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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通常不会给人留下思维敏捷的印象。显而易见，他们从一种思路转变到另一种思路是相当困难的。一项手头的工作，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任务也仿佛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头脑，把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了。让我们假设俱乐部里的一个男服务生要合计一笔账单，虽然算清楚这本账并不比他每天要计算十几次的一杯威士忌加一杯苏打水的总成本更复杂，但他的大脑会被这个任务完全占据，因此在他全神贯注做这件事情，然而又要交代给他包含同样熟悉数字的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醒他一声。
在中国随随便便改变谈话的主题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对于关涉到的所有人来说也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因为在对一个新主题的内容有完整的理解之前，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心理的必要调整。这种高度全神贯注的状态常常使中国人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至于能够不受身边任何刺激或吵闹的影响而继续从事他们手头的工作。因此上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要求大家安静以便于问题的思考。
这种情形偶尔会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在几年前，当一些架线工人在汉口的电线杆顶部工作的时候，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在他们下面爆发了。许多人被击中挂了彩，甚至还有人被打死了，但是架线工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有留意这起流血事件。目睹这一事件的外国人深信这些架线员根本就没有听到枪声。
与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相联系的是人的恒心，无论是大事，还是小情，往往表现为盲目的固执。世上有许多人都是单向度的思维，但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严重了。中国人没有能力快速地做出心理上的改变，这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了下去。在君主制政体时代，所有官员的任命，理论上讲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科举考试的结果，每个读书生员的雄心都是要通过省级的乡试，进而获得作为国家官员的名望与财富。科举考试非常严格，而且考生众多，最终只有极少数的考生才能达到梦寐以求的缙绅等级。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这种真实的故事，许多童生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参加科举，虽然考试每三年就会举行一次，但很难通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考，有的人直到七八十岁，才取得梦寐以求的功名。虽然外国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赞美这些雄心勃勃、坚韧不拔的老学究，但中国人对他们似乎并没有格外的关注。显然在中国人看来，一旦一个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去求取功名，那么只有天不假年才能终止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否则，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种对于学问坚持不懈的探究精神，在许多别的活动领域中也一再地显现，中国人并非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提前很多年就制订一项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要坚持完成这些计划确实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中国人这方面的性格特点似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订一些计划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花费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让它们日臻成熟则是一项中国人愿意付出极大兴趣和热情的脑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许多有野心的家族企图篡夺他人的地位，虽然牵涉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成功，但人们还是勾勒出了政变的路线图并且为之付出极大的精力。
大约15年之前，一位认识了挺长时间的中国木匠包工头向我咨询一件事情，他想购买二手自行车，然后租赁给那些登岸后想要骑马或者自行车寻欢作乐的英国、美国水手。因为我觉得他要做的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冒险性，所以试图给他一些必要的风险警示。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出租自行车能够挣到很多钱，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这是由于每个国家的水手都因粗心大意的习惯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在出海时不辞而别，留下一大堆未付的账单。
他也赞同我关于自行车租赁业务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说自己真正想要进入的行业是卡车的货运业务，但由于他买不起卡车，所以只能从自行车行业开始干起。一旦还清了那些购买二手自行车的债务，他就把自行车卖掉以支付两辆摩托车的首付，他的两个弟弟就可以开着摩托车为那些还没有足够实力自己购买摩托车的商行提供快速送货的服务。然后，当摩托车的成本已经收回时，他会卖掉它们，再用这笔钱作为购买卡车的第一笔付款。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但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是正确的，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对的。七年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开着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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