和金银米钱，与人生至关紧要，那些最没有功利计较的恋爱也受这些条件的深刻影响。西鹤把恋爱置于经济生活中，并且表现了恋爱与经济生活之间的种种关涉。在他看来，除了上述的特殊意义上的命运的因素之外，经济状况是人生中最有可能支配恋爱的重要因素。
当然，恋爱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也有深有浅。《男色大鉴》的前半部分所描写的武士与武士之间的同性恋的“若道”，《好色五人女》中的普通良家妇女的恋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小。但是，在《好色二代男》后半部分所描写的客人与男性俳优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了。更不用说西鹤常写的美妓与风流嫖客之间的处在中心地带的恋情，都有着一套复杂的风俗习惯，讲究体面，因而是最需要金钱来支撑的。
……[14]
注释
[1] 本章属于《后编》，总第32——36节，以下选译第34——36节。《后编》各章均没有章名，只有各节名称，本章名称由译者所加。
[2] 文：日本鞋袜的长度单位，一文合2.4公分。
[3] 中将君：平安王朝时代右大臣藤原丰成之女，十六岁时出家为尼。
[4] 腻烦：原文“愛想づくし”，这里指女方不爱男方，而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中断关系。
[5] 见《好色五人女》卷二、卷三。
[6] 见《好色五人女》卷一。
[7] 见《好色五人女》卷二。
[8] 见《好色五人女》卷四。
[9] 寂：日语假名作“さび”，日本传统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种洒脱、超越、寂静、枯涩、黯淡、陈旧、空灵、恬淡之美。
[10] 例如《好色五人女》卷五之二《捕鸟一少年，生命何脆弱》开头的文字。
[11] 粹法师：原文“粋法师”，“风流法师”之意。
[12] 御伽草子：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带有启蒙性、娱乐性的故事，多为短篇。
[13] 《世间胸算用》：可译为《处世费心思》。
[14] 以下第37——45节，论述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以及近松之后的戏剧家们的创作，与“意气”及色气论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