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总统职位（1969-1972） 1972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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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当这个高潮的年份开始时，我的态度和观点在我59岁生日，即1972年1月9日口授的一则日记中反映出来。

    日记

    第59个年头现已结束了，从迄今为止的成就来看，这也许是最成功的一年。第60年预示着极大的机会，当然也孕育着很大的危险。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如有可能，要居高临下地看待斗争，不为选举过程的起落和不可避免的政治攻击所左右。

    我在就职总统三周年时，举行了宴会招待内阁部长和白宫的高级助理。我在宴会后的讲话里谈到今后这一年，我一开始就说：“今天是1972年1月20日，从今夜起第四个1/4任期开始了。像橄榄球赛一样，第四个1/4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我们在这里大概只待四年，也许长一些，但是你们只能假定是四年。不过在这四年里，让我们相信，凡是能做到的事情都已做了，目的是要使我们这个国家从我们自己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处理我们面对的无数问题上，成为一个更加像样的国家。”

    总统的政治活动：1972年

    1972年1月5日，我写信给我的新罕布什尔竞选委员会主席，宣布我参加总统竞选，争取连任。1972年有11位民主党人和另外两位共和党人谋求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那两位共和党人是反越南战争的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保罗·麦克洛斯基和右翼的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

    有些民主党的候选人，像埃德蒙·马斯基、乔治·麦戈文、威尔伯·米尔斯和万斯·哈特基，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了，他们都想在3月7日初次预选中取得决定性的成绩，以造成影响全国的声势。另外有些人，包括休伯特·汉弗莱、乔治·华莱士、亨利·杰克逊和约翰·林赛，却认为还是不冒开始就遭到打击的风险为好，而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预选中以新人的面貌出现。

    由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前需要保持正式中立态度，由于我在得了1970年的经验以后要把政党政治排除于白宫之外，我决定另外设立一个竞选组织。这个组织叫作“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民主党方面竞选走在前面的是埃德蒙·马斯基。1971年年底在民意测验中他和我不相上下。马斯基的不利条件是他脾气暴躁，而且在政界中有优柔寡断的名声。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以前的竞选伙伴休伯特·汉弗莱野心勃勃。汉弗莱参加竞选，将从他那里抢走许多传统的基层民主党人的支持和选票。

    在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中间，我们必须最认真对待的是乔治·华莱士。他如果再次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加，势必要从我这里抽走许多保守派的选票。

    极端自由派的乔治·麦戈文是一个实力难测的竞选者。他只引起微弱的兴趣，因为看来他获得提名的希望很小。万一出现奇迹，他得到提名，我相信他将是最容易击败的民主党人。最难对付的将是坚决表示不做候选人的特迪·肯尼迪。

    不做候选人当然是肯尼迪的最高明的策略，但在查帕奎迪克事件之后他大概也非如此不可。1969年7月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帕奎迪克参加酒会之后开车过桥时落水，车里淹死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肯尼迪获得机会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对此事进行解释。他的谈话经过精心炮制，但许多人仍感到他的说法充满着漏洞和矛盾。我不禁想到，要是换了一个人，不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出了这件事，并且作了这种显然让人无法接受的解释，新闻界和公众是不会允许他继续参加政治活动的。

    然而就我个人来说，我深为特迪·肯尼迪惋惜。几天后我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看到他，对他的面容苍白和心绪不宁感到震惊。会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同他谈了几分钟话，竭力劝他下决心克服这一悲剧的影响，满怀信心地继续过他原来的生活。

    在政治活动中，有可能对一个对手感到真正的关心，同时仍旧冷静客观地对待他的竞争地位。就在我真正同情特迪·肯尼迪的遭遇时，我像他本人多半已经体会到的那样认识到，这出个人的悲剧具有多么深远的政治影响。我知道，查帕奎迪克事件在短期内会破坏肯尼迪作为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领袖的作用。从长期看，如果他决定在1972年竞选总统，这将成为他最大的不利条件之一。

    那天夜间，在查帕奎迪克发生的事的全部真相显然没有说出来，并且我料想报界不会花力气去揭发。因此我叫埃利希曼派人替我们进行调查，弄清楚事实真相。我说：“这件事一分钟也不要放松。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这方面发生这样一件事，他们会怎么样。”实际上后来我们的私人调查员除了谣言以外什么也发现不了。

    在一个大陪审团审理了这个案件之后，主持的法官詹姆斯·博伊尔发表了一项报告，说肯尼迪在作证时讲的话不可能是事实。肯尼迪立刻发表谈话说，博伊尔法官的报告是“没有道理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不相信肯尼迪关于查帕奎迪克事件讲了实话。但是测验也表明，马萨诸塞州的选民并不认为肯尼迪因此必须辞去参议员职务。第二年他们用63%的选票把他再次选进参议院，从而以很大的多数给了他信任票。即使在需要克服查帕奎迪克事件影响的情况下，特迪·肯尼迪如果在1972年被提名，仍然会是最强的民主党竞选人。

    我认为马斯基有相当好的机会可以击败我，而汉弗莱在劳工的支持下所得的票数可能同我很接近。任何民主党人都因民主党是个大党而获得好处，1972年它登记的选民比共和党要多几百万人。他们似乎还可能得到额外的助力，那就是乔治·华莱士作为第三党的首领而和我竞争。

    最后，似乎越来越有可能的是，所有的候选人都能拿反对越南战争作为竞选口号，而这场战争我既无法打赢，也无法结束。

    最极端的反战候选人是乔治·麦戈文。对于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十分简单，很合拥护他的人的心意。他说：“如果我当了总统，只要花24小时和我大笔一挥，就可以结束在东南亚的一切军事行动。”他说他将在90天内撤退所有军队，不管我们的被俘人员获释了没有。他说阮文绍总统应该准备逃往随便哪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即使被俘人员没有释放，麦戈文也不会恢复作战，因为像他在竞选时所说的：“乞求比轰炸好一些。”

    在越南问题上，麦戈文和其他民主党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停战对其他人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对麦戈文却是神圣的事业。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马斯基以46%对37%击败了麦戈文。鉴于在竞选之初马斯基本来就大占优势，评论家认为他只得9%的多数是一个严重的挫折。新闻界的吹捧使麦戈文一夜之间从一个比较次要的候选人变成了重要的竞选对手。

    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给华盛顿送个信息”的口号，鼓动了选民。他的信息就是：不要由政府派大轿车接送学童。华莱士得到选票的41.5%，从而赢得了这个州的预选胜利。休伯特·汉弗莱名列第二，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得了第三。马斯基曾指责华莱士为种族主义者，落了个第四，得票率只有8.8%。

    麦戈文4月4日在重要的威斯康星州预选中获胜，也在马萨诸塞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独占鳌头。看到他稳步上升，我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几乎不可置信。到了残春，只剩下汉弗莱和肯尼迪还有可能挡住他了。

    在我们共和党方面，预选的结果像预计那样令人满意。我虽然没有发表竞选演说，却在共和党的所有预选中得到了压倒性的多数。

    中国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我在一个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奋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

    基辛格已去远东作10天的访问，距离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之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对其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中国大陆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中国大陆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其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不大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他回答说：“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比较赞成我们对华采取主动，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的意见。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

    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1]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周表示无法接受我们关于公报的做法时，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说，措辞如果不反映我们的根本分歧，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他认为我们提出的草案是苏联人愿意签字的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这是不可取的。

    接着中国人交给基辛格一份对应草案，这使他大吃一惊。我方草案掩饰了分歧，而他们的草案却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极大的克制看了这个草案，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总统签一份文件，上面说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

    中国人似乎感到为难，但基辛格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允许提到种族歧视；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公报提到种族歧视，将被解释为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与此相类似，他们还打算提到中国是北越的“可靠后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到底”，当美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战和有人被俘的时候，这种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第一次会谈以后，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愿意搞一个折中的公报，它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同时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场。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也抱有他认为你抱有的愿望，即你还能主持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祝大典。”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早在8月，我们就已公开撤回我们对审议这个问题的反对态度，并且表示我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

    采取一种使我们的老朋友和忠实盟友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场，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

    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地区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和鲍勃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

    “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8点、5点、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

    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15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来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

    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力。我指的是卸任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1月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韩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朝鲜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纽带。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们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们最后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辞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地区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我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我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后，我记下了我们交谈的情况。

    日记

    我极有兴趣地注意到周恩来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例如，在他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

    周还把林肯说成是“经过多次失败”最后才取得胜利的，因为人民站在他一边。固然林肯是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却完全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打南北战争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尽管他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后来当他解放黑奴时，他也没有把解放黑奴当作目的本身————他这样做纯粹是一种战术上和军事上的策略，只宣布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边缘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

    “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76年精神号”的事情。“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76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能继续任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的目光短浅。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两点半，我记下了我打算在当天下午同周恩来会谈时说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说明了我之所以采取对华主动行动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当时能够公布这些笔记，或许那些批评我的对华主动行动的保守派起码会放心地认为我不是出于天真烂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国人的。

    第一点，强调海外华侨有巨大的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必要利用这一潜力，学会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们接受这个制度，从而挫伤这支力量。

    第二点，强调尼克松会像眼镜蛇那样起而反击苏联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违背对他作出的诺言。我在越南问题上的记录有助于使别人相信这一点。

    第三点，用现身说法和直率的口气强调我对我们的制度深信无疑，并相信我们的制度在和平竞赛中一定会取得胜利。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我认为绝对不能让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制度优越并终将取得胜利。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不会变得软弱起来，我们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溃。纵然对我们的制度有那么多公开的批评等，这些都不应当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1.6万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的第二天，杰克·安德森开始在报纸上写一系列专栏文章，声称发现了政府的一件重大丑闻。他指控的依据是一位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国会进行活动的妇女迪塔·比尔德向上级写的一份备忘录。他说，备忘录暗示，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反托拉斯问题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受了该公司给予即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一笔捐款的影响，约翰·米切尔和我都由于这笔捐款而竭力主张给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优惠的待遇。据称，这整个交易几乎是比尔德夫人一手操办的。

    其实，这项反托拉斯的解决办法对政府有利，而不是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利，因为它要求这家公司放弃相当于10亿美元售价的证券。在解决以后第一天开盘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下跌了11%。而且，据称，影响了这一解决办法的那笔款项并不是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或者共和党的，而是捐给圣迭戈市，以便该市能够争取成为1972年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工商业资助本地的市政当局，以便争取该市成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本来是惯常的做法。当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喜来登业务部正在圣迭戈市筹建一家新旅馆，把它这笔捐款看作广告投资：这家旅馆如果能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一周内成为总统竞选总部，就将在全国享有声誉，所以给圣迭戈市这样一笔钱是值得的。

    至于我本人在有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问题上的作用，只限于将近一年以前在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三项反托拉斯诉讼时，我曾气愤地给迪克·克兰丁斯特打过一次电话。克兰丁斯特是米切尔的副手，当时他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因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是我们以前的法律事务所的顾客，米切尔为了回避嫌疑，拒绝处理这个案件。

    我当时认为，司法部的三起诉讼显然违背了我的反托拉斯政策。我相信，只有当美国公司能够像外国许多受本国政府保护的垄断企业那样强大的时候，它们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所以我曾指示说，不能只因为企业的规模巨大便拆散它们，只有当它们违反公平竞争的法律时才能这样做。我对白宫班子和在内阁会议上都清楚地说明过这个立场，可是现在司法部的一些下级官员却采取一种故意与此相抵触的方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级职员认为对他们的起诉是不公正的，纷纷前来华盛顿设法使政府放弃诉讼。他们走访了两党的国会议员以及政府中他们能够拜访的所有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人。当其中的一个案件于1970年年底提交法院审理时，法院也认为起诉缺乏根据，作出了与司法部的意见相左的裁决。

    几个星期以后，我获悉司法部准备就此项裁决向上级法院上诉，我便打电话给克兰丁斯特，命令他不要这样做。原先的起诉已经违背了我特别阐明的政策，我不准备容忍任何下级或任何部门再有违抗命令的做法。两天以后，当我火气平息下来时，约翰·米切尔找我来了。他对司法部里有人爱发脾气和自命不凡的情况很敏感。他劝我撤销给克兰丁斯特的命令，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司法部就会有人辞职，这样就将招来国会大吵大闹的听证和一场政治大混乱。他把这次政策上的冲突解释为无意之中的认识不清造成的。于是，我同意不干预反托拉斯司准备向上级法院上诉的决定。

    结果是，司法部里负责起诉这个案件的官员决定不再上诉，请求通过谈判解决，其原因完全与我给克兰丁斯特打的电话无关，也与该公司用以影响共和党选择代表大会地点的任何捐款无关。几个月以后，水门事件的两位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和利昂·贾瓦斯基都调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并且作出结论，认为在这个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易。我交出的我与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谈话的录音带也证明，我当时下令不要上诉是由于政策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党派斗争。但是，我的清白是一年多以后才获得证实的。在大选前的1972年春天，民主党人充分利用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根据我们当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来看，我们正好帮了他们的忙。

    在安德森的文章发表时，迪克·克兰丁斯特已被提名接替约翰·米切尔为司法部部长。他立即要求参议院召开新的听证会，以便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个举动后来证明是极大的失策。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中有打冲锋的非总统竞选人爱德华·肯尼迪和他的两个朋友伯奇·贝赫和约翰·滕尼。他们很快就把听证会变成谴责政府的讲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拉里·奥布赖恩参加了他们的大合唱，几个大的广播电视网突出地报道了这些信口开河的指责，我们那些有时比较复杂的解释也就湮没在这片喧嚣之中。我认为，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是靠谣传的消息吃饭的，并对夸张手法入了迷。

    日记

    我如果将来在某个时候有空写书，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就这个问题写上一章。每逢一个委员会调查颠覆分子，报界总是攻击委员会所采取的调查程序。每当一个委员会调查哪个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总统在内）的时候，报界对稀奇古怪的程序不置一词，可是，如果调查是针对颠覆分子的，他们就会马上加以谴责。

    当然，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按照公正的程序办事————这是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我这样做触怒了报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一个委员会如何调查，而是它在调查什么。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双重标准。

    一年以后我才发现肯尼迪简直是伪善透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凯西向国会作证时说，尽管肯尼迪在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听证会上伪装公正地哗众取宠，他在三个月以后却给凯西打电话，要求在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件民事诉讼中不要把他的一个朋友主持的一家投资银行列为被告，凯西没有理睬肯尼迪的说情。

    接连好几天，白宫的工作人员到处奔忙，试图减少政治上的损失，不让委员会里那些热心搞党派斗争的人抓到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材料。传闻那份备忘录本身就是伪造的，所以科尔森派人去见比尔德夫人，鼓励她公开否认文件的可靠性。我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名叫E.霍华德·亨特。后来，比尔德夫人果然出来作证说，安德森发表的备忘录是伪造的；她的女秘书也宣誓证明，她说没有用打字机打过安德森所说的这个文件；备忘录上所写的收件人也作证说他从未收到过这个文件。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事件把我们，特别是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弄得疲惫不堪。在这次两党之间的宣传战中，我们吃了一个大败仗；公众尽管并不确切知道其中的原委，却已经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生了反感。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对这种情况竭力采取达观的态度。

    日记

    科尔森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向我作了汇报，并且说他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去鼓励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受到攻击就悲观失望。我对他说，这不过是开头，以后的攻击会厉害得多，我们要顶得住。

    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更强硬的语言来对付我们的一些民主党朋友。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把全部时间用来造谣诽谤。

    霍尔德曼曾经指出，乔·克拉夫特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政府对各种泄密事件的反应太过分了。同一天稍晚的时候，康纳利在叙述他与〔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播员〕约翰·钱塞勒的一次谈话时，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个意见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开头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所牵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本来我们应该像霍尔德曼所建议的那样，干脆把全部证据摊在桌上，而不必为此不安。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这样做。

    北越进攻南方

    我曾经乐观地料想可以在一年以内结束越南战争，这样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一年多来，北越方面利用巴黎和谈玩了一套把戏。每当基辛格在秘密会谈中提出一项新的实质性建议时，他们常常不予理睬，或者加以拒绝。然后他们在公开会议上又常常猛烈地攻击我们没有表现任何灵活性或无意达成协议。他们在细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在基本要求上却从不让步：除非我们同意推翻阮文绍，否则他们就不肯达成协议。

    1971年8月16日，我们提出在达成协议后九个月内全部撤走美国和盟国的武装部队；9月13日，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继续坚持要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巴黎的公开会谈来指责我们不想认真地谈判。

    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宣传伎俩，它使许多对这场战争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人受骗。举例来说，麦戈文于1971年9月到巴黎访问，同春水谈了六个小时。嗣后他对记者说，北越人向他保证，一旦我们同意为撤军规定一个日期，他们就会交还我们的全部战俘。这恰恰就是我们在1971年5月31日提出而被他们在同年6月26日拒绝了的建议。当基辛格在下一次会议上当面揭露春水的这一两面派行为时，春水冷淡地回答说：“麦戈文参议员怎么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再作一次打破僵局的尝试，主要是为了确实不放过任何求得解决办法的机会，而不是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这年10月我们争取到阮文绍同意一项新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规定，美国和盟国的全部武装部队应于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撤出南越，双方应交换全部俘虏并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阮文绍还同意在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国际监督下的总统选举，甚至还同意他和副总统阮高其在大选前一个月辞职，以便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平等地参加竞选。

    由于有了这个引人注目的新方案，我们建议在1971年11月1日再次举行秘密会议。北越建议改为11月20日，我们接受了。11月17日，他们以黎德寿患病为理由取消了那次会议。我们建议在他康复后立即开会，或者与另一位有资格的代表会晤。

    河内方面没有再回话，却传来了一些不祥的消息：非军事区的北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南方的敌军活动继续有所增加。西贡受到炮轰————明显地违反了1968年停炸协议的条款————以后，我下令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国内立即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声。

    1972年1月13日，我批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从越南再撤出7万美军。由于国会新的一届会议即将开会，又是开始总统候选人预选的前夕，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较大的数字，以强调我撤军政策急转直下的趋向。不到四个月以后，也就是到5月1日，留在越南的美军将只有6.9万人，并且他们也将准备离开。但是，尽管我作出这项宣布，我却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前景，即共产党对南越的一次成功的入侵也许会严重地危及仍然留在南越的为数日益减少的美军的安全。

    印巴战争期间泄密给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的事件，给我们的处境增加了新的麻烦因素。有泄密嫌疑的那个海军文书军士曾经接触过有关基辛格在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的文件，我们无从知道这方面的情报是否转到安德森或其他人的手里。如果美国人民通过报界的透露得知秘密谈判的情况，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损失将是不堪设想的。我还担心一件事，基辛格的一位曾经因柬埔寨问题而辞职的助手现在充当马斯基竞选总统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此人也知道巴黎秘密会谈，我们无法肯定他不会把情况告诉马斯基。

    因此，我决定发表一次演说，公开透露北越方面在私底下无意听取的那个和平方案，同时也透露存在着秘密渠道。现在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和揭露北越方面的诡诈花招的时候了。

    1972年1月25日，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自从1969年8月以来，基辛格不断地同北越人举行秘密会谈。我解释说，在过去两年半里，基辛格、罗杰斯和我仔细地斟酌我们的公开发言，为那些会谈保密，因为我们决心不去损害他们争取会谈成功的任何机会。但是会谈没有得到结果，现在该是另找办法的时候了。

    在谈到1971年9月北越人在战俘问题上对麦戈文耍的那套骗人的把戏时，我说：“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导致一些美国人错误地指责本国政府没有做它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情。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使对方能够把他们私底下早已断然拒绝的方案在公开场合下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来。”

    我说，正如秘密谈判有时能够打破公开的僵局一样，我现在觉得把情况公开摊出来倒可能有助于打破秘密的僵局。我还解释了河内甚至不屑听取的我方提出的那个重大新建议的要点。

    我说，我们仍然对几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感兴趣，但是我重复说明，我们唯一不能考虑的方案是要求我们实现敌人推翻我们的南越盟友这一目标。我还警告说：“如果敌人以加紧军事进攻来回答我们的和平建议，我将充分履行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来保护我们还留在那里的部队。”

    我最后说：“诚实和爱国的美国人对于九年前我们是否应该卷进去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对战争的打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

    通向与中国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比较平坦，通向与苏联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却坎坷重重。在1972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情报表明，有大批苏联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进北越。在我们得悉这个情报时，基辛格说：“我觉得苏联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完全缺乏细致地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因为你要到中国去，就竭力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他们想扩大自己对河内的影响，可是他没有看到，给北越的狂热分子提供新玩具是多么危险。”

    1月25日，我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向他通报我当晚的演说，并且说明：“苏联应该了解，如果北越采取旨在使美国丢脸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作出强硬的反应。这样的事态发展对谁也没有好处，只会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多勃雷宁假装惊奇，说我们的想法太消极了，而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发来的复信则是简单和带有火气的。

    3月30日，我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基辛格谈话，这时他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张条子。他看了以后说：“北越人已经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进攻。这大概是我们一直预料会发生的攻势的开始。”

    这还不只是一次攻势。它是一次全面的进攻，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北越陆军的主力————估计有12万人————越过了非军事区这块国际公认的中立地区，推进到南越的纵深。

    可悲的是，共产党的春季攻势使北越人干出一些过激行为。传来的报道使我震惊……

    我把北越的进攻看成他们绝望挣扎的一种迹象。他们显然感到越南化政策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尽可以坐待这一政策的失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本土发动一次毁灭性的袭击，同时又在南方拖住他们的军队，我们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来进行下一轮谈判。我们决定尽力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并且对其苏联供应者施加外交压力。我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下令，要他们着手调集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攻击力量，以便从海上进行炮击，并出动一批B-52轰炸机空袭北越。4月4日，国务院公开宣布苏联的武器正在支持北越的入侵。基辛格在此后第一次和多勃雷宁会晤时指出两种可能，不是苏联人实际上策划了这次入侵，便是他们的疏忽大意使这次入侵得以发生。

    尽管如此，当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去莫斯科谈判贸易协定时，勃列日涅夫还是给了他相当热情的接待。在此期间，我们双方签订了几个有关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协定。我们还开始就如何解决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租借法案对美国的欠款问题进行谈判。看来，莫斯科显然准备不顾战争的突然加剧而继续为举行首脑会议做出努力。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一俟4月24日在巴黎恢复秘密谈判，北越人愿意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保证。他还再次提到早先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基辛格对莫斯科作一次秘密访问，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先同勃列日涅夫讨论一下越南问题和其他议事项目。我同意基辛格接受这项邀请。

    在他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时候，我们还就我们总的战略和目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在会谈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他和我多少有些意见分歧。我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以及发往莫斯科给他的指示里，都强调要他把越南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在苏联没有作出帮助结束战争的具体保证之前，拒绝讨论他们所希望谈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急于想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问题。可是，基辛格却继续认为，灵活性是任何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要求我允许他试探一下情况，而不要贸然规定任何硬性的先决条件。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对北越保持军事压力，包括轰炸在内。我方任何软弱的表现都可能鼓励苏联提供更多的武器，以便使北越获得军事优势。我还希望南越方面相信我们仍然是坚决支持他们的。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士气，对于我们能否抗击这次进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我感到北越的进攻已把战争推进到了最后阶段。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如果南越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能够击退入侵，甚至使它停止下来，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结果将是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有利于我们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北越的军队能够横扫过来同越共会合，击溃南越军队，占领西贡，那么这场战争就输掉了，剩下的6.9万美军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基辛格同意这种分析，也许为了安慰我，他还说，即使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在敌人胜利的情况下撤离，我还是可以说，由于我们体面地和安全地撤走了50万军队，我们已经光荣地结束了战争。大多数人会赞扬我的成绩，并且大家都会由于战争结束而兴高采烈，感到国内局势不至于无法收拾了。

    我认为这个前景实在太凄凉，简直不堪设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可真不在乎他妈的国内有什么反应。”我说，“这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坐在这办公室里还有什么意思?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败涂地，苏联人会认定他们只要利用第三国的武装力量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说，失败根本不是一种出路。

    我记下了当时对越南局势发展的想法。

    日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命运竟实际操在南越人的手中，真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失败，原因就在于美国支援外国的方式不如共产党有效。我不安地感到，实际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供应最新式的武器给他们，强调物质方面而根本忽略了精神方面，忽略了简朴艰苦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去迎接战斗，反而使他们软弱了。

    另一方面，敌人却注重简朴艰苦的生活，不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强调牺牲精神，再加上苏联在导弹、枪炮等方面的大量技术援助，他们当然就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我觉得今天我对亨利也许过分坚持己见和粗暴了，不过我十分讨厌军方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办法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以致我不得不找个人出出气。而且，尽管亨利有许多优点，他似乎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同苏联谈判。然而，在他正视事实的时候，他还是意识到，除非我们在越南取得良好的结局，否则是不可能和莫斯科进行任何谈判的。

    现在实际上至关紧要的是，最后的结局将是怎样。霍尔德曼和亨利似乎都有一个想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即使我们在南越失败了，我们在政治上还是不会垮台的。可是我对此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失败了，美国就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外交政策，而我将不得不对那种事态的发展承担责任。

    我到国务院出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时，出现了一个可以对苏联施加压力的罕有的机会。由于多勃雷宁坐在外交官席位里听我致词，我就说，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大国负有重大的责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不应当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其他任何国家对其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毫无疑问，我指的是苏联和北越。

    在离开国务院礼堂之前，我走过去和多勃雷宁握手。我告诉他，帕特非常感谢多勃雷宁夫人最近邀请她去商量我们即将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建议把两位夫人会面的日期定在第二天。

    帕特曾经要基辛格给她简单地介绍一下形势。他告诉她：“你可以说，你们两位多么期待着这次访问，希望它不会受到目前越南的事态那些事情的妨碍。”

    那次会晤很成功。帕特显示了高明的手腕和敏感。当她提到我们不希望像越南那样的事情来干扰首脑会议时，多勃雷宁夫人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劲点头表示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虽然首脑会议正在按计划进行准备，我还是打定主意不迁就苏联人兜售的神话，即他们不顾北越之所以能够发动攻击是由于苏联运去大量新式武器和弹药这一事实，而硬说他们不能为北越人的行为负责。

    我相信，为了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势必要把当时已经开始的对北越南部的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带敌人的心脏地区。在这些防守更严密的地区，很可能飞机会遭到极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会增多。莱尔德十分担心国会在轰炸进一步升级以后会大吵大闹，罗杰斯则深怕这样做可能会危及同苏联的首脑会谈。然而，我还是觉得必须这样做。我批准了代号为“自由走廊好”的行动计划————在一个周末派大批B-52轰炸机去炸毁河内和海防周围用以供应入侵所需燃料的油库。

    这次行动完全成功。4月16日星期天早晨，我对霍尔德曼说：“嘿，这个周末我们真正给他们留下了名片。”

    与此同时，4月15日，局势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北越人取消了原定4月24日举行的巴黎会议，这就是苏联人曾经暗示为对达成协议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我对基辛格说，我认为在我们弄清他们正在玩弄什么把戏之前，他不应该前往莫斯科作秘密访问。

    基辛格对多勃雷宁抱怨说，我们曾经相信他关于这次会议的保证，并且警告他说，取消这次会议是为他本人在首脑会议前的对苏访问设置严重的障碍。“既然苏联连使北越按商定的日期去开会也办不到，总统就怀疑在莫斯科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基辛格对他说。

    当晚，我对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作了一番估计。

    日记

    亨利显然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危机。我定下了一条使他为难的原则，即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莫斯科。我告诉他说，苏联人希望办到的事情是争取他到莫斯科去讨论首脑会议的问题。我们希望的是让他去莫斯科谈越南问题。我看出这个决定给他很大震动，因为他无论如何想去莫斯科一趟。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进行封锁的办法了。

    他陪我走到行政办公大楼去。我们在下面的草坪上等了一会儿，因为正好有几批人在那里参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同任何人谈话。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同亨利就我们必须怎样展望未来的问题作了一次相当坦率的谈话。我说，我们面前实际上只有一种抉择，就是取消首脑会议，对越南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对它进行封锁。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义务物色一个继任人选。

    我列举了几个人名，包括洛克菲勒、伯格、里根，还有康纳利————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转党的话。像伯格或康纳利那样一个人身上没有我那么些伤疤，又得到我的支持，也许对付得了一个分裂的民主党。

    亨利举起双手说，他们谁都不行，任何一个民主党人都不应当在考虑之列。我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亨利留任，我们就可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这时亨利非常激动，他说我不应该这样想，也不应该对任何人这样讲————当然他也知道我是不会对人讲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容许北越人毁掉两位美国总统。

    在为美洲国家组织举行的宴会以后，我的侍从武官前来报告说，基辛格给我打来电话。我上楼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多勃雷宁仍然迫切希望他去莫斯科。越南问题将是议程上的第一项。多勃雷宁甚至还谈到把北越的外交部部长请到那里去的问题。

    宴会结束后我告诉亨利说，我对局势重新作了考虑，感到我们必须对首脑会议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现今在谈判战线上必须尽量放松绳索，他应该前往莫斯科。

    第二天，我们的轰炸机偶然炸中了停泊在海防港的四艘苏联商船。苏联人立即抗议我们的所谓“强盗行径”。多勃雷宁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基辛格的工作人员递交了一份照会，警告说苏联人将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船只，“不论这些船只在什么地方”。他们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了口头抗议，然后递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照会。这些抗议的调子比较低，从外交上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

    我发出指示，要求绝对坚持我们的立场。是苏联的武器使北越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准备让他们摆脱被动的地位。

    基辛格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他打算在会谈中使用的策略。看了备忘录以后，我感到它没有充分反映我关于坚持以解决越南问题作为讨论任何其他问题的前提这一指示。我最后一次和基辛格商量时甚至对他说过，如果苏联人在这一点上态度顽固，他就应该马上收拾行装回国。

    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时，勃列日涅夫申辩说，苏联政府对河内可能施加的影响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大。他说，苏联已经拒绝了北越对军事装备的新的要求。当他声称苏联本来也没有向他们提供多少装备时，基辛格给他点出他们送去的军火的庞大吨数。直到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是拒不答应对河内施加压力以实现战争降级或达成最后的解决办法。他充其量只同意把我们的最新建议转告河内，尽管他预期河内对此建议将作出消极的反应。这同苏联人早先保证在4月24日的巴黎会议————后来又取消的会议————上很有可能获得成果的说法不啻于相距十万八千里。

    碰到这个僵局，基辛格就转而进一步讨论首脑会议的议程项目问题。他顺利地安排好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最敏感的部分之外的整个议程，因为这部分需要由勃列日涅夫和我直接谈判解决。但是当我看到他每天发回的电报汇报时，我感到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没有摸清苏联人为了换取首脑会议准备做出多大的让步。我也担心他们也许会把基辛格在没有取得苏联人答应约束北越的可靠保证之前便同意谈判一事，解释为我们软弱而不是讲究实效的表现。

    但是，其他方面的讨论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勃列日涅夫拿出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建议，它比我们预料的要对我们有利得多，就像基辛格所汇报的：“如果首脑会议开成，你将能够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十分重要的控制武器协定。”

    鉴于基辛格在首脑会议问题上取得了成就，我觉得事后来否定他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如果他按照我的指示坚持把解决越南问题列在谈判的首位，勃列日涅夫或许就会顽固地守住阵脚，逼他摊牌，打发他回国————只要越南问题仍然毫无进展，首脑会议及其一切可能取得的成就就会成为泡影。那是我认为值得冒的风险。不管怎么说，首脑会议还是举行了，它的成就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进行的谈判。

    基辛格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发表一次简短的电视讲话，宣布再一次从越南撤军。我感到，当敌人正在入侵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我们的部队可以更突出地表明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因此，我宣布在今后两个月内将从越南再撤走两万人，使我军的总人数到1972年7月1日只剩下4.9万人。

    我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词句描述了越南的军事形势：“这里我们看到正在强加于越南人民身上的，是越过国际边界的一次赤裸裸的无端攻击。只有一个词能够说明这种行为，那就是入侵。”我说，在北越的军事进攻停止以前，我们要继续轰炸北越。“我已经断然拒绝以我们停止轰炸北越来换取他们恢复谈判的建议。”我说，“1968年他们就向美国出售过这种货色，我们不准备在1972年再买一次。”

    这次讲话态度强硬，后来我还懊悔当时没有讲得更强硬一点。

    北越人把定于4月24日的会期改为5月2日。4月30日，帕特和我参加了约翰·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举行的一次烤肉野餐会。我先说了几句，然后回答问题。一位客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轰炸北越的堤坝。我回答说，当然想到过，但是这样做会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我接着说：“我们准备对北越全境的军事目标使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并且我们认为，如果北越人继续在南方进攻，他们将冒极大的风险。我的话只讲到这里为止，他们可以自己作出抉择。”

    我知道关于这次答问的消息将在5月2日的会议前传到河内。我想这也许有助于加强我们手中的牌。

    当晚，我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概括地列出了我关于如何对付北越人的指示：

    你必须记住，如果他们通过同你的会谈得到拖延时日的结果，我们就将失去一个给他们的痛处以狠狠打击的难得的好机会，这不仅是指现在，而且特别是指今后来说的。

    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现在是打击他们的最好时机。我们每拖一天，对这种强硬行为的支持便减少一分。

    当然，要考虑到我们希望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但是你在这方面的铺路工作已经做得不错，我们反正不能让莫斯科首脑会议成为我们作出这种决定的主要依据。正如我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告诉你的，如果最迟到5月15日军事和外交形势还没有重大的好转，或者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一定在首脑会议上宣布双方同意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结束战争，那么，我打算取消这次首脑会议。

    我们事实上已经作出断然的决定，现在必须取得胜利————不仅是在这次战役后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而且要尽可能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南越人今后的作战，因为那时我们将不能再用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来支持他们了。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他们1968年的表现，他们是会违背每一项谅解的。从他们同你举行的12次秘密会谈来看，我们知道他们坐下来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另一个因素是，越是接近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举行时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国会里支持河内的人就越会鼓励北越人坚持下去，使他们怀着在大选后同民主党人打交道的希望不来同我们妥协。

    我还要和你谈一下你见到他们时该讲些什么话，不过我现在直觉地认为，你应当从一开始就非常直率，特别是在语调方面……一句话，你应当对他们说，他们破坏了一切谅解，加剧了战争，拒不认真谈判。因此，总统已经忍无可忍。现在你只有一句话转告他们：快快解决问题，否则可就……

    1972年5月

    5月1日，也就是基辛格预定动身去巴黎的那天，我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它使我更加担心我们没有能够使苏联领导人相信我在越南问题上坚持立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要我避免在越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样会破坏一次举行有成效的首脑会议的机会。

    基辛格全神贯注地制定他5月2日与黎德寿会谈时准备采取的策略。我花了几个小时来弄清我们两人对他在会谈中应当遵循的策略是否真正意见一致。

    下午稍晚一些时候，基辛格在开了一个半小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会议以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这时我正在和霍尔德曼谈话。基辛格刚收到一份电报。这是艾布拉姆斯发来的，他说：“广治已落入共产党的手里。顺化的争夺战正在开始。”

    他审阅电报的时候，我们沉默了片刻。艾布拉姆斯说：“广治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除了它对南越的士气是有影响的，不过顺化的失陷将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基辛格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说：“他认为他必须报告，南越人很可能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或团结一致的决心，整个局面很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听到的话。我拿过电报来亲自看了一遍。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问道。

    “南越人似乎是按积极到消极这样的周期行事的，”基辛格发表意见说，“他们表现得很好的时间大约有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好像垮掉了。这次危机逐渐酝酿了大约一个月，现在他们正在按照预计的时间垮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我对谈判的想法，”我说，“我不希望你对北越人作任何让步。他们会由于这一切而趾高气扬，因此，你应该用你的态度使他们老实下来。不说废话，不讲客气，不要迁就。我们还得让我们的苏联朋友知道，如果这是他们打定主意要我们付出的代价，我就宁可放弃首脑会议。只要我们在越南还遭到麻烦，我是绝对不会去开首脑会议的。”

    接着我想到了暗淡的前景————整个南越失陷的结局并不是不可想象的。那样，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实行海军封锁来索回我们的战俘了。

    “到那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我对霍尔德曼和基辛格说。

    “那时我们就只好勒紧裤带了。”基辛格闷闷不乐地回答。

    1972年5月2日上午，我到了办公室以后不久，鲍勃·霍尔德曼进来告诉我说，埃德加·胡佛昨夜在睡梦中逝世了。

    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也感到很突然。尽管胡佛已经77岁了，但他的精力和干劲使他看上去年轻得多。他是1924年开始任调查局局长的。在此后的48年中，由于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政治上的敏锐感，他成为七任总统的忠实公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1947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是一位民族英雄了。

    埃德加·胡佛能量很大，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情报。对于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通常都知道一点内情，这种情况使他对朋友很有帮助，也使他在敌人眼中是个危险人物。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他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在肯尼迪任总统时，胡佛已经66岁了，肯尼迪的许多顾问劝他找一个人代替胡佛。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司法部部长，他发现胡佛在司法部里的势力干扰他推行一些具有政治意图的有力的行动计划，因此，有一段时期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我记得，1961年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时，曾经坐在胡佛的家里，听他没完没了地痛骂那个正好是总统的弟弟又是他上司的“鬼鬼祟祟的狗崽子”。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所有年月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用无礼的语言谈论过约翰·肯尼迪或领导过他的任何其他总统。

    在林登·约翰逊手下，胡佛是总统的一位亲信。约翰逊对胡佛的钦佩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记得1968年他对我说，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还当不上总统呢。约翰逊爱听情报和流言蜚语的程度，同胡佛对此的贪得无厌不相上下。从许多方面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不健康的，因为正如后来参议院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胡佛正是在约翰逊任内使联邦调查局在卷入政治方面达到最高峰的。

    我就任总统时，曾要求胡佛留任局长，但是我意识到，由于他年事已高，他的漫长任期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正在引起各种问题，所以我势必要开始考虑接替的人选。

    1971年，约翰·埃利希曼和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员竭力主张，为联邦调查局、本届政府和胡佛本人着想，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促使他自愿提出辞职，免得事情发展到他在压力下被迫辞职的地步。我们听说，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日益低落，一度是胡佛力量来源的纪律和自豪感这些特征，现在已被人们看作他喜怒无常和刚愎自用的表现。

    那年，米切尔手下的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恩还听到其他一些问题。他报告说，他得到了胡佛在局里的一位最亲密的助手威廉·沙利文表示担心的消息。沙利文显然认为胡佛摆脱不了旧日关于共产党威胁的想法，所以在对付有暴力倾向的新激进分子时缺乏灵活性。沙利文还不安地感到胡佛正在变得反复无常，近年已经同沙利文翻脸，打算把他撤职。

    马迪恩报告说，胡佛可能试图利用1969年我们对政府助理人员和记者安装的17部窃听器作为讹诈手段，以维持他的局长职位。我倒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事来。我早就听人说胡佛是依靠对历届总统进行威胁和巧妙的讹诈才保持住自己的职位的，可是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抱怀疑态度。我还相信，不管胡佛可能多么想揭露各种政治把戏，他决不会故意暴露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窃听活动，因为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就可能不利于我们的停战努力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其他主动行动。但是，联邦调查局正处于大动荡时期，虽然那些窃听活动已经停止了，我也不能让这方面的报告落入埃尔斯伯格那样的人手里，因为这样的人会伺机加以公布，成为新闻界的英雄。

    发给联邦调查局的关于电话窃听报告的几份副本都在沙利文那里，所以我叫马迪恩从他手里要来，以便把所有的文本都保存在白宫。后来埃利希曼说他要亲自保管这些文件，我同意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说所谓来自胡佛的威胁。我从来没有对他提过这件事。

    1971年10月，埃利希曼送给我一份由白宫工作人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G.戈登·利迪替他起草的一份说服力很强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详细分析了由于胡佛长期担任局长而造成的复杂局面，最后竭力建议让他辞职。

    埃利希曼赞成立即采取行动，约翰·米切尔却抱有比较克制的看法。他知道胡佛的弱点，但是他觉得，如果想要撤换他————特别是万一引起公开的对抗————那就会给我造成许多困难，并且使本届政府大失人心。他指出，尽管有那么多批评，胡佛在全国和国会里仍然有很多支持者。在千百万美国人的心目中，埃德加·胡佛仍然是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

    我告诉埃利希曼和米切尔，我认为这一阵新的反胡佛的批评浪潮主要来自可以猜想到的方面，指控的内容也在意料之中。十分突出地公开对他批评的人之所以反对他，并不是由于他的政策，而是由于他代表这些人所反对的信仰和社会准则，特别是他对国内共产主义和颠覆活动的讨伐、他主张制定严厉的反犯罪法案的坚定立场，以及他对立法和司法上的过分宽容所持的反对态度。我决不会因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受到攻击便抛弃他。

    不过，我确实还有两点担心，一点是国务方面的，另一点是政治方面的。我最感不安的是，有迹象表明，胡佛的日益反复无常的行动正在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我对米切尔说：“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出现的真正的难处，在于那个人本身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多年来几乎完全用来为调查局和国家服务的那种十足的自负感，现如今正在被用来为他自己服务了。我敢肯定胡佛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他目前考虑自己过多，而对他想要为之服务的事业却考虑得不够。”

    我的第二点担心是从我自己的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的：我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当选为下届总统。我知道联邦调查局一旦落入一个竞争意识很强的反对党手里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所以我很不愿意让民主党人有机会任命一位在今后四年或八年里无疑地会执行他们反对共和党人的指示的新局长。

    最后米切尔建议说，理想的折中方案是说服胡佛在1972年77岁生日时自愿宣布决定退休。这样的宣布既可以刹住日益增多的批评，又可以避免人家指责说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由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行政上属司法部部长管辖，照例应该由米切尔向胡佛提出他自愿辞职的问题。但是，正如米切尔所说的：“总统先生，你我都知道，碰到这样的问题，埃德加·胡佛是除了美国总统的意见之外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的。”我知道他的话很对。尽管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决定请胡佛到白宫来同我一起吃早点，准备到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在吃早点时，胡佛的谈吐像往常一样地机敏、清晰和果断。显然他是在设法表示，尽管他已届高龄，从健康、智力和情绪方面来看都还适宜于继续工作下去。

    我对他说，我知道他因为最近国会里有人对他攻击和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一次非难联邦调查局的会议而有点生气。

    “埃德加，你不应当让这类事情影响你的情绪。”我说，“林登对我说过，要是没有你的指点和帮助，他可能当不上总统。你也知道，我同样很尊敬你，并且在将近25年前我就开始对你有深厚的私人感情了。”说了这番话以后，我尽量温和而婉转地指出，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一定认识到，攻击他的次数和激烈程度在今后几年里还会增加。如果他在那些长期批评他的人的持续攻击下结束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不是在理应受到的举国颂扬声中告老，那将是一场悲剧。

    他的反应直截了当。他说：“我最希望的莫过于看到你在1972年重新当选。如果你认为我留任局长会妨碍你再次当选的机会，就请告诉我好了。至于眼前的这些攻击，以及将来人们打算进行的攻击，我都满不在乎。我想你是了解的，人家攻击得越凶，我就越狠。”

    显然他是不准备主动提出辞职了。1952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应该确定我对他的竞选有没有妨碍。现在，胡佛恰恰就是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除非我明确要求，否则他决不提出辞呈。我决定不这样做。私人感情在我作出决定时起着一部分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胡佛在大选前辞职也许会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很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政治问题。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看法，就是把我们当年对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担心看成一种民族神经病。由于胡佛一直站在战后时期反犯罪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列，他在人们的观念转变以后便被描绘为头号神经病患者。但是胡佛从事这种公众所需要的工作已经有48年了。

    他在自己漫长的和评价不一的一生中树敌众多。他挨过不少批评，其中一部分是应得的。但是，批评他的人责备他“反对”这个或那个集团，却是不公平的。其实，他坚定地维护美国，只反对那些他认为可能在从事危害美国安全的活动的团体或个人。

    日记

    他死得正是时候；幸而他是在在职的时候去世的。如果他被迫离职，甚或自愿辞职，他是绝对受不了的。我还记得大约两周前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我在电话里表扬了联邦调查局在处理飞机劫持案件方面的成绩。他感谢我的这个电话，并且表示完全支持我们正在越南采取的行动。我现在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去年年底我没有强迫他离职。

    我请布坎南替我起草〔关于胡佛逝世的〕讲话稿，我想我当时只把一处改动了一下，内容是：虽然我已下令全国下半旗，但联邦调查局上空的国旗却将永远高高飘扬，因为埃德加·胡佛英勇地抗击了对他的机构的恶毒攻击。

    当我们正在设法确定胡佛的继任人选时，我接到了基辛格关于他5月2日在巴黎同北越人会谈的报告。北越人的态度冷酷。忍受了三小时的侮辱和谩骂以后，基辛格中断了会谈。

    日记

    我不以为奇地看到，北越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这是基辛格历次出国最无成效的一次。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他就是有这个弱点。他显然一味地抱有这样的想法：应该可以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既然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就应当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他就无法看清为什么现在还不足以迫使敌人认真地进行谈判。我和黑格作过一次长谈，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实行连续两天轰炸的办法，而不是像亨利在本周早些时候所建议的那样隔日轰炸一次。目前我们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牌没有几张了。

    我给亨利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我认为他在飞行途中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是否需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宣布取消首脑会议。

    黑格强调指出，比越南问题的结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我得以继续任职。我没有把握能一定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坚决认为与其像约翰逊那样离开白宫，还不如做出哪怕是最困难的抉择，甘冒一切必要的风险，以保持美国在越南的地位。

    当然，在我们的整个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是究竟南越人是否有战斗决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艾布拉姆斯的信心显然已大为动摇，只要我们把他5月1日的备忘录与仅仅一周前的备忘录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以个人名义给阮文绍拍了一封电报，想使他振作起来，因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战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的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们决不能眼看着他丧失勇气。真正的问题在于敌人甘愿为了赢得胜利而做出牺牲，南越人却根本不愿付出很多代价来避免失败。而且，正如黑格所指出的，如果南越人不能坚守阵地，哪怕动员世界上的全部空军力量去袭击河内、海防地区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晚，基辛格从巴黎回来以后还为黎德寿的傲慢态度而感到沮丧。他觉得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的可能性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因此他同意我当初的想法，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取消首脑会议，免得苏联人抢先这样做。

    我们讨论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取消首脑会议是否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它能否迫使苏联最终对北越施加一些压力?它是否能够使我们不受约束地进行轰炸，直到他们屈服为止?我们一致认为，这些事情看来一件也办不到。

    我说，要是这样，我就必须考虑一下它会引起什么问题了。它会给国内许多希望和平的人泼一盆冷水，并使民主党人有了同我们真刀真枪地进行争论的题目。它将使苏联人有机会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宣传攻势，宣称他们已经粉碎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取消首脑会议是真正明智的办法。”我最后说。

    基辛格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既进行轰炸又举行首脑会议。现在我们只好轰炸了，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巴黎见不到某种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就要轰炸。苏联人知道这一点，所以，除非他们认为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威胁，他们很可能自己会先取消首脑会议，并把这方面的过错诿之于我们的轰炸。这将是最坏的结局：国内有许多人强烈抗议轰炸，而首脑会议又已经取消了。

    两方面摆出的论据似乎都有说服力。很难设想我怎么可能在苏制坦克隆隆驶过顺化或广治的时候前去参加首脑会议，并同勃列日涅夫碰杯。这样做将显得麻木不仁或软弱无能，甚或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要是由我们来取消首脑会议，人们就一定会批评这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只会使走向更和平的世界的希望成为泡影。

    我决定冒个风险，推迟做出决定，起码等几天再说。与此同时，我决心不顾最近的一切挫折，仍然保持强硬的态度。我首先是对勃列日涅夫5月1日来信做出干脆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曾经警告我不要在越南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议的行动。我的回答是，北越人欺骗了我们，他们显然希望他们的攻势能迫使我们让步：

    然而，总书记先生，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我必须根据既成的局面，决定以后的几个步骤。由于近来的一些事件，看来没有多大希望把更多的实质性考虑告诉你了；现在已经没有根据可以相信这样做会对局势有什么积极的影响。正如黎德寿先生已经表明的那样，河内轻视第三方所转达的任何信息。事实依然是：苏联的军用物资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提供了手段，而苏联答应施加的影响，即使已经实施，也已证明是不起作用的。

    我要霍尔德曼和基辛格把情况扼要地告诉约翰·康纳利，征求他的意见。据霍尔德曼报告，康纳利强调说：“最要紧的是————总统决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也不应该取消首脑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表现出他的毅力和领导才能。别那么谨小慎微————如果他们一定要取消，就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过我料想他们不会这样做。”

    我同基辛格、霍尔德曼、康纳利和黑格一道讨论了这个问题。“就我来说，真正的错误总是在我不按自己的直觉行事的时候犯下的。”我告诉他们，“EC-121飞机被击落时，我曾意识到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轰炸北朝鲜。我们没有这样做，大家都以为我们软弱可欺。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吃着那份亏。在我们打进柬埔寨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应该同时轰炸北越。要是我们当时这样做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早就结束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直觉地感到，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举行首脑会议的代价是在越南吃败仗，那么它就一文不值。我直觉地感到，不举行首脑会议，全国人民还能够接受，但他们不能接受输掉战争这一结局。”

    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切断敌人为攻占南越所必需的燃料和武器装备的供应，以挫败北越的进攻。因此，我下令立即制订在海防港布雷和轰炸河内主要军事目标，特别是运输军用物资的铁道线的计划。

    我到戴维营去起草宣布这个决定的演说稿。星期天晚上，我记下了那个紧张的周末发生的事情。

    日记

    星期五下午4时，朱莉和我一起到戴维营，6点钟左右特里西娅和埃德也来了。晚上，我们看了鲍勃·霍普主演的一出出色的喜剧。

    星期五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朱莉，星期六告诉了特里西娅。

    朱莉看起来担心这个措施是否能够见效。她显然看过不少关于我们过去在越南军事失利的材料。她也意识到许多人对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存什么幻想，以致我们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公众支持。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美国将不再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了。她回答说，有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当大国。当然，这正是教授们向许多年轻人灌输的那种毒素。不过，朱莉相信戴维一定会完全同意这个决定，并且她似乎意识到局势需要我们这样做。

    特里西娅的反应是马上就赞成，因为她觉得我们总该有所作为，但是她也确实不知道我们还能用其他什么办法来避免战局继续恶化。

    帕特是星期五深夜才到这里的。我刚从桦舍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起草演说稿。我看见帕特房里灯还亮着。我进去后，她从床上起身走过来，搂着我说：“什么都不用担心。”

    那个周末，我对约翰·米切尔谈了这件事。他表示完全赞同我的决定。

    有一点似乎使亨利很高兴，那就是除了一个人以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包括他那位有点儿鸽派倾向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赞成搞封锁。他们都认为，这样一来首脑会议就吹了。米切尔和康纳利一样，不同意这个估计。

    我和基辛格讨论是否有必要准备一个在首脑会议万一取消后的应急计划。今天上午，尽管他仍然认为苏联人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还是把首脑会议不被取消的可能性从原来估计的20%提高到25%。我一再提醒他在我们做出这项决定时康纳利提出的论点，即我们可以不开首脑会议，也可以在其他若干战役中吃败仗，但是我们不能在越南输掉。不仅是大选，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要求美国不在越南遭受失败。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的全部精力就必须集中到一个目标，就是保证我们不致失败。

    我们仔细研究过的演说稿将说明事情演变的过程。也许最重要的是涉及苏联的那一部分，亨利非常赞成我最后提出来的意见。这段话必须写得非常巧妙，我觉得我们已经尽量把意思说清楚，并且给他们留下一条出路，如果他们想要找条出路的话。

    这整段时间使我们一家非常难受。特里西娅和埃德决定在戴维营再住一段时候。我很高兴两个女儿能充分利用这个地方，因为正如我对女秘书罗斯说的，谁也不晓得明年我们还能不能利用这个地方，我希望她们对这几年的经历留下最愉快的记忆。

    星期一上午，我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我已经决定要进行轰炸和布雷，并将在当晚的电视演说里宣布这个决定。

    日记

    星期一是相当费劲的一天，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莱尔德反对这个决定；罗杰斯则说，如果这个行动真能收效，他就赞成。不出所料，康纳利和阿格纽都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会议记录本身可以说明问题。当然，老实说，这件事对莱尔德和罗杰斯来说都是声名所系，我想他们大概非常怀疑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不消说，真正的考验还要看做出这项决定以后他们是否支持，对这一点我倒没有什么怀疑。

    最大的问题还是苏联将如何反应。星期一上午，我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说明我已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及其理由。我重申我要致力于把我们的新关系发展成为世界和平基础的意愿，并说我不想让北越人的行动强加于我们的局面使我们偏离两国已经开始走上的道路：

    总书记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现在正是需要显露政治家风度的时刻。当前，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结束长期以来越南冲突给我们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造成的有害影响。我准备立即同你一道缔造一种不使任何一方屈辱而又有利于所有有关国家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们同心协力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演说稿的最后文本是到5点钟以后才准备好的。为了朗诵方便起见，我标了一些记号，然后在5点钟去理了个发。大约6点钟，我照往常在讲演前的做法，喝了一小碗麦粥，略为充饥，然后又看我的稿子，直到7点30分。

    我原地活动了大约10分钟，慢条斯理地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到白宫西侧楼的罗斯福室，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开会。

    这个房间舒适、暖和，壁炉烧得很旺。我扫了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有的紧张；有的保持警惕，反正都全神贯注。他们是：卡尔·艾伯特、休·斯科特、比尔·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约翰·斯坦尼斯、乔治·艾肯、杰里·福特、黑尔·博格斯和另外六位。有的人将会反对我；有的人虽然但愿我没有做出这项决定，还是会勉强支持我的。当我说明当前的局势和我决定采取的行动时，没有一个人打断我的话或者提出问题。

    我承认这是一服非常猛烈的药剂。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并且我知道，他们决定表示支持也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支持，我将非常感谢。”我说，“如果你们办不到，我也会谅解。”

    当我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屋里鸦雀无声。

    基辛格约了多勃雷宁在我预定发表演说前不久到白宫来。当他介绍我讲话的内容时，多勃雷宁显得异常激动。“向你们挑战的是河内，为什么你们要向我们出气呢?”他问道。

    基辛格仍然很冷静。多勃雷宁说，除了事态向坏的方面发展以外，他看不出有别的前景。

    当晚9点我发表了演说。在叙述了军事形势和谈判僵局以后，我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停止这场战争，那就是不让北越的人得到作战武器。”我接着说，“我已经下令采取下列措施，当我现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这些措施正在执行。北越港口的一切通道都将布雷，以防止船只进入这些港口并不让北越海军从这些港口出发进行军事活动。美国武装部队已奉命在北越的内海和它所主张的领海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阻断任何物资供应。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切断铁路和其他交通。对北越军事目标的海军袭击将继续下去。”

    然后，我提出了一项新的和平建议，它成为第二年1月最后解决方案各条款的重要依据：

    第一，必须遣返全部美国战俘。

    第二，必须在印度支那全境实行国际监督下的停火。

    一旦释放了战俘并在国际监督下实现了停火，我们就将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届时我们将着手在四个月内从越南撤走全部美国军队。

    你们看，这是一些宽厚的条款，这是一些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投降或遭受屈辱的条款……北越理应立即加以接受。

    最后一段是我亲自起草的给苏联的措辞谨慎的信息：“我们料想你们会帮助你们的盟友，你们也会料想我们不致停止帮助我们的盟友。但是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只帮助盟友提高防御力量，而不去帮助它们对邻国发动侵略……近几个月里，我们两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限制核武器、贸易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接近于达成比较重要的协议。让我们不要滑回到以前那种阴暗的时代。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牺牲你们的原则或朋友；但是你们也不应该让河内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勾销我们双方曾经如此耐心地共同开辟的良好前景。”

    国会和新闻界随即提出尖锐的批评。特迪·肯尼迪说，布雷是一种“在绝望中采取的毫无作用的军事姿态。我认为他的决定是不祥的，并且我想也是愚蠢的”。《圣路易斯邮报》说全国人民是不会支持我的，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不光彩的，是可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消息灵通的外交观察家现在都推测首脑会议将无限期推迟。大部分电视网的评论员还一致认为我的演说严重地危及首脑会议的召开。全国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记者说，要克里姆林宫轻易接受我的决定是不容易的，这个决定将“实际上消除举行首脑会议的前景”。

    军事计划人员的缩手缩脚仍然是一个问题。

    五角大楼送给我审批的轰炸计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胆怯的。就像我给基辛格的一份长篇备忘录里所写的：“军方只打算对北越进行200架次的袭击，我担心这会变成约翰逊政府1965——1968年间进行的那种令人意气消沉的‘不担风险的轰炸’。”

    既然已经忍痛做出这项决定，并且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风险，我决心按照我原来设想的方式加以贯彻。我在备忘录里接着写道：

    我不能过分强调我已下定决心打算孤注一掷地干它一场。但我们必须让敌人得到深刻的印象，觉得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我们的言论是会有一些帮助的，但我们今后几天的行动则要比我们的言论有效得多。

    我现在根本不满意军方就空军活动问题提出的计划……

    我们目前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做得太少，动手得太晚。现在正是我们可以争取公众尽量支持我们的行动的时候，做得过分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大家都应当记住，我们现在必须用那种真正能戳痛敌人的方式去惩罚他们……

    既然我已经做出了这项极其困难的关键性的决定，我就打算坚持到底，非迫使敌人屈服不可。我希望你把这种精神灌输给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我希望军方积极行动起来，向我提出一些怎样实现上述目标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这种倾向实在要不得。约翰逊政府的弱点就在于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曾经一再警告敌人，而当敌人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却相当温和。现在敌人已经越过了边缘，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有力量摧毁他们的作战能力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我和约翰逊的区别就在于我肯定有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其原因一定在于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特别是国防部的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这些人当然会得到他们在国务院里的盟友的大力帮助，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弱我已经指定要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坚强行动。这一次我希望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解，有助于采取非常有威胁性的、有力的和有效的行动。

    苏联塔斯社发出强烈的谴责，说布雷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在我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充分准备等他们发表谴责我的行动并宣布取消首脑会议的官方声明。

    第二天，多勃雷宁在地图室与基辛格会晤。多勃雷宁完全改变了通常的轻松谈吐，冷冰冰地声称他奉政府之命宣读一项正式照会。使基辛格大为宽慰的是，照会是比较温和的，并且只就我们的封锁以及我们的一枚炸弹偶然击中停泊在海防港的一艘苏联船只和炸死一名苏联海员一事提出私下抗议。在第二天下午他们再度会晤时，基辛格随便问起苏方为什么没有提到首脑会议。

    “你们没有问起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多勃雷宁回答说，“所以我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做出新的决定。”

    基辛格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提出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呢?”

    “不，”多勃雷宁回答说，“你们把一个困难的局面处理得很不错。”

    在他们会晤的同时，我去医院探望手术后正在休养的马诺洛。我一回来，基辛格就赶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告消息。“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这场危机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想，我们可以一面布雷和轰炸，一面举行首脑会议了。”

    第二天，多勃雷宁打电话对基辛格说，他接到莫斯科的一封电报，是谈到首脑会议的详细程序的。他甚至提出了双方交换什么正式礼品的问题。苏联人打算送我一艘水翼艇，供我在比斯坎岛使用。他还说，要是勃列日涅夫能得到一辆新车来丰富他收集的豪华汽车的品种，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现在似乎可以断定，首脑会议是不会因为那次讲话而流产了。曾经预言灾难临头的新闻界权威和国会里的批评者，这时也不再做首脑会议将被取消的文章了，而是开始集中指责我们的轰炸机正在袭击非军事目标。

    5月15日星期一，我一大清早就回到办公室准备应付排得满满的各种会议和约会。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正在和唐·肯德尔谈话，鲍勃·霍尔德曼进来问我能否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同他谈几句话。关上门后，他说：“我们从特工系统的电讯上得到消息，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的一次集会上遇刺。”

    我问，他是否还活着。霍尔德曼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开枪的是个白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情况目前还不了解。

    华莱士遇刺的消息不免使人回想起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恐怖情景。不管这次新的打击如此可怕和令人震惊，我还是决心不让全国在一片议论声中陷入恐惧状态。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建议，由于国内充满暴力气氛，总统候选人应该避免参加露天集会，只通过电视或在安全有保障的紧闭的大厅里竞选。我对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我不同意再增加负责保护我的特工人员。

    中午前后，约翰·康纳利到我办公室来。这时刚刚宣布他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并提名乔治·舒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我对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我想出去散散步。

    “什么时候?”罗恩·齐格勒问道。

    “就是现在，”我说，“咱们走吧。”

    我决定陪康纳利一道步行回财政部大厦。当我们从隔街对着财政部大楼的白宫东侧楼走出来时，一小群人从街上围了过来；我停下来和一些带着照相机的年轻人和几位外国游客聊天。一位看来像是有身份的人自称是律师，上过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当我拔脚走过马路时，他说：“谢谢你今天到外面来走走。”

    周末，我到医院探望了华莱士。

    日记

    星期五上午回华盛顿的途中，我下车去探望了华莱士。华莱士太太颇有吸引力的风度再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很热情，可以想见她在华莱士的竞选活动中一定是个好帮手。

    他的体力看来是完全能够让他同人家晤谈了，但我觉得他的听觉和理解力有时不怎么好。他对自己在预选中的成绩很得意。我告诉他，我从苏联回来后一定派人向他介绍情况，对此他很高兴。他说他考虑以后去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我对他说，只要他在华盛顿地区，随时都可以住进去————那里的安全有绝对保证，病房也特别舒适。

    他虽然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但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因而多少有点容易感情冲动。这点在我们这次见面时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指出，他曾反对汉弗莱和马斯基，因为他们过去都投票赞成把美国卷进东南亚战争的每一个步骤，现在却批评我为使美国摆脱战争而做的努力。他床边有一个花编的国旗图案，我在辞别时叮嘱他要使我们的国旗高高飘扬。他敬了个礼说：在总司令面前，我保证一定这样做。我回了一个敬礼，离开了病房。

    第一次首脑会议

    5月20日星期六，“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途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飞以后，基辛格到我的机舱来兴高采烈地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我们在萨尔茨堡过了一夜，5月22日星期一下午4点钟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

    我们抵达前不久下起了小雨。正式前来迎接我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也在场。只有一小群人站在栏杆外，手里摇着小纸旗表示欢迎，整个场面十分冷清。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宽阔而空无一人的大街驶向克里姆林宫时，我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群众被挡在侧路路口一个街区之外的警察屏障的后面。

    帕特和我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整整一层楼里下榻。正当我们四处观看我们富丽堂皇的住处时，基辛格带来消息说，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迎候我。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就是13年前我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的那个房间。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脸部最突出的是那双浓眉，嘴角露出一丝带几分警惕的微笑。我敢说，13年前我和他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的那间厨房里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举行首脑会议。

    我们握手后站着聊天，这时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他把我让到屋子一边的一张长桌跟前，两人隔着桌子相对坐下，苏方的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头。有人曾经表示关心，认为我应该带一名国务院的翻译在场。但是我知道苏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语言学家，英语讲得和俄语一样好，并且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也许会随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说，他必须首先告诉我，在我们最近在越南采取行动以后，他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很不容易。完全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坚持了原计划。

    在做了这番几乎必不可少的表白以后，他明显地热情起来，开始谈到发展我们之间个人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说，苏联人民铭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因为他是1934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

    我说，我曾经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我说。

    他爽朗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我说。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他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在葛拉诺维特大厅举行的国宴上再次会面。这是15世纪修建的美丽大厅，在克里姆林宫最古老部分的中心。镶木地板擦得锃亮，有拱顶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富于金黄色和褐色色彩的像圣像那样的巨幅油画。勃列日涅夫和我并排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向对过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壁画。勃列日涅夫说：“那是当年的政治局。”我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啰。”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来和我握了一下。

    像往常那样，时差使我第一夜难以熟睡。我终于在凌晨4点半左右起床，穿上便裤和夹克，决定到克里姆林宫院子里去散步。按照莫斯科的北纬度，这时天已接近大亮。我能听到红砖墙外河上的船声和路上的卡车来往声。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会儿那面飘扬在我们住处房顶上的、周围由克里姆林教堂和钟楼的金色葱头式圆顶和红星簇拥着的美国国旗。

    上午11时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我决定一开始就定下我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议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那种坦率的调子。

    “我想讲一点苏联朋友们可能由于客气而不愿说出口的话。”我开始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意冷战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地说：“不久以前，我也听到这种说法。”

    “固然我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我接着说，“不过同时我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温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点了点头，不过我猜想，他们实际上都宁愿我们继续采取我们过去常常用以对待苏联的那种温情的态度。

    当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勃列日涅夫虽然装出对细节和数字厌烦的样子，却显然事先对问题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们讨论监督和限制的时限和技术的时候，他用一支红铅笔在面前的便签本上画出几枚导弹。

    我说，我们觉得具体规定查核双方履行义务的情况的办法可以给双方提供必要的信心，这时他朝着我有点生气地说：“要是我们都打算欺骗对方，又何必要这一纸协定呢?我们方面是不准备捣鬼的。那种‘互相抓辫子’的办法完全要不得。”

    那天晚上，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谈来讨论一个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随便把我们几小时以前刚商妥的数字减掉300公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他说，“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公里，我们同意。”

    “是1500公里。”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他假装生气地说。

    “可是，总书记总该觉得，我是从来不斤斤计较的。”我回答。

    “1500公里，行啊。”他不错过抢先表白的机会，说道，“你要我们东移，我们现在就同意这样办。1200公里我们接受起来容易一些，不过1500公里也行。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吧。”

    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就某一个在细节上已经商妥的问题提出一点似乎很理想但行不通的修改意见。本来双方早就同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具体条款的有效期为五年，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不规定为十年呢?干吗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静地指出，原先苏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还只有一年半。

    “我认为，这个暂时性的协定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说，“我倒希望来个永久性的协定，不过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五年。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说不定还在那之前呢。”

    “总统先生，可别在那之前离开。”勃列日涅夫说。

    突然袭击是共产党谈判代表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手法。星期三下午，在我们举行了美苏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的签字仪式以后，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走出房间。他开始谈起当天晚上打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别墅里为我们举行宴会。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他拉住我的臂膀说：“我们何不现在就到乡下去，在白天看看那里的景色呢?”他把我推进了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他的一辆大型高级轿车。

    我们上了车很快就开走了，这时特工人员和其他人员忙着找车子和司机来追赶我们。莫斯科所有主要街道中间的行车道都是专门留给党的高级官员使用的，所以我们的车开得很快。

    一到别墅，勃列日涅夫就提议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这和13年前赫鲁晓夫的做法一模一样。但是时代变了：他带我们去乘坐的不是汽艇，而是在水上轻轻浮动着的小水翼艇。驾驶员很熟练，小艇开得十分平稳。勃列日涅夫不断指着速度计，上面的指针表明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90公里。

    我们谈到工作习惯，他告诉我说，他不用口述录音机。我说，记得丘吉尔有一回对我说过，他宁可口授给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并且勃列日涅夫还开玩笑说：“何况，当你夜里醒来想记下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女秘书可就尤其有用了。”他们都放声大笑。

    我们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晚宴的时间预定为8点钟，勃列日涅夫提议饭前再开一次会。

    基辛格和我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蓬特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霍德列夫。一连三个小时，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非常激动地狠狠向我进攻。

    我顿时想起《化身博士》那本书[2]，因为勃列日涅夫刚才还笑着拍我的肩膀，现在却愤怒地大声责骂我不是真心努力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人作为工具来压制苏联人干预北越人的事务。他说，他们怀疑我5月8日是不是气昏了才做出那样有欠考虑的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我真的希望和平，我是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全体美国人民肯定不会一致支持越南的战争。”他接着说，“我当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伤或残废的人的家属会支持这场战争。”

    当勃列日涅夫最后好像脾气已经发够的时候，柯西金接过大棒。他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也许是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我第一次开了口。“这种威胁一点儿也吓不倒我们。”我说，“不过，你不妨再说下去，把话说得具体些。”

    “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说的话是威胁，你们说的话就不是威胁。”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刚才我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柯西金似乎越说越来劲，他接着集中力量奚落阮文绍总统，把他叫作“受雇佣的所谓总统”。由于我对他这种激烈的长篇大论依然没有反应，柯西金开始沉不住气了：“难道你们还需要保留这个所谓的南越总统，保留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你们却称为总统的人吗?”

    “北越的主席又是谁选举的呢?”我问他。

    “全体人民。”他答道。

    “说得倒好听。”我说。

    柯西金讲完后，轮到波德戈尔内出击了。他的口气比较友好，但措辞一样厉害。当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对我轮番敲打、试图压倒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离座踱起方步来。

    大约20分钟后，波德戈尔内突然收住了话题，勃列日涅夫接上去说了几句。之后，室内一片寂静。这时已经将近11点钟。我想在我能够让这次谈话结束之前，我必须让他们明确知道我的立场。

    我指出，我已经从越南撤走了50多万人。当北越在3月间开始大规模军事集结时，我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首脑会议。但是，既然北越人确实入侵南越，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作出强烈的反应。

    “总书记刚才说，有些人可能怀疑我上月采取的行动是出于恼怒。”我说，“如果情况是那样，由我担任现在的职务就太危险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做出决定的。那是我的一贯做法，因为要考虑到后果和风险。

    “我国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但是，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是多么认真地看待北越的这次战争新升级带来的危险。我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将领谢尔曼将军说过：‘战争是地狱。’对此，苏联人民比谁都清楚。自从这次新攻势开始以来，已经有3万名南越平民，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于使用着苏制装备的北越人之手。

    “我这话丝毫不是说苏联领导人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我们的目标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解决办法或任何政体强加于任何人。”

    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了我说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回答。

    在这以后我们就上楼了，那里有一席丰盛的酒菜在等待着我们。我说了一句一般的开玩笑的话：别给基辛格灌酒，他回去还得和葛罗米柯会谈呢。他们好像对此很感兴趣，就开始闹着假装给基辛格灌伏特加和白兰地。宴会上一片笑声，又是说笑话，又是讲故事，就好像刚才楼下那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吃饭当中，柯西金开腔说，我们刚结束了三小时那样激烈的讨论，还能在饭桌上轻松地亲切交谈，这是我们今后关系的一个好兆头。我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他使劲地点点头，再次举杯祝酒。

    我们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已经过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罗米柯马上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举行会谈。

    凌晨1点左右，当里兰大夫在我房间里给我治背痛的时候，基辛格进来报告说，苏联人仍旧坚持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主张。他们很可能是希望我们国内那种要我带回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压力会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条件。在我们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就预料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已经做好和他们摊牌的准备。

    但是，基辛格还有一些消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汇报说，五角大楼几乎是在公开造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也正在从他们原来已经同意的立场后退。基辛格用紧张的口气提醒我，要是这个分裂的消息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拒绝支持从首脑会议上带回去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国内的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其实这一点用不着他提醒，我也是心中有数的。

    “什么政治后果，让它见鬼去吧!”我说，“即使五角大楼不赞成，我们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后果，仍然要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协议。”我决心不让五角大楼从右面，也不让苏联人从左面来动摇我认为符合我国最大利益的立场。

    “你尽力而为吧。”我说，“请记住，照我看来，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本星期解决问题。”

    当晚，基辛格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会议最后在清晨休会，问题还是处于僵持状态。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大剧院观看《天鹅湖》的盛大演出。我坐在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中间，帕特坐在柯西金的右边。按照礼节，勃列日涅夫不需要出席，我倒很高兴有机会看看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不在场时他的同事们是如何表现的。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里有一个妇女站起来对着我们的包厢高喊：“越南万岁!”人们马上把她带走了。后来我们听说这是一家亲共报纸的一名意大利记者的夫人。剧场又一次幕间休息时柯西金说，如果我们撤离越南，我们的威望只会增加，而不致像法国人在奠边府和阿尔及利亚吃了败仗以后那样威信扫地。这是整个晚上谈到实质问题的仅有的一次。波德戈尔内马上改变话题说，这个舞剧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二幕的四小天鹅舞。

    看完芭蕾舞后基辛格和葛罗米柯继续会谈。第二天早晨他向我汇报说，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就现实情况作了磋商，但休会时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后来，当我和基辛格在我的套间里谈话时，多勃雷宁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政治局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同意接受我们的最后主张。

    当晚，我们在驻苏大使的官邸斯帕索大楼举行宴会，席间人人兴高采烈。勃列日涅夫显得颇为开朗。宴席上的主菜是冒着火焰的“烤阿拉斯加”。上这道菜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瞧!美国人真能创造奇迹!居然有办法把冰激凌点着了!”

    夜里11点刚过，勃列日涅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进攻性核武器临时协议，把每一方允许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目暂时冻结，到另行缔结一项永久性协定时为止。帕特曾问我她能否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因为其他几位夫人都不会出席，我建议她等正式代表入场后悄悄进去站在一根大柱子后面。她就这样观看了签字仪式。

    第二天，我们飞往列宁格勒。我们参观了皮斯卡尔叶夫公墓，在纳粹围城期间牺牲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人就埋葬在这里。我们到得太晚，所以先遣人员建议我取消原定到那里一个小纪念馆去参观的计划。年轻的女向导听说我可能不按预定计划全部都参观，显然不高兴了。我说我当然还是要看看这个纪念馆的。当她把葬在公墓里的12岁姑娘坦尼娅的日记给我看的时候，我深受感动。她把叙述坦尼娅全家人如何相继牺牲的几段记载翻译给我听；令人悲痛的最后一段写道：“都牺牲了。只剩下坦尼娅一个人了。”念这句话的时候，女向导激动得声音发抖。最后她抹着泪水说：“坦尼娅也牺牲了。”

    在我们离开之前，他们要我在来宾簿上留言。我写道：“向坦尼娅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临走时我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在全世界重演。”

    我们飞回莫斯科，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到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浸礼会教堂————福音派浸礼教全苏理事会教堂————去做礼拜。教友们虔诚的礼赞歌声使我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徒。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那么多年轻人参加礼拜。后来有人告诉我，许多老年的善男信女或者被克格勃的特工吓跑了，或者被他们迫迁到别处去了。

    我用那天其余的时间草拟我准备对苏联人民发表的电视广播演说。像在1959年一样，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不受苏联政府的删节或限制，向苏联人民介绍美国对各项国际问题的观点。

    在演说里，我谈到了无限制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着重说明了美国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最后我描述了前一天参观列宁格勒公墓的感受，我说：

    当我们为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坦尼娅，想想全世界各处的其他坦尼娅和她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竭尽一切力量来保证使其他儿童不致遭受坦尼娅经历过的苦难，使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过他们的一生。

    广播过后，勃列日涅夫对我说，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

    首脑会议期间最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数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本来是为了作一次半小时的例行礼节性拜访，结果我们却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越南问题。不过，这回同我们在别墅会谈时不一样，他的态度是平静和认真的。

    起初我们有些小交锋，接着他说：“你是否希望我们为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跑一趟?”

    我回答说，这样一次访问可能对结束战争大有帮助，并且说，在这位苏联官员逗留河内期间，我将暂停轰炸。

    在我告辞的时候，我们在门前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向你保证，不论是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决不采取任何损害苏联利益的步骤。但是，你应该相信我通过私下途径对你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进的谗言。不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闻界的代表，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改善关系。”

    第一次首脑会议的主要成就是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反弹道导弹条约阻止了一场本来不可避免要出现的防御性武器的军备竞赛，使双方不致再花数十亿美元来部署越来越多的反弹道导弹。这个条约的另一重大作用是使那种通过“相互恐吓”来达到威慑效果的概念永久化：既然双方都放弃对导弹的防御，彼此的人口和领土便暴露在对方的战略导弹的袭击之下，变成了抵押品。因此，双方都会极度关心防止发生那种势必使双方同归于尽的战争。

    关于战略导弹的临时协定，连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构成了热核时代走向军备控制的第一步。临时协定使双方的战略导弹冻结在当时实际拥有或者正在制造的水平上。根据这项协定，美国什么也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没有一项计划受到冻结的影响。但是，苏联却正在执行一项规模庞大的导弹部署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就不知道部署的范围会达到多么广泛的地步。这项计划如果继续执行，就势必会使我们在导弹数目方面日益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十之八九将使我们仅为保持双方现有比例也不得不搞一项费用浩大的部署计划。由于这个协定维持了现有的比例，双方就可以在摆脱军备竞赛压力的情况下着手谈判一项关于进攻性武器的永久性协议。

    除了军备控制方面的这些主要成就以外，在第一次首脑会议上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定，包括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以及关于污染控制、医药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关于癌症和心脏病研究）方面的协定。为了扩大若干科技领域里的合作，设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此外，还商定了进行一次联合的空间轨道飞行，后来1975年实现的“阿波罗”和“联盟”号宇宙飞船在空间的对接，就是这项协议的成果。

    最后，我们签订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同意遵守的12条行为准则。这个文件不仅涉及双边关系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而且规定双方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减少紧张局势和冲突，特别是减少那些可能使大国卷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这些协议，确立了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加强彼此的关系和合作的模式。这是缓和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要使苏联人关心采取种种办法以增加他们与保持国际稳定和维持现状这一事业的切身利害关系。我们并不认为光凭这种贸易、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关系就能防止对抗或战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

    由于到处都有窃听装置，我在苏联期间没有口授任何日记。奇怪的是，苏联人对窃听似乎不觉得有掩饰的必要。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报告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随便对自己的秘书说想吃个苹果，谁知十分钟之后一个女服务员便端了一盘苹果进来，放在桌上。

    但是，我在这次旅行期间还是写了不少笔记，在回国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根据这些笔记口授了好几篇很长的日记。

    日记

    我向亨利着重谈了我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我说，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苏联领导人只有第三流的智力水平，这话根本说得不确切。我说，我们总是错误地估计苏联人，因为我们只根据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之类来做出判断，而不更深一层去观察他们实际的性格和力量。

    谁要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里爬到最高的地位并保持那个地位，他就一定要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位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肯定都有这样的条件。勃列日涅夫的口才可能不如他一些老练的欧洲或亚洲同事们那样出色，风度也不如他们潇洒，可是像美国的工会领袖一样，有他独到之处。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周恩来是既文雅又刚毅的人，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

    毫无疑问，苏联现在的领导人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具有自卑感。他们不需要吹牛说苏联的一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都好。但是，他们仍然渴望人家对他们平等相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苏联领导人都讲究穿着。勃列日涅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时髦的人。他有一套显然非常贵重的金制烟嘴和打火机。

    我注意到苏联三位领导人的衬衫袖口都用链扣。这使我想到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微妙的变化，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曾经坚持要穿得比我们大家都朴素。

    柯西金确实是一本正经，非常冷静，不轻易露出热情；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是个贵族。波德戈尔内更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参议员。勃列日涅夫有如爱尔兰人后裔的大工会头子，或许把他比作〔芝加哥的〕戴利市长更加贴切。当然，这些比喻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私人交情也不错。有一次，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一起交谈，我给基辛格写了一个条子说，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房间里那架每当我们想要防止窃听时便打开的扰频器发出的干扰声一样。

    勃列日涅夫非常热情友好。我们乘车去别墅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他希望我们已经建立起亲密的私交。

    〔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曾经分析过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属于“熊的拥抱”那种类型的人，因为不论谁来见他，他都喜欢拍拍肩膀，搂搂抱抱。我不由得想起，如果当年在葛拉斯堡与约翰逊会晤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这两个人倒真是一对。

    有一次他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另一次他把我称为“现任的和未来的总统”。

    他告诉我，在他刚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时，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向他强调过个人交情在政治活动以及党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老资格的党员究竟是谁，反正听起来有点像是指斯大林。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比另外那两位年轻5岁。其次，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再次，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也十分精明。他还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

    他的手势富于表情。他有时站起来踱步，这是我们会谈时他常用的方法。亨利记得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说：“我每站起来一次，就做出一个新的让步。”当然，他这样做一定是受我的态度的影响，因为和他相比，我是十分克制的。有人也许会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我对他的各种指责神色不动，反而比感情外露更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我说：“我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特别是对于战争中有那么多人死亡的事情。”我回答说，尽管我是以缺乏感情出了名的，在他谈起的这个问题上我却和他一样感到激动。

    他问起毛泽东的情况。我说，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从智力上说还是敏锐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毛是个哲学家，是个上帝般的人物。他说，要了解中国人是极其困难的，接着他又说：“我们欧洲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进行了猛烈的阶级斗争。当然，苏共领导人开始不再处决反对派，只是使他们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如对赫鲁晓夫那样，算起来也不过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

    他非常强调“有些人”不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显然是指中国人。

    有一个侧面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却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我注意到1959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马路上的汽车增加了许多，人们的穿着比以前好了。

    有一次我指出，我们的会晤绝不是偶然的。世界的局势要求我们举行这次会议。全世界希望会议产生成果，我们并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会议是有充分准备的，现在我们必须前进，消除世界上的一切战争温床。我们决不能让历史重演。雅尔塔会议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改善，但是后来却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读一读雅尔塔历史可以发人深省，因为引起后来的一切麻烦的，并不是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而是苏联没有遵守协议这一事实。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我们已经签署的各项文件。

    1972年6月

    开完首脑会议从苏联回来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和向国会介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以争取人们对条约的支持。当天下午，全家一起到佛罗里达州。我随身带了一个公事包，里面装满了我们出国期间积压下来的各种国内情况报告和决策备忘录。

    星期一，约翰·康纳利到佛罗里达州来。他就要离开政府，准备回得克萨斯州去。

    “嗯，两三天前，我遇见汤米·科科伦，”他刚在我书房里坐下就开口说，“他告诉我，特迪·肯尼迪表示希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可是我想时间来不及了。麦戈文和他的支持者已经憋足了劲，正在脱缰而出。”

    我说，我们不应该低估肯尼迪，他还有不小的吸引力。哪怕是麦戈文的支持者，无论他们在感情上怎样效忠于麦戈文，到头来很可能转到肯尼迪一边。我说：“据我了解，休伯特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康纳利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康纳利说，“你一定要向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敞开大门。如果民主党提名麦戈文，叛离民主党的人一定空前的多。”

    “你放心好啦，”我说，“我已经吸取了1960年的教训。我不仅会敞开大门，而且正在编织欢迎他们的地毯呢。”

    6月6日，乔治·麦戈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中获胜。根据早先的民意测验，估计麦戈文将以比别人多20%的票数的压倒性优势取胜，但结果休伯特·汉弗莱的得票只少于麦戈文5.4%：如果竞选再延长一周，汉弗莱很可能会取得胜利。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戈文将赢得民主党候选人的资格。

    民主党即将提名的这个人曾经主张，即使没有取得遣返我国战俘的保证，美国也要立即单方面从越南撤军；他赞成无条件赦免逃避兵役的青年；他主张减少防务预算，要裁减一半空军，减少海军舰艇的数目，削减美国派往北约的驻军而并不要求苏联方面做出相应的裁减；他保证要停止援助我们的北约盟国希腊，同时却又主张把外援总额增加到大约四倍，其中大部分款项用来援助非洲国家。

    在社会福利方面，麦戈文的做法是：由联邦政府向美国的每个男女和儿童赠送1000美元，这笔钱将主要来自税收负担已经很重的中等收入阶层。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估计，仅仅这一项计划每年就要增加开支500亿美元左右。

    他的税制改革方案表面上是为了堵塞漏洞和使税收负担较为公平，可是连《纽约时报》也认为太过分了，该报形容这个方案太“极端”，“对可能的得失做出多半是不精确的估计”。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期间，休伯特·汉弗莱把这个方案称为“没收性的”和“一派胡言乱语”。到竞选将结束时，我们估计麦戈文所建议的各项内政措施总共将使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260亿美元。

    麦戈文曾经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必须”用校车接送学童。他称埃德加·胡佛是“对正义的威胁”。他说，在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凡是扬言要制造大乱和辱骂警察的示威者，“他都要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

    所有这些极端的立场和言论都是公开宣布的，然而迟至7月在《时代》周刊组织的一次公民座谈会上，十人中只有一人认为乔治·麦戈文是激进派，剩下的九个人对于他究竟是个真正的自由派还是温和保守派，意见同样有分歧。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新闻界在竞选活动初期缩小了麦戈文纲领中过激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因素。许多记者同情麦戈文的立场，还有许多记者无非就是喜欢他所收罗的那些热情可爱的业余竞选职员和义务宣传员。

    幸亏并非所有的记者都丧失批判能力和放弃客观报道的义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作家戈弗雷·斯珀林在6月8日写道：“读者要警惕，有些新闻记者和乔治·麦戈文之间的恋爱之花正在盛开；即使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讲究实际的职业观察家，但这种亲昵的关系势必影响他们的新闻稿。”他接着写道：

    事实上，照笔者的看法，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几个月来，麦戈文参议员一直在鼓吹一项使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化的纲领……然而，至少大概到上星期为止，麦戈文参议员始终受到新闻界的“优惠”……至于现在，我认为跟踪采访麦戈文竞选活动的记者中有许多已经暴露出他们的倾向性————主要倒不是表现在他们对麦戈文所作的报道上，而是表现在关于他的情况和他的纲领避不报道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取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我看来，麦戈文可能造成的最大的政治危险，莫过于改变他的立场以争取民主党温和派的支持。6月6日加利福尼亚州进行预选那天，我在口授给米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现在，麦戈文的战略正在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他认为自己获得提名已成定局了。足以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州长会议上去“澄清”他关于赦免、吸大麻烟、人工流产和福利等问题的立场。我知道有人会说他和戈德华特一样，是无法侥幸取胜的……其实他们有两点重大的区别。首先和戈德华特相比，麦戈文比较聪明，更没有原则性。为了取胜，他什么都说得出来。其次，麦戈文在竭力表白自己，以便得到新闻界大约100%的支持来最后击败我们。这一点突出地说明当前有必要设法让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而不是共和党人来敲定麦戈文是个左派，因为他过去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他就是个左派。

    到了夏天，当我的竞选组织开始高度进行工作时，我几乎立即听到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传说分赴各地的活动组织松散无力，发生过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对当地人的无礼行为；还多次听说地方竞选工作人员越来越不满意“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机构庞大和作风油滑。当我打听毛病出在哪里时，对方总是回答说，“米切尔太累了，管不过来”，或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案子差点儿把米切尔累垮了”，或干脆说，“是他老婆玛莎的关系”。

    霍尔德曼和我决定派当时白宫班子里的弗雷德·马利克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把那里的事情整顿一下。马利克是一位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实业家，擅长组织和管理工作。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再拖几个星期，主要是怕米切尔会把这看成对他工作的含蓄批评，而不认为是给他配备个急需的助手。

    6月12日，我们以乘总统游艇“美洲杉”号出游的方式庆祝了特里西娅和埃德结婚一周年。帕特给我们准备了那次结婚招待会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小吃。游罢归来，我们观看了结婚典礼的录像，回忆了那天的情景和飞快消逝的这一年。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6月15日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水源含盐的问题，末了还就美国私人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待遇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但又友好的讨论。最后，他说他认为我的连任对全世界关系极其重大。

    当天晚一些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大臣苏丹·伊本·阿布德·阿齐兹来访，给我带来了他哥哥费萨尔国王的问候。

    下午，我同埃利希曼一道研究环境保护局的比尔·拉克尔肖斯在禁用杀虫药滴滴涕问题上所采取的乍看起来有点慌乱的措施。漫长的这一天是以欢迎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国宴来结束的。

    6月16日星期五，先是举行内阁会议，研究共和党竞选纲领的各种建议。接着，我同詹姆斯·霍奇森、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员开了一小时的会，研究福利改革问题。我的正式日程在午后12时45分结束，最后一项活动是出席给直升机失事中牺牲的南越第二区援助小组英勇的组长约翰·保罗·范恩追赠“自由奖章”的仪式。

    当天下午，我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周末。我是自己一人去的；帕特正应邀在西海岸参加一些活动，两个女儿都和各自的丈夫在一起。我公事包里带着布坎南起草的竞选活动备忘录、关于福利改革的汇报材料和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欧文·克里斯托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思想》。我还带了丘吉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的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因为在参加了最近这次与苏联举行的首脑会议以后，我想重读一下丘吉尔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

    水门事件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一整天，我都是在巴哈马群岛的大珊瑚岛度过的，这是我的老朋友鲍勃·阿普拉纳尔普拥有的一个小岛。天气时阴时晴，不过我还是去游了一会泳和绕岛走了一圈。看岛人的妻子送我两件她专为我缝制的色彩鲜艳的衬衫。我同她的12岁的女儿聊了一会儿，这女孩让我看了她养的几只海龟。

    6月17日星期六，我和大陆只通了一次电话，为了同霍尔德曼保持联系。我们谈了四分钟。我要他了解一下怎样能和约翰·康纳利联系上，因为他正在用35天的时间周游世界。我还关照霍尔德曼一定要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上列入由联邦政府资助教区小学这一条。下午，我同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一道去划船。

    6月18日星期天上午，雷博佐和我动身前往比斯坎岛。到家一进屋就闻到厨房里煮咖啡的香味，我进去倒了一杯。橱柜台面上有一份《迈阿密先驱报》，我把第一页扫了一眼。头条新闻是关于从越南撤军的消息，大字标题是“美国地面作战任务即将结束”。

    这一版中间靠左边有一条小消息，标题是：“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

    我略看了开头几段，有五个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时髦的大厦，作旅馆、办公室和公寓之用。这条消息说，五人中有一个自称以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其余的人中有三个原籍古巴。他们都戴了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听起来十分荒唐：戴着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我当它是开玩笑，不加理会。我接着看了一下这一版下栏的一篇关于竞选运动的特写，标题是“麦戈文派打算如何取胜”。我把报纸放回台面上，去打了几个电话。

    我往比斯坎岛旅馆通电话，找到了霍尔德曼；他和其他随行人员都住在那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要不要为高等教育法案举行签字仪式的问题。然后，我们转而谈到有关乔治·米尼的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新闻————可能对1972年竞选活动有极大影响的新闻。米尼曾经对乔治·舒尔茨说，如果汉弗莱不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他也不会支持麦戈文。要是米尼————这意味着加入工会的大部分工人————持这种善意的中立态度，民主党各派间的传统联盟就将破裂，从而大大有利于我的竞选。

    我给特里西娅和朱莉挂电话，她们祝我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我还同帕特通了电话，她当时在洛杉矶，接连三天要参加好几个活动，先是在得克萨斯州，最后是在南达科他州。我又先后同艾尔·黑格和基辛格通了电话，当时基辛格正取道前往北京，在夏威夷过夜。下午，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话，同他讨论米尼的新的动态。然后，我到海里去游了很长时间。

    下午6点刚过，我和在澳大利亚的约翰·康纳利通上了电话，听他得意地向我介绍这次旅行的情况。我又同科尔森通了话，简单地谈到我担心新闻界的大部分人也许会同情麦戈文。雷博佐过来同我共进晚餐，然后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我给杰克·尼克劳斯挂电话，他刚在小石滩举行的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中得了冠军。我祝贺他取得胜利，并对那些在洞口绕了一圈又蹦出来的球表示惋惜。

    我决定早点休息。上床前，我坐在书房里读了《胜利与悲剧》的最后几章。

    星期一的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我没有忙着先看晨报，而是直接到书房里去打电话。我接连同朱莉、特里西娅、罗斯·伍兹、艾尔·黑格和比利·格雷厄姆通话，还根本没有想到水门闯入事件。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了一次话；在我口授的日记里，有关这次通话的唯一记载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次新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其内容包括对总统的领导能力有无信心一直到对经济的看法，门类繁多。我同霍尔德曼通了两次简短的电话，都是讨论当天的日程的，后来他过来同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乔治·华莱士成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食品价格的上涨、任命一位新的礼宾司司长以及下周的日程安排等问题。我下午去划船，晚饭前作了长距离的散步。晚上7时48分，我乘“空军一号”飞回华盛顿。

    回白宫以后，我深夜补记了一下日记。在大量记述周末的天气、对休息的好处发表的感想等之外，我在日记里第一次提到了水门事件。

    日记

    我几乎打定主意要在星期日晚上回去，但是飓风在邻近地区刮过，风力很强，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出门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太大，路上也会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天风已经平息了，天气极好。事实上，这是六个好天————包括两星期前从莫斯科回来后的三天和最近三天————中最好的一天。我又多休息了一天，上下午都长时间地尽兴游泳，这使我觉得精神大振，其作用之大是我以前所没有体会到的。我决定今后碰到有休息的机会，务必设法连续占用三个整天，当然还总是要尽量找一个优美的地点，使我心旷神怡，并且天气最好是风和日丽。

    我相信多运动是很重要的。今晚我不仅感觉休息得比较充分，而且整个人确实更加生气勃勃，格外急于想要把工作做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得到了休息，呼吸了新鲜空气，也进行了体育锻炼。以后我每天工作后回官邸以前，一定要滚半小时木球。这也许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归途中，我从鲍勃·霍尔德曼那里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件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米切尔曾在电话里莫名其妙地叮嘱鲍勃不要卷进去，因此我对鲍勃说，我完全希望我们的人一个也不要卷进这一事件，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事情干得很蠢；第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想法在他们的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鲍勃指出，乔蒂纳的一个私人侦探说过，麦戈文的一个助手曾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我们委员会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要找一个通过宣传手段同公众有联系的人员，他将透露对方也干过这类事情的一些反面例证，以说明实际情况。看来并不是我们方面很笨拙地企图从民主党人那里非法获取情报。

    我还劝鲍勃不要让科尔森和埃利希曼被这件事情困住，免得他们无暇处理其他事务。现在回头看来，科尔森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问题过问太多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放下了其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也许解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不让我的全班人马经常吵吵闹闹地谈论那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目前这件事情。

    帕特今晚情绪甚佳，觉得她的南达科他州之行是成功的。她说州长表示发愁，因为我在该州的威信一直很高，而他今年却要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进行竞选，心里感到七上八下。当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是麦戈文，他的机会也许会多得多。

    水门事件中被捕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雇员叫詹姆斯·麦科德。此人以前是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现受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雇用，作为房屋、文件和人员方面的安全顾问。他的职责之一是使共和党人免遭他被发觉正在对民主党人所做的那种事情。霍尔德曼还听说从那些被捕人身上搜出现款————十多张100美元的钞票————显然是争取连任委员会给的。

    由于麦科德与争取连任委员会的关系，他的被捕使水门闯入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拉里·奥布赖恩夸张地说：“这个窃听事件……提出了我在20多年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关于政治过程是否诚实的最吓人的问题。”约翰·米切尔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声明，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会，也不是由它同意的，并说他本人对于麦科德牵连在内的报道感到惊愕。

    我对水门事件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如果说这也算是玩世不恭，那是因为我阅历过多所致。我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从肮脏诡计到选举舞弊，不一而足。对于一件政治窃听案，我委实不会义愤填膺。

    拉里·奥布赖恩也许能装作惊骇万状，但他同我一样清楚，自发明从电话线上窃取情报以来，政治窃听几乎没有中断过。近在1970年，一名前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活动的成员公开说，他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在肯尼迪组织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林登·约翰逊认为肯尼迪家族曾对他搞过窃听；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人窃听他1964年的竞选活动；埃德加·胡佛告诉我，1968年，约翰逊曾下令在我的竞选飞机里安装窃听器。这种行径也并不限于政界人士。1969年，全国广播公司一位节目制作人，由于在1968年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装了一具隐蔽的话筒，被判罚款和缓期徒刑。在水门闯入事件以后，窃听专家们马上就对《华盛顿邮报》说，这种做法“在过去历届选举中并不少见……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互相窃听更是常事”。

    事实上，我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心有所动摇，主要并非由于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一事是非法的，而是由于这种做法十分愚蠢，根本毫无意义。为什么?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干?为什么干得那么莽撞?为什么偏偏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稍稍懂得一点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一个全国委员会总部决不是可以刺探到有关竞选总统内部消息的地方。整个事情毫无意义，并且搞得很拙劣，几乎看起来像是事先故意做出的安排。可是，来龙去脉当然就追溯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在星期日早晨，古巴人戴着做手术用的手套在民主党总部偷装窃听器的想法似乎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到了星期一晚上，这件事已成了竞选总统活动中随时可能爆发的问题。

    6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即我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声称：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联。文章说，根据“与调查此案关系密切的联邦官员”提供的消息，在民主党总部内逮住的人中有两个人的通信地址录上发现霍华德·亨特的名字。文章接着说，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人员，1972年3月29日以前一直在白宫工作，充当查克·科尔森的顾问。提到科尔森的名字，使我大吃一惊。如果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受牵连，甚至像霍华德·亨特这样的前白宫低级职员卷了进去，问题都不大。然而科尔森是我的助手和顾问核心的成员，如果他也受牵连，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一向器重他办事干练，颇有魄力。这时我不知道他是否做得太过分了。

    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发动攻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100万美元。这一讼案可以使他们的律师传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的几乎全部人员出庭并宣誓作证。这样一来，他们表面上是查究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一事，实际上可以对我们竞选活动的一切方面提出种种问题。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民主党人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当的共和党竞选活动”。在公开场合，民主党人对水门闯入事件义愤填膺，私下里他们却庆幸在大选之年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

    肯·克劳森，我们的通信联络副主任，在和《华盛顿邮报》编辑迪克·哈伍德吃午饭时，了解到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克劳森来白宫工作以前，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饭后他和几个旧同事闲谈。他听说，《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在亲自指挥一支记者队伍，以便深入挖掘水门事件新闻。“我们免不了要遭受猛烈的围攻。”克劳森警告白宫班子成员。

    星期二下午2点20分，科尔森来看我。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谈论报界怎样夸张他和亨特的关系，以便把他牵扯进这场丑闻。我们还讨论了谁泄露消息的问题。

    科尔森说，霍尔德曼在“掌握全面”，并且，根据科尔森本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得还算恰当。

    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刻应对的问题是被捕的人会说些什么。我感到我们将禁受不起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或谴责————不管是真是假。我说，我听人家讲他们都是些“铁铮铮的硬汉”。我对科尔森说，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把整个这件事情的责任归于“那个可笑的家伙”。我指的是麦科德，但科尔森显然认为我是指他的朋友霍华德·亨特。

    科尔森马上为亨特辩护。他一再强调亨特精明老练，不会参与闯入水门这种外行人干的事情。我表示同意：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够，也会认为整个事情是故意胡乱拼凑起来的。

    科尔森说，他听到闯入事件后，曾认为这可能是古巴人自动组织的行动。谁都知道，流亡美国的古巴侨民都担心麦戈文会决定恢复与卡斯特罗的外交关系。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情绪激昂，他们完全可能想对民主党人进行窃听，以便获得有关这种意图的消息。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麦戈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肯定会采取双重标准：对于埃尔斯伯格非法公布政府绝密文件，他们持默许态度；对于闯入一个政党总部而并未得手的这种比较小的事情，他们肯定会慷慨激昂、满腔义愤。我挖苦地建议，既然《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获得普利策奖金，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最好由谁发表一篇演说，强烈要求授予水门大厦闯入人员以同样的奖金。

    我对科尔森谈了我的看法：我们对水门事件要听之任之，让古巴人去对付。

    科尔森又谈起亨特。他说亨特的名字出现在被捕人员的通信地址录上，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事情。《晨报》已经指出，亨特当了20多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并说所有被捕的人都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但是科尔森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甚至还要深一些；亨特曾为猪湾登陆作战训练过古巴流亡分子。这个消息似乎更证实古巴人和水门事件有关。

    科尔森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仅仅由于新闻界和民主党人一定会大做文章，我们有忙于应付的危险。他说：“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他们只是想发泄发泄。因为除此以外，他们找不到机会打击我们。”

    接着他告诉我，《纽约时报》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在我访苏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这家报纸登过一则广告，要求因为我的越战政策而对我进行弹劾。我们对该报提出了正式控告，控诉它没有向出钱登广告的人要求提供必要的证件，因而违反了关于公布竞选资金的法律。我对我们能否从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持悲观态度。我知道，《纽约时报》是一定会用拖延手段来应付这场纠纷的。

    在科尔森离开我办公室之前，我给他鼓了鼓气。“愚蠢透顶！”我说，“什么事情都破坏不了选举，什么事情都不会使选举发生多大变化……你现在注意这件该死的事情，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主要问题是民主党人能够通过传讯作证，使水门一案始终引人注意。我们打算拖到大选之后再出庭作证，但能否办到，把握不大。可是，科尔森倒一点也不发愁。他说他乐意让白宫人员宣誓作证，因为“谁都和这件事情毫无干系……这一次你是会赞成让大家去作证的”。他说这番话时信心十足。我希望情况真是这样。

    6月20日星期二，我两次接见鲍勃·霍尔德曼：上午从11时26分到12时45分，下午从4时35分到5时25分。关于上午谈话的内容，外人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因为那次谈话的录音带就是有18分半钟空白的那一盘。这18分半钟时间内的有些谈话的内容可以根据霍尔德曼的笔记重新整理出来。根据这些笔记，我对水门闯入事件的第一批反应中的一项是发出指示，要定期检查我的行政大楼办公室，确保无人对我进行窃听。那些反应还表明我对水门事件的政治后果十分关切，希望发动我们这方面的反攻来消除它的影响。

    几小时以后，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又讨论了同一问题。这很能说明上午谈话中关于水门闯入事件可能讨论到的其他内容。我的习惯是要对问题反复讨论多次，在一般情况下参加讨论的人员不变，我的措辞往往也几乎完全相同。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做出决定之前尽量详细了解所提供的资料，听取建议，并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考虑形势的。关于水门闯入事件，我相信我们上午11时26分谈到的问题同5个小时以后下午4时35分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的各级人员中是否有人已经把我们卷入这样一种令人为难的局面，如果调查和作证的程序采用各种可能采用的手段广为罗织，那就会给民主党人提供机会，在竞选运动中大做文章。

    在下午商谈中，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约翰·米切尔事先并不知道闯入计划，我表示同意。首先，米切尔非常精明强干，决不会参与任何这样的事情。我说米切尔对此一定感到意外。霍尔德曼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不过他觉得被捕的那些人应当是相当能干的一伙，他们一直在进行与竞选运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霍尔德曼告诉我，他听到过发生闯入事件的可能存在的原因。那些被捕的人显然是进去修理某种早已安装但运转不正常的电子设备，并且要把他们在里面发现的一切东西拍成照片。后来他提到，他们还想发现一些关于民主党财务方面的情报。

    在随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内，我听到其他许多说法，解释为什么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进行窃听。一种说法是这些人想证实一项消息，即民主党人正在策划印刷伪造的候选人名单，以便分发给游行示威的群众，借以破坏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打算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掌握的机密文件拍成照片。我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我多次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窃听?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谈话中，霍尔德曼匆匆地谈了一下他那天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消息。据他了解，麦科德将交代说他当时是与古巴人合作的，而古巴人则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动机，一直在搞窃听。霍尔德曼告诉我，霍华德·亨特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便是正要销声匿迹，不过如有需要，他还是会回来的。霍尔德曼表示，可以根据亨特和古巴人的关系来解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他们的通信地址录上出现；他同科尔森一样告诉我，亨特在中央情报局供职期间与猪湾事件有牵连；事实上，霍尔德曼了解到有一个古巴人还是那次登陆作战中亨特的副手。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正在努力使这一事件和古巴人的民族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当然，问题是现在通过亨特这条线索，外界正在发现这事件同科尔森和白宫有关。报纸已经报道亨特在白宫从事有关国际贩毒情报和文件销密工作。霍尔德曼说，他并不确切知道亨特还干过其他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的工作是根据他过去在情报部门的经验安排的。但他在后来的谈话中提到亨特曾参与“吴庭艳事件”————我们努力揭露肯尼迪总统卷入1963年对吴庭艳实行政变的那件事————那次政变结果使吴庭艳被杀。我想起科尔森也曾提到亨特的情报工作经历。

    霍尔德曼说，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情报活动而言，我们大家————包括科尔森在内————都知道有些工作在进行。但是他认为，科尔森尽管同亨特有联系，但并不确切知道正在进行的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计划。我说我认为他是知道的，但我又说这不过是事后的一点认识罢了。然而，霍尔德曼后来在谈话中甚至更加竭力劝我对科尔森消除疑虑。他说，经过调查，他可以肯定科尔森与水门事件无关。

    霍尔德曼报告说，我在白宫的各个办公室和行政大楼办公室他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器。当然他提醒我，我们有自己的录音系统。

    霍尔德曼说，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噩梦，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表示同意。他说，幸而米切尔和这件事隔着好几层————但或许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高高在上，这件事情也许决不会发生。然而，总存在着偶然的迹象的问题，看来对方还在千方百计地想把米切尔也牵连进去。霍尔德曼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我们最好是满口承认，就说我们正在监视民主党人，我们聘请麦科德经办这件事，因为我们惊恐欲绝，深怕有个疯子会当上总统，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人！

    我问霍尔德曼，霍华德·亨特是怎么陷入水门事件的。他说，在闯入水门的那天晚上，亨特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里等着，要在他的房间里监听那些窃听器。然而，霍尔德曼无论对亨特和麦科德的关系，还是麦科德和古巴人的关系，都不太清楚。

    我对亨特的名字怎么出现，还是闹不明白；霍尔德曼又把通信地址录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他还告诉我，有个古巴人有一张亨特的支票，大约6.9美元，是付给亨特的城郊俱乐部的。

    我表示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巴人、麦科德、亨特互有牵连，正好说明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行动。无论如何，用古巴人来解释水门闯入事件对我们有两点好处：既能使我们不因暴露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而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国的古巴侨民为麦戈文对卡斯特罗的幼稚无知的政策担忧，从而削弱民主党人的力量。

    霍尔德曼在谈话中还顺便提到窃听电话的问题，以及对“利迪预算”的关切。然后他又回到民主党人要求我们作证的问题，他说这显然是我们最棘手的事情。我表示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是从何产生的。在我们快要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我对他说：“不值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6月20日，忙了一整天。我和埃利希曼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用校车接送学童和其他内政问题；打了几个电话给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艾尔·黑格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水门事件来说，我当晚走回官邸时充满了信心。我过去主要的顾虑是担心白宫有人牵连进去，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森和霍尔德曼都再三叫我消除疑虑。霍尔德曼还保证米切尔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我得到了这些保证，准备进行反攻。

    当晚，我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我们谈了大约4分钟，后来在夜里我把他的话简略地写进日记本：“他非常恼火，因为他委员会的属员里居然有人搞那样的活动，他只后悔没有更有效地管束好他组织里的所有人员……”

    在电话里，听起来整个这件事情使米切尔深感困恼，因此，我就更加相信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里也听得出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同米切尔谈话以后，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那天下午当他和科尔森都提到猪湾事件时，他们触发了我的一些考虑，现在我向他讲到我就水门事件怎样与公众联系问题的新看法。我提出建议，如果拿古巴人的活动来解释闯入事件确实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就要打电话给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的反麦戈文的古巴人动员起来，公开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报道工具大肆宣传一下。如果他们能够借此使人回想起民主党人对猪湾事件处理得多么愚蠢可笑，并进而攻击麦戈文的外交政策思想，我们也许甚至能够使水门事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那天晚上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将近晚上11时30分。我花了一些时间补写日记。记完白天的事情以后，我在结尾这样写道：“我感到我今天的精神比几个月来愉快得多————轻松自如，然而能够把工作做得比平时多，而且干劲十足，远非寻常可比。”

    水门事件是令人烦恼的，但在许多问题中，它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罢了。

    在6月21日星期三上午的谈话里，霍尔德曼告诉我，“干这件事的家伙”是戈登·利迪，我问他利迪是谁，他说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顾问。我说，我以为闯入事件应由麦科德负责。这时霍尔德曼说，不是他而是利迪。我们并不知道麦科德的立场，但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会守口如瓶的。

    埃利希曼主张让利迪坦白；他可以说，他是为了要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英雄才这么干的。这有几点好处：能够结束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限制他们在与诉讼有关的作证方面进行非法调查的能力；使低级人员认罪，避免归罪于高级人员，借以转移新闻界和政界的一些攻击；最后，既然所有被捕的人都认为利迪是负责人，他一旦认罪，他们的任何其他想法便将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都会归结到利迪身上。之后，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就可以上诉请求宽大，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太多而误入歧途的可怜小伙子。

    我说，这到底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同意齐格勒所说的这是一桩“三流盗窃案”的声明，我会表示异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三流企图盗窃案”。霍尔德曼说，律师们都认为如果利迪和被捕的人对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辩，他们只会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因为他们显然都是初犯。

    我表示赞成埃利希曼的计划。我们必须认定真相迟早总会大白天下，所以如果利迪是主谋，他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我说，我唯一的顾虑是这种做法会不会连累约翰·米切尔————如果是那样，我认为我们就不能这么办。前一天霍尔德曼似乎很肯定，米切尔并无牵连。现在他却不大有把握了。他告诉过我，米切尔很关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会深入到什么地步，并认为应该有人马上去联邦调查局，使他们转变方向。霍尔德曼还说，埃利希曼担心米切尔可能会受到牵累。那天上午当霍尔德曼和米切尔谈话时，他几乎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米切尔避而不答；所以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有牵连。他指出，米切尔对埃利希曼的计划似乎有点不大放心，怕利迪不够坚定，也担心利迪确实受到压力时可能会出事。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埃利希曼只是那天上午才形成他的计划，大家都要仔细考虑以后才会有所行动。

    我还是相信米切尔是无辜的；我肯定他不会下令办这类事情。他精明强干，颇有见识，而且一向不屑在竞选时收集对方的情报。不过有两种令人烦恼的可能性：我也许估计错了，米切尔可能有所牵连；即使他实际上没有陷进去，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小心，他也可能意外地受到连累，以致不管是我们还是他本人都无法说明事实真相。无论如何，我希望利迪不会把他扯进去。我说代人受过是常事。霍尔德曼说，我们能够照顾利迪。我也表示同意，认为我们可以帮他一下忙；如果有人想帮我在大选中获胜，我是愿意资助他的。

    我从来没有亲自问过米切尔是否参与策划水门闯入事件，或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已公开否认过。我不会对他的话提出异议或质问；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是会告诉我的。可是我猜想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正如几个月后我强调指出的那种情况：“假如你打电话给米切尔……他说，不错，是我干的，”我对霍尔德曼说，“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讲呢?”

    那天上午，我们还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白宫方面的情况。我说，由于亨特曾在科尔森手下工作过，我担心白宫将要受到我认为是十分严厉的责难。我再次问霍尔德曼，他是否认为科尔森有牵连。他说他深信科尔森没有牵连，如果连这一点也信不过，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可以信得过了。

    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白宫真正的问题所在与水门闯入事件本身无关，可是他担心他所说的“其他牵累”————对水门闯入事件在审讯以前用种种非法手段进行的调查，可能会揭露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那些事情。因此，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乃是白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亨特曾为科尔森办过不少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民主党人显然想一举获得那类法律证据并很可能把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我知道科尔森前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我问霍尔德曼，他指的是什么————文件销密还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他说，在调查该公司时，是亨特到丹佛去找迪塔·比尔德谈话的。如果亨特被传作证，显然还会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暴露出来。他还说，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分为科尔森辩护，科尔森反应也不应当过分激烈：在窃听问题上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和亨特的其他关系方面，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霍尔德曼说，由于亨特的政治关系，大家觉得他最好不要露面。他还说这是要去找联邦调查局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就目前来说，除通信地址录上有他的名字以外，没有别的问题能把他扯进这一案件。

    在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又谈到有关闯入事件的令人沮丧的局势。我对霍尔德曼说，这种事情民主党人似乎一直对我们干了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揪住。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民主党人似乎总是容易脱身。他说新闻界对他们从来不像对我们这样穷追不舍。那天后来我还说，以后每逢民主党人指控我们窃听，我们就应当说他们在窃听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自己装个窃听器，自己来发现它嘛!

    那天下午在我看到科尔森的时候，我们谈起当天早上报纸对闯入事件的报道，也谈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想到预定明天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又谈到闯入事件，并且说，从最坏的方面来设想，我们至少可以有力地驳斥那种认为白宫牵连在内的说法。“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说。我们谈了其他一些问题，接着又回到水门事件。我问科尔森，他对于让利迪承担责任以减少我们的损失的计划有什么看法。他说，他赞成任何一种可以减少损失并使我们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又说，他审慎地置身事外，以便能够真诚地宣誓说他一无所知。

    科尔森又为他的朋友霍尔德·亨特辩护，称他为“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水门事件是亨特一手策划的。

    6月22日星期四上午，我审阅了准备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的情况介绍材料。齐格勒和布坎南曾写过一张便条给我，警告说各报记者急于将闯入事件闹大，他们会逼我发表言论，使事情轰动下去：“尼克松表示关切”或“尼克松要求调查”是他们采用的大标题。看来我在谈到闯入事件时必须掌握好分寸，太不关心和关心太多都会成为带来不利影响的新闻资料。我可说的话并不多。米切尔早已表示过，这类活动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对此感到吃惊；齐格勒也为科尔森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牵连。

    我看见霍尔德曼时对他说，预料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一定会集中于白宫有无牵连这一点上。我知道记者们势必会抓住我回答中的任何形容词或修饰词大做文章，所以我不如明确声明，白宫没有任何牵连。霍尔德曼说，就直接牵连而言，他认为白宫是绝对清白的。

    他说，那天有关水门事件的消息都不坏。首先，民主党人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的集体诉讼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原来要审理这个案件的民主党法官换了一个共和党法官。当民主党的律师爱德华·贝纳特·威廉斯坚持要求立即办理宣誓作证时，法官说自己要过了周末再和他会见，讨论决定作证日期问题。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对霍华德·亨特作正式调查。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他们并不知道。霍尔德曼说，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决定要搞他，因此并不关心他的行踪。最后一个好消息，是联邦调查局查不出闯入的那伙人被捕那天晚上身边带着的几百美元现钞的来源。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钱是能把闯入事件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线索。联邦调查局只追查到迈阿密的一家银行，而霍尔德曼说，他们显然必须通过某个南美国家，才能查得水落石出。

    因此，就6月22日来说，形势使我们至少有一些理由表示乐观。用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动机来解释水门事件的说法仍然发生作用，确实混淆了视听。霍尔德曼说，还要继续大力宣扬有关古巴人的报道。他说，正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我们看到的问题中————别人看不到的部分————过多地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说，主要的一点是，如果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找到了白宫或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毛病，他们将怎样行动。古巴人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题目，但是我说，一旦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抓到了我们什么把柄，他们就会“闹个天翻地覆”。

    霍尔德曼说，正在做出安排，让一些古巴侨民出面，说麦戈文使他们多么担惊受怕。他们还会宣布，被捕的人中有两个是民主党的正式党员。他说，甚至还考虑要叫利迪出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没有追查他，万一他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关进监狱的一些人决定交代问题————他可以回来。霍尔德曼说，与此同时，麦科德要留在监狱里，注意其他人的动向。那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我叫罗恩·齐格勒到我的办公室来，问他我对窃听事件应该怎样表态。谈完以后，我还未取下眼镜，就望着他，问道：“当时你在那里吗?”

    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圆圆的眼睛一时睁得很大。“在出事地点?”他问，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

    “不，你在佛罗里达，对吗?”我说完以后放声大笑。

    “总统先生，你是说我在水门大厦吗?”他又问一遍，也笑起来。

    “哦，我告诉你吧。”我说，又加了一句：真该有人说被捕的人是为了获得普利策奖金才那么做的。

    6月22日下午我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准备就水门事件讲两点：一、白宫里的任何人员与闯入事件毫无关系；二、我完全相信米切尔所说的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声明。在那天下午提出的17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涉及水门闯入事件，我的预料完全准确：

    问：奥布赖恩先生说，在他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人和白宫有直接联系。你是否进行过任何调查，以确定这话是否真实。

    答：齐格勒先生以及代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米切尔先生，已对这类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解答。他们说明了我的见解，同时也确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像齐格勒先生所指出的，无论在我们的竞选过程中还是在我的政府工作中都不容有这类活动。诚如齐格勒先生所说的，白宫同这一具体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现今就这个问题来说，正如应当做的那样，正由有关司法当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机关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我对那些问题不愿加以评论，特别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刑事诉讼。

    1972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同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共进早餐，他们即将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饭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霍尔德曼的一名助手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拿来几份日常文件和材料。接着，霍尔德曼照例从容不迫地步入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

    我们谈了当天下午基辛格从中国回来时的安排，又谈了和罗杰斯会商的打算。然后我们转过话锋，谈起霍尔德曼所说的“民主党闯入事件”。

    上一天的好消息却变成坏消息了，我们重新谈到霍尔德曼所谓的“问题区”。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被控制住，因为代理局长帕特·格雷不知道如何控制；调查活动正在逐渐深入一些可能节外生枝的范围中去。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看来是完全能够把那些钞票的来源查究出来的。霍尔德曼说：“它向我们不希望它去调查的方面进行调查。”我的理解是，除非我们有办法限制调查的范围，否则就要直接查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我们抑制对方扩大政治影响的计划就要落空。

    霍尔德曼说，米切尔和约翰·迪安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主意。迪安是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直在司法部工作，1970年才继埃利希曼任白宫法律顾问。现在他负责了解和处理任何影响总统或白宫的法律问题。

    据霍尔德曼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准备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叫他“不要插手……这里的事。我们不希望你们再搞下去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协议，互不干涉对方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沃尔特斯这种做法并不反常。他说，帕特·格雷想要限制调查，苦于没有理由；有了这个电话，他就有借口了。霍尔德曼说，这个办法会产生效果，因为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与此事多少是有牵连的。

    霍尔德曼说明，如果不采取行动，从搜到的钞票就会追查到这笔钱的捐助人，然后追究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问，如果捐助人不肯配合调查，他们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该说是古巴人向他们募捐的。我问我们是否打算这样做。霍尔德曼说，如果他们赞成就这么办；不过，这就意味着以后一直要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了。如果找沃尔特斯呢，就可以不必那么办；要实行这个计划，只要白宫下个指示就行了。

    我问霍尔德曼打算怎样进行，然后说，我们曾在很多事情上保护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很少亲自找我要求帮助或干预，但我记得，不到一年以前他显得满脸愁容，因为中央情报局有两个心怀不满的特工人员可能要出版一本书。赫尔姆斯曾问我肯不肯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法律行动，虽然这样做免不了引起“压制出版自由”的叫嚷。我对他说，我愿意支持。

    我提到亨特；他参与过中央情报局很多较早的活动，包括猪湾事件。我提出一种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打交道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把那个疮疤揭开，那就要产生一大堆问题了。”我叫霍尔德曼去传话，我们认为继续进行调查是有害的，这里暗指对古巴人、亨特、“许多与我们本身完全无关的愚蠢行为”的调查。

    我又问他：“米切尔对这件事情是否多少知道一点儿?”提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了。

    “我想是的。”霍尔德曼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想他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说，我相信他不会知道具体的做法————肯定只有利迪才知道。霍尔德曼猜想，要利迪获取情报的压力可能来自米切尔。

    “好吧，很好，我都明白了，”我突然说，“我们不要事后猜测米切尔或其余的人。谢天谢地，只要不是科尔森就好了。”

    霍尔德曼叫我放心，说联邦调查局找科尔森谈话以后作了结论，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分析是否准确，不过我不想卷进去。

    “你把他们找来商量一下。好吧，很好。”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说。我叮嘱霍尔德曼“不要心慈手软”，因为民主党一向手辣，“我们现在也要这样”。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又谈了其他一些事情：礼宾司司长的辞职、国会想在扩大国债极限的法案里附上有关增加社会保险津贴的内容、英镑贬值、新闻界对我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用校车接送学童上学的问题。接着我又谈起找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前来商量的想法。显然，霍华德·亨特提供了我们找赫尔姆斯商谈的最好理由。亨特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历将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有充分理由去找联邦调查局；亨特曾经参与策划猪湾事件，这一事实势必会对赫尔姆斯起更大的激发作用。

    我又回想从前我派埃利希曼去找赫尔姆斯调阅中央情报局有关猪湾事件和吴庭艳暗杀案的档案材料的情景。我记得他很不愿意照办。尽管后来我亲自找他要档案，他交给我们的猪湾事件报告也还是残缺不全的。看来，霍华德·亨特将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利用赫尔姆斯对猪湾事件的极端忌讳。中央情报局是否确实有充分理由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没有把握。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也许是有理由的。无论如何，通过霍华德·亨特，我们可以巧妙地暗示他们去那样办。如果中央情报局能使联邦调查局放过亨特，他们就使我所担心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唯一弱点不致暴露————我指的不是闯入事件，而是亨特为科尔森进行的政治活动。

    我关心霍尔德曼是否能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要他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采取高压手段，也不要他去撒谎，说我们没有牵连。我希望他摆明情况，使他们自告奋勇，主动去找联邦调查局。我关照霍尔德曼这样去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会揭露整个猪湾事件————说那完全是一出错误很多的喜剧，他们应该去找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不应该再追究下去。

    同霍尔德曼这样谈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召开了一次90分钟的会议，研究经济问题，接着又主持了几个简短的礼仪性会议。事后我又打电话把霍尔德曼叫来。我要他明白，我不想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甚或联邦调查局隐瞒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事实上，我说他应当对他们开诚布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但接着他应当指出，古巴人卷入了水门事件，这可能对中央情报局或亨特不利；由此还可能重新引起关于猪湾事件的争论，这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都绝无好处。我也不想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认为我们的关心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当然是政治性的。然而，我又不希望霍尔德曼把我们的关心说得太轻描淡写，使他们真的曲解成非政治性的。他只应该说，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亨特卷了进去”。

    那天下午，当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回来时，他说他开头没有提到亨特。他只是简单地说明联邦调查局所追究的线索很可能有损中央情报局和政府。赫尔姆斯自动提供情报说，他确实接到过帕特·格雷的电话，对方表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接触到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行动。赫尔姆斯当时告诉格雷，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格雷肯定地说，在他看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霍尔德曼说，他接着指出，问题是这件事情会追溯到猪湾事件以及一些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但和当事人有接触或有联系的人。这时候他才提到亨特。赫尔姆斯心领神会，说他乐于帮忙，但想知道理由。霍尔德曼说，他明确地向赫尔姆斯指出，他不打算了解具体情况，只想知道个大概。最后决定由沃尔特斯去找格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预看来很快就起了作用。对我来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再为水门事件发愁了。

    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在讨论水门闯入事件时，对于始终看不到有解决这个案件并使它不再引起公众注意的趋势而表示生气。如果案件不解决，新闻界和民主党人还会继续拿它来攻击我们。6月26日我问霍尔德曼，是否有办法让那些有牵连的人服罪，从而使白宫能够撂下这个案件，免得总是受着威胁。我问他，谁在为我们注意动态。他告诉我，这件事由约翰·迪安、约翰·米切尔和其他一些人负责。

    霍尔德曼说，服罪要等起诉以后，由于联邦调查局还在继续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起诉推迟了。不过，他说，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霍尔德曼后来又说，问题之一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曾叫那些参与水门大厦窃听活动的人干了其他一般性的情报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不然，他说，我们可以设法把他们放走，使他们销声匿迹。霍尔德曼说，他不知道其他工作的具体内容。

    虽然我担心米切尔容易受到攻击，尽管我和别人一样偶尔怀疑他在水门事件里有很多牵连，我基本上仍然相信他是无辜的。我认为他对竞选活动的一般情报工作有所了解，但对安装窃听器这个具体活动却并不清楚。

    6月28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据我了解，米切尔对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并不明确知道。霍尔德曼也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我说我总觉得大概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下层工作人员曾对米切尔说过他们正在设法搞情报。这在竞选双方中都是通常的政治活动。米切尔大概以为他们是说要打进对方组织安插一个内线，所以就回答说：“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谁知道，他们竟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安装窃听器了。

    6月30日星期五上午，报上登出一篇不说明来源的新闻，说霍华德·亨特在白宫的保险柜已经被打开，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材料中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建筑平面图、电话线路窃听设备和一只手抢。齐格勒马上进行核实，发现确有一只未上膛的手枪，但并没有什么建筑平面图。所谓电话线路窃听设备，是一部步话机。霍尔德曼说，保险柜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已由联邦调查局高级人员慎重处理。我问，有人告诉我，亨特在几个月里并没有实际干什么顾问工作，那他怎么会在白宫有保险柜呢。霍尔德曼说，他就是把东西留了下来。他还说，事情实在荒唐已极，使迪安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双面特务，他故意使我们的计划失败。否则就实在太难解释了。

    我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消息说明，联邦调查局还在追查亨特。我本来以为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以后，联邦调查局就会放过他了。霍尔德曼说，帕特·格雷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完成他的任务。设在司法部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追得很紧，使他们很难缩小调查范围。我说，沃尔特斯应该也去找司法部的官员。

    有关亨特保险柜的消息，使我担心在安装窃听器的计划中科尔森可能同亨特有关系。可是霍尔德曼再次说，科尔森已把“事实真相”告诉了联邦调查局————他只在同窃听一案毫无关系的事情上与亨特合作过。

    霍尔德曼前一天告诉我，由于利迪拒绝和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谈话，他已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开除；利迪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也同意这样做。我又问霍尔德曼，他认为米切尔是否事先知道利迪的窃听计划。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米切尔并不确切知道，不过他说，他认为利迪曾经为米切尔进行过一般的情报活动和反情报活动。我说，这种活动在竞选运动中不足为奇。

    接着霍尔德曼告诉我，戈登·利迪曾在白宫工作过，在埃利希曼的国内事务委员会为巴德·格罗研究毒品问题。他不能肯定，究竟是只有亨特还是也有利迪参加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调查工作。我说，这些工作完全是合法的。于是，我们就讨论别的问题了。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霍尔德曼还对我谈了处理水门问题的最新打算。利迪将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把一切不大明确的头绪联系起来：他将承担策划水门行动的全部责任，强调没有经过上级授权。至于他活动的经费问题，他将说明是通过兑换一张本该退还捐款人的支票得来的。我问为什么利迪事实上获得了这张竞选活动支票。霍尔德曼说，显然是叫他在墨西哥把支票兑成现金，他照办了，不过他接着多走了一步，把这笔钱用于自己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他们还没有想好如何解释亨特牵涉在内的问题。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确实认为米切尔说的是实话————他一无所知。他同意我的看法，米切尔也许下令收集情报，但是不知道会去安装窃听器。

    我表示希望在解释闯入事件的起因时，仍保留一些有关古巴人动机的说法。我说这有几分是真实的————否则，古巴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再三催促霍尔德曼要赶快进行。我们应该少受损害，“了结这件倒霉的事情”。

    我特别关心科尔森不要被牵连进去，但如果调查工作以审讯前没完没了的盘问方式继续下去，那他势必要受牵连。然而，霍尔德曼说，问题不仅局限于科尔森，因为亨特和利迪同克罗有关系，而他们又都同埃利希曼和他的助手戴维·扬有关系。

    我回答说，如果这种关系是因为我们调查五角大楼文件而产生的，那就没有问题。霍尔德曼说，调查本身————他称之为“步骤”————就是问题。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仍说问题就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我不再追问，但我反复强调说明，据我看来这完全算不了什么问题。

    我又想起利迪。以前我曾问起他的家庭情况。霍尔德曼说，他家里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照顾的。他还大胆建议，如果利迪被判长期徒刑————同以往这类案例相比，长期徒刑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小心地等待一个时期，然后在大选以后对他采取假释或者赦免的办法。我表示同意。

    在谈话快结束时，我又谈到利迪坦白交代的问题，希望早日办完了事。这事会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那是我所不希望的。但这不会削弱我们在竞选运动中的力量；当年博比·贝克丑闻都没有影响到约翰逊的选票差额。“没法捂盖子。”我对霍尔德曼说，还说最好是叫负责的人出来承担罪名。我说：“这不过是件荒唐可笑的糊涂事。”

    在我离开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去度过7月4日那一周之前不久，我和科尔森又谈到新闻界对水门闯入事件的夸大其词的报道。在十分气恼之下，我说如果有人闯入我们的总部大肆破坏，那就有办法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发动反攻了。科尔森表示同意，并指出我们确实丢失过一些竞选档案。我再次强调，渴望能够摆脱这个闯入事件的精神负担，因为要是拖延下去，就会造成一种仿佛是白宫下令安装窃听器和探听情报的印象。我说，博比·肯尼迪倒确实做过这种事情，可是只要让人有我们做过这种事情的印象，我们就会受不了啦。

    我从6月21日到30日的日记，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关于外交政策、国内问题、竞选计划以及我个人和家属对一些事情的看法。6月30日，在我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口述了我们对水门事件所持立场的简单看法：

    日记

    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只是让负有责任的人承认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告一段落。我当然感到满意，因为白宫人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赞许这样的活动，同时因为米切尔也对此毫无所知。

    正是在1972年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迈出了最初几步，走上了终于导致我结束总统生活的道路。我没有阻止人们编造各种解释水门闯入事件的说法，我赞成尽力促使中央情报局去干涉和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后来，很多人以为我在这一时期的动静是大量有意识的掩盖活动的一部分。我却不是抱这样的看法。我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来处理一个我认为是讨厌的、纯属政治性质的问题的。我寻求一种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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