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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格当中的矛盾性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但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例证体现在他们有时是最为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但有时又成为胸怀宽广、四海一家的人。他们的乡土情结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特别是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的广东人，依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乡人，只是短暂地寄居在陌生的都市，一旦好运来临，他就要快马加鞭地回到故乡。来自福建、山东、四川等地的民众，构成了中国移民的主体，他们与广东人一样有着类似的观点。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几乎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漂泊游子都有的乡愁，在其他国家这种乡愁可能最多只持续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的乡愁却久久不能淡忘。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家乡的那截土墙、泥土的地面、绿油油的稻田和正盛开的石榴，终究是他在世上最令人羡慕和喜爱的地方。他的子女，甚至他的孙辈们，无论出生在哪里，都把自己视为来自祖籍的省份，即便从来没有回到过那个遥远的村庄但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原住民。
漂泊的游子可能生活在上海一栋装有暖气、供应冷热自来水以及其他现代化舒适设施的摩天大楼里，但他从来不能够遏止对家乡那个小村庄的思恋，也从来没有试图去遏止————忠贞于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他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他的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只要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他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叶落归根。纵观中国的历史，在自己家乡之外的任何地方去世都被认为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就类似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马革裹尸一样。在每一艘驶往广州、汕头或厦门等港口的轮船上，通常都会载着至少一名垂死的乘客，他在用自己最后的一丁点儿气力返回他的故乡。从上海到宁波的旅程是非常短的，轮船通常在下午的5点钟启航，然后大约在12个小时后靠岸，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把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抬到船下边去，他们显然是宁波地区的居民，但最终还是没有赢得与死神孤注一掷的比赛。
如果一个人客死他乡，即使是在遥远的国外，中国人通常也会把他的遗体用船千里迢迢地运回其祖籍安葬。如果这个人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这笔费用将由他的族人，或者他的同乡会友，或者众多负责埋葬死者的慈善组织中的一个来加以解决。这样的组织如此众多，又如此活跃，所以尽管中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她从来没有过波特墓园 [1] 。无论他们走得多远，也无论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多久，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治愈过自己的思乡病，而风俗也绝不允许死亡切断他们与祖国的联系。《白鸽》 [2] ，它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讲述了摩尔人思乡的心痛，或许非常适宜成为中国人传唱的一首歌曲。
尽管中国人有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对家乡的热爱，但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环境的能力堪称世界主义的楷模，他们会极快地适应从乡村到大都会的生活氛围。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省学者，还是无知少识的苦力，都是一样的。在冬季几个月的农闲季节里，成千上万的小伙子跑到城市里去寻找各种不经培训只要有好体力就能胜任的工作。虽然他们什么活计都会去干，但只有像黄包车夫这样的工作才能让他们与大城市复杂的现代生活密切地接触。
在黄包车夫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刚刚来自绿色原野上的小伙子，他们被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惊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看着交通信号灯时仿佛觉得那个红色的火球可能随时会从信号塔上滚过来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他相信自己有的是力气，他会大踏步地奔跑，超过所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车夫，但他对交通规则和拥挤街道的危险却毫无所知，因为他以往的人生经验已经被限制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
但几周之后他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身上乡巴佬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在拉人力车的时候，他也学会了一些复杂的技能，这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体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他放弃了试图证明自己是速度冠军的想法，并调整自己的步伐和步态，让自己以最节省体力的方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目前生意中出现的一些特别的经营问题并不感到沮丧。他很快就发现在支付车费的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加慷慨，而且也很少固执地要走一些不合理的绕道的路程。他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心仪的游客，索要并且也经常可以从客人那里得到超过合理费用四倍到五倍的收入。穿着制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对人力车夫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他们会痛快地支付高得离谱的运费，尤其是那些刚刚来到港口的水手。如果一大群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一间酒吧里出来，十几个正等待着这个幸运时刻的黄包车夫就会坐地起价，而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到水手们选择乘坐了他们的车子。在黄包车夫的社会规则里，美国水兵是最优先考虑的服务对象，英国水兵紧随其后。
黄包车夫通常会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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